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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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赠某女士》，一时间万人争相传抄：
　　某女士真疯狂，妄想当女皇。
　　给你个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
　　纠集一小撮，兴风又作浪；
　　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这“某女士”何人？谁都一清二楚。
　　还有那首《大家看看什么人》，也是传笑一时：
　　真戏子，假党员，穿戴时髦臭美脸。
　　资产阶级野心家，天天梦想当太后。
　　《张三李四》之诗，人们悄声附耳作“注释”：
　　狐鼠幽会仙人洞，张三李四成了精。
　　乔装打扮“我独革”，恶直丑正惑君听。
　　“张三”何人？张春桥也。“李四”呢？那《庐山仙人洞》照片的作者李进，亦即江青也。
　　还有那需要“注释”的诗：
　　稗草妄自称乔木，腥风岂非出青萍。
　　诡言千番难成理，八亿心红眼自明。
　　那“乔木”，分明是张春桥的“桥”字，而“青萍”则指“江青”、“蓝苹”。
　　一时间，声讨“白骨精”、“女妖”、“新慈禧”的诗，铺天盖地。人们对江青的怒火，在胸中郁积多年，终于大爆发了！
　　数十万群众、数千个花圈，云集天安门广场。丙辰“天安门事件”，震惊中外。
　　四月四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定下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江青提出，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和诗歌的人。她还提出，清明已过，花圈要组织人马连夜全部运走！
　　当夜，毛泽东听了毛远新关于政治局讨论情况的汇报，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五日凌晨，天安门广场所有的花圈被民兵和公安人员迁走、销毁，与群众发生冲突，开始捕人。当晚，一万多民兵、五个营的卫戍部队、三千名公安人员包围天安门广场，镇压了群众的抗议运动。
　　七日上午，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作出决定：撤消邓小平的一切职务（邓小平被说成是天安门事件“总后台”），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
　　七日下午，毛泽东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当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两项决议，即《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关于撤消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样，中国政局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邓小平被打倒了，华国锋被正式定为“接班人”。
　　在天安门那众多的诗词中，忽地冒出许多悼念毛泽东前妻杨开慧的诗篇，颇为耐人寻味：
　　自古长江从天落，巾帼英雄有几何？
　　开慧烈士最忠贞，伴随主席鏖战多！
　　人们怀念杨开慧，那是因为江青是“白骨精”！有的诗颂杨贬江写在一起，更显示了人们的爱憎：
　　风中青草乱俯仰，骄杨挺立壮巍巍。
　　神州且为忠魂舞，高歌一曲颂开慧。
　　那“青草”，指的是江青，“骄杨”则不言而喻指杨开慧。
　　江青一气之下，在一九七六年五月，指派亲信把《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蝶恋花？答李淑一》中关于“骄杨”的注释删去了——虽然这条注释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幕
　　毛泽东在重病中吩咐后事
　　毛泽东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周恩来去世时，毛泽东便叹道，“我也走不动了！”他无法去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
　　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夫人访华。毛泽东在病中会见了这位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老朋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写道：
　　一九七六年我再度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像是一些单音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的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二岁（引者注：应为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的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大门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天安门事件时，毛泽东只能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讲话，用颤抖的手，写下几个难以辨认的字。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愈见衰老。
　　一九七六年六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差一点去“见马克思”。经过医生护士全力抢救，这才脱离险境。
　　大抵自知余日不多，而且担心心肌梗塞再度突然发作，趁神智尚清楚，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六月十五日，召见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王海容等，作了临终嘱咐式的谈话。
　　毛泽东讲话已很吃力，口齿不清，但思维尚不错。
　　毛泽东说了这么一番深沉的话：（《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这番话，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对“交班”作了交代。他自己也明白，对于“文革”，“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但是，他把发动“文革”，视为一生干了的两件事中的一件因此他绝不允许否定“文革”。也正因为这样，站在他床前聆听这番嘱托的，除了华国锋、王海容之外，便是他认为的“文革”派人物——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了。由于邓小平的倒台王、张、江、姚神气起来了。
　　二十多天后，七月六日，朱德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不能分离。现在朱去见马克思了，我也差不多了！”
　　毛泽东一腔深情，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吟诵起南北朝文学家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
　　今看摇落，凄怆江潭。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他，已是一棵枯树，“凄怆江潭”了！
　　中国，蒙受了十年“文革”灾难的中国，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四十二分，又蒙受了新的灾难——唐山大地震！北京、天津，也受波及。人们在急匆匆之中，把毛泽东从屋里抬出……
　　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导
　　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
　　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八月二十六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八月二十八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八月三十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九月二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第二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九月三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外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骑马、逗鹿、玩兔、玩得好痛快。
　　九月五日晚，北京来了长途电话，江青正在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她，毛泽东病危，火速返京。夜十一时，江青这才离开了大寨。
　　毛泽东是在八月下旬病情加重的。八月二十八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
　　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九月七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
　　“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一九七三年十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张玉凤处还存有江青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玉凤同志：
　　那笔钱能否取出八千元？因为如从一九六八年算起，我应归还八千元，从一九六九年算起我应归还七千元。当然，可以不归还，不过还了心安理得。这七、八千元，主要用于照像，购置灯光装置，灯光我送给新华社了，没有算钱。是党和国家财产，不应算钱，不能慷国家之慷（慨）。如不取，请在主席暇时，报主席，再请主席给八千元钱。
　　江青
　　一九七五、一、七
　　江青写的那条子，一手“毛体字”，可是那行文之罗嗦、琐碎，跟她平时的讲话、报告一个模样。
　　毛泽东之逝引起中国“政治地震”
　　毛泽东的生命列车，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等记述：
　　九月八日，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翻了危险。江青硬给主席翻身，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血压上升，江青看情况不好，扬长而去。
　　八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大家分头紧张工作，江青进来大吼“不值勤的都出去”，我们没有听她的。
　　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江青拉毛主席医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我们没有同意。去天津小靳庄时，不顾主席病重，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
　　主席生前，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经常谩骂“医生是资产阶级的，护士是修正主义的”，干扰治疗。主席逝世之后，我们都很悲痛，江青却说：“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看我现在就很高兴。”
　　毛泽东是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他，终年八十三岁。自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至一九七六年，长达四十一年。这“八十三”、“四十一”，恰巧构成“八三四一”——他的警卫部队的番号。
　　毛泽东的去世引起中国的政治大地震，其烈度远非前不久发生的唐山大地震所能比拟的。
　　原先在党内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都病逝了。本来，江青“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只是由于毛泽东生前坚决反对她继任党的主席，因此，在中共中央九月九日发布的“毛泽东治丧委员会名单上，是按这样的顺序排名的：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
　　韦国清　刘伯承　江青（女）　许世友　纪登奎
　　吴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姚文元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虽说“按姓氏笔划为序”故意模糊了顺序，但实际上江青居于中共第五号人物的地位。然而，张春桥是她的“老部下”，王洪文则又是张春桥的“老部下”，因此她凭着“毛泽东夫人”这一当当响的牌子，足以越过华国锋！
　　江青已是野心毕露，她要和华国锋争夺最高领袖的地位。
　　就在毛泽东逝世前夕——九月八日，清早七时，江青忽地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她请工人吃文冠果。这种产于北方的木瓜，又叫“文官果”。江青特意解释道，请大家吃“文冠果”，意味着“文官夺权”。
　　毛泽东去世才几天，一封封“效忠信”、“劝进书”便飞到中共中央，飞到江青手中。这些信件，是江青的“嫡系部队”寄出的。
　　一位自称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的人，给“毛主席的中共中央”去信，写道：
　　“我以极其悲痛的心情向党中央写这封信。我们这些小人物最担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后，党中央的领导权落到什么人手里？我恳切的向党中央建议：江青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增加张春桥同志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军委副主席；增加王洪文同志担任军委第一副主席……”
　　另一封信写道：
　　“江青同志：请您接受我以我个人和家属、亲友以及我单位全体工作人员的名义，深切悲痛地哀悼。您立即出来挑起这副重担！迅即宣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时乎不待！……”
　　一封封“时乎不待”的信飞来，宣称“效忠”江青，“劝”江青“进”升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以毛泽东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之后，江青一次次去找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要翻看毛泽东的机密文件和手稿，甚至索要毛泽东保密柜的钥匙。
　　据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秘书十年之久的高智告诉笔者（本书作者于一九九二年四月二日至三日，在西安采访了高智。），往日，毛泽东的文件、手槁，一概由机要秘书保管。江青虽是他的夫人，但不能随便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她只能看毛泽东批给她看的文件。这是有严格规定的。
　　江青在毛泽东逝世之后，想翻看毛泽东的文件、手稿，是企图了解、掌握中共中央的核心机密。
　　张玉凤在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日，写了以下材料：
　　主席去世后，江青一反常态，每天到毛主席住处找我。多次要看毛主席的九篇文章的原稿及修改稿和毛主席的一些手迹。我觉得不妥，这不合组织手续。主席逝世后中央还没有决定文件怎么办，我不好随便给，没给她，我推说原稿不在我这。江青、毛远新看在我这弄不到文件，就给我安上个“偷文件”的罪名，要对我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迫害，以达到他们盗骗文件的目的。
　　追悼会后，江青又找我要，要的很紧。我很为难。江青走后，我立即通过电话报告了汪东兴同志。请示怎么办，并请他来。东兴同志来后，我报告了江青要文件事，和江青、毛远新以要看一下名义骗取了毛主席和杨得志、王六生同志的二次谈话记录稿。汪主任指示，要追回这二份文件，并向我传达了政治局已经研究，准备封存文件。
　　文件、手槁之争，亦即权力之争。因为张春桥给江青出了一着“妙棋”：“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打击反对力量！”只要在毛泽东谈话记录上或手稿上，有批评反对力量的字句，公布出去，“一句顶一万句”，足以压倒“反对力量”；当然，毛泽东也不止一次批评过江青，批评过“四人帮”，这些谈话记录或手稿，又必须赶紧收起来，千万不能落到“反对力量”手中。
　　“反对力量”是谁？
　　那位张铁生，倒是把话讲得很明白。他说：
　　“现在，我们的国家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父亲去世了，家里有老大、老二、老三，只能靠老大领着过日子。现在问题是，老大是不是可靠！我说的充满担心就在这里。”
　　“华现在是第一号人物了，已经是很显赫了，但不知他到底要干什么？”
　　邓小平、叶剑英，不言而喻，是“反对力量”。华国锋，也被列入了“反对力量”。
　　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出现了争执。
　　会议讨论的议题，是迫在眉睫的大事——毛泽东的治丧问题。
　　江青忽地打起横炮来：“今天的会议忽略一件头等大事，就是要继续批邓！这是主席临终前一再叮嘱的大事！”
　　江青这么一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上表示支持。
　　华国锋显然感到为难，只得说：“对邓小平，当然还要继续批判，但目前需要马上研究的是主席的治丧问题……”
　　江青一听，极为不满：“对邓小平不能手软！我建议，政治局应该立即通过一个决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以绝后患！”
　　这下子使华国锋更加为难，因为毛泽东生前说过，“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怎么可以违反毛泽东的指示？可是，他又不便于拿毛泽东的指示，跟眼前这位毛泽东夫人顶撞——因为江青也知道毛泽东的这一指示。
　　毕竟叶剑英年长，富有经验，说道：“江青同志，请你放冷静一些，好不好？毛主席走了，我们都很悲痛。毛主席的丧事是国丧，一定要安排好。现在我们要办的事情很多，但是第一位是治丧。毛主席不在了，我们处在最困难最严峻的时刻，在这种时候，最要紧的是要加强团结，要团结在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范硕，《叶剑英在197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叶剑英的话，合情合理，柔中有刚，江青无法抓住把柄，也就只得放弃了刚才的“建议”。
　　这次政治局会议的风波，总算暂时得以度过。
　　九月十八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终于得以顺利举行。
　　江青站在临时搭成的主席台上，在万众睽目之下，穿一身黑衫，头技长长的黑纱，显得非常突出。据云，她这一身打扮，是学庇隆夫人。阿根廷总统庇隆（一八九五——一九七四）死于任内。庇隆夫人以一身黑出席追悼会，并继承了庇隆总统的最高权力。江青以她特殊的形象，出现在成千上万的荧光屏上。不过，她的“戏”，已临近最后一幕了……
　　政治局里的斗争白热化
　　斗争不断地加剧。
　　“四人帮”在加紧夺取最高权力：
　　江青成了“四人帮”的旗帜，谋划着夺取中共中央主席之职；
　　王洪文、张春桥密令“上海基地”作准备，要以“第二武装”——上海民兵发动暴乱；
　　姚文元则把伪造的所谓毛泽东“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在报刊上大作宣传。
　　其实，毛泽东的原话是“照过去方针办”。那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三十日晚，毛泽东在会见了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陪同接见的华国锋留了下来。上台不久的华国锋，在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时，显示出对于形势的忧虑。毛泽东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在纸上写了三句话给少国锋：
　　一、“慢慢来，不要着急”；
　　二、“照过去方针办”；
　　三、“你办事，我放心”。
　　华国锋很快便向政治局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三句话的前两句，江青、王洪文当时都作了记录。
　　姚文元在毛泽东去世后，把“照过去方针办”改成“按既定方针办”，并说成是毛泽东“临终嘱咐”。他开动宣传机器，把“按既定方针办”作为毛泽东去世后的宣传“主题”。
　　中共高层的幕后斗争，趋于白热化。
　　又一场激烈的斗争，在九月二十九日夜里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爆发。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先发制人，说道：“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她的口气，俨然是中共中央主席。
　　她在发言中，批评华国锋工作能力差，“优柔寡断”。言外之意，华国锋够不上做接班人。
　　江青一席言毕，王洪文、张春桥接了上来。他们要求政治局加强集体领导，要求给江青“安排工作”。
　　江青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要给她安排什么工作呢？王洪文、张春桥的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安排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
　　这当然使华国锋十分为难，不便于说话。
　　又是叶剑英帮助华国锋解围。他说：“江青同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本身就是很重要的工作。我不知道洪文同志、春桥同志提议给她安排工作，要安排什么样的工作？江青同志身体不好，坚持做好政治局委员的工作，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叶剑英这么一说，王洪文、张春桥无言以答——因为他们无法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江青当中共中央主席，只能“迂回作战”。
　　这时，江青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远新的工作，怎么安排？”
　　毛远新从辽宁调来北京，为的是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如今，毛泽东已经去世，已不需要“联络员”。照理，他应当回辽宁去。江青视毛远新为“嫡系”，要把毛远新留在北京，以加强力量。她企图把毛远新安排为政治局委员以至政治局常委！九月十九日，江青向华国锋提出，召开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声言讨论“重大问题”，她要求她、姚文元、毛远新出席会议（三人均非常委），却不要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出席会议！
　　在江青的眼里，华国锋“软弱”。不料，这一回华国锋发话了，说得非常明确：“毛远新同志已经完成联络员的工作，可以回辽宁。”
　　一听华国锋的话，江青那“一触即跳”的老毛病又发作了。她大声说道：“毛远新要留下，他要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
　　华国锋此时一点也不“软弱”，反击道：“江青同志，你不是说过，主席的后事，你不参加处理，毛远新同志也不参加吗？现在怎么又要把毛远新同志留下参加处理主席的后事呢？”
　　江青火了，一口咬定：“我没讲过！”
　　江青说话，常常出尔反尔。她似乎忘了，她对华国锋说过她和毛远新不参加毛泽东后事处理。说这话时，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也在场。
　　此时，王洪文、张春桥装聋作哑。汪东兴开口了：“江青同志，你跟国锋同志说那句话时，我也在场，我也听见了！”
　　汪东兴的话，简直使江青下不了台。
　　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这样对付我！你们想把我赶走，赶出政治局，我偏不走！我要留下！”
　　这时，张春桥说话了，支持江青：“毛远新同志可以暂时留在北京。他在主席身边工作过。主席晚年的字迹，他熟悉，能够辨认。”
　　江青接着张春桥的话说道：“让他留下来整理主席的晚年文稿。”
　　叶剑英表态了：“我同意国锋同志意见，毛远新同志是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理应回辽宁工作。”
　　汪东兴、李先念也深知毛泽东晚年文稿，乃是中共核心机密，绝不能落到毛远新手中，纷纷表态支持华国锋。
　　就这样，政治局会议为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