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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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会上，谢镗忠宣布：经中共中央军委研究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谢镗忠还宣布：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出，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决定，将北京市京剧一团（包括北京戏剧专科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国京剧院（包括中国戏曲学校参加国庆演出的红卫兵演出队）、中央乐团、中央歌剧舞剧院的芭蕾舞剧团及其乐队，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列入部队序列。”
　　在这次大会之后，江青的“旗手”之誉“鹊起”。吹吹拍拍者，把“六十年代的江青”跟“三十年代的鲁迅”相提并论。遍于中国大街小巷的宣传画，画着江青高举一面红色大旗“阔步前进”，她的身后跟着手提红灯的李玉和、手持驳壳枪的郭建光、穿着皮大衣的杨子荣、挥舞大刀的琼花，穿着蓝色工作服围了白毛巾的方海珍！……
　　第十五章　复仇女神
　　王莹惨遭江青毒害
　　蓝苹变为江青，江青终于成了“旗手”。
　　当菜青虫长出漂亮的翅膀，变成粉蝶之后，其实它的身子，仍保持当年菜青虫的形态。
　　“旗手”蜕化于蓝苹。虽然“旗手”戴上了种种眩目的光圈，仍处处流露当年蓝苹的气质：骄横，傲慢，虚伪，阴险；志大才疏，却又从不甘居人下；反复无常；一切随我所欲；刚愎自用；历来我行我素；好吹好擂，最喜阿谀奉承……
　　不过，“旗手”有权有势，也有两点是当年的蓝苹所无法企及的：
　　第一是报复。利用手中的大权，对一切“私敌”实行报复，以至置于死地而痛快。
　　第二是掩饰。企图把一切不光彩的往事一笔抹掉，不择手段地封住一切知情者的口，销毁一切“防扩散材料”。
　　“旗手”的不光彩的过去——当年蓝苹的旧事，成为江青的一块心病。
　　她要遮丑。她知道：那些丑事有损于“旗手”的光彩。
　　上海，上海，当年蓝苹在上海，大报登，小报载，多少知情人尚在。
　　她首先想到的是郑君里。郑君里知道的事情实在太多。对了，还有那个赵丹！
　　于是，发生了本书开头所描述的“夜半鬼敲门”那触目惊心的一幕。江青借助于叶群，借助于江腾蚊，动用军人，对郑君里、赵丹等进行了秘密大抄家……
　　她的报复心，是那样的重。
　　那个王莹，眼巴巴从她手中夺走了《赛金花》，那时候她无可奈何。
　　如今她是“旗手”，不整王莹不解气。
　　查！玉莹在一九五四年底从美自回来，被安排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
　　查！王莹自一九五八年底起，隐居在北京香山狼见沟——她的丈夫谢和赓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往北大荒劳改，她躲进人迹罕至的狼见沟农舍，避开京城那繁华天地。
　　谢和赓在北大荒劳改了一年多，终于归来，夫妇俩仍住在狼见沟，与世无争，与世隔绝。
　　“蓝苹”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使王莹心中的忧虑日甚一日。王莹深知“蓝苹”的为人，必定会进行报复；
　　果真，一九六七年二月，一批戴红袖章的不速之客，突然闯进狼见沟，自称“奉中央文革之命”！
　　“中央文革”亦即江青的代名词。当年蓝苹和王莹争演《赛金花》已经过去三十多年，江青仍深深记恨于王莹！
　　那批不速之客，是来自好几所大学的红卫兵。他们住在王莹家中。王莹和丈夫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王莹遭到了大抄家。她的创作手稿、她的日记、她在美国多年所搜集到的美国报刊资料……全部被抄走了。
　　王莹和丈夫不断受到红卫兵的审问。经过几个月的折磨，玉莹和她的丈夫已经精疲力尽。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几辆汽车驶入狼见沟。谢和赓被捕了，被押上了汽车。
　　谢和赓刚押走，王莹也被捕了！
　　王莹和丈夫双双被投入了监狱。
　　给谢和赓加上罪名，易如反掌，因为他本来就是“右派分子”！
　　王莹呢？“旗手”给她加上了“美国特务”、“叛徒”、“反革命”一连串大帽子。
　　“旗手”心狠手辣，终于置王莹死地：
　　“江青这个一心要杀人灭口的刽子手，她哪能让王莹活下去呢？就在她的密令下，几个丧尽天良的打手惨无人道地折磨着王莹，连续对她审讯、毒打。一九七○年，王莹被他们折磨得下肢瘫痪，浑身抽搐，不能说话，其状惨不忍睹。可是，毒蝎心肠的江青，却迟迟不准为王莹看病！直至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在生命垂危的情况下，监狱才把她送进医院治疗。一九七四年三月三日，王莹在狱中含冤逝世了！死去的当天，遗体就匆匆火化，没有让亲属和任何有关单位的人去做最后的探望和告别！有关方面交给的死亡书上甚至连姓名都没有，只有一个监狱囚徒的号码——六七四二！”①
　　①李润新，《洁白的明星——王莹》，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仅仅因为与江青争演《赛金花》，王莹落到了为此丧生的地步。
　　江青闻王莹死讯微微一笑，喝下一杯红红的葡萄酒，庆贺这一“历史性的胜利”——江青为蓝苹报了仇，雪了耻！
　　那个华垣妮，也要查一查，整一整。
　　江青记得，华垣妮是开服装店的。蓝苹去做过衣服。哼，华垣妮仗着丈夫史东山是大导演，居然小看蓝苹，挑三剔四的，不给做。
　　虽然史东山在一九五五年已经死了，可是，华垣妮还在，此仇也要报，华垣妮应列为“审查对象”！
　　对啦，那个夏衍，成为“四条汉子”之一，早在“文革”的大幕拉开之前，已经把他跟陈荒煤一起，作为“夏陈路线”进行批判。“文革”中，他是重点批判对象，已经把他整得只剩半条命。不过，在江青看来，那笔“托派”的帐，还必须跟夏衍清算！
　　于是，突然有人找夏衍外调，要他交代：“一九三七年二月，你借反对托派为名，打击过哪些人？”
　　如同猜哑谜似的，夏衍不知从何说起。
　　在铁窗下细细回忆，幸亏夏衍的记忆力不错，总算记起，如他在《懒寻旧梦录》中所言：
　　“记得蓝苹这个所谓‘电影明星’，当时也是以‘左’的面貌出现，在公开的集会上表示反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我曾要于伶约她单独谈话，做一些思想工作。
　　“当时上海的托派活动得很厉害，在谈话中于价可能讲了一句‘要不让托派利用’之类的话吧，这个以左派自居的人竟大为不满，和于争吵了一阵。……可是，奇怪的是，在十几年以后，解放初期，有一次蓝苹请赵丹、君里、楚生和我在北京一家小饭馆吃饭，杂谈中她忽然收起笑容，咬牙切齿地说：‘抗战前夕有人说我是托派，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这是对我的政治打击。’这一突如其来的发作，不仅君里、赵丹，连参与过这件事的我也不知道她讲这些话的用意……”
　　就那么一句话，她在十几年后的解放初记得，在三十多年后的“文革”还依然记得。她要报“仇”，她要报复一切“仇人”……
　　她，双眼发红，成了一个“复仇的女魔”。
　　恩将仇报，阿桂蒙尘
　　有仇报仇，有冤伸冤。
　　无仇无冤，有的曾是她的好友，有的曾给她以帮助，有的为她所敬仰，有的甚至曾为她所爱，仅仅因为知道蓝苹的往事，也在“文革”中遭到她的挞伐。
　　郑君里和赵丹知道蓝苹的往事太多，自然在劫难逃。抄家之后被投入狱中，郑君里屈死于冤狱。
　　顾而已，“六和塔婚礼”中的一个。要整掉他！
　　于伶，“十？八”抄家“候补”名单中的一个。此人知内情，该整！
　　史枚，当然该整。好在他蹲过国民党和军阀盛世才的监狱，一九五七年又划为“右派”，整他不难。
　　章泯，任北京电影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就在眼前，就在鼻子底下，太容易招惹是非。不过，他是“走资派”、“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何况北京电影学院的“主义红卫兵”的“造反精神”是闻名北京的，整他也不难。哦，终于在一九七五年二月四日把他整死了，了却江青一桩心事。
　　最令人震惊的，是秦桂贞向我讲述的故事。①
　　①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六日采访于上海。
　　秦桂贞，不是“走资派”，不是“三十年代黑线人物”。只是一个极普通的妇女——解放前当佣人，解放后在幼儿园当保育员。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本来早已把阿桂遗忘。
　　一九六八年二月，张春桥密报江青：“上海的红卫兵在找一个保姆了解你过去的情况……”
　　当时，张春桥只是听他手下的密探的汇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他并不知道那个保姆是谁，住在什么地方。江青一听，心中一惊：她马上意识到那保姆是秦桂贞！
　　当年，蓝苹跟唐纳之间的“武斗”，蓝苹跟章混的同居，阿桂一清二楚。如果红卫兵从阿桂口中知道这些，贴大字报，刷大标语，“旗手”的脸往哪儿搁？
　　一个电话，江青就把肥头大耳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召来。因为上次江青通过叶群，委托吴法宪指挥上海的“十？八”抄家，干得很不错，这一回，她就直接找吴法宪，当面交办重要任务了——尽管这次的任务，又与空军业务毫不相干。
　　“是这样的，你赶紧派人到上海去，给我找一个人。”当年的蓝苹，如今耳提面命，向堂堂空军司令发号施令了：“这个人的名字叫秦桂贞，人家喊她阿桂。三十年代，我在上海的时候，她照料过我的生活，知道我的一些情况。这个人长期被上海市公安局里的坏蛋控制利用，可能泄露过我的机密情况。听说，最近又有人找她调查。这个人不能放在外边……”
　　“我马上派人把她抓来！”吴司令到底是个明白人，锣鼓听音，说话听声，他听出了江青的意思。
　　“不过，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不知道她现在住在上海什么地方。”江青说道，“你派人到上海，注意不要惊动上海市公安局。你要秘密调查，秘密押送，把她抓到北京来。在她手头上，可能有我的一些照片，一起拿来。”
　　“我用飞机押送她，又快又保密。”空军司令手底下有的是军用飞机，充分发挥他的“空中优势”。
　　江青想了一下，授予锦囊妙计：“不要明火执仗，不要当场逮捕，你借我的名义，如此如此，她一定会言听计从，乖乖地来北京……”
　　吴法宪连连点头，领命而去。
　　吴法宪找了一个姓张的心腹，面授机宜。此人坐了专机，来到上海。由于江青关照过，在上海市公安局里可能还隐藏着坏蛋，那人只得自己设法在茫茫上海滩寻找秦桂贞。
　　秦桂贞调换过好几个工作单位，况且已于一九六七年退休，单身一人，住在某处一间小屋里。她是个小人物，不像郑君里、赵丹那样好找。
　　姓张的在上海查了三、四天，这才查明秦桂贞究竟住在哪里。
　　三月二日这天傍晚，作为里弄干部的秦桂贞，正在安排几个红卫兵的住宿。忽然，一个四十来岁、留着齐腮短发的女人，前来找她：“你是秦桂贞阿姨吗？”
　　“是的，我叫秦桂贞。”
　　那女的拿出一张纸头说：“我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这是介绍信。”
　　秦桂贞原是文盲，眼下也识字不多，看着那纸头上盖着红色圆形大印，猜想那介绍信不会是假的。
　　“什么事？”秦桂贞问。
　　“请你跟我去，到市革会，有点事情。”那女的答道。
　　秦桂贞随着她穿过热闹的南京路，见僻静处停着一辆银灰色的小轿车。那女的带着她上了车。
　　秦桂贞已经五十四岁了，还没有坐过这么漂亮的小轿车。她在揣测着，市里有什么要紧的事找她呢？
　　风驰电掣一般，那小轿车左抹右拐，驶入幽静的所在，停在一幢小楼前。
　　在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里，那个姓张的满脸堆笑，请她坐在沙发上，说道：“秦阿姨，北京首长想念您，托我问您身体好！”
　　秦桂贞一听，心中顿时豁亮：那“北京首长”，当然就是当年的蓝小姐，今天的江青。
　　姓张的又紧接着说：“北京首长派我来，接您去北京住几天，好不好？”
　　“什么时候动身？”
　　“今天晚上就走！”
　　事情这么突然，秦桂贞毫无思想准备。好在她孤身独居，无牵无挂，要走就走。
　　她想了一下，记起今天是星期六，便说：“明天是星期天，如果我今晚走，我要跟陈阿姨说一声，因为我向来是在她家过星期天的。”
　　“陈阿姨是谁？”
　　“她是我在幼儿园工作的老同事，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她家离我家不远。”
　　姓张的一边记下陈阿姨的姓名，一边说：“北京首长关照，您去北京，不要告诉任何人！您赶紧回家收拾一下，马上就走。北京比上海冷，您要多带些衣服……”
　　小轿车送秦桂贞回家，那女的陪着她。
　　事有凑巧，秦桂贞刚刚进屋，陈阿姨来看她了。那女的催秦桂贞快收拾，快走。
　　“你要出门？上哪儿？”陈阿姨问泰桂贞。
　　秦桂贞支支吾吾，未敢答复。她只是说，身边总共只剩三角钱了。
　　陈阿姨立即掏出四元钱，借给她。
　　“后天发工资，你替我领一下。我出门的消息，谁也别告诉。”秦桂贞对陈阿姨说完这句话，就出门走了。
　　秦桂贞做梦也想不到：她前脚刚跨出家门，抄家者后脚就来了，把小屋里所有的照片和有文字的纸片抄得一干二净，全部带走。
　　那个完全无辜的陈阿姨，由于目击了秦桂贞离家的一幕，被作为“反革命”遭到审查！
　　夜空像锅底一般乌黑。小轿车把秦桂贞送入上海军用机场。一架专机在那里等候。
　　秦桂贞平生第一次坐飞机。当她走进机舱，那个姓张的穿着一身军装，早已坐在那里了。这次飞行，总共只有两名乘客——她和姓张的。
　　北京的天，也如同墨染一般。专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
　　早已等待在机场的小轿车，把秦桂贞送人空军招待所。
　　秦桂贞独自住在铺着红地毯的房间里。她向来睡硬板床，因不惯弹簧床，只得躺在红地毯上过夜。她向来做惯了，一下子闲得无所事事，双手不知搁在什么地方好。
　　她帮助服务员扫地、倒痰盂、冲刷各处的抽水马桶。
　　她盼望着蓝小姐早日“接见”，以便可以早点回上海——她过不惯这种“红地毯生活”。
　　终于，三月六日，几个军人来了，说是“首长”有请，要她带上东西走。
　　这一回，接她去的不是小轿车，却是一辆军用卡车。她刚坐定，两个军人立即分坐在她的两侧。
　　卡车开出了北京城，在郊区公路上开了很久很久。
　　高墙铁门，到处是岗哨。这是什么地方？
　　她的鞋带、裤带全被没收，换上难看的黑色的衣服。
　　她的头发被剃掉，只在头顶留下一小撮。
　　她被单独关进小小的水泥屋里，窗上钉着铁条。
　　她这才恍然大悟：她被抓去坐牢了！
　　关押她的地方，便是秦城监狱——关押要犯的场所。
　　她的罪名，是“首长”定的——“特务”！
　　天哪，她怎么会成为“特务”？
　　她，常州乡下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姐妹兄弟六个。母亲生下她的那年，乡下发大水，没办法，母亲到上海给人当奶妈，她是靠米汤、稀饭喂大的。
　　才十三岁，她就到上海许家当佣人，刚到许家的那天，天那么冷，她却赤着脚，连双鞋子都没有。吃饭的时候，她光吃米饭，什么菜也不吃，使许家惊诧不已——她在乡下向来吃南瓜、山芋当饭，如今能吃上大米，在嘴里打个滚就吞下去了，还用得着吃什么菜？
　　她一直在许家当佣人。后来，蓝小姐成了许家的房客。
　　她看到蓝小姐很穷，连饭都吃不饱。出于同情，她瞒着东家，给蓝小姐送饭送菜……
　　她万万想不到，这个蓝小姐成了“大人物”之后，竟恩将仇报，忘恩负义！
　　她是“特务”？她怎么会是“特务”？
　　纯朴、善良的她，说什么也想不到，蓝小姐成为“旗手”，会变得那样心狠手辣；
　　她记得，当蓝小姐临走的时候，她送了一本照相册。蓝小姐当即送她照片留念，还说“将来我有出头之日，一定好好报答你”（其实阿桂并不要什么“报答”）；
　　她记得，一九四六年二月，她忽然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里面有一张蓝小姐抱着孩子的照片。她不识字，请东家念给她听，才知道蓝小姐改了名字，叫江青。那孩子叫李纳。信是蓝小姐从延安到重庆看牙病的时候，从重庆寄来的。东家读罢信，千叮万嘱，叫她千万别声张；
　　她记得，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的时候，她在街上看着解放军进城，寻找着蓝小姐；
　　她还记得，一九五○年，东家的孩子生气喘病，要她陪着去北京看病。她住在北京大学——东家的亲戚家。她请人代笔，试着给蓝小姐写信，她不知道通讯处，就写“毛泽东转江青收”。一个多月后，一个解放军坐着吉普车来北京大学找她，说是奉江青之命。她看见吉普车，不敢上去。倒是东家的亲戚说不去不好，她才上了车。车子进入中南海，她终于见到阔别多年的蓝小姐。蓝小姐问她有什么要求。她只是说，不愿再当佣人了，希望参加工作，于什么活都行。后来，北海幼儿园派人找她。从此她成为北京北海幼儿园保育员，干力气活，拖地板，挑水，烧水。由于过不惯北方生活，从一九五八年调回上海，依旧当保育员，每月三十多元工资……
　　自从一九五○年跟蓝小姐见过一面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蓝小姐。她也从未在别人面前说起蓝小姐。她对蓝小姐的印象还算可以——虽然她很看不惯当年蓝小姐跟唐纳、章泯的关系……
　　正因为这样，事隔多年，当她听说“北京首长想念你”，也就跟着来人应召而去。
　　经过一次次提审，挨皮鞭，挨棍子，她渐渐明白了“北京首长”为什么“想念”她！
　　她拿出了一件血迹斑斑的上衣给我看。她说：“我差一点被打死在秦城监狱。在那里，我流的泪水要用面盆装！”
　　她对江青咬牙切齿，再不叫她“蓝小姐”、“江青”，而是骂她“妖怪精”！
　　阿桂头上被留着的一小撮头发，原来是打手们在打她时揪脑袋用的。
　　向来不大生病的她，在秦城一次一次生大病。她的头发就是在那里变白的。直到她病得气息奄奄，才放了她。
　　她无缘无故被关了七年多——从一九六八年三月六日至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
　　出狱的时候，她已神志不清，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白内障、浮肿病折磨着她……
　　她背着“特务”黑锅，回到上海。她本在一九四一年结过婚，丈夫也是穷人，在船上当水手，没几年就病死了。她没有孩子。她艰难地独自在上海生活着。每月三十多元退休工资，考虑到姐姐在乡下生活无着落，她还省下一半寄给姐姐，自己只留十几元——她是一个平凡、坚强而又善良的女性！
　　她坚信这句普通的真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孙维世屈死狱中
　　在江青开列的“仇人”名单中，玉莹是一个，孙维世也是一个。
　　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江青前往毛家湾。毛家湾，北京西城一条不起眼的灰溜溜的胡同。轿车拐入一道由军人站岗的大门，在一个大院里拐个弯，便见到一幢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表看上去，这是一座很“朴素”、很普通的房子。
　　步入这座房子，便可发觉奇怪的建筑特点：外墙之内，有一层内墙，两墙之间隔着两米左右。外墙有窗，内墙也有窗。
　　这是林彪住宅的特色。不论他在哪里建造行宫，都是这个模式，据说是为了隔音，也为了安全。
　　江青来此，为的是跟叶群谈“交易”。如本书第一章已写及的，江青对叶群说：“你替我拔去眼中钉，我帮你干掉私敌。”
　　江青历数自己的仇敌，除了郑君里、王莹，特地提及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关于孙维世的身世，她的丈夫金山的叙述非常清楚：
　　“维世是革命先烈孙炳文同志和延安时代的‘妈妈同志’任锐的女儿。孙炳文同志和朱德同志是至交（引者注：由于这个关系，孙维世的胞兄孙泱担任了朱德秘书），也是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参加辛亥革命，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去欧洲寻找马列真理，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和朱德同志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旅欧支部成员。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在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周恩来同志离广州时，让孙炳文同志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并兼任总教官。北伐时，孙炳文同志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奉党组织命令从广东经水道赴武汉，中途，上海发生‘四？一二’事变，由于汉奸褚民谊告密，船抵上海时，他被蒋介石特务和法帝国主义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速将这位著名的共产党人处决。一周后，孙炳文同志被腰斩在上海龙华特务处。烈士临刑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也是一位革命前辈。她参加辛亥革命时，来往于平津之间，为同盟会运送军火，身怀着尚未出世的幼女，在北京临时政府大门前和革命群众一道，同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搏斗，腹部被踩受伤，坚持战斗。孙炳文同志罹难后，任锐同志坚持地下工作，继续和阶级敌人作斗争，历尽艰难险阻。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和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先后到延安，留下一子一女隐蔽在国统区，由烈士的好友照料和抚养……”①
　　①金山，《莫将血很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一九三七年，十六岁的维世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到延安去。办事处的工作同志不认识她，觉得她太年青，没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门口不肯离去。刚好周副主席从外面回来，看见她伤心地在道旁饮泣，一经查询，才知道这个女孩子是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马上把她叫进办事处，一把抱住她，仔细端详着、追忆着这个早在广州就熟识的孩子，禁不住连声叫道：‘孩子！孩子！……’不久，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专人将维世护送到延安；以后，常常写信给她，对她进行鼓励和教育。二老缅怀忠烈，对维世视同己出，并且写信给任锐同志说，愿把这个烈士遗孤当作他们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很高兴。周副主席还写信告诉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非常尊敬和热爱，把二老当作亲生父母一样，经常去看望或住在二老身边，每当他们团聚时，充满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一九三八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①
　　①金山，《莫将血恨付秋风》，载《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三册，华夏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三九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飞往莫斯科。从此，孙维世在苏联学习戏剧表演和导演。一九四六年归来。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当毛泽东赴苏联会见斯大林时，二十八岁的孙维世担任代表团的翻译组组长，在毛泽东和周恩来身边做机要工作。
　　孙维世怎么会成了江青的仇人呢？内中的因素错综复杂，原因颇多：
　　一、江青跟孙维世相识颇早。当年，蓝苹进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时，十四岁的孙维世改名换姓，也在那里，深知江青的底细；
　　二、一九五○年十月十四日，孙维世跟金山结婚。金山也是江青的宿敌。当年，王莹跟江青争演《赛金花》时，金山极力支持王莹，跟王莹同台演出；
　　三、孙维世是周恩来的干女儿。江青把对周恩来的不满发泄在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时，任白戈写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为了出风头，争着演资本家的姨太太，而孙维世演大小姐。首演时，毛泽东前来观看。与江青的愿望正相反，大小姐的形象大大压倒了姨太太的形象，使江青嫉恨不已。
　　除了以上四点缘由之外，还有一点是鲜为人知的。
　　据黑雁男著《十年动乱》一书中，写及江青的一段话：
　　“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她凭着当时的姿色，夺走了我热恋着的一个才子。”①
　　①黑雁男，《十年动乱》，香港星辰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跟孙维世，原本是话剧界同行，从三十年代结怨，旧恨加新仇，成了江青的眼中钉。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一九六八年三月一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她被定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果真被在狱中“关死”。
　　那是她入狱不过七个来月——一九六八年十月十四日，她惨死在囹圄之中！
　　周恩来闻讯大惊，知道内中蹊跷，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因为孙维世只有四十七岁而已，何况平时身体是不错的。
　　不料，孙维世的尸体却被火化，未作解剖！
　　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狱中关了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说了话，他才于一九七五年获释。他出了监狱，才知妻子早在七年前已不在人世！
　　报复严朴和杨帆
　　在江青和叶群密谈时，江青还提及一个仇人的名字，那便是严朴——当年向中共中央反映江青的历史问题，内中的一个就是严朴。
　　严朴早已去世。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严朴病逝于北平。在严朴去世后四天，陈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严朴同志传略》一文。陈云写道：
　　“严朴同志一生为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忠心耿耿，二十五年如一日。在弥留时，关于个人的事情仅仅说了一句话，而其他的遗嘱全是念念不忘于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解放全中国。临终神志不清时，犹在呼喊打倒帝国主义。严朴同志遗嘱加强党内教育，提高党员的理论水平，叮嘱妻女好好工作和学习。严朴同志谦虚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是始终如一的，临终十小时前尚在遗嘱中作一生工作上个别缺点的自我批评。严朴同志并嘱死后将自己的遗体请病理专家解剖研究。”
　　“严朴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很好的党员。他艰苦朴素，只知工作，不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