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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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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别母离妻远走高飞，盼望儿子早日归来，但她在狂风里，隐隐约约听到了风在回答：
“为着我们大众我离开了家，
为着我们的工作离开了你和她！
母亲，母亲，别牵挂！“
儿子青是个觉悟的革命者，他离家参加了“穷人军”，为了大众的解放而进行着斗争。诗集《茫茫夜》中不少作品都在正确地显示：有了千百万人的觉醒，就有了改天换地的力量，就能在“黑暗中诞生光明”。
长篇叙事诗《六月流火》，通过农民反对修筑公路的斗争，比较真切地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围剿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进攻革命根据地，侵占农民的土地修筑公路。王家庄上爆发了“我们爱护土地”、“我们不能白白饿死”、“我们要打破一切身上的铁锁”的愤怒呼声。他们
象决堤的黄河水，
谁有力量去拦堵？
象海洋的浪
澎湃汹涌着的是我们的队伍。
虽然后来大批白匪军来了，在王家庄进行了血腥的屠杀，但是农民在工农红军支援下终于赶走了敌人，革命烈火向更广大的地域蔓延开来。长诗写的是一个村庄的事，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星火燎原的时代风貌。诗人为了实践诗歌大众化，努力引用口语入诗。在奔放的气势中洋溢着充沛的革命热情。该诗虽然艺术上比较粗糙，表现农民落后面也嫌过多，但在当时的诗坛上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
适应民族解放斗争的需要，蒲风还努力提倡“国防诗歌”，为了多出宣传抗日的作品，在他领导下，中国诗歌会倡导过新诗歌的“斯达哈诺夫运动”。诗集《钢铁的歌唱》，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卖国的罪行，热情地呼唤人民团结战斗，打败日本侵略者。其中的《优良的射击手》、《我迎着狂风和暴雨》、《第一颗子弹》等诗篇，刚健有力。但这个运动也促成了一些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产生。一九四二年，蒲风病殁于皖南抗日前线。
中国诗歌会上海总会的成员，除蒲风之外，尚有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杨骚的《记忆之都》、《受难者的短曲》、《春的感伤》等诗集，大多借爱情题材抒发对于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于光明未来的追求。长篇叙事诗《乡曲》，描写了在地主、兵匪、捐税、灾荒等天灾人祸煎熬下农民的痛苦不堪的生活，表现了他们要“打碎这乌黑的天地”的愿望和信心。杨骚的诗歌虽有旧诗词的痕迹，但笔调清新，具有浪漫主义气息。任钧写有诗集《战歌》、《冷热集》。“我要唱出漆黑的暗夜，和那暗夜中透露的曙光”，“祖国，我要永远为你歌唱”这两句诗，道出了他诗歌的战斗倾向。目睹过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历着“九一八”故土沦亡之恨的穆木天，写有《流亡者之歌》等诗集，充满了“唱哀歌以吊故国的情绪”（注：《流亡者之歌·自序》）。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描写了“一二八”事变中人民反帝斗争的力量；他的《生命的微痕》，以“缥缈的琴音，一声声歌出我个人的不幸”。石灵的短诗《新谱小放牛》、《码头工人之歌》等，曾被聂耳配曲，广泛流行。
王亚平是中国诗歌会河北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北平出版的《新诗歌》。他写有短诗集《都市冬》、《海燕的歌》和以“一二·九”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叙事诗《十二月的风》。“在这曙色欲来的前夜，我把生命献给了光明。”（《灯塔守者》）作者怀着揭露黑暗、寻求光明的思想，为人生歌唱。他由破碎穷困的农村流浪到饥寒畸形的都市，身感“生活的铁鞭，惨酷的捶击着脊背，恶魔的黑手在四周伸张着”（注：《〈海燕的歌〉题后》）。他以自己的社会见闻为题材，描写了农村的破产，城市的萧条，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抒发了中国人民仇恨日本侵略者和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灯塔守者》、《黄浦江》、《孩子的疑问》、《大沽口》、《农村的夏天》等，是他的具有代表性的诗篇。作者笔下夏天的农村，由于旱灾严重，“催粮吏”逼粮，迫使人们离乡背井，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
夏天真没有夏天模样，
没有人耘田，也没有人插秧，
大道上奔涌着饥饿的群，
为了活才撇下自己的家乡。
王亚平的诗歌明快朴实，长于描述，由于作者注意向民歌、民谣学习，语言也比较接近大众口语。
温流（1912—1937）是中国诗歌会广州分会的主要负责人，主编过《诗歌》和《诗歌生活》，对推动华南的诗歌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写有《我们的堡》和《最后的吼声》两个诗集。温流的诗大都反映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素朴流畅，不在一句一节里追求诗意，而使全篇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意境，保持着一些民间歌谣的风格。他在歌颂劳动人民的同时反映出时代风貌，表达了和他们血肉相连的阶级感情。《打砖歌》、《凿石碑工人歌》、《大年夜》、《卖菜的孩子》都有这样的特点。例如《卖菜的孩子》的第二段：
“卖菜啊，卖新鲜的青菜！
一束两个铜仙！“
瞧瞧四面：
一篮一篮的菜，
一样的年纪，一样的脸，
生意是一样的冷淡。
朴素地写出了时景的萧索。在温流的诗集里，还有许多诗篇是对革命者和爱国志士的赞扬，以坚定的信念表达了对未来生活的渴望。他的有些诗篇笔锋主要针对着日本侵略者和镇压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唱出了中国人民日益炽烈的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要求，喊出了那“澎湃在天空里，澎湃在黑夜里，摇动了黑夜，摇动了大地”（《冲》）的抗日的呼声。在温流的笔下，抗日的人民“象海上的暴风，象喷着的火山”，他们的呐喊会“使同伴们醒来”，“叫汉奸们抖战”（《五十个》）。这是抗日战争前夜时代特色的描画，是鼓舞人们战斗的革命诗篇。在二十五岁的短促生命里，温流为我们留下了一些至今仍然值得提起的诗篇。
中国诗歌会之外，臧克家是这个时期出现的，在诗坛上具有较大影响的诗人。他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农村里，从小熟悉农村，热爱农民，所以他的诗篇多为歌唱农村之作。一九三三年《烙印》出版，翌年又出版《罪恶的黑手》。这正是“现代派”颓废诗风遭到读者厌弃的时候，臧克家的描写农民形象和乡村景色的诗篇为诗坛吹来一阵清新的风，因此立刻引起文学界的注意和重视，并且为新诗反映农村生活开拓了崭新的天地。
臧克家的诗有其独特的风格。他不用柔曼的音调来诉说个人的哀乐，也很不用热烈的呼声来抒发对于旧世界的愤懑，而是以经过锤炼的诗句，抒写旧中国农民的苦难与不幸，勤劳与坚忍，让读者从咀嚼和回味中体会诗人深沉的感情。《难民》和《老哥哥》写出农民悲痛的遭遇，《村夜》和《答客问》描会了三十年代前期北方农村的动乱，语多含蓄，笔有藏锋。诗人有时也以暗喻的手法，以启发人们的深思，例如收在《烙印》里的《老马》：
总得叫大车装个够，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把头沉重地垂下！
这刻不知道下刻的命，
它有泪只往心里咽，
眼里飘来一道鞭影，
它抬起头望望前面。
这里歌咏的是一匹老马，轭下的生活却象征地概括了多少年来农民背上的苦难的重荷。全诗朴素凝炼，间行押韵，音响沉着而又不流于板滞。《歇午工》和《洋车夫》发表当初都曾传诵一时。《洋车夫》刻划入微，结尾处突然发问，使全部描写集中在一点上，读来使人从心底里感到痛楚。《歇午工》更是独具匠心之作，出语清新，造境浑朴，虽然把生活写得过于无忧无虑，全诗主旨却仍然是对劳动的赞美和歌颂。
臧克家热爱劳动人民，有时不免把他们的缺点也当作美德来歌颂，例如对农民的坚忍就有揄扬过分之处。不过诗人也有一些迸发着反抗火花的诗篇。臧克家曾亲身参加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革命失败后度过一段流亡生活，这使他能够在表面平静的土地上看出斗争的波澜。虽然《生活》一篇极受闻一多的称道，但诗人笔下的现实并不是永远灰暗的，他曾以富有浪漫主义气息的诗篇预告了革命的即将到来。《天火》、《不久有那么一天》、《罪恶的黑手》就正是这样的诗篇。在《天火》里，诗人对“要从死灰里逼出火星”的反动统治者提出警告：“到了那时你得去死，宇宙已经不是你的”；在《不久有那么一天》里，他告诉人们：“暗夜的长翼底下，伏着一个光亮的晨曦”，而不久就会有那么一天：“宇宙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罪恶的黑手》一诗揭穿了帝国主义掩盖在宗教外衣下的罪恶实质，也热情歌颂了工人群众的伟大变革力量，帝国主义者在都市的道旁修建教堂，想用宗教来麻醉群众。但是“神圣的教堂”只是那些“手上还留着血的腥臭”的屠伯们，或者是那些“在现世享福还不够，为来世的荣华到此苦修”的寄生虫们去的地方；而这，与眼前的这一群工人是无干的：“他们在一条辛苦的铁鞭下，只忙着去赶契约上的时间”。大海会起风暴，古井会出波涛，工人们驯服的日子是不会长久的。那时他们会
用蛮横的手撕碎了万年的积卷，
来一个无理性的反叛！
“太阳”也会“落到了罪人的头上”。诗人的预言不是一个缥缈的空想，这是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所以它是那样理直气壮而富于感人力量。
《罪恶的黑手》结构绵密匀称，形象鲜明生动，在和谐的韵律里有着奔放自如的气势。作者说他是在“内容方面，竭力想抛开个人的坚忍主义而向着实际着眼”，“在外形上想脱开过分的拘谨向博大雄健处走”（注：《〈罪恶的黑手〉序》）。除以上诸诗外，长诗《自己的写照》通过诗人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较为广阔的范围内反映了曲折前进的时代风貌，也是臧克家本时期的一篇优秀诗作。臧克家后来曾回顾说：“一个诗人把他全灵魂注入的诗，才能成为好诗。”（注：《〈十年诗选〉序》）这句话有助于人们去理解诗人投入创作时的严肃的态度。
当时登上诗坛的新人，还有艾青和田间。他们和臧克家一样，以自己的诗作，丰富了新诗的内容和形式，提高了新诗创作的水平。艾青和田间的主要成就，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时期他们的诗作，也一并在后面叙述。
和上述诗人具有不同情调的是戴望舒。戴望舒（1905—1950）曾经是三十年代所谓“现代派”的代表诗人。诗集有《我底记忆》、《望舒草》和以后的《灾难的岁月》。早期诗篇写的多是一些低沉酸辛的回忆，对生活的寂寞和厌倦。感伤气息浓重。当他低吟“我是比天风更轻，更轻，是你永远追随不到的”（注：《我底记忆·林下的小语》）这样诗句时，充分地表达了逃避现实和自我安抚的感情。他怀念“如此青的天”，因为那里“可以安憩的睡眠”（注：《我底记忆·对于天的怀乡病》）；但又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憧憬，在《乐园鸟》（《望舒草》）里，他向天上的“乐园”发问：“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后，那天上的花园已荒芜到怎样了？”人间既多苦恼，天上也不安乐，诗人带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无边的空茫。这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在三十年代虽然有一定社会基础，但和激越剧烈的斗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戴望舒受过中国旧诗和欧洲诗歌特别是法国象征派诗歌很深的影响，在意境创造和词汇选择上，努力追求意象的朦胧。他的诗注意语言的铸炼，比喻恰切，易于引起人的联想，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戴望舒也有少数从侧面描写现实生活的诗，如《断指》（《我底记忆》）表现对一个为革命牺牲的朋友的怀念；《村姑》（《望舒草》）写一个乡村少女劳动和爱情的纯朴羞涩的心情，亲切动人。《游子谣》（《望舒草》）所抒写的心情也比较开朗。抗日战争爆发，民族解放的声音惊醒了他忧郁的梦，在诗集《灾难的岁月》里留下了一些和以前风格不同的歌颂抗日战争的诗篇。他被日本侵略者逮捕，在香港狱中写的《狱中题壁》一诗，表现了对敌人的仇恨，对死亡的无畏。他准备牺牲：
当你们回来，从泥土
掘起他伤损的肢体，
用你们胜利的欢呼
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
……
这里写出了他热爱祖国、热爱自由的强烈感情。相似的作品还有《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包括作家在内的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各自的起点很不相同，但在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教育，不同程度地迈着前进的步伐。戴望舒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惜诗人于一九五年逝世，未能沿着新的道路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杂文、散文和报告文学
各种类型的散文作品的蓬勃发展，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创作的一个显著特色。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和尖锐复杂的社会斗争，给作家的刺激和感触特别频繁和直接，“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注：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由于杂文适合于短兵相接的战斗需要，能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便于“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反响或抗争”（注：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这种文学形式在“左联”的提倡和鲁迅的鼓励支持下，冲破了反动政权的迫害与帮闲文人的“围剿”，迅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有了比较强烈的抗日要求，一向以保守出名的《申报》也实行改革，开始接受进步作家的稿子。以鲁迅为首的不少左翼作者，相率为它的副刊《自由谈》写作千字左右的短文。其它报纸继起仿效。《太白》、《新语林》、《芒种》、《杂文》（后改名《质文》）等期刊接着出版，都以登载这样的短文为主。它们或者叫做小品，或者称为杂感，题材广泛开阔，形式多样灵活，春兰秋菊，各极其妍，在三十年代上半期形成了一种蓬蓬勃勃的局面。由于杂文在文坛上风行，登载杂文的刊物众多，以致有人把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年，分别称为“小品文年”和“杂志年（指专登小品杂感的小刊物）。
本时期的杂文作者，除鲁迅外，应当提到的是瞿秋白。在三十年代初，瞿秋白以杂文为武器对旧社会进行斗争。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出他作为政治活动家的突出的敏感。《流氓尼德》、《财神的神通》等文对新军阀统治进行了有力的挞伐。他联系世界资本主义的必然走向死亡，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真本事”，他们只能靠“特殊本事”——赌、打、骗、吓、抵赖、罚咒等“流氓手段”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揭露了中国的“财神”们（地主、资本家）在其主子——外国“大财神”的指使下进行内战、屠杀人民的罪行。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民族危机日深的时候，瞿秋白的《拉块司令》、《苦闷的答复》、《曲的解放》、《迎头经》等文，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戳穿了他们的无耻欺骗伎俩。他抓住敌人言行之间的矛盾，把他们不能见人的“后台戏搬到前台来演”，使他们对外屈膝求降、对内残酷镇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瞿秋白也把他的笔锋指向那些参加反革命文化“围剿”以配合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各种反动文艺流派，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王道诗话》指出“新月派”高唱的“人权”其实是在粉饰反动政府的统治权；《出卖灵魂的秘诀》指出胡适向日本帝国主义者“上条陈”，主张“征服中国民族的心”，正是他“出卖灵魂的唯一秘决”；他画出了“新月派”诗人的猫样的嘴脸（《猫样的诗人》）和“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法西期面貌（《狗样的英雄》）；他指出以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其反动本质的“自由人”不过是一种“皮红”而“肉白”的“红萝卜”，提醒人们多加警惕（《红萝卜》）。瞿秋白的这些文章，有时带有某种“左”的情绪，但它们大多剥露了敌人的反动本质，倾注了愤怒和憎恶的感情，犀利泼剌，是投向敌人心脏的匕首。
除了以猛烈的火力扫射旧的世界之外，瞿秋白还以强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歌颂“中国真正群众的彻底的新英雄”，呼唤着新世界的诞生。《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在巴黎》等，就是这一类的文章。在阴云密布的中国，他号召群众“自己去做雷公公电闪娘娘”，用“惊天动地的霹雳”打开层层的“乌云”，创造“光华灿烂的宇宙”。这类文章为数不多，却是当时一般杂文中少有的新的主题。瞿秋白善于抓住事物的特征，通过对一些上层人物言行的白描，运用恰当而富有概括性的比喻，创造出某种社会典型。他有时也用象征的手法来把他所要说明的问题形象化（例如《一种云》），有时又通过对社会习俗的描绘来引起人们的联想（例如《民族的灵魂》）。他适应文章内容的特点和战斗的需要，采用政论、短评、随感录、书评、抒情散文、杂剧、短曲、寓言等多种形式来进行战斗，都能写得深入浅，明白晓畅。瞿秋白的杂文在思想和艺术的统一方面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左联”时期，茅盾、郁达夫、陈望着、阿英（钱杏村）等作家，也都在从事小说创作或文艺批评的同时，运用杂文的形式进行了战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鲁迅的影响下，青年作者大量涌现，各各以杂文为武器，或则抨击政治的黑暗，或则揭露社会的矛盾，或则针砭时事，或则漫谈文艺，内容广泛，风格各殊，然而莫不短小精悍，锋利有力，表现了虎虎的生气。徐懋庸（1910—1977）写了《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批评时事，泼剌有力，写来从容自如，不事雕砌，鲁迅为他的《打杂集》撰写序文，在文坛有较大影响。唐涛的《推背集》、《海天集》等杂文，揭发时弊、抗争现实，时复带着散文笔调，含有抒情气氛，在艺术风格上受有鲁迅的影响。徐诗荃得到鲁迅的帮助，变换多种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不少反抗束缚、批评时政的短评，题材广泛，笔致娴熟。此外如聂绀弩的酣畅淋漓，周林斋的严谨缜密，柯灵的潇洒清丽，各具特点，自成一格。王任叔（巴人）著有《常识以下》，夏征农著有《野火集》，都是于小说、评论之余兼写杂文的作家。还有陈子展的考证，孔另境的随笔，也为读者所欢迎。这些文章的出现，正如鲁迅所说：“第一是使中国的著作界热闹，活泼；第二是使不是东西之流缩头；第三是使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在相形之下，立刻显出不死不活相。”（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三十年代的抒情散文创作，较“五四”时期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二十年代步入文坛的老作家继续撰写，本时期涌现的一些新作家，也在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的同时，写了大量抒情散文，并且还出现了以创作抒情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或则揭露丑恶的黑暗现实，或则赞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或则描绘祖国或世界的壮丽山河，或则抒写个人的胸臆，使这类散文作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
何其芳（1912—1977）和李广田（1906—1968），是这类散文的代表作家。他们与卞之琳合出过诗集《汉园集》，因而有“汉园三诗人”之称。那些诗作，从个人忧悒情怀的歌唱里显示对现实的不满，并注意诗的意境的优美与完整。何其芳的诗以清新柔婉见长；李广田的诗比较朴质浑厚；卞之琳则注重想象的微妙和表现的经济，有些诗比较晦涩难懂。何其芳和李广田后来都以更多的精力从事散文的写作。
《画梦录》是何其芳苦心经营之作，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一九三七年，该书与曹禺的《日出》、芦焚的《谷》一起，获得《大公报》的文艺奖金。奖金评选委员会认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肯定的正是它在散文写作方面的新的探索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作者“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注：《画梦录》代序：《扇上的烟云》）《画梦录》和随后的《刻意集》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丑恶现实而又找不到出路的寂寞、哀愁、徘徊与探索的感情，带有梦幻与憧憬的色彩。何其芳善于使用浓丽精致的语言，优美新奇的比喻，写出具有诗意的散文。作者说：“我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我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注：《刻意集·梦中的道路》）而那些“颜色”和“图案”，也确实成为他的散文中首先吸引人们注意力的部分。他当时的艺术方法带有曾经流行于西欧的印象主义的明显影响。写作较迟的《还乡杂记》，说明作者经过生活鞭子的打击，开始从幻想转向了现实世界。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回忆，描写家乡四川一角的悲惨景角。“这在地理上被称为肥沃的山之国，很久很久以来便已为饥饿、贫穷、暴力和死亡所统治了。无声的统治，无声的倾向灭亡。”（《树阴下的默想》）《还乡杂记》是何其芳的思想和创作一个新的起点，如他自己所说，他的情感粗起来了，它们和《画梦录》中那些雕饰幻想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注：《还乡杂记》代序：《我和散文》）这时，代替了原先好种”颜色“和”图案“，打动读者的已经是作家对于黑暗现实的谴责和鞭挞了。
李广田著有《画廊集》、《银狐集》，他大多“写了一些在旧社会受折磨和没有出路的人”（注：《〈散文三十篇〉序》）。我们从中看到处处受人欺侮和捉弄的问渠君，因曾谈起过“关于革命的意见”，而终于“送掉了性命”（《记问渠君》）；满身驮负重载的老渡船，在各种屈辱中渡过自己的人生历程（《老渡船》）；在山涧采花出卖的哑巴，为了生活，并不因为父兄都死亡山涧而不断承父兄的事业，仍需把自己的生命挂在万丈高崖之上（《山之子》）。作者说：“我是一个乡下人，我爱乡间，并爱住在乡间的人们。”（注：《〈画廊集〉题记》）这使他以很多笔墨描写故乡山东的风物和自己早年的生活，并在字里行间蕴藏着真挚的爱憎。作者长于刻划人物，笔下一些平凡其至卑微的人物，都有个性的特征。文风自然浑厚，于亲切中略带忧郁。和何其芳一样，他的创作趋势，“渐渐地由主观抒写变向客观的描写一方面”（注：《〈银狐集〉题记》）。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人民生活的日益困苦，把他们逐步地、不同程度地卷进了斗争的漩涡。而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又为他们创作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当时以写作抒情散文著称的，还有陆蠡（？—1942）和丽尼等人。陆蠡在抗战前写有《海星》、《竹刀》二集，文字清新委宛，对不合理的旧世界时时提出直接的控诉。《水碓》（《海星》）一文描叙被水碓捣成肉酱的童养媳的悲惨故事；《哑子》（《海星》）勾画了一个“天生的不具者”，一个受人剥削、践踏而诉告无门的劳动者的遭际；在愤激的语调里，表达了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正直心灵。一九四年出版的《囚绿记》，写在“异族的侵凌，祖国蒙极大的耻辱”（《池影》）的时候，而作者那时又留居在已成“孤岛”的上海，字里行间更是洋溢着“寂寞”和“激怒”的感情。文笔朴素，而清婉动人。陆蠡于一九四二年被日本法西斯强盗杀害。丽尼的散文集《黄昏之献》、《鹰之歌》、《白夜》，抒发了阴暗的时代给作者带来的苦闷，其中充满了“个人的眼泪，与向着虚空的愤恨”（注：《〈黄昏之献〉后记》），于低徊忧悒的笔调中回荡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如《鹰之歌》等篇），文字清丽，但缺乏具体描绘，有时不免给人以空泛与雕砌之感。
这一时期发表散文较多的另一位作家，是丰子恺（1898—1875）。如果说前面提到的何其芳等人的作品受有较明显的外来影响，丰子恺的散文则更多的继承了我国传统散文的一些长处。他在一九三一年出版了《缘缘堂随笔》，以后又有《缘缘堂再笔》和《车厢社会》等问世。他的早期散文，或则赞美儿童的天真和歌颂人格的完整，想“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缘缘堂随笔·从孩子得到的启示》）；或则怅叹宇宙的无穷和时光的流逝，将“宇宙间人的生灭”比作“犹如大海中的波涛的起伏”（《缘缘堂随笔·阿难》）。这些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出了对虚伪骄矜的社会风习的不满，状物写神，娓娓动听，但又往往只能引导读者避开现实，在幻想的空中楼阁中暂时忘却身边的尘垢和荆棘。稍后的散文具有较多的社会内容，描画了一些可喜可悲的人物和事件，如《三娘娘》（《车厢社会》）一篇，对城市底层人民艰苦的劳动生活寄寓了深厚的同情。于朴实平淡之中，写出一些耐人咀嚼的情景和事件，是丰子恺散文的艺术特色。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一九三年八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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