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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之崛起-第2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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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症︰道德颓废，人心浇漓，物欲旺盛，精神生活贫瘠，风俗丑陋，迷信深固，顽迷不悟，罔顾卫生，智虑浅薄，不知永久大计，只图眼前小利，堕落怠惰，腐败，卑屈，怠慢，虚荣，寡廉鲜耻，四肢倦怠，惰气满满，意气消沈，了无生气。”
每写出数字时，陈默然总会加大书写的力度，他的脑海中所浮现出的不是其它，而是百年后的中国，百后那让人触目惊心的一幕幕，官员滥用职权，民众的承受底线不断被突破，商业精英践踏一切商业lun理，民众被迫怀疑一切，知识精英道德沦丧，社会犬儒化的盛行。
而究竟是什么造就了这一切呢？固有历史的原因，但更多的却是……思索着，陈默然却继续写道。
“初步诊断︰世界文化的低能儿。
原因︰智识的营养不良。
经过︰慢性疾病，时日颇长。
预断︰因素质纯良，若能施以适当疗法，尚可迅速治疗。反之，若疗法错误，迁延时日，有病入膏肓死亡之虞。
疗法︰原因疗法，即根本治疗法。
处方︰正规学校教育最大量，补习教育最大量，幼儿园最大量，图书馆最大量，读报社最大量，军国民教育最大量”
前者固然重要，但事实上，对于陈默然而言，他所需要的正是最后一条，军国民教育或者说国家的军国化，才是他所需要的，对于陈默然来说，这么一份“诊断书”只不过是为了推行军国民教育或者国家的军国化作出的铺垫，教育固然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有一些问题却不是教育可以改变的，适当的军国化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用。
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的任务。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但过了一个世纪，改观不仅不大，而且越来越甚。后来，蒋氏的“新生活运动”，只专注于“新生活”，而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变革，所以改变不了昙花一现结局。伴着卢沟桥的炮声，历时3年的“新生活运动”随风飘散。再到后来， “向下看齐”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改造的一场场运动浩劫之后，“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还是那颗月亮……，”社会道德与国民习性“涛声依旧”。
在历史上，长达百年的国民性改造之中，谁成功了呢？说来却让人痛心不已，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成功者，却是抗战时入侵中国的日本人，日本警察的一条鞭子成功了，而在另一个华人国家，同样也是靠着鞭子成功了。
抽一鞭子肯定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至少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当强迫也变成一种习惯之后，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功了，而这根鞭子却恰可以作为举国军国化的一部分，至少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战争时期推行这种教育，无疑是符合实际需要的。
“若能调和上述各剂，迅速服用，可于二十年内根治。尚有其他特效药品，此处从略。
主治医师︰……”
在写到主治医师的时候，陈默然突然停笔，写自己的名字显然有些不太适合，作为皇帝，自己应该是高高在上的，这场军国化运动也不应该是由自己发动的，军国化的对与错，不应该同自己扯上太多的关系。
可写谁的名字合适呢？
思来想去，陈默然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人名来，梁启超，那位第一个提出“改造国民性”立宪民主党的总理，他才是合适的人选，在过去的多年间，他不是一直在呼吁改造国民性吗？那就让他以个人的名义，把这份“诊断书”发表出去，然后再借此，由国会通过《国家改造案》。
嗯，还差一份《国家改造案》（未完待续。如果您喜欢这部作品，欢迎您来起点手机网（qidian。cn）订阅，打赏，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第79章 转变
第79章 转变
“中国是一个宗族传统厚重的国家，宗族曾是中国农村社会一种重要的治理组织形式，它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宗族作为中国社会一种曾经广泛流行，现在仍然大量存在，并且还起着重要作用的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宗族士绅阶层是农村秩序的维持者，他们依靠宗族族规、律法维持着皇权在农村的统治，可以说，宗族士绅是皇权得以在农村实施的保证。
不过，这一切，在帝国建元后，尤其是帝国早期，农村宗族势力受到严重削弱，宗族族长往往由本族富人担任，这些富人是大量土地的所有者。
根据帝国的土地法律，除帝国边疆地区，任何家庭人均不得超过十亩耕地，大量的富人土地被置换为国企股票或现金，大量的农村富人在帝国十年间，源源不断的离开城市，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传统秩序的维持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新的农村士绅阶层“皇家教师”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在“师如父”的传统观念和“皇家”的声望下，皇家教师理所当然的进入族（村）议会，并在某种程度上代替进城的士绅，成为农村秩序的维护者……”
《帝国十年》——农村
“村公所的人，过去是靠民间有声望的士绅，而现在则要把军人送进村公所，这样的话，那些退役……嗯，在乡军人的身份如何介定？”
在皇家别苑的书房内，面对着陛下的要求，管明棠已经开始用笔在纸上计算着什么了。
沉思片刻，陈默然摇了摇头说道：
“村公所所兼职档案员、邮递员，又要调解一堆小纠纷，应该算是公务员。话说回来，按照帝国近卫军军律的规定常备兵支给全饷，每月津帖是八元钱，服役三年退为续备兵，月支津贴两元；又五年退为后备兵，津贴每月一元；平时各就其业，冬季调操一月，发全饷；又五年除其军籍，……”
在很大程度上，近卫军作为常备军建设时，参考了北洋陆军的组织条例，尤其是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的规定上，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非常简单，中国没有义务兵的先例，而且军人的历史地位低下，所以建立“义务兵役”时，同样参考了北洋陆军的建设，最终这种义务式强制征召和雇佣兵式组织成为了近卫军组织的特点，每一个士兵从服役那天起，国家就和其“签订”了长达十三年的合同，在这十三年中，士兵即便是退役也能从国家领取军饷，应该是津帖。
而得益于军人地位的提高，以及种种优惠待遇，士兵的征召，从来都是征召最优秀者，毕竟每个年满18岁的公民都需要服兵役，接受兵役考校，而那“百亩免税”更是农村子弟在考校时拼命做到最好的动力所在。在种种努力下，现在的近卫军可以说，云集着中国身体素质最为优秀的农村子弟。
在陈默然的计划之中，在推行全国“军国化”的过程中，在乡军人将来担负起维护国家基层秩序的核心，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军属都享有某种程度上的优待，比如军人家庭免除农税，军人家庭可以悬挂“皇家龙纹徽章”等等，而对于农村家族而言，本家的军人数量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决定一个家族的农税减免数量，毕竟每个士兵都有免税百亩的额限，而这百亩免税田的田主则都是士兵在本家内自由选择。
也因这些优惠条件，才会使得在过去的十年间，军人的社会地位方才得到真正的提高，而并不是仅局限于“法律字面上的“军人”是光荣而且神圣的”，而现在，根据他的那一要求，军人将进一步神圣化。
“所以，不需要再支付额外的津帖，而且这样的话，每过几年，都会有新的一批军人进入村公所，可以说这样的安排，不需要中央和地方支出额外的经费！就像现在的教师一样！那些皇家教师不也不需要支付额外的工资吗？”
“嗯，现在村自治会中，老师往往起决定性的作用。”
管明棠如实的说道，在新的农村士绅阶层中，“皇家教师”可以说是最近十年中才形成的一个阶层，他们成为皇权在民间的代言人，负责协助县政府管理乡间，甚至还担负着教化普通民众的责任。
“陛下，如果军人进入村公所，而且村自治会还要为军人留出席位，会不会对自治会造成冲击？”
摇着头，陈默然抬眼看着管明棠：
“那些在乡军人，并不会垄断一切，而且各村每年从通过本村军人受益多少？帝国常年免税耕地超过两万万亩，受益的都是军人家庭吗？不是！其中七成以上，受益者都是同族之人，他们通过军人受益，在乡军人为什么不能进村自治会，而且他们进入村自治会，是为了在全国农村推行“新生活”，这个新生活的核心是军事化、纪律化的，仅只依靠皇家教师很难做到”
话语稍顿时，看着一旁的蔡元培，他是教育大臣，“公民新生活”将是由参谋部同教育部配合进行。
“当然，我并不是说教师做的不够好，他们做的很好，十年前，全国的识字比便只有15％，而现在是65％，这倾赖于三百万皇家教师的努力，可是，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尽管识字率要提高，但是国民的素质，依然有待提高，相比于普通民众，军人更讲究卫生，在农村，最干净、最整洁的家庭，不是士绅、不是教师家庭，而是在乡军人，他们把部队的内务习惯带到了个人生活之中，而我们现在的目的，却是为了通过“全民化的军国民教育”，让所有的国民都接受新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
从桌上的烟盒中取出一要雪茄烟，叼在嘴里，点着雪茄后，陈默然深吸一口烟。
“所以我的打算，正是要以在乡军人为核心来发动和控制基层，推动农村的现代化，现在的农村也只有在乡军人最有组织性、纪律性以及足够的文化和见识，能够担负起这一重任。至于说地方势力集团，那也是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地方势力集团，正好可以应对县、府自治化后地方主义抬头的倾向。不管你是乡自治，县自治还是府自治，中央都能通过各级在乡军人会来维持对最基层的控制。”
蒋百里，这位陆军参谋长在听到陛下这么说时，立即露出了赞赏的神情，但同时却明白，这个方案想获得政府的支持只怕有不少难度，管明棠一直担心“军人干政”，怎么会让退伍军人来控制农村？
“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业问题，而农业问题就是农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又是农民的问题，只要我们解决了农民的问题，那么中国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不否认农民较之城市居民更为单纯，可是3亿农村长期的不良生活习惯，却严重制约着我国的发展程度！”
说着，陈默然朝蒋百里看去。
“所以，我们要使用军人，通过的进行全民性的军事教育，提高国民的素质，改变民众只知个人主义，而不知集休的现状！从而达到改造国民生的最终目的！”
在提及国民性改造的时候，陈默然只觉胸中一阵激荡，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
在后世，每每一提及“国民性”时，人们就会想起鲁迅，鲁迅研究国民性，目的正是为了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如他在杂文《不满》中说的那样：“多有不自满的人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种族，祸哉祸哉！”逝世前半年，他还在《致尤炳圻》的信中指出，“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因此鲁迅一生都将揭露国民性的痼疾、挖掘民族思想道德素质中的“病根”、探索塑造新型民族素质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任务。
不过鲁迅所揭露和批判的“国民劣根性”是在中国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积淀起来的，是一种久未治愈的“痼疾”，在历史上鲁迅当年痛斥的“圈子”意识、看客心态、“窝里斗”现象等等，直到百年后改观仍旧不大。为了改变“国民劣根性”在历史上有着太多的运动和尝试，可唯一没有尝试的却是最为有效的东西——国民军事化！
国民军事化，或许不是最好的选择，但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相比于普通意义上的运动式改变，或者向这学习，向那学习，军事化的训练、生活，却可以教给人们一种习惯，一种军事化的生活习惯，军事化的训练、军事化的生活、军事化的国家，而在这个过程，还可以培养普通民众的纪律精神和团队意识。
而且还可以通过那种军事化国民生活，使得国民拥有一个健康的底子，身体是一切的本钱。良好的身体素质，可以提高整个民族的竞争力。
在教育部中推广着军国民教育的蔡元培，在沉思片刻后，先是点点头，而后又摇摇头：
“不过在全国推广国民生活军事化，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多少经费？这并不仅仅只能依靠在乡军人，而且各级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团体，而且，如何激发国民主动参与训练，仅仅依靠强制措施，显然不太现实，这些都需要考虑了。”
蔡元培的建议，让陈默然回头提醒身后的速记员：
“记下了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他方才神色淡然地转回来道：
“这并不是什么问题，如何让在乡军人进入村自治会？”
一声反问之后，陈默然摇头说道。
“仅仅依靠一道朕签署的命令？军人虽有皇家军人之名，但他们和老师不同，师如父，有这个传统在这，老师的地位本身就高于军人，加上“皇家”之名，他们进入村自治会，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解决的问题，并不能只依靠一个命令，还要解决他们的身份问题。
“要不然就弄一个治安官吧！那些军人在退役之前，接受三个月的司法培训，让他们出任村治安官，现在村治安这一块是个空白，这方面可以同司法部协调一下，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他们身份的问题，而且还能解决社会地位的问题。”
一直思索着在乡军人身份问题的蒋百里适时的建议道。
“如果中国所有的农村治安官都由在乡军人担任……”
在内心里，蒋百里不禁憧憬起来，只有到那时，一个严密的军事动员体系，方才有可能建立，现在中国的军事动员体系，并不算严密，在城市还有警察局协助动员，可是在农村，现在中国的农村，依如千百年来一样，都是“放羊”式的管理，仅依靠乡间的自治，顶多就是加上老师们的协助管理，但这却很难建立一个真正高效的军事动员体系。
“而且还可以组织村与村的军事技能竞赛，竞赛的奖励可以抽出一定比例免税田，利用村社的集体荣誉感和集体利益，通过军事技能竞赛去督促各村主动参加比赛……”
“那胜者免税田的分配呢？最后如何落实到每一家的身上？还是让少数人从中获利？”
管明棠立即反驳道，早在成为总理大臣之前，主持财政部的时候，对“军田免税”的制度，他就颇有微词，因为军人家庭受益有限，受益者往往是各村族的大户，而那些社会地位高，在本族内影响力大的大户中，还不一定有人在军队服役。表面上，那些“免税军田”是由士兵自行决定受益者，可士兵们却要考虑到他们的家人以及他们退役后，都要要本族中的大户打交道，所以他们会将自家之外的免税份额交给大户或族长，由其分配，而受益者自然是那些人。
管明棠的反对让蒋百里把眉头微微一皱，军田的弊端他自然有所耳闻，而且报纸上也经常报道，可这些问题，现在根本就没办法解决，而这时蔡元培却主动开口说道。
“要不然，那些免税田的税金仍然征收，军事比赛可以设在冬季，也就是征税之后，而且那时还是农闲，税金征收了，可以返还，当然不返还给各村，而是直接返还给各村的国民学校，这样受益者都是那些村民的子女，这样就不存在不公平的问题，毕竟几乎所有家庭都有子女在国民学校就读。”
仔细一想，蒋百里连连点头说道：
“对，就这么办，这是一个好法子，而且正像陛下说的那样，这是集体，集体的利益，集体的荣誉，最终由集体受益……”
对此无人再表示异议。
“让在乡军人出任治安官和军事比赛只是其中一步，我们要考虑一个整体，毕竟治安官只是在乡军人中的一部分子，我的想法是，我们要建立民团，自上而下的建立各级民团，把所有的男性国民都纳入到民团体系中来，通过这种全民皆兵的方式，达到用在乡军人，训练民众，改变民众的目标。现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加强自身，纯粹就是被宰割的命运……”
一番看似动情的感叹之后，陈默然又继续说道：
“这不仅事关国民整体素质提高，千秋万代的事，而且还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兴亡，如果民团办好了，那民团便大有可为，如善加运用，不仅可以御匪卫乡，且可有效动员民众，在战时，各师管区只需要把补充额度按比例下达各区，就可由各民团区直接补充兵员，如果的兵民合一，方才是中国未来的要走的道路。”
看大家的表情还是不舒服，陈默然喝了口茶，认真解释起来：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彻底改变“皇权不下村社”的传统，在国内重建保甲制，以十户为甲，十甲为保，十保为乡作标准。甲有甲长，保有保长，且兼民团後备队长，负责本甲、本保男丁训练，乡有乡长，兼民团大队长，由其负责大队内考校、监督训练，这些职位全部由在乡军人出任，其可以视为“自治会”之外的政府官阶，当然他们可以是领参谋总部的官阶，作为“皇家官员”，自然应该直接进入村议会和村公所。”
陈默然的提议看似不怎么新鲜，毕竟保甲制千年前即有，可这也不过是寻找一个“由头”，最终的目的，却是把在乡军人充实到社会的各个角度，并利用在乡军人对民众进行军事训练，如此达到“整合全国”的目的。
“好了，你们看一下，按照今天咱们谈话的内容，整合出一些相应的条阵法规，今年，咱们要把全国性军事训练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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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章 未来
第80章 未来
十月，每年十月的时候，唐努乌梁海，这片中国最北方的国土，便早早的进入了冬季，唐努力乌梁海的夏天很美，这里的内地难见的原始森林，有漂亮的高原湖泊，有肥沃的耕地，也有如绿毯般的草原。
可这里的冬天却是严酷的，零下数十度的低温，深达半米的积雪，当漫长的寒冬到来的时候，唐始乌梁海便进入别样的“美景”之中，可这种“美”往往只局限于文人的小说中或者诗人诗歌里。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来说，冬季的酷寒只会带来种种不便，而对于习惯了南方湿冷天气的南方人而言，当漫长的冬季到来的时候，只会带来浓浓的“思乡之情”。
和中国任何一个北方边疆省一样，在内务部的“版图上”唐努乌梁海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地区——流放重地，源于执政fu时代的流放政策，在过去的十年间，非但没有被放松，反而被加强了。
只不过所针对的对象发生了变化，在执政fu时代，也就是帝国元年时，针对的满清“忠臣录”中记录的汉族臣子的后人，他们背叛了自己民族，所以理应受到惩戒，对于他们的惩戒，则是将其流放，以充实边疆，扩大边疆地区的汉族人口。在短短数年间，多达一千三百万人被流放至蒙古、唐努乌梁海、新疆，甚至于西藏。
而现在流放往往根据《保安条例》，将那些有可能威胁到治安的人赶出城市，更将其中的激进者流放至边疆省份，在过去的几年间，每年都有数千人因为保安条例被流放边疆省份。
“还有六个月！”
在唐努乌梁海大杨树村这个紧靠着大湖的寒冷地方已经住了好几年的廖仲恺，看着木墙上日历，有些兴高采烈的于心间自语着。
流放，他是在帝国四年被判流放，至今已经快六年了，虽说流放的日子，使得他有充分的时间供他思考各种问题，同样也有更多的时间，去从事自己的研究，可是作为一个习惯了南方的温暖的南方人，他却很难适应这唐努乌梁海的冬天。
至今，他仍然记得在第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面对零下三十六度的低温，难耐酷寒的他甚至动过给美国驻华公使写信的念头，因为他出生在美国，所以，他希望由美国公使出面，带他离开这里，可最终强烈的自尊心却令他放弃了这个念头。
坐在被雪暴埋到屋顶的小木屋里，听着雪暴那无休止的怒吼呼啸，他不时回忆起在过去的六年中一些最难以忘怀的事情。
流放的岁月，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艰苦，在这里，作为“国事犯”的他，不需要像其它的流放犯一样，必须开垦土地，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食物，他每个月可以领取六元的生活费，尽管不多，可是在边疆却足以维持他的生活，而且他还是这里国民中学的老师，每个月可以领取五十六元的工资，这足以让他在中国的任何地方过上惬意而且富足的生活。
不过他往往会将自己的工资寄给妻子，然后靠着政fu发放的生活费维持自己的生活，用生活费的节余部分订报、购书，每年当春天来临的时候，这种惬意的生活，如果不是每周都需要到警察局报道，他或许会忘记自己被流放的事实。
如果不是因为这里的冬天太过寒冷，而且对未来满怀期待，或许他会向很多流放犯一样，把自己的家人带到这里，然后认命的在这里以教书为生，可他相信，相信流放的生活很快就会结束，中国总有一天，会发生变化。
所以，每当他从报纸上，看到那些国会斗争的报道时，总会充满期待，那是对变化的期待，尤其是在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之后，他更像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众所周知，管明棠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支持立宪，甚至于支持在中国实施虚君制。
在他看来，管明棠出任总理大臣，总意味着国家在发生转变，尽管这种变化很慢，但总是在朝好的一面发展着，如果说在过去的六年中，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恐怕就是他从一个共和派的激进分子，变成了一个倾向于立宪的立宪派。
毕竟现在，任何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现在的体制，在绝大多数民众的眼中，相比于满清时代，现在的中国无疑更像是一个国家，国家的地位也远非满清时代所能相比，而且，绝大多数民众不需要再忍饥挨饿，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没有多高的要求，他们的要求非常简单，只是吃饱肚子，所以他们很知足。
而在廖仲恺看来，至少，截止到现在，单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没有谁能做的比陈默然更好，或许真的像很多人一样，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当然除去“民权的退步”，似乎一切都还不错。
如果国家能够真正实现立宪的话，或许……思索着，廖仲恺拿起刚刚送来的报纸看了起来，报纸是国内发行量最大的《帝国时报》，尽管在中国政fu不能办报，不过《帝国时报》却是倾向于政fu，在某种程度上它几乎等于中国的官方报纸，不过对于政fu每月在《帝国时报》发布五万元的广告一事，廖仲恺却是极为鄙夷，这是一种收买，但无论如何，从这份半官方的报纸上，总能得到一些他需要的信息。
相比于很多人，廖仲恺有非凡的记忆力，他可以清楚的记住一年前只看过一遍的文章，一翻开报纸，他就看到一篇文章——《强国之道——举国皆兵》，看着这篇文章，他先是一愣，随后便用很低的声音，几乎是很轻的耳语，不慌不忙地念了起来：
“……每晨五点钟，天明炮一声，全城市的人民皆起，学校教员、学生以及公务员，商人、工人无不起床，五点半上操场，分授军事训练，人民精神之振作真不可及也。
如今值此战时，推广这等军事化国民教育，无疑是最符合实际之选择，且军事化国民教育，不仅可强民强种，更可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
在看到报纸上对国民军事化的鼓吹文章时，廖仲恺的脑海中浮现出十年前，他在培同孙逸仙等人同陈默然见面之后，有人对他的评价，“陈氏固然生于海外，然其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无论他的外在多么西化，但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
在那个相信“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的皇帝眼中，相比于欧美国家，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千百年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两百六十年的异族奴役之中，传统文化虽看似保存，但事实上民族精神却被扫荡殆尽。
“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
早在十年前，其在同教育部官员商讨中国教育规划时，就曾如此说到，而在九年前，其登基之后，更是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他显然是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
八年前，皇帝和内阁政fu联合颁布的《中华帝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同时年教育部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青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
而在随后的八年间，陈默然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儒家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
六年前，因新疆缠回拒绝禁止儿童读经，从而引发叛乱，在签署推平回教寺院的命令之后，陈默然更是在对帝国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民族》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民族的素质”、“确定我们民族的根本”。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随后，其再次前往山东曲阜朝圣，并在朝圣期间，称山东曲阜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同时宣布“从即日起，将儒教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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