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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诚-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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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贪污运动被称为“打老虎”。大老虎即指大贪污犯。这个运动对黄克诚来说，比镇反还要难于开展。
镇反的对象是反革命，难在开杀戒这个政策问题上。中央下了决心就好办了。“三反”则是在内部清除贪污分子，一是难于找准对象；二是难于下手打击自己的同志。
“三反”运动，中央决心很大，为了避免下面走过场、敷衍了事，一方面惩治贪污从严，枪毙了两个地级党员干部刘青山、张子善以作示范；另一方面下达了数字指标，以便督促各地，认真查找，进行斗争，把贪污腐败分子挖出来。
对于中央的指示，湖南试行了几天以后黄克诚就感到有问题。
镇反是敌我矛盾，目标明确，根据情况可以估计一个大约数字。在国家和党内“打老虎”，目标和数字都不易搞清楚，采用限定数字的办法，会使一些单位，一些群众，为了完成任务而硬找对象，为了完成任务，而搞变相的逼供信。这样就会扩大化，搞出冤、假、错案。
于是，黄克诚召开省委会研究，决定县里不搞三反，以免控制不了，搞出许多错误来。县里和区、乡不搞运动，基层就稳定了。基层稳定，大面上就不乱了。“三反”只有上层搞，省委比较容易控制。
陈钧，省工业厅副厅长。
黄克诚一向认为，陈钧为人正派，是个好同志，可是，在“三反”运动中，他被告发为贪污分子，省委决定他离职审查。审查结果证明，告发不实，完全是个冤案，陈钧虽在查清后，宣告无罪，但一经离职审查，他就难于回原单位工作了。对此，黄克诚深感歉疚。
当时，黄克诚正奉命调离湖南，行前匆匆，没有顾得上向陈钧当面赔礼道歉。
三十多年后，在提到此事时，黄克诚曾经自责说：陈钧不能回原单位工作，完全由于我们失于慎重，行动轻率的过失。我是书记，首先负这责任，理当面见陈钧，认错、道歉。此事未办，心中很是不安。到北京后，我曾就此事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说及：过失在我，希望中组部在给陈钧分配工作时，照正常调动处理，将弄错了的所谓贪污问题，不存档案，不留痕迹，以免影响到他的将来。
黄克诚就是这样一个勇于自责的人，一个善于改过的人！1952年8月。
北上的列车上。
黄克诚坐在车窗边，透过车窗，黄克诚看到铁道两旁的田野里，正翻滚着喜人的麦浪。他那饱经沧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嘴里喃喃地自言自语道：“真是一派丰收的景象啊！”
此次北上，乃是黄克诚奉中央调令，离湘赴京工作。三年前，黄克诚回到湖南，回到自己的家乡，从国民党统治者的手中，接过了这个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三年之中，黄克诚兢兢业业，不辞劳苦地工作，稳定物价、湘西剿匪、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土地改革、工业建设等等一系列繁重的任务，都在黄克诚的努力下顺利地完成了。
三年里，湖南的生产事业得到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统计资料表明：湖南省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为二十三亿多元（按现行人民币算），1951年即达到二十七亿多元，一年就约增加了百分之十八。农村的大宗经济作物，如棉花，1950年为一万一千吨，1951年增加到三万吨，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点八，农业的增产，搞活了农村，也搞好了城市。
黄克诚在湘三年，把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变成了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当中央调黄克诚回京工作时，他很有点恋恋不舍。黄克诚到京之后，于10月奉令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长兼政委。
黄克诚先到总后工作。
那是一个铺开不久的大摊子。除抗美援朝的战勤工作仍需继续进行外，已面对着统一全军后勤的重担。每天都有许许多多急待解决的问题潮涌而来，应接不暇。
原来的总后负责人是杨立三同志，他那时最繁重的任务就是战勤。抗美援朝虽有整个东北地区的支援，总后的任务仍极繁重。
黄克诚到总后时，朝鲜战争已近尾声，但全面组织建设全军后勤工作的任务己迫在眉睫。黄克诚看到工作那么忙乱，就和杨立三及其他领导成员研究，要迅速改变这种状况。
会上，黄克诚声音洪亮他说：“我一向认为，领导任何工作，都必须掌握主动，决不能被工作推着走，搞成被动应付的局面。无论事情有多么杂乱、困难，我们都要把局面迅速打开，我们应当有这个自信。”随后，黄克诚就以他那一贯的作风，雷厉风行地展开了总后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总后有一道难题，就是修建营房的问题。
全国战争结束时，数以百万计的军队借住了许多民房，时间长了，群众有意见，军队也不方便。
建设营房成为急务，而实际上却进展缓慢，麻烦甚多。当时，我们正学习先进经验，一切建筑都要先做设计，批准预算后才能动。在当时，设计是个新事物，得请工程技术人员来做，又没有一定标准，这就差异甚大，不好平衡。预算要列举大大小小各项建筑材料、设备、工价等等，很难审查。审查没有力量，不审又是失职；不批下面要骂，批了大家又吵不公平，本来好办的事，弄得非常难办，下面不满，上面头痛。
黄克诚在了解了情况后，认为：建设营房和农村建设民房，并无很大区别，没有很特殊的技术要求。农民盖房都是自己动手，请个有经验的师傅指导就行，我军战士多是农民出身，又是年轻力壮，又有组织领导，条件优越，何不自力更生？
于是，黄克诚提出了“包干”的办法，得到军委同意就实行下去。包干的办法是按不同情况，规定营房每平方米造价，提倡自烧砖瓦、自出人工。
造价包干后，超过不补，节余归己。
这样一办，问题就简单了。部队自力更生造营房的积极性很高，盖得又快又好又节省。军队住迸营房，退还民房，群众也感到高兴和方便多了。
黄克诚在总后工作了没有几个月，大约在1952年12月，聂荣臻代总长要黄克诚到总参去上班，帮助处理日常工作。于是，黄奉命前去，但那时仍兼总后的工作。
到1953年，黄克诚把总后的实际工作交给了洪学智，黄克诚向中央作了总后工作的报告，正式结束了他在总后的工作。此后，黄克诚便把全部力量放在了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上去了。
1952年底，彭德怀住处。
朱德、彭德怀、聂荣臻、粟裕、陈赓、肖华、肖克、肖向荣、赖传珠、徐立清、杨立三以及刚到总参工作的黄克诚，一起开会，主要内容是研究军队的改革和建设工作。此后，这个会就形成常会，开过多次，当时也被称为军委会，因为它实际上是做这个工作的，再向上就是报中央、毛主席批示了。
但是，它并不是中央任命的军委会，只是个适应急需的工作组织。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彭德怀正式回国。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任命彭德怀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聂荣臻离开了总参。粟裕任总参谋长。黄克诚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长，负责军委。总参的日常工作。当时，军委和总参是一个办公厅，还没有以后那样详细的分工。
1954年11月，中央正式任命以毛泽东、邓小平和后来受衔的十位元帅，共十二人组成军委会，毛泽东为军委主席。
随后，毛泽东召开了第一次军委会议，正式把军队工作交给彭德怀主持，彭德怀成了常务副主席，重大问题则由军委开会决定，报中央及主席批示。
黄克诚虽然不是军委委员，但因工作需要，实际上早就担任了秘书长的职责，帮助彭德怀做日常工作，成为彭德怀抓军事的主要助手。
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时曾说过：“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不是军事工作都搞坏了，基本上搞得好……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
毛泽东的这番话，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而言的。
处于开创时期的军委、总参，工作问题多得不得了。
那时，我们的各军、兵种都在初建，领导者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魄力大、个性强、工作积极性非常高，都要在新岗位上作出新贡献。他们都向军委、总参、总后强调自己这个部门的重要性，争取多拨一些经费。他们要钱要物资、要外汇，争论得不可开交。这只能由军委、总参会同总后解决。这样，黄克减就成为协调各部门关系的主要人物之一。
在一次会议上，黄克诚曾经苦口婆心地劝导各部门的负责人说：“我们要顾全军队全局，只强调某个局部是不行的，平均主义的分配也是不行的。我们都是高级将领，都懂得战时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必须从全局考虑，有主次、善配合，才能打胜仗。规在建设也一样，要全面考虑，区别缓急，先抓重点、急需的工作。比如：海军要建设舰队，当然是合理要求，但费用大、时间长，不是我们目前力所能及的，就应把它当作长期任务来考虑。海军目前重点是海防，可以先抓急需，搞那些既能加强海防、又能建设较快、费用较低的。空军在建军中是当务之急，我国因没有空防，抗美援朝时牺牲极大，建设空军队伍比海军舰队费用要少一些，而需要更急一些，所以，我们应考虑重点先建空军……”
像这样摆情况、讲道理，同时虚心倾听并吸收大家合理的意见，问题一般就比较容易解决些。
当然，也有一些高级干部坚持己见，甚至对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干部大吵大闹乃至大骂。使这些干部感到很苦恼，甚至不愿干这个工作了。
对此，黄克诚耐心地劝说他们：“我们不要怕挨骂，当面骂就和他讲道理，背后骂就只当不知道。共产党员只要做的事对国家。对党有利，就要能任劳任怨，挨骂、受委屈都是光荣的。对工作要从党性原则出发，不要计较个人得失。”
为了军队的逐步现代化，我国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很快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建立了各种军事工厂，建立了国防工办，并建立了军事工业学院。
我国不但自制先进的常规武器，自制飞机舰艇，而且设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究国际上先进的尖端武器。为此，军委决定建立国防科委，由聂荣臻元帅负责领导国防科委工作。
当时，我国有许多热爱祖国的、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为了建设新中国，不少人抛弃了国外的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甘愿在祖国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国防科研工作。他们和一大批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作出了巨大贡献，使我国在短期内就能屹立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这方面的成就曾使世界震惊。
在这令世界震惊的伟大成就里，凝结着黄克诚的巨大心血。
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的功臣。
1955年，我国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黄克诚，以他卓越的战绩和对党对人民的赤诚，被授予大将。
1955年10月，黄克诚被正式任命为军委秘书长。
1956年11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军委委员。
1956年，彭德怀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报告中说：“我军已实行了有计划的整编，先后集体转人生产部门的部队，有三十一个师零八个团。转业干部、复员士兵已达五百万人。目前我军员额，包括征集的新兵在内，比解放初已减少二百七十万人。我军已在原来步兵的基础上，建立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以及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兵等诸军兵种……”
改革进行得不慢，但仍没有达到预定的要求，精简、整编工作继续进行。
1956年10月，军委责成黄克诚研究裁军方秦，在1957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作出裁减和整顿军队的报告。此后，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仍把精简整编作为议题之一。这说明了精简、整编工作的繁重性和经常性。
和平时期，机构人员总有一种不断扩大的趋势，这种趋势不但导致机构臃肿，军费膨胀，而且导致官僚主义、文牍主义，使工作效率低下，办事不灵，互相推诿，无人负责。所以，精减机构、整编是个做不完的艰巨的工作。
与精简、整编密切联系的是兵役制的改革问题。
我军历来实行志愿兵制度，全国统一后，必须适应新情况而有所改变。
方法是实行义务兵役制。
实行义务兵役制，合格青年适龄入伍，定期退伍为预备役。这样，可使国家积蓄大量的受过军事和技术训练的预备役兵员，战时不愁没有补充。
中央军委决定1954年试行“义务兵役法”，取得经验。1955年，我国正式颂布“兵役法”，实行“义务兵役制”。同时，颁布了“军官服役条例”，使我军的战士与军官都有预备投人员储备，而我常备军则可保持着年青的朝气。建国初期，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敌视、封锁。
苏联为帮助我国建设，在此期间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援，在各方面派了大批顾问、专家。我国早期重工业基础的建立，早期军事工业基础的建立，从设计到施工，从提供技术、设备，到指导施工及试生产，都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
在建军方面，苏联派了总顾问和一批专业顾问，提供了他们的经验和各种资料给我们借鉴。
当时，毛泽东主席号召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对如何学习苏联经验，黄克诚还是有自己考虑的。黄克诚认为，我们不应当不考虑自己的国情和历史，决不能轻易丢掉自己的好经验、好传统。对苏联的经验，我们只能从实际出发，或采用、或不用、或修改之后再用。
这也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方针。
基于上述思想，解放军没有学习苏联的“一长制”。
1953年9月，中央军委正式确定军队的领导体制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司令员和政委有分工之别，无上下之差，意见有分歧，特别是对待关系重大的问题，由党委会作决定。
军队的政治工作，保证解放军永远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军队，决定着军队的性质。
军队的上下关系、官兵关系、军民关系，都有着非常优良的传统，决不可以丢掉，长期艰苦斗争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应当世代相传。
到1956年，军委工作已稍有头绪。虽然许多工作离做好和完成还有很大距离。问题仍然很多，但大体都有了安排，已经不像开始那样忙乱了。
彭德怀对黄克诚十分信赖。
每当彭德怀下去视察，或出国进行对外活动，就让黄克诚负责日常工作，并授权黄克诚可以召集联席会议，商讨问题，重大事情则请示军委处理。
1956年底，军委责成黄克诚于1957年初，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整编、裁军的报告。
在这次大会上，彭德怀提出交班。退休的问题，要求大家做思想准备。
黄克诚十分支持彭德怀的这一建议，他认为，这是有远见的提法。当时，军队干部平均还不算老，高干年龄在50岁以下者甚多，但和平岁月易过，而功业有成就的同志容易忘掉自己的年纪，忽视这个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因此，及时提醒是有必要的。1958年，毛泽东主席亲自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
这年，毛泽东信心十足地到各地视察、开会，鼓舞生产、建设的干劲。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号召全党“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随着“总路线”的提出，大跃进、人民公社搞得轰轰烈烈。军队中早就有人提过：我军仍有教条主义。毛主席讲话以后，一些同志就更忍不住了。
首先在军事院校中，不断有人提出“反教条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以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于是，便在成都会议上指出，军队应开一次整风会。
1958年5月，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在发言中说：会议主要任务是整风、改编，方式是大鸣放、大争辩。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号召：“把火线挑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
中央认为，军委扩大会议温度不够高，决定采用整风方式开会，会议发言与大小字报相结合，一周内使空气紧张起来。这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这可能是，毛泽东在匈牙利事件之后，担心军队领导出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粟裕总长心情不快，他本来身体不好，就请假休息。军委决定让黄克诚继任总长。
1959年春，彭德怀出访东欧诸国，黄克诚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庐山会议召开。
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内生活的转折点，也成为黄克诚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第十三章 庐山会遭罢官 “文革”陷囹圄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宋代大诗人苏东坡的《庐山》七绝，可以说是描写庐山的千古绝唱，脍炙人口。
庐山，自古以来负有盛名。
庐山位于江西境内，北临万里长江，东傍鄱阳湖，山下是名城九江。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相传，周朝有匡氏七兄弟上山修道，草庐为舍，故名庐山。
庐山平地拔起，气势雄伟，群峰环抱，起伏于云海烟霞之中。绵亘曲折，千岩万壑，俏丽多姿。
中共中央多次在这里召开会议。
1959年的庐山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影响深远。
6月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开会通知。
彭德怀访问东欧回国后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此前，彭德怀在上海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心中不快。大跃迸开始时，他也曾兴高采烈，积极得很。但是，当他深入地方考察了几个月后，他的看法就改变了。
彭德怀回国后的第二天，不顾疲劳，一早就来到国防部大楼的办公室，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
黄克诚从一开始就对大跃进持保留态度，有所怀疑。彭德怀向黄克诚讲了在东欧的观感，黄克诚向他汇报了国内经济状况和军队思想状况。
当时，有些地区缺粮食，春荒的灾情严重，特别是甘肃尤其困难。甘肃是彭德怀考察过的省份，仅仅在半年以前，人们告诉他的还是全省每人平均占有粮食1500斤，如今竟然成为严重缺粮的省份，实在使他大为吃惊，感慨万端。
彭德怀非常仔细地看了内部参考，把自己认为严重的情况都圈了起来，送给毛泽东主席。
没有回音。
拿着开会通知，彭德怀在屋里来回走着。去不去呢？彭德怀心里十分烦闷。
忽然，彭德怀快步来到办公桌旁，拿起了电话。
“喂，是克诚吗？我是彭德怀。”
“是彭总！”
“克诚，中央要在庐山开会，我不想去了，你替我去吧，我在北京留守。”
黄克诚一听，没有说话。稍停了一下，他说：“彭总，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黄克诚拿着电话，委婉地劝说彭德怀，“彭总，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
“也不是不舒服，就是感情上觉着别扭。那好，我就去庐山。”彭德怀闷闷不乐。庐山。
7月3日，全体与会人员按六大行政区编成小组讨论。白天，开会、读书、看文件，彼此交谈，各抒己见。晚上，看戏、跳舞。清晨、傍晚，还有人登上山观日出，游览名胜古迹，有人作诗填词。
会议气氛轻松活泼，有人戏称会议是“神仙会”。庐山开会的时候，全国城乡经济情况已开始有所好转，但还没有根本好转。
从1958年冬到1959年7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多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央全会，制定了一些方针政策，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获得了某些成效。
毛泽东对此相当满意。
7月10日，毛泽东在小组会上讲话，情绪乐观，态度轻松，对于城乡仍然存在的严重情况，很少提及。
在小组讨论中，真正客观地研究经验教训的空气不很浓厚。有的同志护短，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不能虚心倾听对大跃进的比较符合实际的意见。
彭德怀为此非常苦恼。
正在这时，又传来会议到15日就要结束的消息，彭德怀焦虑的心情愈加严重。
7月12日上午。庐山毛泽东住处。
彭德怀迈着军人特有的步伐，来找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一些看法向他谈谈。
“彭总，主席刚刚睡觉。”门前，警卫员拦住了彭德怀。无奈，彭德怀只好转去会场，仍然参加讨论。
在开完会回住处的路上，彭德怀倒背着手，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会儿，彭德怀对随行参谋说道：“这次会议开了十多天，味道不大。小组会上尽管一般性意见，简报上还没有看到，恐怕也不会引起大家注意。去年大跃进的经验很丰富，发生的问题也不少，本应认真研究一下，可在这次会议上到现在还没有人讲这个问题。我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请主席在会议上讲一下才有用。他讲一遍，比我讲一百遍都有用。”
7月13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
7月14日，彭德怀派参谋把信送给毛泽东的秘书。
彭德怀写信之前，还和人说过，他有些意见，想向主席谈谈。
彭德怀说道：“目前少奇、恩来同志不便于讲话，只有我便于去谈。说错了，如果主席生气，也元关大局，最多撤销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也能当。”
事实上，彭德怀这番话不过是“极而言之”，他完全没有想到后来的严重后果。彭德怀把信送给毛泽东后，对于这封信会得到怎样处理，凭着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作了以下三种估计：一是主席找他谈；二是在党委会议上议论一下或者传阅：三是发给参加会议人参考。
彭德怀的信，在毛泽东的案头放了两天。
毛泽东左思右想，考虑着应当采取什么态度。
不久，毛泽东作出决定：调不在庐山的政治局委员马上上山，参加会议。
毛泽东在彭德怀信上加了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了一句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
7月16日，彭德怀的信发给了与会人员。
北京。庐山会议开了半个月，黄克诚还在中央军委守摊子。陈云、邓小平、彭真和林彪也都未去庐山，似乎这只是一次正常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黄克诚没有在意。
他在北京准备了两个有关工业工作的文件，打算送给中央考虑。
一个文件是关于钢铁工业的，主要是讲我国现已有一千多万吨钢的产量，目前应着重质量，不要只追求数量。苏日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钢的年产量都不甚高，但在战争中都显示了很大的威力。
另一个文件则是关于无线电工业的，军委开会时，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位元帅都主张不能削弱对军事工业的领导，于是黄克诚起草了一个加强对无线电工业领导的文件。此时，国内情况开始出现混乱。河北、山东发生饥荒，青海也在闹饥荒，云南逃亡缅甸的人相当多。
看了内部参考，黄克诚感到问题严重，非常不安。“报告总长，中央急电。”一位参谋递过来一封电报。黄克诚一看，是中央通知他立即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拿着电报，陷入了沉思。
黄克诚已经得知，7月14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看来凶多吉少，很可能要遭到批评。
他意识到会议分歧严重。
黄克诚想：我对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确有很多意见，和彭总的看法基本相同，趁此机会向中央提出也好。黄克诚接彭真电话，让黄克诚和他一起上山。
7月17日，黄克诚到达庐山。
上山后，黄克诚住进安排好的住房，碰巧正在彭德怀对面。一会儿，彭德怀便拿着他给毛泽东的信给黄克诚看。“克诚，我给主席写了一封信。”
耿直的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
黄克诚接过彭德怀的信，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他沉默良久。
“彭总，这封信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好，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为什么这样做？”
彭德怀看了黄克诚一眼，爽朗他说道：“实际情况那么严重，会议上没人敢说尖锐的话，我就是要提得引起重视！”“彭总，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你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黄克诚说。“他不见我啊！”彭德怀叹了一口气，说道。
建国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很少见面。彭德怀很有感触。第二天清晨。
庐山云雾缭绕。
庐山的雾，时聚时散，时疏时密，迷蒙变幻，景色万千。这给那以奇峰异石、青松碧水而著称于世的匡庐，增加了一层奇幻的色彩。
周小舟、周惠和李锐来到黄克诚住处看他。寒暄之后，他们又谈到国家形势。
二周和李锐意见一致，认为不改变“左”的方针不行。
“会议上有压力，不能畅所欲言！”有人谈道。
黄克诚同情他们的观点。
“我在书记处会上谈过，现在讲话很难，我黄克诚还算一个敢发表意见的人，现在也不敢说话了。”
不过黄克诚刚来，不了解情况，就说：“不要急，先看一看。”
随后，黄克诚和李先念谈了话，李先念也认为当时的做法太过了，一定要改变才行。
接着，黄克诚又找谭震林谈了谈。谭震林是激进派，意见就完全相反了，黄克诚和谭震林意见不一致。
谭震林对黄克诚说道：“你为什么不先来找我，却先去看李先念？你受先念影响了。”
“我和先念有些看法不相同，不能说是受他影响。”黄克诚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谭震林争吵起来。
黄克诚和谭震林一向关系很好，知道谭震林性格直爽，态度鲜明，有话当面争吵，不会存在心里，所以丝毫没有顾虑，和他争论得非常激烈。
“你是不是吃了狗肉，发热的，这样来劲！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要你支持我们。”谭震林发了火。
“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克诚针锋相对。毫不相让。
这“反兵”二字，黄克诚是针对谭震林说的“搬救兵”而言，说明他与谭震林的意见相反，不料，后来成为黄克诚“蓄意反党”的证据。
彭德怀的信发给与会人员后，像一块巨石投入了本来不很平静的湖水，激起了层层波澜，成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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