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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杀红十月号-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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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罗夫听完笑了起来。“啊，明白了，也是让我学点东西吧，舰长同志？在北莫尔斯克，人们向我介绍过你。好吧，就按你说的办，但是，这可是我多年来第一次没有参加政治学习。”
“从档案上看，你可以给政治局上党课，叶夫基尼·康斯但丁诺维奇。”拉米乌斯心想，档案对他的医疗能力可只字未提。
舰长向餐室走去，他那一帮军官兄弟已经等在那儿了。军官伙食管理军士在桌上放了几壶茶，一些黑面包和黄油，供军官们食用。拉米乌斯向桌子的那个角看去，血迹虽然早已擦掉，但是仍然清楚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这就是自己与那个被杀者之间的不同之处，他是个有良心的人。拉米乌斯转身锁好舱门，然后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下来。由于房间太小，放下析叠椅后人就无法站起来，所以军官们都正襟危坐，代替立正。
在海上，星期日通常是政治学习时间。一般都由普廷主持，给大家读几篇《真理报》的社论和从列宁著作里挑选的一些语录，然后进行讨沦，每个人都要谈谈自己的体会，很象教堂里举行的宗教仪式。
政治委员死后，这项工作就由舰长承担。他想，政治学习条例大概不会预料到今天议程上的讨论吧。在坐的所有军官都是他的同谋；他概述了他们的计划，但他还没有把一些细小的变化告诉他们。于是他讲到了他写的那封信。
“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鲍罗丁说。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方针都已取得一致意见，现在就要保证实行。”他们的反应没有超出他的预料——很有理智，也应该如此。这些人都是单身汉，身后没有妻子、儿女，都是共产党员，名声都不错，党费已交到了年底，党证按规定“紧贴着胸膛”。他们对苏维埃政府都深怀不满，有的甚至是满腔仇恨。
这个行动是在娜塔莉娅去世后不久开始策划的。妻子的死，使他有生以来一直积压在心底的怒火爆发出来了，其猛其烈，难以自已。他在一生中培养起来的自制能力使他能够掩饰内心的愤懑；而在一生中得到的海军训练又使他能够选择一种最有效的行动方式。
拉米乌斯在步入学校大门之前，就从别的孩子嘴里听说了许多关于他父亲亚历山大1940年在立陶宛以及1944年当苏联从德国人手下“解放”出来之后所作所为的故事。这些故事在孩子们的父辈中广泛流传。马科曾经把一个小女孩对他说过的活告诉了亚历山大，接着她的父亲便失踪了，这使他幼小的心灵里充满了难以言状的恐惧。这个无心的错误使马科从此打上了告密者的标记。这个罪恶的名声使他的心灵受到震惊，尽管国家教育他们告密不是犯罪，但是从此之后他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再没有告过密。
在拉米乌斯性格形成时期，他父亲一直在维尔纽斯任立陶宛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失去母亲的拉米乌斯由祖母抚养，这种情形在这个经历了四年残酷战争蹂躏的国家里非常普遍。她唯一的儿子年轻时便离家参加了列宁的赤卫军。1940年以前，她一直独自一人谨守旧俗，每天坚持参加弥撒，始终牢记着继承祖先传下来的宗教教育。在拉米乌斯的记忆里，她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妇人，上床后总要给他讲一些美妙的宗教故事。当时，宗教活动一直没有真正杜绝，但是要带上马科参加这类活动却要冒很大的风险。尽管如此，孩子的父亲把他留给她后不久，她还是千方百计让他接受了罗马天主教的洗礼。她一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马科，因为那样做很可能招来危险。在波罗的海国家里，罗马大主教一直受到残酷镇压。马科成人以后才懂得这是一种信仰。
希尔达祖母晚上给他讲的故事都来自《圣经》，每个故事都是一堂是非与善恶报应的教育课。小孩子嘛，对这些故事只是感到好玩而已，但是他从不告诉父亲，他知道他会反对的。后来老拉米乌斯又重新开始管束自己孩子的生活，马科受过的宗教教育才渐渐被遗忘了，虽然没有忘得一干二净，但也记忆依稀了。
在儿童时代，拉米乌斯还没有意识到苏维埃共产主义漠视人的基本需要，而只是有一些感觉。到了少年时期，这种疑虑心理慢慢地形成了一种明确的看法。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固然是高尚的目标，但是抛弃了正义和伦理的客观标准。而他认为，对文明社会来说，这些东西正是宗教最重要的遗产。马科自从成人以来，就有自己的是非曲直观念，这些观念不同于国家的是非观念。他凭着自己的观念来衡量自己和他人的行为；他把这些观念谨慎地掩藏了起来。这是他灵魂的大锚，象船的大锚一样，深深地藏在水底看不到的地方。
甚至当这位少年同自己刚刚荫发的对国家的怀疑进行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也没有人怀疑过他。他同所有的苏联孩子一样，加入过“少年先锋队”。他曾经穿着锃亮的靴子，戴着鲜红的领巾，参加过在军人烈士陵园举行的游行，还曾端着报废的PPSH冲锋枪紧贴胸前，神情严肃地站在长明灯前为无名军人遗体守灵。象这样严肃的活动他参加过不少，少年时代的马科曾深信，躺在这些陵墓里的英勇战士，同他在当地电影院里看到的无数战争影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一样，也是以无私无畏的气概走向死亡的。他们为保护后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同万恶的德寇进行了殊死的战斗。他为自己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的儿子而感到特别自豪，颇似早年俄国贵族公子的心理。他在五岁以前，就曾千百次地听人说过：党是人民的灵魂；党、人民和国家的联合是苏维埃联盟神圣的三位一体，虽然其中的一个比另外两个要重要。他的父亲很象电影中党的工作人员的形象。在马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严厉而公正、粗暴而善良的人，经常不在家，但总是千方百计地给儿子带回各种各样的礼物，保证他获得一个党的书记的儿子有权得到的一切好处。
尽管他表面上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孩子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不明白，为什么他从父亲那儿和从学校里学到的东西总是同他少年时代学到的东西相抵触。为什么有些家长不让自己的孩子同他一起玩？为什么每当他从同学身边走过时，他们就会低声地、凶狠挖苦地称他是“告密者”？父亲和党都教导他提供情况是爱国主义行为，但是他仅仅干过一次就变成了人人回避的对象？童年伙伴们对他的奚落使他感到不满，但是在父亲面前他从不抱怨，知道这样做是要犯罪的。
这里面肯定有非常错误的东西——但是，到底是什么呢？马科决定自己丢寻找答案。他越来越变得爱独立思考了，他就这样无意中在共产党的神殿里犯下了滔天大罪。表面上他是一个党员儿子的模范形象，谨言慎行，循规蹈矩，凡是党组织交办的事他都尽力去办，只要是派给要求入党的孩子们的苦活，他都第一个报名。他知道，在苏联这是通向成功和舒适生活的唯一途径。他很喜爱体育，但不喜欢团体项目，而喜欢田径项目，因为田径项目可以是个人之间的较量，还可以衡量别人的表现。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事事都要与人进行较量和衡量他人的习惯，他冷静而客观地观察和判断自己同胞和同事的所作所为，得出自己的结论，表面上却不露声色。
八岁那年的夏天，他的生活道路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那时由于没有人同他这个“小告密者”玩耍，他只好到祖母生活的小村子的渔码头上闲逛。每天早晨都有一群破旧的木船乱哄哄地从这里出航，总是跟在一排国家安全部（即现在的克格勃）边防军的巡逻艇后面，到芬兰湾去捕少量的鱼，为当地居民的食物提供必需的蛋白质，也给渔民们带来一点微薄的收入。有个名叫萨夏的船长，是前沙皇海军的一名军官，曾参加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起义，并为接踵而来的一连串改变世界面貌的事件做出过贡献。萨夏由于参加了一次轻率的集体活动而在劳改营里待了20年，直到“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后才被释放。当时盟军正把一支现代化军队作战所必需的武器、粮食和其他各种杂品运往苏联摩尔曼斯克和阿尔罕格尔斯克的港口，祖国急需一批有经验的海员为这些船只领航。萨夏在古拉格群岛劳改营里汲取了这样的经验：切实地做好工作，出色地完成任务，而不要求得到任何回报。为此，战后他得到了某种自由——有权在永远被人怀疑的情况下参加繁重的工作。
马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年过花甲，头发几乎要掉光了。暗褐色的肌肉仍然很强健，并保持着他那海员的好眼力。他特别擅长讲故事，讲起来能叫年轻人听得目瞪口呆。1906年，他在著名海军上将马卡罗夫手下在阿瑟港当过海军见习生。马卡罗夫大概要算俄国历史上最优秀的水兵，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富于创造性的战斗品质遐迩闻名。他的名声清白无暇，就连共产党政府最终也认为应该用他的名字为一艘导弹巡洋舰命名，以示纪念。开始时，萨夏因马科的名声不好而十分谨慎，但他发现他身上有着某种其他孩子所缺乏的气质。这个小伙子找不到伙伴，而这个水手没有家庭。于是他们渐渐地成了同志。萨夏花了好几个小时反复给他讲自己的故事，他如何登上上将的旗舰“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克”号巡洋舰，如何参加俄国打败可恶的日本人的那场海战，以及在返港途中旗舰如何触雷被炸沉以致上将身亡，等等。后来，他带领着自己的水兵参加了海军步兵团，由于作战勇敢，获得了三枚奖章。他还严肃地摇着手指对他说，这一经历使他看清了沙皇政权的愚蠢和腐败，促使他加入了海军的一个早期苏维埃组织。当时凡有这种行动的人，一旦落人沙皇秘密警察之手就必死无疑。他作为十月革命的见证人，从自己的角度激动地向他解释了这场革命，但对后来发生的事情，他却非常谨慎，只字不提。
他同意带马科一起出海，教他航海的基本知识，从而决定了这个不满九岁的孩子注定要在海上开创自己的事业。他在海上获得了陆地上得不到的自由；孩子心中渐渐产生了对航海的爱恋，这深深地打动了萨夏。虽然海上也会遇到危险，但是经过一个夏天的简单而实际的训练，萨夏教孩子懂得了一个道理：危险本身并不是最可怕的敌人，只要有充分的准备、丰富的知识和严格的纪律，就能应付任何险情。马科在以后的岁月里常常想起这个夏天对于他的价值，也多次想过，如果不被其他事件打断，萨夏在事业上会取得多大的成就。
在那个漫长的波罗的海夏季快要结束时，马科把萨夏的事告诉了父亲，并且带他去认识了这个阅历丰富的水手。萨夏以及他对马科的帮助给老拉米乌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他安排到一艘较新较大的船上当了船长，并在分配新房的表上把他提到前面。这件事使马科几乎相信，党是能够为人做好事的；这也是他办的第一件好事，象个男子汉。但是年迈的萨夏当年冬天就去世了，这桩好事也就成了泡影。多年以后，马科才意识到他连这位朋友的姓都不知道。这位老人忠诚地为祖国服务了多年，但到头来还是一个被打入另册的人。
十三岁时，马科前往列宁格勒的纳希莫夫学校读书。就是在那里，他立志要当一名职业海军军官。马科决心象前人那样去追求冒险生涯，几百年来，它把多少年轻人引向了大海！纳希莫夫学校是一所专门为渴望从事海上职业的年轻人开办的三年制预备学校。当时的苏联海军还仅仅是一支海防力量，但是马科却非常希望能参加进去。父亲极力劝他从事晋升快、生活舒适并且享有特权的党务工作，但是马科希望凭自己的本事去谋求生活，而不愿意被人们看作立陶宛“解放者”的附庸。他甚至认为，只要能过上充满浪漫色彩和激情的海上生活，为他的祖国服务也是可以忍受的了。当时，年轻的苏联海军还谈不上建立了自己的传统。马科感到，那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他还发现了许多象他那样踌躇满志的海军军校学员，这些人在这个严格控制的社会里，即使算不上社会异已分子，至少也相去不远了。于是，这个少年第一次获得了友情，他奋发向上了。
毕业前，全班同学都面临着奔赴苏联舰队各个部门的机会，拉米乌斯立刻爱上了潜艇。那时的潜艇又小又脏，水兵们贪图方便就在毫无蔽盖的舱底便溺，弄得臭气熏天。但是同时，潜艇又是苏联海军中唯一的攻击武器，拉米乌斯一开始就希望发挥尖刀的作用。他对海军的历史非常了解，知道英国的海上霸业几乎两次断送在潜艇的手里，也知道潜艇还成功地打击过日本的经济。这一点尤其使他满意。美国人终于摧毁了险些要了他启蒙老师性命的日本海军，他感到非常高兴。
他以全班第一名的优秀成绩从纳希莫夫学校毕业，并由于在航海学理论上取得突出成绩，获得了镀金六分仪奖。马科作为班上的尖子，还获准自己选择学校。他选择了以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命名的高级海军水下航行学校，这所学校至今仍然是苏联最重要的潜艇学校。
在高级海军水下航行学校学习的五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他决心在那里学习不是争取及格，而是要出人头地。因此这五年对他就更为重要。在班上他每年获得各科成绩的第一名，他写的关于苏联海军力量的政治意义一文被送到了当时的波罗的海舰队总司令谢尔盖·格奥尔基耶维奇·戈尔什科夫那里，他显然是苏联海军中未来的重要人物。戈尔什科夫把文章送给苏联海军最重要的刊物《海军文集》发表了。文章中有六处引用了列宁的语录，成为宣传党的进步思想的典范。
马科的父亲这时已成为当时的主席团（即现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非常骄傲。老拉米乌斯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终于意识到，“红色舰队”是一个正在成长的骄子，有朝一日他的儿子将会在那里占据一个要职。他于是利用自己的影响把儿子的事业迅速地向前推进。
马科三十岁时当上了舰长，并结了婚。妻子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的父亲也是一位主席团成员，他的外交职业使他和全家游遍了全世界。娜塔莉娅一直身体不好，三次怀孕都流产了，最后一次还差点要了她的命。因此，多年来夫娶俩一直膝下无子女。娜塔莉娅是一个身材纤细的漂亮姑娘，在俄国算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女性，她找来许多美国和英国的书籍，把丈夫勉强过关的英文水平提高了一大步。这些书籍当然政治上都没有问题，大部分是西方左派人士的思想，但也有少量海明威、马克吐温和厄普顿·辛克莱等人的纯文学作品。娜塔莉娅和海军职业成了他生活的中心。他们婚后的生活包含着多次长期分离的痛苦和久别重逢的欢乐，使他们之间的爱情变得更为珍贵。
苏联开始建造第一流核动力潜艇时，马科也在造船厂学习设计和建造这种钢铁巨鲨。工人们很快发现这位年轻的质量监查员很难对付。他心里明白，这些总是酗酒的焊工和装配工的工作质量与自己的前途休戚相关。他成了一名核工程方面的专家，当了两年副舰长，后来首次出任核潜艇的舰长。那是一艘N级攻击潜艇，是苏联第一次赤裸裸地企图为威胁西方海军和运输线而建造的远程作战攻击潜艇。此后不到一个月，一艘姐妹潜艇的反应堆在挪威海岸外受到严重损坏，马科第一个赶到了出事地点。他按照命令成功地救出了全部水兵，并将潜艇沉到了海底，使西方海军无法得到船上的任何秘密。这两项任务都完成得非常干净利落。从此，这个年轻舰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马科始终认为，给表现突出的部下以奖励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的舰队司令也持这种看法。不久，马科被调到了一艘新式的CI级潜艇上任职。同美国人和英国人抗衡就得要拉米乌斯这样的人。但是，马科对自己并不抱幻想。他知道，美国人在海战方面积累了长期的经验，美国最杰出的勇士琼斯曾在女皇叶卡特琳娜的俄国海军中服过役。他们的潜艇兵有着传奇般的高超技术，而拉米乌斯的这些对手又是最后一批经过战争考验的美国人，他们在惊心动魄的海底战斗中流过汗水，彻底地打败过一支现代化的海军。同这些人玩危险的捉迷藏绝不是儿戏，更何况他们拥有比苏联先进好多年的潜艇。当然，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苏联人满盘皆输的地步。
拉米乌斯渐渐学会了美国人的办法，以关怀爱护之心来训练官兵。他的部下很少能达到他的要求，这也是苏联海军中一直存在的最大问题。但是别的舰长只知一味地责骂士兵的过失，马科却教他们如何改正。他指挥的第一艘C级核潜艇被称做“维尔纽斯学院”。这个名字对他的半立陶宛血缘多少具有一点污辱的意味。（由于拉米乌斯出生在大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因此他的内部证件上就把他写成是大俄罗斯族。）但人们还是承认，经过初步训练的军官到他手下干一阵子，出来后，都会有资格晋升上去，并最终当上舰长，刚入伍的新兵也是这样。拉米乌斯不允许苏联军界普遍存在的那种捉弄人的低级恐怖作法在自己的军舰上出现。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造就杰出的水兵，所以愿意再到他手下服役的水兵人数比到其他舰长那里的要多。北方舰队的潜艇部队中90％的准尉都是拉米乌斯训练出来的专业水兵，兄弟潜艇的舰长都愿意接受他训练过的军士，一些人还被选送到军官学院进一步深造。
马科和他的“维尔纽斯学院”经过了18个月的艰苦训练以后，已能够出海进行猎狗追狐狸的行动。他在挪威海域碰上了一艘美国“海神”号核潜艇，于是便毫不留情地追逐了12个小时。不久以后，他会同样满意地看到，这种潜艇就会跟着退役，因为据说由于它体形过于庞大，证明难以对付苏联的新型潜艇。他有时在使用通气管潜航时同英国或挪威的柴油动力潜艇不期而遇，他也死死地咬住不放，甚至还常常用声纳猛击对方。有一次他甚至咬上了一艘美国的导弹潜艇，悄悄地跟踪了近两个小时。直到这艘潜艇幽灵似地消失在深黑的海底。
在拉米乌斯的潜艇生涯初期，由于苏联海军迅速发展，需要大批有能力的指挥官，因此他失去了到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机会。如果要在苏联各种武装部队中青云直上，这通常是必备的资历。这所学院是以一位革命英雄伏龙芝的名字命名的，位于莫斯科的新圣母修道院附近，是专门培养高级指挥官的地方。虽然拉米乌斯未能在这里学习，但因他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故而获聘在该院任教官。这一殊荣完全是靠他自己的本事得来的，同他身居高位的父亲毫不相干。这点对拉米乌斯说来是十分重要的。
伏龙芝军事学院海军系主任向学生介绍马科时，总称他是“我们的潜艇试航员”。他关于海军史和海战战略的讲课，不仅对该院的海军军官具有莫大的吸引力，而且对其他许多来听课的军官也具有莫大的吸引力。国家为他父亲在“茹科娃…1”村里提供了一幢别墅，他常常在那里过周末，撰写潜艇操作指南、潜艇兵训练手册以及理想的攻击潜艇应具有的各种技术条件计划书。他的某些观点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使他原来的推荐人、现任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感到不安，但是这位老将军倒并没有真正因此而感到不悦。
拉米乌斯建议潜艇军官应该连续多年在同级潜艇上、最好是在同一艘潜艇上任职，这有利于他们熟悉本职工作、掌握所在潜艇的性能。他还提出不应该把精通技术的舰长强行调离，提升他们去干蹲办公室的高级职务。他赞扬红军时代的传统，只要野战指挥官愿意，就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还有意拿帝国主义海军的作法来同他就此问题所持的观点作对比。他还强调有必要延长水兵在军舰上的训练期和服役期、改善潜艇上的生活条件。他的某些观点在高级司令部中赢得好感，但其他一些观点则不然，因而他认为，他注定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海军将官旗。现在，他对此毫不介意。他太热爱自己的潜艇了，要他离开她们去当中队司令甚至舰队司令他也不会愿意的。
离开伏龙芝军事学院以后，他真的成了一名潜艇试航员。现在，马科·拉米乌斯是一级舰长，他指挥着每种级别的第一艘潜艇出海试航，写优劣鉴定报告，总结操作规程和训练指南。苏联的第一艘A级、D级和“台风”级潜艇都是由他试航的。除了一艘A级潜艇上出了一点意外事故意外，他一直成绩斐然。
与此同时，他成了许多青年军官的良师。当他向几十个求知若渴的年轻人教授精密的潜艇操作技艺时，常常会揣度萨夏的想法。许多年轻人当上了指挥官，更多的人未能如愿。拉米乌斯对他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人都一视同仁，他之所以永远当不了海军将官，还因为他不愿提拨那些父亲很有权力（象他的父亲一样）而本人并无真才实学的军官。在工作问题上他从来不任人唯亲，有五六个党的高级官员的儿子，虽然在每周党的讨论会上表现积极，但他仍然在报告中写上了“不合格”的字样。后来这些人大多当上了政治委员。他的正直赢得了舰队司令部的信任。每当要完成一项真正艰苦的工作时，拉米乌斯通常总是他们考虑的第一人选。
此外，在这同一时期，他把一批青年军官聚集到了自己身边。这些人实际上成了他和娜塔莉娅的养子；马科夫妇的家庭里没有孩子，这些年轻人填补了这个缺陷。拉米乌斯发现他培养的这些人都象他自己，长期以来，对国家的领导心里都隐藏着怀疑。他平易近人，乐于同任何人交谈。找他谈话的人，无论是政治上有疑虑，还是仅仅心中不快，他都建议他们“加入党吧”。当然，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共青团员，马科鼓励他们再往前迈一步。这是从事海上事业的代价，大多数渴望冒险生涯的军官都付出了这个代价。拉米乌斯得益于父亲具有的影响，在刚刚达到入党的员小年龄——十八岁时就成了党员。在每周的党员会议上，他的发言总能头头是道地阐述党的路线。他耐心地开导下级军官说，这并非难事，不过是重复一下党的话，略微换一种说法而已。同航海相比这要容易得多，你只要听听政治委员的话就明白了！拉米乌斯手下的军官，既是精通技术的尖子又是坚持政治的模范，他很快因此就成了有名的舰长。他还是海军中最优秀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后来，他的妻子去世了。当时他正在港口，这对一个导弹潜艇舰长来说并不稀奇。那时，他在波利亚尔内以西的森林里有自己的别墅，有自己的“日古利”牌轿车，指挥所里还有一辆公车和专门的司机；有随着他的职位和门第而来的其他许多生活奢侈品。他是党的要员之一，所以当娜塔莉娅开始腹痛时，她去只对特权人物开放的四局医院是自然的，但却是个错误，因为在苏联有种说法：“镶木的地板，平庸的医生。”她躺在手推车上微笑着，被推进手术室，拉米乌斯见到了，这是他见到妻子生前的最后一面。
值班的外科医生姗姗来迟，还喝醉了酒，赶到医院后又花了很长时间吸纯氧解酒，清醒过来后才开始进行简单的阑尾切除手术。当他切开组织、准备切除时，肿胀的阑尾破裂了。随即又出现了腹膜炎，这位外科医生手忙脚乱地修补伤口，又造成了肠穿孔，情况越来越严重。
娜塔莉娅需要接受抗菌治疗，但是又没有药品。四局医院使用的都是外国药品，特别是法国药品，这些抗菌药品已经用完了，只能代之以苏联计划生产的抗菌素。苏联工业中普遍实行定额生产制度，超额才能得到奖金，产品逃避质量检查的情况在苏联工业中也普遍存在。这一批药品根本没有经过检验，药瓶里很可能装的是蒸馏水而不是抗菌素。马科第二天才知道这一情况。然而娜塔莉娅已经完全陷人休克，医生还没有来得及纠正他的一连串错误，她就死了。
拉米乌斯痛苦地记得那个肃穆的追悼会。他手下的军官和其他多年来结下友谊的一百多个海军士兵、娜塔莉娅的亲属，以及当地党委会的代表参加了葬礼。马科的父亲去世时，他正在海上，但是他深知亚历山大所犯下的罪恶。他的死对他没有影响。然而，妻子的死却是他的一场灾难。他们结婚后不入娜塔莉娅就笑着对他说过，海员需要回到妻子身边，女人需要等待丈夫回来。说起来就这么简单。而实际上却要比这复杂千百倍！这是两个有才华的人的结合，十五余年相濡以沫的恩爱生活，使他们彼此更加了解，使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在沉重的哀乐声中，马科·拉米乌斯看着灵枢推进了火化室。他多么希望自己能为娜塔莉娅的灵魂祈祷，希望希尔达祖母没有说错，希望除了烈焰和钢门之外还存在着某种别的东西。此时此刻，他才意识到这一件事对他的巨大打击：国家不仅夺走了他的妻子，而且剥夺了他为减轻悲痛而祈祷的权利，剥夺了他同妻子重逢的机会——那怕这只是幻想。自从很久以前他在波罗的海度过的那个夏天以来，温柔、善良的娜塔莉娅就是他唯一的幸福。现在，幸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虽然周复一周、月复一月，但是对娜塔莉娅的怀念始终忻磨着他：每当他在街头漫步或在摩尔曼斯克的商店里买东西时，常常触景生情，人们的发型、步态或笑声，都会勾起他对娜塔莉娅的清晰回忆。一想到自己失去的妻子，他就完全变了样，不象个职业海军军官。
娜塔莉娅·波格达诺娃·拉米乌斯的生命，葬送在一个值班时喝酒的外科医生手里，这样的渎职罪在苏联海军中是要受军事法庭审判的，但是马科却无法对这个医生绳之以法。外科医生的父亲是一位党的高级官员，他的地位自然会得到他的保护人的庇护。如果有适用的药品，她也许可以得救，但是外国药品缺乏，苏联药品又不可靠。医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药厂工人也不能承担这个责任，拉米乌斯前思后想，怒火中烧。最后他认定，国家应当承担责任。
几个星期之后，一个周密的计划形成了：他一直担任训练和制订应急计划的工作，这促成了这项计划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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