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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坑-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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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身负外交使命，美国代表也不会把自己的情绪置于任务之上。他不得不打起的精神，和周恩来进行着中美两国立场的协调谈判。
实际上美国代表也很清楚，中国的要价，如果以列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公道的。中国仅仅是在恢复以前的中国周边环境格局。在中国历史上，中国周边的国家就不是中国的殖民地。他们仅仅是中国的被保护国。这点上，中国和美国的政策倒是相当一致。
在对待殖民体系的态度上，中美两国简直可以称为盟友。双方的态度可以说完全一致。但就因为如此，美国代表实在是无法对中国单纯的报以好感。这样的中国—— 很可怕。甚至比日本还要可怕。
周恩来所提出的，要和美国确立诸多原则性问题。这意味着这个基础，将是中美未来的合作框架。而且中国的立场和美国的立场相去并不远。这样严肃认真的态度，让美国代表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不安。他多年的外交经验在用一种直觉的反应来告诉他，这很不对。
谈判进行了好几轮，最后中美最终达成了协议，双方发表了《三个联合公报》，这也是未来半个多世纪，中美外交的核心基础。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代表已经习惯了中国的这种外交风格。这种风格甚至有了一个新的英语专用词汇——它的拼写是 yangmo。
1943年9月，美国的核心设备终于运抵了共和国，他们从美国东海岸上船，南下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运抵缅甸。再从缅甸陆路运进共和国。除了这些设备之外，更多的人力和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了缅甸。然后通过中国人修建的公路运入印度北方。
为了得到共和国的配合，英国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们将整个阿萨姆地区全部割让给了中国。当然，中国人也做出了让步，在接下来的中南半岛战役当中，共和国将和英军一起作战。而且在结束战役后，立刻回国。将东马来西亚的控制权交还给英国人。阿萨姆这片山区对于英国人的价值远没有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重要。更何况，美军可以和英国人一起在马来西亚建设反攻基地。从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同时发动反攻，这对于英美来说，实在是太有利了。
共和国的化工集团欢天喜地的接收了设备。这些高温高压设备是用来生产合成氨的关键设备。美国人通过租借法运给中国的设备足以让共和国每年生产出800万吨合成氨。在这方面，美国人失算了。他们预计的产量只有不到150万吨。以美国人的生产流程，的确实是这个数目。而且美国人认为共和国需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调试这些设备。岂不知，中国早已经完成了合成氨生产线的建设，亟需解决的仅仅是这些核心设备。
1943年10月，第一条合成氨生产线已经开始正式运转。产量甚至超过了中国的预期。达到了每年80万吨合成氨的产量。这里面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共和国那些有21世纪水平的催化剂。催化剂的水平，决定了合成氨的效率。
1944年1月，共和国十条合成氨生产线全部投入使用。到了1944年2月，60万吨化肥就运出了工厂。与此同时，40万吨炸药也运出了工厂。
这批炸药当中的一半，也就是20万吨。转交给了苏联人。美国人亲自验货，查看质量和数量。既然美国人认为共和国的合成氨年产量不会超过150万吨。那么美国人认为，中国人的确将所有的合成氨制成的炸药都送给了苏联人。20万吨的数量同样是美国人制定的数字。
共和国在移交了这批炸药之后，就要求美国人追加三倍的高温高压设备。并且提出，如果美国能够将这些设备给共和国，那么提供给苏联的炸药数量可以提高到50 万吨。美国人同意了。
其实中国的生产速度已经超出了美国人的最高期待。这足以说明中国在这方面有人才。而美国人统计回到共和国的美国技术人员当中，也有为数不多的这种重工业人才。所以，美国人认为这些人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共和国的化肥开始在大农业区投入使用，起到了非常可观的效果。预计全年粮食产量可以增加20％。不仅仅是化肥，从陕西时代就开始的农业良种研究。在进入 40年代以来，也收到了良好成果。大农业区为良种的有效使用提供了适合的环境。无论是粮食还是棉花，增产幅度都相当的大。在化肥大量投入之前，制约粮食飞速提高的瓶颈在于这些良种对于地力的消耗过大。单靠农用肥和土化肥，遏制不了土地的不断贫化。化肥的投入解决了这个问题，1944年的粮食产量预计可以达到2。5亿立方米。大概有2。2亿吨。食用油产量1000万吨，肉类产量2500万吨。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共和国人口大概有5。1亿人。人均一年口粮 800斤，肉80斤。如果不考虑战争因素，食用油和食盐、食用碱完全可以敞开供应。这样的好年景可以说几百年来想都不敢想。
可惜，现在是战争年代。国内粮食统一实行统购统销。采取票据制模式，人均口粮被定在450斤，肉类供应为每年40斤。禽蛋供应没有限制。反正对于大农业区，禽蛋供应本来就没有任何问题。对于土改之后的农村，国家管理到禽蛋的供应，就显得太傻了。限于禽蛋加工的技术问题，国家收购的禽蛋注定是针对于大农业区的饲养场。在那里，禽蛋直接加工成可以长期保存的罐头产品。国家收购散养的禽蛋，花费的力气远大于收益。
当然，就算是这样“无法无天的暴政”，对农民来说已经是想都不敢想的好日子。最低口粮也足够大家吃饱。唯一问题在于，不少农民听信了粮食要大涨价的传闻，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囤积粮食赚一笔。对这种观点，国家只好祭出“统购统销”的法宝来，禁绝一切粮食黑市交易，
除此之外，国家还提高了粮食置换工业品的比例。并且严令各地农村信贷系统，必须以粮食作为抵押，才能向农民提供信贷。并且再次降低了农村信贷的上限。不仅如此，共和国大力提倡婚丧嫁娶从简的战时条例。“新时代新风气”的宣传，在农村开始推行。
共和国的农村信贷，每年利息很低。这已经造成了很多麻烦，共和国无论如何，都是没有办法将强有力的银行体系终端推行到农村。这就造成了村干部掌握着大量的信贷权力。钱这玩意，对于人类的诱惑之大，实在是令人叹息。在194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深化的时候，贪污信贷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全国枪毙了3000 多人。就算是这样凶狠的手段，也仅仅是暂时扭转了局面。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现代化的社会制度，同样不是一天建成的。可现在，共和国实在没有时间去潜移默化。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除了搞“运动”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更何况，共和国高层当中，有一个观点正在不断占据上风。二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会爆发战争。一场或者多场局部战争，很可能将在共和国周边的安南、缅甸、朝鲜爆发。为了应对将来的战争，共和国必须从现在就做好准备。
未来的局部战争，必将拥有解放军现在见所未见的火力强度。美国人的空地一体化，强大的后勤支援能力。共和国如果不从现在就开始强化物资积累，强化运输能力，强化军队装备更新，在未来的局部战争当中，就只有靠血肉之躯抵挡美国的钢铁了。
想让中美真正达成更加透明的战略互信，除去战争，别无他法。
共和国建立以来，土星共同体和旧学者的关系就很暧昧。西北局一贯对于旧学者的评价不高。南方局对旧学者的评价则是一贯不高。土星共同体的两大派系既然达成了共识，旧学者的地位就可想而知。
这种态度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的旧学者95％以上都是文科。陕西众是“工程师治国”流派。南方局则是“人民起来闹革命”的典范。这两种路线当中，都没有旧学者指手画脚的余地。建国之后，绝大多数理工科的人才都投入了土星共同体的门下，而文科出身的知识份子对于现在的中国完全可有可无。更何况，共和国的新文化运动，是白话文的天下。共和国上层对文言文都不陌生，陕西众属于“古文运动”的典范，厌恶引经据典，写起古文来平铺直叙。而南方局以主席为代表，能够熟练写诗词歌赋。
更重要的是，旧学者们并不了解，或者并不想遵守土星共同体制定的规矩。这些人孤傲惯了，自以为了不起。和土星共同体所遵从的“组织纪律”格格不入。双方在思想上矛盾的焦点在于，土星共同体最大限度的推行文化教育，而这些文化教育的推行，功利性极强，目的性明确。文科仅仅是提供能够熟练阅读，书写。而文科教育的核心，完全是为理科服务的。
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在，在准备二战后和美国开战的现在，所有风花雪月，低吟浅酌，都是无用的，甚至可以说是有害的。土星共同体需要的是开明明快，同仇敌忾的有组织的民众。所谓“独立思考”，在现在的规划当中，是必须清除一空的。
范中出和毛雄辉两人，解放后就开始组织人撰写“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篇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巨著当中，两人领导小组，又著又述，将满清定性为外来殖民政权。为了配合文化解放，思想解放。满清的“民族压迫”，“殖民统治”，成了重点抨击对象。这部以反特权为核心的盖棺定论的论文，痛批一切特权，特别是文人特权。明朝文官误国的历史事实被重点叙说。从东林党到地主体系，被批判的体无完肤。每年十二两银子的茶税事件，东林党铸币案，等等乌七八糟的破事，成了那些文官们的标志性招牌。
而文官们要求解散国家特务机构，导致国家运营失控，这更是文官和地主们的弥天大罪。在“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当中，符合了土星共同体的一贯立场，“政治正确性”被放在首位。旧有特权阶层统统都是要被打倒的，这是现在最大的政治正确性。而陕西众的共识当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是极少数毫无争议的共识。
当然，“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被认为是某种版本的“明亡后的历史”，或说说就是一部“清史和民国史”。对于民国时代，文中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相当的不高。该文认为，五四运动的功绩可以三七开，三分功，七分过。
五四运动的过错在于，根本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核心意义。那些文化闯将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简单的把满清当作中国的一个朝代，犯了乱认祖宗的大罪。而且这些人把满清文化当了自己的祖宗之后，就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祖宗。对他们的定性，文中毫不含蓄的使用了“认贼作父”的定语。
而这些五四闯将，不仅仅是在对于中国文化的继承上“认贼作父”，他们在打倒了“满清文化祖宗”之后，又请入了一尊“外国文化祖宗”。这种双重意义上的“认贼作父”，也有了三姓家奴的味道。
而土星共同体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继承者，共产主义理想，也就是古人憧憬的“大同”。平等的思想，又契合了“有教无类”的传统思想。而且，解放军这支王者之师，挽救了中国。
“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谁是当代齐桓公和管仲，这已经不言而喻了。
这篇文稿一经发表，在旧知识分子当中引发的地震可想而知。因为无论是所谓旧派还是新派，都被骂了个狗血淋头。而土星共同体则以自己的实实在在的功绩，证明了自己是中国的拯救者。进一步，土星共同体又要确立中国文化正统继承者的地位。
这样的态度，对旧学者来说，是极不友好的。“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仅痛骂了旧学者出身的阶层，还把彻底否定了他们的文化继承权。
旧学者一个个气得浑身颤抖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土星共同体玩起文字游戏，也是颇为深刻毒辣的。
“宣传阵地，你不去占领，敌人就去占领。”主席铿锵有力的言语同时指出了事实和真实。
范中出和毛雄辉两人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满清殖民主义的奴才文化”，这个界定让中央有效的夺取了文化裁决权。到底什么文化属于“满清殖民主义的奴才文化”，这就是中央说了算的事情。
所谓宣传这玩意，是不能睁着眼或者闭着眼说瞎话的。必须向人民有选择的叙述事实。这种叙述模式，就需要一个能够自洽的“理论系统”。
旧文人并没有这样的理论系统，他们所倚仗的仅仅是特权概念。掌握了知识，就掌握了力量。只要人类社会在运营，有知识的绝对占据了高位。垄断知识就成了旧时代的所有特点。或者用身份构架壁垒，或者用财产构架壁垒。普通百姓是绝对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土星共同体针对这个问题大肆宣传，轻而易举的夺取了道德制高点和文化制高点。
任何政治运动都不是心血来潮。这次批判运动的目的就是要在文化上严厉打击一切阻碍资本发展的旧思路。
工业发需要大量受教育人群，而且技术的普及，同样和旧式行会形式的文化格格不入。五四文化提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对共和国是一个大毒瘤。中国需要的是建立起强有力的秩序，迅速积累资本。一切形式的自由主义都是有害的。听党的话，跟着党走，这就是最好的秩序，也应该是唯一秩序。
陕西众当中并非没有自由派人士，但是他们在党内民主会议上也没有反对这次运动。私下里满，大家对这次运动颇为忧心。强有力的管制系统一旦运营不当，其后果也会非常可怕。但可笑的是，没有强有力的政府管制，自由就毫无意义了。
没有管制就意味着自由，而这种自由意味着混乱。在清末秩序瓦解的时代，大家真的很自由，想杀人就杀人，想抢劫就抢劫。这样的自由给人民带来的就是毁灭性的结果。
强有力的国家制度保障了人民的生活，至少在现阶段，秩序就代表一切。现有秩序明确的或者潜藏的反对者，必须剥夺其话语权。
共和国向美国租借的物资当中，电影摄制设备相当多。大量的农业技术片自然是现阶段的主流。技术需要普及。在中国，农业技术的普及怎么努力都不够。
除了技术片，大量的新文化片也滚滚而出。不用如何特别编导，把中国曾经的红色经典照搬出来，就足以惊世骇俗了。组织看电影，成了影响1944年中国的重大事件。人民必须组织起来。不仅仅是政治组织，娱乐的组织同样重要。
看电影成了人民的乐趣所在。到了周末，无论是农村或者城市，都会组织播放电影。陕西众最厌恶的就是生活享受的等级化。社会服务这玩意，如果分了等级，造成的负面影响是极大的。所以无论是政府机构，或者是普通农村，电影都是在露天电影院播放的。
除了红色经典之外，“崇祯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被改编成了一个电影系列。共12集，长达24小时。这部剧由陕西众当中几名“起点写手”和一些历史学家共同担任编导。核心要突出的就是满族入侵时候对中国人民的杀戮、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掠夺、以及满清灭亡之后，各种“非土星共同体盟友势力”的丑态。
当然，国民党的丑态自然是一个重点表现部分。而且国民党的恶行根本就用不着去编造，只要实事求是的来陈述就好了。这里面，唯一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武昌起义和国民党毫无关系。武昌起义属于人民，和国民党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对土星共同体咄咄逼人的文化攻势，旧学者毫无办法。解放初期，土星共同体曾经对旧学者相当优容，不过这仅仅是看看有没有聪明的家伙主动投本到门下的手段而已。现在，优容结束。斗争正式开始。
在以前，旧学者以及他们代表的势力，是最有钱的，他们可以发动起足够的文化宣传。在1944年，无论是受教育人群，或者是掌握的资本和物资，旧学者那边根本不够看。土星共同体拥有的资本和渠道根本不是他们能够抵抗的。那些旧学者无论是在报纸上，或者在其他渠道进行宣传，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够土星共同体宣传的一个零头。而且这些文化宣传是依附在土星共同体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之上的。人民会相信谁，不言而喻。
这样实力悬殊的舆论斗争，胜负毫无悬念。对于人民来说，土星共同体和旧上层的区别越来越明显，土星共同体主导的秩序和倡导的文化，同样清清楚楚。
旧文人当中大部分都还算是识趣，既然斗不过土星共同体，那就老老实实闭嘴。包括当年号称骨头最硬的鲁迅，也一声不吭的继续做他教育部部长。在取得了政治和经济上的伟大胜利之后，在文化领域，土星共同体也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至少五年内，那些旧文人都会老老实实的闭嘴。实际上，土星共同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假如真的与美国发生局部战争，那时候国内再有什么人胡说八道，就不会是现在这种还算是平和的“文化的批判”，那时候就动用“武器的批判”了。不管这些人能不能领情，至少陕西众认为自己已经仁至义尽。
1944年下半年，二战战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人于9月，在北非投入了巨大的兵力，试图以绝对物力优势压碎隆美尔，残酷的战役打了两个月。隆美尔每一周的兵力损失比他在整个1943年损失的全部部队都多。老非洲军在这样惨烈的战役中挺过来了。隆美尔在11月中旬发动了赌博式的反击。非洲军和美军在突尼斯血流成河。隆美尔在即将崩溃前，又是在凯瑟林山口附近，全歼了美国三个装甲师。美国的战线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破口。隆美尔孤注一掷，将所有的残余坦克变成了一个集群，凯瑟琳空军元帅也集结起足够的空军，掩护非洲军对美军后方进行了穿插进攻。
墨索里尼深知，假如隆美尔的非洲军垮了，美军接下来就会直插利比亚油田区。实际上，美军的战略轰炸机群已经在日夜空袭利比亚油田区了。幸好丁宫在设计油田区的时候，就考虑过这个问题。巧妙的对才有设施进行了各种处理，而且制定了多处假油田区的布置。这才保证了利比亚石油区保证了石油供应。
意大利军队深知自己要保卫的对象是如何重要。意大利军队将这次战役的伤亡抚恤提高了一倍。十个意大利师加入了非洲军序列。
战役最终以美军主动撤退为结局。希特勒也授予隆美尔元帅的地位，奖赏他在如此残酷环境下的战役。但非洲军实际上已经垮了。整个非洲军伤亡高达40％，大批战斗骨干牺牲或者重伤。隆美尔最得意的88大炮部队，在美国人肆意轰炸下，伤亡更是高达60％。炮毁了可以从德国补充，可这些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战士，却不是能够补充的。
隆美尔知道，如果美国人再这样来一次进攻，非洲军除了惨败之外，别无选择。他本来就是带病坚持指挥军队，这位被称为“战争机器”的元帅病倒了。希特勒不得不让隆美尔回德国修养。
这次战役给美国人的打击更大。美军并不知道已经给了非洲军致命的打击。和隆美尔的非洲作战一年多，美军伤亡被俘超过了35万，连国会都已经看不下去了。是否转换战略方向，成了新的讨论重点。这样的战略方向有三个，一个是直接登陆法国。这明显不够现实。第二个就是选择在太平洋突破，第三个就是进入印度洋，沿印度洋西岸北上，直接打击意大利控制的埃及和利比亚。
后两个战役方向，需要共和国最大限度的配合。
美国人最终决定，再次组织一次五国会议。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彻底解决各国之间的分歧。令美国惊讶的是，共和国方面对这次会议十分配合。共和国拿出了自己的战后要求，并且明确表态，只要能够满足这些要求，共和国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最大的贡献。
在战争没有打完之前，就提出战后要求。这样的做法本来有些可笑。但是美国人看完这个要求之后，觉得共和国实在是相当的聪明。
中国的要求和以前毫无二致，收回甲午战争中失去的领土。恢复朝鲜、缅甸、安南、硫球的独立地位。只要能够满足中国在这方面的立场，那么中国就可以出兵打击轴心国军队。在打击完轴心国军队之后，解放军将立刻回国。
这些条件之前就提出过，在盟国有求于中国的时候，中国也不加价，也不减价。还是照本宣科的陈述了这些条件。这就不由得盟国不认真思考了。
朝鲜现在在日本的控制下，要解放朝鲜，就得靠中国自己去夺取。自由法兰西根本不成气候，安南问题算不上问题。至于缅甸，对于英国人来说也是无足重轻的地盘。对英国人重要的马来西亚和印度，中国根本不想插手。中国代表生命，就算是在两地作战，中国也仅仅是出兵打击日军，不会对当地人民动手，更别说赖在那里不走。这样的态度让英国人能够接受。至少中国不会动手拆掉英国人的殖民体系。而这样的做法，摆明了就是干活拿钱。至于体制矛盾，就丢给美国人和英国人去闹。
而苏联方面现在遇到一个问题，除了共和国给与的大量物资支援之外，苏联向美国租借的武器，或者说飞机和步枪、子弹等产品，都需要中国提供。也就是说，苏联向美国借物资，美国用机器设备向中国支付，中国用产品向苏联支付。中国在合同当中表现出的职业道德，令所有人都十分惊讶。本来这种三方贸易，最容易扯皮。而中国的所有支付都没有丝毫扯皮的问题。产品质量也颇为不错。租借的物资里面不仅仅有军工用品，还有大量的民用品。中国也保质保量的提供给了苏联。苏联人在这些方面从来是吹毛求疵的。可中国方面的代表有理有节，苏联人一点发作的机会都没有。
美国人对此非常赞叹的同时，也有一种不安。就连日本也未必能够有这样的表现，如果非尽了千辛万苦打倒了日本，在亚洲又崛起了一个新的强国，那么美国人岂不是亏大了。美国好歹是工业强国，对于这样的表现所意味的工业实力是有了结的。而美国人没有能够意识到，中国表现出来的实力绝非全部实力。如果他们知道的话，就绝不会在1944年5月，将大批的合成氨和新设备交给中国。美国人认为，中国为了展现足够实力，竭尽全力去完成了对盟国的义务。
最后，五国达成了原则性协议。联合国正式成立。美苏英法中，五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关于中国的所有战后要求在协议书当中签字画押。当然，这些都需要中国承担自己的义务才行。
1945年1月，中国解放军第一集团军开始南下作战，战略目的是控制整个中南半岛。为盟军走印度洋扫除障碍。
从1942年到1945年，整整三年，日本在太平洋的进展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来形容。日本占据了庞大的地域，可缺乏利用这庞大地区物资的能力。落后的工业能力不足以支撑这样规模的开发。最可悲的是，日本的工业资源大多数用在舰艇建造上，日本甚至无力扩大运输舰艇的规模。缺乏长期战略观，加上日本内部的丁达尔现象，日本始终无法使用合力来解决问题。
中国把日本撵出缅甸和安南之后，日本也无力对中国进行更大规模的战争。而且中国仅仅是驱逐了日军，并没有进一步追击日军。日本的兵力洒在海岛上，实在是无力对中国进行战争。
海军部曾经一厢情愿的认为，可以和美国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可战争开始之后，就脱离了日本海军部的控制。为了保护现有的控制区，日本不得不夺取更大的战略空间。战略空间的扩大导致了效率的大幅度下降。收缩战略空间的讨论根本无法得到通过的可能。东南亚地区充满了宝藏，但是日本就是无法有效利用这些宝藏。除了掠夺当地有钱人之外，他们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对东南亚有钱人的掠夺，直接把这些人推向了反对日本的一面。日本人不得不面对着无休止的游击战。就连形势最好的印度也是如此，南方印度独立政府需要援助，日本自己的工业品都不足，哪里能拿出印度人需要的设备。日本人还期待着从印度捞一把呢。结果印日关系不断恶化。
1945年初，共和国搞定了缅甸和安南的局势。缅甸独立建国，代价就是把西南两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送给了中国，加上中国从英国人那里得到的阿萨姆地区，中国得到了印度洋出海口。印度和缅甸之间被中国领土隔开。这保证了缅甸的安全。至少给了缅甸安全感。安南各部分势力众多，共和国就把安南一分为三，组成了三个国家的邦联国度。越南、老挝、柬埔寨三个国家的划分谈不上很合理，也谈不上很不合理。而且这三个国家至少还隶属于一个邦联国家的旗下。
战争进行到这个份上，已经毫无悬念。解放军沿着中南半岛一路南下，日军毫不是对手。美国舰队则从澳洲南部出动，进军印尼地区，海陆双方在1944年5月在新加坡会师。一度被轴心国控制的世界岛南端，终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重大的胜利在国内的反响类似于大戏，令人兴奋，却没有实质作用。国内的注意力都被1944年的超高粮食收成所吸引。大规模使用了化肥和机械化之后，粮食产量令大农业区的百姓瞠目结舌。小麦亩产400斤，水稻亩产则达到了650斤。虽然大农业区本来就是肥沃的地区，产量素来很高。可这样的产量直接挑战了大农业区人民的想象力。要知道，在1941年的时候，大农业区的亩产也不过是1944年的一半而已。
大农业区的巨大成功，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周边的大批农村要求加入大农业区。
这个趋势并非在1944年开始，实际上，早在1940年，共和国的西北就有几个大农业区，周边分地的农民们一开始倒是欢天喜地，可个体种植，实在无法提高产量，特别是在水利设施等方面的建设上，他们都跟不上。看着近在咫尺的大农业区收获颇丰，人民就要求加入大农业区。
在陕西众的计划当中，西北本来就不该是产粮区，而应该是林业区。所以当地的农民直接转职当了林业工人。共和国大修铁路，铁路上要跑火车，火车不能空车。陕西的林业和牧业、果树种植业结合。有效的装满了运输出去的火车。生产的产品越多，赚到的钱就越多。陕西绿化大见成效，人民收入也增加很多。
除了种树之外，人民还从事工程队的工作。在大建设的时代，缺的就是工人。人民赚到的钱可以购买更多工业品，有效地提高了生活水平。
在当时，共和国上层当中颇多人担心这样的政策会让粮食出问题。到了1944年，就连对农业最悲观的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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