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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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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夫人弗朗西斯显得有些担心地说:“亚蒙,我们出去吧。”
哈默说:“不,我不出去。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
哈默夫妇在桌边坐下来,便和麦吉夫妇友好地交谈起来。麦吉先生是一家大石油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并且也和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对哈默的名字是很熟悉的。渐渐地,石油大亨们一个一个地都到齐了,当他们看到哈默时都感到很吃惊,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得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不速之客?
这时,主持人宣布大家起来列队欢迎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在这个特殊的队列中,共站着50多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当邓小平带着他的代表团满面春风地走进宴会大厅时,掌声四起。哈默后来是这么回忆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
他身材矮小,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一名翻译陪着他,依次把每位总经理的名字告诉他,并说几句介绍的话。
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不用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冲着我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我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他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欢迎仪式结束后,哈默夫妇又回到了“自己的”5号桌。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哈默同坐一桌的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任驻美国大使)。章文晋说:“哈默博士,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副总理坐在一起。”
于是章文晋就拉着哈默的手,将他带到邓小平的桌旁。邓小平就让哈默博士坐在他的身边。而坐在同桌的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无可奈何,只能对哈默冷冷地瞟了几眼。可是哈默并不在乎,他知道,当着邓小平这位中国尊贵的客人的面,谁也没有办法再把他这个能骗过特工混进来的人给赶出去了。
而总统的那位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因为迟到了一会儿,就坐在附近稍远的一桌,用一种揶揄的表情看着哈默,偷偷地笑了。
据哈默后来回忆,在那次晚餐会上,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最后邓领我走到他的包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观看为他举行的专场表演。我们相处得非常惬意。在晚上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请。我告诉他,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见面。
经过多次书信联系。仅在短短的两个月后,哈默博士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京。
邓小平和哈默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经过多方认真会谈,这次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1982年3月25日,邓小平与哈默第三次见面。邓小平祝贺哈默与中国正式签署平朔煤矿合作协议。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对邓小平说他要“常驻”中国“在这里督阵”,并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后哈默对记者说,他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20世纪80年代初,哈默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家,他先后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当时中外合资经营的所有经济项目中,平朔煤矿是最大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也是哈默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1982年3月24日,中美双方关于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正式签订了。这是哈默继1981年7月3日访问中国之后,第三次来到中国。
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计划合作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0年。由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总额高达5。5亿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美方的岛溪公司负责三年完成基本建设,计划1985年出煤,年产原煤1500万吨。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10年由美方任正职,中方任副职,随后的10年由中方任正职,美方任副职。如果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个合作项目的签订,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中国的这两项行动引起许多外国朋友和香港、澳门同胞的密切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而此时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军武的行径,侵犯了中国主权,使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企业家们也因此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针对哈默的平朔煤矿合作项目,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合作项目在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咨询。最后经过充分的考量,才确定与哈默合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默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平朔煤矿协议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正因此,哈默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和邓小平的会见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也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3月25日,上午10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第三次接待了这位比他还要大6岁的美国老人。
这是两个老人的第四次见面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一脸慈祥,神采奕奕地握着哈默的手。
满头银发的哈默笑着对邓小平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你年岁那么大,气色也还这样好!”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哈默笑着说。
寒暄之后,宾主双方进入了会谈的正题。
“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哈默接着补充说,“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是的。”哈默说,“我希望今后能经常来中国,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
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
“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哈默说。
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会见中,哈默还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
他还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谈中,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与中国发展合作。
他还对邓小平说:“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放心,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哈默在随后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是稳定的,目前中国正在精减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放到重要位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以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结束这次中国之行时,他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报特约记者的采访时说,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参考消息》在第9499期上刊登了哈默这篇文章:
中国现领导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人之一。而他(邓小平)目前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乡村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之国民经济,给予各级管理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并将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这些改革在三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把管理知识、外资与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矿做的三件事。
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向在履行契约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会证明是明智的……
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及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中国的潜力很大。哈默则把中国青年画家的画作《我的故乡》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
哈默自从与中国在平朔煤矿项目上达成协议之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与日俱增。因此,哈默与邓小平几乎年年都要见面,无论是礼仪场合还是私下晤谈,都能进行真挚广泛而无拘无束的讨论。随后他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各方面的协议。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该公司在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哈默在中国的事业也进一步发展壮大。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继1983年8月作为第一家获得在中国南海开发海上石油权力的美国公司之后,继半年后的1984年4月又与中国达成在山西共同开发价值5。8亿美元的煤矿的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后,邓小平再一次会见了哈默。
会谈时,邓小平对哈默说:“你为这件事来了几次了,辛苦了。”
“感谢邓主席,由于您的关心和支持,现在终于达成了一致,四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运输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邓小平又关切地问到。
“解决了,开始时我们很担心运输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我请来了彼特·基伟工程公司的董事长斯科特先生,他们有管理露天煤矿的丰富经验。”哈默认真回答说。
邓小平说:“我们要在这个项目上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
哈默说:“现在的项目是第一阶段,年产1500万吨标准煤,将来还有第二期、三期工程。”
“第二、第三期工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问题是国际市场。”邓小平说。
“石油资源逐渐减少,煤将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干。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现在东南亚经济正在发展,中国离这一地区最近,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哈默说。
邓小平说:“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两淮的煤炭储量大。就是投资要多一点。”
“我想投资会来的,会源源而来的。”哈默说。
“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这次协议,这一点很好。外边感到中国法规不完备,这次我们两家协商达成了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
哈默说:“现在做成了一个大项目,我的注意力转到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肥料、海洋石油等方面。阿科石油公司在南海发现了大气田。运到海南岛建立合成氨厂。我将用磷、钾肥同你们交换,进行新的合作。”
说到海南岛,邓小平似乎有些兴奋。他告诉哈默:“我们决定开发海南岛,利用天然气还可带动其他行业。这里铁矿丰富,可以发展钢铁工业。”
哈默表示,他回国后将派化学公司总裁来同中国商谈这些项目。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达成协议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中国的潜力很大,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哈默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指出: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直非常坚守信用。他认为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这次会见,哈默还赠送给邓小平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中国国宝大熊猫破天荒地坐上了波音747飞机越过太平洋到了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哈默作为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在60年之后再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见面,这似乎在某些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1972年2月,哈默千方百计找到邓小平,在美国第一次见面时,邓小平就发出了“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的邀请,两人可谓情投意合。而邓小平和哈默前几次会见,邓小平就非常关心并多次询问哈默与列宁合作的具体问题和细节。正如哈默后来所言:“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但哈默所说的,虽然就吸收外资、发展国际经济往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制定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与当时的苏联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年苏联与现在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任务是大不相同的。当年哈默在苏联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我们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毫无疑问,哈默正是凭着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在中国,哈默遇到了邓小平。哈默一样的获得了成功。
而更特别令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让他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了美国。这是大熊猫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
1982年3月26日,哈默在北京举行了他个人的美术藏品展览。在这个展览会期间,邓小平又接见了他。会见时,哈默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想法。
哈默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肯定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
按当时中国的法律,作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禁止向国外输出的。而在哈默之前,也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或者委员会来中国洽谈此事,提出了许多条件作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得到的回答都是“NO!”。因为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在当时科学喂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数量极少。
而当哈默向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件事情时,邓小平看到了大熊猫背后的价值。经过思考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同意让大熊猫出国。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747飞机和它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大熊猫飞到洛杉矶,一时成了美国社会舆论的热点,更增添了奥运会的光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世界人民的精神,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关注大熊猫热爱大熊猫和关心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大熊猫因此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1985年6月,哈默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了。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与邓小平再次会见。会见中,哈默把他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介绍。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开工向哈默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而他们都已经是87岁和81岁的老人了。
在这两个人生经历都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的交往中,邓小平以其东方魅力给哈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哈默曾在回忆录中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明能干、最聪敏睿智的政治家,坚定不移地遵循着符合他的国家最高利益的路线……一个人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着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
而在20世纪80年代,哈默还曾这样评论过邓小平:“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小平和哈默的友谊,与其说是哈默的幸运,不如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中国人民因为有了一个“深情地爱着她的祖国和人民”的儿子而幸运。
“考
试“
———邓小平和法拉奇
试 题: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方 式:开卷,一问一答,即席采访。
监考人:人民和历史。
出题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
答题人:邓小平。
时 间:1980年8月21日和23日。
地 点:中国北京,中南海。
得 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正在“非毛化”。《人民日报》首次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1980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76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1980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7月30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7月30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7月30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1979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212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12月13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12月15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18日至22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1979年3月9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1945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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