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读史记 秦始皇-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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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牧的《阿房宫赋》是怎么评秦的呢？《阿房宫赋》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秦始皇创建的秦帝国的速亡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秦始皇过度的骄奢淫逸，他太重视自己的享乐了。所以《阿房宫赋》说了两句很有名的话，说“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什么意思啊？就是当你（当皇帝的人）想充分享受人生的时候，天下的老百姓也想享受人生。你把老百姓所有的财富都剥夺来了，那老百姓就不能享受人生了，他能不恼恨你这个皇帝吗？《阿房宫赋》最后的结尾写了一段话，谈到了秦朝灭亡的原因。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段话杜牧写得非常深刻，他讲了什么问题呢？他讲，六国的灭亡是六国的人自己做得不好，所以说“灭六国者六国也”，那么“族秦者秦也”，导致秦朝被灭的是秦朝本身。杜牧他讲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秦帝国灭亡自身的原因，内因是主要的。但是，假如说让六国的人爱六国的人，那么六国不会灭亡；假如说秦国人能够爱六国的人，那么秦朝传多少代都不会灭亡，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灭亡很重要的原因是对他的臣民不施仁义。不爱自己的人民，心里没有老百姓，所以老百姓最后会抛弃了你。这个历史教训人们很难借鉴。这就是最后所说的“秦人不暇自哀”，秦朝人还没有来得及反思自己，“而后人哀之”，后人哀叹秦朝灭亡。但是后人在感慨秦朝速亡的时候，又没有吸取教训，结果又亡国了，又使后来的人再来哀悼前人。他讲了一个规律——王朝的兴替往往是后一个王朝在总结前一个王朝的失败教训，而这个教训永远是总结不完的；到下一个新王朝建立以后，它还会重蹈这个覆辙。
　　＇画外音＇　在对秦始皇的评价中，焚诗书、坑术士是他的一大罪状，可是关于这一点历史上有不同的记载，这不同的记载决定了对秦始皇的评价是否客观公允的问题。那么对于焚诗书、坑术士不同的记载，唐朝人又是如何取舍的呢？秦始皇在唐朝人的心目中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形象呢？
　　唐人论秦的第三个亮点就是秦始皇被看成是暴君。我们在《焚书坑儒》那一集中讲了坑术士。对“坑术士”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坑术士是怎么“坑”的呢？是因为方士们骗秦始皇说可以拿到仙药，最后花了很多钱还找不到仙药。这些方士还在背后诽谤秦始皇，最后他们还逃亡了，惹得秦始皇很恼火，于是下令追捕，抓了一些人审案子，再互相之间一供认，牵扯到四百六十多人，这些人被秦始皇全杀了。这就是《秦始皇本纪》记载的“坑术士”。但是还有另外一说，就是卫宏在《古文奇字序》中提出的新说。卫宏这个新说是怎么说的呢？说秦始皇把文字统一成小篆，导致很多读书人不满意。秦始皇就设了个阴谋，把天下的读书人召到京城封他们为郎，然后去骊山有温泉的地方种瓜。因为有地热的作用，冬天竟然能让那个瓜长出来（这叫反季节种植，我们今天在塑料大棚里完全能完成，但是在当时是个奇迹）。秦始皇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这些读书人，让他们到那儿去集体考察。当这些读书人到了骊山的山谷里考察的时候，秦始皇突然下令向山谷里边封土，把这七百多个读书人全部给活埋了。这在《焚书坑儒》中也讲过。这两个记载，一个出自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一个出自卫宏的《古文奇字序》。这里边就有两个问题了，第一，司马迁跟卫宏各是什么时代的人？司马迁是西汉中期人，卫宏是东汉人，那就是司马迁的生年早于卫宏。当这两个人同时记载同一件事的时候，你信哪一个？一般来说，信时代早的那一个。就像我们今天这次讲座，你们每个人做个记录，你们的记录是最可靠的，将来你们的孩子再记录就不可靠，因为你们在前，他们在后。所以司马迁的记载应当是可靠的。第二，卫宏的新说没有交代史源，史料的来源是什么？因为这两则史料差别很大，你要按前一则史料《秦始皇本纪》的记载，那是秦始皇被那些方士们骗了，秦始皇一生气，把他们镇压了。如果按后一说，那秦始皇纯粹是设了个阴谋，把天下读书人一网打尽给害了。这两种说法的差别就使得秦始皇的形象很不一样啊。要按卫宏说的，那毫无疑问秦始皇不但是暴君，而且是一个极其恶毒的暴君，但是按前一说，“坑术士”就是事出有因了。
　　我们发现唐代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按照中国文化史来看，秦代以前的典籍给汉代人读的时候，汉代人读不懂了，所以汉代出现了很多人为秦代人的典籍做注释，这是第一个文化现象。第二个现象，就是汉代人写的著作到了唐代读的时候，唐代人也读不懂了，所以唐代又出现了一批学者为汉代人写的著作做注释。这里边最有名的像唐人张守节为《史记》做注，写了《史记正义》；唐代著名学者颜师古为《汉书》做注；章怀太子李贤为《后汉书》做注，你看《史记》、《汉书》、《后汉书》，这都是前四史最有名的三部书。还有一个初唐著名的学者李善，为萧统的《文选》做注。张守节、颜师古、章怀太子李贤加上李善，这四个人都是我们今天承认的唐代顶尖级学者，这些学者在为古书做注引用坑儒这一说的时候，引用的是《史记》呢？还是《古文奇字序》呢？无一例外，这四个顶尖级的学者引的都是卫宏说而不是司马迁说。大家想想，这是偶然的吗？要是一个人引卫宏，三个人引司马迁，这我们可以解释。四个人都撇开司马迁，都引用卫宏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原因，说明唐代这四个顶尖级学者都认可卫宏说。卫宏说把秦始皇说成一个极其阴险的暴君。我们通过这四个大学者给前代典籍的注释看出来一个问题，唐人把秦始皇看成什么？看成是一个极其阴险的暴君，这就是唐代人对秦始皇的共同看法。
　　＇画外音＇　通过唐代大学者们对于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资料的取舍可以看出，虽然唐人对秦始皇的评价形式多样，但基本上没有摆脱对秦始皇的负面评价。大诗人李白虽然在《秦王扫六合》中盛赞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业绩，但最终也是把秦始皇作为一个负面典型来讽刺。一直到中唐时期，大文学家柳宗元才在他的《封建论》中客观地肯定了秦始皇，那么柳宗元肯定秦始皇的究竟是什么呢？他肯定秦始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唐代论秦和评秦始皇的名家可真多，看看我们举的例子：第一个，盛唐的李白；第二个，晚唐的杜牧（盛唐有李白跟杜甫，叫“李杜”；晚唐有个杜牧跟李商隐，叫“小李杜”），这都是很有名的；第三个，是我们刚才讲的四个顶尖级的学者；第四个又是唐代的一个名家，和韩愈并列的柳宗元。柳宗元写了一篇著名的《封建论》在唐代论秦的著作中独树一帜。柳宗元的《封建论》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郡县制，认为郡县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制度。《封建论》认为，秦始皇兼并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是个非常英明的决定，秦朝的迅速灭亡不在于郡县制，而在于其他的暴政。所以在《封建论》中柳宗元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秦之失在政，不在于制”。说秦朝的失败在于它的政治，不在于它的制度，就是没有把秦朝的暴政和所推行的郡县制一股脑儿全部撇开，认为郡县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肯定秦始皇的人是中唐的柳宗元。《封建论》高度评价了秦始皇的郡县制，而且“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柳宗元认为，秦始皇的郡县制叫“公天下”，是大公无私。怎么是大公无私呢？秦始皇没有把天下的土地分给他的儿子，而是把土地作为郡县，由皇帝统一管理，这就叫大公无私。所以“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公天下的开端。柳宗元对秦始皇的评价非常之高，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唐朝人重视郡县制？为什么对郡县制看得这么重？人们对历史的评价总是从现实出发，超越自身现实的历史评价是不可能存在的。
　　唐朝人重视郡县制和唐代的现实分不开，柳宗元生活的中唐时代，有一个最大的现实就是藩镇割据。什么叫藩镇？在唐代初年，中央政府就在唐代的边境地区（重要的州）设立都督府，到了唐玄宗时期，在边地的州里面已经设了十个都督府，这十个都督府都设了一个节度使，这就是所谓的藩镇。安史之乱以后，藩镇的势力扩大了，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河朔三镇。河朔三镇就是指的魏博、成德、幽州。幽州就是北京，成德就是今天石家庄这一带，魏博指的是山东、河南、河北三省交界这一块，这一块在安史之乱以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实力消弱了，不得不封了三个重要的节度使，都封给叛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部下，让他们做这三镇的节度使。节度使有三大职责：扩充军队、任命官吏、收取赋税，等于他是一个独立王国了。而且节度使死了以后也不由中央政府任命，或者由他的儿子继位，或者由他手下的部将继位，这就形成了唐代中期著名的藩镇割据。这种藩镇割据到中唐后期发展到了四十多个。这些藩镇要么互相之间打仗，要么联合起来反对中央政府，对唐代的中央政权造成极大的威胁。柳宗元看到这个现实才认识到，郡县制可比藩镇割据要强得多。藩镇割据延续了两个世纪，使国家和人民都饱受苦难。一直到了宋初才解除了藩镇的兵权，藩镇割据的局面才得到遏制。所以柳宗元赞扬郡县制是和唐代的（特别是中唐）藩镇割据的现实密不可分的。柳宗元成了秦始皇郡县制的知音，那已经是秦始皇死后将近千年的事了，秦始皇死后那么多年，柳宗元才认识到郡县制的可贵。历史的魅力就在于它经历了千年的岁月之后，才能让后人体会到它的价值所在；在它历经了千年沧桑之后，才能让后人体悟到它新的意义。所以，秦始皇在位期间郡县制跟分封制进行过两次大的争论，这个争论最后以郡县制的胜利而告终。而中唐时期藩镇割据的现实使柳宗元认识到了郡县制的重要。
　　以上我们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唐代人对秦朝和秦始皇的评价，就会发现唐代人对秦朝的评价明显和汉代人不一样，这就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就是有批评也有肯定，这就是唐人论秦和汉儒评秦的不同之处，这就是唐人论秦新的视角、新的观点。那么后人呢，唐代以后的人又会怎么样评价秦始皇和秦帝国的呢？我们下次再讲。谢谢大家。
　　46：千古一帝
　　＇画外音＇　自从秦始皇死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不绝于耳，他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而在后人的众多评价中，“千古一帝”的评价最夺人耳目。那么，这个评价是从哪里来的呢？对于这个评价王立群老师有没有不同的看法呢？
　　在上一期节目中王立群老师讲到，在后世对秦始皇的评价中，以贾谊为代表的汉儒对秦始皇几乎是全盘否定。当时的现实政治让人们更多地思考秦亡汉兴的原因，更多地总结秦始皇的过失。正是这种时代因素让人们来不及思考秦始皇的贡献。而到了唐代，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有了新的视角，他们从唐朝藩镇割据的危害中，开始肯定秦始皇的郡县制。所以王立群老师认为，汉唐两代的学者都从当时现实政治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秦始皇做出了适合时势的评价。而唐代以后，一直到民国，对秦始皇的评价并没有消歇，与汉唐相比，后期评价也有了异样的声音。那么在这一漫长时间跨度里，有关秦始皇的评价集中在哪几个问题上呢？已经讲解了这么多集的王立群老师，又是如何看待这些人物的评价呢？对于秦始皇“千古一帝”的评价，王立群老师又有什么新的见解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你继续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千古一帝》。
　　其实，从宋代到民国以来，对秦始皇的评价首先还是集中在　“焚诗书、坑术士”这个问题上，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焚书坑儒”。就在这么一个时间跨度中间，我们要介绍几个重要的评论者。第一个要介绍的是南宋的一个大学者郑樵。郑樵是个大学问家，他一生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只是埋头著书。他写了一部史书叫《通志》，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郑樵的《通志》不像司马迁的《史记》那样以人物为主、专写人物，也不像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那样按年代顺序来写。郑樵的《通志》是专门研究中国的制度史——典章制度史，所以这部史书在学术界非常有名。郑樵在《通志》的《校雠略》部分写了两篇文章，叫《秦不绝儒学论》。这两篇文章中，郑樵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第一点看法，关于“坑术士”，郑樵认为秦始皇的“坑术士”是一时议论不合者，就是把那一个短时期内和他意见不合的人杀了。郑樵认为，秦始皇“秦时未尝废儒学”、“秦时未尝不用儒学与经学”。那就是说，秦始皇所谓的坑儒只是一时的冲动，他没有废儒学，也没有禁儒学。有什么依据呢？郑樵提了六点依据：第一，刘邦建汉以后他手下有一个有名的儒生，就是汉初的大儒陆贾，陆贾就是秦代的儒生，他还活着吧，如果是焚书坑儒的话，陆贾怎么能活得了？第二，刘邦手下还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郦食其，这个人曾经给刘邦出过很多计谋，最后就是他说服齐王投降的。这郦食其也是个大儒，他也是从秦代活到了汉初，他也没被杀吧？第三，给刘邦制定当皇帝朝仪的有一个叔孙通，这个人是秦朝的博士，他也没有被杀。第四，叔孙通手下还有一百多个弟子，都是跟着他学儒家学说的，也没有被杀。第五，秦二世在国家危亡的时候曾经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商议国家大政，你要说焚书坑儒，那么这三十多个博士从何而来啊？第六，项羽开始是被封为鲁王，他死以后，鲁地的老百姓就是不投降刘邦，最后刘邦是拿着项羽的人头去，证明项羽死了，这个时候鲁地的老百姓才投降的。郑樵根据这六点事实判断，说秦代既没有废儒学，也没有废儒生，而且这个儒学对当时社会的影响还很大，这就是郑樵的观点。这篇文章不长，但这是自秦始皇死后，从汉代以来，第一次为坑术士事件翻案的文章，所以影响非常之大。这是郑樵说的第一点。
　　郑樵说的第二点看法就是关于“焚诗书”。郑樵认为“焚诗书”跟秦始皇无关，他说这个责任在谁呢？一个在萧何，一个在项羽。刘邦入关以后，萧何跑到秦朝的宫殿中到处搜索，他要找什么东西呢？就是天下的地图，结果都把它拿走了。连同拿走的还有各地的人口记载、赋税征收的数量等，萧何把这些东西拿走了，而真正秦朝宫廷的经书都没有拿。萧何拿走这些东西是为了将来刘邦当了王以后可以知道天下有多少户口，然后按户口来征税；萧何最关心的是怎么征税，所以有关户口和税收的书他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之后，项羽又来了，他一把火把秦朝宫殿一烧，书也烧了。所以郑樵认为，其实对中国古代典籍损害最大的人是萧何跟项羽，跟秦始皇没有多大关系。这是郑樵作为南宋的大学者提出的一个说法。他说先秦的经书最后是怎么消失的呢？是“学者自亡之耳”。这书不是秦始皇烧掉的，实际上是学者自己把它毁灭掉的，郑樵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汉代人为先秦的典籍注解，如经书上五个字，注解的文字能达到两万多字，你为了读懂那五个字，得把那两万多字看完，古人对此作了“皓首穷经”的比喻。什么叫“皓首穷经”？就是头发白了，才把这本经书读完了。比如说读《史记》，从小读到头发白了才把它读完；读《论语》读了一辈子，才把《论语》读通了。古人认为，能通一经就很不容易了。郑樵就以这种烦琐的学习态度勉励人们，非把经书读完不可。郑樵的这些说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引发了后人强烈的思想震动，等于是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翻案制造舆论，后人就对这个问题开始讨论起来。
　　第一个跳出来反对郑樵的人是明代人。明人孙承恩写了一篇文章叫《秦儒》，他在这篇文章中直接驳斥郑樵。他说，不错，陆贾、郦食其都是秦儒，确实活到汉初为刘邦服务了；叔孙通是秦国的待诏博士，这也是不错的。问题是，这三个儒生在秦代都没有受到重用啊。没有受到重用跟废了有什么区别呢？你总不能说“焚书坑儒”一定要把天下的儒生都杀绝，那才叫“坑儒”吧。这是孙承恩驳斥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说秦二世确实是召集了三十多个博士讨论国家大政，但是千万不要忘了秦朝宫廷的博士很杂，有的博士叫“占梦博士”，是专给皇帝解梦的，皇帝做了个梦，就召个博士来解。何况这三十多个博士并不一定都是纯儒啊。孙承恩驳斥了郑樵的观点，这两个人就隔代交锋了。宋代跟明代跨度已经很长，但并不妨碍这两种思潮的论战交锋。这个交锋依我看来孙承恩说得可能更客观一点。郑樵的说法呢，他的意义只在于说明一点，就是这个历史不能离得太近，距离太近的时候就没办法评论了。历史一定要拉开距离，拉开一段时空，这就是郑樵评价的意义所在。
　　＇画外音＇　从后人对“焚书坑儒”的争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焚书坑儒”成为秦始皇身上无法洗去的污点，始终逃脱不了人们对他的诟病。“焚书”发生在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他提出应该根据古制实行“分封制”。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老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国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和诸子百家书也限期交出烧毁，这就是“焚书”。“坑儒”发生在公元前215年，有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四百六十余人被全部坑杀。针对“焚书坑儒”，王立群老师认为后人还有很多不同的声音。这其中不乏大家。那么，后世的人们为什么关注这个问题呢？王立群老师是如何看待这些大家的观点呢？
　　郑樵以后，清代人和民国时期的一些大家，小家我们就不提了，只讲大家。清代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朱彝尊，这也是一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他说焚书坑儒这个事你们不要责怪秦始皇，那是秦始皇被逼得无奈了。因为秦代是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他不能允许法制之外的一些言论存在。从战国到秦代这一时期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叫做“处士横议”。什么是“处士横议”呢？就是一些民间的读书人，他们读了书以后对朝政可以指手画脚地评价，这个评价在战国时期当时是很普遍的。秦始皇兼并天下成功以后，对这个现象开始他还是容忍的，到了后来他越来越不能容忍了。就在秦始皇三十四年，借着淳于越要求秦始皇分封子弟的问题，李欺提建议焚诗书，就引发了这场大劫难。秦始皇认为当时焚这些书是为了统一。朱彝尊则认为，秦始皇要坑杀的是“乱道之儒”而不是“圣人之徒”，他也替秦始皇辩护。朱彝尊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他说焚书坑儒啊，是那些乱发议论的处士把秦始皇逼到了墙角，秦始皇没有办法了，最后才走这个极端的。要说谁焚书，那不是秦始皇焚书，而是那些处士焚的书。这个话就是公然为秦始皇开脱罪责了。
　　我们下面还要举一个大学者，这个人叫刘大櫆。刘大櫆的名气也大得很，他是清代桐城派的前期代表作家（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绵延两百多年）。刘大櫆专门写了篇文章叫《焚书辩》，文章中这样讲，他说“六经之亡非秦亡之也，汉亡之也。”就是“六经”不是秦始皇烧的，是汉代把它搞得失传的。“书之焚，非李斯之罪，而项籍之罪也”。刘大櫆的说法跟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清代学者的说法不谋而合，他认为焚书的罪不在秦始皇，在项羽，是项羽一把火烧了。而项羽之所以能烧，还得再拉上一个人——萧何，他光顾着把那些税收的书拿走了，其它的书不要，那项羽不就烧了吗？再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还有一个大人物，这个人物大家就更熟悉了——康有为，没有人不知道康有为的。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这本书中，提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说法，他说，“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秦坑儒，儒生未因此而绝。”说秦始皇焚书，六经没有因此而灭；说秦始皇确实坑儒，但是儒也没有因此而被灭绝。康有为也认为秦始皇不是灭绝六经的罪魁祸首，而是另有他人。我刚才引出的这么多清代著名学者的说法，大家记住记不住都不关键，关键是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备受人们指责的事就是“焚书坑儒”，而这件事在汉代和唐代都被批评得尤为厉害，到了宋代和民国时期，出现了一个新的思潮，就是为焚书坑儒进行翻案。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说明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变化。
　　＇画外音＇　尽管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一生中不光彩的记录，但王立群老师认为秦始皇也有他不容忽视的历史贡献。他开创了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在中央建立对皇帝负责的，以“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在地方建立对中央负责的郡县制度，这个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不断完善并被继承下来。那么，对于秦始皇首创的制度，人们又是怎样评价的呢？王立群老师对此又有什么新的看法呢？
　　后代有关秦始皇的评价实际上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焚书坑儒，一个是郡县制和封建制（分封制），这两个问题讨论得很激烈。这里我们也介绍几个学者的观点，第一个就是明末清初的大学者叫王夫之，很多人都知道王夫之，他写过一本书叫《读通鉴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出来了一个观点，他这样讲，“夫封建制不可复也。势也。”他说，封建制在秦代不能够再重复了，是因为“势也”，这个“势”就是大趋势。说历史的趋势决定秦始皇只能搞郡县不能搞分封。我们这里先说明，这个“封建”指的是“封土建国”。他说，这个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王夫之说得很简单，只说“势也”，没有讲为什么它是个历史大趋势。我可以替王夫之做一点解释，其实搞封建制最集中的应当是周代，西周、东周都实行的是封建制。西周实行的封建制就是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共主，他把土地和人民封给他手下的宗室和功臣这两类人，还有先朝的后裔，这些人就成了诸侯了。这些诸侯封土建国以后又把土地和人民分给他手下的人，这就是卿和大夫，所以西周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在开始分的时候，由于周天子力量比较强，他可以号令天下。再加上分封的这些诸侯很多因为血缘关系很近，在当初开始封的时候，他们互相之间是和睦相处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亲属关系越来越远。血缘关系逐渐地远了以后，诸侯国有的经营得好，它强了；有的经营得不好，它弱了，强的和弱的之间就不平衡了，于是以强凌弱不可避免。这些诸侯国之间不再是凭血缘说话了，最后是凭实力说话。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国力特强的诸侯王，他们打着周天子的旗号要维持天下的秩序，这就是霸主，也就是春秋五霸。但是，随着霸业的交替，诸侯国又不断地出现分化，有的崛起，有的没落，这样又会形成一些新的强国，这些新的强国形成以后要吞并它国，这就是所谓的兼并。兼并的结果只剩下几个大国，这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这几个大国再互相角逐，最后的一个强国把其它的国家都吞并了，这就是天下发展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经过了上千年历史的演义，是没有人能扭转得了的。当最后这一国兼并了天下以后，它面临着的一个选择是，要么重蹈覆辙再分封，然后再争霸、再兼并。你要不想再重蹈那个覆辙，那就废分封而行郡县。所以封建制跟郡县制作比较，封建制没落。郡县制的产生也是个历史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也是不能改变的。王夫之把这个争论的焦点问题说得很透，当年秦始皇在世时就因为封建制和郡县制这个焦点之争，惹得他要一把火烧书。王夫之还提了一个看法，他说这个郡县制代替封建制还有一个好处，封建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封建制你把诸侯王封了后，他世世代代就是诸侯王，这就叫世袭制，世袭制就是终身制。这个终身制有一个很大的弱点，“贵以承贵，贱以承贱”。意思是说，你的祖先是贵族，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贵族；你的祖先是平民，那么你的后代世世代代就是平民，老百姓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如果把封建制废了，就能实行科举制，实行了科举制，那些寒门子弟就可以通过考试上来了。这就是王夫之的看法。清代另一个大学者叫顾炎武，顾炎武写过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叫《郡县论》，专门讨论郡县制的问题。文章提到了两点。：第一，他说封建制演变成郡县制是一个过程；第二，郡县制代替封建制是历史的必然。顾炎武还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你看，在两千多年以来，关于封建制和郡县制的争论中以顾炎武的说法最为深刻。他说实行封建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你周天子的权力越来越小，诸侯王的权力越来越大。封建制的失误之处就在于“其专”，就是专权的在下面。郡县制相反，它的权力都在上边，都在皇帝那个地方。所以，顾炎武的观点很有点辩证法的味道，他能看出两种制度各有利弊。这就是说，关于郡县制和封建制之争，其中的问题顾炎武已经看得很深刻了。
　　下面我们要介绍的第三个学者，叫袁枚。袁枚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善于经营的文人。他怎么干的呢？他有两手绝活：第一，他退休回到南京以后，在他家里修了一个非常豪华的宅子，是南京当时最有名的园林。然后所有到南京去的那些达官贵人、富商大贾都要去参观，因为那是个景点。这些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