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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天涯-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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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终于寄到渥太华去了。思文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刻也不能安宁。她明显地憔悴了。
三十八
舒明明寄信到龙－88，要我跟她打个长途电话。信上说：“如果你不打这个电话，我们的联系就断了，如果你舍不得那点要命的钱，我可以给你出。”这个电话我不能在家里打，帐单一来，思文就会明白一切。我跟葛老板说用他的电话往家里打个国际长途，帐单来了就从周薪里扣除。我算好星期天凌晨是国内的周末下午，星期六收工以后就没有睡，靠着床头等着。这件事怎么办，我没有最后的主意。就这样潦倒地一事无成回国去，我不甘心。在最后的关头，现实的考虑终究战胜了浪漫的怀想。从凌晨两点到四点，我拨了二十多次，才接通到她家里。我跟她通话有十几分钟，放下电话我竟想不起这十几分钟都讲了些什么。十多天后又收到她的来信说，一个人不可能作这样希望渺茫的等待，她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既然我不能给她希望，就不要再去打扰她的平静。捏着信站在窗前，似乎失去了什么，似乎松了一口气，似乎又是一种毫无内容的空洞的沉重。我想明白这种沉重的确定意义却又枉然，人有时候也会对自己感到陌生。我慢慢把信撕碎摊在手心，从窗户里伸出去，看着那碎纸一片片随风飘逝，明白了这是一段生之经历的最后结局。
在那几个星期思文的眼睛失神地深陷下去，脸色蜡黄没有了光泽。有时她对着镜子凝视自己的面容长久地默然无语，显出一种哲人似的深沉悲悯的思索。嘴唇间或沉默地蠕动，象在细细咀嚼着生命的感受。这让人想到敏感的灵魂总是被痛苦永恒地覆盖，在苦难的炼狱中挣扎不起，至死方休。我在一旁看了心惊胆颤，故意弄出一些大的响动，想使她从沉思中惊醒过来。我说：“思文，你这个聪明人，怎么犯了傻，折磨自己！过几天论文就寄回来了。”她转脸望了我目光呆滞毫无表情。我说：“睁了眼做梦呀！”她嘴角微微扯动，露出一丝笑意。这天电话铃响了，我等她去接，她木然不动。我接了电话，听了几句把话筒替给她说：“你老板打来的，他说和渥太华通了电话──”她惊恐地睁大眼睛，嘴巴张开，手伸伸缩缩迟疑着不敢接话筒。我说：“通过了！”她一下软倒在地毯上，挣扎着抓爬过来，伸手接了电话筒。她一只手撑在地毯上打完电话，把手伸给我说：“扯我起来。”我拉了她起来，她往床上一倒，闭上眼睛。我怕她过份激动出了毛病，凑在她耳边问：“一加一等于几呢？”她说：“我休息几分钟。”这样躺了几分钟她突然一跃而起，满脸兴奋地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买机票去，走！”
到自动提款机前按了个人密码，取了五百块钱。两人揣了钱跑了一下午，比较几家航空公司买了最便宜的机票。思文反复说：“我太高兴了，我心情很好。”我说：“你都说有几百遍了，要不要通知全城人都知道？”她说：“人家高兴就让她说一下嘛，你不想听我就不说了。我主要是太高兴了，我心情真的很好。”
我向葛老板辞工。他说：“是在这里做得不高兴了？”我说：“下星期要去多伦多。”（以下略去170字……）他说：“在别的地方做得不高兴了，随时回来。”我说：“那时候又有别人了。”他说：“你来你的位子总有的。”我说：“谢谢老板。我去了让老周来学炒锅吧，他等了也快半年了。”他说：“老周他不行，不利索，太肉了。”
最后一晚我对葛老板说：“明天早上我就去了，你们还没起来，门怎么关？”他说：“你从后门走，把门带上。”说着递给我一个信封说：“这是你这个星期的人工。”又把一个印着财神的小红包塞到我口袋里说：“一点意思。”我说：“谢谢老板，真的不好意思。”他说：“你也别嫌少。明天早上就不送你了。”
上楼去水房洗澡，打开红包一看，是两张一百块的票子。我一喜，赤了脚跳起来向空中抓了一把。洗了澡非常兴奋，毫无睡意。回到房中看见周毅龙甩了拖鞋正准备睡。我说：“老周，明天就剩你在这里了，要老板让你上灶。”他马上说：“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我干几天也不干了，干一辈子这也是干不来出息的。”我说：“这事不能久干，站了这几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我小腿上都静脉曲张了。”说着指了腿上鼓起的青筋让他看，“钱是什么，是血汗，是自尊，是这条命。以前是看不起钱，现在可不敢小看了钱。”又说：“我去海边走走，在这里做了半年多，还是刚来的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我也去看看。你还看了一圈，我看都没看过。”几个月来我们之间有着一种潜在的敌意，忽然在这一瞬间消除了。我觉得有些意外。
出了门两个人在夜里游走，拐上一条狭窄的公路向海边走去。道路在星空下泛着白光，蜿蜒到溶溶夜色中去。风挟着海潮声吹过来，衬衣在风中呼呼作响。狗儿在吠，不知名的鸟正啭啼着最初的夜歌。路边零散的房子一幢幢在沉沉的夜中显出隐约的轮廓。几个月来的敌意忽然消失，反而不知怎么说话才好，似乎都有着点羞怯，等着对方先开口。夜色中一只狗沿着路边走过来，周毅龙吹着口哨去招呼那狗，忽然抬起脚猛地一踢，狗在地上打个滚，尖叫着从我们脚边窜了过去，毛茸茸擦着我的小腿。我吓得往边上一跳，周毅龙笑了说：“狗你也怕。”我说：“咬一口就不得了。”他说：“这里的狗和中国不同，一只只都挺忸怩的。”我说：“这里打狗是犯法的，狗受法律保护。上次报上登出来，两个柬埔寨人打狗吃了，还被拘留了。”他说：“我就是要踹它一脚，让狗主人心疼一下。”这时我感到打破羞怯的默契已经达成。
快到海边我说：“这么好的景色都被浪费了，每天做了就睡，从不出来看看。”他说：“空气也好，这样鲜的空气上海绝对没有。”我说：“老周，你爱上纽芬兰了，为了呼吸到世界上第一流的空气，你在圣约翰斯呆一辈子算了。”他说：“那还不要了我的命去了，这个破地方。你倒是好了，去多伦多。我还不知要折磨到几时，赵洁她还想在这里读博士呢。”我说：“原来她是博士家属，现在要轮到你了。”他说：“不是什么好事，女人玩起来了，发了，威胁太大，男人做人就难了。尤其象我们，签证都附在她们的学生签证上，志气两个字讲不出口。”我说：“女人都说男人玩起来了发了不是好事，要作怪的。”他说：“那倒也是，女人男人都是人，是人就要打个问号。”
看见海了，波涛一波一波涌上海滩又退下去。我们在海滩上坐了，我又跑下几步，趁波涛涌上来用手指点几滴放到口中噙了，坐回来说：“这大概就是我最后一次看看大西洋了，以后要到电影里去看。”
他说：“老高，你真的想回国去？”我说：“谁知道以后，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他说：“有移民机会把它放弃了，恐怕全加拿大只有几个。”我说：“谁不知道加拿大好地方？可我活着痛苦！在国内好歹也是个人，现在呢，除了我自己把自己当个人就没人把我当个人，人整个地被阉了似的。”他说：“半路回去太吃亏了，这边的没得到，那边的失去了。苦也吃了，脸色也看了，刚有点出头的影子又要回去了，舍不得。不怕你笑我，原来想着人生许多许多，狗屁！现在只想发点财。人长到三十多岁，才明白了这点道理。世界也变得简单了，就剩了眼前自己抓得到的那点点东西，别玩虚的！虚的许多许多都是虚的，活得了一千年吗？我学历史都学到博士了，什么事没想过？想多了倒捆了自己的手脚展不开，想着想着老了，两手还是空空荡荡。想得越多越深越糊涂越痛苦越犹豫越没有行动能力，自己看自己，清高呢，深沉呢，别人看去还不在心里笑傻瓜。人一辈子都过了一半了，一年一年这么闪过去，好恐惧啊！过了一半还犹犹豫豫糊糊涂涂不知道自己一辈子是怎么回事，怎么得了！”
我说：“知道了烦恼越多，山沟里农民伯伯烦恼还没你多呢。”他说：“不怕你笑，我现在最大的烦恼就是想发点财，不发点财回去，不怕别人笑你！活到三十多岁，忽然就发现时间变短了，事情变简单了。搞几年能变成葛老板，我就安心了，对自己有个交待。”我说：“老周你是博士，你的文章我也看过，不是吹捧你，有真货。你应该坚持下去。”他“哼”地笑一声说：“古人从尧舜孔夫子到曹雪芹孙中山，都被搞学问的存在银行里，一代一代永远提取利息，这么回事吧。学问我也迷了几年，写那本书的时候我心也跳了几跳，出版了又有点沮丧。图书馆书多得跟草一样，你的书就塞在那个角落没人理，也好比一滴水滴到大西洋去了，干什么呢，一辈子的？世界还是世界，与你无关。读书多了最强烈的幻觉就是把自己看得很重要，自己写的东西看得很神圣，哄自己呢？做一辈子历史无用功还觉得自己了不起，伟大，给世界留了点什么。这么想我想了很多年，忽然发现错了。”
我说：“老周你想得太多了，人间的事还经得起你这一细想！三国打了几十年，死人无数，刘关张英雄一世，气吞山河，到头也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世事不可看得太清想得太透，不然这活着就没味道了。活着就是活着。”他说：“死了没办法就算了，活着不能太委屈。对不对？”我说：“对绝对是对，可是你现在委屈不委屈？”他说：“我是一步步往好地方走，可怎么走来走去倒不如不走！出了国这不是好事吗？找到工作这不是好事吗？可就变成了瘪三一个！心里不服气吧，那还不行，得忍着。晚上躺在床上想着，睡不着，人不能往深处想，想来想去万念俱灰，还是庄子对。”我说：“又哄你自己了，你那个庄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想得通的，你学得到？”他说：“老高，你倒是个谈话的对手，看不出。”我说：“你还当我脖子上是结了个南瓜吧。”
我们站起来沿着海滩走。星光下我发现一些小鱼被波涛推上来，在海滩上跳，蹲下去瞧了又发现很多已经枯死。遍地都是。趁着波浪推上来，我把一条留在海滩上跳着的鱼踢到水中去，说：“救它一条命。”他说：“枯死在海滩上是它的命，是命就无可抗拒，下一波它还要被推上来，救不了的。”两个人站在那里，迎着海风。他说：“人呢，其实就象大西洋上偶然吹过的一阵风，刮过去就过去了，谁能告诉我这阵风有什么深远的意义？承认自己的渺小没有意义也要有一点勇气，人在心里总逃避这个，我想逃避又逃避不了，人总不能对自己也连哄带骗。”我说：“老周你太现实了点，这样活了也没有味道。”他说：“我是一个俗人，我只能去抓自己抓得到的东西，自己鼻子尖尖前的那一点点。”他说着身子往前一倾，双手飞快地向前一抓又收回，做了一个捕攫的动作，“终极关怀的问题折磨了我好多年，人类精神命运问题也考虑了好多年，突然明白了最需要关怀的是自己的命运。文盲也懂的道理，我到三十多岁忽然才懂了。这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一个俗人。”我说：“又哄你自己了，今天你不得不俗了，得找点什么安慰自己。人最喜欢哄骗的正是自己，聪明人也逃不脱。”他笑了说：“那也是，那也是。”
再往前走看见一大片游艇湾在那里，有一座小木桥架在浅海中通到游艇上去。我们顺着木桥走过去，两边系着的游艇在海水中起伏，灯光点点，又有断续的人声在夜里回荡。走到木桥尽头，我们伏在栏杆上看着海的深处，前面有一点一点灯在闪，是夜航的游艇。我说：“夜里冷了。”老周说：“哪里就会吹病去了。书上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你闻到了没有。”我说：“怕是谁想出来的吧，水是咸的，鱼是腥的，风里哪又闻得到。”他说：“再过几个月我也走了。”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谁知道，天下总有个地方容得下我。”我又问他这几个月托福可有了进展，他说：“进展个屁。”我说：“那么多次你都捧了书睡着了。”他说：“那又是骗自己的，好象捧了书对自己就有交待了。赵洁都抱怨了，回去一次抱怨一次，我没跟她挣脸！”
我试探着说：“到这里女人都变了。”他说：“是呀，是呀！”我说：“也怨不得她们。女人谁不爱面子，谁又是超人呢。看了我们窝囊的样子，心里有了想法也是自然的。”他说：“我会服这个气？当年她追求我，哭了多少次我一狠心才应了，现在在我面前跟个皇后似的。”我说：“你靠她才来的，凭这一点也把你的威风灭了。”他说：“一个国家活在世界上靠实力，谁跟你讲平等！人也这样，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维护，靠自己的实力去争，谁跟你讲公平！感情可以有，要有东西做后盾，谁凭白就爱了你！天下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还是毛主席讲得透。细想之下，现实总是冷漠的，它逼得你不断地接受你不愿接受的东西。痛苦吗，痛苦！痛苦完了你还得接受。你得把自己的心锻炼得跟铁一样才行，铁还不行，还要淬火。好多事就象铁锤一样打在我心上，把柔软的那一部分都锤硬了。”我说：“老周，不要说得那么恐怖，说得一股血轰隆隆冲到我头上来了。”沉默了几分钟我说：“走吧，看着别人玩游艇有什么意思。”他说：“什么时候活到这个份上，也象个人了。有钱了，没处花了，买游艇！钱就那么有着也没有意思。不过我到今天也没信心做这个梦了。”
我们又往回走。快拐上那条路的时候，我说：“这就告别大西洋了，我给它敬个礼吧。”说着弯了腰鞠了一躬。他说：“海给人的感受很难表达，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些事情。”我说：“它启发人想到自己的渺小短暂。哪一天我们的骨头成了化石，它还是这个样子。”他说：“是，是，还有几十年，要抓紧活。没有谁赋予了我什么使命，我的唯一使命就是对自己负责，要抓紧活！要有生命的紧迫感。可现在又是这个样子，挣扎不起！”我说：“咬了牙关挺几年，总会好些。”他说：“陷在这里进退两难了，看不到好起来的迹象。心焦啊，无可奈何！”我说：“老周你就这样悲观了，还有大半辈子呢。”他说：“细想起来心里真是好委屈。”我说：“到这里我也没觉得自己有权力要求什么，也就不委屈了。加拿大也没欠谁的，委屈了谁也可以回去，又舍不得。”
回到龙－88，他躺下去说：“困了，明天做事会打瞌睡，肚子也饿起来了。”我说：“老周，你今晚的话就数这句最深刻。”他叹气说：“是的，到这份年龄，还说这些那些干什么，说什么也多余了。”我熄了灯说：“明天早上我就不叫醒你了。”我想着过几天就到了多伦多，兴奋得睡不着，又想跟他说几句话，他却已经鼾声如雷。
三十九
机票买得便宜，时间不好，到多伦多已是晚上九点多钟。飞临多伦多的时候，从空中往下看，远远的是一片模糊的光，渐渐明亮起来，一片灯海望不到边。然后，一条条街道，汽车的红色尾灯一行行缓缓移动，都看清了。思文指着下面说：“多伦多，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还是被我想到了。”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说：“这一年多伦多是我心中的圣地。”她说：“你天天想都想有一年了。”我看她的眼睛，她转了脸望着外面，说：“一年了。”我说：“那也不一定就有了造化，出息不了的人到哪里也出息不了。”她说：“那你还逃难似的逃离纽芬兰？”我说：“多伦多不图它别的，图它有两张中文报纸看。在圣约翰斯再呆两年，我都会变成真的文盲了。”
两部小手拖车拖了皮箱旅行袋，我和思文站在出口处等车。不断有出租车开过来，问我们进不进城。在纽芬兰有人告诉我们，出租车到城里很贵。我随口问了一个黑人司机，到唐人街多少钱，他说：“Maybe fifty dollars。”我吓一跳，还是等着，专线客车只要八块钱一个人呢。在纽芬兰这一年多里我们存了差不多两万块钱，这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但能省还是要省，钱来得太可怜了点。思文抱怨说：“来了一年多还用国内的概念来算钱的，大概也只有你了。”我说：“那大概也只有我准备回去。”
机场到市中心花了半个小时，一路上巨大的广告牌在夜中闪亮，看得我眼都花了。到汽车总站下了车，我说：“先找多大的学生联谊会。”思文说：“都十点了，到哪里去找。就是你要买便宜票，搞到天墨黑了才到。”站在路边有出租车停了问我们去哪里，我们连忙摆手。
把行李托到候车室，思文说：“今晚要住旅店了，省了机票钱，去了多的。这就是你高力伟做的事。”我说：“我还有那么大的派头住店，那不杀你几十块钱一晚。实在没办法先在这里蹲一夜，还有靠背椅呢。”思文说：“我去打电话。”她拿出一张纸，上面抄了一些电话号码，别人给的，都是一些不太相干的人。我们把两毛五一个的硬币都收拢来，有七八个，她拿了去打电话。过一会她回来说：“只通了两个，听口气不肯来帮忙。”我说：“我一点都不瞌睡，你打你的瞌睡，我守行李。”我投了硬币到自动售货机里，按了选择键，掉下两筒可口可乐。又把晚餐没咬完的面包翻出来说：“凑合一餐。”思文接了面包，半天吃一口。我口里苦涩苦涩的，勉强塞进口里，用饮料咽了。思文说：“今晚怎么办？”我说：“在这里混一夜也好，挺剌激的，这么多空位子，随你坐。”她说：“错了就错了，还要找道理。你就没做几件漂亮的事让人佩服佩服，跟了你总是受刺激，还说刺激好呢。”她眼眯了一会说：“睡不着。”我说：“睡不着你看看行李，我出去看看。”
从飞机上看，多伦多象一座玻璃城，现在看去却平平淡淡。我朝着灯亮的那边走，怕走远了找不着回来的路，转一个弯就停下来记住街角建筑物的标志。在一家小店里我买了一张城市地图，对着街口的街牌查到自己的位置，发现离著名的央街已经很近。我便横过去，央街果然热闹得多，白人、黑人、阿拉伯人、印度人、中国人，来来往往，是国际大都会风貌。灯光下各种各样的面孔闪烁起伏，如纸糊的脸飘浮在梦中一般。看着这无数的脸在眼前晃动，我觉得很陌生，又觉得很理解他们。
（以下略去380字……）
回到候车室，思文说：“啊呀，你回来了。刚才两个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住宿，吓得我！”我说：“还有这么多人啊，怕什么！”又告诉她刚才遇见妓女的事。她说：“第一天来就走桃花运了，以后日子还长呢，这么浪漫的城市。”我说：“一开口就是酸的，酸不溜溜醋坛子。”她说：“我醋坛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人呢。我倒希望自己有这种情绪。”我说：“我又自作多情了，好惭愧。我真是不要脸，我太不要脸了，我为什么这么不要脸呢。”我又虚张声势打自己的脸说：“看你还不要脸！打这张不要脸的脸！”她笑一声，不说话。我想：“现在有机会就来两下子，看起来离婚真的是无所谓了。”
思文侧了身子去打瞌睡，我把箱子移到脚边并排放了，腿分开用脚尖夹了，闭了眼想瞌睡一下，但总是刚一迷糊了又惊醒过来。过一会就有夜行客车进站出站，来往的人行色匆匆。我无聊地盯着那些出出进进的人，揣想他们在这半夜行车是怎么回事。思文不时地醒来换一种姿式，又后悔没有在附近找一家旅馆住一夜。她说：“也就是跟了你，受这样的罪，一错再错。”
我笑着说：“跟个有钱的这些错都没有了。”她气了说；“你想这样说，那也可以这样说。”我不再说什么，闭了眼假装打瞌睡。一个老年的黑人妇女来讨钱，我给了她一块钱示意她离开。她接了钱又去别人跟前去讨，总没人理她。我担心她又会过来碰醒思文，但她蹒跚着出门去了。我怕行李被人提了去，打着哈欠又不敢睡，就把别人丢在座位上的SUN（太阳报）拿过来看，找到Rent 那一栏，看到一间房都是四、五百块钱一个月，吓得心惊肉跳。挣扎着熬到天亮，我到门外手推车上买两份热狗，两人吃了。思文说：“这些东西吃了一天，胃都要翻过来了。”我说：“中午还吃不到饭我们去餐馆吃饭，到加拿大我还没吃过餐馆。”她说：“你天天吃餐馆。”我一笑说：“倒也是的。”又说：“我查地图了，这里离多大不远，我跑过去问问联谊会在哪里。近了拖车过去，远了叫部车。”她说：“慢点，赵教授给我一个牧师的电话，昨天没打通。这个彭牧师他自己也不认识。”她到投币电话机那边打了电话，回来说：“到门口去等，马上来了。”我说：“这教会的人真还仁仁义义的啊！”
不一会彭牧师开车来了，他太太坐在车里。彭牧师一身西装笔挺，帮我们把东西放到车后。车开动后，彭牧师问我们什么时候到的，思文马上说：“刚才到的。”牧师说：“圣约翰斯这么早就有班机过来这边？”他太太回过头来问：“你们加入教会没有？”我说：“没有，中国教会少，圣约翰斯那边华人少。”她问我们有没有兴趣，思文马上说：“有兴趣。”彭牧师说：“有兴趣过几天接你们去参加我们教会的青年团契。”思文很高兴地说：“那好，我正想去。”车转来转去，问了半个小时才找到联谊会，离多大很远，到唐人街上去了。彭牧师要帮我们提行李上楼，我马上拦了他，千谢万谢说：“耽误您太多了。”他递了名片给我说：“房子找到了打个电话过来，过几天接你们去教会看看。”上了楼我对思文说：“你要说有兴趣，又多出来一件事。”她说：“没兴趣你去说去，你坐在人家车上呢。”
这是多大中国学生联谊会租的一幢房子，住的都是过客，一人一天十块钱。上上下下一天到晚吵吵嚷嚷，各种各样的人在交流自己的经历。在这里实在难得住下去，便到外面买了《星岛日报》找房子。两天以后，我们搬到靠近唐人街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去，住进二楼一间房中。房东是一对老年夫妇，很多年前从香港过来的。同样一间房，比圣约翰斯贵了几乎一倍，和那两个老人讨价还价半天，也没能少一个钱。这幢房子的二楼三楼都出租了，我们的隔壁是刚从美国德克萨斯州来的一对北京人，两个月前听说加拿大有移民机会，博士学位也不要了，电视机也送了人，连夜飞到纽约去办来加拿大的旅游签证，正遇上美国国庆，加拿大驻纽约领事馆不办公，耽误两天。赶到多伦多，正好移民申请在前一天对美国学生关闭。说着这件事丈夫拍着腿连连叹息。听说我们的移民申请已经受理了，羡慕得不得了。太太说：“你们幸福了，你们幸福了。”经他们这么一说，我才知道移民这事原来真有这么神圣，说：“移民的瘾我还没有那么重，要是能够换名字，两千加元卖给你们算了。”那丈夫眼珠鼓出来说：“不想移民？说笑话吧！两千块，二万块也便宜得跟捡的一样。一张绿卡值得五万加元呢。”
思文去多伦多大学注册了，拿回来一张支票递给我说：“存去。”我一看是两千九百块，吓一跳说：“这么多！”她说：“一个学期的，一年就发三张。”我说：“读这个书比打工也不差多少了。”她说：“先别高兴太早，把我们自己的支票开一张五百块的交学费。”我拿了支票本给她说：“你自己开。”她扯了一张填了，说：“收进来就高兴，开出去就象割你一块肉似的。”我说：“学费割一刀，房租割一刀，两千九百块几刀也就割完了。”
四十
我每天到街上买一份《星岛日报》来看，找工作。看到那整版的聘人广告，我心里就很放心，这么多机会总有一个要轮到我。好在我在龙──88了学了一点手艺，这使我有一点自信。每天我把可能的机会都作了标记，然后一处处打电话。不敢要求太高，钱比在纽芬兰多点就行，累是不在乎的。多伦多市政府规定最低工资七加元一个小时，这在我看来已经不少。我还有个想法不敢告诉思文。到了多伦多，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机会。多伦多有两家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每天都厚厚的几十页。我想以我的文字水平，到里面去谋个编辑记者一类的差使应该还是有点希望。《星岛日报》发行量大，却是香港背景，我不懂广东话，不敢问津。《世界日报》是台湾背景，语言上没有问题。我算计着得先写几篇稿子给《世界日报》，让他们也认识认识我。
这天我在报上偶尔看到一条消息，有个台湾画家在唐人街大人物画廊办画展，就跑去了。展室不大，就是一楼的客厅装修成的。几十幅国画都标了价挂在墙上，也有上千元一幅的，也有几十元一幅的。看画展的人只有几个，我来来回回转了半天也没见有人买。两个人坐在那里说话，听了知道是画廊老板和画家。画家的脸色阴沉，抱怨多伦多的华人不懂艺术，又说去年自己在纽约办画展，画多么抢手。老板说多伦多画的生意不好做，所有的人都只知道赚钱，准备明年关闭了画廊做别的生意去。美术方面的书我也看过几本，模模糊糊都记不清了。
听他们说了一阵，我鼓了勇气插一句嘴说：“您的国画还是走张大千的路子。”画家看我一眼说：“你懂画？”我说：“读研究生的时候学过中国美术史。”撒了这个谎我心里很镇静，露了馅我就说自己不是专业学的，都忘记了。他说：“我老师是张大千的学生。”我大了胆子说：“这些画用笔很工细，意境却平庸，也不说平庸，是没有创意。”他说：“听起来你是个内行。”我说：“内行不敢说，看过几本书。”他说：“不过既然是国画，你总不能画成油画。”我说：“国画表现隐逸的情趣，几百年不变，再好的东西也疲倦了。境界打不开，手头功夫再怎么样也突不破的。”他拍了桌子说：“你倒说到点子上来了，照你说又怎么个变化？”我说：“我没专门研究过，也说不上来。”老板说：“依你看怎么叫人舍得往外掏钱来买？”我说：“我是外行，抓瞎说你们别笑。这种山水意境和现代人文化心理结构缺少有机的对应性，现代人有现代人的情趣、节奏和韵律。他们喜欢有力度的东西。”画家不高兴说：“去年我在纽约就卖得很好。”
我说：“你的画我提点小意见。”三个人起身去看画。我指了一幅画说：“这幅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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