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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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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思文打了电话来，告诉我离婚判决书已经从国内寄来了。我说：“都一年多了！什么时候到你那里去拿？”她说：“你急什么，又不等着结婚！”我说：“早晚要拿的。”她犹犹豫豫地说：“这份判决书，是不是一定要用它呢”我心里一惊说：“不用下次我找个人，那不是重婚罪，要坐牢的！”她马上说：“那你什么时候来拿都可以。”我说：“你现在还好吧，电话也少了，我就知道还好。”她说：“凌志的事总算过去了，想起自己前一段就可笑，我这样的人还会那样幼稚！自己今天想起来也不像是真的。”我说：“这些事只要不碰到自己头上人都是清醒的。”她笑一声说：“这件事还要谢谢你，听我嗦那么多。你有一句话对我最有用，既然会失去就本来不属于你，不属于你的东西失去了也不必伤心，这句话讲到点子上了。”我说：“这是我说的话吗？我都忘记了。”放下电话我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又念了一遍，觉得也应该是自己说过的，这时要用来说服自己了。
我心里渐渐平静了一些，不再像瘾君子过一阵就必须吸一口似的，隔几天去那树下守望一回。心里虽然还期待着一种出人意料的转变，但似乎也已经明白，这件事就这样完结了。
九十四
我把注意力转移到回国的事情上去了。如果我愿意呢，明天就可以走。只剩下最后一件事没有完成了：钱。不知什么时候我为自己订下了五万块钱的目标，这目标一旦确定，就变得那样神圣，赚满了四万九千块钱我也不会死心。好几次我想说服自己，少几千块钱也就算了，就这样等着，拿完失业金就走人。可是不行，每次这样想了以后又给了自己一个坚决的否定。我心里觉得可笑，五万块不是自己定下来的吗，怎么今天连自己改变也不行呢？人真的有这么奇怪，虚设的目标竟可以变得如此神秘不可移易。前一段张小禾在这里，我不敢说找工作的事，怕找不到或者找到很差的她会看不起我。现在，我自由了。
领着失业金我只能去打黑工，黑工只能到唐人街去找。打黑工工资低，工作也累，人人都可以挤着你，欺负你。但再怎么样，总比呆在家好，奇…＇书＇…网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到几个唐人街挨门挨户问了三天，看了多少轻蔑的眼色，还是没人要我，打黑工的人太多了。对这些眼色我麻木不仁，我的苦就要熬到头了。有一家超级市场老板似乎有意思要我去杀鱼，指着池中十来斤一条的鱼问我能不能干？我说：“除了杀人，没有不能干的事。”他说：“一份工呢，那是很难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来帮帮忙怎么样？”我奇怪地望着他，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帮忙？加拿大也有这么一说？！我差点笑出来，他马上解释说：“也不是全部帮忙，吃我的，另外还有点意思意思。”我说：“这点意思意思是个什么意思呢？”他说：“两块钱一个钟意思意思怎么样？”我说：“不好意思，老板！这个忙就难帮了。”他说：“你觉得多少意思才够意思呢？”我说：“意思意思总要够意思才有意思，不然没意思了还意思什么呢？十几块钱一个钟我也赚了几年，两块钱一个钟！”他眼睛鼓出来，像听天方夜谭一般，忽又轻蔑地一笑说：“十几块钱一个钟，这些人都拿十几块钱一个钟我短裤都要输给你。你去找你的十几块钱一个钟，找我干什么！我求着了你吗？”我也轻蔑地一笑说：“两块钱，你好意思说，我不好意思听。我出三块钱一个钟意思意思，你帮我去搞家里的卫生你愿意不？三块钱，愿意这就跟我走！”趁他一怔，我说声“拜拜”转身就走，到了门外，听见他在高声骂什么。
看来要找工作非借工作许可证不可。我打电话给思文，她说：“违法的事，我不敢做。电脑里查出来不得了。你倒是赚钱走了，我还得呆一辈子呢。”我再三说查不出，她只是不肯，说：奇…书…网“你一定要我有个违法记录才称了你的愿吧！”我说：“你保护自己保护得滴水不漏。”她说：“那讲明的，我不保护自己谁还来保护我？”我只好算了，心想，最后这几千块钱看样子是赚不到了。过几天思文打电话来说：“马正飞要回国去几个月，你去借他的工作证。”我说：“你都不肯借，他会肯借？”她说：“你做满二十个星期，再想办法要老板炒了你，让他拿失业金，他会肯的。”我说：“这失业金你拿不好些？你正没钱！”她说：“我又没回国，我在这里读书，电脑一按就出来了。”我照她说的打电话过去，果然一说就成。
把马正飞的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证拿了，我疯了似地满城跑着去找工作。（以下略去1500字）
我明白这样下去我将找不到工作，便给纪先生打了电话，问他能不能让我先一天下午去看报纸清样上的广告，在时间上抢个先手。他说：“你没事来玩嘛，有什么顺便看也看了。”这样我还是碰了几次钉子。有次看到多伦多西北角一家塑料厂招人的广告，第二天清早就赶去，下地铁转了公共汽车，差不多两个小时才到，已经有一大群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挤在那个小窗口。我心想又完了，站在边上犹豫了一会，又不断有人到来往里面挤。这些人的勇气鼓励了我，便不再犹豫，也侧了身子往里面挤。有人领了表出来填，又有人填了表挤去交。几乎挤出油来，我总算领到一张表。我不再出去，让到一边贴着玻璃把表填了。靠着墙直直地站了一个多小时，里面白人女秘书叫马正飞的名字，我没反应过来，又叫一声，就叫了下一个名字。我突然醒悟了，拍着玻璃指了自己和鼻子，就让我进去了。秘书小姐只跟我说了几句话，把社会保险号和工作许可证复印了，告诉我晚上十一点钟来上班，今天第一天，提前十五分钟来。我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找到一份工作，谢过了她，从后门出来，再转过去看前面，来了一大群中国人，有几个女孩子挤在中间“哇哇”的叫，却不肯出来。我想着要是今天看了报纸再来，又没有戏了，暗自庆幸。（以下略去400字）
九十五
走进车间，机器轰轰地响成一片。一股很强烈的塑料味呛得我吐不过气来，我本能地用手捂了鼻子。新来的工人围成一圈，听印度工头分配工作。（以下略去3000字）
九十六
每周休息的那两天我仍是白天睡觉，天黑了起来就精神抖擞。想得起一个题目，我就连夜为报纸写一篇稿子，没有灵感我就给朋友打电话，看可有什么地方能玩到十二点一点回来，或者骑了车毫无目的地去了很远的地方。
这天黄昏的时候，我吃着饭望着窗外的树，听树叶在风中一片细碎的声响，忽然想起一个题目：《爱情不是绝对的》。吃完饭碗也不洗，我就趴到小桌子上去写，到十二点多钟写完了，折叠了准备送给纪先生去。在塞入信封的那一瞬间，想到张小禾也许能看到这篇文章，会怎么想？原来孟浪不过是个大俗人罢了。于是又把稿子掏出来，换了一个化名。封好了忽又想起罗密欧和朱丽叶，想起罗彻斯特和简·爱，想起梁山伯与祝英台，他是她的唯一，她也是他的唯一，因为是唯一，才有那动人的魅力。自己觉得有点惭愧，那么崇高的事物竟被我用一双俗眼去看了。拆了信封抖出来再看一遍，觉得也并没有什么可改的，不过是少一点浪漫罢了，而我也并不是想写给那些梦中的少男少女看的。思文曾说过他们可怜，当时听着竟是疯话，现在想起来也真是血泪凝成的。又重新封好，准备这就送到报社去，总有值夜班的人。
我骑了车慢悠悠地在夜中行驶。经过丹佛士街口我特地绕了一点远路，看见路边的姑娘似乎比去年更多。一年了世界并没有就好一些，不知一百年一万年会不会有所改进。我眼睛看着那些姑娘们慢慢骑过去，居然有一两个向我招手。我也带着笑向她们招手，心想：“一个骑单车的人也会有招呼的价值么？想来她们的生意也越来越难做了。”
到了唐人街我忽然想起周毅龙就住在这附近，他也该下了班回来了。我骑过去，看见他窗口的灯亮着，叫了一声没有回答。我想可能在洗澡，送了稿子再来叫一声。走到街角，看见一条椅子上有个人坐在那里，嘴边一个小红点，是在吸烟。我试着叫了一声：“周毅龙！”那红点猛地一亮，那人站起来问：“谁？老高？”果然是他。我停了车走过去说：“可怜的人，可怜的人！”他说：“这么晚了你来看我。”我说：“可不是这么晚来看你，我现在是夜游神了。最近还好？”他招呼我坐了说：“还好，还好，也没什么好不好。”我说：“还好你半夜了一个人在这里抽烟，欣赏夜景吗？”他说：“晚上空气好，安静。”我说：“安静了想烦人的事没人打岔，越钻越深越烦人越钻不出来，卡在里面了。老周，世上的事这么横着想过去，再大的事也只是个蚊子屁，有什么可烦的！”他说：“世事滔滔，想起来也是。只是轮到自己心痛肉痛了，才知道那个不算啥事的事，那个蚊子屁的事，还真是个事。”他掏了烟给我抽，说：“安静了什么事也想。”我说：“什么时候你戒了烟那就证明你有进展了。”他说：“都上瘾了。问你，你和那个姑娘怎么样啦？得手啦？”我说：“完了。我总得看看自己这副嘴脸配不配有这么回事。”他说：“完了好，完了是正着。不过能有那么一阵子，真刀实剑地干了再完，那就更好，只是别动了真感情。”我说：“这世道，爱情不是绝对的，有时候钱比爱情的劲大些。”他笑起来说：“你好浪漫，爱情不是绝对的！有没有这回事还要重新考虑。不是绝对的，还真煞有介事似的！老高你爱读琼瑶的小说吧。”
我说：“老周你太偏激了，赵洁又让你生气了！”他说：“提她干什么，提一句也是多余。”我说：“她总是孩子他娘。”他说：“是他娘，它娘的！”又说：“老高，我最近琢磨着，人来到世上就不是来生活的，是来还债的。”我说：“这是你老周说的话？你还会欠谁的债！除非那个人是你自己。”他说：“儿子啊。要是就我自己呢，没发财我也走了，回去还能像个人活着。就怕看不见儿子了。说起来加拿大也没用绳子拴了我，要留是我自己留的。可留了这一辈子怎么过，没想好，也想不好。”我说：“老周你为了儿子自己这一辈子就算了，这一点我敬佩你。”他说：“你不知道，儿子好，从小就与别人不同，聪明。小时候他拉的屎不臭，一岁自己就会撒尿，对着墙壁一窜就出来了。我不带偏见说，他就是与别人的不同。我走了把他留在这里我心里难过，带他回去又怕他将来怨我，孩子聪明了，心就重。去年我来多伦多，出门的时候他抬头用那样的眼光打量我，是询问又是怜悯。上了飞机我就掉了泪。做父亲的，轮到儿子来可怜了。我多想争个出息啊，为了儿子！”我说：“那你在加拿大再用力拱一拱，说不定就拱起来了。天天抽烟叹气也不会就进展了。”他说：“往哪里拱！我面前是一缸的烂茄子，只有一双手不知按哪只下去才好。想赚钱吧，又发不了财；想去读书吧，又要考托福；想去纽芬兰偷了儿子回去吧，又怕他长大怨我；想干点什么吧，又没技术；想就这么混下去吧，又不甘心。在加拿大活都快活有三年了，还活在生存的层次上。心里苦啊！只好心里对自己说，知足常乐吧，这不是还有饭吃么？说了无数遍倒也觉得是那么回事了，到头来谁不死呢，到那一天大家都成为历史就公平了，历史是最公平的。最后的安慰就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得意了又怎么样，能活一万年吗？没有比想过一种舒适生活的愿望更浅薄的了。”我说：“也没有比想过一种舒适生活的愿望更深刻的了。老周，知足常乐，你骗你自己呢。你知足常乐有人最高兴，你常知足常乐，他常不知足常苦。你清清苦苦倒乐一辈子，他富富足足是倒苦了一辈子。到底是谁好好过了这一辈子，活得值，到阴间大家公平了也就不去说了，也说不清了。”他说：“就算是骗吧，该骗还得骗，不骗又怎么办，发疯去吗？捡起石头打天去吗？”我说：“老周你就这样悲观？”他说：“有脑筋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办法不悲观。”我说：“在历史精神上悲观主义是深刻的，可更深刻的是人还是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活下去。为了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你不能被悲观的感情打倒了，你得去挣扎奋斗，这样想去悲观主义又是肤浅的。”他说：“有时候想，活着干什么呢，看世界！可世界也是看不完的。这样一想，也就不可怕了。”我笑了说：“老周你的毛病又来了，读那么多书就是让自己想这些的吗？”他也笑一声说：“不想这些，好，想挣钱，哪里去挣？想学问，谁要你的？钱这东西我原来是不怎么瞧得起的，不就是纸印刷了一下嘛！后来发现不对了，迫不得已还得承认它，想不承认行吗？原来心里还有点反抗意识，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呢！觉得自己跟那些有钱的俗人还不同，有点精神优越。可这优越到这里也没了，还不如那些俗人呢。他们天天住着洋房开着车跑来跑去，到夏威夷度假，比起来自己恨不得把这头夹到胯里去！”他说着用力拍自己的头。我说：“加拿大最终还是要靠自己浴血奋战杀开一条血路。我没这勇气战，回去；你不回去，你得战。上帝不会因为你是你就特别照顾你了，他不认识你周毅龙。说不定几年几年就出息了。”他说：“赵洁，势利鬼，也不怪她势利，谁摊上我这么个鬼男人也会有点想法。一来她就逼我出息，她说我要是争口气，她洗脚水打到我面前，牙膏点在牙刷上，操软刀子杀人啊！可到今天我还是这个样子。世态炎凉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是人的世界嘛。说到底还是要自己争口气。”我说：“你还是去读书吧，别的事你也没优势，争不过别人。读了以后怎么着先别去想。”他说：“想是想了，再过几个星期，拿着失业金了，专门钻几个月托福看怎么样。花点钱进个补习班吧。”
夜凉起来，我和他分了手。到家里才想起那份稿子没送去。想起了周毅龙，忽然觉得要写得更激烈些才是。看着已经封好，也就算了。我也愿意把爱情写得特别纯真，执着，纯净如水，洁白如玉。那样别人愿意看，人们希望在书中实现生活中实现不了的理想。可那不是事实，我也没有义务去培养人们的幻觉。想起了莎士比亚和勃朗特，想起了梁祝，我不再惭愧。也许他们写出了十个一百个人的经验，但我写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经验。我觉得自己写了一篇很诚实的文章。
九十七
厨房的墙上贴着一张年历画，是张小禾在去年圣诞节贴在那里的。九月十五日那个日期的下面被我涂了一个很显眼的红点，那是三个月限期的最后一天。几个月来我尽量不去理那张画，可这反而变成了一种提醒，使那一天在自己心中更加明确更加重要。那个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去厨房总忍不住要偷望一眼。那红色的圆点简直就像一只眼注视着我，望得我心中刺刺的痛。我明白事情就这么完了，既然过去不可能今天就更不可能，并不存在死灰复燃的理由。好几次我想把那张画揭下来，却怕反而给了自己一个更大的提醒，又似乎是怕自己就真的忘了这个日子。心中避不开我就干脆盯了那个红点久久地看，好像看透了就会发现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似的。看了半天我把脚一跺，在心里说：“完了的事还去想它干什么！不争气的东西，恨不得就咬你一口！”就猛一低头，一口咬了自己的胳膊，渐渐地用力，痛得“哎哟哎哟”的叫出声来，又用力咬了最后一下，才松了口。看着那深深的印痕，我似笑非笑地笑了一声，觉得争不了气的男人就只能这样对待，而不配有更好的待遇。
终于，九月十五还是到来了。
昨晚整夜的工作，回来了却怎么也睡不着。我这天没有拔掉电话线，心里希望着有意外的电话打来。睡在床上心中总准备着电话铃突然就会响起来。我想起几个月前，思文告诉我她安了录音电话，怕凌志的电话打来落空了，我心里还暗暗笑她。说别人总是容易的。等到中午还没有电话来，我一股倔劲上来，把电话线拔了，轻声对自己说：“再不睡我今晚班也上不成了。”觉得自己这样做有了很充分的理由。到厨房里做饭吃了，吃完饭以英雄似的气概扭了头不望那张年历画一眼，又倒在床上去睡。我心中忍不住计算着，现在张小禾正在学校吃了饭，准备打电话过来了。我想象着她背着书包进了图书馆那张转动的玻璃门，乘电梯上了二楼，在公用电话机旁停了，摸出一枚硬币投进去，拨了我的号码。等了好一会也没人接，她失望地摇摇头，放下电话，按了退币键，硬币掉下来发出清脆的轻响。她走到电梯边抬了脚准备下去，又停住了，转回来到另一部电话机前把硬币投了进去。想到这里，我那种执拗完全屈服了，跳下床把电话线往接线孔里塞。右手哆嗦着塞不进去，用左手扶稳了右手才塞进去了。在那一瞬间，万分神奇地，电话“叮铃铃”响起来。不可能！但铃在响着。我一把抓起电话筒，问：“哪位？”没有声音。我用广东话问：“找谁？”没有声音。我又问：“Who d o you callfor？”还是没有声音。我仔细去听，听见了呼吸声。我说：“你是张小禾，你不说话我也知道。我等你的电话等一上午了。”那边还是沉默着。
我吼了一声：“怎么不说话，也没长张嘴吗？”马上又觉得自己过分了，温和地说：“你现在还好吧！问你一句话，你有了点新的想法没有？”还是沉默。我用心去听，呼吸声也听不见了，接着听见了挂断的声音。我对着话筒连吼几声：“喂喂喂！”绝望地倒在床上，连声叹气。平静下来又想：“怎么就证明了是张小禾呢？”听别人说过，有些男人在电话簿上翻了号码乱打，男人接了呢，就一声不吭。如果是女人接了，就试着谈上，然后开了车接过去。这个电话，谁知道呢？
昏昏沉沉醒来，才四点多钟。恍惚记起了中午的事，觉得似真似假。在套上鞋子的那一刹那，我忽然就决定了要去找她。想到这一点我仿佛恍然大悟，穿了西装，到水房对着镜子拢一拢头发，跨上车往多大飞去。在教育学院门口停了车，也不再躲躲闪闪，就站在门口等，至少我得问一问电话是不是她打来的。不一会她远远地过来了，我挺了胸，站着不动，等她喊我。她隔那么远看见了我，脸上浮现着随意的笑。这轻松的神态使我心一沉，又沮丧起来，勇气也在一瞬间被吸摄了去。我站在这里来想说些什么呢？自己竟不明白，惊慌失措起来。她走近了说：“等谁？”没料到她竟这样问！我慌张说：“等……路过这里，忽然就想来看看，就来了。”她眉毛轻轻一挑：“看看？”我说：“看看！几个月不见了，你可还好？是否已经过上你想要的生活？”她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糟也不怎么糟，凑合活在这世上吧。”我说：“看你脸上笑笑的挺高兴。”她说：“我笑了吗？”我们往央街那边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装着不经意地碰碰她的手，她似乎也是不经意似地闪开了。我终于下了决心说：“你现在住到哪里去了？那样走了像个泥牛入海似的。”她说：“住在北约克去了。”我说：“北约克？”她说：“北约克。”我说：“北约克那么大！”她说：“就住在一条街上。”我说：“我知道你住在一条街上，没有住在大街上。北约克那么大！”她说：“就住在那么一条街上。也是在二楼。”我说：“电话也舍不得装一部！”她望我一眼，笑而不语。我说：“一个人住？”她说：“那还跟谁呢？”我连忙说：“不是别的意思，我想总该跟个女伴住在一起，不然太寂寞了怎么过？”她说：“大家怎么过我也怎么过吧，也习惯了。不过我倒是跟个北京女孩住在一起。”我说：“说着就要毕业了。”她说：“年底。”我说：“工作呢，有个边吧？”她说：“边还没摸着，还在摸啊摸呢。不能去想，想想就一身冰凉。”我试着说：“在这里难混出来。”她说：“呆在人家的地方嘛。”我说：“人家的地方老呆着也没意思，一生一世也是个局外人。”她望了我笑，我说：“我说的不是？”她笑着说：“没有不是。”我说：“既然也知道，又何必呢？”她说：“我也问自己，又何必呢？”我说：“既然问了，就得给自己一个答复。说，又何必呢？”她说：“答案慢慢找吧。再说一件事不是自己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总有个出头之日吧。”我说：“说来说去你的思想还是没有进步。”她停下来望了我，说：“你进步了没呢，你的思想？你有了点新的想法没有？”我说：“想来想去也没觉得自己的思想错了什么，也就谈不上进步。你也这样想？”她说：“既然也知道，又何必呢？”我叹息着摇头：“真希望你走个好运。”沉默着走了一段，她说：“你呢，还住在老地方？”她这一问，我马上想到中午的电话不会是她打来的，幸亏自己还没问她，不然又自作多情了。我说：“老地方，老样子，没有起色。”她说：“也好，反正你也不会永远这样。”我说：“我这个人出息不了。”她说：“你是对的。”我说：“我一个人自己对也没多大的意思。我还是那么想和别人一起对，又办不到。”她说：“我也很想和别人一起对，也办不到。”我说：“有些人错了她一定想着自己是对的。”她说：“每个人对的方向也不一定就一样。”说着已经到了地铁口，她说：“那我就下去了。”我说：“好，你去。”又忽然想起似地问：“今天九月几号，我都不记得日期了。”说着盯了她的脸。她说：“十几号吧，我也活糊涂了。不是十三就是十四。”我说：“哦，十三，记起来了，十三。”她说：“那我去了。”声音有点异样。我正想看清她的脸色，她已经转身往下去了，步子越来越急。在转弯的地方，手举过头顶挥了挥，也不知是不是招呼我，没有回头。
我骑了车慢慢往回走，心中后悔来了这一趟，除了把自己的无能再一次展现外再没有其它意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高力伟你怎么回事，你是谁呢，自己也不想明白就去了。说不定人家已经倒到哪个阔佬怀里去了，就这么淡淡的对了你。”忽然又想起，刚才她问了一句，“你有了点新的想法没有？”好像是自己中午在电话中说的那句话，难道这是巧合？认真去想中午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却又记不真切了。蠕动着嘴唇试了试，竟说出十几种表达方式，不知哪种是中午说的。只有张小禾说的那句记得真切。回忆了很久却越想越想不清，干脆不再去想。不论那个电话是不是她打来的，只要我没有一句结结实实的话，结果也都是一样。而这句结结实实的话，我又怎么敢说？
到九点钟，我懒洋洋地吃了几口饭，把剩下的饭菜装到盒子里去。偶尔一抬头，我大吃一惊，窗外街道对面昏暗的路灯照着一个女人，她正在向这边张望，那身影竟有点像张小禾。我扑到窗前看了一下，看不真切。我打开窗，探头轻声喊了一声：“张小禾！”那人站着一动不动。我又喊了一声，招了招手，还是没有反应。只要她一走动，我就可以从步态上看出了。我盯了那身影看，生怕一眨眼就会化掉了。我马上跑下楼，没有人影！街道上静悄悄的。几秒钟人就走了吗？是个鬼魂飘去了吗？我低沉地喊一声：“张小禾！”没人回答。如果不是故意躲避，那人又能到哪里去呢？我急得全身出汗，又大声叫了几声：“张小禾！”喉咙里有一种撕裂的感觉。邻居在楼上打开窗子对着我嚷道：“Don't shout！”我不理他，又叫了两声，准备在附近找一找。这时二房东出现在门口说：“张小禾早就搬走了！”马上看出是我，迟疑地说：“是你？”我只觉得羞愧难当，也没解释一句就往车站跑。正好来了一辆电车，我想也没想就跳了上去。在电车上我又怀疑自己是想入了迷产生了幻觉，可那个人的影象又是如此清晰地印记在脑海中。我安慰自己说：“即使是她又能怎么样呢，还是不要填平了那点距离好。她不是也不愿告诉你电话和地址吗？”到了地铁站我非常后悔了，那样匆忙就跳上了车，也没在附近找一找。我几乎就要下决心打转回去，哪怕找不到人呢，也要站到那窗前去看看是不是还会出现那神秘的幻象。一看表，回去上班就来不及了，犹豫着进了地铁站。列车开动后我又后悔了，应该躲在电车站附近，看看下一趟车她会不会来。真是她，她总要过来乘地铁。列车“轰隆轰隆”地响着，我心中应和着列车的节奏反复对自己说：“幻象，幻象，幻象！”
九十八
又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我离开了工厂。我以激动的平静从工头手中接到最后一张支票，在车间门口停了停，深呼吸想最后一次去体会那塑料味儿，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出了门我感到了令人窒息的快乐，简直令人无法承受。我踮起一只脚双手一高一低舒开，撮着唇对着厂门说了声“拜拜”。自己也没有准备，就猛跑几步往空中一跃，身子轻捷地飞起来，在最高点的那一瞬右手往空中一抓，这样反复几次。我左手拿了支票对着太阳去看，右手食指使劲地弹它，发出“沙沙”的声音，又用舌尖顶着上腭对着空中弹出“嘟嘟”的响声，双手虚掩了面颊向左边右边偏着头扮着鬼脸儿，挤眉弄眼伸舌子，跟空中那看不见的谁逗着玩似的。世界无比美好，我无比轻快，在这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回到家里我往床上一滚，四肢朝天，在心里喊着：“万岁，万万岁！”一次一次把手脚伸上去。我真的太幸福了，真的我太幸福了。
孙则虎找上了我。他正酝酿着自己开一家专卖廉价小商品的小店，准备在圣诞节之前开张。他说：“干吧，老孟，活着活着几年就四十了，不干就没戏了。我一万多块钱倾家荡产也干了，你还怕？”他胆子也真够大的，只有一万多块的本钱，他付了两个月的房租，去了五千多，剩下几千块进了货，大部分是中国的玩具、袜子之类，堆满了一屋子。只要有两个月生意不好，他就真要倾家荡产了。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自己的计划，如果这一家成功了，明年再开五家，然后办成一个布满多伦多以至全国的联锁店集团。我说：“手里刚捏了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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