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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坑-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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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得到了权力,得到了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套用中国历史的话,这些人可谓“庶族”。而太子党们,则可以称为“士族”。“庶族”们第一次得到了自由发挥力量的好时光,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对太子党有太多好感。这种不满现在好像有了旗手。这些同志们都坚信,遏制太子党,让党以及国家权力体制,向着共和国普通人民开放,才是最好的办法。

不知不觉之间,沈茂也居然成了某种路线的代言人。

而沈茂不知道的是,对这个思路持赞成态度的,在高层当中甚至为数不少。不仅仅是党内有支持者,包括政府,银行团,都有不少支持者。所以沈茂自己对自己的晋升都有些奇怪,所以他直接找了自己最可信的智囊,也就他母亲讨论此事。

“这是把你架到火坑上,你要是摆不平太子党,那牺牲掉你就好了。反正无论如何,你都能够起到整顿的作用。太子党们能够得到遏制,这么一点权位,算得了什么?”老夫人平静的说道。

“原来如此。”虽然沈茂本人也对此有这样的看法,但是沈茂本人还是忍不住要向母亲倾诉一下。沈茂很清楚,自己的确被权位所诱惑了,这个诱惑之大,甚至超过了自己的想象之外。

老夫人把盖在腿上的羊毛毯子稍微向上拉了拉,让自己能够更舒服一点,这才开口说道:“去年长江发大水,我看了电视。里面啊,有一支部队指挥官觉得道路危险,想走一条更加安全的行军路线。结果呢,国家总理章瑜那小娃娃,很客气么。他在前线直接让那指挥官到后方休息去了。然后我听说,那指挥官没多久就被迫退役。军人,没有危险要你做啥?就是这个时候,才是你军人的立功的场所。不想面临危险,那就别当兵。”

沈茂听了这些稍微有些奇怪,母亲可绝对不是这样的人。鼓动自己的儿子去犯险,那只有鬼迷心窍的女性才会如此。

“然后呢,另一位敢于在险路上行军的军人,就接掌了指挥权。而且他自己亲自带队,就在危险的最前面,听说后来就晋升了。”老夫人接着说道,“所以呢,每一个时间,都得有人倒霉之后,才会有空位出现。以身犯险那叫傻瓜,都是被当枪使的傻瓜。但是面对危险,你就得挺身而出,这就是英雄。英雄和傻瓜之间,其实就只有一个区别。是不是自找的。”

沈茂只是点点头,母亲的话很深刻,却不是沈茂真正所需要的。

老太太并没有搭理沈茂,只是在继续理顺自己的思路,慢慢的说下去。“你现在不要对那些人发难,这是走狗干的事。你只要把你在这个职位上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身为党的副主席,就把党的副主席应该做的工作,或者说,把你的政治理念推行下去。这是你的权力,也是你的职责。自然会有人响应或者反对你。那时候,根据面前的情况来解决问题就好。”

说完了这些,老太太抬眼看了看沈茂,突然笑了。“儿啊,你是不是当官当傻了?几十年来总是能够料敌机先,让敌人掉进你们早就布置好的坑里面。一遇到自己的事情,就抓瞎了。其实你没有那个实力,就是敌人掉进陷阱,你过去之后,也不过是一起掉下去,给敌人陪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敌人啥时候都是在陷阱里面。谋人不如谋己,这是境界的问题,进入这个境界,你就在那些人之上,他们再也约束不了你。”

看到沈茂还是有些欲言又止的样子。老太太有些生气了,不过她思忖了片刻,才有些释然的说道:“圣人不仁。你要是觉得为名所累,那就干脆辞职回家吧。咱们娘俩一起说说话,要是我身体好些,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前一段,雨村还来拜访我了。带了一堆各国纪念品,还有全球旅行时候拍摄的照片集。人家就能看得开,觉得干够了,就不干了。权位是雨村实现自己价值的工具。而不是当了权位的奴隶。儿啊,你以前就有点假道学,我没想到你居然到这个地步。难道真的是老糊涂了?”

1963年1月22日,沈茂副主席拿到了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北约在巴黎开会,讨论巴黎统筹协定的问题。巴黎统筹协议是一个很可笑的玩意,至少在共和国眼里面非常可笑。共和国与美国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协议》,但是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依然签署了巴黎统筹协议,针对共和国的限制,比华约还多出500多项。这个结果就是共和国利用巴黎统筹协议,拒绝很大一部分欧洲和美国商品进入共和国。这也是共和国“黑市商人”起家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共和国禁止一部分欧美商品,欧美,特别是欧洲,自然也有相应的举动,于是黑市商人就把共和国的商品贩卖到欧洲去。

共和国一直不很清楚一件事,就是巴黎统筹协议,针对社会主义阵营不假,不过美国可以借着《中美友好通商协议》,绕过巴统的不少条款,与共和国做买卖,但是北约很多国家就不行。

法国人一直在维护自己大国的地位,虽然巴黎统筹协议是在法国签署的,不过法国早就宣布,自己不对中国执行这个协议。德法在钢铁协议签署之后,德国也得以绕过巴统的规定,开始向共和国输出工业品。其他北约国家很羡慕日渐增长的中法、中德贸易。所以这次的巴黎会议,北约成员国一致要求修改巴统协议关于中国的部分。

共和国根据巴黎统筹协议,让欧洲90%以上的工业品,特别是机电产品无法进入共和国市场。美国则不同,只要共和国能够生产某种产品,那么美国方面立刻就解禁该类产品对共和国的销售。特别是进入了60年代,共和国的工业建设终于收获了巨大的红利。各种技术都得到了巨大突破,美国干脆单方面解禁了所有产品。美国企业也从贸易当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对此,北约成员国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共和国是这样巨大的一个市场,欧洲已经被迫放弃了20年,现在北约各国认为,美国应该让北约分杯羹出来。

这样的会议总是艰苦的,因为这牵扯到对于“共产主义国家”的立场问题。共和国的执政党是共产党,仅这一条,就意味着与共和国进行全方位的贸易,关系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但是共和国和欧美之间的贸易从来就没有中断过,官方或者非官方的贸易不断发展。共和国的电子产品现在对欧洲几乎是出于一面倒的单方面销售。美国靠了自身的实力,走在电子工业的前列,共和国则因为陕西众,以超时代的进度,开发着电子产品。

苏联之所以不得不和共和国进行贸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的很多电子产品,必须依赖从共和国进口。共和国要价公道,童叟无欺,对苏联的电子产品贸易,比卖给北约的还便宜些。共和国与美国,在电子产品上各擅胜场,但是共和国和美国,在电子产品上都凌驾在欧洲之上。欧洲的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是中美两国电子产品的倾销地。

电子工业投入巨大,共和国的超前性,代表作就是小霸王游戏机。不仅仅是苏联喜欢共和国的游戏机,美国和欧洲也喜欢。而共和国游戏机的光驱,理论上只能读取游戏光盘,但是实际上能够读取包括电影在内的各种光盘。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盗版商和正版商,共和国的光盘通行海内外。

共和国的工业品是“廉价”的,在价格制定方面,共和国师从欧美,价格并非以共和国的劳动力价格为定价,各个时期的价格一方面考虑了欧美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考虑到对欧美同时期的同类产品的价格有优势。说白了,就是欧美同类产品,如果价格与共和国产品相同,那么靠产品销售,他们是收回投资成本的周期会非常非常的漫长。

这种邪恶的定价,依靠的就是共和国低廉的劳动力。依靠的是共和国空前规模,以及强悍的组织能力。对于共和国来说,外销产品利润是无比庞大的。对于欧美来说,共和国商品无疑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而这样的商业贸易,所带来的是北约,华约,以及中国势力圈内的经济繁荣。除此之外的国家,情形就非常不妙。

看完了这份文件,沈茂并不觉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共和国一贯秉持着“求人不如求己”的态度。外部风云变化,共和国稳坐钓鱼台,只要自己强大,自己不犯错,其他国家总会犯错。等着他们自取灭亡就好。

所以沈茂副主席非常郑重地打开了一份文件,这是他现在要负责的事务。非常重要的工作。文件封皮上写着——社区食品券发放体系的建设。

食品券是个好东西,它不等于粮票。食品券本身就可以用来在国家规定的超市上换取食品。这是共和国重点推行的项目,食品券发放体系必须和社区体制结合,没有社区作为依托,食品券的发放,就会失控。

伴随着共和国的城市化进程,社区服务体系是共和国重点建设内容。服务从来不是简单的服务,它意味着管理。在共和国,社区是作为城市最基本的单位,有着丰富的内容。所以沈茂为此专门拜访了陕西众里面对社区建设最精通的那个人——杨柳。请这位大仙出山帮忙。

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人大,而人大除了作为立法机关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权限,就是人大可以组建“专门委员会”。这些委员会作为监督和指导机关,虽然不能直接对其他部门发号施令,但是可以制定各种规定,命令其他部门执行。这就是党拥有的权力。这也是党委为何会成为有吸引力的组织的最大原因。

其实39年建国以后,伴随着权力重新分配,而且入党过于艰苦,群众入党的热情逐渐减退。想追求官位的话,可以进入政府或者法院。想要钱可以去银行或者银行控制下的经济部门。入党看着风光,但是其艰辛也绝非普通民众,或者知识分子可以经受的。但是伴随着陕西众逐渐回归党的体制,伴随着经济逐渐走上了制度化的正规。党控制的人大的权力开始凸现出来。

那些当年曾经因为加入政府和经济界,短期获益的家伙们。一度取笑过坚持入党的同学。认为他们走了弯路。不过当这些同学逐步成为各个委员会成员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这些入党的同学现在掌握了他们根本无法比拟的权力。人大是共和国的权力机关,这个认识和中国传统当中的“县官不如现管”的观点相悖。人大掌握着共和国权力的赋予权,掌握着共和国法律的制定权,掌握着监督国家机关运行的权力,特别是掌握着共和国宪法的制定、修改权。控制着人大的党,还是共和国唯一合法武装力量,军队的领导者。任何机关都在人大之下。也就是说,党凌驾在一切权力之上。

不仅如此,党员在政府机关,司法体系,银行团体系当中占有超过20%的比例,这个比例意味着党绝对没有失去对这些机关的控制能力。这些在各部门的党员,也不是只在这些部门干,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人大代表,或者被抽调到各个“委员会”,担任要职。这就保证了党不会失去对这些部门具体情况的把握。

现实生动的给那些在入党道路上半途而废的家伙们一个教训。党才是中国的领导,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领导者。

杨柳作为共和国副总理,地位极高,权限不明。首先副总理如果没有专管方向的话,就相当的尴尬。一方面他有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实权。周恩来在位的时候,副总理几乎等同国务院办公室主任。章瑜上台之后,决定调整这个问题,增加副总理的权限,特别是具体事务的工作。

沈茂高升后,就组建了全国福利研究委员会,把杨柳借调过来当了委员会的一名常务顾问,两边都拿工资。而且杨柳一头兼着委员会常务顾问,另一头又承接着政府方面的相关工作,党员权限在这里就体现的淋漓尽致。

这项工作所代表的油水之丰厚,是难以想象的。共和国大力研发的卡用芯片,在这个项目当中有着广阔的市场,全国8亿人口,预计所需用卡数量超过10亿张。一张卡哪怕只赚一毛钱,总利润就在一亿人民币以上。而制卡公司所期待的利润可绝非一毛钱,共和国有实力承接这项工作的电子企业一共有四家,大家私下的观点是,每张卡的利润应该在一块钱以上。也就是说,单这一项的净利润就得有十亿人民币。至于其他的配套设备的价值,那就更庞大了。

而这些与食品券的总值相比,又显得微乎其微。因为国家一旦最终决定进行补贴,那么每年要用于支出的怕是要在百亿以上。哪怕只补贴十年,数量就会超过千亿。这可绝非一个小数目。

委员会讨论的焦点是,食品券倒是应该针对每个人,还是针对低收入人群。

提出针对全民的,认为这就是一个社会保障。等于是国家拿出税收以后的钱,进行再分配。这样的好处在于一刀切,便于管理。而主张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则认为,如果这笔钱数量过少,对于人民的用处不大,而低收入人群才是最需要钱的。最重要的是,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掌握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委员会内部意见对立,归根结底就是在讨论食品券到底是补贴还是保障。

外界是无法得知高层所讨论的具体内容,外界可以知道的是人大到底在讨论什么。这个食品券计划一经披露,引发的争论已经足够激烈。谣言这东西从来就无法禁止。共和国对于谣言的态度是,在官方的媒体上公布事实,其他的只要没有造成什么大问题,就置之不理。通过正常渠道提出的质疑,就让他们去看官方的通告。拜了这些年共和国决不说瞎话的本钱,所有谣传都没有能够成气候。

人民对谣言有天生的热爱,因为人民在接收和散步谣言的时候,可以自行向谣言中添加删除信息,这给人民一种“新闻发言人”的满足感。而城市化又让谣言更加密集。对这些,党的态度很简单,谣言也属于人民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党是没有权力——更重要的是没有能力阻止谣言的出现。唯一能做的,就是用事实来粉碎谣言。

反正假如真的听新了谣言,上当受骗。那只能说是自己傻,政府已经公布了所有的事实,只要稍微费点心,就可以在政府公告,人大公告,社区公告当中得到真实信心。不信政府,而要听信谣言,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

所以在食品券问题上,政府除了及时公布最新的委员会报告之外,也没有别的可作。

而这次,大大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就是竟然没有谣言四起。这件事是如此的贴近于人民的生活,所以大家都宁肯花费点力气,去网站,去各地的相关部门询问真实情况。当然了,人民这次表现出的理性行为,也是多年来政府的宣传,以及听信谣言吃亏之后的结果。所以除了一贯喜欢造谣的媒体之外,甚至可以说80%以上的人竟然都相信了政府。

当然了,这和去年的“违宪案”也有相当的关系,通过违宪案,人民也算是接收了一次深入人心的教育。直接表现是,人民总算知道“言论自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知道了宪法是如何保障人民的言论自由的。

当人民知道自己其实一直拥有言论自由之后,于是那些喜欢造谣的媒体和网站这次就惨了,报纸和网络上,对他们基本上都是一片怒骂。而且人民竟然理性起来,大家纷纷宣传,要抵制这些报纸和网站。不购买他们的报纸,不浏览他们的网站。以达到将这些垃圾驱逐出新闻领域的目的。

对此,执掌中宣部,一贯相信人民的主席甚至都有些惊讶了。人民表现出的理性,所采取行动所表现的理智,甚至可以说有了政治家的味道。其实说白了呢,这事也简单。人民起先并不知道“言论自由”的含义,对于那些敢于说些“出格言论”的媒体,人民认为他们有什么特别的背景,所以对他们有兴趣。

而违宪案之后,人民算是明白这些出格言论其实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国家不搭理他们,也只是因为有宪法在保障言论自由而以。而有了这个觉悟之后,大家却对于 “出格言论”失去了兴趣,那些媒体就是靠这个在赚钱而以,人民可没有那些闲钱给这帮混蛋。

在媒体上,大篇大篇的张贴着委员会相关讨论的内容,这些内容都是可以无偿转载的。人民也开始本着自己的立场讨论“食品券”到底应该是“福利”还是“保障” 的问题。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根深蒂固的造反性的展示,距离现在也不过30多年。如果从全国都参与到推翻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开始计算,也就是从1937年开始计算的话,那就只有二十多年。

人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缺钱,日子一天比一天好,直接的感受就是,一天比一天缺钱。可以购买的东西是那么多,收入增长的速度远没有欲望增长的速度快。这个矛盾,接着这次食品券的讨论,来了一次总展现。

有人开始在网络上宣传,人民有旁听人大讨论的权力,这是在《人大法》当中所规定的。于是《人大法》的相关条文以及解释,也被贴在网站上。到了1963年2 月,共和国人大接到了第一次真正来自于民间的申请,期望能够旁听“食品券发放委员会”的会议。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1日

我的叔叔杰克贝尔登1941年获得中华共和国北京市荣誉市民后的头五年,他一直在为共和国最大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撰写文章。从1946年到 1956年,他尝试着在中国发行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而且看起来,他成功了。到了1961年,杰克叔叔又把精力投放在共和国开发的网络传媒上,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在1956年前,他的文章在美国很难得以看到。直到大批美国旅行家和商人把这个古老国家的情况带回美国之后,美国人民才得以逐渐了解这个国家。当然,就我个人看法,在来走私的卫星信号接收设备在美国开始流行的时候,美国政府才终于没有能力压制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交流。

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叔叔就踏上了自己的旅途,第一次见到我的杰克叔叔是在1959年,那年我家也安装了一个卫星接收设备。而我第三天看到的卫星节目当中,就有对我叔叔的专访。我的母亲指着电视里面那个人说,“他就是你的叔叔。”

1964年3月,我受纽约时报委托,前往共和国,主要采访马上就要举行的奥运会。在共和国的卫星节目当中,这可是重点宣传的对象。在美国不少媒体当中,都把这次奥运会与1936年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据说那届奥运会是当时科技含量最高的一届奥运会。而1964年奥运会,共和国方面将向全球现场转播绝大部分赛事。仅仅这一点,就让美国民众的情绪十分微妙。

之所以我被选中,除了我和普通的美国青年一样,对中国十分好奇,非常想了解这个国家之外。我的叔叔在中国的人脉,或许也能够让我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更多深入的报道。这是我希望的,也是纽约时报的希望。

所以我搭乘轮船前往中国的港口城市上海,在那里与我的杰克叔叔汇合,然后又乘坐火车前往北京。奥运会的主会场就设在那里。

在中国,主要的交通工具是火车。我是在下午9点左右坐上从上海前往北京的火车的。这是一种非常漂亮的火车,也是中国客货分离之后的标准客车。每小时时速可以达到180公里。晚上9点30分发车,第二天早上7点30分到站。所以火车车厢基本都是卧铺,旅客们可以很舒适的在火车上休息一晚,毫不耽误第二天的安排。而这个班次的火车可谓一票难求。

就我的观察,中国的上海现在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而并非一个城市,历史上,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最开放的城市,十分有名。但是这座城市本身已经面目全非。我拿着一份共和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这份报纸的第二版和第三版,与其说是报纸,更像是政府公告或者解释。今天的内容是针对中国民众对奥运会投资高达 1000亿人民币(也就是60亿美元)的质疑,对此,共和国政府的解释是,这里面的很多城市的体育场馆都是早就经过各地人大审批通过的,而且列出了相应的人大决议的文号。在公告的最后,政府认为“不同的统计模式,就会产生不同的统计结果。但是归根结底,共和国政府绝对不会拿着人民的税收去粉饰太平。”

据杰克叔叔所说,根据这些文号,共和国民众就可以在官方网站上查到相应的文件。

对此我并不太敢于相信。共和国政府的执政风格与美国政府的风格可谓大不相同。从那份公告当中,我仅仅看到了事实的陈述,即不争辩,也不具有煽动性。政府的态度只能称为冷淡。这样的一个政府,是不能让我本人喜欢的。

火车里面有空调,不过没有运行,工作的只有换气扇。因为车速快,火车是不允许开窗户的。而卧铺车厢当中,深谋远虑的安装了不能开启的车窗。杰克叔叔购买的是两人间的卧铺,车内布置又简单又漂亮,我本以为时差会让我睡不着,车体轻微的晃动和一路上乘船的晃动有很接近的感受。结果从晚上十点开始,我一气睡到列车进入终点站北京才醒来。因为车内和车外的温度相差很多,车窗玻璃上凝结了很多水珠,看不清窗外。拎着行李走下火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自己身处在一个巨大的火车站内。

和美国的火车站相比,这个车站无疑过于庞大了。几十米高的车站穹顶漆成了纯白色,而地下通道之长,更是令人惊讶。普通行人的步行通道,以及针对残疾人的特别通道,设计得非常合理。我突然有种错觉,这应该是美国,而并非是中国。至少我身边站立着的,是杰克叔叔。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4日

今天下雪,风很大,我在纽约时报出钱租用的酒店当中没有出门。所以我就在网络上察看三天前《人民日报》刊登的公告文章所提供的资料是否真的存在。经过查询,我找到了这些人大决议文件。文件数量远比我想象的丰富得多,除了最终的决议之外,各次讨论都有相应记录文件,只要肯查阅→文·冇·人·冇·书·冇·屋←,就可以了解到中国人大的会议流程。

不得不说,这已经极大地颠覆了我对共和国的认识。我一直以为共和国和苏联应该非常相似,或者说和美国普遍宣传的一样,这是一个由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仅仅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现在我依然认为,人民必须服从中国共产党,不过至少中国共产党的公开程度,很接近美国。

一个独裁而且公开的政党,这真的非常有意思。

中午的时候,电视里面正在播出新闻,中国共产党的副主席沈茂正在发表一次公共讲话。我曾经在美国接收过共和国的节目,也曾经见到过此人露面。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一样,这个人也是本世纪20年代就起来造反的人之一。在电视上,这个人身穿一件很有趣的制服,不是西装,也不是军装,在镜头扫过列席会议的其他与会者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人都穿着与他相同样式的衣服。

这是退役军人的民用正装,这个人曾经是军人。

他的讲话速度很快,我能听懂其中的一部分。就在这一部分当中,这个人在阐述共和国对内政策,大概意思是“推行民主集中体制,反对法西斯倾向”。共产党的领导者反对法西斯主义,怎么都感觉稍微有点滑稽。

吃了午饭后,我就根据杰克叔叔的介绍,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网站上搜索,在最新的文稿当中,果然找到了这次的讲话。

讲话稿读起来很容易就理解了,共和国正在警告民众,法西斯主义有泛起的趋势。而公产党副主席沈茂所阐述的就是法西斯理念当中“超阶级”的问题。但凡是法西斯主义,无一例外的都会宣传“超阶级”,也就是整个国家由一个理想统合起来。对此,沈茂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现在的共产党无疑就是中国作为统治阶级的工农联盟的代表者。共产党是不可能背离这个基础。

而共产党执政的手段,就是“为人民服务”,而并非以“超阶级”理论来蛊惑大众。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洗脑,至少我对此并无兴趣。明天,我的记者审批就可完成,那时候,我就可以开始进行自由采访了。

《纽约时报》记者苏珊。贝尔登专栏3月6日

我一直不相信中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度,不过我现在稍微有些相信了。至少在共和国最大的民间交流平台——网络上,言论自由的程度令我瞠目结舌。不得不承认,美国本土的网络研发仅仅在开始阶段,个人电脑大多数都是从共和国进口的。网络更是极少数的专利。而在共和国,网络普及率高达25%,甚至更高。这些人都是共和国最富有的阶层,如果在美国的话,应该说他们就是社会中坚阶层。

在这些人为主的共和国网络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五毛党”与“五美分党”的争论,当然根据叔叔的宝贵证词,从前年开始,又出现了“一卢布党”。

这些人代表了三种不同的政治观点,“五毛党”代表了对中国共产党政府的绝对支持。但是叔叔稍微有些遗憾的告诉我,所谓的“五毛党”,更代表的是中国日渐兴起的民族主义情绪。

“五美分党”则代表了民族虚无主义情绪,或者说更像是一群“对政治权力过度渴望”的失败者。

“一卢布党”党则是支持苏联经济模式的那群人,某种意义上,也像是社会上的另一种失败者。

除此之外,还有“五麻袋党”,“五卢比党”等少数派存在。

他们在网络上的争论火药味十足,特别是“五毛党”与“五美分党”之间的争论,我感觉更像是美国国内棒球联赛后,体育酒吧里面那些醉酒者之间的争论。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五美分党”都能够归罪到体制问题,或者归罪于中国人的劣根性。所以我有些怀疑,美国情报机构是不是真的向这些人派发工资。而且说句较为客观的话,如果在美国,有美国公民这样诋毁美国,我认为他绝对享受不到在共和国这样自由发言的权力。

对此,叔叔倒是笑着承认,这就是他喜欢中国的原因,“中国是一个真正言论自由的国度。”

除了对于政治,对于国家施政的争论之外,网络上还有很多对于社会事件,特别是历史辛秘的描述文章。其描写很像是美国三流黄色小报的手笔。

对这些人,叔叔特别引用了共和国网络上的定语——“有良心的年轻历史发明家”。

我很奇怪,这等明显具有道德败坏倾向的人,为何能够如此肆意在网络上宣传自己的言论,叔叔用一句话做了结论,“真正的言论自由,从来都是如此。”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一贯支持言论自由。公民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力。不过我并不希望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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