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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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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尼克松眼中的江青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一九六三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勋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一九五九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韩素音婉拒为江青立传
江青是怀着嫉恨之情，离开了人民大会堂：美国的总统和夫人举行答谢宴会，她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怎么可以被排除在宴会之外？
她不满周恩来。
她见到尼克松夫人，也使她感慨万千。因为尼克松夫人仅仅是“第一夫人”而已，并没有她那样具有“政治局委员”、“第四号人物”那么显赫的职务，可是，尼克松夫人却随丈夫周游世界，频频出现于电视屏幕上，具有很高的国际知名度。
对于江青来说，她只具有中国知名度。就国际知名度而言，她无法跟尼克松夫人匹敌。
她早就注意到国际知名度的重要，企望着提高自己的国际知名度。
江青常常摹仿毛泽东。她跟毛泽东结合之后，就连写字也学“毛体”，以至一九八三年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的一份毛泽东手迹，经笔迹专家指出那出自江青之手，这才取了下来！江青成为“中央首长”之后，好在种种文件上写“批示”，那语气、那字体，也照搬毛泽东的样子。
当然，江青也注意毛泽东的种种工作方法、谋略，暗中摹仿着。
她曾细细读过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她知道，一九三六年斯诺前来陕北保安对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采访之后，写出《西行漫记》（英文版书名为《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和美国分别出版，为毛泽东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国际知名度。
一九七○年十二月，斯诺再度访华，毛泽东又与他长谈。虽说此时的毛泽东早已名震世界，但他通过斯诺，把他的许多新的思索告诉了西方众多的读者。
她知道记者、作家手中的笔的影响力。她知道“无冕皇帝”的无比威力。
她寻觅着自己的“斯诺”。她希望她也有一本在西方广为传播的传记。
最初，江青选择了英籍女作家韩素音。
韩素音当然是很合适的人选。她比江青小三岁，一九一七年中秋节出生在中国河南省南部信阳周家谷、父亲是中国铁道工程师，名叫周映彤；母亲却是比利时人，叫玛格丽特。这个混血女婴，被取名为周光瑚，又名周月宾。
周光瑚最初学医。偶然，她对写作发生了兴趣。一九四二年初，她在美出版了题为《目的地重庆》的小说，署名“Hansuyin”，亦即“韩素音”。那是她的笔名。“素音”，也就是小而平凡的声音。后来，她竟齐医从文，以写作为业，也就以笔名“韩素音”知名。
韩素音加入了英国籍，她是以英文写作的，她的作品在西方具有相当的影响。然而，她又能操一口流利的汉语。何况她对中国革命相当了解，在中国生活过多年。她跟中国当局有着良好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江青看中了韩素音。
不过，江青自己不便于直说，她让张春桥向韩素音转达了为她写传的意思。
韩素音向笔者讲述了当时的情景。（注：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二日，韩素音和笔者在北京饭店的谈话。）
在一九七一年夏天，江青请我和我的丈夫陆文星以及荷兰电影导演伊文思和罗丽丹吃饭。
那天，在一开始，我就得罪了江青。她问我有多高，我说不上来，就说不知道。其实，我真的说不上我有多高。江青显得很不高兴，就只顾跟伊文思说话了。
这时候，张春桥过来了，他跟我谈起了江青。他说，江青的一生很了不起，把一切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他又讲，听说你对样板戏很喜欢，样板戏就是在江青领导下搞出来的……
不错。当时我看过几个样板戏，确实说过一些赞扬的话。不过，张春桥却借这个做由头，暗示我为江青写传——江青自己不说，叫张春桥跟我说。
当然，我不能干干脆脆地说，我不写。我只好转了个弯，说自己很忙，一下子恐怕顾不上，推掉了。其实，张春桥的意思，就是江青的意思。江青听说以后十年了！
江青找错了人！韩素音跟周恩来有着深厚的友谊。韩素音跟周恩来的助手龚澎（乔冠华夫人）是燕京大学同学。借助于龚澎的介绍，韩素音得以在一九五六年五月访问新中国，荣幸地一次又一次会晤周恩来总理，前后进行了八次长谈。
尽管那时江青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韩素音还是婉拒了为她立传——因为韩素音知道，中国老百姓对江青没有好印象，虽说她当时对江青的认识并不那么深刻。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江青的那些阴谋勾当。我庆幸没有去当她的‘斯诺’。”韩素音对笔者说，“我最崇敬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正因为这样，我花费多年时间，在最近完成了《周恩来传》。”
江青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韩素音那里碰了一鼻子灰之后，江青仍在继续物色、寻觅着自己的“斯诺”。
在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随着历史性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中美关系走上了正常化的轨道。
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九日，一架波音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一群在当时中国罕见的穿高跟鞋的女郎，款款走下舷梯。这是访问中国的第一个美国妇女代表团。
内中有一位三十四岁的女士，是代表团中的“中国历史学家”。她名叫露克珊？维特克（Roxane Witke）。她在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讲授中国近、现代史、古代史以及日本历史。当时中国报纸称她是副教授，实际上她只是“助教授”。直至一九七八年，她才升任正教授。她的丈夫叫恩特洛？纳森，也研究东亚问题。
维特克此行，为了了解中国的现代妇女运动。她学过中文，虽说并不精通，但她对中国的现代史还是了解的。她要求会见中国妇女领袖，作些采访。
那时，中美之间的大门，才打开一条缝，来华的美国客人很少。另外，正处于“文革”之中的中国人，听说维特克翻译过《红旗飘飘》中的一些文章，也就把她划入了“友好人士”的行列。维特克的请求，得到了批准。邓颖超、康克清接见了她，回答了她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一些问题。
在访问了邓颖超、康克清之后，维特克又要求访问江青。
中国的有关接待部门考虑：邓颖超早在一九二七年便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解放后担任了全国妇联第一至第三届副主席；康克清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会委员，解放后担任全国妇联常委、副主席。她俩都是中国现代妇女运动领导人，由她俩接待维特克是恰当的。可是，江青并没有跟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有多大瓜葛，由她出面接待维特克并不合适。当然，更使外事部门担心的是，江青那么任性，说起话来没这没拦，吹起牛来没完没了，所以外事部门极少安排她接待外宾。
不过，维特克的要求，又不能不向江青通报。不然，如果事后江青知道，追究起来，谁也受不了。
于是，维特克的报告，被呈送到周恩来那里。
此事理所当然使周恩来为难：不同意让她见江青吧，江青会不高兴；让她见江青吧，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
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江青同志：
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当时，江青正准备去外地休养，她见了周恩来的批示，又看了关于维特克的简介。她觉得才三十四岁的维特克，资历太嫩了点——“不过，斯诺当年去延安，也只这样的年龄。”江青曾如此说。
于是，她打电话给姚文元，约定翌日——一九七二年八月十二日下午，一起会见维特克女士。
《红都女皇》畅销于西方
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那时几乎成了江青的专用厅。
当穿着一身连衣裙，显得年轻又漂亮的维特克，跟江青紧紧握手之后，寒暄不过几句而已。
江青说：“我非常高兴见到你。作为研究中国问题的副教授，你不远万里前来中国，我热烈地欢迎你！”
维特克说：“江青夫人，我见到您非常荣幸！今天，是我来到中国后最为高兴的一天！”
双方几乎一拍即合：江青正在物色着自己的“斯诺”，恰恰在这个时候，维特克出现了；维特克来中国了解现代妇女运动，所获甚少，正为难以出研究成果而发愁之际，江青热烈的握手，表明写作江青传记这一新课题远比研究中国现代妇女运动更容易获得成功。
后来，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这样报导：
“江青和维特克女士第一次见面后，维特克女士就认为江青想确立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所以两人‘合写一本书的意念’，马上形成了。”
据当时在场的外交部工作人员回忆，江青跟维持克见面之后，便这样说道：
“关于我本人的历史，从来没有对外国人讲过，你是第一个外国人。”
“我谈的都可以发表。”
“斯诺写了一本《西行漫记》世界闻名，我希望你走斯诺的道路。”
“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可以跟你谈。”
江青的态度如此明确，当然使维特克深为喜悦。
尽管周恩来批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江青不予理睬，第一次跟维特克见面，就谈了六个小时……
既然一个愿意谈，一个愿意写，谈六个小时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合写一本书的意念”既已明确，江青就要跟自己的“斯诺”长谈。江青要飞往广州休养，她要把维特克也接往那里。
周恩来得知，加以劝阻。他通过外交部接待人员向江青传达：“不要多谈，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要谈其他问题。”
江青大为不悦，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们管！”
维特克后来曾回忆说：“跟江青共同度过的一个星期，那是对我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它改变了我的生活。”
（注：一九八八年第九期《新观察》，《〈红都女皇〉作者维特克女士访问记》）
维特克所说的“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星期”，是指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三十一日。
原总参测绘局局长张清化，曾奉命于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八日前往广州。江青限令他于八月二十五日前整理出“解放战争西北战场情况（包括毛泽东主席行动路线），还要整理抗美援朝战争情况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况。各种材料要简单扼要，都要附图。”
张清化说：
“江青于八月二十五日将维接到广州，维到后，当夜江青就与她开始谈话，之后，每天一次，一般每次都谈五、六小时左右，长者达八、九个小时，一直谈到八月三十一日。”
江青与维特克的谈话，前后共七次，六十小时。谈话时，有两位翻译，一个速记员，两个医生，一个外交部新闻司干部和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
在跟维特克谈话时，维特克当场作笔记。另外，江青还安排工作人员录音。江青答应把录音带复制一份送给维特克，并送一份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
回到北京之后，忙坏了江青手下的一批工作人员。他们根据江青的指令，把录音带上的谈话整理成文字稿。
江青看了文字稿甚不满意，嘱令作修改、补充。她自己也动手改。
江青曾打电话要姚文元参与修改。姚文元平素对她言听计从，这一回却打起“太极拳”。他深知这稿子非他能改的。每一回江青派人送来稿子，他只说看过，未改一字，连错别字也不改。
文稿经江青改定，排印，印成一本又一本。一九七三年三月，江青跟维特克的谈话记录稿，终于都印了出来。
江青把记录稿，派人送到了周恩来那里。
不久，周恩来召集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是参加过接待过维特克的工作人员和参加整理谈话记录稿的工作人员。
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宣布：
“经请示毛主席，说记录没有必要送维特克女士。围绕此事的一切工作马上停止。所有的记录、录音、资料要逐件清理、封存。绝不能把这些材料外传，已经流入社会的要想法追回。”
周恩来所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来了个急刹车！
虽然没有得到江青组织工作人员整理的记录稿，也没有得到复制录音带，维特克根据自己的笔记，在美国还是着手江青传记的写作。
据韩素音回忆，一九七三年四月，当她来到美国纽约时，她的当年燕京大学的同学、那时担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的黄华转告她，维特克希望跟她见面。
韩素音同意了。
韩素音提醒维特克：“中国的老百姓不大喜欢江青。你要小心点。”
维特克也说，她感到江青“有些专横跋扈”，她周围的一帮子人使她想到“慈禧太后”，“姚文元真像个太监”！但是，维特克认为：“江青将会成为中国极为重要的人物！”
维特克写出了关于江青的传记，书名为《Comrade Chiang Ching》亦即《江青同志》后来被译为《红都女皇》。封面上印着江青一九四五年在延安所摄一帧披着军大衣的侧面照片。书前印着江青赠给维特克的一首诗的手迹，那是江青题写在她所拍摄的庐山汉阳峰照片背后的。全文如下：
庐山汉阳峰
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
江青摄 诗赠
维特克夫人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十日
那是江青在与维特克第一次见面后翌日，题赠维特克的。
《江青同志》的出版，达到了江青的目的。这本书在西方成了畅销书，第一次就印了三万五千册，然后又不断重印，并被译成好多种文字出版。许多西方报纸、杂志加以摘载、转载，一时间，江青在西方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西方报纸还多次报道有关此书的“幕后新闻”：
一九七四年五月三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导，江青在与维特克会见时，要求维特克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作为“范本”写作她的传记——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分别报导，江青和维特克的谈话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美联社报导，维特克所作江青谈话笔记在她的办公室丢失。过几天又报道，“丢失”的笔记本已找到了。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当新华社有关人员向姚文元请示，可否把英国《每日电讯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关于毛泽东主席批评江青和维特克谈话的消息，刊载在内部参考刊物上，姚文元在电话中答道：“今后这类挑拨离间的材料不登刊物。”
其实，毛泽东确实尖锐地批评了江青对维特克的谈话。当毛泽东得知《江青同志》在西方出版，曾颇为震怒。
第十九章 攻击“周公”
毛泽东面临着第三次挑选接班人
称江青为“红都女皇”，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她的“女皇梦”，在一九七二年越做越美：
一九七二年一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一九七二年四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一九六一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共产党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后来，毛泽东渐渐不满于刘少奇，在“文革”中打倒了刘少奇。
于是林彪成了毛泽东选定的第二个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爆发，林彪粉身碎骨，毛泽东第二次遴选接班人失败。
眼下，毛泽东不能不郑重其事地第三次考虑他的接班人。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何况他在庐山上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立了“大功”。可是，也许因为他跟江青的关系过分密切，毛泽东也没有考虑张春桥作为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毛泽东在着手做各种调整工作：
林彪倒台后，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
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强调“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于是，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在国防部举行的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的招待会上，陈云、王震显眼地露面了——他们“下放”到江西，已经三年多未曾露面。
也就在陈云、王震露面后的第四天，毛泽东接到了一封从江西寄来的信。这封信使毛泽东的眼睛忽地一亮……
邓小平得到毛泽东重新起用
那封信来自江西省南昌市附近的新建县望城岗原步兵学校一座小院里。小院里有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本是步兵学校校长住的。自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起，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了那里的新居民。这位老人是从北京用专机押去的。从此，他默默地“贬居”于这座小院里。
他，便是中国当年“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
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培根生活在一起，他成了家中的“壮劳力”，扫地、劈柴、砸煤之类活儿，都由他“承包”。他还“奉命”每日上午去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
每当黄昏来临，邓小平总是在小院子里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邓小平在小院里走出了一条“邓小平小道”。他一边散步，一边沉思。他在思索着中国的未来，思索着中国共产党的未来……
终于，发生了“九？一三事件”。当邓小平坐在工人之中，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听完中共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的文件的传达，邓小平回家后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林彪的倒台，给了“左”派们沉重一击。
差不多同时跟邓小平来到江西的陈云和王震，被调回了北京。那些日子里，陈云在南昌的江西化工石油机械厂“蹲点调查”，王震则在东乡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
一九七二年“五一”节前夕，邓小平的身患残疾的儿子邓朴方获准去京就医。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同哥哥邓朴方前往北京。
在北京，王震托人找到毛毛，要毛毛上他家。王震详细询问了邓小平的近况，他对毛毛说：“我要向主席及中央上书，让你父亲出来工作。”
毛毛回到南昌，把“胡子叔叔”王震的话，转告了父亲。
周恩来更是关心着邓小平，最初，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毛泽东突然出现在陈毅追悼会上。毛泽东那天在与张茜的谈话中，提及邓小平，说邓“属人民内部矛盾”。在侧的周恩来注意了这一重要信息，他知道毛泽东已原谅了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那小院里写了给毛泽东的信。此信很快地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给了毛泽东。
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语：（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一九八八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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