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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坑-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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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南省面对印度洋，正是大有可为的好时候。和当年的德国非常类似，银行团们把一部分股票和债券卖给了美国人，弄到了一笔美元。对非洲殖民地当局，银行团花钱收买上层，贸易模式则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对印度南方政府，就直接采用易货贸易。钢铁业可是一个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银行团赌上了前程，对前来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开了三倍于内地的工资，设备也是买的国内最好的设备。到了1950年，投资大获成功，总利润超过了300％。
债券按期清偿，股票倒没有分红。美国投资者对此不是很满意，山南省的代表开了一个股东会议，表示会继续扩大规模。所以美国投资者要么拿人民币走人，要么用生产出来的产品充当股红。
在投资前，山南省制定的规则就是，如果企业没有足够美元，那就可以不用美元分红。美国股东们倒也真的有办法，他们和山南省又一起出资搞了一个机械设备公司，钢铁加工成机械设备，直接运去非洲和中东销售。反正美国正在那里扩大影响力，把这些设备卖给美国公司，美元很快就赚回来了。
到了这里，本来是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在1952年，债券清偿之后，购买者获利很高。但是也仅仅是一次清偿而已。股票购买者可就不太一样了。按照共和国金融市场的条例，股票每三年必须分一次红，结果股东们都大发横财。这三年来，股东们可以分得的红利高达100％，也就是说，投资进去的钱都已经收回了。以后每一次分红都是净赚。
银行团的高层倒不缺现金，他们重视的是手中终于拥有了大笔的股票，这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未来。
国家最为最大投资者，自然是获利丰厚，但是共和国是有财产公开制度的，这次出色的投资运作，让众政府干部出身的投资者获利极为丰厚。身家飞速上窜。更加重要的是，山南省的这次投资，还隐隐打造出了一个面向印度洋方向的小金融中心。印度洋周边各国资金和物资都可以在吉大港为中心的交易区较为自由的流动。而作为金融中心管理者的银行团，又额外的得到了很大一笔股权和期权。这在国内引发的动荡远超过这点钱的问题，国内很多人都知道山南省这里有投资的机会，很多人希望能够把钱投到这里，赚上一笔。
共和国这些年，人民手里有了点闲钱，但是这些闲钱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存银行的利息比购买国库券低，但是国库券的利息又比工业债券低，而山南省的股票收益，比工业债券又高出不少，投资山南省就成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投资非常有效的拉动了山南省的经济，该地区伴随着经济发展，民间情绪也都很稳定。但是山南省的工资和报酬远比国内高的多，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党和银行团直接起了冲突。银行团认为自己的收益合理合法，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银行团对于二十多年的奉献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大家普遍认为自己也该给自己赚点“按劳分配”的钱。
1953年底，在美国股东的催促下，又分了一次股红，这次的分红因为产业链的扩展，红利更高。山南集团增发了40亿人民币的股票和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很快销售一空。这件事直接引发了矛盾的再次爆发。
对于共和国这样的新崛起国家来说，没有钱，没有基础建设。资金必须向这个方向倾斜，而不是被装进个人的腰包。左派是这样考量的。从政治上，这个考量并不离谱。
而银行团们愤怒的是，国家没有理由用这样的借口来剥夺他们的合法收入。银行团的钱也不是大风吹来的。没有银行团的精妙运作，国家现在蒸蒸日上的景象根本就不可能出现。没错，他们的收入很高，他们拥有的未来是如此美妙。但是，如果说银行团赚到了一，国家最少赚到了十。银行团认为，中国的道路已经到了一个分水岭的时代，要么彻底采取完全国有资产的模式，要么彻底采取股份制模式。混合式的经济体制，已经到了行不通的时候。
马前卒为首的左派，对于管理共和国这样的庞然大物，是心虚的。现在的所谓共产主义理论，远没有那么扎实。苏联道路是绝对不能走，马前卒他们心知肚明。对于股份制体系如何建造，讨论而又讨论，现在也有一个大概的思路。［ＷＷＷ。ＷsＨＵ。ＣＯＭ］
现有思路里面，共和国既然是资本运营的体制，所有的资本、财富，都要有一个定价体系。对于资本，其所有权应该是以股份制的模式来体现的。而谁占有股份，这就是核心矛盾。
除去极左派之外，包括主席在内的左派同志也认为，产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很好的。但是，左派同志们在经营资本的能力方面比不了银行团。银行团为国家经济进步所付出的努力有目共睹。大家的不满更大的是对银行团为代表的经营方，收入过高的不满。
土星共同体当年曾经依靠过贫下中农，因为以前的社会对这些人十分不公正。对于左派来说，历史环境给这些占中国绝大多数人民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没有通过短短二十多年的革命扫荡一空。他们坚定地认为，现在的政策，决不是倾向于人民的。
银行团需要的是受过教育的知识份子，而这些人虽然是人民的一部分，但是，这些人却不能当作人民的代表。说实在的，单看出身，银行团的高层当中，70％和旧上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联系。中下层当中，出身平民的人员数量仅仅占有银行团中60％。这和中国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土星共同体本身就来自上层自救的革命党。陕西众的出现，最大效果是让旧上层更大规模的加入了土星共同体。共和国的工业体制以空前的速度在推进。整个国家在1950年，就迈入了工业化体制。在制度方面，因为从1927年革命时代，陕西众就制定了工业化的基本方向，共和国现在的经济体制，已经达到了21世纪中国的水平。21世纪的问题，提前60年登场。或者说，工业化体制的本质矛盾，在工业化体制在全国确立的那一刻，就已经出现了。
主席的伟大在于，他深邃的历史观，让他能够用超越时代的眼光看到未来。陕西众则拥有对未来的全面了解。马前卒为代表的左派和主席的联盟，是因为他们同样看到了资本运营与社会主义的根本矛盾。而且对此保持同样的观点。
资本运营和社会主义的核心矛盾在于，资本运营直接导致了资本运营这件事情本身就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所有社会活动，都成了资本运营的一个环节。不客气的说，资本运营让一切都被定价，再也没有神圣，在资本这个“上帝”面前，一律平等。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类的新秩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自从工业制度在中国确定的时代开始，除非出现极端错误的政策，或者出现大自然的巨大变化，否则大规模的饥荒和经济匮乏就已经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那么共和国的未来命运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共和国的资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这就是现在一定要确定的问题。
银行团也并不想和掌握着军队的党中央来一次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掌握的资源并不足以打倒党。而且银行团现在风光八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陕西众当中的左派虽然支持主席，但是也支持银行团的存在。所以在这次斗争当中，银行团提出了“高额遗产税”的办法。并且在银行团的官方喉舌，《财经日报》上刊登了对于遗产征收高额税收的观点。遗产税的征收按照遗产额度进行征收。超过50万人民币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60％。而超过100万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80％。至于超过500的遗产，征税比例高达90％。至于现在全国知名的几位拥有上千万财产的名人，他们的财产如果被征遗产税，就会高达95％。
《。文！》这是银行团能够做出的让步。在这个提法在全国引发一片震惊的时候，银行团静静等待着左派的回应。
《。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左派执掌的《人民日报》的回应。在文章当中，对现代资本所有权问题一概不提，而是再次对封建制度下的文化来了一次全面地抨击。与之相应的，政府机构的喉舌，《光明日报》则发表了范中出和毛雄辉的署名文章，《关于历代“国富民穷”的反思》，文章当中重点评论了宋和明是如何在民间并不穷困的情况下灭亡的。文章认为，基层百姓是拥护政府的，所以政府的财富要更加倾向于提高基层民众的生活与经济水平。政府的穷困，意味着非政府力量的崛起，而这就是亡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书！》这吵着吵着，时间就到了1955年春节，河南省委书记沈茂家也开始热闹起来。沈茂的夫人在计划生育开始之前又生了两个男孩，现在这两个男孩归属于沈茂家最大派系的领导人，以及最受家里长辈宠爱的是沈茂的长女沈容指挥。小丫头现在18岁了，下管弟弟，上管老爹。沈茂在陕西众当中算是年龄较大的，今年55岁。如果是中国传统家庭，他现在早就该抱孙子了。但是在陕西众当中，沈茂还算是不错的。除去李纵云这等两个老婆，八个孩子，四个孙子和外孙，纯粹属于妖孽级别的家伙。沈茂的孩子还算不小了。沈茂最小的儿子都有12岁，而一年前，沈茂还专程跑去北京，参加了鲍笑痴长子的满月酒。
《。屋！》茅笑痴可以说是一个很幸运又很不幸的同志，他附身的男子年纪在陕西众当中最小。1927年才17岁。结果茅笑痴在1936年娶了一个陕西众公认为所有夫人当中最漂亮的老婆。但是呢，陕西中的审美观点和中国传统审美观完全不同，传统审美观当中，其实蛮注意生育安全问题。茅笑痴的老婆1940年怀孕，1941 年不幸难产去世。大人小孩都没有能够救下。这让鲍笑痴意气消沉了好一段。
但是鲍笑痴天生就有桃花运，他夫人的妹妹长大了。陕西众的评价是“胜过其姐”。而小妹妹对姐夫早就心有所属，于是鲍笑痴没能顶住美人的诱惑，再次做了前老丈人和老丈母娘的女婿。两人1945年结婚，1946年，一次不幸的难产，母子同赴黄泉。鲍笑痴伤心欲绝。如果不过是鲍笑痴是文官体系出身，恐怕他调兵扫平医院妇产科的事情都能做出来。
到了1950年，鲍笑痴两个老婆的堂妹正是成年，这个小堂妹自小在拜访堂姐的时候认识了鲍笑痴，对鲍笑痴那种温柔十分感动。按照她和闺蜜的私下交谈，她在 10岁左右就认为非鲍笑痴不嫁。两位堂姐先后身亡，给小妹妹扫平了障碍，小妹妹一待成年立刻对鲍笑痴展开了猛烈的进攻。
小妹妹的长相在陕西众的评价中可谓“惊为天人”。放在2009年，一旦上街那就是万众青睐的绝对美女。鲍笑痴这次倒是推三阻四，双方拉锯战两年，结果还是以鲍笑痴的妥协为终结。鲍笑痴又当了前泰山的弟弟的女婿。
这个例子，让陕西众总算是明白了“媵嫁”的原因，在当年医学不发达，女性生育经常遇到危险的时候，“媵嫁”保证了婚姻的可靠性。
拜访鲍笑痴并不是仅仅去取笑他，或者祝福孩子的未来。陕西众需要鲍笑痴提供山南省第一手的资料，以在今后的政治选择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绝大多数问题不是“消费不足”，而是“过度消费”。即使对于中国这样新兴的国家也是如此。人民财富积累速度过慢，任何消费都可能造成 “过度消费”。1937年的时候，沈茂曾经赠送给侄女沈凝一套文具，几个笔记本，一块手表。这在21世纪甚至连孩子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算不上。而在1937 年，这就顶得上一个中等家庭的全部财产。理解到这个事实之后，才可以全面的去考虑银行团积累财富的速度和力度之大。以及可以想象共和国的普通公民对这样的财富积累速度的妒忌与不满。
共和国1954年的统计数据表明，1954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7200亿人民币。1954年共和国人口达到了6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200人民币。纵向比较的话，共和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财政部统计表明，共和国在今后的十年内，可预期的发展速度将不低于10。乐观估计，甚至可以达到15％。
横向比较的话，1954年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按照美元计算，达到了360亿美元的水平。此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320亿美元，意大利是330亿美元，法国是500亿美元，德国是510亿美元，英国是710亿美元，美国是4000亿美元。共和国银行团在政治局内部会议上自己都承认，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的确稍低，或者说的确比较低。就算是采用相对合理的汇率，也就是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10：1的比例，共和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过是达到英国的水平。但是共和国人口比其他各国多得多，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差得远。
1955年的共和国，人民还是不能消费，国家必须埋下头来进行更大规模的积累。资本市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资本市场启动所带来的暴利，也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所以沈茂的春节就十分繁忙，访客络绎不绝，所有人都对中央最终会有什么举动呈现出观望姿态。这让沈茂十分不满。
不仅仅是沈茂，各省的省委书记都十分不满。早在1951年，省委书记们沉默的表态，中央的内部斗争立刻就偃旗息鼓。到了1955年，省委书记们没发话，下面的人就开始对中央的态度这么重视。这些人根本就是本末倒置。春节过后，全国各省需要资金的大型国有企业统统开了会，讨论上市问题。这个消息春雷一样引发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山南省的筹资计划已经完成，没有能够买到股票或者债券的人民顿足捶胸，现在全国过各省都开始了自己的股票上市计划，人民终于不缺股票可以购买了。
此时，沈凝突然前来拜访沈茂。
叔侄两人坐下后，寒暄几句，就直入主题。沈凝今年33岁，1947年沈凝脱产在北京政法大学读完了本科进修班，然后回到武汉钢铁集团任职。因为最早响应了独生子女政策，沈凝只要了一个女儿，就不想继续生育孩子了。所以提干优先。1950年已经是正厅级干部。这次拜访沈茂，主要是想让叔叔给她出一个主意。是继续在武汉干下去，还是去北京工作。
沈凝的丈夫是在北京上学时候同期进修的武汉本地干部，夫妻两人对只要一个女儿很满意。但是她的丈夫家就相当的不满意。当然了，这个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沈凝位高权重，更别说沈凝背后的沈茂，更是她婆婆家得罪不起的人物。
“你回北京干什么？”沈茂有点不理解。
“我在北京的几个同学，说财政部正在组建新的国税部门，需要大量有经验的干部。我和我家那个都符合标准，所以我想着和他一起去国税。”沈凝答道。
“你怕你们两个万一有一个人被刷下来，那么你们谁都去不了北京？”沈茂问。
“三叔，你总是这么聪明。和您说话一点都不累。”沈凝挤到了沈茂身边，一面撒娇一面说。
“是，你不累。你让我帮你运作，我可就累死了。”沈茂无奈的答道。
“不是啦，三叔。你也知道，有避嫌条例，我和他没办法一起去北京同一部门。要是能去同一个部门，我怎么会来麻烦您呢？”沈凝继续依偎在沈茂身边撒娇。
“那你们都准备去财政部的哪些部门？”沈茂无可奈何的答道。
“他去国税，我去审计部门。”沈凝给出了最终答案。
“你找我，还不如去找人事部。你的同学在北京，他们戳哄你们夫妻去北京，这点事情都不帮你解决，这个可不正常啊。”沈茂还是想语重心长地教育侄女。
“说白了，就是想让您给财政部管人事的李红军打个电话。他是您的老部下，一通电话就解决问题了。”沈凝说道。
“你不会是冒充我的名义先给他打过电话了吧？”沈茂有点警觉了。
“我要是打过了，我现在就不敢给你说这件事了。三叔，要不我用你的电话给他打一个？”沈凝问道。
沈茂思忖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这种内线电话使用的线路都不太相同，所以沈凝电话一过去，李红军很快就询问沈凝是不是在郑州，沈凝也回答沈茂就在他旁边。听完了这些，又询问了沈凝的情况，李红军表示沈凝夫妻只要能够通过财政部的考试，避嫌条例是允许他们这种情况的。只要夫妻不在同一具体部门工作就可以。
“我觉得你还是有阴谋。这么点小事你怎么会跑我这里来？”沈茂等沈凝放下电话，这才问道。
“没有任何阴谋，现在北京太难进了。您还能不知道中央里面派系斗争有多激烈。我是不想轻易让武汉的同事知道我想去北京这件事。让大家知道了，在没有考上，我这可就麻烦大了。”沈凝说道。
“在地方上有什么不好？非得去北京？丫头，你想北京的家了？”沈茂很奇怪。
“地方上现在太乱，北京国税在制度构建上很稳定了。我也不是多想出人头地，能够在国税就这么稳稳当当干下去就好。武汉的浑水，我可不想掺乎太多。”沈凝随口答道。
这个回答让沈茂立刻警觉起来，他表面上不动声色，还是和沈凝随便聊起一些闲事。
武汉能有多乱呢？沈茂很好奇。湖北省委书记是洪川，在他治理下，湖北这几年经济还是不错的，作为水路、航路、铁路的中心，武汉物流系统的地位牢不可破。工作麻烦可以理解，但是武汉很乱，这就有点不可思议了。但是河南省委书记插手湖北事务，这根本就是不能被允许的。沈茂对自己的老地盘颇为好奇，好奇归好奇，沈茂可没有胆量去真的关心。
共和国的内部纷争在苏联没有什么影响，赫鲁晓夫同志对共和国的廉价民用商品非常满意，共和国对贝加尔湖的铜矿同样满意。贸易就是互通有无，国内市场的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后，共和国国内消化不了的产品换回国内缺乏的物资，这是皆大欢喜的办法。苏联提高了工资水平，却没有足够的消费品。东欧的民用产品和共和国比较起来质次价高，现在这个问题得以解决。共和国的民用品可是和美国人在市场争夺当中不落下风的，苏联人自然是颇为满意。
美国官方没有什么表态，民间再反共，商人追求的是利润，和共和国做生意有利润，那就可以做。如果从消极一点的角度来看，共和国堵住了美国和苏联在亚洲进行更大规模冷战的可能，美国人的花费少了，也不用担心苏联控制整个亚洲。只要封堵住共和国继续向南挺进的步伐，美国人在亚洲也消停不少。
1955年过去了仅仅两天，1956年1月2日，在印度尼西亚，内战爆发了。
所谓民族主义这玩意，建立需要一个过程。而在建立的过程当中，注定是和暴力冲突同时存在。印尼在摆脱了殖民统治之后，实际上是由20个左右的国家形成的邦联制。作为前殖民地，这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国家的概念，所以连联邦制都无法组建，只能够以一种更加松散的邦联制来维持运作。
不得不说，马共在处理国家问题的时候犯下了大错。中国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共同文化，所以谁是敌人非常容易了解。而印尼这个新的国家一旦挑起了和中国一样的民族主义情绪，那么谁是敌人，就会被误导向其它方向。
中国土星共同体摆脱这种错误趋势，是以中国土星共同体在党内深化教育为解决手段的。土星共同体根本就没有提出什么“民族概念”。对于所谓“民族问题”，土星共同体认为只有地区的不同，只有阶级的不同，没有人民的不同。领导人民翻身解放，打倒旧的压迫者。然后新的国家，新的文化和制度，张开双臂欢迎被解放的人民大众。
例如对穆斯林，土星共同体就领导普通人民革了阿訇们的命，造了封建宗教制度的反。工业、农业、学校、医疗，一举替代了旧有宗教秩序。贫困的过去，统统被归于旧有宗教上层的恶行。生活水平的提高，则是放弃了旧秩序的结果。
镇压阿訇是土星共同体对穆斯林和回教的重点工作，凡是有恶行阿訇，一个都不放过。量刑尽可能往高了走。武器批判完这些人，再用批判的武器组建了学校系统。宗教思想统统被强行束之高阁。新时代，新风尚，人民翻身做主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人民政府对穆斯林的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儿童的教育可谓关心备至，科学文化教育决不能拉下。自然科学是打破一切宗教神话的绝佳利器，这么十几年之后，接受过文化教育的穆斯林和回族，宗教的影响力一落千丈。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划分，其理由也非常充足，几万年来人类的进化史可谓铁证如山，所谓穆斯林的神话除了几本宗教典籍之外，根本无法证明。必须用理性的态度对待世界，这是共和国公民的义务。
文明征服了野蛮，理性消灭了愚昧。当中国穆斯林也能够理解“所有民族划分都是一个生硬的伪命题，是用来转移矛盾而诞生的谎言。”之后，穆斯林也就不是穆斯林了。
至于地区发展问题，一直是共和国的主要政策。地区扶植，地区开发替代了历史上曾经出现的民族划分，穆斯林当中的明白人率先融入了社会，这些精英份子带领着曾经被蒙蔽的群众，大踏步进入了现代化。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马共和印尼当地人没有足够的理论知识，以及足够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于是民族主义提出的敌我划分，很快给了群众对于自己贫困生活的解释。“原来我们的财富都被敌人给拿走了。”在英国人、美国人的扶植下，几个以殖民地走狗为核心的邦联当局，靠援助暂时缓解了经济问题，然后就把所有罪孽都推到了“华人”这个目标上去。
容易理解的口号很快就煽动起群众的热情，抢劫华人又提供了经济上的动力。先是骚乱，然后是冲击，然后是屠杀，在这条延长线上，内战也不可避免的开始了。
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内战肯定有外部力量支持。理论上，共和国和美国都会支持自己一边的势力。实际上，共和国和美国都失去了对这次内战的前期控制。当然，前提是这次“内战”真的能够在中国和美国眼里叫做“战争”的话。
1954年，共和国和美国并不太习惯于局部战争，印尼的内战在刚经历过二战的中国和美国眼里，更像是一群流氓斗殴而不是真正的战斗。美国人想封堵共和国南下的通道，但是美国人不认为需要在共和国南方制造一场热战来警告共和国。美国国内对此的判断也十分模糊。印尼不能变成第二个婆罗洲，这是美国的底线。共和国也根本不想吞并印尼，几千万懒惰的印尼人对共和国有何好处？主席表面上领起了东南亚事务，实际上还是专注于国内事务。就在中美双方都不认为会爆发战争的时候，战争却真的暴发了。
中美双方经过紧急磋商，认为必须停止印尼的内战。对于如何停止，中美谈判代表的磋商结果可谓相当的“无良”。战争这种玩意，从和平主义者的角度来看，可以认为是和平的中断。从军人的角度来看，和平是夹杂在战争当中的薄饼。中美谈判代表都是军人出身，所以他们无疑是在用军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的。
而停止战争，也有两种角度，从和平主义者眼里，只要没有得到战争的消息，那么战争就结束了。在军人眼中，只有真正全面结束敌对角度，战争才算是结束。中美谈判代表对此问题，则基于他们政府官员的和平主义者角度。最后双方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中美双方都对印尼进行武器禁运。
所谓国际舆论，其实就是操纵主要媒体的那几个大国的舆论。中美的媒体联手对印尼局势进行了有倾向性的报道之后，这印尼的国际形象就完全不同了。首先，印尼各方进行的和平谈判是1955年上半年中美的主要宣传内容。实际上，这次会谈更像是印尼土著派和马共势力互相寻找盟友的外交活动。除了偶尔进行一些后续报道之外，印尼局势就变得无足重轻的模样。
1955年下半年，中美联合“武器禁运”起到了效果，印尼内战风起云涌，经过中美两国分别整编的正规军用二战武器，民间则用砍刀弓箭之类的传统武器。印尼的狂热份子来了一次大血战。短短半年内，正面战场伤亡十万。民间屠杀则干掉了上百万的人口。于是正规军也参与了民间屠杀的范畴。大规模的游击战一直进行到了1956年，在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之后，双方总算是划分了基本的领域。
中美的宣传又开始对新一轮的和平谈判进行报道，除了印尼当地人之外，全世界实际上根本就不知道印尼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6年，印尼内战继续进行，18个邦联的印尼政府，现在分为两大阵营。占据了爪哇和苏门答腊的马共，以及掌握了雅加达为首的印尼政府。中美都觉得此时可以再次划分势力范围了，大家默认爪哇和苏门答腊归共和国势力范围，其他的印尼地区，归美国人的势力范围。
与上面政策相对应的就是大量的人员迁移，华人十分满意，印尼土人也十分满意。战争的创伤很快就被平复，在印尼人看来，光明的未来正在展开。
在1956年，共和国最大消息就是全国大多数省的省委书记任期将满，根据制度，他们必须离任，等待组织安排新的工作。
中央则对党组织的权限进行了调整，剥夺了省委书记在经济方面的诸多不当权限，将其定位在党委书记的职位上。相应的，国资委的权限则被强化，结合了统计局的合作，国资委必须对国有资产的情况进行调整。不少省委书记回到北京之后，就出任各国有大型企业的老总一职。党和银行团的斗争，更加热闹起来。银行团和很多新任的国有企业老总都是陕西众，大家都知根知底。这些出身省委书记的大佬们，管理企业自然是轻而易举，大型国有企业的情况随之好转了不少。
二战结束之后的黄金十年，全世界工业国都在快速恢复的过程当中。这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时光。中海运的运输吨位现在高达3000万吨，在共和国生产效率飞速提高的现在，曾经没有什么利润的买卖，现在也都有利润可言了。曾经不值钱的玩意，现在也都有了开发价值。
更重要的是，共和国经济的开放，资本市场的完善，让共和国的投资环境好了很多。山南省已经是印度洋著名的物资和资本营运中心。山南省的经济触角甚至伸到了锡兰。共和国银行团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诸多经济协议，在没有什么竞争者的情况下承包了好几个港口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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