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风雨六载-第14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要耐心，不要急躁，防守时要谨慎，不要大意。我说：“这场比赛打完后我们可以有40天的调整。这场球一定要拿下。万达队这场比赛能赢，他赢我们也要赢，保持一分的差距，紧紧咬住他们。如果我们赢不了，分数就拉开了。”
国安队来了。此时他们已经不是1995年的国安队了，我感觉金志扬在与我聊天时已没有1995年时的锐气了。在北京，球迷已经喊让他下课了。
6月21日，我们与国安队的比赛开始了。我们打得不错，一球领先一直到最后3分钟，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后卫出现漏人，曹限东罚任意球，居然让后面上来的魏克兴顶进一球，1比1又平了。进球以后，看台上突然冲下一个球迷奔到场内推了国安队一名球员，也许我们主场老是最后给对手扳平，球迷已经受不了，以至出现这样的举动。
这场球结束后，我对大家说，以后从江湾基地到虹口体育场，不要再走四乎路了。过去我们每次去比赛的路线，都是从五角场走四平路到中山路。我们现在已经四平了，看来，得改走邯郸路，经中山路到虹口体育场。间隔40天后，我们8月11日到成都客场对四川全兴队，还是1比1打平。
8月18日，我们主场对八一，又是1比1平。
9月1日，我们主场对天津队，在2比1领先情况下，竟然在最后30秒钟被对方攻入一球，2比2又是平。此时，我们与大连万达队的分数已经拉下7分了。这不断的平局当时快把我折磨疯了，让我哭笑不得。
比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我已经再也找不出什么理由了。面对记者们的提问，我只是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了。”这时候，我感到自己是多么地无力。是谁在控制我？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无形之中这样劳苦纠缠我？为什么总是在迎接胜利的最后一刻，出现这种情况呢？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
球迷的不满，媒体的抨击，俱乐部的压力，都是自从1994年1比6惨败以来最大的。但我有一点感到非常宽慰的是，球迷们再怎么不满，却没有一人喊过一声“根宝草包”。
七连平，我感到非常疲惫，也很无奈。我们队里肯定出现了问题。但问题是什么？在哪里？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个人到了找不出犯错误的原因时，是最可悲的。那时的我，就是这么一个悲剧人物。
这就是七连平。无可奈何的七连平。
8。激情与理智
说起激情与理智，还要追述到1981年。那时，中国足球刚刚重新恢复在国际足联的合法席位。由于中国足球长期在国际足球大家庭之外，很少与国际足坛进行交流，国际足联为提高亚洲和中国的足球水平，特地派国际足联讲师，德国人马罗斯基来华讲课。
当时有资格听马罗斯基讲课的，都是中国的一些甲级队教练和足坛的重要人士，当时我在乙级的云南队当教练，自然没有资格参加。但是，中国足协组织足球教练员考试，其中的一些题目就是根据马罗斯基的观点出的，我便从当时的足协官员陈成达那里“批发”了一些，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激情与理智”。
马罗斯基对中国教练的讲课，影响非常大，效果也非常好。因为这是中国的教练第一次听到外国教练如此密集和系统地阐述足球的理论知识。比如说在进攻中充分利用宽度，利用拉开宽度后露出的空档进行渗透，如何转移，如何组织进攻队型、如何进行进攻的组织。上海队的王后军当时听后对马罗斯基理论非常欣赏，足球界人士都说，王后军是马罗斯基的忠实追随者。王后军也确实从马罗斯基那里得到了很多有益的东西。1985年年维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时，率中国国家足球队来上海训练，就请过当时的上海队主教练王后军专门给国家队讲战术课。
马罗斯基除讲解理论外，还结合了许多实际战例。其中一次他在剖析北京队与山东队的一场比赛时说，他感到队员们激情有余，理智不足。从那时起，激情、理智四个字便在我的脑子里印象颇深。在我以后的实践过程中，我一直不断地去理解和探索，何谓激情，何谓理智，我一直试图追求把这两点进行完美的结合。
我当了教练以后，追求“快抢前”的指导思想，其中就含有以激情为主的思想观点。我认为，足球比赛本来就是体育运动中的激情演出。因为它充满了激烈的对抗。没有对抗的比赛是没有激情的，也不会给观众以强烈刺激。足球的魅力就包含着激情。我在担任国二队、国奥队主教练的5年中，尝试并得到了激情打法的甜头，形成了球队独特的风格和我执教的鲜明个性。
回顾中国足球这50多年来所走过的路，我们是一直在激情和理智两个方向摇摆不定，不是偏“左”就是偏“右”。50年代张宏根、年维泅、方纫秋等从匈牙利学习回来，绘中国足球带来了讲究技术、讲究配合，三角短传的打法。但是在速度上，在作风的硬朗上却有所欠缺。以后，中国足球越踢越慢，越慢越软。后来被贺老总批评为“舞台上跳交际舞”。
60年代，中国足球又学了苏联的快速拼抢。但在快速拼抢中，对技术的运用便显得粗糙，这真是一对矛盾。记得我在当运动员的时候，中国的足球界里也进行过学术讨论，在快与准之间，到底是准中求快，还是快中求准？这两个方向如何定？有的认为快字当头是发展的发向，但是快后必然要造成很多的失误。于是有的人便提出要抓准，快而不准，等于不快。失误多，再快有什么用？欲速则不达。这种学术讨论当时非常地热烈，然而却是各有各的理，谁也没有说服谁。
也许个性和体能条件决定了我倾向于快中求准，而不是准中求快。
我自己有切身的体会。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我是属于速度快、拼抢凶的类型，但又是比较讲究技术的。我在当时国家队中的技术，应该说不差。我当教练后，也是执行这个原则，后来桑廷良给我总结出八个字：体能为本，逼抢为魂。
但是，我并不是只抓体能，许多不了解我的人说我只是身体训练教练，这种说法是片面的。我本身是属于技术型球员，在带队训练时，技术的比例在训练中都在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对运动员的技术动作要求更是严之又严。一丝不苟，不准出现一点不合理的动作。有些队员在训练中非常不习惯我的这种严格要求。姚俊说：徐指导，我们每一次传不好，停不好，你就要叫，我们十个里面总是有几次停不好，传不准的。我说，我知道你们有不好的时候，你们五六个传准、停好的，我就不讲了，我讲就讲你们传不好、停不好的那四五个球，这就是严格训练。我要求你们停好每一个球，传好每一人球，如果认为停不好、传不准是应该的，那就不是严格训练了。如果你们在处理每一脚球的时候都注意尽量做得好一些，比赛中的失误不就少了吗？
在我手下受训的队员，处理每个球时脑子里的弦都绷得很紧，生怕哪一次做不好被我批评。经过这样严格的训练，等到熟悉掌握后，他们在技术上便有了很大的进步。
1965年我在国家队时，我们这批球员个人技术和体能都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一碰到当时的朝鲜队，在他们的逼抢下，失误就多，在他们快速往返的奔跑下，体力跟不上对方的快节奏，就像现在的中国队与韩国队比赛时一样，也是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不怕西亚，但碰上韩国队、伊朗队、伊拉克队，就打不顺，就是因为他们抢得凶、逼得狠、奔跑积极。
根据足球的规律和我当运动员的教训，依我的性格和执教多年的经验，决定了我带队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我的追求是以激情为主。
1994年职业联赛开始后，我倡导的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抢逼围的战术打法，不但在战绩上有成效，而且也确实使各队都认识到激情在比赛中的重要性，带动了整个足坛的对抗，使得联赛更激烈，过去联赛不精彩、不激烈的场面，也不复存在了。
过去的上海队讲究技术，强调配合，但是打法慢。我担任申花队主教练后，就在这个基础上注人激情，所以申花队在这三年中，在原有的基础上改变了风格。
大连万达队是追求稳的，1比0主义。我上任后给他们加入了激情，因此1998年的大连万达队也是成功的。
但是，要达到激情与理智的完美统一是非常难的。1996年我就想在抢逼围基础上加强些理智的成分，就提出了激情加理智的观点。那时候来了一些法国技术型球员，也确实为我们在配合、控球等方面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强调和追求理智的时候，往往容易把激情的一面丢掉，1996年在用人上，我一会儿用“工兵”拉德，一会儿用技术型的加西亚，在打法上也不像过去那么地坚决。现在想来，当年我在国奥队时一开始大刀阔斧强调抢逼围，后来在吉隆坡决赛时换上了广东的技术型队员，加人了太多的理智，反而使打法不明确。激情加理智是需要全面型的球员。理智型的球员多，不可能打出激情的。激情型球员过多，也不可能打出理智的足球。所以，打什么类型的风格，最终还是由什么类型的球员决定。
1996年，我一直在苦苦追求一种完美的足球，希望在激情与理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事实上，按我们的能力，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完美境界的。这并不是我刻意地求变就能变得了的，实际上，这应该是一个渐变过程。像加西亚和申思，都是理智型的球员，不可能在前面拼命地抢。现在想来，抓一面是容易些，而要追求完美，确实是太难太难了。要达到完美，如全攻全守，也只有1974年的荷兰队能够达到，至今还没有第二个队。
但是，这种追求应该是无止境的，再怎么变化，原先的风格是不能丢的。我始终欣赏英国足球的打法。他们的打法始终充满激情，令人激奋。抓住了激情再加上理智，这样的足球是最好看的。足球一定要有激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英国足球的收视率在世界上最高的原因9。关于申思
讲到激情与理智，不得不提一下申思。
申思是一位典型的理智型球员，在我执教三年过程中，他也一直是一位有争议的球员。球迷们称他为“超级替补”。我想，这里面有两种含义：一是在申思的使用上有争议；二是至少说申思是一个很有特点的球员。
申思的确是个很有特点的球员，他在当时的国奥队是主力，并担任队长。然而在申花队他却打不了绝对主力。申思的特点明显，他在传、控球和射门上，确有过人之处。尤其在传球上很有灵气，传威胁球的能力明显比其他人要强。1993年全运会时，申思已经在老上海队里踢左前卫，基本上打上了主力。就因为有这些，申思在球迷心目中有一定位置。
我在1994接申花队后，申思、朱琪等国奥队员还在集中训练，裁并没有见到他们。在当时老队员不在的时候，我对他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当时心里非常想用他们，在私下里布阵时，我也把朱琪和申思放在假设的主力阵容中。
1994年我一直在试用申思，我执教的3年中，这一年申思上场最多，22场比赛，他一共打了13场。在那一年中，申思在一些比赛中起到很大作用。比如说首场对沈阳队，2比2打平时，他在最后的时刻打进了关键的一球，使申花队最后以3比2险胜。
虽然申思的进球不算多，但是他的输送作用，给同伴创造机会的能力，却是别人所无法替代的。申花队所进的很多球，都是他创造出来的机会。通过1994年的试用，我对申思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
申思有很多优点，但他的弱点也明显：拼抢不凶，打法上比较稳妥，没有那种积极的奔跑劲头。1995年联赛，李晓生肝炎以后，在进行前锋的重新搭配时，我想到了申思，想用申思和瓦洛佳搭配。第一场我们对吉林队，申思打主力，第三场对四川全兴队，他也是上了90分钟，打的是前腰。
1995年在使用申思的问题上，我一直努力把他用得恰到好处。经过多次的实践和使用，我们当时确实感到，申思的技术风格和我当时的抢逼围风格是不相适应的，尽管他也努力去做，但毕竟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我便决定把申思作为替补。
1995年，我们取得的十场连胜的比赛中，申思上场的时间总共加起来，正好是90分钟，对广东宏远队12分钟，对山东泰山队15分钟，对大连万达队14分钟，对天津队29分钟，后面的比赛基本上就没有用他。十连胜后正好是10月，中国足协规定的转会期开始了。当时申思正好在国奥队集训，他便在国奥队通过正常的渠道提出了转会。
一个国奥队的队长，绝对主力，却在申花队打不上主力，这也引起了好多媒体的注意。他们也纷纷为申思打抱不平。因为谢晖和祁宏等小将都能在1995年冒出并成名，为什么申思得不到重用？
1995年的转会风波终于过去了，在俱乐部和各方面做工作下，申思留了下来，没有转会。但与此同时，俱乐部也明确给我指示，要我使用申思。为此，我还与申思的爸爸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我把申思的优缺点都讲了，并解释了我的打法是以挤为主，等到下半时大家体力下降之后再用他上去，这样才能起到很好的出奇制胜的作用。后来的实践也确如我所说的那样，比如说1996年主场对广东宏远队，申思下半时上场后的一个漂亮射门，使我们的比分一度以3比2超出；如主场对八一队，也是他在关键时刻发挥的作用，使我们在0比1落后的情况下，最后1比1与八一队打平。
我们做教练的在用人时，基本上都是根据三个条件：一，根据运动员的能力和特点，二，根据运动员的位置；三，根据运动员的能力是否与教练的战术打法相一致。
如果说申思在我执教的三年里只是一个超级替补而当不上主力的话，最关键的问题还是他的风格与我的要求不符。我离开申花队后，申思一直在队里当主力，也许是他的特点比较符合后任教练的要求。但我记得申思在国奥队期间曾是队长，但在马来西亚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时的几场重要的比赛时他都没有上场。霍顿刚任国家队主教练，带队参加亚洲四强赛。第一场中国队对香港队时申思是主力，但后来对日本队和韩国队时他都是替补。这也说明了申思的风格特点，必须与主教练的要求相符合。
申思是个有特点的球员。对于教练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看到他的特点，而是如何使用他的特点。申思在我执教上海申花队的三年中，对我来说不是用不用的问题，而是如何使用的问题，绝不是外界和媒体所言，徐根宝讲究迷信，用申思会输球，因为在上海地方话里，申思就是“申输”（申即是上海），也不是有的媒体所说，徐教练是逆反心理，外界叫用他偏不用；更不是想起到一种轰动作用，就像法国队主教练雅凯拒用坎通纳，德国队主教练福格茨不用马特乌斯，意大利队主教练萨基放弃巴乔一样。我对申思没有什么成见和看法。何况申思在队里的训练和表现，在遵守纪律和自我约束方面总的来说也是不错的。我在1996年用他比1995年多，实际上是我在那时想加强理性足球。
我和申思共事3年多，尽管在使用他的问题上，申思对我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自己也承认，我在申花三年，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
10。“历史在这里拐了个弯”
1996年我们在甲A联赛中成绩不够理想，与风光十足的1995年相比，似乎黯淡了许多。
就在一片阴云中，我们在亚俱杯赛上主场7比1战胜了香港快译通队，而后又在与澳大利亚一支俱乐部队的比赛中也打得很漂亮，上海的球迷突然又看到了希望。
当然，亚俱杯与冠军杯是没法相提并论的，除了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外，亚洲地域广大，东亚、西亚和南亚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欧洲，交通也不太方便。此外还有资金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使亚俱杯的影响力并不大。
1994年大连万达队夺得首届职业联赛冠军后，放弃了参加1995年的亚俱杯的比赛。
1996年8月20日，俱乐部常务副总经理瞿郁明找到了我，向我传达了中国足协关于要打好亚俱杯的指示，也传达了上海市领导关于亚俱杯赛要重视，并争取好成绩的指示。这是领导对我们的新要求，而在1996年年初我提出的今年四大任务中，今年主要目标是甲A联赛和五人制足球赛。现在中国足协和上海的领导又要我们把亚俱杯的比赛也打好，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个不轻的任务。尤其是亚俱杯的比赛时间，正好与甲A联赛交叉在一起。比赛密度很大。队员们的体能吃得消吗？
9月1日，我们主场再次与天津队打平。这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到这时为止，我们已经连续第7场平局了。这对我们这支意气风发一定要卫冕的球队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七连平后，我队在甲A联赛中的名次已落到了第三，与大连队整整少了9分。9分在实力接近队的竞争中，是个非常大的差距，大家都感到了压力。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又要投入亚俱杯的比赛，而且要在三周里完成7场比赛，其中3场亚惧杯赛，3场甲A联赛（包括9月1日刚赛完的对天津队的比赛）。
平均三天一场比赛，还要来回奔波，既要完成甲A前三指标，又要打好亚俱杯，说心里话，我当时真担心捡不了芝麻又丢了西瓜。
赛事排得这么密，场场都要尽全力挤，队员们，也包括我们教练班子里的同志不免有一些说法，三周打这么多比赛，身体怎么吃得消？要这好，又要那好，什么都要好，这可能吗？当然，出现这种情绪的最直接原因，还是我们这几轮的比赛打得不顺，老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搞得大家心里怪怪的。
这种情绪引起我的注意。我们先在教练班子上统一了思想，陋后召开全队会议，我们召开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家不怕疲劳，不怕困难，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在会上，我用当年红军长征的例子告诉大家，当年红军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平均每天要走70里路，最多的时候一天要走150里，那是什么滋味？我说你们没有，但我和桑廷良多少有这样的体会。
“文革”期间，国家队从北京拉练到保定，背着背包，每天行走40里路，花一届时间走完。一开始大家还有劲，但到了第四五天，便都腿软了，走不动了，我们还是搞足球的，平时又不缺锻炼，为什么会这样呢？而条件比我们困难得多的红军，为什么能有毅力完成？我说，这里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压迫感，一种不得不走的紧迫感。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这种压迫感，而事实上这种压迫感已经存在了，这也是对我们作风的一种考验。我们连续七场平局，我们都感到了这种压力，能否打好后面的比赛，不让上海的球迷、俱乐部和领导们失望，这便是目前给我们的压迫感。这次会开完了，大家的情绪好了一些，但气氛还是沉闷的，还是那七连平让大家心口堵得慌。
我们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来到香港与快译通队进行亚俱杯第一轮第二场比赛。香港的天气又热又潮。由于第一阶段我们以7比1胜出，因此在9月4日的比赛中，只要不净输7球，便可出线。当然，我们队与快译通队比赛，要输7个球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与快译通队本来也不是7比1的实力。就是因为对手在场上情绪受影响，阵脚大乱，军心涣散，结果大比分惨败。如果我们松懈，对困难的准备不足，在足球场上任何情况都会发生的。谨慎起见，我还是先派上主力阵容上场，下半时换上替补，最后我们以2比1赢，顺利进入下一轮。
下一轮的对手是上届冠军韩国天马一和队。
当时天马一和队的主教练就是现在重庆隆鑫队的主教练李章诛。这个队在1996年第二届亚洲超级杯赛上，主场5比3，客场1比0挫败了1995年亚洲优胜杯冠军、日本的平冢水手队，在亚非冠军对抗赛上，主场5比0狂胜非洲冠军南非的奥兰多海盗队，可谓真正的亚洲大哥大。这支队中还拥有6名新、老国家队球员，如前锋高正云，得分王申泰龙，中场名将李永真等，还有两名俄罗斯外援，分别担任自由中卫和门将，其中门将谢里切夫在韩国被称为最佳门神。据韩国足球界人士说，天马一和队能在韩国联赛取得如此好的战绩，其中三分之一的功劳应该归于谢里切夫。
韩国方面一开始对与中国的球队的比赛不屑一顾。因为在此之前，先后有辽宁队、大连万达队、山东泰山队和北京国安队等多支甲A队访问过，但每场比赛都输3个球以上。然而当天马一和队听说申花队曾经以7比1大胜香港快译通队后，也有点紧张起来了。他们四处打听申花队的情况，并让当时在韩国留学的吉林队教练、现在在巴西留学的申花少年队教练秋鸣帮忙搞些录像带。据秋鸣后来告诉我说，那时韩国的球队不太愿意与中国的球队比赛，认为与中国球队比赛得不到帮助。那次他们专门打电话给他，请他收集申花队的资料，可见他们对申花队的重视。
由于签证问题，我们4日在香港打完快译通队后，不能马上从香港直飞韩国，只能第二天飞回上海，6日一早飞韩国。由于比赛地不在汉城，到汉城后还转飞机，到人口只有10万的海边小城市束草。
束草机场靠海，乎日里雨多雾多，飞机经常不能准时起降。为此，韩国足协为我们做了两手准备，万一飞机飞不了，便坐汽车从汉城走陆路去束草，那就要走将近5小时的路程了。好在老天保佑，我们中午飞抵汉城时那里天气不错，飞机能够顺利降落。到旅馆时，已是下午4点多了。我让队员睡了1小时，5点30分起床进行了一次训练，主要是恢复一下体力，然后练了一些第二天针对韩国比赛的防反战术。
我们佐在束草市一个风景区的旅馆里，周围环境安静，空气凉爽。房里没有电视，也不能打长途电话，这倒正好帮助我们恢复体力。晚餐时，一些队员提出要吃韩国烧烤。按照赛前饮食要求，赛前一天是不能进太多肉食的。但是由于连续比赛，旅途疲劳，加上天气炎热，消耗大，我就同意了。这种形式的烧烤，我们的队员和我都是第一次尝到。它是用一个大烧锅，里面放一点带水的调料，把已经拌好的牛肉放人，再加大白菜和粉丝一起煮，烧出来的牛肉非常香。味道特别好，与我们在上海的韩国料理店里吃的中肉烧烤，完全是另一种味道。刘军、毛毅军等人吃得很香，每人吃了近两斤，连说好吃。后来我们到上海，却找不到吃这种韩国烧烤的地方。
当时，我真担心队员们吃这么多，明天场上会跑不动。我说，你们少吃一点，不要撑得太饱，明天跑不动。队员们边吃边说，怪不得韩国球员这么能跑，原来他们一直吃这些啊。我说，好，那就明天看你们的了，与韩国球员比体力去。队员们开玩笑地说，我们才吃了一顿，怎么够啊？
对天马一和队的比赛，我针对当时国内足坛流行的恐韩症心理，根据对手的实力，我向队员提出了几点要求。一，最好不要输球，平就是胜利；二，即使输球也要少输。如果我们能够客场逼平，到上海主场就好打了。
由于有1992年在吉隆坡失败的前车之鉴，我向队员们指出，首先要在思想上和心理上不惧怕韩国队，如果有怕的思想，今天就完了。好在我们队中有拉德、佩雷斯和布雷等俄罗斯和法国球员，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恐韩”。有这些球员掺在里面，真能帮我们的队员壮胆。我问佩雷斯：你怕韩国队吗？他奇怪地反问：“怕谁？”我问拉德，他也是摇摇头，说不知应该怕谁。
我要求队员们敢于硬碰硬，把自己拼出来，那样的话，就会发现韩国人也不过如此。另外，在战术打法上我们要求统一，坚持打防反。我说，申花队与韩国天马一和队对垒，是两个国家最好的俱乐部之间的比赛。与平时的商业比赛不同，是检验我们平时训练、管理和作战水平的一次真正考验。我们要争取打好。即使输的话，也要为以后国家队打韩国队，为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提供一次实战的经验。
自从我带申花队以来，我们先后三次与韩国队交过手，其中1995年1比0胜过金星队，也曾0比1和1比2小负大宇队和三星队。1996年我们在上海进行的亚洲室内足球锦标赛上，以5比3击败韩国队获得亚洲区出线权。与韩国队比赛多了，我也总结出一点道道，其中最重要的，便是要敢抢、敢逼、敢控、多跑。只有在场上不示弱，才能抑制住对手的凶狠。在确定上场的阵容上，我的指导思想是，谁玩命谁上场。
9月7日当地时间下午3点半，比赛在日本裁判的哨声中开始。观战的球迷约有6000多人，韩国足协秘书长和职业部的负责人都亲自抵达观战，可见对这场比赛的重视。最后比赛的结果是0比0，但从比赛的场面和两队的水平看，天马一和队明显高于我们申花队一筹。对方全场射门15次，角球18次，而我们射门12次，角球4次。这场比赛，我们的高佳大发神威，救了不少险球，最终顶住了对方的攻势；当然我们在反击的时候也创造不少机会，其中谢晖和祁宏各击中一次门技。对方上下半时有不少必进球的机会，其中不少单刀球，都被高佳化解了。
值得可喜是，下半时对方在我们抢逼围之下，反而显得体力不行了。申花队下半时射门7次，对方只有5次。下半时双方的场面差不多，我们还略好一些。
客场0比0逼和天马一和队，我在自己的总结时写道，最成功的在于中场的防守，中场的逼抢，尤其是佩雷斯和布雷的作用。他们俩一个打前腰，一个打左前卫，范志毅打后腰，刘军打右前卫，这4个人都能抢能拼。中场的封抢防守十分有效。我们打的是积极防守的战术，前锋是谢晖和祁宏，但祁宏也退回中场协助防守。据赛后桑廷良统计，祁宏全场跑动的距离达近1 米，起到了第一防线封堵作用。我们在这场球里拼得这么凶，连韩国方面都感到非常奇怪：中国的球队居然有这么好的体力？这就是我们对韩国队比赛的最大心得：对韩国队比赛，就是要以抢逼围对抢逼围，决不能有半点退缩。
9月8日我们返回上海，下午3点多到达虹桥机场。由于9月9日我们一早就要飞深圳，因此没有回江湾，而是住在了机场宾馆。下午在马路上慢跑恢复，准备10日与深圳队的比赛。
0比0平天马一和队后，�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