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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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重新作了评价。
　　胡绳指出：
　　“早在二十年代初，俞平伯先生已开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他在这个领域里的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他研究的方法和观点，其他研究者提出不同的意见或批评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一九五四年下半年因《红楼梦》研究而对他进行政治性的围攻，是不正确的，这种做法不符合党对学术艺术所采取的双百方针。《红楼梦》有多大程度的传记性成分，怎样估价高鹗续写的后四十回，怎样对《红楼梦》作艺术评价，这些都是学术领域内的问题。这类问题只能由学术界自由讨论。我国宪法对这种自由是严格保护的。我们党坚持四项原则，按照四项原则中的人民民主专政原则，党对这类属于人民民主范围内的学术问题不需要，也不应该作出任何‘裁决’。一九五四年的那种做法既在精神上伤害了俞平伯先生，也不利于学术和艺术的发展。”
　　一九五四年这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便是江青。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最初的发难者也是江青。江青跟周扬等人的三番较量，她克敌制胜的“王牌”，便是借助于毛泽东的权威。这三番较量，是她参与中国政治的尝试。她都得胜归朝！
　　毛泽东的信中，回溯了对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批判，这使周扬意识到：江青不可小视！
　　第十一章　又入云雾
　　“政治夫妻”
　　江青在第三次“露峥嵘”——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之后，又处于云遮雾障之中了。
　　江青从前台又一次退到幕后，是因为她再度犯病了。
　　她定期作身体检查。这一回，全身检查结果，表明心肺正常；肝胆正常，血液正常，肠胃消化稍弱。然而，在作妇科检查时，北京协和医院的大夫认为，子宫颈口长期糜烂发炎，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性生长肿瘤，需要进行治疗。
　　肿瘤？癌症？刚刚步入不惑之年的她，听到这消息如五雷轰顶！
　　性命第一。她不得不把政治上的野心搁在一边，忙着治病保命。
　　她再一次要求去苏联治疗。保健大夫为她写了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当即指示同意。
　　于是，她第三次飞往苏联，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据朱仲丽回忆，苏联大夫检查后，只怀疑江青可能患子宫颈癌肿，但不能确诊。苏联大夫建议她休养一段时间，进行观察。
　　她在苏联住了些日于，仍不能确诊。江青无奈，只得回国休养。
　　回国之后，国内的大夫又对她的病进行会诊。大夫们的结论是“子宫癌肿”，建议她作子宫切除手术，这样可以达到根除的目的。
　　“一个女人怎能没有子宫！”江青坚决反对作子宫切除手术——原本这是妇科常见手术，对身体并无太大的损伤。
　　不能作子宫切除手术，那就只好进行放射治疗。如朱仲丽所说：
　　“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吃了大亏。她采用放射治疗，致使全身虚弱，白血球减低，出现许多后遗症，休养了好多年。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至少她少做了不少坏事。”
　　不过，她总以为苏联的医疗水平比中国高，她需要苏联医生的确诊，而且希望到苏联进行放射治疗。
　　于是，中国大夫带着她的病历、病理切片专程飞往莫斯科，和苏联大夫一起会诊，最后，决定请她来莫斯科，作放射治疗。
　　这样，江青第四次飞往苏联治病，依然住在莫斯科郊区原斯大林别墅。
　　毛泽东一九五六年初致宋庆龄函中，提及了江青“到外国医疗”。原文如下：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苏联大夫精心治疗她的病，因为他们知道她是毛泽东夫人。经过钻放射治疗，三个疗程顺利地进行，把她的子宫颈瘤彻底治好了。
　　经过疗养，江青的白血球数也回升到五千。
　　经过复查，江青已经康复，可以回国了。
　　在回国前夕，如朱仲丽所忆：
　　“她提出如何预防的问题，又提出将来再并发其他疾病问题。教授都详细地一一解答了，还告诉她在一年之内不能同房。她马上干脆地答道：‘我们早就不在一块，我同毛泽东同志是政治夫妻！’”
　　其实，江青和毛泽东感情的淡漠，不光是因为她患了妇科病。
　　早在她患病之前，就连吃饭，她也跟毛泽东分开了。
　　如李银桥所忆，那是江青过分挑剔饮食之后，毛泽东发话了：“我就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农民的生活习性。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起就分开。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饭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按她的习惯办。我的事不要她管，就这样定了！”
　　从此，毛泽东和江青分开吃。即便是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仍各吃各的菜！
　　“骄杨”风波
　　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会时，决定正式任命毛泽东的秘书，即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人称“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为政治秘书，叶子龙为机要秘书，田家英为日常秘书，江青为生活秘书。
　　在提名江青时，毛泽东曾表示反对，说江青不行。常委们经过讨论，认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还是由江青担任比较合适、方便。
　　这样，江青有了一项正式任命，即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此外，她还有两项职务，即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文化部电影局顾问（原先的“电影指导委员会”取消了）。
　　自从被正式任命为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江青也就成了副部长级的干部了。
　　这时的她，那“心腹之患”，仍是疾病。她担心放射治疗不彻底，担心癌肿转移，她顾不上再插手政治，处于长期疗养之中。
　　炎暑，她来到北戴河，下榻于中浴场一号平房。她在那里打扑克，散步，游泳。与众不同的是，别人下海，要么赤足，要么趿双拖鞋，走过沙滩，而江青总是穿一双薄薄的软底鞋，一直走到海水跟前，才把软底鞋脱下。这是因为她的右脚比普通人多长了一个脚趾，她不愿意给别人看到。
　　她只会“狗刨”式。有一回，她在那里见到王光美游泳。这位刘少奇夫人时而侧泳，时而仰泳，蛙泳如“浪里白条”。江青深为惭愧，游泳的兴趣顿减，把更多的时间消磨在打扑克牌上。
　　冬日，她去南方疗养，要么住广州，要么去杭州、上海。在杭州西湖雷峰塔右侧，在上海西郊，借毛泽东的名义，她修建了别墅。
　　一九六二年春，陈云和夫人于若木来到上海，被安排住进太原路上海交际处管理的一幢房子。刚进门，就觉得屋里特别的豪华和奇特：绿色的地毯、绿色的沙发、绿色的窗帘，就连桌子、马桶、马桶盖上，也铺着绿色的丝绒！
　　陈云觉得奇怪，这房子他曾住过，室内并没有这等特殊的装饰。一问，才知此处后来江青住过，她说她喜欢绿色，绿色使人心境愉悦。她要求上海交际处照她的意见，对屋里装饰进行一番“改造”
　　于若木对警卫处处长说：“请你向交际处负责同志转达一下，这幢房子的装饰很别扭。我的意见是把这些窗帘都取下来，换上原来旧的。换下来的窗帘可以拿到市场上供应群众。”
　　交际处负责同志颇为为难，说道：“那还要去请示江青同志。”因为江青说不定哪一天会再来住些日子，看到装饰变了，会发脾气的。
　　据云，仅上海一地，按照江青吩咐作如此特殊装饰的房子，还有三处。
　　江青对住处的要求颇为苛刻：她怕声音，据云，杂音会影响睡眠，下榻之处要绝对的安静，甚至连席梦思床垫在她翻身时那弹簧也不能发出半点声音！当然，在夏日，她的住处四周的树上，更是绝不允许有蝉鸣声！她的屋里，不论春、夏、秋、冬，一律要保持二十二摄氏度，不能高一度，也不能低一度！
　　玩厌了扑克，她开始养猴、玩猴。
　　经过疗养，她因放射治疗造成的白血球减少，渐渐恢复正常。放射治疗导致的急性膀胱炎也痊愈。慢性胆囊炎早已治愈。不过，过分的无聊，加上对于疾病的过度恐慌、疑虑，又导致了神经官能症。
　　凭着“第一夫人”的身份，她时时电召专为高干服务的大夫们，今儿个会诊，明儿个为她进口药品……
　　她不断地调看外国影片。就连她看电影时的沙发椅子的要求也不同常人，必须做到连坐三个小时臀部无麻木之感！
　　一位电影界人士在陪她看外国电影时，偶然说了一句某位外国摄影师很注意“出绿”。所谓“出绿”，便是影片中注意突出绿色，而且使各种绿色在画面中很有层次。她听中了这话，所以要求她所住的房间也“出绿，也”绿有层次“！
　　她作为演员，原本喜欢拍照，左一张剧照，右一张生活照，这自然有摄影师为她效劳。她自己并不会拍照。在苏联疗养时，身边没有摄影师，而她又希望到处留影，她就买了架照相机，开始学习摄影，这时，她到处游玩，对摄影的兴趣更浓。她花费外汇，从香港进口一架高级照相机，每到一地，就用摄影打发时光……她在电影界工作过，有一定文艺修养，因此她学摄影，进步倒也快。只是忙坏了中南海的摄影师们，要帮她冲胶卷、印照片。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诗刊》创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毛泽东致《诗刊》主编臧克家的一封信，同时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八首。
　　这是毛泽东诗词首次正式发表——虽然他的那首《沁园春？雪》在重庆谈判期间，曾被重庆《新民报晚刊》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传抄发表。
　　毛泽东诗词十八首的发表，传诵一时。正在湖南长沙第十中学工作的毛泽东的好友、柳直苟夫人李淑一仔细读了毛泽东的诗词，记起毛泽东当年跟杨开慧恋爱时，曾写过一首《虞美人》送给杨开慧。李淑一是杨开慧的密友，跟杨开慧无话不谈。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诗稿，给李淑一看过。
　　李淑一记得，毛泽东那首《虞美人》全文如下：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夜怎难明，
　　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
　　倦极身无凭。
　　一句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如本书第一章写及的那样，李淑一给毛泽东去信，寄去她的旧作《菩萨蛮》，并要求毛泽东把旧作《虞美人》抄寄赠她——因为她只是凭借记忆默出《虞美人》，不知是否有讹误之处。
　　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复函李淑一，说：“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引者注：指《虞美人》），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
　　毛泽东赠李淑一的《游仙》，也就是他写信当天所作的新词《蝶恋花？答李淑一》：
　　我失骄杨君夫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在这首新作中，毛泽东寄托了对于杨开慧的深深的怀念。
　　毛泽东的信，寄到李淑一手中，许多人传抄。李淑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于一九五八年一月一日把毛泽东《蝶恋花》一词公开发表于湖南师范学院院刊《湖南师院》。《人民日报》迅即转载，各地报刊亦纷纷转载，一时间轰动全国。
　　《蝶恋花》一词使江青极度不悦。特别是“骄杨”的“骄”字，深深刺痛了江青的心。
　　江青吵吵闹闹，当面对毛泽东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江青在极端愤懑之中，给郑君里去信，打听唐纳在国外的地址。这封信，如本书第一章所述，后来江青成了“旗手”，百般要求追回此信，导致“文革”中郑君里横遭飞祸……
　　本来，毛泽东怀念他的前妻、烈士杨开慧，称之“骄杨”，诚如他对章士钊所言：“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然而，江青向来心地狭窄，以致在家中闹一番风波。
　　一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当杨开慧的长子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被美军轰炸机炸死时，消息传来，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哀痛之中，江青无动于衷。当时，毛泽东曾愤愤地说：“岸英之死，对江青来说视之于狗！”
　　江青是嫉妒心极强的女人。她一而再、再而三企求毛泽东为她写一首诗，她的不言而喻的目的，就是要与《蝶恋花》抗衡：毛泽东那首《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演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全国上上下下在称颂毛泽东的“骄杨”……
　　在毛泽东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之后四年，江青才终于夙愿以偿。那是她拍了庐山仙人洞的照片，富有诗情画意。她请毛泽东题诗，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
　　一九六一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写下了一首七绝，题为《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
　　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
　　无限风光在险峰。
　　“李进同志”，亦即江青。得到了毛泽东的这首七绝，江青的心理平衡了，可以用这首诗与“骄杨”抗衡了。
　　然而，一九六二年杨开慧之母向振照病逝，毛泽东于十一月十五日给杨开慧之兄杨开智发去电报，那电报上的字句再度使江青不快：
　　开智同志：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敬祝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毛泽东对杨家寄托一腔深情，称“杨开慧同志我亲爱的夫人”，依然表明，杨开慧是他心中的“骄杨”。
　　贺子珍的庐山风波
　　就在“骄杨”风波发生不久，又有一件事使江青极度不快：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
　　贺子珍南下之后，住在上海哥哥贺敏学家中。她跟哥哥、嫂嫂以及侄女贺小平、贺海峰住在一起。
　　她担任杭州市妇联副主席时，在杭州住了一段时间。
　　陈毅又安排她担任中共上海虹口区委组织部长，便于她在上海生活。
　　贺子珍一直思念着她的儿子毛毛——毛岸红。在长征开始时，三岁的毛毛无法随她和毛泽东长征，只得交给留在当地的毛泽东小弟弟毛泽罩、贺信夫妇。红军开始长征后，毛泽罩和贺怡不得不把毛毛托寄在当地老百姓家中。
　　一九三五年五月，毛泽罩在游击战争中战死。当时，贺抬刚刚生下一子。
　　一九四○年，贺信在广东韶关被捕。后来，周恩来得知此事，用被俘的国民党将领换回贺怡，终于使贺怡来到延安，而贺怡的孩子则留在广东韶关。
　　一九四九年十月，贺怡担任中共江西吉安地委组织部长。十月，她回到了故乡江西永新县，在那里找到自己的十四岁的儿子。
　　她怀念毛毛，她也深感内疚。这是姐夫毛泽东、姐姐贺子珍托交给她的。她决心寻回毛毛，这将是对毛泽东，特别是对贺子珍的极大安慰。
　　在广东韶关，她和老战友曾碧漪重逢。曾碧漪是古柏夫人，古柏曾在三十年代担任过毛泽东秘书，一九三五年初夏战死。古柏、曾碧漪跟毛泽东、贺子珍有着密切的交往。
　　笔者访问了曾碧漪，①据她回忆，她陪同贺。冶去赣南寻找毛毛。可是，经多方查访，没有打听到毛毛的下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夜，曾碧漪和贺信坐一辆中吉普返回吉安时，路过泰和城七、八里的凤凰墟的一座小木桥时，司机驾驶不慎，车子翻进水沟里。当时大约八、九点钟光景。贺怡当场死亡，曾碧漪重伤，大腿骨折。贺怡孩子的养父也摔死。贺信的孩子左腿骨折，他叫贺麓成，后来成为中国的导弹专家。
　　①一九九一年七月十日在北京采访，曾碧漪时年八十六岁。
　　贺恰遇难，毛毛渺无音讯，消息传来，给了贺子珍沉重的一击。
　　据曾碧漪回忆，她后来到中南海，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在详细询问了贺恰遇难经过之后，说了一句使曾碧漪永生难忘的话：“你办事向来细心，这一回怎么这样粗心！”曾碧漪听了，心中非常难过，因为连夜行车是贺信决定的，不是她粗心所致。不过，从毛泽东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对贺信之死是非常悲痛的。
　　此后，在一九五四年九月，贺子珍又蒙受另一次意外的打击。那时，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正在上海哥哥家中的贺子珍，听见收音机里传出毛泽东熟悉、亲切的声音，一下子勾起她对往事的一连串的回忆，她的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
　　她病倒了。
　　毛泽东闻讯，即给贺子珍写信安慰，劝她好好吃药，不要抽烟，保重身体。
　　井冈山上的老战友、上海市市长陈毅常去看望贺子珍，派出上海神经科专家为贺子珍治病。
　　毛泽东曾对陈毅说：“贺子珍在上海的开销，从我的稿费中支付。”①
　　①张世殊，《贺子珍在上海》，一九八八年四期《海南纪实》。
　　陈毅当即说：“我们上海养得起一个贺子珍！”
　　在上海大夫的精心治疗下，贺子珍的病情渐渐减轻。
　　从一九五八年七月起，至一九六六年九月，贺子珍迁往南昌市三伟路九号小院居住。②笔者曾在南昌专访了这座小院，那是离中共江西省委只有咫尺之遥的幽静而又安全的所在。
　　②方影，萧志文，曾宜坤，《贺子珍在江西》，一九八九年五期《江西党史研究》。
　　贺子珍离开上海的原因，是由于陈毅从上海调往北京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她迁居南昌，则是由于方志纯在江西任副省长。方志纯乃方志敏之弟，他的妻子朱丹华原是毛泽民之妻。毛泽民乃毛泽东的大弟弟，一九四三年死于新疆军阀盛世才手中。朱丹华与毛泽民在一九四○年结婚，生下儿子毛远新。贺子珍到江西，借助于方志纯和朱丹华的照料。
　　中共江西省委深知贺子珍身份的特殊，一面对她的住处、行踪实行严格保密，一面对她精心照料，给她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指派了医生、护士。对她的称呼，一律用“姨妈”。
　　“姨妈”在三伟路那幢小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她经常喜欢独自静坐，一言不发，呆呆地坐在那里，而身边则带着一只已经十分破旧的小闹钟——那是当年在长征途中她和毛泽东共用的。
　　她的住处离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只几百公尺而已。笔者在中共江西省委招待所里，参观了毛泽东住过的一号楼——毛泽东每一回途经南昌，总是住在那里。虽说不过一箭之隔，彼此却没有机会见面。自从贺子珍一九三七年离开毛泽东之后，一直未能和毛泽东见面。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先后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史称“庐山会议”。
　　毛泽东在庐山上会见了贺子珍。这是贺子珍自一九三七年以来二十二年间头一回见到毛泽东，也是唯一的一次——此后，直至两人先后去世，都未曾会面。
　　见面的日子，通常说成“庐山会议期间”，这当然没错，只是不够精确。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一书①，记载了毛、贺会面的日期，即七月八日。李锐当时是毛泽东身边的秘书，所记日期当是准确的。据他所记，毛泽东于六月二十三日抵湖南长沙，二十五日去故乡韶山，二十八日到武汉，二十九日上庐山。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关于毛、贺见面的最早公开披露，是一九八五年三月十日上海《文汇报》所载《毛泽东和贺子珍相会在庐山》一文（据一九八五年一期《萌芽》所载报告文学《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贺子珍》转载）。不过，文中说“贺子珍从上海来到南昌，又从南昌坐轿车赶往九江”，显然不符合事实。文中又写及，当贺子珍步入庐山毛泽东住处时，“内厅里传出雷鸣般的吼声”，那是“一个杰出的领袖和一个著名的骁将”在“争吵”，亦即毛泽东和彭德怀在争吵。实际上，庐山会议在七月二十三日才开始批判彭德怀，毛、彭不可能在七月八日就“争吵”。
　　关于毛、贺会面的真实准确的报道，直至重要的当事人——陶铸夫人曾志，说出了其中的内幕，这才使人们弄清来龙去脉。
　　那时，陶铸带着夫人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上了庐山。陶铸听说冯白驹病了，正在南昌住院，就下山看望。冯白驹自一九五四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陶铸的老朋友。一九五五年冯白驹被授予中将军衔。但是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他被撤消了省委书记职务。
　　曾志和陶斯亮随陶铸一起下山。听说贺子珍在南昌闲居，曾志便带着女儿去看望。曾志当年也是井冈山的一员女将，跟贺子珍熟悉。
　　曾志一进门，贺子珍就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回忆起一九三七年她去西安时，曾见到写着曾志名字的行李，未能见到曾志……这一切都表明，贺子珍的记忆、精神都是正常的。
　　贺子珍问起曾志怎么会来南昌，曾志说起中央正在庐山开会。贺子珍马上就问：“毛主席来了？”
　　曾志点点头。
　　贺子珍向曾志详细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显得非常关心。
　　曾志回到庐山，向毛泽东说起了自己见到贺子珍。权延赤著《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记述了曾志的回忆：
　　“主席，”曾志见面就说，“我下了一趟山……见到子珍了。”
　　“哦，”毛泽东一怔，马上问：“她怎么样？”
　　“她很好么，看不出精神病。”
　　毛泽东嘴唇翁动一下，两眼有些暗淡，显然，他想起了过去的岁月……
　　忽然，毛泽东胸脯起伏一下，眼睛变湿润了，深深叹出声：“唉，我们是十年的夫妻哟……”他眨动双眼，驱走渗出的泪，用出自胸腔的低沉的声音说：“我很想她……想见见她……”
　　“应该见见。”曾志说得很干脆，那一刻，她好像又回到了挺进赣南、闽西时的生活。
　　“这件事千万不要叫江青知道。”毛泽东嘱咐，显然已经同意见面。
　　“放心！”曾志鼓劲说，“她不会知道。”
　　毛泽东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小声交待：“你去找汪东兴，叫他来办。”
　　当时汪东兴正在江西当副省长，搞调查研究。曾志说：“我明白，主席放心吧。”
　　汪东兴精心安排了这次见面，请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的夫人水静和江西省省长方志纯①的爱人朱丹华接送贺子珍。方志纯是方志敏烈士的弟弟，朱丹华是毛泽民烈士的遗孀。毛泽民牺牲后，她改嫁了方志纯。
　　①此时方志纯为江西省副省长。因为自一九四九年六月至一九六五年三月，江西省省长一直为邵式平。方志纯在一九六五年四月至“文革”初期任江西省省长。
　　水静和朱丹华陪同贺子珍乘一辆小轿车驶进毛泽东居住的“美庐”。
　　水静和朱丹华上楼报告毛泽东，毛泽东轻声说：“你们可以走了。”
　　水静和朱丹华走后，卫士把贺子珍领上楼。毛泽东对卫士说：“你也走。”
　　毛泽东同贺子珍谈了近一小时，又由水静和朱丹华把贺子珍送回了住所。
　　事后，曾志又赶去见毛泽东，见面便急切地问：“谈得怎么样？”
　　“唉，不行。”毛泽东凄然叹息，“头脑还有毛病。”
　　“怎么有毛病？”曾志又关心又着急。
　　“她怪我对王明不对，说王明还要害我，让我小心王明。我吃药，她来抢，说是毒药，她说她就不吃药，在上海就不吃药……”
　　毛泽东讲不下去了，望着屋顶长长叹息，回忆着什么，眷恋着什么，伤感着什么……
　　本来，说好毛泽东在第二天还要见贺子珍，所以七月九日早上贺子珍在自己房间里等待着。
　　忽地有个工作人员进屋说：“毛主席有事已经下山，请你也马上下山。”
　　贺子珍听说毛泽东已下山，也就随即下山。回到南昌才知，毛泽东并没有下山。
　　二十二年阔别，二十二年等待，只盼得一个多小时的晤面。从此，贺子珍再也无缘见到毛泽东。
　　她那么突然被送下山，在她心中一直是一团谜。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
　　后来，才慢慢明白：那时，江青在杭州。得知贺子珍上了庐山，便连夜给毛泽东打长途电话，她立即从杭州赶来庐山！
　　毛泽东请贺子珍上庐山，曾严格封锁消息，关照过不让江青知道。只在很小的范围内，很少几个之中，知道贺子珍上山。
　　是谁给江青通风报信？
　　贺子珍曾怀疑陈伯达。那是因为陈伯达后来倒台时，毛泽东在批判他时说及：“你在庐山上开会，为何下山去了？你下山去干什么？”贺子珍在听传达毛泽东讲话时，马上联想起她被突然送下山一事，怀疑陈伯达下山，可能是给江青通风报信。
　　不过，毛泽东所说的“在庐山上开会”，并未点明是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因为在一九六一年八月下旬至九月中旬，中共中央也曾在庐山召开过工作会议，陈伯达也是参加的。
　　如果不是陈伯达，究竟是谁向江青赛报？这迄今仍是一个谜，不得而知。
　　这件事倒是清楚地说明了这么一个问题：江青对毛泽东的一举一动非常注意。即便她远在杭州，贺子珍刚一上庐山，也就知道了……
　　江青之兄惹风波
　　发生了“骄杨”风波，发生了贺子珍庐山风波，风波连着风波，又发生了李干卿风波。
　　李干卿，江青的哥哥。江青忽地收到李干卿的信，说是有人在调查他的历史，使江青震怒了！
　　审查李干卿，倒是确有其事。那是因为先把姐姐李云霞接进了中南海，接着要让李干卿也来中南海。考虑到李干卿历史上有过劣迹，进入中南海恐不合适，为此，山东省公安厅着手对李干卿的历史进行仔细调查。
　　最初，在一九五三年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时，铁道部公安局曾调查过在济南铁路局供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