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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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入团之后，知道徐明清是地下党员。她带着黄敬来找徐明清，希望恢复组织关系。黄敬向徐明清谈了他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可是，他没有出示任何党组织证明。
　　徐明清随即把黄敬的情况向中共上海沪西区委反映。区委对此持慎重态度，原因是明摆着的：第一，黄敬没有接关系的证明；第二，黄敬出身于那么错综复杂的官僚家庭；第三，黄敬又刚刚从国民党监狱中出来。他在狱中表现如何，不知道。这样，区委认为不能接受黄敬的请求。尤其是在当时白色恐怖相当严重的情况下，党组织的行动非常谨慎。
　　不过，党组织也不是对黄敬不理不睬。因为从黄敬的自述，从江青的表现，表明他们确实是革命青年。区委决定对黄敬进行考验，让他参加一些外围活动，分配他做一些危险的工作。
　　于是，徐明清分配黄敬去做贴标语、撒传单之类的工作。黄敬很积极地去做这些工作。他跟徐明清熟悉了，总叫她“阿徐”。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很多人参加了，俞启威和江青也参加了。在游行途中，“晨更工学团”的“王大个”被捕了。“王大个”是个工人，苏北人，个子高大，大家都喊他“王大个”。他刚从龙华监狱出来不久，身上衣服破破烂烂。警察逮捕了他。
　　那天，徐明清没有参加游行。那是因为“工学团”里有人把标语贴在“工学团”所在地的黑色竹篱笆上，引起北新径镇警察的注意，传唤“晨更工学团”负责人。于是，徐明清去了。
　　“一？二八”游行，明显地暴露了“晨更工学团”的进步面目。“王大个”从狱中托人带出消息，说“包打听”已经在盯梢江青。徐明清赶紧把消息告诉江青，并叫她暂时不要到“晨更”来。
　　俞启威意识到又一次面临被捕的危险，何况在上海又无法接上组织关系，于是决定和江青迅速离开上海。俞家在北平西单劈柴胡同有房子，俞启威带着江青躲往北平。
　　徐明清也暴露了。党组织当即要她离开“晨更”。经过陶行知以及陈望道夫人蔡葵等社会关系介绍，得到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郑裕志的帮助，徐明清由该会劳工部介绍到上海浦东工作，去主持该会在那里办的一个女工夜校。浦东与上海繁华市区（即浦西）隔着一条黄浦江，那里像北新径一样冷僻，徐明清在那里安身……
　　和“阿乐”接头时猝然遭捕
　　黄敬和江青来到了北平。
　　黄敬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又去中国大学旁听《资本论》，讲课者乃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李达自一九二三年脱离中共，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教学。他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共。
　　江青和黄敬一起，也去旁听李达的讲课。
　　据江青对维特克说，当时她每月只有七块大洋的收入，除了付房租之外，剩下的钱只够吃咸菜、馒头。只是她没有说及她做的是什么工作。
　　几个月后——一九三四年五、六月间，徐明清听说“李先生”又从北平回上海了。她知道，“李先生”便是江青，因为江青当时用“李鹤”为名，大家都喊她“李先生”。
　　江青为什么又回上海呢？原来，她跟黄敬到了北平之后，依然受到俞家父母的反对，在经济上不予帮助。黄敬只能从姐姐俞珊那里要到一点钱。江青在北平生活不下去，于是，独自再去上海。
　　江青到了“晨更工学团”，才知道徐明清已不在那里了。借助于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劳工部的介绍，江青被安排到该会在小沙渡路办的女工夜校里当教员，小沙渡路，即今日西康路，在上海西北角，离静安寺不太远。江青在那里教女工们唱歌、演戏、识字。
　　江青也去浦东，在徐明清那里的女工夜校当教员。这时，她化名张淑贞。
　　一九六○年五月，大抵江青还不是“旗手”，还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领导同志”的缘故，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战斗的五十年》一书，写及江青当年在上海的情况。这本书是上海卷烟一厂（原英美烟草公司）厂史，其中《永远割不断的联系》一节中，有这么一段老年女工的回忆：
　　“一九三四年，我十八岁的时候，浦东女青年会办了一个平民夜校。那时候没有人教我们排戏和唱歌，徐老师（引者注：指徐明清）就请了一些内行的同志来教我们。教唱歌的蓝苹同志（引者注：此处可能回忆者的记忆有出入。据徐明清回忆，当时江青用”张淑贞“化名，称”张老师“，而”蓝苹“则是江青进入电影界之后才取的艺名），每星期来二次，总是准时来到。她拉得一手好二胡，在教我们之前，先要自拉自唱两遍，她那婉转的歌声和悠扬的琴声，真使我们听了发呆。”
　　“过了一些天，热心为我们工人服务的蓝苹老师忽然不来了。大家正感到奇怪，徐老师面带愁容，悄悄地告诉我们说：‘蓝苹老师被捕了，现在正关在监牢里受反动派的折磨。’我们听了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气愤。”
　　关于她的被捕，江青是这样对维特克说的：
　　“唉，我在上海干革命真不容易，惊心动魄！”
　　“有一次，我在兆丰公园附近，那里是别墅区了，靠近郊外。忽然听到后面有骂声，一个警察突然往前跑，这时我被两个工商打扮的人架起来，离开这条路，到一个警察分局。天黑了，一大批人押我在野外走路。我当时穿朋友送的丝绒旗袍，罩蓝布褂子，秘密表格在衣角上。架起时意识到被捕了，我大声喊救命，一个人也没有。他们赶快把我弄到野地里，一个人叫我快走，另一个人出来说好话。一个装红脸，一个装白脸。前面是水田，我装倒下了，把口袋里的东西吃到肚里。这就什么证据也没有了。到警察局，听他们打电话，说抓到嫌疑犯。我想是被牵连的……
　　“我被捕后，装着什么都不懂。后来知道有个女的叛变了。她的丈夫先叛变的，有名的黑大汉，他认识我，知道我是地下党员。他当叛徒后骗他的妻子，出卖了党的文件，有一天特务提审我，我又装着大哭大闹。忽然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我回头一看，正是那个黑大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是和“阿乐”接头时被捕的。
　　“天下真小”。一天，江青走在大上海的马路上，忽地见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使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来，喜出望外。这位小伙子会在偌大的上海跟她面对面遇上，真是巧合！
　　此人名唤乐若，平常大家叫他“阿乐”。他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跟江青在一起活动。在黄敬突然遭捕时，是阿乐送她上船，逃往上海。
　　他乡遇故知。影单形孤的江青流落上海，见到阿乐使她非常兴奋。她即和阿乐找一僻静处细谈。原来，阿乐当时是共青团中央交通，在上海工作。公开的身份是邮局出纳员。
　　阿乐擅长拉胡琴。于是，江青邀他伴奏。她唱戏，阿乐拉琴，彼此间有了来往。
　　一九三四年十月底，阿乐约江青在兆丰公园见面。这时，连阿乐自己也不知道，他已被国民党特工总部特务跟踪。那是因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交通胡耀华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被捕，此人是负责团中央交通任务的，被捕后叛变；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即余其全）被捕叛变，竟然布置特务跟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致使大批中共地下党员遭捕。十月下旬，团中央宣传部部长番茄（即陈子林，后来改名黄药眠）被捕。他没有叛变，但是，国民党特工总部已从其他方面获知共青团中央两位交通——王哲然和乐若。王哲然得到团中央一位宣传于事的通知，急速离开了他所住的上海新闸路培德里一四二号，躲进一家旅馆。但是，十月二十六日，他在去上海《申报》图书馆接头时，突然遭捕。
　　特务们在跟踪王哲然的同时，也在跟踪乐若。当乐若来到兆丰公园，特务已在暗中监视。
　　兆丰公园即今日的中山公园，离北新径不太远。那时，公园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一出去，便通往英租界。阿乐在跟江青见面时，发觉有人跟踪，知道事情不妙，当即与江青分头而走。阿乐熟悉那里的环境，飞快地从那个通往英租界的大门出去，逃入租界，甩掉了特务。这样，他没有被捕。
　　江青见阿乐朝那个大门走，她便向这个大门逃，结果被特务截住。她，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务们原本要抓的是乐若，却把江青逮住。当时，特务们并不知道江青的政治情况。
　　在看守所里，江青遇上一个女的，也是小沙渡路女工夜校的，共青团员。此人在江青被捕后十来天获释。江青托她带口信给基督教上海女青年劳工部总干事钟绍琴。钟绍琴很快把消息告诉徐明清：“李先生被捕了！”
　　关于江青在狱中的情况，斯某于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作如下回忆：
　　“一九三四年十月间，樊伯滋（剧联成员）对我和郑毓秀说，李云古（江青的化名——引者注）到上海失踪了，一定是被捕了。过了大约二十天，即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我和郑毓秀也被捕了，关押在伪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一九三五年一月，我在狱中听郑毓秀对我说：李云古和她一起关在小监房（又称优待室）里，特务股的头头看李云古长得漂亮，夜里常常叫李去特务股陪那几个头头喝酒。还说：”李虽漂亮，但有一只脚脚趾有缺陷。“（注：江青左脚趾确有缺陷）我因知道郑毓秀是叛徒，对她非常气愤，没有理她。”
　　另一个当事人罩某，则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回忆道：
　　“一九三四年春，我在上海经我原来的丈夫高某的介绍认识了李鹤（引者注：江青当时的又一化名）。当时我和李鹤都是上海‘无名剧社’（后改名为‘无名剧人协会’）的成员。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净。这年秋后的一天，高某匆匆跑回家来对我说：‘李鹤被捕了。’我们随即搬了家。”
　　“一九三四年冬，我和高某在福厦里路（引者注：今上海建国西路）住所被捕，约两星期后，由法巡捕房‘引渡’到伪上海市公安局看守。特务不断提我上楼去审讯。这时，我心里很悲伤，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个叫‘黑大个’的特务问我：‘你伤什么心？你不叫小净吗？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鹤吧，她和我们谈起你。’还说‘你看有的人有什么好结果，坐了老虎凳，还是搞到龙华监狱里去了，李鹤就不像他们。她在这里住了几天，就恢复自由了。她很乐观，很活泼，京剧唱的怪好听，还给我们唱过几段，临走还给我们一张剧照。’说完，这个特务给我看了一张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戏装打扮的李鹤，好像是扮《打渔杀家》的萧桂英。”
　　据查，江青关押在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审讯组赵耀珊（绰号“黑大汉”）在公安局特务股楼上审问。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上海区训练股编审组长朱大启也参加了审讯。
　　据徐明清回忆，得知江青被捕之后，“教联”曾设法保释。“教联”常委孙达生①让“交际家”黄警顽委托律师李伯龙出面，到看守所了解情况，据告江青确实关在里面。于是，着手以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名义，去保释江青。
　　①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三日采访。据合，他本名宋秉全，当时用名家分农。
　　过了些日子，徐明清收到一封信。一看，竟是黄敬从上海寄出的。原来，他在北平也站不住脚，又来到上海。这一回，他住在他的“大妈妈”那里。黄敬在信中留下了“大妈妈”家的地址，希望跟徐明清见一面。
　　经过组织上研究同意，徐明清去了。她记得，黄敬的“大妈妈”家在一条弄堂里，房子不算很豪华，但是还可以。
　　江青在狱中一个多月，由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保释。据曾任许涤新秘书的向枫同志回忆，出面保释的是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处处长陈鹤琴和公共租界公董局何德奎。
　　出狱之后的江青无处落脚。百般无奈，只得求助于黄敬的“大妈妈”。这样，她和黄敬暂时在“大妈妈”家借住。
　　徐明清去看她，她正在发低烧，有点神经质，脸色很难看。因是保释，她还得定期向伪上海市公安局汇报自己的情况。
　　就在这时，徐明清收到家中的电报，说是母亲病重。
　　徐明清向组织上告假，回乡探望母病。组织上说：“你把李鹤也带去吧，让她避一避风头。”
　　徐明清不知道江青是否愿意去山窝窝里。谁知，徐明清一说，江青马上表示愿意去。当时的江青，在“大妈妈”家日子难熬，正巴不得有一脱身之处。
　　黄敬也爽快地答应了，觉得这是解决目前窘境的好办法。
　　于是，徐明清买了两张船票，带江青离开上海。黄敬到十六铺码头送她俩上船……
　　徐明清带江青到临海老家躲风头
　　徐明清的老家，在浙江省临海县溪路乡南坳村。那儿离县城有几十里地。小村于只有几十户人家，一幢幢平房散落在大山脚下。如今，那儿成了牛头山水库。
　　从上海花了二十多元路费，徐明清带着江青来到这个山青水秀的江南小村，如入仙境。江青那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
　　小村子里的人差不多都姓徐。南方农民见到了这位讲一口“国语”的北方姑娘，都非常好奇。徐明清说江青是她的同学，村子里的亲友都友好地相待。
　　徐明清的父亲是中医，家中有几亩薄地，几间小屋。母亲虽然得了伤寒病，但精神尚好。徐明清和江青同住一屋。
　　这里简直是个“保险箱”。四面环山，只有村前一条路。有谁来了，远远的就看得清清楚楚。有什么事，朝山后的小路上一逃，躲进大山之中，纵有几千人马也难以寻觅。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时，徐明清便回到家乡，躲过灾难。
　　江青初来时，天天发低烧，双颊红润。正巧，徐明清有一堂侄回家探亲，他是北平军医学院毕业的西医。徐明清请他为江青看病。他断定江青得了肺痨（即肺结核）。经他诊治，江青低烧渐退，肺痨渐愈。
　　徐明清的父亲也为江青诊治，徐明清的父亲是老郎中，用中草药为江青治病。很快，江青的病也好了。
　　小俞不时写信来。从信中得知，黄敬离开上海去北平了，仍在北京大学旁听数学。
　　在那个远离十里洋场的江南山村里，江青简直过着疗养生活。空余时，打打毛线衣，如此而已。她的脸色由黄转红，人也变胖
　　在南坳村住了两个多月，江青想离开临海，上北平找黄敬去。她希望和徐明清一起去上海。徐明清因母亲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况且春节即将来临（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日），希望在家里再住些日子。这样，江青只好单独离开临海。她没有路费，小俞也没有寄钱来，徐明清给了她路费，并一直送她到临海汽车站。
　　江青走后，从北平给徐明清来过信，告诉她在北平的地址。
　　江青走后一个多月——一九三五年三月，徐明清见母亲恢复健康，离开了临海，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徐明清仍去浦东，在那里主持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的女工夜校。这时，“剧联”的成员樊伯滋曾向徐明清了解江青到哪里去了，徐明清把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了他。
　　第四章　明星生涯
　　改名蓝苹主演《娜拉》
　　樊伯滋向徐明清打听到江青在北平的地址，给江青写了信，促成了江青第三次前来上海。
　　头一回来上海，她在北新径镇“晨更工学团”当一名清苦的教员，用的是李云鹤本名；
　　第二回来上海，她在小沙渡路女工夜校仍当一名普通的教员，用的是张淑贞化名；
　　这一回来上海，她跟前两回全然不同。她以艺名蓝苹进入活剧界、电影界，成了一颗明星！
　　在那次被捕之后，她“退却了”，因为“受不了客观环境上的打击”，她放弃了“对戏剧艺术的追求”。署名蓝苹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们的生活》中，隐晦地谈及：“我在某一个时期曾经差一点成了一个退却者呢！”
　　这“客观环境上的打击”，这“某一个时期”，就是指她身陷囹圄的年月。
　　这一“客观环境上的打击”，使她不愿再从事艰辛、风险而又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她的心中又一次燃起当演员、当名演员的强烈欲望。她当时心中的偶像便是黄敬之姐俞珊；俞珊是在上海主演话剧，一举成名，跃为红星。她要走俞珊之路。
　　她，得到了一次良好的机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在筹排易卜生的名剧《娜拉》，邀她南下，参加这次演出！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是一群热心戏剧的左翼文化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成立起来的。那年月，没有钱办不成事，他们请张善琨投资，这才张罗起来。张善琨此人，最初靠着帮助上海投机家黄楚九搞香烟宣传起家，后来拜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为师，加入了“青帮”。他成了上海大世界和共舞台的经营者，手头渐阔。于是，他又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
　　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老熟人。一位是魏鹤龄，当年山东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位则是万籁天，他是山东实验剧院话剧组的教师，王泊生在国立艺专时的同学。魏鹤龄在《娜拉》中演南咳医生这一角色，而万籁天则是《娜拉》的三位导演中的一个。有了万籁天和魏鹤龄的鼎力相荐，于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也就向江青发来了邀请信。
　　江青后来在她的《从（娜拉）到（大雷雨）》①一文中，写及她“初出茅庐”时的心态：
　　①蓝苹，《从（娜拉）到（大雷雨）》，一九三七年四月五日《新学识》一卷五期。
　　“一九三五年的春天。”
　　“我永不忘记阿！那是一个和我的心一样阴沉的日子。我离开了对我有着无限温情的故都，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到上海来——演《娜拉》。”
　　“演出《娜拉》是我正式踏进戏剧之门的一个开始……”
　　江青所说的“抛弃了那在生命史上最可宝贵的，而又是永不会再得到的东西”，是指她和黄敬的孩子。当时，江青怀孕了。据徐明清回忆，江青抵沪时，为了能够上舞台，做了人工流产手术。徐明清陪她去做手术，头一次见到她流那么多的血，当场昏了过去……
　　《娜拉》，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娜拉》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以妇女解放为主题的戏。
　　江青新来乍到，而《娜拉》剧组的阵营颇强，使她不由得感到紧张：演娜拉的丈夫郝尔茂先生的是赵丹，饰柯乐克的是金山，魏鹤龄扮演南陵医生，吴湄饰林敦夫人……
　　政治上失意，江青巴望着在舞台上出人头地，而《娜拉》是她出山第一仗，事关成败之举。
　　当时，她曾说：
　　“在排《娜拉》的时候我曾经提心吊胆地用过功……”
　　“记得，那时我曾经为读剧本失过眠，每当夜里隔壁那个罗宋裁缝的鼻鼾声代替了那闹人的机器声的时候，我总会从枕头底下摸出易卜生集来，用一种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每一句对话……”
　　她也细读着郑君里译的李却？波里士拉夫斯基的《演技六讲》，暗暗地捉摸着。
　　此时，她取了艺名蓝苹。
　　据说，因为她平常喜欢穿蓝色衣服，而她来自北平，取名“蓝平”。可是，在跟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签约时，有人建议她改为“蓝苹”——“蓝色的苹果”，别出心裁！她也觉得“蓝苹”新奇，也就从此以“蓝苹”作为艺名。
　　于是，人们也就称她“蓝小姐”。熟悉的人则喊她“阿蓝”或者“阿苹”。
　　崔万秋印象中的蓝苹
　　《娜拉》还未上演，就已经引起报界的注意，内中，有上海《大晚报》文艺副刊《火炬》主编崔万秋，他也是山东人，江青的同乡。
　　台湾报纸几年前对晚年隐居美国的崔万秋作了这样的访问记，介绍其人：
　　“崔万秋为中国有名的日本通，尤其对日本历史及文学，造诣甚深。崔先生生于山东，二十年代留学日本十年，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广岛文理科大学。”
　　“崔先生学成归国，在上海参加曾虚白先生主持之《大晚报》，担任该报副刊主任，编辑文艺副刊《火炬》及影剧副刊《剪影》，活跃于文化界。”
　　“在主编《大晚报》文艺版期间，崔先生自撰长篇小说《薪路》及《群莺乱飞》，在该报连载。”
　　“崔先生出身于日本国立大学，本拟从事学院派之学者生活，故先后在复旦、沪江（上海）、中央（重庆）、中国文化（台北）各大学讲学，并著有《通鉴研究》、《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小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等学术书籍。”
　　“崔先生在文学上师事日本白桦派领导者武者小路实笃，曾翻译其作品《母与子》、《忠厚老实人》、《孤独之魂》、《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并翻译日本最伟大的作家夏目漱石的代表作《草枕》和《三四郎》、井上靖的《死与爱与波》、藤森成吉的《谁逼她如此？》（戏曲）、女作家林美美子的《放浪记》。”
　　“崔夫人张君惠女士亦长于写作，曾留学日本，在东京艺术大学习声乐，并以余暇习插花，属草月流，曾获该流‘家元’（祖师）敕使河原苍风授予‘模范奖’。”
　　“当崔万秋在《大晚报》主持副刊时，江青（当时名李云鹤，后来改名蓝苹）前额留着刘海，梳着两条小辫子，穿着阴丹士林布旗袍，飘然从青岛到上海‘打天下’。由戏剧家洪深之介绍，蓝苹获识崔万秋。崔先生向以奖勉青年艺人为职志，和蓝苹又有山东同乡之谊，当蓝苹主演易卜生的《娜拉》时，曾在报端予以推介，蓝苹乃在话剧界崭露头角。……”①
　　①怀远，《（江青前传）作者崔万秋其人其事》，一九八六年五月三十日《国际日报》。
　　崔万秋从一九四八年起转入外交界，担任国民党政府驻日大使馆（一九五二年前称驻日代表团）政务参事。一九六四年回台湾，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亚东太平洋司副司长。一九六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驻巴西大使馆公使。一九七一年退休，隐居于美国。
　　他熟悉江青的前半生。晚年，他写出了《江青前传》一书。在该书中，崔万秋写了他最初认识蓝苹的经过：②
　　②崔万秋，《江青前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一九八八年版。
　　且说在一品香吃过午饭，洪深热心地邀我去参观《娜拉》的排练，前辈盛意难却，便跟他一道前去。
　　排练的详细地址记不清了，只记得排戏的大厅为长方形，颇似中小学的教室。我们进去时，刚排完第一幕，大家正休息。有的吸烟，有的喝茶，有的闲聊，其中有一个穿阴丹士林旗袍，梳着刘海发形的年轻姑娘，远离大家沿着靠窗那一边，一个人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诵台词。
　　在场的人士中，如应云卫（好像是业余剧人协会的理事长）、金山、赵丹、魏鹤龄等都是熟人，只有章泯（引者注：《娜拉》的三位导演之一）是初次会面。戏剧界的朋友希望新闻界的人替他们宣传。所以我前往参观，他们甚表欢迎。应云卫很爽快，开门见山说：“希望老兄多捧捧。”
　　我笑答：“当然，当然。”
　　洪深是编、导、演一把抓的千手观音，他的翩然光临，大家正求之不得。
　　本来大家正在休息，我们两人一进去，室内突然热闹起来。正在大家聊得起劲，那位穿阴丹士林旗袍、走来走去背台词的姑娘走过来，向洪深打招呼，态度很恭敬。洪深向她说：“蓝苹，我来为你们介绍，这位就是我常对你说过的崔先生，我的老朋友、你的同乡前辈。”
　　蓝苹态度很自然，大方说：“我拜读过崔先生很多著作，久仰得很。”
　　洪深又向我说：
　　“她就是蓝苹，我的学生、你的同乡，捧捧她。”
　　我笑答：“当然，当然。”
　　应云卫喜欢凑热闹、开玩笑，插嘴说道：“不能只捧同乡，要把大家一道捧。”
　　我仍笑答：“当然，当然。”
　　我怕因应云卫的打岔，冷落了这位年轻女同乡，便问她：“山东那一县？”
　　“诸城。”
　　本来她说的是普通国语，“诸城”两字露出了乡音。
　　“诸城是文风很发达的县分，我有很多师友出身诸城。”
　　“哦？”她很感兴趣。“等这出戏演完，我去拜访崔先生，一方面领教，一方面谈谈故乡的事。”
　　“领教不敢当，来聊天，随时欢迎。”
　　当天的谈话，到此为止，接着她便去排戏；我和洪深各自有事，看排戏看完了第三幕，便告辞而去。临别我对她说：“预祝你演出成功。”
　　我回忆初次看见蓝苹的印象，虽非妖艳动人的美人，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聪明伶俐，“好容貌”也。可惜江青的门牙，有一只是黄色，不便用“皓齿”恭维她。
　　这一颗黄牙齿，她却充分利用了。她飞黄腾达后，曾对电影局人员说：“我童年时代对封建主义非常恨。封建主义打母亲，为了保护母亲，把我推倒在地下，我的牙齿跌坏了，一个牙齿发黄，就是那个牙，我从童年就抵制封建主义。”她对维特克夫人也谈过她父亲打她母亲的事。
　　但上海出版的《电声》周刊（引者注：当时上海的电影杂志）报道；蓝苹在苏州拍戏失慎，折落门牙两枚。莫论两说孰是，门牙发黄，则是事实，所以不便恭维她“皓齿”。
　　和赵丹领衔主演初露头角
　　上海金城大戏院门口，高悬话剧《娜拉》巨幅海报，写着“赵丹、蓝苹领衔主演”。那时的赵丹已是上海的名演员，“蓝苹”这陌生的名字头一回亮相，就跟赵丹并列，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当夜幕笼罩着上海，金城大戏院变得热闹非凡。《娜拉》在这里首演。
　　“亮晃晃的演员！白热化的演技！大规模的演出！”在当年的上海，话剧已沉寂多时。《娜拉》的公演，成了新闻热点。金城大戏院里座无虚席。公演持续了一周，上座率一直保持满座。鲁迅也去观看了《娜拉》。
　　上海各报纷纷报道《娜拉》的公演。“蓝苹”的大名，被用铅字印在许多报纸上，飞入千家万户。
　　颇有影响的《时事新报》刊出了《新上海娜拉》特辑，刊头是蓝苹的大幅剧照。
　　上海《晨报》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