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澜的日记1-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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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恶他的，而出远门的人是不需要和所憎恶的人道别的。　
那天晚上，我坐在父亲身边，和他聊了很久。自从暑假，我们有几个月没有交谈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曾努力试图回忆起那次谈话的内容，却丝毫没有印象了。随着年龄的递增，我惊讶地发现，记忆竟然毫不留情地过滤掉了很多珍贵的东西。　
我于是真的有些痛恨我的记忆了。　
和父亲谈完话，应该已是非常晚的时候了。我最后一次来到凉台上，眼前已经多了不少高楼，古观象台和徐徐开动的列车都已不见。我转而再看近处的景物，二环路上车水马龙。更近一些，护城河两岸平整地砌满方砖，以往的野草荆棘都已了无踪影。　
然后我就看见了伟。他站在路灯下，仰头向我凝视。　
我的视线有些模糊了。　
我们对视了很久，他冲我挥挥手，果断地转身走远了。　
我的鼻腔完全不通畅了。　
我回到屋里，从被褥下翻出澜的日记放在旅行箱里。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的确对视了很久。不过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还顽固地记得，路灯下他的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分明是淋着雨的样子。可我同时又清晰地记得，那夜空中悬挂的一轮明月。　
况且北京的冬天是不常落雨的。　
我想我把当时的情景和阿澜日记里的情景搞混了。以至于若干年后有段时间，我开始怀疑那晚是否真的见到过伟。　
不过第二天，我的确把澜的日记带到了美国。这是千真万确的。
4　
我来到安。阿伯的时候四处白雪皑皑。　
台湾人称这座城市摪材缺。肉麻兮兮的。　
因为我读本科，而本科学生是拿不到全奖的。连半奖也很少见。所以我最早认识的同学都来自台湾，香港或是新加坡。后来，
我在一个华人教授的实验室里做RA（RESEARCH　ASSISTANT；　科研助理）　，他来自台湾，所以他的研究生大都为台湾人。　
我那时只是个本科生，却有些虎落平阳的感觉了。　
我顽固地称这座城市为安。阿伯，因为在大陆版的美国地图上是这样翻译的。幸亏我到的不是旧金山，因为大陆版的地图称之为〃圣弗朗西斯科〃。　
多亏密西根大学中国学生会的帮助，我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个独身白人老头的地下室。　
一下飞机便可以住在地下室里的确是很幸运的。我确实听说过有个中国学生，下了飞机见到负责接他的人，那人问他身上有没有现金，他说有五百元，于是就被直接送进一家汽车旅馆，一晚上就要六十美元。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元，所以说我很幸运。　
地下室里有一床，一桌，一椅，一个带淋浴的厕所，和一个整日嗡嗡作响的锅炉。室顶很低，悬挂着纵横交错的管道。　
地下室里一片漆黑，不论白天或是黑夜。住在我头顶的老人时常在屋里散步，拐杖的声音惊天动地，同样是不分白天或黑夜。　
老人很瘦，背很陀。我一直搞不懂，这样瘦弱的人如何通过拐杖发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声音来。我不准备经常同他交谈，他说话似乎很是吃力，口齿也不清，我的英语尚且不如何流利。　
但除了我，我不知道他还和谁交谈。　
到美国的第二天，我把一百五十美元月租交给他，他随即叽哩咕噜讲了几句话。我不知所云，也没有耐心搞明白，虽然窗外阳光明媚，可我却昏昏欲睡。我于是随意应付几句，不但词不达意，想必也全然没有逻辑。　
老人居然指出了我的逻辑错误。以他如此苍老的身体，竟拥有这等敏锐的听力，我惊讶得目瞪口呆，只好放弃立即下楼睡觉的打算，仔细把老人的话搞明白。现在回想起来，他一定使用了助听器。　
原来他想向我展示他家的电视机。他居然怀疑我以前从未见到过这种东西。他还要求我为他做寿斯，原来他不知道中国和日本有什么区别。　
我强烈地意识到了身处异乡，身为异类的感觉。我有些思念北京了。　
我下楼后睡意却有些淡了。我决定趁机把时差倒过来。　
我于是拿出澜的日记。记忆于是又和我开了一个玩笑。因为记忆里我是在烛光下阅读的，可我知道，地下室里虽然漆黑得宛如停电的夜晚，但我并没有蜡烛，只有一盏简陋的台灯。　
很久以后我才发现，那天竟然是一九九六年的元旦。　
密西根大学每年分春夏秋冬四个学期。秋季学期是每个学年的第一个学期，从九月一直到圣诞节前。新年后冬季学期便开始了。秋冬两个学期各四个月，是修课的主要时机，而春夏两个学期各只有两个月，绝大多数学生只在春季象征性地修一点课或者干脆两个学期都不修课，这样计算暑假就长达四个月之久了。　
而我是转学来的，一九九六年的冬季学期便成了我的第一个学期。　
开学后我更加努力避免和房东老人过多纠缠。因为每天上课时，对教授的话我同样不之所云。我想我还是更有必要把教授的意图先搞清楚。于是就带了便携式录音机到教室。出国前我就对自己的英语能力很有自知之明，所以有备而来。　
不过那台录音机我只使用过一次，把它公然放在课桌上是件令人难堪的事。　
那盘录音带我从未完整地听过一遍。我发现了它更有价值的功能催眠，而且屡屡奏效，从未失手。　
我的生活日渐繁忙，除了每天上课，还要在一间叫做〃中国楼〃的粤菜餐馆打工，以便挣出生活费。学校是可以走去的，但餐馆太远。我不会开车，公车稀少而且昂贵。我只好用三十美元从房东老人那里收购了一辆年久失修的自行车。车是英国制造的，
我不记得是什么牌子了。　
那辆英国车绝对没有我丢失掉的二六永久舒适轻快。　
这个城市的道路没有给自行车留出专门的通道，我尽量靠边行驶。身边驶过的汽车也纷纷减慢速度，有些还夸张地跨越到黄线的另一侧。好在骑车的人只有我一个，交通没有受到过于严重的阻碍。　
五十分钟的路程令我心惊胆战。　
骑到中国楼的时候，虽然脸和手脚已经冻得失去知觉，身上却时常大汗淋漓。　
我的F1学生签证是不可以随意打工的。为防止移民局的突袭，我一直冒充老板娘的外甥。　
我上班时得以穿着便服，仿佛在敌后进行地下工作。　
我时常觉得招待生穿戴着奶白衬衫黑领结黑马甲和黑西裤的样子很精神。这也许是我想穿但不能穿的缘故。由于客观原因而始终得不到的东西往往魅力无穷。　
然而这身制服是有实际价值的。不能穿上它，我便丧失了从busboy（擦桌子上菜扫厕所）晋升至waiter（开单上菜结账分小费）的机会。职位上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招待生每人每晚最多可以分到两百元的小费，我却只有一小时六美元的固定工资。
所以每次我收拾残羹剩饭的时候，看到客人们大方地在桌子上留下钞票，然后再抛给我一个有涵义的微笑，我的怨愤难以用文字形容。　
中国楼的老板娘是香港人。我至今也不清楚她到底姓刘还是姓罗又或是姓楼。如果直接按照我所听到的发音判断，那她就一定姓楼或是罗了。我之所以怀疑她姓刘是因为以前听到过香港人把刘德华念做〃老的蛙〃。　
我内心还是有些喜欢刘德华的，尽管以往我曾不止一次地在众人面前表达过对他的不懈。　
我想是他的肤色和脸部的轮廓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　
我第一次见到伟的时候，还未曾见到过刘德华。可是以此类推，我应该是憎恶刘德华的，因为我憎恶伟。　
可见我不仅没有原则，而且爱憎不分。　
老板娘叫我阿冬，这两个字她发得清晰而且标准。我庆幸我的名字是夏冬而不是夏华或是别的什么，因为那样的话就有可能被她称为〃阿蛙〃或是〃袜仔〃了。　
反正我不讨厌〃阿冬〃这个称呼。许是因为这个词我不费力气就可以听懂。其他时候就没那么幸运。在这里，我更加的不知所云。　
我不敢说这些台山人或是香港人真的会使用国语或英语。但他们的确是在随时随地使用着。　
并且活学活用。不过，永远遵循广东话的语音语调。　
我和他们语言的障碍很容易导致工作上的失误。我被告知把〃宫爆该（鸡）〃端去〃乙（二）桌〃，我便端去一号桌。我又被告知把〃四味安嫂婆（sweet　and　soar　pork）〃端去〃南巴see（No。四）〃，我又端去了六号桌（No。Six）。　
老板娘怒不可遏。我损失掉整夜的收入二十四美元。　
当然是我的错。我理应判断出这些酷似广东话的音节里，哪些是粤语，哪些是国语，哪些又是英语。　
我以前歧视方言，可此时却开始痛恨方言了。　
也许在他们眼里，我才是讲着一种奇怪方言的人。在中华楼里，我仍旧是个异类。　
我的生活中突然失去了同类。　
我如同回到了童年，一天到晚在家里闲逛。墙角的杂物堆却不见了。　
我平静地等待着同类再次出现。　
我料想到那时，我又会毫无原则地接受愿意接纳我的人了。
5　
春节那天，我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我原本不知道那天是春节，是父亲在信中提醒了我。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北京下雪了。　
信中夹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笑盈盈地站在天坛公园的雪地里。　
父亲的头发居然花白得如此厉害。有些如同他脚下薄雪覆盖的土地了。　
信中没有提到小莲。可我却有些感激她了。　
我立刻决定打电话回家。在中国店购买的电话卡还未曾用过。　
但是电话卡上的号码根本拨不通。许是春节的缘故，通往中国的电话线太繁忙了。　
我没来由地一阵心酸，抱着电话哽咽。　
房东突然在楼上发出怪异的声音。我知道，他又在喊我的名字了。我赶忙擦干眼泪。　
老人神情亢奋。他责怪我整个下午都占着电话，以至于他无法和他的护士联络。　
我不知道他除了和护士联络还能和谁联络。我也不知道他每周七天除了我占用电话的这一个小时以外什么时间不能够和护士联络。　
接着他又问我何时为他做寿斯。　
我回答说：I'm　Chinese！　I　do　not　make　Sushi！　（我是中国人，我不做寿斯！）我的声音有些高亢。　
老人一脸沮丧。　
我有些不忍。　随即补充说我可以为他做　Chinese　dumpling　（中国水饺）。　
他若有所思，目光呆滞，思想仿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游荡。　
我提醒他现在可以和护士联络了。他如梦初醒，拄着拐杖向电话机走去。　
他的发比父亲的更加白，如窗外满眼的皑皑白雪了。　
我连忙转身去取我的羽绒服。到了要去中国楼的时间了。　
这一晚中国楼人声鼎沸。我机械地沏茶，加热水，传菜，收碗碟，擦桌子，换桌布，再沏茶。　
汗水把几绺发贴在我的额头和脸颊上。我的头发已经很长，到美国还未曾修剪过。此时，那上面已满是菜油的味道了。　
那一夜中国楼的招待生每人分到了三百元的小费。老板娘居然破例给了我五十元。下班时，我偷偷为房东老人带了一盒锅贴。　
我在盒子盖上写上〃Chinese　Dumpling，　Happy　New　Year！　（中国饺子，新年快乐！　）　〃，准备悄悄放在厨房的冰箱里。　
可当我回到住处时，老人并不在屋里。他一夜都没回来。　
这一夜我终于打通了中国长途。父亲的声音很是兴奋。他问我身体如何。我说很好。我问他身体如何，他也说很好。　
然后他便无语。　
我告诉他美国很好。生活很舒适，学习和打工都很轻松。我故意把腔调尽量放自然，把语速加快。我不想父亲有机会对某个细节提出疑问。　
我讲了很长时间。过后立刻忘掉自己讲了些什么。　
父亲告诉我伟常到家里来，帮他买大白菜和换煤气罐。父亲欣慰地说没想到我如此周到，临走时把年迈的他托付给了伟。　
我的呼吸有些不顺畅了，上至鼻腔，下至每一根支气管，似乎都在收缩。　
父亲又问我一遍身体怎样。他的记性似乎也有些退化了。　
我回答说很好。　
片刻的宁静。我鼓足勇气，请父亲代问小莲好。听得出来，挂电话的时候父亲很高兴。　
第二天，房东老人的护士打电话来，说他心脏病复发了，要在医院里住很长一段时间。　
第四天，又有人打电话来，自称是老人的儿子。他让我另找住处。　
过了一周，我就搬家了。我的行李除了从中国带来的两个大箱子以外，还多了一辆自行车。我把大门钥匙藏在门前的脚垫低下。那脚垫上印着〃Hello！〃和一个大大的笑脸，我惊讶为何以往不曾注意过。几周后我偶然路过那房子的时候，看见门前立着〃房屋出售〃的牌子。我想老人自那一夜再没回来过。　
我独自一个人搬的家。这次仍旧是地下室，和上一次的环境几乎相同，只是头顶上的房东换作了一位犹太老太太。　
房东到底是谁并不重要。我早出晚归，难得和这些早睡的老人见面。　
我不好意思再次麻烦学生会的人。因为我从未请他们吃过饭，他们也从未通知过我任何活动。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研究生，而把我归到台湾香港的本科生那一类去了。又或是因为我不是女生。因为很久以后，我终于发现，密西根大学的大陆本科生并非独我一个。生物系有个上海女孩儿也读本课，她却在学生会中很是风光。当然，她活泼而美丽。　
总之我只好独自搬家。我借用了附近超市的购物手推车，来回两趟把我的两个箱子运到新的住处。第三趟取了我的自行车。新
住处还算在走路可以到达的范围内。但来回三趟还是花掉整整一白天的时间。　
我走得并不快。自小学一年级以来，我从未参加过长跑，所以耐力有限。　
于是那晚，在中国楼打工的时候，我便显得有些动作迟缓了。但中华楼的生意并没有因我的迟缓而变得清淡。　
那晚，厨房门口的地毯显得格外油滑。我料想有人会在那上面出事。　
不出所料。但出事的人是我。我懊恼我本注意到了那片地毯，况且还对出事早有预料。可惜没有时刻记在心上。　
我的肋骨硌在硬塑料桶的边沿上，手中的一碟银丝卷散至厨房的各个角落。　
我顾不得银丝卷。我已疼得涕泪交流，在地上缩成一团。老板娘今夜出奇的仁慈，她没有大发雷霆，却派人送我去医院。　
送我的男孩叫阿文。我坐在他车里呻吟的时候，他还穿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许是因为我当时的样子犹如生命垂危，他没时间换衣服，只随手抓了他的黑色皮衣扔在车后座上。　
那一夜雪下得很大。阿文的车子如蜗牛般爬行。在到达医院之前，我便已经不那么疼了，尽管仍旧不能扭动身体或是抬起手臂。　
我为自己的瘦削而遗憾，否则也不会硌得如此厉害。　
阿文开车的样子很专著，额头上浮着一层汗水。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我渐渐觉得舒适了。　
他身上的奶白色衬衫微微散发着厨房的味道。我再次觉得那身衣服是很精神的。　
我有些不忍打扰他。　
可是，他在为我而开车。于是我必须打扰他。我必须请他把我送回住处。我不想去医院，我的医疗保险是最简陋的一种，看一次急诊便会倾家荡产。　
我不知道应该使用国语还是英语。我发现，自从开始在中华楼打工，我还未曾和他讲过话。　
他鼻梁上架的黑色细边眼镜和额上一屡被汗水浸湿的直直的黑发鼓励了我，我决定使用国语。　
他很容易便听懂了我讲的国语。　
他用疑惑的眼神看我。他询问的语气很是关切。他的声音混浊而温柔。　
我有些感动。却仍旧坚持不去医院。我微笑着告诉他我没事了。　
于是他把车头转向我的住处。　
车里的空气似乎快要凝固了。我打破僵局，对他的护送表示感激，并为耽误他的时间而表示歉意。　
他腼腆地笑，两腮浅浅的酒窝显得孩子气十足。　
我问他为何国语讲得如此标准。　
他说他在香港出生，在台湾长大。　
我有些嫉妒他国语和粤语都如此熟练了。　
他问我在哪里长大。我回答在北京。他兴奋起来，仿佛对那座城市很是仰慕。　
于是我更加感动了。　
小莲每次站在我家凉台上观赏二环路时都表现出类似的兴奋。不过我那时只有鄙夷，没有感动。　
我们的交谈并不很紧密。但车窗上还是很快附着了一层白雾。他开动除雾的装置，但也许是车子太旧的缘故，那装置并不如何有效。　
他于是更加专注地驾驶。而我也自然而然地沉默了。　
到家的时候，我抬动胳膊时肋骨的剧痛也变得可以忍受了。我再次向他表示谢意。他再次微笑。　
他搀扶我进屋，我们的声音惊动了犹太老太太。和上个房东相比，她不但年轻矫健，而且热情好客。　
阿文的英语在我听来与美国人无异。我更加多了一分妒忌。　
老太太为我取来冰袋，满脸祖母般的关切。又是我不可靠的记忆。因为我实际上是从未见过祖母的。　
阿文向我告别。我于是又一次地道谢，不厌其烦。我顺便请他转告老板娘，我一切都好，明天会准时去上班。　
我当然必须一切都好，明天必须去上班。否则不看急诊也一样会倾家荡产。　
阿文笑答：这么晚了，中国楼早就打烊了。不如我明天来接你一同去上班，见到她你自己讲吧！　
我方才意识到他竟同我一样损失了整整一晚上的收入。我满怀歉意，连忙拒绝他准备提供的帮助。　
他却认真起来。他问我，我的脚踏车还放在中国楼，如果他不来接我，我又如何去上班呢？　
我这才想起，我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我于是对阿文感激得无以复加了。　
这一夜屋外的风雪很大。即使是藏在地下室的角落里，也可以听到呼啸的风声。　
我有些为阿文担心了，不知道他住的地方是不是很远，需不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　
也许是新换了住处，也许是身体过于疲惫，也许是肋骨隐隐的疼痛，我长久地无法入眠。　
我打开箱子翻找那盘具有催眠效果的录音带。疼痛把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不堪，大大减缓了搜寻的速度。　
我看到了阿澜的日记。我索性停止搜寻，拿着日记返回床上。我信手翻开一页，澜和辉在夏天的夜晚，漫步在紫竹院的小径。
月光下一片竹影，在夜风中微微摆动。　
我从未去过紫竹院。但我和伟却时常骑着车从那公园门口经过。　
我便在这温柔的夜色里沉沉地睡去了。　
这温柔的夜色里，我又见到了辉。他却身着奶白色的衬衫，黑色的马甲和黑色的西裤。一整夜我都和他在一起，我仍旧称他为辉，他亦称我为澜。
6　
第二天我徒步去学校。半个小时的步行，再乘五分钟的校车。校车是接送学生的公车，从学校的一个校园开往另外一个校园。
密西根大学大得出奇，分成好几个校园，从南到北至少有十公里之遥。　
校车是免费的。我盼望它的路线能延至我住处附近，如同当年盼望北京地铁能从西直门延长至清华园一般。对于北京地铁的企盼将于公元二零零二年得以实现，但对于密西根校车的盼望却始终未曾如愿。　
半个小时的路程让我着实吃了苦头。前夜的风雪虽然停了，但街边的积雪却几乎过膝。这积雪原本是没有这样深的。不过一大早，扫雪车就把路中央的雪全扫到路边做数。这里原本是很少看见行人的，空旷的马路上，只有我步履艰难。　
我到达教室的时候，几层裤腿和袜子都已湿透，膝盖以下仿佛失去了知觉。　
恰巧今天热力学期中考试。胸腹侧部的阵痛妨碍了我书写的速度。　
我从自己身上闻到些许汗味，昨夜那阵痛使我无法完成脱毛衣的动作，自然也是无法冲澡的了。　
我有些心烦意乱，交卷时我还没有完成所有的题目。　
中午，我同其他学生一样在工程学院的咖啡厅里用餐。不过，别人吃的是售货机里买来的三明治或街对面快餐店里买来的皮萨饼，而我吃自制的。咖啡厅里有不要钱的餐巾纸和冰水。　
我的三明治很简单，两片面包中夹一页火腿。我的午餐并不能果腹。但胜过早餐的一杯牛奶。我一天的给养都仰仗在中国楼的那顿不要钱的晚饭。每晚九点钟左右，客人稀少了，便到了中国楼员工开饭的时间，大厨顺手炒几个大锅菜，乘在两三个洗衣盆里，吃起来却格外的香。　
这天中午，我的行动由于伤痛而特别缓慢。午餐时间不得不延长了半个小时。于是在我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我就碰到了阿文。　
我们彼此惊讶不已。其实，我们以往想必也曾经碰上，只不过谁也不曾留意。　
阿文竟然和我同系。只不过，他是研究生。　
他穿了一件宽宽大大的黑白格厚毛衣，一条灰白色的牛仔裤；还戴了一顶NIKE的帽子，帽檐儿压得很低。　
他如此打扮，不说我也看得出是港澳台胞。　
而且，还是个很年轻的台胞。　
至少，看上去不比我大。确切地说，应该是小好几岁才对。不过我知道我的眼光向来也是不准的。我不是始终都觉得伟比我大好多好多岁吗？　
其实伟只比我大一岁。于是我不敢妄然估计阿文的岁数了。　
我庆幸碰到了他。因为我无需再走半个小时的路返回住处等他来接。我们约好下午四点在咖啡厅门口见面，然后搭他的车去中国楼。　
虽然我仍旧有些行动不便，但再次坐在阿文的车里，却比昨晚潇洒舒展了。　
我侧目观赏车窗外的风景。天色近黄昏，倾斜的阳光涂抹着满街的玉树银枝。原来，这里的冬天竟然如此美丽。　
马路上的积雪早已清理干净，阿文的八六年丰田花冠（Toyota　Corola）风驰电掣。我们很快就到了中国楼，我俩一路无语。　
老板娘的问候充满关怀，使我深感不安。　
我的不安转眼变为沮丧她给了我五十元钱，并对我说以后不用来上班了。　
我想她是怕了，毕竟，她根本不是我的姨妈。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为了这五十元和一顿晚饭，我仍然忍着疼痛干完这一夜。　
偶然在走廊遇到阿文。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　
他又对我说干脆明天还是由他来接送，以便我早些恢复。　
我说谢谢不必了，以后我不会来上班了。我内心一阵酸楚。这感觉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他流露出惋惜的表情，却似乎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安慰我。　
我于是强颜欢笑，告诉他我明白他的意思。　
下班的时候，他叫住我，问我需不需要搭车。　
我再次说谢谢不必了，因为我必须把自行车骑回住处。　
他说可以把单车放在后备箱里。我说算了吧，怪麻烦的。　
他于是问我以后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再找工作就是。　
他说这样的话不如留下我的电话号码，说不定可以在他导师的实验室里替我找到活计。　
我于是把号码顺手写在一张餐巾纸上交给他。　
想必他自己都不是全奖，否则也不会需要打工了。这样说来，他的导师应该不会有太多资助。我自然不抱希望。但还是更加感激他了。　
没有大锅饭吃了。我只好开始自己做饭。我从超市买来大包装的土豆和鸡腿，把它们炖在一起。　
第一锅我只放了盐和酱油做调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应该放的。　
酱油是我从美国超市买来的。昂贵而且味道有些怪异。　
于是这一锅鸡腿炖土豆就丝毫不诱人了。我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把它们消灭光。然后又买了同样的鸡腿和土豆。　
吃到第三个礼拜，我看见任何貌似鸡腿的东西都觉得返胃。我于是把鸡腿换做排骨。如此调换，循环往复。　
我没能再找到工作。所有的中餐馆似乎都不再雇佣黑工。眼看就要坐吃山空了。　
在我心情跌到谷底的时候，热力学考试的成绩鼓舞了我。尽管我没有把所有题目全部做完，我的成绩依然是全班一百二十人里最高的。　
看来，清华的基础的确不凡。我虽然依旧听不太懂教授在课堂上的讲解，但读得懂教科书。　
我的教科书都是一叠一叠厚厚的复印纸。美国的大学教材一本要七八十美元，决非我财力所及。但是书店间激烈的竞争就给我这样的穷人带来好处。我从书店买来新教材，连夜拿去复印了，第二天再拿回书店退掉。　
那些复印纸上很快便堆满我的课堂笔记，中间夹杂了不少中文注解。我本就是不爱惜书籍却图方便的人，这种廉价的单面教材对我恰到好处。　
带着这新鲜的鼓舞，我继续在这个寒冷的异地生存。还有两年，就两年吧，我就可以毕业了。　
我一连两周都没有去那个咖啡厅吃午饭。我不太想再见到阿文，他曾亲眼目睹我摔倒，目睹我被解雇，目睹我在中国楼的所有难堪经历。　
虽然在我摔倒那一夜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关心过他的存在，而且很有可能他也根本不曾注意过我，可一想到我在中国楼打工时一身油腻的可笑样子，我宁可不让他再见到我。　
更何况，他在那之前也是注意到我的，因为他知道我每天骑车上班。　
不过对工作的饥渴使我又开始对他的导师抱起了一线希望。而且，在学校实验室里工作是合法的。我于是又回到那个咖啡厅吃午餐。我故意拖长午餐的时间。终于，我又见到了阿文。　
隔着落地玻璃窗，我看见他向咖啡厅走来。他换了一件毛衣，依旧是花花绿绿肥肥大大的，头上依然带着那顶NIKE　的帽子。　
我想他还是穿中国楼的制服更加精神些。　
我连忙低下头看桌子上摆着的笔记。我用牙齿微微咬着纸杯的边缘，尽量做出专注的样子。我想让他选择和我打招呼或是不打。　
我感觉他正向我走过来。纸杯中的冰水微微浸着我的唇。我仿佛可以感觉到水面被我的呼吸搅起的涟漪了。　
他果然在叫我的名字。　
我抬起头，努力睁大眼睛，尽量做出惊讶的样子。　
他似乎很开心。我稍稍放心。　
他带给我的消息如他的表情一般令人振奋他的导师的确在找本科生做些杂物。我的心情变得异常迫切。他于是和我约好下午三点在咖啡厅见面，然后带我去见他的导师。　
接着，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他把记着我的电话的餐巾纸弄丢了。　
我立刻说没关系，然后又把我的电话重复了两遍。其实既然已经约好了，他就没什么必要知道我的电话。不过，他还是郑重其事地从背包里取出通讯录。　
他居然用中文写下我的名字。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告诉过他我的名字。很久没看见这两个字了，我有些激动。　
下午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阿文的导师姓彭，自称是湖北人。他因为我听说过他的老家黄岗而兴奋不已。　
可我猜想他一定从未去过黄岗。我也一样。　
他的兴奋就带给我了一份新工作：为他的一个博士生打杂。　
这位博士生是他辅导的研究生里唯一的一个白人。叫　Steve。　
Steve身材壮硕，英俊而腼腆。他的课题是给一辆不知哪年生产的破旧福特车加上自动气调弹簧系统。　
彭教授自豪地说：别看这辆车破，这个自动弹簧系统如果研究成功了，福特公司会把它装到林肯上面的！　
我于是每周工作十五个小时，帮助Steve将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装到车上再拆下来，一遍又一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