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洪水-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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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市区内的军队、民兵组成一道防洪线。
　　3，全力以赴堵住缺口。
　　现在，一条大船装满煤，正由北向南岸靠近，准备堵缺口。
　　本报江西九江8月7日22时5分电（记者贺延光）截至记者21时撤离时，决堤口还没有堵上。一条装满煤炭的百米长的大船已横在距决堤口的20米处，在其两侧，三条60米长的船已先后沉底。数千军民正在沉船附近向江里抛石料。水势稍有缓解。
　　目前，留在决堤处抢险人员总计在2000多人。防汛指挥部组织抢险人员正在市区的龙开河垒筑第二道防线。
　　据悉，市中心距决堤处的直线距离约5公里。市区目前内还未进水。记者赶回市区时看到，一些店铺还在营业。市民们的情绪较下午平稳了一些。
　　路上，出租车司机告诉记者，市政府已在电视上发出紧急通知，告诫市民，凡家住低于24米水位的住户，要迁到更高的楼上。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零时1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与前线指挥人员通话：现在沉船部位上端水流有所减弱，但船下的漏洞水流仍然很急，缺口处洪水不见缓解。抗洪军民仍在连夜奋战。
　　本报江西九江8月8日0时45分电（记者贺延光）记者刚刚得到消息，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万余名解放军战士正在连夜奋战，构筑一道10公里长、5米宽的拦水坝，作为市区的最后防线。至发稿时止，仍有大批军车赶往此地。
　　2、熊波：实录大转移
　　熊波是第一波次被派往长江中游的记者。长江第3次洪峰过后，他风尘仆仆刚从岳阳回到编辑部的当天，报社新闻中心副主任见了面就要求他前往荆江采访。
　　“什么时候出发？”
　　“今天。最晚不过明天。”
　　熊波点了点头。第二天，8月6日早8时，他已在湖北监利县打电话回北京，请示采访方向。
　　“去公安县。那里是荆江分洪区。”
　　当天下午4时，熊波到达公安。县城里平静如常。街市上，店铺营业，居民泰然。他正疑虑抓不到抗洪新闻，一个小时后，得到了当晚8时全县转移群众，作分洪准备的消息。
　　晚8时5分，编辑部接到了熊波用手机打来的电话：“我现在县城中心十字路口。这里的男人都到各个堤段了。街上尽是妇女们，手提肩扛着成箱的矿泉水和方便面，走得很急。商店粮食、食油销得很快。……街口的广播喇叭里，代县长程雪良用沉重的声音在念县里的紧急通知：”……父老乡亲们，……湖北防指的通知，请按照指定的路线和地点转移。……在这危难的时刻，县委、县政府要求所有党员干部和群众同甘共苦……‘“
　　记者部值班人员记录着，心里潮潮地、沉沉地，为突然舍弃家园的分洪区数十万群众，也为身处险境的熊波。
　　熊波一个又一个电话打来：“我现在群众转移路线上。……扛着包袱的行人、自行车、卡车、拖拉机、人拉的木板车混杂在路上－挤得走不动。人们不像想象的那么激动悲伤。……”，“……我采访了一对老夫妇，子女上堤了。他们握着木板车的车把，等着淤塞的车流往前挪。……”
　　熊波最后一个电话是子夜打来的：“我现在设法走出县城的安全区，想到蓄洪区的村子里看看……”
　　报社后来在熊波母亲的信中得知，熊波的父亲也是新闻记者，当时也在抗洪一线采访。熊波的报道在《中国青年报》8月8日一版头条见报，先于其他媒体向公众通报了荆江分洪区群众转移的消息。公安县后来到了一百多以上的记者。县委宣传部长见人就指着熊波说：“这是最先到公安的记者。”
　　3、刘武、解海龙：抵近溃水口
　　除了刘武自己，再没有人知道他8月4日凌晨4时起身，同怀孕5个月的妻子道别上路的心情。凌晨5时，他驾车冲上京津高速公路时，自己也想象不到第二天将面临什么。7时半，他已到记者部报到，谈笑自若地留下了家里和汽车的钥匙。10时许，刘武和熊波乘机飞往武汉。下午，以拍摄“希望工程”和善说笑话出了名解海龙也乘机出发，跟进两名文字记者。
　　8月6日傍晚，记者部值班人员接听到刘武从湖北监利县打来的手机电话。说话声气喘嘘嘘：“西门渊荆江大堤溃口，……我们正往现场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解海龙。”电话是边跑边打的。
　　3分钟后，平日散淡风趣的刘武已冲进没膝深的洪水报告：“溃口有3米多宽，口门水深大约1米。……部队在缺口站了三道人墙，民工趟着水用米袋在部队身后堵口。”
　　“用米袋？”记者部问。
　　“离溃口最近的是一个国家粮库，已经进水，齐腰深。县发电站也进水……”
　　“兄弟，记着：无论如何事先看好退却路线1值班人员想着刘武单薄的身体，咬牙切齿地对电话喊着，心里已经哭了。
　　“现在解海龙的位置在哪里？”
　　“他在部队的人墙里，我看不到他。……我现在到另一处管涌现场去……。”
　　解海龙出发前，后颈上被相机背带磨出的疥子正在化脓，血迹染在衣领上。一位总编室的同事用棉签蘸着白酒在他伤口处清洗了两遍，说：“哥们儿，可沾不得水啊18月6日晚，解海龙在西门渊溃口处拍摄时落水，脚受轻伤。人、相机、手机，全部湿透，不用说那疥子了。
　　长江第4次洪峰到来时，下荆江各县市基本弃守了全部民垸。8月9日，监利县奉命放弃坚守了40多天的三洲联垸。三洲联垸是该县最大的围垸，十多万亩良田，6万多人。刘武、解海龙和出差中途从株州来的陈强赶到扒口现常垸内农民基本撤走，但尚有不忍家园被淹的群众同前来执行扒口任务的人员发生了冲突。在民堤上苦苦死守到今天的农民不能保持冷静，一位老大妈哭嚎着扑倒在掘堤的锹下。扒开的子堤缺口，被农民一次又一次扛着土包冲过来堵上。干部们沙哑劝说，说着说着，自己也掉下泪来。
　　因为三洲联垸弃守，会使江对岸湖南的岳阳水位稍有下降，激奋的农民质问干部：你们是不是湖南人？！正在采访的刘武恰恰是湖南人，他的父兄此时就在对岸抗洪。作为记者，他只能记下这把人心扯成两瓣的一幕。陈强说，整个汛期他两次流泪，这时算一次。解海龙则对着群众高喊：“我们会把你们为抗洪付出的代价报道出去1”报道出去“，这就是天职。
　　8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刘武、陈强的报道《悲壮的弃守》，配发了解海龙拍摄的图片。这组关于“弃守”大型民垸的报道，在各媒体中又是第一次。报道在当地被广为复印留存。
　　许多天后，仍有农民就近在大堤上过夜。在风平浪静的黑暗中，能听见远处水面偶尔传来“哗哗”的声响。那是他们的住房被水泡塌的声音。
　　记者一线历险的事，很难全部展开叙述。如驻吉林记者李己平、原春琳为真实报道营救被困在“孤岛”上的灾民，他和她里应外合李己平冒着生命危险搭乘冲锋舟2小时，迂回进入孤岛，次日，他们的通讯《驾起生命的冲锋舟》传达出最真实的声音。
　　并非所有到达最前线的记者都能发出震撼人心的报道。不少历尽千辛万苦的记者，却没有发出新闻。有的因为和重大新闻事件失之交臂。如在长江大堤溃口当日早晨早晨离开九江的马少华；多次辗转上堤摄影，累得呕吐住院，却没有碰上重大抢险场面的程铁良。也有的因为预测的重大新闻事件没有发生。如3次夜守荆江分洪区却没有分洪的刘占坤、王磊。他们这样看待记者的机遇：如果灾难发生了而自己恰恰错过了报道时机，这将遗恨终生。但如果得到新闻和发生灾难两者必须同时出现，他们宁愿不要这则新闻。
　　附：《遗恨瑞昌》
　　□本报赴长江流域记者　马少华
　　我是在九江大堤实际上已经决口的时候离开那座城市的。
　　8月7日，我从鄱阳湖边的灾区星子县采访完后，再次进入九江城，已是中午11点半。去了一趟市防汛指挥部，接受他们建议，吃过饭后到长途汽车站包下一辆“面的”，赶赴九江西面36公里的危城瑞昌———几日前赛城湖大堤溃决，洪水已进入城边杨林湖居民区；而城北两道防线已破，人们据守城边一道铁路路基作为最后防线。像前一次一样，在第四次洪峰到来之前，我只把九江当作转车之地。当时在我心里，灾难总是在下边，而且它的到来总是有迹象的。但实际上，灾难不是这样到来的。
　　车离九江时，肯定超过下午2点了，而实际上，九江大堤1点左右就溃决了。我记得自己当时分明看见了路上行人神色惶恐，十里大道东侧，人们在莫名其妙地引颈西望。九江到瑞昌间的九瑞公路已被洪水断绝。“防总”同志给我介绍的路，是绕道九江县城，走一条狭窄、崎岖的乡道———实际上从早晨7点就已被不堪重负的车流堵塞。傍晚7时左右，在涌泉乡与瑞昌市城郊水泥厂之间的那座山前，我包的那辆“面的”司机说什么也不肯再等了，临分手他劝我跟他回九江。但想到一路的辛苦和已经支付的车钱，想到已经接近危境中的瑞昌城，我心有不甘，还是执拗地要奔瑞昌。这样，我放弃了第二次机会。傍晚，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可能再往前挪动一步的汽车，徒步走下山时，天已经黑了。两辆摩托三轮车飞也似从瑞昌方向开来，开车的妇女任我怎么求，死也不敢回头，车上载着都是日常家用物品———她告诉我，瑞昌城要淹了，“我们逃到乡下去1其实，此夜瑞昌的惶恐，正是源自九江大堤决口的消息。晚上9时许来到瑞昌防汛指挥部门口时，街头人家电视中播放的安民告示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九江堤破。当所有于当天赶回九江的机会都被白白耗尽之后，我木然地回到瑞昌住下，一夜睁着眼睛，咀嚼着失悔的滋味，脑子里转的净是当初如何，就会怎样的另一种可能。这种反复”回放“，差不多成了一种自我折磨。
　　人生失悔，不只一次，但错奔瑞昌，却真有鬼使神差之叹！
　　我与一个惊心动魄、终生难再的新闻时空失之交臂———作为记者，有什么比这更令人伤心的呢。
　　第二节　灾民情结
　　一线记者在心里流泪，不仅在亲历军民同洪水激烈抗争时，而且常常是在面对在堤岸上挨太阳毒射、挨蚊虫叮咬的灾民时。人民的记者以平民对平民的真诚，感受、关注着老百姓在灾难中的生存状态。然而，最弥足可贵的是，他们把内心对灾民的情义，扩展到自身人生境界的高扬，的扩展到有限的新闻报道之外的实际援助行动中。1、张双武：牵挂“家园”
　　张双武是中国青年报报驻广西记者。他的家乡在湖北仙桃，自己的家也受灾。在光着脊梁的农民抗洪大军中，就有张双武的父亲。双武采访石首、监利，洪湖，家门近在咫尺，但他一次家也没回过。没回家并不等于忘了家。事实上，双武的这种经历使他从一开始就把聚焦对准失去“家园”的灾民生存状态：那些无家可归的人，那些妻离子散的人，那一张张哀愁、凄苦和惊慌的脸，无时无刻不在唤醒他已“略显粗糙的心灵”。
　　双武说：“我知道呈现在我眼前的这如繁星般闪烁的万家灯火里，曾经拥有温馨、殷实与眷念。我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但后来，我离开了他们”。
　　张双武的目光始终关注的是人。他为真实传达灾民的实情，自己跑到灾民安置点上，与灾民彻夜长谈。次日，发回《守望圆月待天明》，这是本报发回的第一篇灾民生活报道。
　　有次，张双武路过石首市与公安县交界处的一个开发区，这里是石首市接受公安县的转移灾民的安置点之一。他顺路走进一间灾民的窝棚。
　　13岁的李娟和11岁的李硕让他在一瞬间便体会到了生命的坚韧。从公安县转移出来的姐弟俩借住在开发区一间发廊的屋檐下。姐弟俩父亲李兴忠告诉张双武，每天他都要早起到南口大桥下看水，水落了，他便偷偷地溜回家，给承包地里正遭虫蚀的棉花打遍药，或者给8亩多水田里的中稻施遍肥；水涨了，李兴忠的一天便闲得了无兴趣。
　　而李娟和李硕两个孩子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有闻过肉香了，但他们每天趴在开发区的一盏昏黄的路灯下，将暑假作业做得工工整整。9月份开学后，李娟将升读初中一年级，李硕也将读小学五年级，但他们曾经书声琅琅的校园此刻正浸泡在浑浊的洪水里。
　　俩孩子的父亲李兴忠告诉张双武，水来了，家没了，两个孩子好像一下子长大了，懂事了。以前在家时，两个孩子吃饭还挑三拣四，现在每天一碗冬瓜、一碗南瓜和一小碟酱萝卜，孩子们倒吃得津津有味。
　　张双武感到有一丝内疚，他急忙找到一家已经歇业的小食店，央求老板替他炒了两盘菜：青椒鳝片和卤猪肚，捧到两个孩子面前。张双武注意到，李娟和李硕定定地好像记住了他这张并不漂亮的脸。
　　生命的脆弱与坚韧的试金石，有时也许不在抵御过一拨接一拨嚣张而轻狂的洪峰的铁墙铜壁里，它存在于记者的内心，遇大悲大喜而彰显。所以，中国青年报许多前方记者，更愿意结识路灯下每天坚持完成暑假作业的李娟、李硕和他们的父亲们，也理解下面这个故事里一个横存江堤的老人的冲动。
　　有一天，张双武看到江堤上一群人围着个嚎啕大哭的中年妇女指指点点。他挤进人群，看到一个直挺挺的老人躺在堤上，浑身湿漉漉的老人已撒手西归。旁人告诉他，昨天晚上，老人撤离扒口行洪后的小河口镇后，不放心家里的粮食和牲畜，竟偷偷地划着个轮胎，驶向一片汪洋中那记忆中的家园。夜幕下，承载生命的轮胎竟漏气沉没，老人随水挣扎、漂流，丢了性命。
　　张双武不忍心指责老人愚昧无知，他知道一个家庭勤扒苦干积攒下的全部财产，瞬间东流后对于老人意味着什么。面对灾变，老人选择了一去永不回。绝望的执着，脆弱的抗争。张双武说：“我看见的这个老人叫农民”。
　　只有经历了大悲大喜的洗礼，人才充分地表现出绝望与希望、脆弱与坚韧、执着与自弃、敏感与麻木等等情感，一句话，人才像人。2、吴湘韩、任彦宾：记下真实吴湘韩是中国青年报驻湖南记者，他的眼睛一开始就盯住了灾民。
　　有次，他采访一个灾民，灾民被他的执着感动，反问他：“你敢说真话吗？”湘韩毫不犹豫地说：“敢1，于是，第二天湘韩发回了《我这43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片报道没能见报，但凡看过该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灾民生活最真实的记录。
　　本报驻内蒙古记者任彦宾在前线期间，每天至少跑200多公里路。当他听说灾民点上发生了伤寒，他不怕自己被传染上，驱车160多公里，到伤寒病人中调查了解实情。他甚至从一开始就判断出此稿定被“枪毙”，但他认为：“能不能发是报社的事，报道不报道实情是自己的事”。3、陈强、解海龙、刘武：救灾行动以追求短、平、快新闻著称的福建记者站记者陈强，中断日常采访赶赴灾区监利县后，每天不停地跑动、采访、写作、传输，但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声音在催促：还做得不够，对灾区人民做得不够。他除在中国青年报发稿外，还在福建的《海峡都市报》连载灾区采访日记。顺着这个势头，他利用自己平时的工作渠道，发动福州市出租汽车司机为灾区义运，筹到70万元汽车司机的捐款送到监利县。他又联系福州一位成功的青年企业家为监利、岳阳两地灾民中的1000名青年人无偿培训就业技术。
　　和叠在一起的方块字比较起来，一张真实感人的照片更能起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希望工程宣传画中那个大眼睛姑娘的拍摄者——本报记者解海龙，他的心愿就是：多拍灾区的孩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帮助他们！
　　在荆江大堤上奔波了几个来回的解海龙，皮肤晒得黢黑，汗衫已经变了色，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他脖子始终系着一条毛巾，再加上装摄影器材的大包小包，那形象整个就像灾民一样。
　　在到达洪湖的那天下午，他听说了一个感人的故事。乌林镇小沙潭一位名叫胡汉章的农民，妻子突然去世了，胡回到家中，草草将妻子的后事办完后，很快又赶回堤上抗洪。他身边还有两个需要人照顾的孩子。
　　“我们应该赶去看看1尽管已是太阳西下，光线已不太理想，解海龙还是执意要去乌林镇，同行的还有刘武和谢湘。
　　在胡汉章家，几位记者看到了这位朴实的农民，看到了他家中简陋的摆设和他那两个天天还在寻找妈妈的女儿——群芳和润芳。
　　解海龙没有多说话，他端起镜头，对准胡汉章父女三人注视了很久很久，最后才按下快门。
　　于是，在记者刘武的特写《大堤生死情》上面，配发了胡汉章和他两个女儿的照片。他们那种助、茫然、期盼的眼神真让人看了感到心酸、心痛，真想伸出手来帮他们一把。
　　山东一位读者看完这组报道后，立即将1000元钱捎到报社，嘱咐一定帮忙转交给胡和胡的孩子。
　　刚从抗洪一线归来的刘武，不顾采访后期收尾工作紧张，先后应邀3次到高校、县区介绍灾区情况。接着，他又立即被团天津市委书记段春华“抓”住了。
　　原来，团天津市委很想组织一个“抗洪英模报告团”，为天津青年做一场宣传抗洪精神的报告会。
　　“是好事！是好事1心还惦念着长江、惦念着那里的灾民的刘武一点都没有犹豫或推辞，立即着手帮忙联系。
　　在刘武的努力下，在短短一周的时间里，报告团很快组成了，他们是：总参武汉通信指挥学院九系政委程献文、湖北监利县抗洪青年烈士胡继成（请人代讲）、湖南岳阳团市委副书记赵岳平，还有空军某高炮营杨德胜烈士的遗属桂丹。
　　这是全国组织的第一个抗洪英模报告团。组织过程中，活动升级，由中共天津市委、市政府主办。报告团成员受到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亲切接见。
　　9月15日上午，在天津市人民礼堂，报告团做了一场催人泪下、催人奋进的生动报告，台下，听众一开始就被深深吸引，许多青年眼里噙着泪花。
　　这次大会被活动组织者称为近年来效果最好的报告会。
　　而刘武，头天夜里还在帮助修改讲稿，直到半夜2点多！
　　天津团市委、天津青年的心是滚烫的。这一次，他们又拿出40万元捐款，援助湖南岳阳、湖北监利各建一所希望小学。
　　刘武的心踏实了。
　　天津“抗洪英模报告团”的活动尚未结束，福建记者站记者陈强的电话便接踵而至。那电话打得之急、之勤，非一般人可以承受。
　　一切还是为了灾区人民。
　　回到福州，陈强与一位很有事业心的年轻企业家——福建金得利集团董事长共同商议，策划了一个“技术扶助灾区青年创业”的行动，免费为监利县、岳阳市对灾民中的1000名青年实行就业专业培训，新闻发布会放到北京来开。
　　附：《极限的挑战》
　　□本报赴长江流域记者　刘武
　　有时，我常想像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状态是什么样子。在丝毫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今年的七八月，长江沿岸数百万军民骤然面对极限的挑战。
　　当我8月4日奔赴抗洪一线时，第4次洪峰正轰响着浩荡而来。这时，前线军民已在大堤上苦战1个多月了，我听得最多的一个词便是“人困马乏”。其后20多天，我转战监利、洪湖、武汉、岳阳、华容、九江、南昌，不仅听到，看到的也是“人困马乏”。
　　在监利的长江干堤上，我亲眼看到一名18岁的解放军战士扛着土包倒下，现场的医护人员赶紧扒光他的衣服，用酒精擦洗他的身体，输葡萄糖，灌十滴水，但半个多小时过后，他依然未能睁开双眼。年轻的生命在极限的边缘游走。
　　到洪湖的第一天，我便得知一位22岁的青年农民吐血累死在大堤上。他连续奋战了40多个昼夜，当人们把他送往医院，他满怀遗憾地说：“我以为年轻可以扛得篆…”，年轻而疲惫的生命就这样越过极限的红线，给人们心中留下浩叹和感慨。
　　在岳阳，我听到洞庭湖边的大堤上有成千人因为酷热而中暑晕倒。江水和湖水总是那么平和，不露一点狰狞，把心计和残酷深藏在渐渐升高的水位上，一次又一次考验着人类抵抗自然灾害的极限能力。有时它也借助风力，掀起波涛和巨浪，把护堤的彩条布击打得破碎不堪，把编织袋包装的泥土如捣蒜般摧成泥浆……
　　一位战士对我说：“这是人与水的肉搏战，可我们却只有防守之力，没有还手之术，这比真正的战争还残酷。”
　　人与水的搏斗恰如倚天屠龙，充满盖世豪情，但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人类对自然的破坏导致了何等的灾难。我想，大概是自然被人类毁坏到了极限，才有它们对人类生存极限的追迫紧逼。一位专家忧心忡忡地告诉我一个简单的道理：“人不给水以出路，水不给人以活路。”
　　我已经多年没有见过这种人海战术了。人们挽着臂膀用身体阻挡洪水的肆虐，体现出勇气，也体现出某种无奈。这使我在慨叹的同时，也感到某种哀伤。这场洪水，在自然和人类两方面，都把极限的抗争淋漓尽致地凸现出来。
　　对一个理性的记者来说，公开表达这样一种情感是十分艰难和复杂的。在20多天的抗洪采访中，我竭力从那些平时看似普通、平凡的民众身上挖掘、展现人类精神中最伟大、最顽强、最动人的情愫，但是，人类的伟大和崇高毕竟应该通过科学的精神和人文的关怀来体现。难道，人类与自然永远要以敌对的方式存在吗？
　　第三节　洪水中的女记者
　　中国青年报的9名女记者先后切入了长江、嫩江抗洪抢险的现常她们中有的人，如谢湘、吴必（加草头）雯，从80年代算起已是第三次执行抗洪报道任务；而多数人却是第一次经受洪水的洗礼。抗洪抢险就象打仗。打到最艰苦的份儿上，在任务面前，就不能再分什么男女性别。
　　然而，性别并未因灾难消失。
　　1、江华：千军万马中的唯一女性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但在齐齐哈尔通往甘南的一辆军车上，在2000多名军人堆里，有一位唯一的女性，她就是中国青年报驻辽宁记者站记者江华。
　　一次世纪洪水让江华顿悟“记者”二字。
　　坐着军车在没轮的深水中由齐齐哈尔赶往甘南县，夹在2000多个士兵中捱过两个不眠之夜，在胡吉吐莫大堤上啃了3天干面包，江华真真切切地感悟着“记者”是什么。
　　这时，这个职业的庄严与神圣挥洒得酣畅淋漓。
　　8月13日，嫩江洪水掐住了齐齐哈尔通往甘南县的惟一通道——301国道，不断上涨的洪水令所有人望而却步。伫立在水边的江华断定跟前这辆“解放141”军车肯定要强行通过，便软磨硬泡非要随车前往一线——音河水库。
　　上车前，一位军官对江华说：“车很可能中途抛锚被困水中，也可能出现更糟糕的险情，我们无法保障安全，你先想好了去还是不去？”瞬间，江华突然联想医生常说的话：“手术可能出现危险，做还是不做？”
　　为了救命，手术终归要做；为了采访，前线也必须要去。
　　这时，甘南县委宣传部派来了专人专车陪同保障，她都婉言谢绝，因为她坚信跟随战士们肯定能冲到最艰最险的前沿。
　　军车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漂泊在被洪水浸没的公路上。过眼处，是浮在水面的烟囱、树冠、向日葵，是没在水中的房屋、轿车、拖拉机，还有高岗处的农民为躲避洪水在四轮车上搭起的临时的家。当晚，她传回了特写《汪洋中的一条船》。这一切为“洪水”这个空洞的名词下了生动的注脚。
　　8月13至15日，位于大庆西部的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两条防线相继崩溃，大庆油田保卫战在西线率先打响了。16日，部队奉命驰援，江华又一次坐到了军车上，这一次，她在军车上和战士们一道住了两夜三天。
　　一望无际的杜尔伯特大平原上，1万多人在抢修一道7。5公里长的大堤，即保卫大庆的胡吉吐莫第三条防线。这里是男人的世界，被采访者见到江华时面露惊讶，说了句“战争让女人走开”——江华是这里惟一的女性。
　　几天的相处，江华几乎成了随军记者。她坐在轰鸣的发电车上写稿，与战士们一道在军车上过夜，与抗洪勇士们一道一日三餐吃面包，与大堤上的人们一道挨着挥也挥不去的蚊子的叮咬。
　　洪水之后，部队特意寄来一篇文章《战士眼中的江华》，文中写道：“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一个优秀的‘士兵’1最难的，只剩下一个”方便“问题。所以面对热情的战士们投来的矿泉水，她常报以一笑，但很少喝上一口。
　　捱过了20几个小时后实在忍无可忍，搭上一辆车来到距此最近的十几公里外的一个村子，一位大嫂指了指墙角对江华说了句东北话：“只要低下头，到处是茅楼（茅坑）。”
　　可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江华无论如何低不下这个头！
　　大嫂又指了指猪圈说：“要不就去那儿吧1在这个两三平米的空间里，两头分不清颜色的猪正卧在粪水和雨水里酣睡，这就是人们平日所说的”脏得像猪圈一样“的本体！
　　就是在这里，江华找到了轻松、温馨、惬意、甚至感动！
　　3天里，一趟趟往返于大堤上的江华成了“名人”，人们都知道这里有一位女性，一位记者，一位女记者。
　　大堤之上，讲话忘不了吃饭时间人们像熟人一样招呼着“吃了吗”，忘不了经过身边的车辆摇开车窗问一句“要捎一段吗”，忘不了所到之处战士们热情地呼唤着她的名字“记者，记者”……
　　那些天，江华的名字就叫记者。
　　2、董时：洪水从眼前流过
　　8月，正在办理进京手续的本报驻黑龙江记者董时，放下个人的事，加入了抗洪报道的行列。这位看上去文文弱弱的女子，在洪水与个人之间，掂得清孰轻孰重。她明白“守土有责”在此时此刻的份量。8月9日，当她向编辑部打回第一个电话时，人已经到了前线。此后，从泰来到齐齐哈尔、到肇源、到大庆、到哈尔滨、到佳木斯，董时一直在追着洪峰跑。
　　从嫩江、第二松花江和松花江汇合处的黑龙江省肇源县赶往隔江相望的泰来县，本来摆渡只要一个小时。可是，嫩江洪水却使董时不得不取道吉林省，一天之内换了3回火车、用去10个小时才辗转到达。
　　8月9日晚上，董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