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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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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韬》包括“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等10篇,分别论述军队的分合集结,如何按一定的标准选拔勇猛有力、武艺高强娴熟的步兵、车兵和骑兵,充当军队的基层军官和常备兵,如何训练军队。值得一提的是,《犬韬》还在逐一论述步兵、车兵和骑兵诸兵种的性能、战斗力、阵法和作战方式的基础上,结合地形条件和敌情的变化,指出步兵贵在知变化,车兵贵在明晓地形,骑兵贵在了解别径奇道,提出了步兵抗击车骑的方法,车兵有“十胜八害”,骑兵有“十胜九败”,揭示了使用各种不同兵种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对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研究。
九十四:《唐李问对》
“兵家之楷摸,用兵之典范”
《唐李问对》一作《李卫公问对》,是《唐太宗与李靖问对》一书的简称。全书因以李世民与李靖一问一答的形式写成而得名。
自《唐李问对》一书行世以来,历代学者就普遍认为此书是北宋仁宗时(1023…1063年)人阮逸的依托之作。如陈师道(1052…1101年)的《后山谈丛》、何薳(1077…1145年)的《春渚纪闻》认为此书是阮逸所著。邵博(?…1158年)的《邵氏闻见后录》和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则认为此书是阮逸拟作和假托。后人因《唐李问对》一书不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的著录,《太平御览》、《武经总要》等书没有引用该书,其内容文字又浅陋不文,也都认为此书是赝作,成书于北宋中叶。
不过,也有人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的。如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就认为此书并非出自阮逸的假托。
值得注意的是,从《唐李问对》曾论述到上古阵法等宋人已不甚了了的问题来看,此书恐怕不是阮逸所能凭空臆造,而是应另有所本。公元1042年成书的《崇文总目》著录有《李靖行述》1卷、《韬钤秘录》5卷和《卫国公手记》1卷。南宋人王应麟所撰《玉海》卷141《兵制·兵法·〈李卫公问对〉》条引《书目》说:“李靖《兵钤新书》1卷,载靖与秦王论兵,如《问对》书。”据此,可知《唐李问对》一书很可能是阮逸根据《李靖行述》、《韬钤秘录》和《卫国公手记》诸书编撰附益而成。
《唐李问对》共分3卷。卷上主要论述奇正、阵法、兵法和军队编制等问题。
奇正是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中常用的一对概念。自黄帝以来的兵法都主张先正后奇,先仁义后权谲。曹操解释奇正说,先投入战斗的是正兵,后投入战斗的是奇兵;正面作战的是正兵,从侧翼发动攻击的是奇兵。此书作者认为投入战斗的主力部队是正兵,主将自己统率的出击部队是奇兵。奇正之分不在于投入战斗的先后,以及是正面作战还是迂回侧击。它指出,奇正之分完全是人为的,奇正可以互相转化。训练部队时,可按奇正来划分,但在作战时,却不能有奇正有别,固定不变的观念,而应随机应变,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变化无穷,使敌人捉摸不透,将我军的正兵误认作奇兵,奇兵误认作正兵。它对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发展了《孙子兵法》有关“奇正相生”的思想。它又对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的名称提出了新的解释。作者认为,八阵本是一阵,临阵对敌时,出于变化制敌的需要,才散成八阵,战斗结束后,又复归为一阵。其中天阵、地阵的名称来源于旗号;风阵、云阵的名称来自旛名;龙、虎、鸟、蛇四阵的名称则本自队伍的分别。后人出于误解和以讹传讹,才将其误认为8种事物。其实在实际战斗中,阵势的变化远远不止这8种。它还对楚国和中原各国车兵编制的差异提出了有价值的见解。它指出,按周朝兵制,每车一乘由步兵72人,甲士3人组成,分为3甲,每甲25人。楚国每车一乘由150人组成。这是因为楚国地处丘陵和江河湖泽地带,车少而人多。
卷中主要论述如何戍守北边、训练军队、择人任势、避实击虚、增强部队的战斗力和排列营阵诸问题。
它认为,在平定突厥和薛延陀后,戍守北边的汉兵和蕃落应采取不同的教习方法。一旦战争爆发,就临时变易两者的旗号服色,使敌人难以捉摸,产生误解,然后出奇制胜。它又认为,君主良将应善于选择将士,利用其优势。蕃兵的长处在于骑兵,汉兵的长处在于强弩。善于用兵的人应分别利用和发挥其各自的优势,以战胜敌人。它还发展了《孙子兵法》中关于虚实的思想。虚通常指劣势和弱点,实则指优势和强点。要识别虚实,必须先懂得奇正相生的方法。不懂得以奇为正,以正为奇,就不会了解虚是实,实又是虚。懂得了奇正相生,就可以采取主动,用这一方法来调动敌军,从而摸透敌军的虚实,然后用正兵对抗敌军的坚实之处,出奇兵攻击敌军的虚弱之处。敌人以为我是正兵,我就出奇兵攻击它,反之,就用正兵攻击它。这样,就可以达到掌握主动,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的目的,并最终战胜敌人。作者在这里全面而又深刻地论述了虚实与奇正、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对如何争取用兵的主动权问题作了精彩的阐述。它又指出,为保持和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可以采用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和以诱待来,以静待躁,以重待轻,以严待懈,以治待乱,以守待攻的方法,来取得作战的胜利。它还对李靖创制的六花阵作了详细、朴实的阐述,指出该阵来源于诸葛亮的八阵法,并介绍了方、圆、曲、直、锐等阵形和阵名。这在阵法研究中阴阳五行八卦之说和穿凿附会之风盛行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唐宋时的军事著作往往将古代军队宿营部署的营,和作为战斗队形的阵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作者在这里虽没有犯同样的错误,但也没有将这二者的区别和联系论述清楚。
卷下主要论述重刑峻法与胜负的关系,以及义利、主客、步兵对抗车骑、分合、攻守、御将、阴阳术数、临阵交战和对兵法的理解等问题。
它认为,用兵应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要铲除大患,就不能顾虑小义。主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只有因时制宜,善于反客为主,变主为客,才能屡战屡胜。它又对《孙子兵法》“形”篇所说的“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它认为,“不足”不是指弱,“有余”也不指强,而是指有胜算或胜利的条件。“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指的是当战胜敌人的条件不足时,我就防守;当取胜的条件有余时,我就进攻。这种解释是颇有道理的。它虽遭到一部分学者的反对,但又为另外一部分学者所接受。它对攻守的论述是相当精辟的。它指出,进攻是防守的枢纽,防守是进攻的策略。
进攻不仅仅是进攻敌城、敌阵,还必须攻敌之心。防守不只是守卫营阵壁垒,还必须保持我军的士气,等待战胜敌人时机的到来。它认为,攻敌之心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彼者,保持我军士气的人就是所谓的知己者。使自己不被敌人战胜,主动权操在自己手中;先使自己不可战胜的人,就是知己者。我军可以战胜敌军,在于敌军有可乘之机;等待并寻求可以战胜敌人之时机的人,就是知彼者。这是用兵作战要点。
不过,它在论及攻守时犯有将攻守和好战、忘战这二个概念混为一谈的错误。它一方面引述《司马法》说:国家虽大,好战必定自取灭亡;天下虽然安定,忘记战争势必危及稳定。另一方面又承认好战、忘战和攻守的道理是一样的,将进攻等同于好战,将防守等同于忘战。其结果就是将攻守这两种不同的战略态势和作战形式,与好战、忘战这两种对待战争的不同态度相提并论,混而为一。
它还指出,阴阳术数不可信,功成业就,事在人为。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又认为阴阳术数是不可废除的。其理由是用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善于用兵的人自己不能相信阴阳术数,但可以假托和利用这些东西,以驱使和命令那些相信阴阳术数的贪欲、愚昧之辈。
总之,《唐李问对》是一部颇有价值的兵书。它提出了一些新的创见,发展了前人的一些光辉思想。毋庸置疑,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但这些错误和不足并没有构成这部著作的主要方面。
九十五:《尔雅》
第一部词典
《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作为书名,“尔”是“近”的意思(后来写作“迩”),“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是接近、符合雅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但未载作者姓名。
对于《尔雅》的写作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西周初年周公旦所作,后来孔子及其弟子作过增补,有人认为是孔子弟子编写的。这种种说法都不可信。《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书中谈到的一些动物,如狻麑(suān,即狮子),据研究,不是战国以前所能见到的。《尔雅》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到汉武帝时已经出现了犍为文学的《尔雅注》。
从《尔雅》的性质来看,它本是一部以解释五经的训诂为主,通释群书语义的训诂汇编,而训诂萌芽于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才有较大的发展。因为从春秋战国到西汉,几百年间,语言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人已经不大看得懂古书,需要有专门的学者来讲解。而汉代的统治者力图用儒家的经典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尊《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五经博士,在官学里讲授经义。这就促进了训诂的繁荣。经学家们纷纷给先秦流传下来的儒家经典作注解,并随后把这些随文而释的各种典籍的注解汇集到一起,按照一定的体例分类编排起来。《尔雅》就是这样一部训诂汇编。它并非是一人一时之作,最初成书当在战国末年,是由当时一些儒生汇集各种资料而成。历经秦火、战乱之后,这部书在汉代初年重新问世,又经过经师儒生的陆续增补,才成为今天所见到的《尔雅》。
《尔雅》全书收词语4300多个,分为2091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chù)”等19篇。
这19篇的前3篇与后16篇有显著的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前3篇,即“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语词,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例如:如、適、之、嫁、徂(cú)、逝,往也。(释诂)
克,能也。(释言)
明明,斤斤,察也。(释训)
其中“释诂”是解释古代的词,它把古已有之的若干个词类聚在一起,作为被训释词,用一个当时通行的词去解释它们。“释言”是以字作为解释对象,被训释词大多只有一两个。“释训”专门解释描写事物情貌的叠音词或联绵词。尽管作为语文词典来说,它的注释过于笼统,许多条目仅仅是同义词表,但是远在公元前2世纪就能产生出这样的著作,就是在世界词书编纂历史上也堪称第一了。
《尔雅》后16篇是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等4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
例如:谓我舅者,吾谓之甥也。(释亲)
门侧之堂谓之塾。(释宫)
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释器)
大鼓谓之鼖(fén),小者谓之应(yìng)。(释乐)
“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5篇解释的是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词语。例如:载,岁也。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
(释天)
墳莫大于河墳。(释地)
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释丘)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山为中岳。(释山)
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释水)
“释草”、“释木”以下7篇解释的是关于植物动物方面的词语。
例如:木谓之华,草谓之荣,不荣而实者谓之秀,荣而不实者谓之英。(释草)
枞,松叶柏身。桧,柏叶松身。(释木)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释虫)
鲲,鱼子。(释鱼)
舒雁,鹅。舒凫(fú),鹜(wù)。(释鸟)
罴,如熊,黄白文。(释兽)
狗四尺为獒。(释畜)
《尔雅》后16篇相当于百科词典。在汉代,儿童在完成识字阶段的教育后,要读《论语》、《孝经》和《尔雅》这3部书。学习《尔雅》可以“博物不惑”,多识鸟兽草木虫鱼之名,增长各种知识。尽管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尔雅》的知识容量相当有限,但是在古代已经非常可观了。所以有人说,《尔雅》是我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在历史上,《尔雅》备受推崇。这是由于《尔雅》汇总、解释了先秦古籍中的许多古词古义,成为儒生们读经、通经的重要工具书。在汉代《尔雅》就被视为儒家经典,到宋代被列为十三经之一。事实上,《尔雅》并不是经,也不是某一部经书的附庸,它是一本独立的词典。人们借助于这部词典的帮助,可以阅读古籍,进行古代词汇的研究;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增长各种知识。
《尔雅》在中国语言学史和词书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
《尔雅》首创的按意义分类编排的体例和多种释词方法,对后代词书、类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人模仿《尔雅》,写作了一系列以“雅”为书名的词书,如《小尔雅》、《广雅》、《埤雅》、《骈雅》、《通雅》、《别雅》等等,而研究雅书又成为一门学问,被称为“雅学”。
从汉唐到清代,为《尔雅》作注的人很多。现存的最早最完整的注本是晋代郭璞的《尔雅注》。《十三经注疏》中的《尔雅注疏》采用的是郭璞的《尔雅注》和北宋邢昺的《尔雅疏》。清人研究《尔雅》的著作不下20种,其中最著名的是邵晋涵的《尔雅正义》和郝懿行的《尔雅义疏》。今人注有徐朝华的《尔雅今注》,文字深入浅出、简明扼要,并附有笔画索引,最利于翻检、学习。
九十六:《广雅》
第一部词典的续篇
《广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词典,《广雅》是仿照《尔雅》体裁编纂的一部训诂汇编,相当于《尔雅》的续篇,篇目也分为19类,各篇的名称、顺序,说解的方式,以致全书的体例,都和《尔雅》相同,甚至有些条目的顺序也与《尔雅》相同。例如:“释诂”的前6条是“始也”、“君也”、“大也”、“有也”、“至也”、“往也”,与《尔雅》完全相同。所不同的是,《广雅》取材的范围要比《尔雅》广泛。书取名为《广雅》,就是增广《尔雅》的意思。
《广雅》的作者是三国时魏人张揖。张揖,字稚让,清河(今河北临清县)人,在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2年)任博士。他是一个博学多闻,精通文字训诂的学者。
因为《尔雅》以解释五经的训诂名物为主,所收集的训诂还不够完备,而由西汉初到三国,已经400多年,由于主产和文化的进步,语言和文字都有了新的发展,不见于《尔雅》的新词、新义、新字日益增多,所以社会需要新的语言文字著作。张揖编著《广雅》正适应了社会的这种需要。此外他还著有《埤仓》和《古今字诂》等书,但是都未能流传至今。
《广雅》前3篇,“释诂”、“释言”、“释训”,解释的是一般词语。“释诂”多数条目是把许多同义词放在一起,编为一组,然后用一个常用的、词义宽泛的词来解释。例如:涝(táo)、汰(tài)、(jiǎn)、淅、涤、潒(dàng)、湅*(sāo)、澡、沐、浴、湔(jiān)、濯、沫(huì),洒(xǐ)也。
“洒”通“洗”。这个条目是《广雅》增补的。其中的“涝”通“洮”,又写作“淘”。“涝”、“汰”、“”、“淅”、“湅*”,都指淘米,是用水冲洗粮食中的杂质。“涤”、“湔”、“濯”都指洗去污垢。“潒”通“荡”,是涤荡的意思,“澡”是洗手,“沐”是洗发,“浴”是洗身,“沫”是洗面。
“释言”的条目都很短,被释词有的仅一个。例如:徇,营也。
韪,是也。
购,偿也。
将,扶也。
“徇”是曲从的意思,“营”是谋求的意思,“徇”和“营”意义相近,所以“徇”释为“营”。“韪”即“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韪”,“韪”和“是”同义,意思是认为正确。“购”是悬赏征求的意思,“偿”是酬报的意思,所以“购”释为“偿”。“将”有扶助的意思,例如《木兰辞》“出郭相扶将”,“扶”和“将”同义词连用。
“释训”解释的是叠音词和联绵词。例如:孜孜、彶彶(jíjí)、惶惶、俇俇(guàngguàng),剧也。
拳拳、区区、款款,爱也。
踌躇,犹疑也。
般桓(pánhuán),不进也。
“孜孜”形容勤勉不知疲倦。“彶彶”同“汲汲”,形容急切追求。“惶惶”形容匆忙仓促。“俇俇”形容心神不定匆匆忙忙。
这4个词的共同点都是形容程度深、用力甚,而“剧”有极、甚的意思,所以用“剧”做训释词。“拳拳”形容恳切、忠谨。
“区区”形容诚挚、爱慕。“款款”形容忠实、诚恳。这3个词都是形容感情好,所以用“爱”来做训释词。“踌躇”意思是徘徊不前,用“犹疑”解释“踌躇”是用词来释词。“般桓”又作“盘桓”,是滞留、徘徊的意思,用“不进也”解释“般桓”是用短语来释词。
“释亲”以下的16篇解释百科名词。其中“释亲”解释亲属称谓以及人的形体的名称。“释宫”解释的是关于房舍建筑方面的词汇。“释器”除了解释器用,还解释了一些有关骨骼、肌肤、脏腑、饮食等方面的词语。“释乐”解释的是音乐的名称、乐器的名称、形制和礼乐的制度。例如:翁、公、叟、爸、(zhē),父也。(释亲)
埤堄(pìnì),堞(dié),女墙也。(释宫)
兜鍪谓之胄。(释器)
埙(xūn),象秤锤,以土为之,有六孔。(释乐)
“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等5篇主要解释的是关于天文地理方面的词语。例如:夜光谓之月。(释天)
湖、薮(sǒu)、陂(bēi)、塘、都、(hàng)斥(chǐ)、泽、埏(yán)、衍、皋、沼,池也。(释地)
小陵曰丘。(释丘)
岱宗谓之泰山。(释山)
濆泉,直泉也。直泉,涌泉也。(释水)
“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等7篇解释的是关于植物动物方面的词语。例如:菅(jiān),茅也。(释草)
楚,荆也。(释木)
孑孓,蜎(yuān)也。(释虫)
鲢,鱮也。(释鱼)
野鸡,雉(zhì)也。(释鸟)
豨(xī)、豠(cú)、豭(jiā)、彘,豕也。(释兽)
白马里脊,驙(zhān)。(释畜)
《广雅》原书分为上中下3卷,总计18150字。拿《广雅》和《尔雅》相比,多出7000多字。从条目来看,前3篇中“释诂”篇幅最长,计有809条,比《尔雅·释诂》多出600多条。后16篇中“释器”篇幅最长,计有359条,比《尔雅·释器》多出200多条。
《广雅》是在《尔雅》后出现的“雅”书中最有价值的一部训诂词典。《广雅》书中收录了不见于《尔雅》的许多词语,其中包括汉魏以前经传子史的笺注,以及《三苍》、《方言》、《说文》等字书当中的训诂,为后人考证周秦两汉的古词古义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清人王念孙在《广雅疏证序》中评论《广雅》说:“盖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借以闚其端绪。则其书之为功于训诂也大矣。”《广雅》在隋代避隋炀帝杨广讳,改称《博雅》。隋代秘书学士曹宪为《广雅》作音释,自称所著为《博雅音》。清代乾(乾隆)嘉(嘉庆)年间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盛行,王念孙著《广雅疏证》10卷,《补正》1卷,认真校订了原书的正文和曹宪的音释,广搜博引,找出了《广雅》释义的根据,运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说明词义,为后人提供了明确的解说和非常丰富的训诂资料。
九十七:《说文解字》
最早、影响最大的字典
《说之解字》又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许慎。此书作于和帝永元二年(100年),历时21年,直到安帝建光二年(121年)才告完成。许慎在病中遣其子许冲将此书献给皇帝。
《说文》旧称字书,按今天观点看,它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分析字形、说解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同时,它创立了汉民族风格的语言学——文献语言学,《说文》就是文献语言学的莫基之作。《说文》成书不久,就被当世学者所重视。
如:郑玄注三礼,应劭、晋灼注《汉书》,都曾援引《说文》以证字义。《说文》对传统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巨大影响,后世所说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字,大体不出《说文》所涉及的范围,而《说文》本身则形成一个专门学科。《说文》完整而系统地保存了小篆和部分籀文,是我们认识更古文字——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说文》的训解更是我们今天注释古书、整理古籍的重要依据。所以《说文》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说文》这样一部巨著,是在经学斗争中产生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是汉代学术思想领域中最重要的一场论争。秦以前的典籍都是用六国时文字写的,汉代称六国文字为“古文”,用古文书写的经书称为古文经。秦始皇出于愚民政策的需要,把这些用古文字写成的《诗》《书》等典籍付之一炬。西汉初年,一些老年儒生凭记忆把五经口授给弟子,弟子用隶书记下来。隶书是汉代通行的文字,称“今文”,用今文书写的经书,称今文经。后来陆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经书。
这样在汉代经学家中就分成了今文经学家和古文经学家。
两派的区别不只是表现为所依据的经学版本和文字不同,更主要的表现为怎样使经学为封建统治服务上。今文经学家喜欢对经书作牵强附会的解释和宣扬迷信的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家则强调读懂经典,真正理解儒学精髓,为此侧重名物训诂,重视语言事实,比较简明质朴。许慎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编著《说文》是要以语言文字为武器,扩大古文经学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影响。
《说文》全书共收单字9353个,另有重文(异体字)1163个,附在正字之末,把9353个字分别归在540个部首之中。
《说文》一书的突出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1。建立部首是许慎的重大创造之一。汉字是凭借形体来表示意义的,因此,对汉字义符加以分析,把所有汉字都按所属义符加以归类,这是汉字学家的工作,这项工作,由许慎最先完成了。《说文》一共分540部,除了个别部首还可以合并与调整外,从总体上说都是合理的,都符合造字意图。许慎在安排540部的次序上煞费苦心,把形体相近或相似的排在一起,这等于把540部又分成若干大类,这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义符,更正确地理解字义。
每部所属的字的排列也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依据以类相从的原则。具体说来有三种情况:其一,词义相近的字排在一起;其二,词义属于积极的排在前边,属于消极的排在后边;其三,专有名词排在前边,普通名词排在后边。
许慎创造的540部首和一部之中各个字的排列方法,都是从文字学角度出发的,这种排列方法更能体现部首与部首、字与字之间的意义联系,这与后世从检字法角度的分部和按笔画多少分类迥然不同。
2。训释本义。许慎之前的经学家为经典作注,都是随文而释,所注释的字(词)义,基本上是这个字在一定语言环境中的具体意义和灵活意义。许慎在《说文》中紧紧抓住字的本义,并且只讲本义(由于历史的局限,个别字的本义讲得不对),这无疑等于抓住了词义的核心问题,因为一切引申义、比喻义等都是以本义为出发点的,掌握了本义,就能够以简驭繁,可以推知引申意义,解决一系列有关词义的问题。
此外,许慎在训释本义时,常常增加描写和叙述的语言,使读者加深对本义的理解,扩大读者的知识面,丰富本义的内涵和外延。
3。对汉字形音义三方面分析。许慎在每个字下,首先训释词义,然后对字形构造进行分析,如果是形声字,在分析字形时就指示了读音,如果是非形声字,则常常用读若、读与某同等方式指示读音。汉字是属于表义系统文字,是由最初的图画文字演变而来的,这样通过字形分析来确定、证实字义完全符合汉民族语言文字的一般规律。而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文字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许慎深知“音义相依”、“义傅于音”的原则,所以在《说文》中非常重视音义关系,常常以声音线索来说明字义的由来,这为后世训诂学者提供了因声求义的原则。
4。以六书分析汉字。在许慎之前,有仓颉依据六书造字的传说。现代文字学家认为,六书是对汉字造字规律的总结,而不是汉字产生之前的造字模式。在许慎之前,仅有六书的名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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