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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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回答道。
　　“原来还真的是他。要咱们去整训，咱们就去整训。”刘建业想到自己的部队可以不用参加冬季反攻，终于略微的放下了一点心。
　　“这里还有罗钧座派人送来的一封信，说是必须要交给军座拆阅。”杨参谋长等刘建业说完，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封着口的信封，递了过来。
　　刘建业一听到是自己的老长官罗总司令派人送过来的信，还指定要由他来拆阅，就知道这封信里肯定有一些隐秘的东西要交待。
　　刘建业拿着这封信走进了自己专用的办公室，让黄峰在门口守着，自己坐在椅子上拆开了信封，看了起来。
　　当刘建业看完了信，长叹一声，拿出打火机，把信纸点燃，看着它化成了一团灰烬。
　　原来，刘建业的老上司罗总司令在这封信里向刘建业交了底，明白地告诉他最高统帅和陈部长把刘建业和他的部队调遣到广西的柳州补充修正和整训的另外一个用意，那就是要刘建业借着机会，努力在广西打下钉子，在原本在桂系多年的经营下对于中央军来说几乎是铁板一块，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广西打开一个缺口，特别是选择了柳州这个地方作为新编20军整训地的用意更在于柳州连接湖南贵州，又隔在桂系的大本营桂林与云南的中间，可以随时监控桂系与云南的滇军势力之间的联系。
　　对于刘建业来说，他向来自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做一个政治化的军人，可是现实情况却是自己身不由己，不得不政治化。尽管刘建业的内心对这种政治化是很抗拒的，可是他对此却无法抗拒，自己的命运也是掌握在这些上位者的手里，即使自己不愿意做，也有的是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自己这一次不遵守命令，恐怕等待他的命运就会是被上位者调到一个清闲的地方，去每天过着索然无味的生活。这种情况更是刘建业所不愿意面对的。所以，刘建业最终还是选择了无奈的服从。
　　新编20军虽然历经长沙会战的巨大伤亡，全军人数由满编时候的近三万人锐减到不足两万人，可是要想调动起来，还是很困难的，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去做。所幸，由于新编20军的军委会直属身份，得到了军政部和第九战区以及各方面的一路放行，仅仅过了3天时间，整个部队就开始按照计划转移。
　　当部队乘坐军用列车，在湖南的大地上穿行，距离部队的目的地广西柳州越来越近的时候，外面的形势再次发生了变化。
　　抗战一开始，中国方面就同法国驻华使馆和法国驻越南总督府达成协议，开辟了由越南海防，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进口作战物资和各种设备。日军占领上海、厦门、广州、海南岛、汕头以后，滇越铁路和桂越公路更成为中国由海外运进军事物资的主要通道，每月约可入境2万吨。日本曾多次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提出交涉，要求法国封闭海防港和中越交通。法国迫于日本压力，采取了一些限运措施，但并未完全封锁这条通道。1939年4月间，日本海军提出“攻占南宁，切断通过该地的中国对外贸易路线，并开辟海军指向内陆的航空基地”。日本参谋本部则认为：“一旦进入南宁，以该地为基地，则交通四通八达，远可通往广东、湖南、贵州、云南。所以南宁至凉山的道路，形成了蒋政权联络西南的大动脉。为了直接切断它，首先必须夺取南宁。南宁一旦占领，无须置重兵于东京湾附近，即可完成作战目的。另一方面，占领该地后，可将飞机场向前推进，缩短由海南岛起飞的距离，可更有效地轰炸蒋政权在西南的两大补给路线——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达到切断的目的，并可直接威胁法属印度支那。”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集中力量与欧洲战场，准备对德国的作战，无力顾及远东，日军认为向中国广西方向发动进攻作战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作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陈兵中越边境，以求断绝中国的海外补给，并便于尔后伺机侵入法国控制下的越南。
　　日军在这方面的作战，首先是从南进开始的。
　　1939年开始的第十五天，日军侵占涠洲岛。不久，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日军从珠江口的万山群岛起航，2月10日拂晓突然在海南岛北部的澄迈湾东北角开始登陆，中国守军司令王毅率部抵抗，但兵力不足，阵地陆续被突破。下午3点，日军占领海口和琼山县城，接着占领定安和清澜港。中国守军化整为零，退到海南岛中部山区。
　　1939年10月14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发布“大陆令”第375号命令：
　　“1。大本营企图彻底切断敌之西南补给路线。
　　“2。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负责与海军协同行动，以一部迅速切断敌人沿南宁—龙州公路的补给路线。
　　“3。上项作战部队的作战区域，大致为南宁、龙州以南。”
　　同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大陆指”第582号指示，规定作战时间为“号作战。大本营认为：此次作战只能切断南宁至龙州的公路，还不能完全切断中越交通。为达到完全切断的目的，将在此次作战后，由大本营负责对法属印度支那进行工作。——实际上已隐含着向印支北部进军的意图。
　　10月19日，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向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作战命令。命令说：第21军“应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入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各要地。攻占南宁附近要地后要占领该地，主要切断敌人通向南宁的联络补给干线，并使其成为海军向内陆进行航空作战的基地。”
　　日军虽定下了作战的决心，但兵力不足，第21军编制内仅有第18、第104两个师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除用于广州周围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守备外，还在准备进攻中国第四战区司令官部所在地韶关，已无机动兵力可用。于是，大本营决定将刚由华北调到东北的第5师团再由关东军调出，编入第21军序列；以新编成的第38师团从日本本土运到广州，也编入第21军序列，接替台湾混成旅团在佛山的防务；而以陆军的今村均第五师团、盐田定一的台湾混成旅团和其他配合部队，以及海军的第五舰队和第三联合航空队，总共动员约三万人的兵力、七十多艘军舰、两艘航空母舰和大约一百架飞机，组成桂南会战参战兵力。日军主力今村师团就是原来的板垣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的机械化部队，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屡次担任主攻，号称“铁军”。
　　关于进攻路线：如全由陆路进攻，则由广州附近至南宁约1000公里，且要通过粤、桂两省南部连绵起伏的大山，道路崎岖，不利大兵团行动，又极易遇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故日军选择了由钦州湾登陆。这既利于陆、海军协同，又大大缩短了陆上距离。钦州至南宁不到200公里，可较快推进，又便于占领南宁后进行运输补给。
　　为隐蔽作战意图，第21军决定所有参战部队都在已经被日军占领的海南岛南端的三亚地区集结。当时第5师团还远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准备对苏作战，1939年6至8月间，日本关东军与苏联军队在诺门坎地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被苏军打败。日本大本营急速向东北增兵，第5师团由华北调往东北，列入关东军序列。9月，日、苏间达成现地停战协定，故10月中旬，第5师团得以调出。接到命令后，第5师团于10月下旬紧急车运至大连、旅顺，转乘轮船南下，于11月7日到达三亚。台湾混成旅团于11月9日由广州运抵三亚。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也于10日到达三亚，完成集结，待命出动。
　　日本当局非常重视这场战役。他们相信，只要切断了供给线，中国就会丧失抵抗能力，日本就可以立即结束在中国的战争，完成对中国的侵略任务。日军大本营有人宣布：“这是中国事变的最后一战。”
　　中国方面的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和负责两广地区作战的第四战区认为日军在华南的兵力有限，对日军由钦州湾登陆攻取南宁的行动都估计不足，缺乏必要的准备。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后，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注意力仍在武汉—长沙方面，判断日军可能集中更大兵力再次进攻长沙，所以计划由第二、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各向当面日军发动冬季攻势，牵制和打击日军，特别是牵制武汉方面的日军。桂林行营负责指挥长江以南第三、第四、第九战区的作战，为贯彻军事委员会意图，也在湘赣方面集结重兵，准备采取攻势，而令第四战区采取守势。第四战区所属8个军、18个师大部集结于广东，在桂南方向的只有第16集团军。为了加强冬季攻势中使用的兵力，张发奎又将原在鹤山、高明的第64军调走，第16集团军仅剩第46军、第31军共6个师，分布在由南宁至广东新会约800公里的正面、200公里以上纵深的区域内。其中第46军部署于南宁至钦县、灵山、玉林、北海、廉江间地区，保护中越交通运输线；第31军部署于第46军左翼从桂平、电白向东一直延伸到阳江、新会地区。该两军多是新编成的部队，装备较差，训练不足，战斗力不强。
　　第四战区和第16集团军虽对日军进攻南宁的可能性有所估计，但认为日军从钦州湾登陆较困难，而且钦县至南宁的道路已被破坏，沿途多山，故从钦州湾登陆的可能性较小；而从雷州半岛的电白、吴川，或从北部湾的北海登陆较为容易，可能性较大。依此判断而制定了作战预案，在电白、北海、钦州湾各方向都部署了部队，构筑了阵地，设想了若干应付措施。但因在该地区的兵力实在单薄、防御地区正面宽广、空隙较大，难以形成坚强防御。
　　13日，舰队从三亚启航。14日，先头舰只抵达北海，用十几艘军舰发动佯攻。驻守北海的第一七五师一个营，回击了日军的进攻。中国军事当局命令防卫部队炸毁北海市，但指挥北海保卫战的第五二四团团长巢威，认为日军不会在北海登陆，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当晚，日舰停止了对北海的进攻，转而攻击钦州。防城的企沙和龙门两地，守军各有一个营抵抗了一天，败下阵来，日军在这里登陆。
　　防守钦县犁头嘴的连长向团长黄廷才报告敌情，黄廷才竟然认为这是日军惯常的骚扰而已，不必认真对待。结果，毫无战斗准备的新编第十九师所属部队，在日军进攻下溃败，日军顺利登陆。
　　三天后，日军占领了钦县和防城，立即分兵北上。日军进攻黄固的新编第十九师师部所在地小董，黄固临阵退缩，只身逃跑，后被撤职，交军法审判。守军溃散后，日军继续北上。十万大山地区的土匪，组成许多便衣队，为日军做先导，帮助日军加快了北进速度。22日傍晚，日军抵达南宁市邕江南岸。
　　日军登陆后，深感事态严重的最高统帅在重庆迅速召见白主任，叫他不必继续参加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立即返回桂林指挥作战。白主任趁机要求最高统帅给他桂林行营主任的头衔的基础上，赋予他指挥全权，不让第四战区的司令官张长官插手，各军必须直接听从行营命令。尽管长期以来对于桂系，最高统帅都是严加警惕，几乎是不遗余力的寻找机会压制削弱，但是，面对日军一旦占据桂南以后将给中国抗战造成的巨大困难，最高统帅还是选择了先把派系斗争放到一边，不仅同意了他的要求，还把军事委员会直属的第五军等最精锐的嫡系部队也调归他指挥。
　　第一百三十九章　…　桂南血战（一）
　　在广西南部地区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刘建业是在火车车厢里通过收音机听到的。对于桂南地区一旦陷落，对正在苦苦支持着的抗战带来的不利影响，刘建业是十分清楚的。如果中国失去了广西南部的国际通道，要想得到来自外界的物资和援助，就只有通过崎岖蜿蜒的滇缅公路和苏俄这两条路了。滇缅公路是由数十万中国百姓和士兵用双手和极为原始的工具从连绵起伏的大山和丛林里开辟出来的，运力有限，而且，这条道路是否畅通，还要看现在正控制着缅甸的英国人的脸色。那些有着约翰牛的绰号的英国人，向来是很看不起皮服颜色和他们不一样的人的。如果，他们垄断了中国维持抗战所必需的大动脉，很难说他们不会趁火打劫。即使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夕，这些既自私又目光短浅，还有着强烈的白人优越感的英国人还不失时机地以切断滇缅公路相威胁，强迫国民政府割让了部分云南和缅甸交界地带的土地给他们。缅甸这条路有风险，苏俄那条路也不是什么坦途。那些大鼻子，从沙皇时代以来一直就有着把中国东北和长城以北地区变成他们所谓的黄俄罗斯的野心，而且，他们对于中国西北的新疆也有着几乎毫不掩饰的强烈兴趣。在本来就有着民族主义思想的刘建业的心目里，英国人和俄国人，都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只要有机会，他们会毫不迟疑的从自己的盟友的身上割肉来满足自己的贪欲。至于让盟友来为他们火中取栗，他们坐收渔利的事情，更是他们最喜欢干的。
　　在和自己手下各师团长等主要军官商议过后，刘建业在火车上，以新编20军全体将士的名义向军事委员会和最高统帅发去了请战电报，强烈要求军委会和最高统帅能够把自己的部队调往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桂南前线，以报效国家，实现军人的价值。
　　11月14日，新编20军乘坐的军用专列即将进入广西。
　　这一天的夜里，新编20军军部的电台受到了一份来自军委会桂林行营的电报，命令新编20军在军列即将抵达的全县与正在全县地区整训的第5军会合，两军合同编组为南下集群，接受第5军的杜军长的指挥，前往南宁前线，抵御日军对南宁的进攻。
　　这份电报一发过来，新编20军的高级军官们几乎都陷入了一片沉寂。作为军人，这些人几乎都是从死人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和鬼子面对面的拼杀，恐怕没有一个人会皱一下眉头，而且照着新编20军现在上上下下都遵守的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在战斗里重伤员有可能会成为俘虏的话，他们会先先解决掉自己，以避免自己妨碍了袍泽的行动，成为别人的累赘。可是，要他们接受第5军的指挥，那就是另外一档子事了。新编20军上上下下各部队的主要军官，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土木系中人，从军的基本部队新编14师到另外的两个师，整支部队都打上了深厚的土木系的烙印。第5军是什么部队呢？提起第5军就要先说大名鼎鼎的200师。该师前身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属战车营，1937年3月，该营与交通兵第2团装甲汽车队改编为装甲兵团（团长杜光亭），由军政部直接指挥。38年1月，该团扩编为第200师（五团制，20000余人），原团长杜光亭担任该师首任师长，为我国第一个机械化师，由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11月，该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也就是日后赫赫有名的第5军（戴衍功继任成为200师第二任师师长，也是最有名的一任）。
　　此时的第5军共辖三个师。第200师，师长戴衍功将军（黄埔三期毕业生）；新编第22师，师长邱雨庵（黄埔第二期工兵科毕业）；荣誉第1师，师长郑桂庭（黄埔第一期毕业）。此外，还有军直属的两个步兵补充团、两个战车团和装甲车搜索团、工兵团、汽车兵团、重炮团、辎重兵团等部队，全军约五万余人。第200师与军部驻于广西全州地区，新编第22师驻于湖南东安地区，荣誉第1师驻在湖南零陵地区。邱雨庵还曾经留学德国的柏林陆军大学，学习装甲兵专业。郑桂庭的荣誉第一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拨编而成的，官兵抗日意志坚决，作战经验丰富，勇敢善战，是一支素质不错的队伍。第5军直属的战车团，装备了一色的苏俄制造T…26坦克。重炮团的装备则是全部德国制造的105MM榴弹炮。整个第五军的装备在当时的国军内部是第一位的，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可以相提并论，即使是最高统帅的子弟兵第74军和刘建业的老部队第18军也远不能与之相比。
　　仅仅从这些上面，就可以知道，第5军是军委会手里的中央军王牌部队，不论是部队的指挥官还是兵员的数量，装备，都远不是新编20军这支国军中央军系统中的后起之秀可以比拟的。如果把两支部队合同编组，组成一个集团作战的话，照常理上来说，也应该是新编20军服从第5军的指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央军的大系统里也有不同的小系统，其中势力最大，也是相互之间争斗最激烈，矛盾最深的就是以军政部何部长为首的派系和以政治部陈部长为首的派系。新编20军毫无疑问的，从头到脚都有着明显的陈部长的土木系的标志。而第5军偏偏就是以军政部何部长为首的派系的基本部队，其在派系里的地位和土木系的基本部队第十八军是一样的。长期以来，何部长和陈部长的派系，就一直互相明争暗斗，使得双方派系内的人，见面之后通常三句话不到就言语不和，话不投机。所以，基于这样的情况，自抗战以来，国军内就没有任何的指挥官，会把两个派系的部队合编在一起执行共同的作战任务，以免在战场上出现什么意外的情况。抗战开始以后的这两年，中央军内的这两大派系为了争夺新编部队的控制权和部队补充的配额，更是频频爆发激烈矛盾。
　　这一次，也不知道上面是不清楚还是故意装糊涂，或者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抽调不了其他的部队了，把来自两个势同水火的派系的两个军合同编组在了一起。这就象把两个模数不同的齿轮强行搭配到一起一样。
　　“不管那么多了，既然上面这么下了命令，我们也只有遵守了，准备着跟着他们去打硬仗吧。”看着手里的电报和面前的那些沉默无语的同僚，刘建业只有苦笑。对于刘建业来说，他并不介意和其他派系的部队合作，只要是打鬼子，刘建业向来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刘建业自己不计较，不代表自己手下的那些部队主官们不计较，更不代表着第5军的那些军官们不计较。自己的部队这一次是奉命配合对方作战，接受对方的指挥，如果对方在出击或者撤退的顺序上作一点小的手脚，拿自己的部队可就要倒大霉了，说不定会被害死的。这种因为派系之间的倾轧，导致借刀杀人的事情，在国军里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了。无论如何，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刘建业绝对不能让自己手下的两万弟兄白白的被人牺牲掉。
　　次日凌晨，也就是1939年的11月15日上午，新编20军的军列缓缓驶入了广西北部的全县车站。
　　全县车站的站台上，人员，装备等排列得整整齐齐，显然正在等待上车。
　　新编20军的军列刚刚在站台上停稳，一名少校参谋军官就从站台上跳上了车，大声地对军部的警卫喊着有事要找新编20军的军长，叫他们不要阻拦，否则就不客气了。
　　在车厢里听到外面声音的刘建业叫杨副官去把来人叫到自己的车厢里，打算亲自见识一下第五军的人到底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随便一个人就可以这么嚣张，全然不把别的部队放在眼里。
　　“军座，来人我已经带过来了。”杨副官走出去一回，回来向刘建业汇报。
　　“让他进来吧。”从一开始，第五军的人就没给刘建业留下什么好的第一印象。不管怎么说，即使第五军是国军的王牌部队，面对自己这个正牌的国军陆军中将，现任的军长，也该明白一些基本的礼数才是。
　　“报告。”车厢门外，一声中气十足的报告声传来。
　　“进来。”刘建业的回答也同样的充满了中气。在军中度过了多年时光，刘建业的身上也早已充满了军人的味道，在公开场合，声音都是标准的军人做派。
　　“报告，鄙人是陆军第五军军部少校作战参谋，奉军座之命前来邀请新编20军军长到我军军部商谈协同作战事宜。”敬了一个军礼以后，来人的眼睛紧盯着刘建业的眼睛，丝毫不避让的大声说着，俨然一副天之骄子的模样。
　　狂妄，狂妄，除了狂妄，还是狂妄。来人给刘建业的印象只有这两个字。
　　“回去告诉你们的杜军长，我自己会去的，让他在军部里等着。”干净利落的回了一个军礼以后，刘建业也丝毫不退让的大声回答。
　　来人听到刘建业的回答，愣了一下，又敬了一个礼，就想转身向车厢外走去。
　　“我想提醒你一句，做人不要太嚣张，不然是会吃苦头的。你出去吧。”刘建业看着他说道。
　　“多谢提醒。”来人听到这句话，身子一震，回答了一句，然后以标准的军人步伐，走了出去。
　　“看来，这一次的作战，不会是那么顺利的。”看着来人走出了车厢，杨参谋长对刘建业说道。
　　“就这样还算是好的了，要是换成他们的新编22师师长邱雨庵，恐怕更加的目中无人。”刘建业苦笑着回答。
　　刘建业所提到的那个第5军新编22师师长邱雨庵，和刘建业一样，都是浙江人，性格特立独行，暴躁狂妄，打起仗来又不要命，人称“邱疯子”。世人对邱雨庵的印象也多限于此。实际上，邱雨庵文化功底深厚，喜好军事学术研究和诗词创作，可谓才华横溢的军中秀才；亦有浓厚的抗日爱国思想，抗战期间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可谓有功于民族的抗日名将；虽然对同僚粗鲁无礼，对下属却爱惜有加，更以善于治军享誉于黄埔诸将。邱雨庵自幼聪颖，少有大志，17岁时参加五四运动，随同学们下乡，向农民宣传“抵制日货”。1921年，邱雨庵中学毕业后当了一年家庭教师，次年又考入上海大学半工半读，学习极为刻苦。1924年，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人影响，邱雨庵决定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入伍从军。此时的邱雨庵颇为自负，在给父亲的信中豪迈地写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邱雨庵从军后，历经东征北伐，战绩平平，在军事教育训练方面却颇有心得，于1933年出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1934年，素来仰慕德国军事思想的最高统帅决定选派黄埔青壮军官留学德国，邱雨庵在黄埔诸将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被选送至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正是由于邱雨庵受到国内外双重军事教育，理论功底深厚，又善于思考，因此在军事学术上有较高造诣，先后撰写了《教战一集》、《教战二集》、《建军从论》等一系列军事著作。随着后来不断参加实战，邱雨庵几乎每战都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克敌制胜的新战法。作为一个职业军人，这是极其可贵的。1937年5月，邱雨庵从德国学成归国，担任中央教导队参谋长，按照德国陆军要求训练部队，教导队一时被人称为“最高统帅的铁卫队”。抗战爆发后，邱雨庵也摩拳擦掌，请缨参战。12月，南京保卫战爆发，邱雨庵协助总队长桂总队长率部参战。由于是抗战**战，邱雨庵作战极为勇敢。但是由于最高统帅部决策失误，守城的唐总司令指挥错误，南京城很快失陷。南京城陷后，邱雨庵和部分守军一道拼命突围到芜湖。但日军在南京屠杀中国战俘的暴行在邱雨庵脑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从此，邱雨庵对日军更加仇恨，只要和日军对垒就激动得象发疯一样，猛冲猛打。日军一听到“邱疯子”的名字，都颇为畏惧。1938年，国民革命军第一个机械化部队――200师成立，杜光亭任师长，邱雨庵副之，不久奉命参加河南兰封战役，当面之敌是号称日军精锐的土肥原师团。这时邱雨庵手上有了装甲部队，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就扬言说：“这些敌人算得了什么！看我们打它个落花流水。”6月21日，邱雨庵亲率两个装甲营向兰封城外的日军作试探攻击，一度迫使日军兵退数里。可惜邱雨庵没陶醉几天，部队就遭到日军凶猛反攻。200师装备虽好，机械化作战经验并不丰富，只好一退再退，再加上与邱清泉合力防守兰封的第27军作战不力，兰封很快告失，已成瓮中之鳖的土肥原师团竟然得以从中国军队的重兵合围中溜走。由于第27军的桂军长也曾在德国深造，邱、桂二人从此被黄埔校友讥之为“德国将军”，意为无能。兰封出丑并没有影响邱桂二人的前程。最高统帅袒护黄埔嫡系，并没有治二人的罪，只是将另一有失误的将领枪毙作为替罪羊。1938年10月，200师扩编为第5军，邱升任该军新编22师师长，率部驻湖南东安县整训。在此期间，邱充分发挥其军事教育训练方面的特长，一面向部队灌输军事哲学，一面教授德国之机械化战术，很快使22师成为一支劲旅。1939年3月，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校阅评定：“第5军居西南各军第一，新22师又为第5军第一”，并夸赞“新编22师训练优良，军纪良好。该师邱师长雨庵，爱士兵如兄弟。”
　　那位邱师长，打仗不要命，对待同僚也是一向十分倨傲，给人一种眼睛长在头顶上的感觉。所以，他尽管很能打仗，在军中同僚里的口碑却很不怎么样。
　　第一百四十章　…　桂南血战（二）
　　在来人走了以后，刘建业带着杨参谋长，杨副官和黄峰，在本部队的联络官的带路下，走到了设在全县车站内的第5军临时指挥部。
　　刘建业一行人，在第5军副官处人员的带领下，走进了杜军长的指挥室。
　　指挥室的正中，站着一位中将和一位少将。在后世的时候，刘建业可是没有少见到过这两位大名鼎鼎人物的照片。那位看上去30多岁的中将正是后来在淮海战场和中野，华野两支大军有过一番大战的第五军军长杜光亭。旁边的那位少将则是被称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域外死忠第一人”的第200师师长戴衍功将军。说来凑巧的是，刘建业原先的那个时代，国家乒乓球队的一名姓马的世界冠军，其长相就酷似这位戴衍功将军。
　　“陆军新编20军军长刘建业，见过两位黄埔学长。”刘建业不顾自己的军衔比戴衍功将军更高，率先向两人敬了军礼。无论如何，这两人在刘建业的心目里，都是为国家和民族，与日本人打过殊死战斗的抗战英雄。尤其是戴衍功将军，更是在掩护已经全面溃退的远征军从缅甸撤回国内的时候，在缅甸因伤势过重而最终殉国的民族英雄。在英雄面前，刘建业自认为没有自傲的本钱。而且，刘建业的话只提到了自己和他们都是黄埔出身，显然也是告诉他们，我们毕竟都是中央军系统的，关键时候，还是要守望相助的好。
　　面前的两人，尤其是戴衍功将军好像是愣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