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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全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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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为了保证国内货币的稳定，有关国家除了大幅度提高利率以外几乎别元选择，而这将反过来窒息经济活动。
（法国《解放报》，1997年7月14日）
附录二《日本经济新闻》载文：
亚洲经济越来越不明朗
以泰国铢暴跌为开端发生的货币动荡，使开始趋于回升的亚洲经济的前景又出现了不明朗的局面。泰国14日大幅度下调了增长率的估计值，此外，香港、新加坡等的出口速度明显放慢。依赖区域内贸易的程度很大，因此一部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形势的变化开始使人担心会影响整个亚洲经济的回升。
泰国中央银行6月下旬将1997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估计值从7。1％下调到5。9％，14日又下调到4。6％。货币实际贬值造成的汇兑差额损失使国内最大的制造业厂商萨阿姆水泥公司也将面临亏损，总之将大大影响企业的盈利。过去一直存在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发生破裂以后，国内需求出现衰退，1一5月的汽车销售量比前一年同期下降了12。5％ 。
菲律宾的出口形势良好，1一3月的增长率创造了5％的纪录，但是，与泰国一样，房地产的行情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形势，再加上为了保护本国货币比索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将直接打击国内经济。当地的证券公司人士说：“高利率政策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势必会对设备投资和企业筹措资金产生影响。
继泰国和菲律宾之后，货币动荡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估计今年经济可望增长8％左右，但是货币如果继续动荡的话。政府发展经济的计划必然会被打乱。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各国的出口额的38％和直接投资的37％都是面向区域内的。泰国的一位证券分析家说：“对区域内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货币动荡对东南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
另外。香港和新加坡的货币虽然没有动荡，但是，人们担心会影响出口。占新加坡出口70％的是电机和电子仪器，因为需求不旺，进入1997年以后，除4月以外，出口都比前一年同期有所减少。香港也是如此，1一5月的出口徘徊不前。由于中国的劳务费提高等原因，把生产据点迁往中国的香港企业的竞争力也受到了影响。
台湾1一3月的经济增长率是6。8％，但是，由于发生猪传染病而给有关产业罩上了一层阴影：另外，经济增长率也由6。28％下调到6。24％。中国经济虽然很坚挺，上半年的增长率可望超过10％，但是，问题仍然很多，例如国有企业的开工率下降等等。
亚洲货币的动荡对口本经济也将产生影响，东亚在日本的出口中占的比罩由1900年的30％增加到了1995年的42％。日本同亚洲经济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密切。
日本在海外建立的企业多数是从日本购买机器和部件，当地的货币贬值使劳务费增加，迸而影响当地法人的盈利。另外，高利率引起市场冷清也是令人担心的因素。现在已经有人担心他说：
“如果当地法人的分红减少，就会影响总公司的收入，甚至有的企业没有利润。”
（日本《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7月15 H）
第三十一章 热钱烫伤东南亚
国人理应当自强
“力图通过掌握大量的货币来影响价格的投资者在将货币卖出时都会面临灾难的结果。”
第一节 紧急总动员防范索罗斯
索罗斯飓风所到之处，无坚不摧，他给自以为是的东南亚人好好地上了一课，现在咱们中国人自己也应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他人之覆辙，贻笑天下之大方。
自索罗斯大举进攻东南亚各诸侯国后，在北京中南海的院落中立即笼罩上了一阵紧张气氛，在新华门，车流日夜穿梭不息，各种新的信息不断汇集，各种新的指令不停下发，决策者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如果类似于泰国的那种危机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上演，其后果会有多么可怕啊！
然而，中国岂能容忍索罗斯肆虐！
中国不是泰国！
中国也不是东南亚！
对于索罗斯，中国政府决定先发制人。
1997年7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颁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
1997年8月1日。中国国务院任命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组成人员：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任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元任副主席；
委员会成员还包括：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尚福林：
国家计委副主任王春正：
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清泰：
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周小川：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陈耀先；
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刘廷焕；
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史纪良：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黄达教授。
7月31日，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主持了货币政策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货币政策委员会全体委员出席了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货币政策委员会议事制度。货币政策委员会将在四季度的第一个月召开例会，讨论有关货币政策的制定、调整，一定时期内货币政策控制目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等。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尚福林向全体委员介绍了当前金融形势，讨论了东南亚金融大风暴等敏感度极高的问题。
《人民日报》宣称，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是提高货币政策决策科学化的重大举措。
泰国乃中国之友好邻邦，西方称之为中国之准盟国，虽不能说一衣带水，但至少也是唇齿相依。如今泰国全国上下深陷于索罗斯飓风当中而不能自拔，于是，中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们就像当年抗美援朝一样，如今又来了一个“抗索援泰”。
中南海向全世界，更向索罗斯传出了一个坚定的信号：中国将把宗罗斯阻挡在境外，中国不会坐视泰国经济发生危机！。
于是，中国政府采取行动了。
1997年8月13日晚10时，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兼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戴相龙分别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泰国新任中央银行行长致函，表示中国政府愿意承诺10亿美元的贷款，并将参加在泰国召开的关于具体融资协议的会议。
戴相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的一揽子贷款安排给予积极考虑，他表示相信泰国政府在国际组织和亚洲国家的援助下，能够抵御外国资本的挑衅，顺利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泰国货币可以保持稳定。
针对东南亚货币风波的冲击，戴相龙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出现类似危机。
戴相龙强调：中国在引进外资的数量和结构上是合理的。据统计，目前中国利用外资为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投资2000亿美元，国际融资1200亿美元。前者有64％是外商直接投资，后者有88％是长期资金。他认为，一定要防止外债过多，过份依赖外债，特别要注意防止房地产、股票上的泡沫经济。
戴相龙说，中国中央银行从东南亚货币风波中得到启示，一定要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使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 左右，经济增长不要过高。他认为，货币的稳定首先决定于国民经济能量的平衡，决定于汇率制度的更加合理，同时具有防范似于索罗斯之类投机者的能力。
戴相龙此语一出，立即如巨石击水，在国际上泛起层层涟倚，分析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承诺的这10亿美元很有发言权，是十分合乎时宜的战略努力。
香港舆论认为，中国的决策者们一直被指责为过份地照顾国内，确定重点时只依据中国自己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新举措可以被看作一个迹象，表明中国准备负责地对待该地区的问题。香港因此而倍受鼓舞，既然中国准备以这种方式帮助泰国，那么，如果香港也落人索罗斯的圈套，它肯定会支援香港。
怀疑论者迫不及待地指出，中国的动机并非完全是利他主义的。他们是对的。这一地区的各国经济若出现动荡，则中国在贸易、采购和投资可能性等方面都肯定会受到不利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讲，的确可以说，中国帮助泰国稳定其货币，就是在帮助自己。
香港舆论认为，还有政治方面的考虑隐藏在中国援泰计划的背后。对中国富裕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武力的日益增强，该地区的一些国家以惊恐的心情加以看待。除了显示中国富强了并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潜在的敌人外，还会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减轻这种恐惧呢？
此举不仅使中国完全有资格在地区事务中以主角的面貌出现，而且还可以通过首次参与对一个外部国家的救授计划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出口的增长，但是，其邻国出现的货币贬值和混乱将削弱中国在出口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分析家们说，拥有1，2oo亿美元外汇储备，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完全有能力提供10亿美元紧急援助。
一位驻北京的外交官说，中国通过帮助泰国可以指望泰国支持它逐步和谨慎地开放中国经济的政策。在谈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有的国家指责中国只想加入后得到好处，而不愿意承担义务。中国这次破例与其他有能力的国家一起参加对泰国的紧急援助计划是想消除人们的这种印象。
法新杜8月15日从北京发出的电评则以为，中国对于泰国抵抗索罗斯先生的援助，标志着该国已成为亚太经济中一个成熟的金融大国。
电评认为，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一项多边的金融营救工作。一个国际金融组织驻北京的代表说：“中国当然没有仓促作出这一举定，但它深知，要想成为不可忽略的地区金融大国，就必须参加工作。”他说：“这并不等于中国宣称自己变成了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但这是一个明确信号，表明北京想参加并占据它作为一个地区大国所应得的一席之地。”
同日，美联社发自北京的电文则认为，中国决定为泰国陷入困境的财政系统提供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不仅反映了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反映了它有能力应付地区市场出现的不稳定局面。这是人们所知的北京首次参加对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一揽子救援计划。
中国通过与其他亚洲国家一道参加本周早些时候中国的货币基金组织撮合的一揽子紧急援助计划，标志着自己已享有该地区重要大国的地位。由于在今年7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2oo亿美元，因此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10亿美元的支出。
附录一美国《华尔街日报》载文：
素国不是墨西哥
如果用“泰国铢”代替“墨西哥比索”。这样看起来好像世界金融市场危机在今年夏季又出现了。
但是历史不会重演。1997年的泰国不是1994年的墨西哥。时代不同了。政府、投资商和国际金融专家记取了以往的一些教训。
这仍可能是一场金融恐慌的第一幕、但是如果是这种情况，这场戏的情节将与上次的不同。
诚然，表面上的一些相似之处令人害怕。像墨西哥那样，泰国以其在经济政策方面获得的一些成就而远近驰名，这理所当然。但是也像墨西哥那样，它向国外借债大多；对它的银行极少担心；感到自己无法保护它的货币以及随着货币不可避免地贬值一些做法格外拙劣。
同样像墨西哥的是，泰国不愿承认它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急救。西方的一位中央银行行长说：“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从具有雄心壮志的亚洲虎之一沦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救授的名单中。”
更加不祥的是，这种状况有蔓延的迹象。自从泰国铢7月2日贬值以来，菲律宾比素下跌了6％，利率一夜之间猛升到25％。菲律宾经济曾准备被排除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名单之外，现在又回到了急诊室。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货币目前疲软。希腊正在应付投机热。至少有一天的时间，人们早就预言的危机看起来好像要在巴西发生。但是相似之处并不总是很明显。泰国人和墨西哥人都喜欢辛辣食品。那又怎么样呢？这里有一些重要的情况：
泰国的情况实际上是不同的。
泰国比墨西哥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欠债没有墨西哥多，它在耗尽它的所有储备之前就对镰采取了措施。它可能需要外国钱使它的银行摆脱困境，但是与拉丁美洲明显不同的是，泰国及其亚洲邻国经济增长迅速，通货膨胀率适中，而且拥有庞大的国内存款。为摩根公司监督新兴市场情况的德里克·哈格里夫斯说：“泰国的问题比较容易纠正，而又不会发生一场可怕的经济衰退。”
世界更加精明
是的，每天都有事情提醒我们，投资商在借钱给新兴市场问题上显得头脑发热。前摩尔多瓦苏维埃共和国上月发现一些买主很愿意购买欧洲债券。
但是，一些极其重要的人物对上述情况正在给予更多的注意并且在确实处于困境的国家和无辜的旁观者之间采取不同的态度。在墨西哥经济出问题后，研究全球经济的明智人物提出两个目标：使得一些国家较难长期奉行一些无法维持下去的政策并使得一个国家的弊病较难影响到其他国家。
与泰国的灾难向其他国家蔓延的速度一样重要的是，一些国家政府作出反应所使用的精明手法。例如，马来西亚可能设法用小幅度贬值的办法来减轻其货币受到的压力而又没有使其经济遭到大规模破坏或使利率激增。
继续关注日本
在泰国大多数冒有风险的投资商们并不是把他们的存款投放新兴市场公共基金的那些美国人（比如向墨西哥投资的那些人），而是日本银行。依赖出口的日本（比美国依赖出口的程度要大得多）对让较小的亚洲国家通过货币贬值获得具有竞争力的贸易优势地位感到不安。
泰国人已经到日本去朝圣，尽管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似乎不愿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参与下借钱结泰国。但是日本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想关注这个问题，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它们给泰国人钱而不迫使他们进行必要的政策改革。
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时开始出现的。
迄今为止，没有通货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
（美国《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21日）
第二节 飓风能否刮到中国？
索罗斯逞威东半球，在东南亚兴风作浪，弄得国内一些人忧心忡忡。眨肋之中，他们联想到了中国的1992年和1993年，回地皮。盖别墅、建公寓、炒楼花——房地产投资连年翻番，地产房价持续飘升，大量现金违规介人，安居工程建设无人问津。房地产热带动原材料价格猛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1994年物价涨幅高达21。7％。若此时索罗斯半路杀出，其后果岂可设想，……
本来东南亚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微不足道。一则中国目前人民币仅实行经常项目的可自由兑换，二则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对外开放，索罗斯等国际大炒家在国门之外恐怕只能由衷感叹不已。
然而，1997年7月1日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而香港既是世界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亚洲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新兴资本市场，其余融市场开放程度之高，资本进出总量之大在亚洲首屈一指。近十几年香港资本市场投资回报业绩骄人，索罗斯等人早已虎视眈眈，垂涎三尺。而且香港作为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窗口”，众多国际游资已把香港作为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跳板”，索罗斯正在渗透中国。1995年1月，索罗斯冲击基金的成功令墨西哥比索贬值大获其利后，便将目标转移到新兴市场，泰铢、印尼盾、林吉特及港市，皆成为炒卖对象。因此，中国对此次东南亚金融市场的动荡表现出了比对以往英镑贬值、日元升值更大的关注。
此番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港市总算平安无事，令人欣慰，然而却不能不使人对索罗斯倍加警惕。
自从1979年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鼓励利用外资的政策，不断改进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连续五年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名列发展中国家榜首。据1997年7月23日出版的世界银行《全球发展金融》报告指出，1996年中国总共吸引了520亿美元的国际资本，累计流入中国的各种形式的外资已达3000亿美元以上。
如果说由于体制因素1994年以前国际热钱没有合法途径进入中国的话，那么1994年初的外汇体制改革，1995年底的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则给了索罗斯一个意外的惊喜，使其有了渗透中国的可能。
1995年，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利率高悬，而且当时通货膨胀接连攀升，促使银行利率不可能掉头往下，所幸的是，索罗斯再度被拒之门外。香港是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内地的资金周转中心，在港市与美元联系汇率下气港市存款利息比内地人民币存款利息低4％，因而吸引大量中资机构和香港本地华人金融机构利用香港国际银行抵押资产融资，将资本利用各种政策“灰色”地带或地下黑市渠道汇人内地以合法的“贸易结汇”的方式套息。
1996年一年间，许多香港资金以进口远期信用证的形式打入内地，以此来掩盖其资本项目往来的投机目的。有的省份1996年与1995年相比，进口额增长幅度远低于同期进口远期信用证累计开记金额的增幅，这便是入境游资的证明，索罗斯等人混迹其中恐怕亦无人知晓。
现在中国出口企业流行吃“融资洋快餐”，即国内出口商收到买方开立的境外银行信用证，并押存于融资银行，再由外资银行给出口商提供融资，用于支付购买原材料等所需的资金。这种只能用于生产或贸易性的流动基金，融资期只有3个月至1年，如今已成了索罗斯之流进入中国市场的“护身符”。
据《中国金融时报》报道，来自几家期货交易所的信息表明，索罗斯早就对中国期货市场虎视眈眈，尤其是1995年中国期货市场异常火爆的那段时间，碍于政策所限，索罗斯等投资者往往利用合法的外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独资子公司，子公司以交易所会员身份进入期货市场。无奈当时期货市场多空双方拼得两眼出血，把对方的身份以及资金的来源实力弄得一清二楚，在境外观望的索罗斯等人看到自己一举一动都被中国人摄人眼中，便不敢轻举妄动。
金融界人士认为，由于中国金融系统相对封闭，国际短期资本毕竟在中国活动空间有限，一则中国利用外资政策是吸引外资直接投资，向长期资本倾斜，对短期资本流入控制较严，使索罗斯等人不禁望洋兴叹；二则国内金融市场本身发育程度较低，投资品种较少，进出不便，索罗斯等人也不敢冒然闯入，否则，一旦陷入泥泽便不能自拔；三则中国正处于经济转折进程中，不利因素较多，短期内不可能发生类似墨西哥或东南亚那样的金融危机。
尽管如此，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对开放金融市场更加小心谨慎；东南亚货币市场动荡不安，索罗斯四处巡戈，以待战机，中国对维持港市稳定更感压力重大。有关部门正在密切注视东南亚金融市场动态，急谋对策。香港金融管理局7月以来连续干预市场，以防港市受到投机性冲击。
墨西哥金融风暴和东南亚货币危机主要是由索罗斯一人造成的。本来，从理论上看，国际游资适度的套利和套汇活动有助干活跃金融市场，也有利于东道国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无论是墨西哥还是东南亚，本国经济问题才是索罗斯兴风作浪的温床。一昧指责索罗斯是导致本国货币贬值的元凶，骂其是“无耻的投机者”，无疑是本末倒置。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既对索罗斯的流窜有所防范，而且还不会阻止短期资本的正常流入，以伺机斩索罗斯于马下，是个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
附录一美国《商业周刊》载文：
警告东南亚！
在7月2日促使泰铢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钧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薪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幕。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他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DIR/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政府将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的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推动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竞争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都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时。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化。DIR／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给其经济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人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怀的一次教训。
（美国《商业周刊》，1997年7月28日）
第三节 如何面对索罗斯——专家的话
人们对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记忆犹新，东南亚金融风暴又再次使新兴国家想起了“龙舌兰酒效应”——不应陶醉于“热钱”涌来的欣喜中，要想到其可能外逃的潜伏危机。
中国的专家在反思这两次金融动荡时普遍提到，金融开放是大势所趋，但开放的步伐应循序渐进。在人民币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必须警惕国际短期资本势力——如索罗斯之流——可能混人经常项目之下，进入中国进行套利活动。
首先应当承认，金融开放是一个国家与世界经济接轨，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中国在谋求加入世贸组织的过程中，顺应自身改革开放的需要，改变了延续几卜年的固定汇率、严格管制的制度，在人民币井轨，导人更多的市场因素之后，又提前四年兑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承诺，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的试点也在上海浦东展开。
目前中国对资本项目仍有严格的管制，对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也有一定的限制。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不少专家认为，现在想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为时尚早。
中国政府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宏观调控，综合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重在抑制通货膨胀，又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终于实现了“软着陆”，令世界刮目相看。
199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5％，物价涨幅仅有1。8％ ，外贸出口增长26％，外汇储备突破1200亿美元。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陶礼明认为，中国此次之所以没有受到索罗斯飓风的冲击，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未放开资本项目的管制，索罗斯无法直截了当，随意地冲击中国金融市场。
陶札明同时谈到了除外汇管理制度这一本质差别以外，中国经济环境较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他说，泰铢采取的是盯注美元的制度，曾经有效地促进了泰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但近乎这种长期不变的汇率制度亦显示出消极面，因而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这种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
中国五矿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说，放开金融市场可以更大范围、更大限度地利用外资，同时应当警惕索罗斯此类“飞燕式的投资”，这种资本一有风吹草动就抽走了之，风险极大，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一大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陶湘认为，中国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如《证券法》尚未出台，一旦放开资本市场，索罗斯爆炒A股又如何是好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部长张小济说，在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可兑换后，应当堵塞漏洞，完善管理，防止索罗斯混人经常项目。不能认为外汇储备多了，就可以放松资本项目的管制，中国目前尚没有达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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