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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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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牢难А罚ㄊ鹈捌蟆保洞笸肀āせ鹁妗罚�1934年10月27日）。这些口号虽没有引起广泛注意或者讨论，却共同地反映了革命作家要求抗日并用文学武器进行配合的强烈愿望。
一九三五年，包括日本军阀在内的国际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战争迫在眉睫，和平深受威胁，共产国际于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作了重要报告，提出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组织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口号。在此影响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主张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因为红军尚在长征途中。同年十月，红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的任务。十一月，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再一次主张成立统一战线。在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全国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发展。当国民党在日本武力讹诈下企图进一步出卖华北时，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北平、上海以及全国各地出现了惊天动地的反帝抗日的风暴。
一九三五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举行会议，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极其深刻地阐明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对在抗日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作了完整系统的分析，着重地指出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既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又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也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在抗日问题上不断分化。以工人、农民、红军和革命小资产阶级为主力、包括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酝酿之中。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文化界统一战线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在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先后成立，分别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保护爱国运动等政治主张，并号召全国文化界联合起来，以各种实际行动，促进全国人民的抗日救国运动。
在群众爱国浪潮不断掀起的形势下，许多不同阶层、不同思想倾向的文艺工作者，一致表示了要在抗日旗帜下联合起来的愿望，又一次纷纷提出“民族自卫文学”、“国防文学”、“救国文学”、“民族的革命文学运动”以及“非常时期的文学”等文学上团结抗日的口号。这时，已经失掉了和中央联系的上海文艺界党组织的负责人，从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看到了党的《八一宣言》，从共产国际的机关刊物《国际通讯》上，读到了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在大会上的发言《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即《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他们根据这些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正式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在莫斯科的王明指令“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肖三给国内写信，认为“普罗文学”的口号造成关门主义，提出解散“左联”。这封信通过鲁迅转给了“左联”党组织的领导人。鲁迅认为，“左联”不必解散，它可以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核心继续存在；如要解散，亦应发表宣言。“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出于种种考虑，未能充分尊重鲁迅的意见，在一九三六年春解散了“左联”，没有发表宣言。但革命作家在总结左翼文学运动的历史经验时，一致肯定了提倡“普罗文学”以来的巨大成就。
由于“国防文学”口号反映了人民爱国的要求，提出后引起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重视。许多作家发表文章，初步阐述“国防文学”提出的现实基础与精神实质，并相继出现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在创作上也有新的收获。《文学》、《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上，陆续刊载和推荐了不少“国防文学”的作品，中国诗歌会还出版了“国防诗歌丛书”。
“国防文学”口号提出后不久，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再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从“左”的观点出发，抹煞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帝要求，否认在中国有建立反帝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也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他指责“国防文学”提倡者是“资产者的辩护士”，“陷在爱国主义的污池里面”（注：《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新东方》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29日）。当时从国际到国内，托洛茨基分子正在反对建立反帝统一战线，诬蔑革命力量，徐行的观点实际上附和了这种思潮，因此遭到革命作家的驳斥。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郭沫若的《国防·污池·炼狱》等文，分析了在抗日条件下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作家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说明革命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指出徐行实质上是在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批判徐行的过程中，“国防文学”的倡导者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主张。周扬在《现阶段的文学》（注：《光明》第1卷第2号，1936年6月）一文中，简约地回顾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学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作用，接着指出：“国防文学就是配合目前这个形势而提出的一个文学上的口号。它要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把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同时，周扬认为，统一战线内部“斗争并未终熄”，“革命文学应当是救亡文艺中的主力”（注：《关于国防文学》，《文学界》创刊号，1936年6月5日）。茅盾也就“国防文学”创作的基本内容发表了意见，他认为“这是唤起民众对于国防注意产文学。这是暴露敌人的武力的文化的侵略的文学。这是排除一切自馁的屈伏的汉奸理论的文学。这是宣扬民众救国热情和英勇行为的文学”（注：《需要一个中心点》，《文学》第6卷第5号，1936年5月，署名波）。郭沫若认为“国防文学”的创作内容“应该是多样的统一而不是一色的涂抹。这儿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注：《国防·污池·炼狱》，《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国防文学”主张者还着重地说明，这种文学同鼓吹反苏反共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是尖锐对立的，而同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文学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根据当时抗敌斗争的任务，他们虽然强调创作抗日救国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并不排斥不写或少写抗日题材但赞成抗日的作家。
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的历史转折关头，“国防文学”的某些倡导者还不能充分认识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辩证关系，因而也暴露出若干“左”的或右的不正确观点。有的以“国防文学”口号划线，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注：黄俞：《新的形势和文学界的联合战线》，《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甚至断定‘从今以后，文艺界的各种复杂派别都要消灭了，剩下的至多只有两派：一派是国防文艺，一派是汉奸文艺“（注：《文艺界的统一国防战线》，《生活知识》第1卷第11期，1936年3月20日）。有的人看到民族矛盾上升而低估国内的阶级矛盾，盲目乐观地认为”这里没有这样的问题；谁统一了谁“（注：《论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也有人错误地提出：”普洛不应挂起明显的徽章，不以工作，只以特殊的资格去要求领导权，以至吓跑别的阶层的战友“（注：徐懋庸致鲁迅信），”’领导权‘并不是谁所专有的，各派的斗士，应该在共同的目标下，共同负起领导的责任来“（注：新认识社同人：《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新认识》第1卷第2期，1936年9月20日）。
一九三六年四月，冯雪峰奉党中央之命，从陕北革命根据地来到上海，他向鲁迅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为了推动一向囿于普洛革命文学的左翼作家们跑到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上去”，“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名词本身的在文学思想的意义上的不明了性，以及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鲁迅、茅盾、冯雪峰等共同商量，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本来，这个口号作为统一战线中左翼文学的口号，可以与“国防文学”互相补充，并行不悖。双方认识上的一些差异，也完全可以通过讨论，逐步统一起来，推动文艺界抗日救亡的工作。可是，胡风首先以个人名义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注：《文学丛报》第3期，1936年6月1日）一文中提出这个口号。他既没有正确解释新口号的内容和说明这个口号产生的具体经过，又避而不谈它与已经风行于文坛的“国防文学”的关系；字里行间，还存在着把两个口号对立起来、以“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代替“国防文学”的意思。知道事情经过的芭盾当时就指出：“曾在鲁迅先生处听得了这口号的胡风先生，竟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来与‘国防文学’的口号对立”，“有意无意地曲解了鲁迅先生的意思”（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鲁迅也批评胡风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作家》第1卷第5期，1936年8月15日）。由于胡风的这种行动，也由于双方认识不一致并有着宗派主义，终于爆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的论争。
在两个口与论争中，鲁迅先后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章，对文艺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提出了精辟的意见。鲁迅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生动有力的驳斥了托派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攻击和诬蔑。鲁迅指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地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决非革命文学要放弃它的阶级的领导的责任，而是将它的责任更加重，更放大，重到和大到要使全民族，不分阶级和党派，一致去对外。这个民族的立场，才真是阶级立场。”在这里，鲁迅为了补救“国防文学”这一口号本身在文学意义上的不明了性，正确在说明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而且针对左翼文学队伍中有的人忽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鲁迅表示同意郭沫若的“国防文艺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和“国防文艺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不是作品原则上标帜”的意见，批评了“国防文学”某些拥护者狭隘的小团体思想，也批评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某些拥护者在理论解释上的关门主义观点。他说：“文艺家的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在鲁迅看来，提出“国防文学的联合战线”或“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联合起来”，都是不正确的。
鲁迅全面地解释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的关系，指出“国防文学”是“目前文学运动的具体口号之一”，这个口号“颇通俗，已经有很多人听惯，它能扩大我们政治的和文学的影响，加之它可以解释为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为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的缘故”，因此，“它即使曾被不正确的解释，它本身含义上的缺陷，它仍应当存在，因为存在对于抗日运动有利益”。至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名词，在本身上，比‘国防文学’这名词，意义更明确，更深刻，更有内容”；它“主要是对前进的一向称左翼的作家们提倡的，希望这些作家们努力向前进”：“也可以对一般或各派作家提倡的，希望的，希望他们也来努力向前进”。鲁迅郑重地指出，“国防文学”口号应当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并存”，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鲁迅还建议不要“喊口号，争正统”，“而在实做”，以便在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
鲁迅关于两个口号的正确解释，得到许多作家包括提倡“国防文学”作家的拥护。茅盾认为，鲁迅关于两个口号“之非对立的而为相辅的”这种解释，廓清了人们由于“二口号之纠纷所惹起的疑惑”（注：《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文学界》第1卷第2号，1936年7月10日）。茅盾主张：“一、‘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是现在左翼作家创作的口号！二、‘国防文学’是全国一切作家关系间的标帜！”（注：《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口号》，《文学界》第1卷第3号，1936年8月10日）
两个口号的对象、范围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爱国的、共同对敌的口号。正因为如此，阶级敌人对两个口号虽然或歪曲，或利用，但都采取了反对的态度。他们说：“左翼作家所倡导的‘国防文学’，及‘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所谓‘人民阵线’，均系以宣传抗敌为烟幕，以挑拨人民对政府发生恶感为手段，以鼓吹阶级斗争为目的，其毒害人心，为祸社会，良非浅鲜。”（注：《文学与民族精神之关系》，《浦声周刊》第82期，1936年12月14日）
三十年代中期的这场争论是革命作家内部的论争，但当时却形成了几乎对垒的形势。《光明》、《文学界》等刊物主要发表“国防文学”口号的文章；《夜莺》、《现实文学》等刊物主要发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文章。拥护“国防文学”口号的作家，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发表《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赞成“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作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出现了“两个阵容，一条战线”的不正常的状况。当时参与两个口号论争的文章很多，除论争中心上海之外，全国各地乃至日本东京均有反响。根据对三百多种报刊的不完全统计，发表的有关文章达四百八十篇之多。论争的问题除关于两个口号的优劣外，还涉及到文学创作要不要以抗日为中心题材，要不要提倡进步的创作方法，如何团结中间阶层作家，创作自由和批评态度等问题。
发生在新的历史转折关头的这场论争，扩大了文艺上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势和影响，加深了作家对文艺为抗日斗争服务的认识，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进一步明确了文化界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批判了“左”的宗派主义和开始出现的右倾苗头，讨论了文学运动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促进了抗日救亡形势下文艺创作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正当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论争双方的某些文章夹杂有无原则的意气之争和小团体倾向，也不免分散了力量，影响了团结，妨碍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很多文艺工作者和群众感到两个口号的基本精神没有分歧，重要的是更快地以实际行动投入日益紧迫的抗日斗争。他们希望早日结束革命文艺界内部的论争，有的刊物上发出了“作家们！更进一步的握手吧”的呼声，表示“希望参加两个协会的会员们自动的起来做这种合并的活动”（注：《作家们！进一步的握手吧》，《永生》周刊第1卷第17期，1936年6月27日）。到了九月中旬，艾思奇等提出爱国主义的新启蒙运动，要求两个口号停止争论，他进一步说明：“爱国主义的文化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并且要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之下结合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这是急需要积极地做起来，而且需要五四时代以来的文化人大家合作的。”（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期）“理论的论战太多了，就未免会成为空洞的论争”（注：《文学论争所得的结果》，后收入《实践与理论》）。不久，两个口号的争论，逐渐缓和下来。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洪深、叶绍钧、谢冰心、周瘦鹃、包天笑等文艺界各方面代表人物共二十一人，联合签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注：《文学》第7卷第4期，1936年10月1日）这表明两个口号论争基本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从而为后一阶级更广泛的团结抗日，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基础。
第七章：鲁迅（下）
第一节：从《而乙集》到《花边文学》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从广州来到上海，上海是当时全国工人运动和文化运动的中心。“四一二”大屠杀加速了两极的分化，革命活动转入地下，在纸醉金迷的生活背后，阶级斗争正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到各个方面，并且愈来愈趋于激烈。鲁迅和许多革命作家一起，在党领导下，向反革命的文化“围剿”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他的坚贞、英勇、倔强和智慧，在这一“围剿”和反“围剿”斗争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大”（注：《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2卷第663页）。
鲁迅这一时期写的主要是杂感。虽然杂感这一形式不止一次地受到反对者的攻击：自称“诗人”的绅士轻视它，“死抱住文学不放”的“第三种人”嘲笑它，“还不到一知半解程度的大学生”奚落它，诬之为“投机取巧”，鄙之曰“鸡零狗碎”，但鲁迅还是积极提倡，坚持写作，“乐观于杂文的开展，日见其斑斓”（注：《且介亭杂文二集·徐懋庸作〈打杂集〉序》）。一九三五年底，他为《且介亭杂文二集》作后记的时候，具有总结意义地回顾了自己写作这类文章的始末，他说：“我从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起，到写这集子里的最末一篇止，共历十八年，单是杂感，约有八十万字。后九年中的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杂感之所以在鲁迅笔下大量出现，愈写愈多，主要是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和革命斗争的需要。瞿秋白在一九三三年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他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前后绵延了二十年的杂感，忠实地记录了作家的思想和“时代的眉目”（注：《且介亭杂文·序言》）。
写于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比较显著地反映了鲁迅在思想飞跃后继续进取和不断巩固的特点。这些杂感绝大多数收在《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而已集》里所收在广州写成的部分，其中有些是《华盖集续编》的承衍，继续对文化界资产阶级右翼进行顽强的斗争；有些接触到香港这个殖民地社会，直接写出帝国主义的压迫及其卵翼下的文化的特质。较多的篇什则是对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反革命罪行的强烈谴责。尽管在当时的环境中，“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却依然在《谈“激烈”》、《可恶罪》等篇中，怀着无法抑制的愤怒，揭露了这是个“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我先前总以为人是有罪，所以枪毙或坐监的。现在才知道其中的许多，是先因为被人认为‘可恶’，这才终于犯了罪。”《小杂感》尖锐讽刺和勾画了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的反动嘴脸：“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从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到短文《革命文学》，标志着作者对文学和革命关系的认识的进展，后者成为这一时期新的探索的起点。到上海后不久，鲁迅对梁实秋的主张人类应以智愚分等级、文学要写永久的人性等等资产阶级的反动观点，立刻在《卢梭和胃口》、《文学和出汗》里作出逻辑严密的反击。从这些文章看来，阶级论开始成为他的理论的基础。收在《三床集》里关于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论争的文字，有对当时革命形势的严峻清醒的分析，有对文艺与社会、思想与艺术等关系的比较全面的论述；作家世界观问题已成为全部论点的中心，这不能不说抓住了重要的关键。从这时起，鲁迅开始有计划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正如他自己稍后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注：《三闲集·序言》）。他不仅翻译了这方面的书籍，而且把思考的成果写入一些杂感。鲁迅清楚地说明了阶级属性对于意识形态的关系，肯定地指出：“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也可以说根据于经济组织或依存于经济组织）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注：《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他又以为思想改造是可能的和严肃的，因而说：“从这阶级走到那一阶级去，自然是能有的事，但最好是意识如何，便一一直说，使大众看去，为仇为友，了了分明。”（注：《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些意见表达了作家对一些根本问题的清醒认识。《而已集》和《三闲集》里许多文章，是他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分析社会现象的值得注意的成果。
从一九三年前后开始，鲁迅是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现身于文坛的。这一时期，他自觉地站在党的旗帜下战斗。党对他的影响和他自己思想所达到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赋予鲁迅杂感以突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的气息。个人奋斗的痕迹消除了，长期以来“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注：《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的问题解决了，代替探索和追求，保卫理想是他后期杂感的主要内容：他保卫无产阶级文学，保卫人民革命事业，保卫共产主义；从集体主义的思想高度上建立一种从容不迫、应付裕如的战斗的风格。最初集中地体现这种风格的是《二心集》和《南腔北调集》。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以及”左联“五作家被惨杀后写成的一系列文章里，鲁迅明确地宣布自己的立场，声言文学应该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一翼“，并且通过生动的事实预告了它的发展和壮大。当时恐怖与黑暗统治着中国，鲁迅本人又正受到通缉，任何一段类似的文字都可以使作家失去生命。当他把《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送给国外刊物去发表时，关心他的人劝他考虑一下自己的安全，鲁迅毫不退缩地表示：”那不要紧！有人应该说话，有人应该说出真理。“（注：据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回忆，这是鲁迅为《新群众》作《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时说的话，史沫特莱原文曾被译登于1939年12月1日金华出版的《刀与笔》创刊号上）他这样做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注：这是鲁迅1934年《无题》诗七绝的最后一句），这是从被禁锢的生活中迸发出来的洪亮的声音。在这些文章里，鲁迅对于文学的解释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原则的，这个原则还得到了同是收在这两个集子里其它文章的引申和补充。他谈创作，谈批评，谈翻译；论金圣叹，论肖伯纳，论俄国和苏联的作家。从丰富的艺术现象中揭示客观的法则，证明了理论指导对于文学活动的意义。在对”新月派“、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的论争里，又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揭发资产阶级所谓人性论、”永恒主题“、”民族中心“、”创作自由“等等的虚伪性，雄辩地指出文学上一些根本问题的实际命意之所在；同时又从文学与政治、作家与革命的正确关系出发，在《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上海文艺之一瞥》和在”左联“成立会上的讲话里，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尽了诤友的责任。把这几个方面分散的文章综观一下，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见解是比较系统的，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的成就和贡献，标志着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高大的形象。
鲁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以后，变化自然不限于艺术观点，他在艺术问题上那些根源于阶级论的思想特点，同样充分地体现在其它方面的杂感里。和前期杂感所包含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斗争的内容相比，三十年代急遽的生活变化和重大的政治事件，在《二心集》以后各个集子里有了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反映。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发生，民族矛盾上升了。中国共产党多次发表宣言，主张团结抗日，蒋介石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对内继续进攻革命根据地。大敌当前，爱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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