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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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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支持姚文元的文章。
北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北京日报》社社长，乃是范瑾，黄敬原先的妻子。黄敬自一九五二年八月起，出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一九五六年九月当选中共中央委员。一九五七年四月，又兼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在大学里只读过一年数学，一年物理，此时为了胜任技术方面领导工作，每夜自学，竟把福里斯著《普通物理学》四卷本中的习题全部做了一遍！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广西南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即著名的“南宁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黄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会议气氛变得紧张、激烈。出席这次会议之后，黄敬坐飞机从南宁飞往广州。在飞机上，黄敬突然旧病复发——一九四四年冬他曾因精神病而不得不休养，这时再度发作了，他在飞机上离开座位站起来，激动地说胡话。飞机抵达广州，陶铸闻讯，派人急送黄敬诊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离春节只有八天，黄敬遽然病逝于广州，年仅四十六岁！薄一波主持黄敬追悼会并致悼词，称黄敬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在响应中央和毛主席又红又专的号召上，在我们中央委员中间他是钻研得比较好的一个。”
在黄敬去世后，范瑾再婚。她担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北京日报》社社长。她理所当然关注着姚文元那篇“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各地报纸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压力不断增大，如江青后来所说：“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给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
知道毛泽东“生了气”，知道《解放军报》准备转载姚文，彭真不得不给范瑾去电话，指示《北京日报》转载姚文。这样，在十一月二十九日，当《解放军报》转载姚文时，《北京日报》也转载了。翌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又过一日，《光明日报》予以转载。这样，江青在上海《文汇报》上发射的“重磅炮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江青不断地通过张春桥，向上海《文汇报》下达“指示”，以求“扩大战果”：
“姚文发表后，意见很多，但均在地下，要引到上面来。”
“要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要使敌人感到你‘不堪一击’，这样，他就回去，出场。这样反复搞，他们非上马不可。”
“前一时期‘海罢’太过了些，敌人不出来。”
“总之，要调动敌人兵力。”
“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术，环绕此周围，辟战场。”
据上海《文汇报》前总编陈虞荪及总编办公室主任全一毛①对笔者说，那时张春桥简直成了《文汇报》的“太上皇”。张春桥三天两头召见陈虞荪，向他下达种种“指示”——内中不少来自江青，却不许作记录。陈只得用脑子硬记，一离开张春桥那里，便直奔报社，复述给全一毛，由全一毛记录成文，以便贯彻执行……
①本书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五日采访陈虞荪，同年九月十一日采访全一毛。
打着“百家争鸣”的幌子，上海《文汇报》刊登各种反姚文章，为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入”。
于是，“向阳生”出动了——向阳生，亦即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于是“方求”出动了——方求，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主持下的写作组。
一石激起千层浪。姚文元的文章，引出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论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戚本禹和关锋助了“三通鼓”
南北对垒，毛泽东离京南行。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第四天——十一月十三日，毛泽东的专列驶离北京。他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毛泽东一路视察，一路提醒人们警惕修正主义。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在会上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篡军反党”。于是，这位身材高大的有着“罗长子”之称的大将被罢官，杨成武出任代理总参谋长。
此后，毛泽东下榻于杭州。
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作了长谈。①
①笔者自一九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起，曾多次访问关锋、另外，也多次访问了陈伯达。有一些文章说戚本禹也在座，陈伯达、关锋否认些事。笔者访问戚本禹时，他同样说，他没有参加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虽然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及他。
毛泽东在长谈中，谈及了十二月八日戚本禹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批判翦伯赞、吴晗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不过文中没有点翦、吴的名字），也说及了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的原话是：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庐山会议是讨论工作的，原来打算开半个月，会议快结束了，彭德怀跳出来。他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的娘，我骂你们二十天的娘还不行！他就是要骂娘的。”①
①引自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江青得知毛泽东说了这么一段肯定姚文元文章的话，欢欣鼓舞，嘱令整理毛泽东谈话记录。艾思奇和关锋花了一通宵，写出《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交给回家英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以上的那段话。②这一谈话纪要于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经彭真批发印出。江青见少了她最感兴趣的那段话，追查责任者。田家英因此被安上“篡改毛主席谈话记录”的罪名，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上吊在中南海毛泽东书房中。他含冤离世之际，年仅四十四岁！
②笔蜊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十七日对田家英夫人董边的采访。
听说毛泽东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打中要害”，王若水赶写了《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化名“思彤”发表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此文首次公开提及《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戚本禹听到毛泽东的赞语，难抑兴奋之情，加入了批《海瑞罢官》的行列，于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五日赶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跟姚文元形成南呼北应之势。这样，江青在北京也有了“笔杆子”。
与成本禹几乎同时，关锋也赶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
两文送中共中央宣传部，被压下。
一月十七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开北京三报三刊会议，即《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他说，根据彭真指示，要把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先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言”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么一来，戚本禹、关锋两篇“攻要害”的文章，理所当然被压下了。
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攻要害”文章何时可发表？许立群的答复很干脆：“‘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越过许立群，把两篇文章的清样直送彭真。彭真让秘书给他们打电话：“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直至两个多月后，彭真受到批判，戚本禹的“攻要害”的文章才于四月二日同时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戚本禹所谓“攻要害”，就是把《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联系起来，证明“海瑞就是彭德怀”。
为了辩解，吴晗曾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中，排出一张时间表：
《海瑞罢官》一文发表于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而庐山会议是两个月后才发生的事；
《海瑞罢官》是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年写的，发表于一九六一年初，姚文元文章中提及的“单干风”、“翻案风”是此后才发生的。
戚本禹的文章，那逻辑颇为奇妙：他引用列宁的话，“知识分子的特点就是敏感”，由此来证明吴晗的“时间表”恰恰表明了他的“敏感”。戚本禹认为，吴晗正是依照“自已特殊的阶级敏感性”，“预知”了庐山会议，所以“提前”写了《海瑞骂皇帝》！也正是“预知”了“单干风”、“翻案风”，所以“提前”写了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
成本禹写道：“古代战争的描写里有一句话：‘山下助你三通鼓’。说的是斗将以前，为了提高己方武将的斗志，需要捶鼓助威。吴晗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以前发表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起了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捶鼓助威的作用。吴晗的‘时间表’排得所以好，就是因为恰恰是这张‘时间表’，说明了吴晗的《海瑞骂皇帝》，尽管不是一幕戏剧的高潮，却是戏剧高潮所必不可少的开场锣鼓。”
强词夺理、牵强附会到这种地步，是当年“左”派笔法的特色。常言道：“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其实，遇上姚文元、戚本禹这班“左”派秀才，那才是“有理说不清”！
在戚本禹文章发表后几天，四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了署名关锋、林杰的那篇“攻要害”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两株大毒草》。
戚本禹、关锋的“攻要害”的文章的发表，倒是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山下助你三通鼓”！
前往苏州请“尊神”
上海锦江饭店的小礼堂，是一座不平常的建筑。锦江饭店的建筑群中，原本没有这座小礼堂。那是在一九五九年春天，以二十一天的神奇速度，建成了这座小礼堂！
原来，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论住宿条件，首屈一指的当然是上海锦江饭店。遗憾的是，那儿没有会场。于是，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建造一个会场。由于出席会议的中共委员、中共候补委员不过一百六十一人，加上列席人员也不过二百多人，造个小礼堂也就够用的了。
建造时定下“庄严、朴实、适用、保密”八字方针。设计方案经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审核，由周恩来审定。为着保密，小礼堂的窗玻璃是双层的，可以隔音。室内铺着红地毯、绿桌布、咖啡窗帘、灰色软椅。毛泽东曾赞扬了这座小礼堂的设计者、建设者。
此后，把上海作为“基地”，把锦江饭店当作“营寨”的江青，也就看中这座小礼堂。一回回接见“样板戏”剧组，一次次“内部观摩”电影，都在这里进行。
一九六六年二月，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里，江青召开了特殊的座谈会，与会者包括她自己在内不过五个人。虽说名为“座谈会”，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的是她一个人。比起她在上海抓“样板戏”，组织写作两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这个小小的座谈会的分量似乎更重。两个多月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当这个座谈会的“纪要”、以中共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时，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剧烈的震荡。
这个小小的座谈会，便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一九六六年春天，是一个特殊的春天：二月，毛泽东在武昌，此后坐镇杭州。林彪则住在苏州。江青呢，下榻于“上海基地”。
一月二十一日，是丙午年正月初一。江青的轿车，出现在苏州。她是从上海到这里，专程向林彪拜年。
林彪，正处于直线上升中的人物：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进入了领导核心。紧接着，随着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批判，林彪旋即取代了他，出任国防部部长。不多日，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持军委常委工作。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的罗瑞卿之后，林彪在军内更是说一不二了。林彪的直线上升，在于他不断地“鼓吹”毛泽东。他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提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江青，她正要作为一颗“新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她要借助林彪之力托起。当然，林彪也明白“第一夫人”的分量，借助于她，对于林彪的进一步上升也至关重要。就这样，出于彼此的政治需要，通过这次“拜年”，江青和林彪一拍即合。
用江青的话来说，她的苏州之行，是前去请“尊神”。此言颇有来历：一九六二年第三期《电影艺术》杂志发表了霍白音的《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霍白音呼吁去除陈规，破除“主题之神”、“结构之神”、“冲突之神”。他说，“诸神各显神威，满天撤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的各种符箓和咒语。在诸神合力交攻之下，艺术家只得束手束脚，抱头觅路。”江青把这位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的文章，已列入“大批判”的计划之中。不过，她由此却对“神”产生兴趣。她说要求助于解放军这“尊神”。
就在江青离开苏州不久，北京东城一条行人稀疏、名字怪僻的小胡同——拐棒胡同内一座四合院，响起了电话铃声。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刘志坚中将的住宅，电话来自苏州“林办”，那熟悉的女声一听便知是林彪之妻叶群……
笔者在一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访问了刘志坚将军。他感慨万千，用一口湖南话向笔者细叙“文革”往事，他的夫人刘莱瑛不时在一旁加以补充。
刘志坚是湖南平江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共，不久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他参加过长征。解放后，他担任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当他担任总政副主任时，主任是肖华上将。肖华，十二岁入团，十四岁入党，十八岁就当上“少共国际师政委”。不过，他身体不大好，总政的日常事务由刘志坚负责。正因为这样，叶群的电话打到刘志坚那里。
叶群转告了林彪的话：“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同肖华商量，把名单报林办，最好肖华去。可能要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你们准备一下。”
江青跟部队向来没有什么联系，这一回怎么忽地要“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了呢？
早在延安的时候，刘志坚就认识江青，只是看不惯她“挖墙脚”，对她印象不好，没有太多的交往。
前不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和罗瑞卿在上海接见崇武海战作战有功人员。崇武海战发生在这月十四日凌晨，东海舰队舰艇部队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击沉蒋军炮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猪潜艇“永泰号”。正在上海的江青找罗瑞卿，说道：“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北京没有转载，《解放军报》为什么也不转载？”于是，罗瑞卿给刘志坚打了电话，转告江青的意见。刘志坚遵命，指示《解放军报》在十一月二十九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这算是多年以来，刘志坚跟江青有了第一次间接的工作联系。就在《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后一个多星期，罗瑞卿就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遭到批判，撤消了总参谋长职务……
刘志坚接到“林办”电话，当即向肖华作了汇报。肖华说：“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虽说“林办”点名要肖华去，肖华还是坚持不去。这样，刘志坚就只能去了。
肖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人员名单：既然是文化方面的事，当然派总政文化部部长谢螳忠、副部长陈亚丁参加。另外，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也应当去。
这一名单经总政党委讨论同意，也就定了下来。另外，除这四名正式代表外，还指派了两名工作人员，即秘书刘景涛，以及熟悉三大战役的《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黎明。
临行，深知江青其人的肖华，对去沪的六名人员“约法三章”：
第一，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是对头的；
第二，只带耳朵——听，少发表意见；
第三，对江青要尊重，不要和她争，有什么意见带回来汇报、讨论。
就这样，二月二日上午，一行六人前往北京西郊军用机场，乘坐一架“伊尔…14”飞机，直飞上海，住进上海延安中路上的延安饭店——那是一所部队开设的饭店，接待军中往来人员。尽管出入那里的差不多都是穿军装的，刘志坚一行六人却换上了便服，因为“座谈会”是在上海锦江饭店举行，穿军装进出那里反而显眼。
刘志坚奉命前来上海
刘志坚一行住进上海延安饭店之后，当天下午，江青就派人送来了“思想武器”，那便是“座谈会”的必读文件——《毛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①、《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以及《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①这封信的原文是写给“绍萱、燕铭同志”，此时却被改成致延安平剧院。平剧，即京剧。延安平剧院在中共中央党校俱乐部演出平剧《逼上梁山》，是由杨绍萱、齐燕铭编剧。由于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齐燕铭所任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被免除，所以此信也主动删去了他和杨绍萱的名字。另外，信中“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一句也被删。删改后的信曾发表于一九六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直至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三口《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信，才根据毛泽东手稿恢复原貌。
文件送到不久，江青的“特使”到达延安饭店。此人并非部队干部，似乎与部队文艺座谈会无关，却介入了这一座谈会，表明此时他已成了江青的亲密伙伴。
他便是张春桥。刘志坚跟张春桥有过一段短暂的共事，那是一九六三年，中苏友协派出代表团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团长是刘志坚，副团长便是张春桥，不过，那次一起赴苏，只是一般的工作关系而已。
这一回，张春桥被“第一夫人”所看重，派他来接刘志坚，一起去坐落在华山路上幽静的丁香花园。这一回，江青住在那里。丁香花园，在寸土尺金的上海，难得拥有成片的绿草地和众多的树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一个高级招待所，设在那儿。以“丁学雷”为笔名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在丁香花园之侧的一座小楼里，那“丁”便取义于丁香花园，而“学雷”乃学习雷锋之意。
刘志坚夹着公文包，在张春桥陪同下，步入江青住处。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江青笑道，“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习惯于“公事公办”。他打开公文包，逐字逐句地向江青转达一份电话记录。
那是叶群打给刘志坚的，要他仔细作了记录，所记的是林彪的一段话：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
林彪的这一段话，显然使江青感到非常高兴，林彪不仅对江青作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要她“指导”部队文艺工作，这就使由她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变得“名正言顺”。这个座谈会后来被加上“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这“委托”就源于此。
江青呢，她除了请刘志坚转达她对“林总”的谢意之外，还对刘志坚恭维了一番：“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地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在这样双方客气了一番之后，江青说及“座谈会”怎么开：“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结束了这次见面性的谈话之后，下午五时，在锦江小礼堂，江青跟来自北京的一行六人见面，张春桥仍作陪。
江青宣布了会议的“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不准让北京知道”。江青甚至还查问，他们有没有带窃听器，看样子这座谈会是非常神秘的。
江青说起了为什么要印发毛泽东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关于平剧《逼上梁山》的信，那是信中有一段话：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江青借此发挥说，尽管主席早在一九四四年就明确地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江青这番话，使来自北京的军人们明白了“座谈会”要谈些什么——并不是“研究三大战役的创作”。
当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尽“地主之谊”，宴请江青和刘志坚等六人，张春桥依然作陪。
晚上，江青在锦江小礼堂请刘志坚等看电影“逆风千里”。这是珠江电影制片厂一九六二年出品的故事片，编剧周万诚、方徨，导演方徨。影片描述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千里驹”师被歼。解放军指导员宋志刚和一支小分队奉命押送被俘的国民党校级以上军官前往辽东军区驻地。一路上，腹背受敌，小分队“逆风千里”，终于完成了任务。这部影片虽是“地方”电影厂（这是对非军队系统电影厂的习惯称谓）拍的，但表现的是部队。江青一边看电影，一边说这部影片“美化敌人，把敌人当成主人公来描写，让敌人占领了我们的银幕”……刘志坚等只得“洗耳恭听”，又不准作记录，记不住她的意见又无法回去汇报……
就这样，“座谈会”在上海开张了。
“一人谈”的“座谈会”
这是世所罕见的“座谈会”，会上只有江青一人谈，其余的人不过是用耳朵听罢了！
“座谈会”果真如江青所言，“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据刘志坚回忆，总共看了三十多部电影和三场戏。看什么电影，都由江青指定。江青到场看了十三次电影。张春桥有时也来看。“大秀才”陈伯达来到上海，他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电影、看戏，一边随时说一些意见，想起什么就说什么。
最使刘志坚为难的是，在江青午睡起床后，嘱秘书打电话，要刘志坚前来谈话。这时，江青谈，刘志坚听，又不好作记录，又生怕漏掉她的“重要意见”。每次谈毕，刘志坚一回去，赶紧向李曼村、谢镗忠、陈亚丁转述，由陈亚丁作记录，以免日后忘掉。这么一来，刘志坚简直是充当一台“录音机”！据刘志坚回忆，这样的个别交谈，江青跟他谈了八次，每次短则半小时，长则两小时。
正儿八经的“集体座谈”四次，刘志坚等六人都参加，其中一次是头一天见面，另一次是二月九日和《南海长城》剧组谈话，因此实际上只两次。
会议中间，二月九日，江青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于二月十日飞回北京向肖华汇报，十六日再去上海。江青所谓“有事”，是从上海去杭州，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二月八日在武昌跟彭真、陆定一、许立群作了谈话，翌日去杭州。江青得知，由上海赶往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打听彭真的动向。那时，以彭真为组长、陆定一为副组长，包括康生、周扬、吴冷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刚刚写出《二月提纲》，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江青要以她在上海举行的“座谈会”，跟彭真的《二月提纲》相抗衡。
经过中间“休会”之后，“座谈会”在十六日继续举行。到了十九日，江青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这样，终于结束了这个奇特的“一人谈”的“座谈会”。
刘志坚刚刚如释重负，透了一口气，又犯难了。这断断续续、零零碎碎、东言西语、颠颠倒倒的“一人谈”，怎向总政汇报？怎向林彪汇报？
所幸每次“一人谈”之后，存有陈亚丁根据刘志坚的回忆所作的记录。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谢镗忠一起讨论，参照陈亚丁的笔记，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整理成一份《汇报提纲》，约三千多字，以供向上汇报之用。
二十日晚，这份《汇报提纲》由上海警备区打印了三十份。
这时，刘志坚陷于踌躇之中：要不要把《汇报提纲》送江青过目？
刘志坚曾对笔者说及自己当时矛盾的心理：“不给她看吧，日后她知道了，肯定会发脾气，会责问为什么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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