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中国的100本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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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玄妙而神秘的《周易》，是中国以及世界一份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它的宝藏，还有待于人们继续求索、挖掘，使它放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二：《管子》
　　“天道之数，人心之变”
　　现存《管子》一书是西汉人刘向编写的，但史学界对《管子》一书中哪些是稷下先生宋钘，尹文的遗著，哪些是管仲学派的言论还有争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其绝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它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成就。
　　关于《管子》版本，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宋代的杨忱本，再后的有明本。郭沫若搜集古本和近人的校注本，系统地写下了《管子集校》，计86篇（有的篇已亡佚），可供研究。
　　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安徽境内）人，是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管仲相齐时，“作内政而寄军令”，通货积财，富国强兵，改革行政，编练军队，使齐国强盛起来，他帮助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位霸主。
　　管仲学派的哲学思想有两个基本范畴——天道与人情。
　　《管子》在谈到王天下时指出，如果具备地大国富，人众兵强这些称王称霸的条件时，若不掌握自然发展和人心变化的规律，国家也就接近于危亡的边缘。因此只有根据“天道之数，人心之变”（《重令》）办事，才能防止事物向反面转化。遵循天道并得人心，战争一旦爆发，“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此正天下之道也。”（《重令》）天道与人情是《管子》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范畴，也是管仲学派政治思想的基本哲学原则，他们由此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哲学思想。
　　《管子》的哲学思想，还体现在“予之为取”的策略思想。
　　《牧民》篇说：“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这种“予之为取”的思想贯穿于管仲学派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中，它包含着对立面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辩证法思想。《形势》篇中还谈到必须按天道办事的道理，它指出，只有掌握了天道、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成功。管仲学派还十分重视研究处理矛盾的方法，《管子》一书中提到了掌握时机是第一要素，在实践中必须避免主观主义，努力使已把握的条件向有利的方面转化，等等。
　　《管子》的社会经济政治思想，突出在它的“作内政而寄军令”的社会编制思想上，这一思想是管仲辅助齐桓公创立霸业时首先提出来的。其基本精神就是寓兵于农，把百姓的乡里组织和军队的编制结合起来。到战国时，管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这一思想，并结合当时齐国的具体情况，构思出一种具有特色的封建性的社会结构，它一方面利用乡里组织中的宗法制成分作为加强团结的纽带，另方面又通过军队的编制实行由上而下的集权。这样，它既不同于儒家照搬成周宗法制的那种模式，又与法家的那种全是军队编制的社会结构区别开来。在《管子》一书的《立政》、《乘马》、《小匡》等篇中，都谈论过这种社会编制。
　　《管子》的政治思想还体现在它主张以“礼法并用的统治术”。管仲学派设想出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统治方术，而把中央集权与宗法制有机结合起来的封建体制，这就是“礼法并用的统治术”。在《互辅》篇中，谈论了礼对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重大意义。在《牧民》篇中把礼义廉耻看成是“国之四维”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管子》把维护国家统治的“四维”看成是四条绳索，其中一根绳索断了，国家就要倾斜。与此同时，管仲学派也极力强调法的作用。在《法禁》、《重令》、《任法》等篇中，都强调法的重要性。它指出，立法的是君上，执法的是臣下，遵守法令的是老百姓。为了达到天下大治，必须“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任法》）。意思是，君臣上下不分贵贱都要遵从法令。
　　管仲学派认为，礼与法二者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法是指国君掌握刑赏大权以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礼则是指依赖于人们的宗法道德自觉地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统治术。
　　我们应当看到，《管子》一书中的这种政治理想只是一种幻想而已，它是不能达到的。但是管仲学派作为刚兴起的封建制的设计者，确是颇费一番苦心，而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儒法两家的封建制的图式。这种图式在战国时期虽然是做不到，但这种礼法并用的主张却被汉以后的封建统治者所采纳了。
　　《管子》的政治及经济思想，还体现在它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主张上。齐国的兴起，原是靠收买民心起家的。这样，齐国的封建统治者和靠宗室贵族势力起家的鲁国与靠君权势力起家的秦国不同，因而比较深刻地认识到民心的向背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意义。《管子》一书中所讲的争取民心和注重耕战的思想，就是适应于齐国封建统治的这一需要发展起来的。在管仲学派看来，只有争取民心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这种辩证关系，就是上面提到的“予之为取”，就是说，给予就是取得，统治者推行的政策越是能符合人民的心愿，就越是能从人民那里取得所需要的东西。应当指出，这是具有民主性精华的政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体现和发挥。
　　从争取民心出发，管仲学派很注重耕战的功利主义思想。
　　他们认为“治国”、“富民”的根本途径在于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粮食生产多了，才能国富兵强。同时，他们认为战争对人力和物力的消耗太大，因而主张不轻易发动战争。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管子》一书在经济思想方面，还体现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轻重论。轻重论是管仲首创的，后来的管商学派又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宏观经济管理理论。他们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社会经济，把握左右经济形势的主动权。主张实行重征商、官山海和禁榷制度等，使封建国家直接掌握大量资财，以散敛方式控制物价和调节经济，并实行利出一孔，使每个人都根据其为国家所作贡献大小而得到利益。西汉武帝时桑弘羊等人所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基本上是轻重理论的具体体现。此后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理财家如刘晏、王安石等人所提出和推行的经济政策也都受了轻重理论的影响。因此，轻重论学派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理论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派别之一。
　　总之，《管子》是我们研究先秦哲学、政治和经济思想的一部重要书籍，其内容是丰富多采的。
　　三：《老子》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也就是说，好事和坏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老子说的这句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老子是中国，也是全世界最早具有辩证法思想的哲学家之一。关于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历来有争论。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一书中给他写的一个简单的传记来看，他是春秋时著名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厉乡曲仁里人。“老子”是人们对他的称呼，“老”是年高德重的意思，“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他的生卒年月不详。
　　老子做过周朝的“守藏室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或历史博物馆馆长），所以他谙于掌故，熟于礼制，不仅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并有广泛的自然科学知识。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争夺王位的内战，这年4月，周景王卒，大夫刘耿立王子猛为悼王。王子朝杀悼王自立。晋人攻王子朝，立王子匄为敬王。这次内战达5年之久，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席卷周室典籍，逃奔楚国；老子所掌握的图书亦被带走。于是，老子遂被罢免而归居。形势的变化，使老子的地位发生变化，使他的思想起了大转变，由守礼转向反礼。
　　老子由于身受奴隶主贵族当权者的迫害，为了避免祸害，不得不“自隐无名”，流落四方，后来，他西行去秦国。经过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县西南）时，关令尹喜知道老子将远走隐去，便请老子留言。于是老子写下了5000字的《老子》。相传老子出关时，骑着青牛飘然而去。
　　老子的思想主张，大都保存在《老子》一书中。《老子》共81章，分上下两篇，共5000多字。因为它所讲的是道与德的问题，后来人们又称它为《老子道德经》。现在我们所见到的《老子》一书，并不是老子的原著，因有战国时人增益的文字，但其中的主要思想却是属于老子的。
　　《老子》一书，文词简短，艰深难懂，因此后人作了许多注解。最通行的有西汉时道学家河上公（姓名不详）注，三国时魏国哲学家王弼注，还有清朝时魏源的《老子本义》，等等。下面我们就通过《老子》这本书，来了解老子的哲学和政治思想。
　　“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是我国第一个力图从自然本身来解释世界，而不求助于超自然的主宰——天帝的意志的哲学家。在老子之前，人们以为宇宙间的万物都有神在统治着，最高的神就是天，又称天帝。这种观念，到了社会大变革的春秋时期才开始了变化。老子就是较早的从哲学方面有意识地、明确地否认天帝的思想家。他在《周易》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老子“道论”的中心思想是：“道即自然，自然即道”。他说，“道”是万物之母：“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
　　有，名万物之母。“（《第一章》）这就是说，作为宇宙的本源就是道，它是永远存在的。道的运行是自由的、必然的，即按其自身的规律而运行。天地万物都是由它产生的，它是宇宙的母体。
　　老子认为，道产生了天地，德是道的性能，天地生养着万物，万物各成其形，各备其用。所以万物没有不尊道而贵德的。道的尊崇，德的贵重，不是有谁给它爵位，而是自然而然的。所以道产生天地，德畜养万物，长育万物，成熟万物，覆盖万物。他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器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盖之覆之。“（《第五十一章》）这样，老子遂把自然创造的根源归于自然本身，从而摧毁了一切超自然的主宰，一切宗教和唯心论的基础。因此，老子的天道自然观，在当时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它打倒了宗教的天帝，否认了鬼神的威灵。当然，老子的”道论“刚从传统的宗教解放出来，还未能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他的自然决定论，使人完全听命于自然，轻视了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后来有的哲学家把它发展为定命论，为害颇大。
　　“无为而治”。老子的“道论”，基本上可概括为“天道自然观”。所以老子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基本上是人当法道，顺其自然。至于如何治理国家呢？他认为最好是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人民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用无所作为听其自然发展的办法，来达到治理好国家的目的。在老子看来，无为正是有所作为，“无为而无不为”，就是这个意思。老子反对用刑、礼、智这些来治理国家，他反对加重人民税收，反对拥有强大的兵力，他说过：“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第三十一章》）他同时也反对工商业，反对知识和文化。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扑，少私寡欲，绝学无忧。”（《第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不要“圣智”、“仁义”、“巧利”，国家就大治了。这三种东西不足以治国，最好的办法是，使人们着意于“朴素”，少有“私欲”，不求知识，就可以没有忧患了。
　　老子的社会历史观是不现实的，他为了反对当时的剥削制度，从而反对一切社会制度。为了反对剥削阶级的文化，从而反对一切文化。为了反对欺诈，从而反对一切知识。这是他消极的一面。他以为只有抛弃了智慧，人民才有百倍的利益，只有抛弃了文化学问，才能免于忧虑，这种愚民政策，也被后世的统治阶级所利用。
　　那么，老子所向往的理想世界是什么呢？是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他说：“小国寡民，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
　　老子这一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减轻剥削的愿望。老子说过，人民为什么过着饥寒的生活呢？是因为他们的君主取赋税多的缘故。“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第七十五章》）。又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第七十四章》）这反映了老子政治思想中的进步因素。但是，小国寡民的理想，却是幻想，它是违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但我们应当看到，老子的这一举动是抨击奴隶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它对后世的进步思想家、空想的社会改革家却有着深远的影响。
　　相反相成。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光辉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观察了自然界的变化，生与死、新与旧的相互关系，观察了社会历史与政治的成与败、福与祸等对立的双方的相互关系，发现了事物内部所具有的一些辩证规律。《老子》一书中，还深刻地论证了相反相成和物极必反的道理。老子说过，有和无是彼此相生的，难和易是彼此相成的，长和短只有彼此比较才能显现出来，不同的声音产生谐和，前后互相对立而有了顺序。总之，老子承认事物是在矛盾中发展的。
　　物极必反，是说事物在变化中向它相反的方面过渡，到了一定的时候就完全成为相反的东西。因此，老子一再告诫统治者，必须去掉那些极端的、过分的措施，否则，就会使事物走向另一个极端，结果就会丧失天下。他认为，高明的统治者必须懂得以柔弱胜刚强的道理。为了证明以弱胜强，以柔胜刚的道理，他举了许多的例子。他经常用水来比喻自然力量的伟大，比喻人类高尚的品质。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意思是说，天下万物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而攻击坚强的力量没有能胜过水的，这个事实是无法改变的。柔的战胜刚的，弱的战胜强的，天下没有人不懂的，可是没有人能做到。老子又举军队强大了就会破灭，树木强大就会摧折的例子。但他把弱能胜强，柔能胜刚，当作绝对的规律，没能认识到这种互相转化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尽管如此，老子认为在发展过程中柔弱的是不可战胜的，这对于促使人们认识新生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道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老子所处的时代，是动荡不安、战争频繁的春秋末期，正是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他提出这一观点，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老子还初步意识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变化。他说过，大树是由细小的萌芽产生的；九层的高台，是由一堆泥土筑起的；千里的远行，必须从脚下的第一步开始。（见《第六十四章》）
　　当然，老子的自然辩证观是直观的、原始的、朴素的、缺乏科学的论证。同时，他的辩证观还缺乏不可调和的斗争精神。这是他受了时代和阶级的限制。尽管如此，《老子》一书中上述的这些光辉的思想火花，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四：《论语》
　　儒家的经典，道德的规范
　　《论语》是一部语录体散文，全书总共20篇，计有《学而》、《为政》、《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泰伯》、《子罕》、《乡党》、《先进》、《颜渊》、《子路》、《宪问》、《卫灵公》、《季氏》、《阳货》、《微子》、《子张》、《尧曰》。
　　《论语》是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平日的言行记录收集起来，整理编成的。其中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弟子们的自相问答，它是儒家思想所依据的经典。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他父亲孔纥，又名叔梁纥，曾做过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宰，本身属于贵族阶级下层的“士”。他的母亲姓颜，名叫征在。孔子3岁时，父亲就死了，17岁时母亲也死了。孔子青年时，曾做过管理仓库（委吏）和管理牛羊（乘田）的小吏。后来孔子精通“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孔子的政治主张是“礼”和“仁”的学说。他生活于春秋大变革时代，他反对以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他所说的“礼”，是一种政治秩序，他所说的“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当然，这种仁和礼是有上下、尊卑、贵贱、等级之分的。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为了争霸，是讲究实力，着眼于利的，所以未能采纳孔子“仁”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没有被重用。孔子师徒颠沛流离14年周游列国，于公元前484年（鲁哀公十一年）返回鲁国，这时孔子已是白发苍苍的68岁的老人了。但孔子用他晚年的精力，集中整理古籍——“六经”。
　　公元前479年，孔子去世，享年72岁。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辑录其言论，编成《论语》一书，共20篇，计492节，合计12700字。《论语》记到孔子晚年的学生曾参的死为止，其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它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
　　孔子从他的政治、哲学和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德育的主要内容是仁和礼。所以他主张“为政以德”，这反映了当时人的价值的提高和奴隶要求解放的时代特征。因此，孔子的道德观是适应时代潮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所谓“礼”，其核心是“正名”。在孔子看来，周礼最重要的原则是尊尊与亲亲。为了贯彻亲亲和尊尊的原则，孔子提出“正名”的主张，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所以，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作为“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在等级森严的奴隶制社会里，上下尊卑的关系是靠“礼”来维持的。因此，孔子对于不按自己名分行事的人和事进行批评。如他批评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鲁国的三桓在祭祖时，唱起天子祭祀“相维辟公，天子穆穆”的《雍》诗，也受到孔子的指责。
　　孔子道德思想的范畴，主要是“仁”。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有多重涵义。一是“仁者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三是“仁者人也”。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孔子主张“仁”，孟子重视“义”，所以，孔子的“杀身成仁”（《论语·卫灵公》）与他的继承人孟子的“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对后世志士仁人的影响极为深远。
　　孔子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对子路、冉有的不同教育就可以说明：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孔子却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回答。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站在一旁的公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开导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他认为一个教师，必须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表现，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学习看得太容易和有畏难情绪。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就是说，学生心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一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如子路、颜回，子贡和子夏就是这样做的。
　　性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爱护，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很关心、爱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材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有一次，子贡引《诗经·卫风·淇奥》篇上的话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论语·学而》）意思是，《诗经》上说：要像对待骨、角、象牙、玉石一样，切磋它，琢磨它，精益求精。孔子听了高兴地说：赐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子夏是孔门晚辈中的高足，长于文学。有一次，子夏引《诗经·卫风》上的诗句，向孔子请教：“'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意思是，《诗经》上说：有酒涡的脸笑得真美呀，黑白分明的眼睛流转得真叫人喜爱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回答说：先有白色底子，然后画花。子夏接着进一步阐明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孔子高兴地说：卜商呀，你真是能启发我的人。现在可以同你进一步讨论《诗》了。孔子敢于承认比他小44岁的子夏在学问上对自己有启发，说明孔子能向被教育者学习的勇气，其精神可敬佩！
　　儒家学说，后来成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正统学说，《论语》就成为儒家学说的主要经典。到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到了明清两朝，规定科举考试中，八股文的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而且要“代圣人立言”。这一来，当时的读书人都要把《论语》奉为“圣典”，背得滚瓜烂熟。
　　五：《孟子》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江山为重”
　　关于《孟子》一书的作者，历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本人自己著述的。最早持这种观点的，是东汉赵岐，他在《孟子题辞》中说：“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后来，宋代的理学家朱熹从文章风格前后的一致性来论证《孟子》为孟轲自己写成的。他说：“观七篇笔势如熔铸而成，非缀缉可就。”（《朱子大全》）但他也不否认在著作过程中有弟子参加。清代的阎若璩也认为是孟子本人手著。第二种意见认为，是孟子死后他的门徒万章、公孙丑共同记述的。最初发表这种议论的，是唐代的韩愈和张籍。韩愈说：“轲之书，非轲自著，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之言耳。”（《昌黎文集·答张籍书》）后来，宋人苏辙、晁公武也附和这种观点，但是，他们都没有举出有力的佐证。清代的崔述也持这一观点。第三种意见认为，是孟子与万章、公孙丑师徒一起记述的，而主要作者是孟子本人。最早阐明这一观点的，是太史公司马迁。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话是可信的。他是西汉人，他所处的时代较早，当时所见到的史料，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丰富而且确实，我们从时间上来考察，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孟子》一书不是孟子死后，其门徒的共同记述。孟子从62岁结束周游生活，一直到84岁去世，还有20年左右的闲居生活。他除继续讲学外，没有像孔子那样花大量的精力去搜集和整理古籍。而且《孟子》一书是写他自己和学生的言论和活动的，类似于现代人写回忆录那样，是力所能及的。所以说，孟子生前与学生万章、公孙丑一起完成《孟子》一书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国（今山东邹县一带）人。孟子生于何时，众说纷纭。一般认为他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的说法，较为合理。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的思想主张，对于发展和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实现全国的统一是起了进步推动作用的。他的仁政思想，“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提倡“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等主张，在后来封建社会历史上，对于反对暴政，反对横行暴敛，要重视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有好的影响。他主张尚贤，重视修养，提倡为臣的要以仁义规劝君主，反对阿谀奉承，这有益于培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骨气，有益于澄清吏治、限制朝廷的胡作非为。他提出的“人皆可以为尧舜”，被人们发展为不迷信任何权威的主张。他的“井田制”理想，为后来进步思想家作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阶级矛盾的依据。他的仁战思想，启发人们反对非正义战争。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也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遗产。
　　孟子从30岁到44岁这段时间，主要的活动是收徒讲学，宣扬儒家学说。44岁时，孟子便带领着学生开始周游列国，宣扬他的“仁政”、“王道”学说。他先后到了齐、宋、滕、魏、鲁等国。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各国诸侯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各国统治者只讲争霸争利，怎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