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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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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抗战现实中痼疾的报告文学作品，还有许多出自一些不很知名的作者。如野渠的长篇报告《伤兵未到以前的一个后方医院》（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四川某地的一个伤兵医院如同一个“后方家庭医院”，从官长到伙夫大多是院长的亲属，官长中有十分之五、六是抽鸦片的瘾君子，看护也有九个是吸毒者。文章在《文艺阵地》上发表时，茅盾说其中所反映的情况“是政治机构不健全”的“小小的‘标本’”。落繁的《保长的本领》（注：《文艺阵地》第1卷第5期）写积极热情、“善良而简单”的某民训中队长被保长“地头蛇”陷害、摆布的情形。茅盾也称赞“这位不相识的作者写得多么真切细腻，实为难得的佳作。”
展示了国统区后方抗战生活新题材的，有以改造日本俘虏为主题的沈起予的长篇报告《人性的恢复》。它在当时同类题材的作品中，是规模较大、写得较好的一部。作品重点记述了重庆近郊“博爱村”俘虏收容所里一批日本俘虏转变立场的过程。这些俘虏最终参加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成为抗日的助力。作品表现了各个俘虏不同的生活经历，细致地、合乎情理地揭示了他们思想转变的历程，强调地表明了在俘虏管理、改造工作中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由于作者在亲身实践中建立了对俘虏改造工作的深厚感情，加以早年曾留学日本，熟悉日本的民情风俗，所以俘虏的改造过程写得具体真实，血肉丰满；而且展示了许多富于日本民族特色的场景，生活气息浓郁。作者注意从性格出发展开情节，几个主要人物写得个性鲜明。作品笔墨酣畅，读来饶有兴味。
抗战爆发后陆续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作家，他们看到了工农群众在民族斗争中已经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领略到人民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乐于将自己新鲜而有意义的感受，通过真实的记载和描述告诉全国人民，促进抗日运动的开展；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致力于通讯、报告文学的写作。
沙汀于一九三八年与何其芳一道到延安，同年十一月即去前线，随贺龙到一二师工作，先后，在晋西北和冀中生活过一段时间。他的传记性报告文学作品《我所见之H将军》（又名《随军散记》，解放后改名《记贺龙》）写于一九三九年。这部作品选取了贺龙在一九三八至三九年的一段经历，历史地具体地表现了这个特定环境中贺龙的真实性格和崇高品质。作品生动地刻划了贺龙阔大不羁、豪迈爽直的性格特色，表现了他在民族战争和阶级斗争中的鲜明的爱憎——他的坚定的原则精神，对民族敌人、阶级敌人烈火般的憎恨，而对于自己的领袖和战友，对党，对干部和群众，则具有真挚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作品写了贺龙对毛主席由衷热爱，记述了贺龙真诚推崇毛主席的话语：“毛主席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天才要有些人来比呢”，“你怕毛主席当真是孔明么！政略一定，战略自然清楚”；还生动地追述了在“西安事变”中毛主席劝说一些同志联蒋抗日时候的情景。作品告诉人们，在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眼里，革命领袖不是神，而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物。在揭示贺龙的精神境界时，作者还善于在特定的境遇中从人物的言谈举止上精细准确地把握和表现出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贺龙有一次忽然一连两天内变得和平日不同，困顿而沉默，心不在焉，吃不下饭。原来两天前他在卫生处看到白求恩大夫为伤员动大手术，伤员们在手术中被割断脚或手的惨痛情景强烈地触动了他，他说：“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书中这类具有鲜明特色、能够体现生活本质与人物精神世界的典型事例和生动细节时时可见。贺龙平易近人的作风，他的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理想，他的朝气蓬勃、激情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他那种从实际斗争中得来的广博的社会知识，他的传奇式的斗争经历，他的革命的人情味等等，都表现得富有特色而不一般化。沙汀以后还将他在敌后根据地的见闻，写成《同志间》、《小鬼》、《老乡们》、《通过封锁线》等十几篇报告，发表于《抗战文艺》、《文学月报》等刊物，运用典型的人和事，反映了抗日民主根据地不同于国统区的崭新面貌，显示了作者深刻的思想和善于把捉事物本质的才能。
和沙汀一样，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又回到大后方发表报告文学的，尚有诗人卞之琳和小说家楼建南（适夷）。卞之琳写于一九三九年的《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于次年在昆明出版后，以其内容的真实可信，记叙的朴素无华，引起大后方文艺界的深切注意。不同于《随军散记》直接记述贺龙师长《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以七七二团为中心，写了团级和营、连级干部乃至士兵的斗争与生活，虽然旅长陈赓曾几次出现，也间接涉及师长刘伯承，但作者的笔触始终围绕着士兵和下层干部，围绕着部队的战斗和成长，写了军民之间的鱼水关系——“没有八路军，山西早就完了”、“没有老百姓，八路军还厉害吗？”写了军民协力要使山西省成为侵略者坟墓的决心，就象民谣唱的——“日出东海落西山，救国西来军。”全书笔墨简洁，不事修饰，完全象生活素材一样，为历史留下了斗争的具体的史迹。其中如“彭城遇袭”、“后峪伏击”等几次战斗，写得生动活泼，虎虎有生气。作者目说：“我在设法于叙述中使事实多少保留一点活气的时候，并不曾利用小说家的自由，只顾文学上的真实性。”（注：《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前言》）说明他严格地遵守真事真人的原则，处处于朴素中见匠心。适夷的《四明山杂记》写得稍晚一点，作者从自己进入浙东游击区写起，到日本投降后撤至苏北根据地为止，在并不太长的时间里，写出新四军第三纵队在“周围八百余里，雄据五个县境”的四明山区的活动。全书收十三个短篇，每篇独立，读起来又有内在的连贯性。作者从进入游击区的第一天起，就是这支队伍的一分子，存亡与共，因而写得血肉丰满。虽然事态变幻，情节错综，象《误会》、《王鼎三和小白脸》等篇，大有传奇味道；但作者写的是人，是活跃在抗日游击战线上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物。向革命队伍投诚的土匪大王王鼎三，妻女被伪军霸占的石狮子李宝友，父亲是国民党宣传工作头头的革命报纸校对员吕明，多次被俘的和平军伪大队长童灿，这些人各有自己的命运，他们都在翻腾的生活中显示其鲜明的性格；这些性格经过时代洪炉的铸冶，不断变化，不断发展，因此，作者决不是为写人物而写人物，而是在人物性格的变化和发展中，深刻而多样地反映了这个苦难民族在激烈动荡年代里的史诗一样的生活。
周立波的报告文学集有《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共收报告、通讯二十六篇。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第二年二月，作者和一位同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美国军事观察家伊凡斯一道，从晋中出发，经晋北、冀北、晋西再返晋中，历时五十余天，印象记写的就是这次长途旅行的经历。它记述细密，质朴，又明白畅晓。由于作者深入战地生活，选取的材料生动、新颖，许多篇章能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北冶里夜谈》通过作者、伊凡斯与一位八路军支队长的夜谈，揭露了日寇用香烟中放毒的手段，破坏中国和英美友人的关系。夜谈的地点恰好是三十八年前入侵的八国联军到过的地方，一个侵略兵在方桌上刻下的名字还隐约可见，而现在，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已经结成了反法西斯的强大统一战线，显示了国际关系的重大变化。《徐海东将军》是几篇人物特写中较好的一篇，它记述了从“普通的湖北孝感窑工”到“使敌人胆战的名将”徐海东的事迹，对他的“工人的坦白、纯厚、和穆”的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何其芳去延安后所写的收集在《星火集》中的近十篇报告和散文随笔，在风格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他将自己的诗人和抒情散文家的气质和风格带到了报告文学作品中，抒情性很强，又有着他过去作品特有的深沉的思索意味。他的记述和描写，伴随着鲜明生动的形象，笔锋常带感情，一些平常的事情，一经点染，往往发出新鲜感人的艺术力量。加以他善于从事实的切实认识中引申和概括出朴素的生活真理，因而能发人深思。《日本人的悲剧》一文从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欺骗不能停止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他们的严酷控制无法制止内部的瓦解两个方面，揭示了日本军阀侵华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老百姓和军队》以大量事实的记述，反映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群众的发动和支持是人民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作者叙及自己由笼统地憎恶战争、军队，到明白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和无比热爱争取解放的八路军战士，这个认识过程写得新鲜、生动、具体，一个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激情溢于言表。在《七一五团和大青山》中，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叙述和回忆了七一五团和它的干部战士们，记述了他们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事迹，绘出了许多转战敌后的英雄人物的风貌。《歌唱延安》报导了延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突出地歌颂了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真实地表达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初到延安的新鲜感受和历史性的喜悦感情。这类作品中，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字里行间跃动着的作者那颗“赤子之心”。
反映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数量还很多。报告集《八路军七将领》的作者刘白羽、王余杞率领救亡流动演剧第一队在八路军总部等地演剧的过程中，谒见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八路军将领，写下了这部记述和赞美人民抗日领袖的报告。刘白羽的《游击中间》包括《八个壮士》、《抢枪》等五篇报告，大多记述我北方游击健儿英勇抗战的事迹。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包括《警卫团生活一斑》等短篇报告，留下了八路军指战员在前线的风采。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两篇报告文学，热情地歌颂了艰苦抗日的人民军队，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此外，天虚的中篇报告《两个俘虏》是八路军改造日本战俘的忠实记载，奚如的《阳明堡火战》记述了振奋全国的八路军火烧敌军飞机场的战斗，陈克寒的《八路军学兵队》描述了八路军中一批知识分子学习军队生活的有趣经历，舒群的《西线随征记》记述了八路军中男女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所有这些报告文学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崭新的斗争生活。
与报告文学一起被称作“文学轻骑”的杂文、随笔，虽然在抗战初年不如通讯、报告那样活跃，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许多杂文作者继承了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杂文写作的战斗传统，针砭时弊，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不义，揭露国统区现实的黑暗，歌颂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团结抗战尽了历史的责任。尤其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无论在“孤岛”的上海，还是在大后方的桂林、重庆，杂文的写作一度曾出现颇为繁荣的局面。各个作者在艺术上也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在大后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新蜀报》的《蜀道》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杂文。《野草》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编（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个人编辑），一九四年八月在桂林创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历时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又在香港复刊，续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这是一个专登杂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笔锋犀利，不仅原来擅长杂文的作家为它写稿，南社领袖柳亚子，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还有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也都经常向《野草》投寄杂文。刊物不仅动员了老作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杂文作者，在反对法西斯、反对投降，在批判陶希圣、周作人、“战国策”派方面，发表了较为集中、较有系统的文章，和《群众》、《新华副刊》等相呼应，产生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刊物还出版了《野草丛书》，计初集十种，二集三种。
《野草》的重要作家之一是夏衍。夏衍这一时期写有杂文两册，即《此时此地集》和《长途》，均收入《野草丛书》。作者擅长政论。自《救亡日报》内迁，由上海而广州而桂林，夏衍一直主持笔政，写了不少政论文章，同时又发表一些杂文和短评，《此时此地集》就是这类文章的结集。作者谈的仍是政治，却往往以个人的感受和经历出之，所以能够小中见大，不落窠臼。如《旧家的火葬》，对老家旧屋被游击队烧毁发表感想，暗示旧中国也有在炮火中求得新生的必要；《送绥靖公之辞》，是为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唐宁街十号的最后一次讲话”而写的，作者向“全世界的大众”指出了这个“残酷的历史”和“深刻的教训”。其它如《问题要分清楚》、《学英国》、《残忍的根源》、《论“晚娘”作风》，或就一种现象，深挖社会根源，或据某个特征，分析内在因缘。至如《忆聂耳》、《少了一个说真话的人（悼孙寒冰）》、《悼念西苓》等篇，虽不过是对个人的哀悼和怀念，而即景生情，言之有物，又莫不和抗战息息相关。《长途》分两辑，第一辑为议论文字，收包括《于伶小论》、《论上海现阶段的剧运》等文章十二篇，内容以关于戏剧方面为多；第二辑收通讯随笔，计《长途》、《粤北的春天》、《广州湾通讯》、《上海见闻别记》、《走险记》等五篇，全是旅途见闻，却又为极难得的战时风景画，民族苦雄，历历在目。夏衍文笔澹远蕴藉，识见深厚广博，读来如旧友重逢，西窗闲话，使人觉得娓娓动听，异常亲切。在杂文中别树一帜。
和夏衍一样，同为《野草》重要作家，在这个时期内着重于杂文写作的，为聂绀弩。聂绀弩用萧今度、耳耶等笔名，为《野草》写稿，每期一篇至两三篇。他在这时除写有散文集《沉吟》外，结集的杂文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草醒记》等。前两本均为《野草丛书》。《历史的奥秘》内分四栏，共收文章十五篇。其中《历史的奥秘》一篇，以比较手法，合论托洛茨基与汪精卫，对那些“借敌国的力量打击祖国，剪除异己，削弱祖国对敌国的抵抗”的邪恶势力，鞭挞严厉；特别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批判了所谓“讲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张”的言论，作者指出：“古人说，卖箭的难道比卖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个惟恐不伤人，一个惟恐伤人。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张的问题，而是那政治主张对不对，以及能不能觉悟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斗争方式不对，就马上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问题。”态度诚恳，说理透彻。这和另一篇《记周佛海》一样，通过人物议论时事，主要是在给汪精卫、周佛海以外的人以教育。此外如《莎士比亚应该后悔》、《失掉南京得到无穷》，一看题目，已从诙谐中体现讥刺。作者行文恣肆，用笔酣鬯，反复驳难，淋漓尽致，恍如湖海波涛，读来浩瀚跌宕，在雄辩中时时显出俏皮。《蛇与塔》收杂文十三篇，其中《蛇与塔》一篇，谈的是法海借雷峰塔镇压白蛇的故事，作者解释书名时指出：“一面固然是因为里面有一篇文章，用的是这题目；一面也因为这题目，实在可概括这本书；……”（注：蛇与塔·题记）这是因为全书各篇文章，正如他稍后编的《女权论辩》一样，谈的都是妇女或者与妇女有关的问题。《早醒记》收《给鼠辈》、《拥护〈忠王李秀成〉》、《关于〈拥护忠王李秀成〉》、《知父莫若女》等长短文字十五篇，较多的是与人论辩商讨的文章。其中两篇涉及李秀成，第二篇即系与人通信讨论，作者旁征博引，洋洋洒洒，批驳了自来“以太平天国为‘长毛’，以满清为‘我大清’，而满口‘曾文正’、‘左文襄’、‘胡文忠’”之类“不明是非，不知顺逆，不辩邪正”的错误观点，指出抗战时期，大敌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同胞的民族国家观念”必须十分清楚，十分鲜明，因此为李秀成加上“忠王”称号，使“是非善恶分明”，“是以正人心，息邪说，距波行，放淫词”。这篇文章针砭时事，有为而发。其它如《早醒记》、《论封神榜》、《魔鬼的括弧》等篇，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同时与夏衍、聂绀弩等主持《野草》，而在杂文写作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尚有宋云彬、孟超、秦似等人。宋云彬于一九四年出版《破戒草》，四二年又在《野草丛书》中出了《骨鲠集》。作者在《破戒草》序文里说：“偶而得到某人变节或某公消极等消息，总是愤恨与感慨交并，想写些短文来发泄一下；有时看到一些倒退与落后的现象，更是腐心切齿，觉得有话要说。”（注：《破戒草·序》）这就说明作者的杂文是不平则鸣，言之有物的。《破戒草》收《从学鲜卑俗讲起》、《章太炎与鲁迅》、《没落了的策士》等杂文十四篇，《骨鲠集》分量更多一些，收《奴隶篇》、《读史杂感》、《陶希圣目中的契丹政客》、《元佑党人碑》、《关于陶渊明》等杂文二十四篇。作者用笔谨饬，文字平易，引伸史乘，考订周详，聂绀驽论述他的杂文是：“常常是用心平气和、不动声色、轻描淡写、有时甚至与世无涉等外衣裹着，里面却是火是刺。”（注：《早醒记·回信》）确是切中肯綮的评论。风格和宋云彬显著不同的是孟超。孟超写有《长夜集》、《未偃草》杂文两本，他在谈到杂文的时候说：“自己是以爱小草的心情，爱着杂文；但临到自己笔底下写起杂文来的时候，就不免杂草蓬生，毫无条理了，有许多朋友很友情的忠告过我，以为蔓藤似的常常不知牵扯到那里去了，有时且不免过分一些。”（注：《未偃草·题记》）这里包含着一点自谦的成分，但他的杂文写起来确实是上下古今，海阔天空，笔意纵横，浮想联翩，例如《长夜集》里的《略谈宋代的“奸臣”与“叛臣”》、《梁山伯与知识分子》、《焦大与屈原》，《未偃草》里的《略谈文人作风与武人作风》、《“婢”与“夫人”》、《历史的窗纸》等，都是构思奇突、文笔放恣之作。秦似著有《感觉的音响》一册，收短文三十二篇，多为三十年代“花边文学”的继续。此外尚有林林的《崇高的忧郁》、欧阳凡海的《长年短辑》、何家槐的《冒烟集》等。
较《野草》稍早，在“孤岛”上海，一九三九年就创办了名为《鲁迅风》的刊物，顾名思义，《鲁迅风》虽非专登杂文的刊物，却也发表了不少短小精悍的文字；此外如《奔流文艺丛刊》、《奔流新集》、《新文丛》、《述林》、《宇宙风》乙刊以及《文汇报》副刊《世纪风》、《译报》副刊《大家谈》、《爝火》，《导报》副刊《晨钟》，《大美晚报》副刊《浅草》等，也都刊登杂文。作家们在较之国统区言论更不自由的困难环境中，纷纷以比较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了战斗，陆续出版的尚有以《鱼藏》、《干将》、《莫邪》、《湛卢》等宝剑为名的《杂文丛刊》九集。巴人（王任叔）、唐涛、柯录、周木斋等六人曾合出《边鼓集》，以示为抗战敲边鼓助威之意。以后加上孔另境，又出七人合集《横眉集》。杂文写得最多的当推巴人，先后印有《生活·思索与学习》、《窄门集》和在国统区大后方出版的《边风录》，作者思想敏捷，风格泼刺；唐涛也写有《投影集》、《短长书》和在大后方出版的《劳薪辑》。此外，孔另境出有《秋窗集》，北社并出有杂文丛书一套，收有周木斋《消长集》、柯灵《市楼独唱》、列车《浪淘沙》等。
抗战前期的抒情散文，相对来说不算发达。除本书有关章节中已经写到的茅盾的《见闻杂记》、《时间的记录》，陆蠡的《囚绿记》，何其芳的《星火集》等外，著名的还有巴金、李广田的散文作品。
巴金在上海沦陷之初，曾以散文《控诉》（烽火小丛书之一）激动过许多青年。以后又写了大量散文和随笔，集结成集的有《梦与醉》、《无题》、《黑土》、《龙·虎·狗》、《废园外》、《怀念》、《旅途通讯》、《旅途杂记》等。这些散文集有的写敌机轰炸时的惨痛景况和战乱中旅途的种种社会相的（如《无题》、《旅途通讯》等集）；有的抒写作者寂寥落寞的情怀和对光明的继续追求的（如《梦与醉》、《黑土》、《龙·虎·狗》、《废园外》等集中的许多篇章）；有的是怀念为战火阻隔的友人的（如《怀念》）。关于这些散文的共同特点。作者在《无题》的《前记》中说：“我从来不会将就题目做文章，过去所作虽然不免效法前辈在篇前也每每加一个标题，其实我只是信笔直书，随便发抒个人浅见，且往往越出题目的限制，更没有依照作文法规。”信笔直书，抒发个人情怀，使他的散文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和真情实感。如《忆范兄》、《纪念憾翁》等篇，作者对自己过去友人的忆念，不是概念地诉说他们的品质和美德，而是将澎湃的感情熔铸在凭借记忆和想象所展示的形象中，真切具体，感人至深。《龙》写作者梦境中一个类似寓言的故事。通过梦中顽强地追求丰富充实的生命的“我”与同样因追求有光彩的生命而被困泥潭许多万年的龙的对话和龙终于飞升的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实现光明前途的信念。通篇形象新颖、炫丽，感情浓烈。《伤害》一篇则质朴，深刻地表现了一个“黑脸小乞丐”的痛苦而麻木的精神境界。作者对这个小气丐多次的关怀和同情，唤醒了他的悲痛的感情，而实际上又不能改变他的处境。这无异于是对小乞丐感情上的折磨和伤害。在作者为自己的“过失”而悔恨时，使人们更深地激起对现实社会的痛恨。
李广田抗战时期出版了散文集《雀蓑记》、《圈外》和《回声》。《雀蓑记》中写于抗战前夕的作品，制作精致，感情深沉，而人细读。有的熔状物、抒情、写人于一炉，写得峰回路转，引人入胜，而又亲切自然，不落痕迹，堪称散文中的佳作。《圈外》集则记叙抗战初期随校撤退到大后方途中的流亡生活，作者在《序》中谈到“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的经历时说：贫穷，“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其中不少篇（如《警备》、《养鸡的县官》、《江边夜话》等）都从侧面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状况。《回声》集所收作于一九四一年前后的随笔体散文，大多的抒写一个艰辛地生活在大后方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小小的悲欢”：他的寂寞，苦恼，与下层人民相濡以沫，以及对光明的不倦憧憬与追求；在恳切的自我解剖中，常常显露出作者朴厚、诚实的性格。如《两种念头》于感叹团结抗战局面“瞬息即逝”之余，提出了自己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究竟“想工作得好一点”还是“想生活得好一点”这个严肃的问题。《礼物》一篇主张要为抗战作贡献，理应各尽所能地“现在就拿出”“哪怕是最微末的东西”，同样显示了作者脚踏实地、诚恳切实的态度。作者坚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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