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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烈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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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的起义军走后，国民党军才开放城门。他们混出城后寻找到中共安源市委，那里的负责人当即命令爆破队到修水师部参加编队。
这支爆破队遂经萍乡、东风界、黄茅等地，于9月17日上午到达铜鼓的石鼓山。他们正要继续北进，突然接到传令兵送来的毛泽东的命令，要二团的队伍火速赶到文家市会师。
听到这一命令，王耀南和杨明立即带领部队向文家市赶来，终于到达这里。
工农革命军的三个团终于会合于文家市。
可是，经过无数场血战，到达会师地点时，却不是起义时的那五千多人了。
一团兵力最多，建制基本完整，这时还有一千余人；
二团主力已经不存在，只剩下一百余人；
三团建制虽在，却只剩四百余人。
全部兵力加在一起，也只剩一千五百余人。
会合时的情绪是激动的，但并非那么兴奋、一片欢呼。实际上值此危难之际，大家的心情都有些凄楚。
但这却是不幸之中的万幸，毕竟还有一支队伍存在。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全歼起义部队的企图未能得逞。
毛泽东和卢德铭都深知，这余下来的一千多人，是一支多么宝贵的力量，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秋收起义的军队的存在，红旗还在飘扬。
卢德铭望着起义军的军旗，感慨地说：“这可是革命的火种，弥足珍贵呀！”
毛泽东心潮澎湃，深邃的目光望着东方，意味深长地说：“是啊，人数虽少，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文家市会师，是秋收起义时的一个重要事件，因而文家市这个地名，以后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也被大书特书。
文家市，是一个山区小镇，位于湖南省浏阳县境内，又与江西万载、宜春、萍乡交界。这里地处边陲，不太引人注目。峻峭的高升岭树木参天，与秀丽的文华山紧紧相连，沙溪河从层层叠叠的原野中淙淙流淌……
里仁中学静静地坐落在这青山绿水之中，美丽而宁静。
在兵败之际选择这里作集结地是极为合适的。
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
文家市的群众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传统。早在1917年，毛泽东曾到这里宣传过反对封建统治的民主思想。在文家市铁炉冲，毛泽东还住过两晚，还亲自在陈绍德的门前栽了两棵板栗树。
此时，那两棵板栗树已绿阴如盖，满树缀满了金黄的果实，在清风中摇晃，发出沙沙的声响。好像在唱着一首无字的歌，又似乎在喃喃地倾诉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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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这里的群众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四？一二”政变后，当地群众不顾反动势力的镇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愤怒地喊出了“打倒蒋介石”的革命口号。其后，文家市又成立了浏阳第49区自治政府，斗争了大地主彭老五，处决了大恶霸肖绍卿，这一斗争持续了40多天，不过后来遭到镇压，革命骨干或被杀或逃散。
在秋收暴动爆发后，盘踞当地的反动地主武装挨户团做梦也没想到工农革命军会打到这里。就在毛泽东率领部队赶到文家市之前，他们还正在向这里的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报复。
陈盛南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文家市农会的主要负责人，大革命失败后便转入地下活动。文家市的土豪劣绅对他恨之入骨，所以派挨户团到处捉拿陈盛南。由于群众的保护，挨户团始终没有抓住他本人，便决定先从他的家人下手，将陈盛南自己给逼出来。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4）
就在工农革命军到达文家市的前几天，团总孙发颂带领十几个团丁，闯到陈盛南的哥哥陈盛龙家里。一进门，不由分说便将陈盛龙捆绑起来。
陈盛龙的妻子一见丈夫被抓，便扑到他的身上，对孙发颂喊到：“凭什么抓人？”
孙发颂一把将她推倒，狞笑道：“弟弟欠下债，要由哥哥还。告诉你，19日要是还看不到陈盛南，陈盛龙就要当替死鬼了。”
19日这天，敌人仍未抓到陈盛南，便决定将陈盛龙处斩。
监狱外，团丁正在磨刀，监狱内，陈盛龙的妻子悲痛欲绝地给丈夫送上“饯行酒”。
就在这时，文家市四周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声。工农革命军一、三团的先头部队已经抵达文家市。
一团突击队如两支离弦之箭，分别射向里仁中学附近的高升岭，还有一座小小山冈文华山。团防局的排哨和守敌还没回过神来，就在强大的攻势下溃散而去……
一听到枪响，团总孙发颂吓得连马都顾不得骑，就慌忙逃走，几十个团丁也如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三团由张子清率领的先头部队在击溃挨户团后，迅速打进文家市。
三、
国民党正规军不断增兵平江和浏阳，达浒官渡的军队一齐扑向东门，企图以数倍兵力和精良装备，将攻入东门的工农革命军全歼，结果打错了算盘。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工农革命军却撤退到这个偏僻山镇文家市会合，他们却从未想到要在这里增兵。
随即，张子清又率领部队打进团防局，砸开了监牢，将关在狱中的革命同志和受难的群众解救了出来，陈盛龙也因此得救了。
当天下午，张子清带领部队和群众，冲进当地大土豪彭伯堂的庄院，将彭伯堂抓住，并在现场召开了近千人的控诉大会。
会后，工农革命军组织群众打开土豪的仓库，把粮、盐、油等物分给贫苦农民，革命军官兵还亲自把东西送到一些无儿无女的贫苦老人家中。
9月19日傍晚之前，主力一团、三团和二团剩余的那些人员，都先后到达文家市。
部队驻扎下来以后，立即派出政工人员和宣传队，分别到街头、农村进行广泛的革命宣传。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街头巷尾的墙壁上、柱子上到处都出现了“暴动打倒国民党政府！”、“暴动没收土豪劣绅的财产！”、“暴动组织革命委员会！”等革命标语。
“咱们的队伍打来了！……”一些群众奔走相告。
文家市到处响起爆竹声，专事做爆竹的几家厂子的工人，将大捆大捆的爆竹点燃，欢迎工农革命军的到来。当地党组织带领群众队伍，给部队送来了粮食、猪肉和蔬菜，岩前的秘密农会，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支援队，一个名叫蔺南璋的伤科神医，听说工农革命军许多战士受了伤，立即带着他的徒弟们，上山赶采草药，将药柜里的伤科沫药全数拿来，为战士们疗伤，忙得浑身是汗。在文家市附近的专事制作茴饼的作坊，将成箱成箱的茴饼送往部队……
毛泽东浮想联翩，他对何长工说：“十年前，我就吃过这种茴饼，没想到，十年后，又吃上了文家市的茴饼，这种饼，可不容易吃上啊！……”
不过，由于这里的老百姓参加农###动后受过残酷镇压，不知道工农革命军能不能站住脚，也有不少农民害怕部队一走，土豪和挨户团再来报复，许多人白天都不敢接近那些起义官兵。只有到了晚上，才有一些人悄悄地找来，与革命军官兵们谈这谈那，他们关心的恰恰也是革命还有没有希望……
入夜后，疲劳过度的战士们都已进入梦乡，而地处文家市街后的里仁学校里，却灯火长明。
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金黄的月亮已经爬上树梢，草丛里蟋蟀叫个不停，夜幕中，萤火虫一闪一闪地在瓜棚和草丛之间穿行。透过里面的灯光，空明月色之中，可见里仁学校门前，工农革命军的大旗在晚风中猎猎作响，大门旁，两名士兵持抢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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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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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部就设在这所学校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正在这间教室里进行。
人们当时都不会想到，一场决定着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正在这所学校里召开。
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卢德铭、余洒度、苏先骏等前委委员和师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何长工等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一开始，众人便对当前的革命形势和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对湘赣边秋收起义后近10天来路线、军事等工作进行了总结。
前敌委员会的委员们都是从成绩、失误两方面看待了暴动后的斗争，没有一味歌颂，也没有否定一切。
大家认为，湘赣边秋收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发动起广大农民进行斗争，在湘赣边界的广大农村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造成了土地革命的声势。虽然打了一些败仗，牺牲了不少同志，但这主要是形势不利造成的；同时，工农革命军刚刚创建，缺乏战斗经验，一些指挥员打了胜仗就骄傲自满，丧失了革命的警惕性，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指挥不力，也给了敌人以可趁之机。
随后，会议围绕“全军进军的方向”这一中心议题进行了讨论。
四、
在昏暗的灯光下，前委委员们围绕着部队到底是“进”还是“退”的问题，各抒己见，并且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部队在文家市汇合，紧接着便面临一个重大问题，即下一步，部队该往哪里去？是继续执行夺取长沙的命令，去攻打大城市呢，还是后退，向湘南进军？
当时与会者自然不会想到，这一问题将关系到中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不过却明白，这直接关系到目前部队的生死存亡。
身为师长的余洒度，情绪激动地侃侃而谈，此时仍是力主进攻。他慷慨激昂地说道：
“暴动以来，部队伤亡很大，但我们还有力量，还有一千五百余人。还没有输到不剩一兵一卒嘛！我看还要打，还要进攻。中央、省委不是要我们拿下长沙吗？一次不成，再打！不打长沙就没有出路！前委应该再组织力量，打下浏阳，再直捣长沙！”
副师长余贲民有些犹豫，态度也不很明确。不过从他的倾向看，还是主张继续在当地打下去，不大赞成退却。
三团团长苏先骏这时显得神情沮丧，他虽然在浏阳东门失利后提出要继续打长沙，可是此时见到一团、二团的情况，好像没有了主意，只是表示说：
“现在部队很乱，士气低落，军威不振。打也打不赢，退也退不成，实在难办……”此时在苏先骏的心中，涌出一股悲观丧气的情绪。
军事总指挥卢德铭，早已成竹在胸，他不急于反驳余洒度，只是明确表示：“我们先听听前委书记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按照先听众人的意见再表态的习惯，待大家说完后就明确表示：
“我不赞成再打长沙。难道我们非要等到输尽一兵一卒时才肯罢手？”
余洒度这时又提出，“不打长沙，至少也要先打浏阳！”
毛泽东当即摆出不利情况说：“打狗还要靠面墙，现在，张国威的两个团正在浏阳屯兵守城，还有两个团驻守长寿街，而我们就剩这点血本，难道还要鸡蛋往石头上碰？现在客观情况变了，我们的计划也要跟着变，不变就要吃亏。我们现在最需要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留下这点革命的种子，以图东山再起！”
听到毛泽东态度如此坚决，一些前委委员也有点感到费解，不正是这位前委书记在起义前传达的方针，要夺取长沙吗？如今怎么带头变了？
其实，这正体现了毛泽东尊重实际的优点。从9月9日到19日这不过10天的光景，毛泽东的头脑便转过了几道弯。
早在“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便提出过“上山”的意见，显然是不主张以弱小的力量去进攻大城市。但是当时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相关领导人却提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俄国1917年的时候了”，加上听到一些人激昂的表态，他一度也认为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对，于是在8月20日致中央的信中不仅提出要夺取湖南全省，还要“迅速的取得全国的胜利”。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6）
人的认识不可能始终都是正确的，然而深入实际的人最容易迅速察觉并纠正自己的误差，使主观与客观统一。
毛泽东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更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秋收起义虽犹如一声惊雷炸响，但又像一声惊雷轰鸣而去。失败的事实是极其严酷的。三个团刚刚举事就遭挫败，说明了原先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眼下，不要说取得全国胜利，也不要说夺取长沙，就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攻不下。而且自己的队伍正面临危机，当务之急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如何保存这支队伍。
考虑到以上情况，毛泽东于是在前几天的东门失利后，就提出要停止打长沙，要求部队南撤，避开眼前的强敌。至于撤到哪里，当时还无法确定，不过要向罗霄山脉方向走，总之是要“上山”找有利的地方。
为了使前委们达成共识，不致于在这关键时刻引起矛盾，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娓娓道来。说了很多很多……
但是，毛泽东“把目光从城市转向乡村的偏远山区”这一见解，顿时使前委委员们感到意外，也感到新鲜。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有的则表示赞同。
五、
好在，卢德铭总指挥和一团党代表宛希先，立即表示支持毛泽东关于撤退的意见。
余洒度对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却仍然持反对态度，不过他却拿不出什么理由，反反复复讲的还是什么“攻打长沙是省委决定了的。我们现在全军会师了，应该立即反攻浏阳，再直取长沙。”
卢德铭说：“金坪之战的实例，已经说明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能攻打城市的道理。我们的一些领导同志，在现在这种关键时刻，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意气用事，否则，就会连现在这点兵力都会丧失光。”
余洒度显然根本听不进毛泽东和卢德铭两个人的意见和劝告。他仍坚持说道：“金坪之战并非失败，败在不反攻，这是军事上的大忌。我们现在也同样是这样，不反攻浏阳直取长沙，这更证明我们的失败是彻底的失败，而退到农村去躲起来，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毛泽东则继续说，“我们在湘赣边界举行了秋收起义，就等于在中国的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虽小，乃可燃烧万顷之田。我们这革命的火种，一定能够将旧社会烧个稀巴烂。但是，目前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广大农村，敌弱我强。如果死抱昨天的决定不放，不承认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不承认暂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不了解官兵的反战情绪，主张拿这点武装到大城市去与敌人硬拼，盲目搞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势必要葬送我们这支秋收起义部队，势必导致我们这次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的彻底失败。”
一听到毛泽东主张到农村去，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马上又表示反对。在他们看来，即使不打长沙，也不能到山里去。此时，有人又拿出了一条理由，提出：
“过去我们在湖南从事农###动有那么大的声势，好几百万农会会员。不能只看到我们革命军的人少，只要一打过去，就会有农民暴动响应。”
这一意见，一时倒是燃起了不少人的希望。
“过去总讲群众运动的力量如何伟大，农民革命性如何强，到了这个关键时候，不正好可以用他们吗？”
毛泽东最了解农###动的情况，就在这年的四月，他还写过一篇引起世界注目的文章《湖南农###动考察报告》，所以马上用形象的比喻同大家说：“农###动好比一把雨伞，打开很大，收起很小。过去能把它打开，靠的是伞骨，也就是农会骨干。‘马日事变’以后，农会骨干被杀的被杀，逃走的逃走，没有剩下多少，怎么能把农民发动起来呢？”
许多到会者联想到前几天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派冷冷清清的景象，并没有预想的那种群众热烈响应的热潮，马上又感到毛泽东所说的有理。空喊群众运动的人，这时也找不到买际的例子来反驳这番话。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7）
不过争到最后，有人又主张：“我们还是向南走，到广东去，追赶叶挺、贺龙的部队吧。”
当时，叶挺、贺龙的部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实力最大的军队，也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希望所在，所以这番话引起了多数人的共鸣。
而毛泽东对这一意见是不以为然的。
早在秋收暴动前，他就反对把湖南的军队调到广东，认为湖南民众的条件比广东好。眼下，叶、贺部队的胜败不详，甚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怎么能去追呢？不过鉴于多数人的愿望，毛泽东没有激烈反驳这一意见，还是耐心讲解就地上山的意义，并解释说：
“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我们工农革命军深入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号召组织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推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推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的，这又有什么不好！”
毛泽东又用形象的比喻说：“打个比方说，参天大树之所以枝繁叶茂，就是因为它的根扎土很深；水上浮草之所以随风飘动，就是因为它的根基没有扎进土中。敌人在农村控制的力量薄弱，就有利于我们去找个落脚点，深深扎下根来，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显然，毛泽东有理有据，口才又好。余洒度虽然在黄埔军校就当过宣传科长，苏先骏也在河南省委工作过，也都能说会道，可是这一次，面对高瞻远瞩的毛泽东，他们却显得理屈词穷。
毛泽东见多数人已被自己说服，便又进一步说道：“在历史上，‘山大王’是很少被消灭掉的，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之中去当‘山大王’！”
“什么？要去当‘山大王’？革命革到山上做大王去了，这叫什么革命？”当时又有人嘟囔着。
毛泽东掷地有声地解说道：“我们这个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建树的山大王，是武装割据的‘山大王’，是红色的‘山大王’；而不是过去的‘山大王’。”
“那我们到哪里去当这个‘山大王’呢？”余洒度不无嘲讽地问道。
“就在这里。”毛泽东胸有成竹，用手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说道。
众人立即凑过身去，只见毛泽东指的是萍乡以南的罗霄山脉一段。
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就是要在这里扎下根来。这个像眉毛一样的地方，是罗霄山脉的中段，最适宜我们落脚。”
余洒度等人此时虽不再坚持打长沙，仍表示南下可以，却要去追赶叶、贺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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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吵了大半夜，卢德铭眼见得再争下去也不可能达到统一，便主张举手表决一下。
大家一致同意举手表决。
六、
这时，毛泽东以前委书记的身份，提出向萍乡撤退再向湘南转移的决议议案。
毛泽东话音未落，卢德铭带头举起手来。
卢德铭目光如炬，将胳膊高高地举起，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
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部队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深孚众望，他的意见是举足轻重的。
他听了毛泽东的一番话后，认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所以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投了赞成票。他的这一票，可以说对决定部队的方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众人一见总指挥卢德铭已经率先举手了，又觉得毛泽东的话句句在理，便大都举起了手，表示赞同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卢德铭亲自点了一下人数，便道：“赞成的同志还是占了绝大多数。那么，我们就请毛泽东同志宣布决定吧！”
毛泽东站起来，最后宣布道：“现在前敌委员会已经作出决议：为保存实力，部队明天向湘南方向前进。”
散会以后夜已深了，毛泽东由师部副官杨立三陪着，穿过长廊，绕过香气浓郁的桂花树，到各个房间里看望了已经熟睡的战士们，随后回到分给他住的新斋第二间房子。
回到房间，毛泽东脱下鞋子准备洗脚时，旁边的杨立三看见毛泽东的脚趾溃烂了，便急忙询问。这时候才知道，那是从安源到铜鼓的路上爬山扎烂的，也就是在那次被捕脱险时留下的伤。这些天毛泽东为了振作士气，跟着部队行走，竟一直忍着伤痛不说。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8）
杨立三此时对毛泽东敬佩不已，连忙表示说：
“毛委员，我早就知道你了。我在《战士》刊物上看到过你写的《湖南农###动考察报告》。你那篇文章，对我们在湖南搞农###动的同志来说，是很大的鼓励。有些人总说我们‘过火’，当时真让我怄气得要命。”
接着，他又赶忙去寻找药品，俨然是个好管家。
——这个杨立三，后来在红一方面军当了后勤部长，很勤奋。长征过草地时，因缺少担架员，他自己亲自抬患病的周恩来。一直到解放初期，他还在总后勤部当部长，因病在苏联逝世。当棺木用飞机运回国内的时候，周恩来到机场迎接并亲自抬棺，以示对杨立三的缅怀。毛泽东得知杨立三去世的消息，也非常难过……
这时，杨立三从何长工那里得知昨晚会议的最后决定，非常高兴。他当晚就兴奋地对几个要好的同志传播着“小道消息”。何长工本人有幸参加了这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在会议进行当中他由于不是前委委员，只能在旁边静听，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直到最后大家都表示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他这才长长地舒出了一口气。
会议结束后，余洒度、苏先骏等人随之也表示服从会议的决议，不过按他们的解释却是去追叶挺、贺龙的部队。
这时，文家市会议并未决定到哪里落脚。毛泽东在十几天前，虽然听二团团长王新亚说过井冈山这一地名，还有当地的王佐、袁文才，但毕竟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当时想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也是如同后来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不过去广东，毛泽东是坚决不赞同的。
所以，这个“向湘南退却”的决定，从表面看，是个折衷的意见，实际上，却是在照顾了大多数干部的心理倾向的前提下，确定的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这时，不仅是余洒度等人反对到农村去，起义军主力部队的下级军官也大多是黄埔学生，习惯于当正规军，从未想到过要上山。只确定要去湘南，从某种角度来看，也可以认为是去追叶、贺的部队。
基层军官和战士，毫无疑问地认为，南下就是去追赶南昌起义的队伍。
由于南下的理由能为大多数干部接受，这就决定了随后的撤退命令就能得到较好的执行。
文家市里仁中学里的争论，实际上关系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方向。最后形成的决议，最关键的一点，在于承认退却。
在当时的中共中央还强调“革命高潮”，要求夺取长沙并进而暴动夺取全国胜利的形势下，文家市会议却形成了实行退却的决议，体现了了不起的反潮流精神。
有了这个撤退的决心，下一步行动的目标就不再是城市而是安全偏僻的乡村。
至于退到哪里，到哪个山落脚，找哪个“山大王”交朋友，就可以在随后进行摸索。一条到农村积蓄力量以争取革命胜利的新道路，也就此迈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文家市会师，是工农武装革命的一个新的转折，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是走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的先声……
七、
文家市会议的当天，也就是9月19日，正在武汉准备向上海搬家的中共中央也召开了会议，研究秋收暴动问题。
还是在上个月召开过“八七”会议的武汉旧俄租界的那所房子里，第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和中共中央瞿秋白等领导人聚在一起。
年轻气盛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此次情绪很激动，他好像喝了伏尔加烈性酒，脸色彤红，要大发雷霆的样子，连喘气都是粗重的。
因为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发来的报告，经苏联驻汉口领事馆的信使，已经转到他手里。他看过报告后，猛地将桌子一拍，一只茶杯被震落在地，摔成碎片。
会议一开始，罗明纳兹就介绍了他从长沙收到的报告。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还没有建立自己的电讯联络机构，各省委、区委向中央报告情况，主要靠交通员带密信或领导人赶去口头汇报。一路上要搭车船，还要躲避岗哨搜查，往往信息传递的时间很慢。苏联驻中国的各领事馆则已经有外交电讯手段，外交信使又有豁免权，所以得到报告往往比中共中央要快得多。
第十一章 会师文家市（9）
此刻，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有关秋收暴动的报告尚未送到，共产国际驻长沙代表马也尔的报告就已经先到。这种“先入为主”的情况，使武汉的中共中央，只能了解到外国共产党人评价秋收暴动的一面之词。
也难怪罗明纳兹怒气冲天，这个马也尔的报告，对中共湖南省委和中央特派员充满了指责之词，把长沙城内的工作说得一塌糊涂，还扣上了许多政治帽子。
在9月中旬的那些日子里，马也尔以苏联领事的掩护身份，坐在苏联驻长沙领事馆内，通过秘密交通员，天天催促中共湖南省委快点举行暴动，口口声声要在长沙城内，也演出一场俄国彼得格勒“十月起义”的剧目来。
马也尔坚持的暴动要求，就是8月18日沈家大屋会议上的决定。
一、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苏维埃的政权。
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决调陈烈、李隆光两团做暴动发火药，只要能破坏反动的政府之其他一切方法尽量实行，实现暴动。
正因为这样，当省委书记彭公达于9月6日向马也尔讲了毛泽东从安源来信讲述的军事计划后，此人就要求执行“以长沙暴动为起点”的计划，嫌计划中提出的待军队兵临长沙后再暴动是“右倾”。
彭公达忍气吞声，随之又召开省委常委会，要求不能等待，马上暴动。可是到会者都不赞成，因为手中根本没有什么现成的力量，想从第六军调来两个团当“暴动发火药”的希望，此时也完全落空。
在此情况下，只好布置于9日破坏铁路，11日再于长沙周围各县暴动，15日于市内暴动。
破坏铁路的工人纠察队虽然英勇，60人出发后四处破路，可是一般是仅能破坏几个小地方随即就被修复。11日长沙乡村的农民暴动按计划分河西河东两方进行，结果河东方面在长沙县委书记指挥下，只解散团防五处，杀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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