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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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封信，是因毛泽东写了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引起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上海《新民晚报》连载了《访李淑一》一文，记述了记者访问当时在上海老友钟淑贤家做客的李淑一。其中一段，详细谈及了毛泽东写作《蝶恋花》的经过。可以说，李淑一的这段话，是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写《蝶恋花》的最权威的解释：
　　“李淑一同志说，那是一九五七年的春节，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贺年信去，因为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写信给他，算是向他请安的。还给他寄去了一首一九三三年夏天的旧作求教。当时（指一九三三年）因为道路传闻，说直苟已不在人间，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直苟回去，样子非常狼狈，我哭泣着醒来，和泪填了一首《菩萨蛮》，原词是这样的：‘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依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同时，我还要求他把他从前写赠杨开慧烈士的一首词写给我。
　　“主席回信是五月十一日。他的信一开头就说：‘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引者注：《新民晚报》所登毛泽东致李淑一信，个别字句有误，引者已据《毛泽东书信选集》更改。）意思是我不应当用‘请安’的字眼。我的《菩萨蛮》他看了，信里说，‘大作读毕，感慨系之。’他没有把以前赠杨开慧烈士的词再写出来，他说那一首不好，‘有《游仙》一首为赠’，还说，‘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这就是大家已经读到的‘我失骄杨君失柳’那一首《蝶恋花》。
　　“这首词寄到学校后，（长沙）第十中学（即前福湘女中，李淑一的工作单位。）的同学争相传诵。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也知道了，他们想在校刊上发表，写信去请示毛主席：可否在校刊上发表？后来主席亲自复信，同意发表，只是把题目改成了《赠李淑一》。后来，《人民日报》、《诗刊》和各地报刊都登了……”
　　柳直荀是李淑一的丈夫，毛泽东的战友，牺牲于一九三二年湖北洪湖革命战争。杨开慧为毛泽东夫人，牺牲于一九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李淑一的一席话，把毛泽东写作《蝶恋花》一词的前后经过。说得清清楚楚。李淑一的信，引起毛泽东对柳直苟烈士、杨开慧烈士的怀念，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那样充满深情的词句。
　　这一切，既是人之常情，也是革命之情，战友之情。然而，却触动了江青那根歇斯底里的神经。江青当着毛泽东的面狂叫：“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一气之下，给郑君里写了一封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
　　据传，江青要追索的，便是这封在一九五八年写给郑君里的
　　当然，这仅仅是“据说”、“据传”而已。因为关于那封信，一直是一个谜：不论是对张春桥或者叶群面授机宜的时候，江青只是说有一封重要的信落到郑君里手中，并未谈及是一封什么内容的信件。何况叶群已死，张春桥则以缄默对抗，无法从他们那里查清江青千方百计要追回的是什么信。
　　此事唯有江青知，郑君里知。
　　不过，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一日下午特别法庭开庭审问江腾蛟时，江腾蛟的交代，提供了重要的佐证：
　　问：“你到北京以后，叶群怎么给你具体交代任务的？”
　　答：“叶群跟我讲，江青一九五八年有一封信落到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上，现在要把这封信收回来……”
　　这里提及的顾而已，显然是江青使用的“障眼法”。她要追寻的，是落在郑君里手中的信——正因为这样，她指使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并没有找顾而已谈话。
　　江腾蛟的交代，明确地说出了要追查的是江青一九五八年的信。
　　在审问时，审判员高斌特地追问了一句：
　　问：“到底要搜查江青什么时间的信？”
　　答：“五八年，我记得很清楚。”
　　一九五八年，早已成为“第一夫人”的江青，怎样会“有一封信落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郑君里的手中呢？
　　不是“落到”他的手中，是她写信给郑君里！
　　江腾蛟的交代，清楚地证实了江青要追查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在笔者访问黄晨时，她说郑君里怕惹事，早在张春桥找他谈话之前，已经烧掉了江青的那封信。正因为这样，张春桥一直追逼之下，他也无法交出江青所要的一九五八年写给他的信。
　　黄晨还回忆，除了一九五八年江青的这封信之外，在三十年代，江青还曾给郑君里写过一封信，事关她、唐纳和另外一个人。
　　要说清楚这些信件的起因，不能不从头讲起……
　　第二章　真实身世
　　拨开云雾探真容
　　行文至此，该表一表本文的主角——江青了。
　　江青曾在自己拍摄的一幅庐山云雾照片上，洋洋得意地题诗一首：
　　江上有奇峰　锁在云雾中
　　寻常看不见　偶尔露峥嵘
　　大抵“锁在云雾中”的缘故，她的本来面目“寻常看不见”。
　　然而，越是“锁在云雾中”，人们倒越是想知道个究竟。在三十年代，各报刊曾有过许多关于蓝苹（亦即江青）身世的报道。那些报道，在猜疑中掺杂着真实，也确有几篇大体上是准确的。
　　好在她也有着“露峥嵘”的时候，虽说只是“偶尔”。当她在一九七二年跟美国的那个路易斯女士谈话的时候，眉飞色舞地讲起自己的身世，露出了“峥嵘”。不过，她习惯于信口开河。本来，她的谈话是供维特克写作“江青记传”（也就是后来出版的《江青同志》又名《红都女皇》）之用，应当百分之百真实，她却掺进了种种虚假之词。
　　幸亏有大量档案材料在，有好几位三十年代蓝苹的见证人在，才算为破云拨雾提供了依据。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日出版的《沪光》杂志，对蓝苹的身世概述，基本上是那么回事：
　　“蓝苹，原名李云鹤，山东诸城县人。幼失恃，倚其姐丈度日。在家曾受小学教育数年，后入济南实验剧院从赵太侔、王泊生等学戏剧艺术。李尚在幼年，唯个性极强，常恃强好胜，故对于课程极为努力。十九年（即一九三○年——引者注）实验剧院因时局之转变而停办，赵太侔调至青岛大学。多数学生随王泊生赴北平，组‘海鸣剧社’，独李随赵至青岛，任图书馆职员，半工半读得以饱览群书，智识猛进，思想亦随之前进，且亦能写作。当时有人认其有‘左’倾嫌疑。后与俞珊（田汉创立的”南国电影剧社“的著名女演员。郑君里亦为该社演员。详见田海男著《田汉小传》——引者注）之弟某相识。由爱而婚。后俞某团共产党嫌疑被捕，李亦离开他去。此后数年，不知其音信。唯传闻李曾居沪，因参加秘密工作被捕。去年秋，李忽返济探望其母。同学有见之者，问其数年经过，皆模糊回答，但知其曾在江南之乡村任小学教员。再问其有无被捕事，则笑谓无之。然观其行动，确似艰苦奋斗之人物。在济不数日，又翩然他去。初不知其他往，后电通公司出品之《自由神》一片到济公演，则与王莹配演女兵之蓝苹女士，即李云鹤也。由是济南友人，方知其已至沪入影界，后于报章杂志中得知李与其电通公司男演员唐纳结婚。……”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辛报》所写的蓝苹经历，也大体上是准确的：
　　“蓝苹的真姓名是叫李云鹤。在未来上海之前她曾在各地干过话剧运动。除了演剧之外，并且还参加政治活动，加入过好几种不同派别的政治团体；但，因为她不忠于所参加的政治团体的关系吧，她也曾被所有参加过的政治团体开除出来。山东济南本来是她的故乡，到最后就为了她那种善变的政治活动，一时站不住脚了，她才偷偷的避到上海来，想冷冷场再回去的。至于她的恋爱生活，过去原已非常丰富：她以前虽则没结过婚，可是事实上的丈夫是早已有了的。女演员俞珊女士的弟弟小俞（他的名字连干话剧的人们也不知道，虽则他一向也是干话剧的，同伴们都只叫他小俞），就是和她同居了三年多的丈夫，在她到上海来之前，她和小俞是在北平闹翻了。在一个夜里两人争吵，她就不别而行。回故乡不久就转避来沪。蓝苹倒的确可以说不是一个普通女人了。……”
　　不错，蓝苹真的并非一个普通女人。一九三三年七月。当她拎着一只已经破了一只角的黑皮箱走下火车，第一次踏进十里洋场，她不过是十九岁的山东姑娘而已。她已经有着相当丰富的人生经验，有着一套自己的人生哲理，尽管人地生疏，她居然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在舞台上演戏，在舞台下也演戏……“
　　“今天从出身谈起。我一九一四年生在一个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三月生的，究竟是哪一天不告诉别人，保密，怕人祝寿。”
　　“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有一年元宵节，父亲把母亲的小手指打断了，母亲背着我跑了，从此我学会走夜路……”
　　成为“旗手”之后的江青，曾用这样的口气，向美国的路易斯女士自述身世。
　　她，生于山东诸城东关。
　　诸城是山东东南部的一个县，位于淮河上游，以生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玉米为主。
　　她的祖父李纯海，本是拥有一百多亩土地的地主。但是，到了她父亲手中，已经破落了。她的父亲名叫李德文。所谓“很贫苦的手工业家庭”，其实，就是木匠铺。李德文启了小徒弟，自己也做木匠活，“上升到作坊主”。后来，在诸城城关开了爿旅店。
　　李德文娶了两个妻子，小老婆生下的女儿，便是本文的主角——江青。她的乳名叫李进孩（后来，江青的摄影作品署名“李进”，便源于她的乳名。）
　　江青的出生年月，通常说成“一九一四年三月”，这因为江青一九四四年在延安填表时这么写的，一九五○年，她在干部简历表上也这么写，此后她也一直这么说。大抵也由于这一缘故，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上，也写道：“被告人江青，女，现年六十七岁，山东省诸城县人。”六十七岁，亦即一九一四年生。本书也依此说法。
　　不过，美国记者斯诺所著《西行漫记》（一九六八年增订本）则称江青生于一九一二年。另外，曾任共产国际联络员的弗拉第米洛夫在他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日的日记（后来以《延安日记》为题公开发表）中也记载：
　　“江青很友好……据她告诉我们，她在一九一二年生于诸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
　　因此，江青可能生于一九一二年。后来，又改口说成一九一四年，以显得更年轻些。
　　曾有不少报导说江青本姓栾，名淑蒙。其实，她的母亲姓栾，山东临沂人。
　　江青有个哥哥，名叫李建勋，又叫李干卿，生于一九○一年三月十三日。她还有一个姐姐，名叫李云霞。江青出生时，父亲已六十岁。
　　除了乳名李进孩之外，江青的正儿八经的名字叫李云鹤。
　　大抵由于她向来张嘴就说，今天说的跟昨天说的常常不一样，关于李云鹤这名字的由来，她曾有过两种不同的“版本”。
　　“我原来的名字叫李云鹤，我很喜欢这个名字。你想，蓝天白云，仙鹤飞翔，多美！你听说过中国有句成语叫‘鹤立鸡群’吗？鹤不仅站在那里比鸡高，而且鹤能从鸡的头顶上飞过去。鹤是出众的！”这是江青在路易斯女士面前絮絮叨叨说过的一段“台词”。
　　她颇健忘。在此之前，她曾如此说过：
　　“我上小学的时候，还没有‘大名’。看到我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薜焕登先生给我取了个名字，叫‘云鹤’。”
　　薜焕登何许人？在诸城，是一位知名人士。他是江青读书的那个小学的校董。
　　相比之下，第二种“版本”显然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
　　李德文脾气急躁、粗暴。特别是在手头拮据的时候，肝火更盛，往往把怨气发泄在妻子身上。
　　江青的母亲离开李德文，确实是在元宵节：那年，诸城淮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而自己却没有闲钱给孩子买花灯，李德文满肚子的气。正在这气头上，江青的母亲失手摔破了一只碗。李德文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揍她，先打背，后打手，竟打断了她的小手指，痛得她泪如泉涌。江青吓得放声大哭。父亲给了江青一巴掌，打掉了她的一颗牙齿。母亲无法忍受这样痛苦、屈屏的生活，背起江青，连头也不回，离开了李家。
　　江青的母亲出走之后，生活没有着落。她没有文化，只有气力，就靠着给人当佣人，维持母女生活。
　　她把江青寄养在亲戚家。
　　江青曾记得：
　　“有一次，母亲把我放在亲戚家。母亲出去了，我靠在炕上等母亲。炕上没有东西吃。我一动也不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后来，我就靠在炕上睡着了。母亲回来看到我这样，就抱着我哭了，很凄凉……小时候，一是穷苦，二是走夜路找母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到处找母亲，找不见，我穿过青纱帐，狗咬了我的腿
　　江青曾叹道：
　　“在我的记忆里，童年的生活是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
　　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还这么写及：
　　“江青的家境实在太穷，买不起制服，有什么便穿什么，但大多数是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别的孩子觉得她的模样滑稽可笑。江青的破烂鞋子，其中一只露出了大脚趾，同学们刻薄地称她为大哥；至于她那突出的脚趾，则被谑称为‘鸭蛋’。”
　　学戏生涯
　　从未对人提及的一段往事，在这里却不能不提：
　　江青的母亲，曾在诸城张家帮佣。张家是大地主，与臧、王、孟家并称为诸城“四大家族”。
　　张家的二少爷，名唤张少卿，又叫张叔平。此人生于一八九八年，比江青大十六岁。他对于江青后来的“革命生涯”影响颇大，对于江青成为“旗手”也是出了大力。
　　张少卿当过诸城县小学校长。
　　一九二四年，张少卿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改名为“赵容”。翌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他担任中共上海大学特支书记，上海沪中、沪西、沪东、闸北区委书记。后来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部长兼秘书长。自一九三○年起，他投靠王明，成为王明手下一员干将。
　　一九三三年七月，张少卿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要负责人，在苏联莫斯科工作。他给自己取了一个俄文名字，曰“KAHLHEH”，音译即“康生”。此后，他以“康生”为名。至于作为张家二少爷而命名的“张少卿”，几乎无人知晓了。
　　康生与江青有着同乡之谊。当江青在一九三七年秋进入延安时，正值康生和王明也回到延安。这位同乡曾鼎力相助江青——这是后话。
　　江青只有小学学历，念过五年小学。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这么写道：
　　“江青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子之道的‘修身’。有一天，上修身课的时候，江青在课室上心不在焉，老师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了五下。下课后，那位教师似乎有些歉意，主动地和她和解。可是江青后来又因其他事故而发生两次冲突，一个学期结束后她被开除。她的小学经历，就这样在第五年便突然结束了。”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李云鹤小学毕业了。她跟母亲一起，离开了诸城，来到天津她姐姐家。姐夫王克铭，当时是奉系军阀部队军官。李云鹤没有上中学，在姐姐家闲住。
　　“一九二九年念过一年艺术学校，也被人瞧不起，文化水平低，衣服破破烂烂……”
　　她所说的“艺术学校”，其实就是山东省实验剧院。
　　那是在一九二九年春，姐夫王克铭奉调济南，她跟母亲、姐姐一起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并非长久之计。
　　“一九二九年，我进入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这是一家实验剧院。我所学的以话剧为主，但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和戏剧。当时我只有十五岁。学校免收学费和膳费，而且每月有两元津贴。因为剧院只招收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还有大学生，而我没上过中学，严格来说，我是没有入学资格的。我被录取，只是因为剧院的女学员实在太少了。就在那儿只读了一年……”
　　步入山东省实验剧院，是李云鹤人生的转折点。没有话剧演员李云鹤，就不会有日后的电影演员蓝苹。
　　结识赵太侔，也给了李云鹤的人生道路以极为深刻的影响。
　　赵太作颇有声望。他是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
　　赵太侔此人颇有来历。梁实秋在他的《谈闻一多》一文中，曾多次提及跟闻一多一起留学美国的赵太侔：
　　“常往来的朋友们如张禹九、赵太侔、熊佛西等都是长发披头，常常都是睡到日上三竿方才起床。”
　　“赵太侔是一个整天不说话的奇人，他在纽约从Norman　Geddies学舞台图案……”
　　①梁实秋，《雅舍怀旧——忆故知》。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一九八六年版。
　　一九二五年五月，赵太侔和闻一多、余上沅一起回国，担任北平国立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主任。
　　不久，赵太侔在山东泰安创办“民众剧场”。后来迁往济南，改称“实验剧院”，聘工泊山为教务主任。
　　这所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教授京昆、话剧。每逢周末及星期日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学生们登台演出。院址设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
　　赵太侔又兼任青岛大学教务长，迁往青岛居住，但仍挂着山东实验剧院院长之职。实验剧院，实际上由王泊生及其妻子吴瑞燕主持。
　　王泊生是河北遵化县人，吴瑞燕则是广东人，他俩是北平国立艺专同班同学。除了王、吴之外，实验剧院的教师还有马彦祥、张鸣琦、刘念渠。主持话剧组的教师万籁夫，则是王泊生的国立艺专同学。
　　江青进入实验剧院时，女同学很少，有王墨琴（王泊生的幼妹）、陈崇娥，男同学有王庭树、谭纹、马君价、王广良、郭建英、陈贻。
　　顺便提一笔，一九二九年跟李云鹤同时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的，有一个来自天津的中学生，名叫魏鹤龄。他从一九三五年起，也转入上海电影界，一直做电影演员，他先后参加《马路天使》、《中华儿女》、《乌鸦与麻雀》、《祝福》、《家》、《燎原》、《北国江南》等许多部影片的拍摄，担任主要演员，他在济南、上海跟李云鹤（蓝苹）共事，后来在“文革”中也遭到江青的迫害。
　　关于江青考入实验剧院的经过，她的同学王庭树后来在台湾发表《江青是我老同学》一文，写道：
　　“剧院招生，虽是分为两地（济南与北平）考试，重点都在北平。江青不是北平考区考取的，而是在济南考取的。这一点，我是记得很清楚的。”
　　“论学历，入剧院要中学毕业，江青似乎当时是以同等学历考取的。因为当时我也是学生，自然对她考取的经过不甚深知，然而剧院的师长之一吴瑞燕女士，曾在重庆时（抗战期间，剧院迁到后方）向我内子说过江青入学考试的旧事。据说，江青虽然一口土腔，可是外貌还可以，对演戏虽然不是材料，可是她那光溜溜的、长长的拖在身后的大辫子，却吸引住了吴老师，于是心想：”女生既不易得，就是她吧！还可以演个乡下姑娘什么的。“可是当录取了她之后，她却已把大辫子剪了来报到，使吴老师大失所望。”
　　王庭树还写下关于江青的印象：
　　“山东剧院是利用济南的文庙上课与充当学生宿舍。建校初期，我们年事都轻，文庙又大，自然有不少玄之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大家胆子都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同学是否迷信，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同学们构想出来富于刺激的新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前往。真的有了个大胆的人，拿了平天冠来，可把大家唬住了，这个人便是李云鹤，也就是今日的江青。”
　　在山东实验剧院学习了一年光景，江青到北平演出去了。
　　她曾对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年，西北军阀韩复渠主政济南，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组织巡回话剧团到北京去演出，我也参加了。”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在北京吃尽苦头。我的行装简陋得很，甚至连内衣也没有。虽然我拿了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依然冷得发抖，因为被内的棉絮早因年深日久而磨薄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漫天风沙，晚上阴阴沉沉。那时我还不懂政治，根本不明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意义。我只晓得我要养活自己，我爱话剧。”
　　李云鹤还在一个京剧班子里当演员，曾在济南、青岛、烟台演出。
　　“我很早就演京剧。天刚麻麻亮，我就起来吊嗓子。我那时候成天练功、排练、演出，瘦得很，哪像你们现在这样舒服？舒舒服服，怎么能搞京剧革命？”
　　三十多年以后，“旗手”江青在谈“京剧革命”的时候，吹了起来。
　　其实，她的京剧“本钱”，也就是在一个七拼八湊的京剧班子里，混了几个月而已。
　　王庭树也回忆了这一段生活：
　　“剧院因军阀混战，韩复渠入鲁，以致停顿了一段日子。我们追随王院长（泊生）回北平，但海鸣社在北平演戏。王泊生的《打金砖》是有名的，倒数第三的戏码，曾有李云鹤的《玉堂春》。我当时任后台管理之责，虽对这位师妹能单独唱一出，已觉可喜。不过，她戏龄太短、土音太重，北平人对她是难接受的。加上是创新的，北平演出又不是经常的，样样都对李云鹤不利，既不适宜她发展，她回山东也是一法，也许就在这次回去后，她竟跑到青岛去找到赵太侔院长（时赵已任青岛大学校长）。”
　　赵安置她在校中任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当时梁实秋正任青大图书馆馆长。“
　　就这样，江青离开了北平，进入青岛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料，那里成了她的人生的转折点……
　　成为梁实秋的部属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的城市，碧绿的海水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群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这是一座充满诗意的城市。
　　青岛大学在当时刚刚创立不久，坐落在万年山麓。那里过去是德国的万年兵营。五、六座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的大学的校舍。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颇有声望。他那时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内，所聘教师，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
　　江青曾向维特克说道：
　　“一九三一年春，我到了青岛。我的同乡又是旧老师赵太侔，一度曾是济南省实验剧院院长，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通过这些关系，他安排我进入青岛大学。……事实上，赵太侔属于国民党的革新派，他在文学方面的观点，和胡适的观点接近，我一度曾受资产阶级赏识……”
　　“在青岛，听闻一多的课，名著选读、唐诗，也选读诗歌、小说、戏剧，我写的小说在全班第—……”
　　梁实秋也曾忆及他的部属江青。一九八一年一月十三日台湾《中央日报》所载报导《实秋先生今庆八秩华诞》，有那么一段：
　　“席闻欢然道故，谈到在大陆惨死的小说家老舍……由老舍又谈到正在北平受审的江青，江青曾是梁氏的部属，时在五十年前梁氏担任青岛大学图书馆长，当时叫李云鹤的江青，是图书馆中的办事员。根据青岛大学同仁名册上的记载，馆长月薪四百元，江青的薪水是三十元，有人说：‘难怪她后来要造反。’……”
　　据梁实秋夫人韩青清女士从台北来沪时对笔者述及，梁实秋一边看公审江青的电视，一边说过：“当年，在青岛大学，她忽地向我借两角钱。我问她干什么用，她说买酒心巧克力吃。她借了钱，到现在还没有还我呢！”梁实秋说罢，大笑不已。
　　据江青自述，十七岁的她一边在图书馆当管理员，一边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旁听。她很喜欢听闻一多的课。她曾向赵炳欧教授请教，学着写了一个剧本《谁之罪？》。她结识了沈从文的姐姐沈楚楚，常去看望沈楚楚，认识了沈从文。她写过短篇小说，向沈从文请教。她也写过诗，只是未敢拿出来请闻一多指点。生活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的她，那时很想在文学上有一番作为。
　　就在这时，一个物理系的十九岁的学生，深刻地影响了她的一生。
　　江青结识他是很自然的，因为他是赵大侔的妻弟。
　　赵太侔之妻俞珊，中国话剧界的明星，“南国社”的一员。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五日，南国社在上海公演英国作家王尔德的名剧《沙乐美》，演女主角的便是俞珊。此后，她又主演了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卡门》改编的同名话剧。她，轰动了上海，成了名演员。
　　江青朝俞珊投来了羡慕的目光。她常常去看望、请教俞珊。在俞珊那里，邂逅了俞珊之弟俞启威，陷入了热恋之中……
　　最初的爱侣黄敬
　　俞启威成了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一九四九年初当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为了详细了解俞家身世，笔者几经周折，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在北京访问了俞珊的胞妹俞瑾。当时年近古稀的俞瑾，眉目清秀，个子瘦弱，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身老式的蓝卡其衣服，独居于一幢很普通的宿舍楼。步入她的住屋，墙上竟挂着从一九八五年起的一本本挂历——过时了她也不取下。她说从未有人前来采访。看罢我的介绍信，她陷入了回忆。她谈吐缓慢而清晰，思维很有条理。面对我的录音机，她谈起了她的三哥俞启威……
　　俞家是名门望族。原籍浙江绍兴，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