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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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皆为四十多岁的中年政客，意识形态极为接近，遂联合起来，意图在香港打开一个突破口，以利于长期向中国灌输西方民主意识，影响中国政治。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港督彭定康突然接见了台湾官员，还公布了这次接见的详情。
　　这种种动作，在说明英国对香港政策已改变，这正是英国一贯在非殖民地化过程中，一贯采用的、令当地社会和人民分裂和分化成不同阵营的见不得光的坏点子、小动作。
　　中方对于英方在香港政制上突然另搞一套，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中方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警告说，必要时中方将会“另起炉灶”，使英方计谋不能得逞。
　　在施政报告发表当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发言人透过接受中通社访问，指出它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精神，与《基本法》不衔接。“九五选举的问题，关系到平稳过渡，理应由中英双方经过磋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来公布。现在英方无视中方以严肃态度提出的意见，仍然以所谓‘建议’的形式单方面予以公布，这是极不负责，也是极不慎重的。由此而引起的公开争论，其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过渡期内英国负责香港人的行政管理，以维护和保持香港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对此中国政府将给予合作。在过渡期内，如果对香港的政治体制作重大改动，从而引起以行政为主导的行政管治能力的削弱，是有违联合声明的。”
　　李光耀的提醒
　　彭定康施政报告发表不久，香港新闻媒体发表一篇题为《政客不是政治家》的文章，文章说，“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途中，访问了新加坡、拜会了新加坡的政治家、前总统李光耀。拜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李光耀办公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而言之，李光耀认为，评定彭定康就任港督一职政绩如何的标准，是彭在香港实施的政策在九七交接以后能否继续下去。这令人想起：英国撤离新加坡这个前英属殖民地前，将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搞得一团糟”。
　　作者“心中冒起一丝疑虑，莫非英国准备在香港故技重施？！否则的话，一次普通的私人拜会以后，李光耀先生怎么会异乎寻常地发表一个如此意味深长的声明呢？
　　“彭定康先生走马上任香港末代总督了，频频演出亲民‘骚’，建立自己的形象。
　　“听其言、观其行，彭定康的‘行’来了，推出了他的施政报告。有人说这是彭定康的‘五年大计’，也有人说，这是英国保守党政府的‘五十年大计’、‘百年大计’！
　　“施政报告推出伊始，香港这个原本是商人忙于从商、工人忙于打工、大家忙于钱（请记住正是这些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和安定），恒生指数节节上升的社会，引发了争论，而这些争论有愈演愈烈之势。
　　“试问，倘若该施政报告付诸实施之时，香港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还能繁荣吗？还称得上安定吗？九七年时还能平稳地过渡吗？
　　“顾立德公然说中国‘人大’批准的《基本法》是可以修改的。为什么要修改呢？要修改到和英国的‘恋栈政策’相吻合吗？这令人不禁想起老牌英国殖民主义者公然入侵、抢掠、强占他国地盘为殖民地的政策。时移势易，行不通了。
　　“于是有新招：民主、人权。其实还是旧招。中国的大文豪鲁迅先生九十年前就拆了这一招：拉大旗、作虎皮，包裹着自己，吓唬别人！”
　　如果讲民意，这篇文章正说出了香港的民意。
　　香港知名人士徐四民撰文指出，彭定康莅港担当末任港督，只不过是“看守政府”的最高领导，在香港也只有4年8个月的寿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的力量无可抗拒的。他的“施政报告”不切实际，不负责任。他今天能大派福利，大洒金钱，都是他的几位前任和中方通力合作下取得的成果。他对未来四年多，及1997年后所开的“民主空头”支票，是无法兑现的。到时他已坐了“慕莲夫人号”的轮船回到英国。留下来的是香港的中国人去打大陆的中国人。这种伎俩是英国政客，在每一个殖民地撤退时运用过的，今天看来并不陌生。
　　李光耀办公室的声明，发人省思；徐四民的文章，利刃见血。两位大家所见何其相似，使世人猛醒。
　　英国人在统治香港一百几十年中，从来都是压制香港人要求民主，而在最后几年忽然十分热心让香港的中国人“民主”起来，尤其关心香港九七年以后的“民主”，这就难免使人怀疑他们究竟用心何在？真是关心中国人民主不民主么？这与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国人有何关系？无非是想达到没有英国人的英国人统治的目的罢了。
　　英国在退出殖民地之前，总要留些祸根，以便日后插手。彭定康过低估计了中国对付诡计的能力了。中国百多年来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变得聪明多了。最近几十年按照和平外交五项原则，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与超级大国也反复交过手，难道还对付不了香港这个小小的局面么？
　　新加坡《联合早报》在彭定康施政报告公布以后，发表题为《跛脚鸭想偷跑》的文章，批评彭定康不与中国政府合作，明显地违背了基本政治道义。作者给“跛脚鸭”摆了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目前英国在香港的地位，奠基于一个很基本的政治常识，那就是“看守政府”，在西方俗称“跛鸭政府”。原因是不管1997年6月30日之前，港英政府的权力如何合法，1997年7月1日之后，英国在香港已不存在任何权力与义务。因此，“跛鸭政府”在道义上应具其“收敛原则”，与中国政府合作，平稳、顺利地实现政权交接。
　　根据“跛鸭政府”的政治道义，在“看守政府”期间，英国方面不能对现状进行结构性的改变，过去没有的目前不能增加，过去有的目前也不能放弃。况且，中英双方已有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在先，各方都有自己的承诺。彭定康在这段过渡时期，提出对香港社会进行“结构性改变”的建议，已跨越了政治中“跛鸭政府”的道义。
　　现在的问题是彭定康那套引发这场风暴的“政改建议”，到底出于他对中英联合声明不够深入了解，还是英国政府有意师效以前离开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的作风，在其过去的殖民地留下一个烂摊子，让当地人民和政府久久难以翻身？
　　前港督麦理浩1992年12月4日在英国国会上议院，批评现任港督彭定康的政制改革建议导致了中英双方对立。他呼吁双方学习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作风，放弃成见，求同存异。
　　12月9日，麦理浩又在上议院发言时指出，政府得为彭定康的施政报告作出回答，解释违反协议的原因，至少要说明功能组别选民由45万增至270万之原因，还有由选举团选出候选人这一点。这位外交家于高峰期退休，审慎考虑了数月才在上议院发言，英方当时未对这一严辞作出回答。
　　谙悉中国和香港情况的柯利达、麦理浩、卫奕信三位英国高级外交家都反对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他们都公开说：我们违反了协议，回到原处吧，我们在伤害香港的利益。
　　国泰风潮
　　香港接连发生许多事件。首先，彭定康的政改方案，挑起中英对抗，使香港社会发生分化，影响到股市投资者信心，股市接连下跌。到11月中旬，香港股市急剧下跌600点，从6400点的高位跌至5800点。11月末12月初，股市再次急跌，12月3日一天之内跌了433。44。恒生指数跌至4978点的低位，下跌近千点，股票市值损失前后达3000亿港元，使香港经济和居民生活都受到了影响。
　　而在众多事件之中，最令香港600万居民不能忘怀的，是彭定康在国泰风潮中的表现。
　　香港国泰航空公司属于英资太古集团，1993年1月13日晚，国泰航空公司机舱服务员工会宣布进行“野猫式”罢工——即事先没有通知的罢工。当晚参加罢工的人员为29人，一航班受阻无法开出。14日傍晚，参加罢工的空姐骤增至六百余人，国泰20班航机因此而取消或延迟，5000名乘客滞留机场。15日，国泰工潮进一步升级，二千余人加入罢工。但劳资双方却一直未有正面接触。
　　直至16日，经港府劳工处斡旋，劳资双方才举行会谈。但经过6次谈判毫无结果。
　　持续两周之久的国泰工潮，引起了香港社会各界的关注，许多社会人士对此发表看法，一些社会团体的介入，使问题复杂化起来。
　　香港社会人士呼吁资方放弃对罢工员工“秋后算账”的威胁，尽快解决工潮，减低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并指出：“国泰对劳方的秋后算账是不恰当的做法，处理工潮手法有殖民地色彩。”
　　对这次国泰工潮，港府除劳工处出面作了些许调停外，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港府有关方面表示，除非工潮令本港蒙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引致严重秩序混乱，否则港府不会介入这次劳资纠纷。港督会同行政局有权就罢工行动颁布“冷静期”，但要视情况的严重程度审慎决定。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工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表态支持罢工的国泰航务员。22日某工会发言人表示国泰资方以秋后算账威吓员工，使本来可以解决的劳资纠纷进一步恶化。
　　1月24日，35个团体组成了“支援国泰员工工联委员会”，介入了国泰工潮。他们举行公众宣传活动，派人到车站发传单，收集市民签名，呼吁市民捐款支援国泰罢工员工，声言若国泰资方继续坚持处分罢工员工，将发动“全球性抵制国泰”行动。据罢工员方代表称，罢工行动还获得美、加、日、澳等16个劳工团体和工会组织的支持。
　　国泰工潮事件，引起了香港舆论界的广泛关注，成了报纸、广播、电视每日必报的重要新闻。多家报纸发表社论，虽然有的着重批评资方，有的偏重批评劳方，但总的来说，都希望工潮早日平息，劳资双方重新合作，并担心工潮政治化、复杂化会给香港的稳定繁荣带来不利影响。
　　到1月底，困扰香港市民的国泰劳资纠纷，历经17天，总算告一段落。这次风潮无论劳方或资方都不可能有什么胜利可言，从资方而言，不仅经济利益损失数以亿计，而且形象大损。从劳方而言，罢工十多天，备受饥寒，结果要争取的权益也收获无几。当然这次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许多思考。为什么一家收益颇丰的航空公司如此苛待员工？事件发生之后，资方的领导人员，尤其是英籍总经理态度为何如此僵冷？港英政府为何对此事件长期无动于衷？更令港人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港督彭定康表现得为何惊人冷淡。
　　忘记了铁娘子的教训
　　正当英国政府和彭定康尽力推行其政改方案之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出版了。这本回忆录，应该说给了彭定康一个不小的教训。
　　经过努力，中英双方又走到谈判桌上。到彭定康施政报告一年后的1993年10月，中英就香港九五选举安排举行的会谈已经到了第14轮。双方均表示了令谈判由“十字路口”转向“高速公路”的良好意愿。英国谈判代表表示，英方会尽力采取认真、积极的举动；中方谈判代表明确指出，只要从双方原先商定的“三符合”原则出发，便不难达到预定的目标。
　　中方坚守“三符合”，英方却多番批评中方灵活性不足。对此，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指出，中方最初是要求彭定康“撤销方案”才谈判，后来，中方为了促成磋商，恢复合作，并没有坚持这一要求。但明确说明恢复磋商不是以彭定康的方案为讨论的基础，而是中英双方商定的三条原则。平心而论，逼迫中方从“三符合”的基础上退却，无异于要中方背弃历史、背弃国际协议，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岁月》在这时出版，轰动英国政坛，震撼保守党。人们有理由相信，唐宁街有关香港的“私房话”，难以宣之于笔端的密谋，远不止回忆录所载内容。但就铁娘子这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使英国现政府和彭定康猛醒。撒切尔夫人是何等的铁腕人物，都不能不败在邓小平的手下，什么原因？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毫不讳言，1982年访华时，“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以香港岛的主权作交换，使英国对（香港）整个殖民地延续治权。”今天看来，这不但是撒切尔夫人当时的“目标”，也是英国殖民主义者仍在追求的“目标”。人们注意到，撒切尔夫人在订下她的“目标”时，是不存在“港人”的概念的，更不要说什么“民主”了。
　　英国人的“目标”在北京摔跤了。邓小平严正地向撒切尔夫人声明，关于主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英谈判也自然毫无进展。到1983年1月，当撒切尔夫人获悉，中国准备在同年9月自行宣布对香港的未来方针时，她才慌了手脚，想起利用“港人”、利用“民主”的幌子。
　　她写道：我建议说“我们现在应该在香港发展民主架构，目标是短期内达致独立或自治，一如在新加坡所作的那样。”“当时没有任何人认为我这些意见具有吸引力”，因此，“就不作进一步研究”。撒切尔夫人没有具体说明，参加会议的内阁大臣、官员和港督，何以不接受她的建议？他们又有些什么样的“反建议”？又是否真的“不作进一步研究”呢？回忆录没有涉及。
　　回忆录写道，1984年7月贺维访华，“十分有效地使中方相信了我们是可以信赖的”；她再次访华，“主要目标是加强中方信任我们在1997年以前过渡期管理香港的良好意愿”。撒切尔夫人的“目标”变了三次了，从维持三个不平等条约，到“延续治权”、“达致独立或自治”，再到“加强中方信任”。不知道撒切尔夫人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还是蓄意哄骗。大概是真心实意的哄骗，对内哄骗英国人的选票，对外哄骗中国人的信任。
　　中国承诺1997年后50年不变，英国则在1997年前几年内大变特变；连两国外长交换的外交函件也要抵赖。
　　无论1984年的英国是否蓄意哄骗，也无论今天的英国如何横蛮无理，撒切尔夫人倒是作了明智的判断，回忆录说，英国“不可能是胜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强大得多的对手”。
　　德国总理科尔说，英国有人“还活在丘吉尔以前的日子里，以为英国可以掌管欧洲一切”，只可惜，这样的人不止铁娘子一个，而且野心还不止“掌管欧洲一切”。
　　撒切尔夫人1982年访问北京后，清楚了解到中国会接受什么和不接受什么，并能审时度势，放弃“以主权换治权”的想法，与中方签署了联合声明。此举体现出一位政治家所应具备的政治智慧。
　　其后中英双方一直能互谅互信，中方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次与英方磋商，并采纳了不少意见。到1990年正式颁布之时，英方亦表示这是一部值得向港人推荐的好的《基本法》。
　　撒切尔夫人在书中谈及《中英联合声明》与《基本法》的关系时，称赞联合声明是一个明确、有约束力的国际协议，对1997年后香港的各项安排可以稳定港人的信心，而且，协议中有的条款规定协议内容需写入《基本法》，而《基本法》是九七后香港的宪法。
　　照理说，由于有了中英第一次谈判所确定的原则及基础，后来的中英谈判应有更高的效率才是。但出人意料的是，英方不仅没有汲取撒切尔夫人宝贵的历史经验，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力图在撤出香港前推行一套背弃“三符合”的政改方案，借此与中国相抗衡。采取这一策略的结果，便是导致会谈延宕了半年，仍徘徊于“十字路口”。
　　显然，彭定康对过往的历史事实不甚了了，也没有认真去了解，才作出了与中方对抗之举。但以“铁娘子”当年之勇，亦不得不面对现实；今日英方，却执迷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勇则勇矣，奈何历史潮流不可逆，反历史潮流而动，终将被历史潮流所淹没。
　　“光荣撤退”双方得利
　　英资公司在香港的投资已达1。2亿港元，每年光利润就是1200亿港元。中国人民尊重历史，面对现实，充分理解英国人要在香港“光荣撤退”，要维护英商的利益，所以，才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签订《联合声明》，制定《基本法》，达成一系列谅解。英国的利益在《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果抛开了这两个文件，另搞一套，英国的利益就很难得到保障。因此，任何在香港制造麻烦、制造动乱的行为都将要损害英国的利益，损害广大英商的利益。
　　香港著名评论家古星辉先生曾这样分析：“英国交还香港，如果用友好的方式，既可以光荣撤退，赢得中国人民的友谊，又可以得到长远的经济利益；如果用‘拆烂污’手法，令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时，碰到许多困难，甚至遭到一些人的对抗和捣乱，最后使香港受到了一些损失。那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中国人民和香港同胞还会送钱入英国人的腰包吗？”
　　但是，做为政改方案的倡导者的彭定康，在香港呆了几年，尚未“看破红尘”，仍然不了解中国，不了解香港，死抱住既定方针不变，对抗如旧，制造麻烦如昔。继单方面制定《政改方案》，以一人一票选举产生所谓“民选”的立法局，干扰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行动之后，彭定康又单方面制定了所谓《人权法条例》妄想凌驾于《基本法》之上。
　　到了1996年下半年，虽然从英廷到彭定康，都在讲“合作”，但实际上是口合心不合，主要表现有五个方面：一是不愿“还政于中”，搞所谓“还政于港”，包括一些政府档案、资产等，英方总想直接交给特区。二是英方对行政长官人选的产生表现了过分的兴趣，甚至要求“共同选人”，想安插代理人，延续殖民统治影响。这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因此遭到断然拒绝。三是反对成立临时立法会，妄想根据英国殖民地宪制《英皇制诰》、《皇室训令》所产生的立法局，硬加给香港特别行政区，架空中国政府在香港有效的恢复行政主权。1996年12月20日，英外相聂伟敬竟发表声明，质疑临立会的法理依据，并宣称要将问题交国际法庭仲裁。新华社香港分社立即作出回应，明确指出，临立会是在英方破坏了“直通车”安排的情况之下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合情、合理和合法。四是港英利用最后的管治期，大幅修改法例，削弱治安权力，为特区立法，给特区政府管治制造麻烦。首先，修改了《刑事罪案条例》，把颠覆和分裂国家罪行，都界定为只有“使用武力”才成立。在香港这样小的地方，用武力从事颠覆、分裂活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彭定康这样界定，就是要掣肘将来特区以法律武器来制止非武力的颠覆、分裂活动。但是，这个问题更要害之处，在于港英越俎代庖，侵犯了特区的立法权，违反了《基本法》，因而是非法的。五是利用临走前的管治权力，牢牢操控传媒，继续施展长期以来进行的“反华”宣传，造谣中伤，制造“回归恐怖”效应。并且有计划地分化港人，对一些人大肆吹捧，笼络以高官厚禄，吹捧为政治明星。还奉送外国护照，为其“反华”、“反收回”壮胆。对另一些人则诽谤中伤，甚至扬言要抛“黑材料”，加以恐吓。
　　彭定康自知时日无多，更迫不及待地鼓励一些人在马路示威生事。对放火烧轮胎、冲掸警察的滋事分子，声言要送坐垫、送咖啡鼓励。还跑到大西洋彼岸，公然在西方的报刊、电台、电视台，攻击中伤香港的爱国工商界人士，引起七大商会的回击。香港人称其为恼羞成怒，穷凶极恶，到了丝毫不加掩饰的地步。
　　彭定康的所作所为已经损害了在港英商的利益，所以英国商人已经不满保守党的政策，因而减少了对保守党的支持。也许梅杰已经知道自己日子不长，没有必要再花心思缓解这些不良政策对中英关系的伤害了。英国国会补选，保守党接连失败，彭定康也知道自己的宦途充满荆棘，既无暇为英商考虑太多，也不会为国家利益费心思，更不会再为梅杰的继任人行个方便，将继续照他的原本安排干到底。
　　历史不会因某些政客的干扰而停止前进。针对彭定康的不合作态度，中国一方面表明自己遵循《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的严肃立场，一方面积极为恢复行使香港主权按部就班地工作。1996年1月2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特区400人的推选委员会成立，60人的临时立法会成立。1996年12月11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以80％的支持率选出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这是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港人以“公正、公平、公开”方式推选行政长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它标志着香港回归后即将开始一个全新的时代。12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鹏签署了对董建华的任命。12月18日，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和副总理钱其琛会见了董建华。江泽民向董建华表示，中央不会干预属于香港特区范围内的事务；特区有困难，中央会帮助，请董建华放心。这是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国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和决心。
　　几年前，来港时踌躇满志的彭定康，上镜“曝光”日渐稀落，而且偶有现身，也是满脸落寞之状。1997年6月30日，彭定康从卫兵手中接过了降下的英国国旗，这位末代总督卷起行囊，打道回府了。
　　香港大事记
　　公元前214年（秦始皇三十三年）
　　秦始皇平定南越，设南海、象郡、桂林三郡。香港地区属南海郡番禺县范围。是香港有正式郡县隶属之始。
　　公元前196年（汉高祖十一年）
　　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象、桂林三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该年受汉高祖封为南越王。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
　　实行盐铁官营，全国设置盐官49处，番禺盐官驻南头，管辖香港地区盐场。
　　公元前112年（汉元鼎五年）
　　南越丞相吕嘉举兵反汉，汉武帝派将平定。次年破番禺灭南越，改设9郡。香港仍属南海郡番禺县。
　　公元265年（三国吴甘露元年）
　　番禺县设司盐校尉，监管包括香港在内的珠江口盐业生产。
　　331年（东晋咸和六年）
　　香港改属东莞郡宝安县。
　　736年（唐开元二十四年）
　　置屯门军镇，属安南都护府，镇治设南头，驻兵两千多人，辖地包括香港至大鹏湾等地。
　　757年（唐至德二年）
　　改宝安县为东莞县，属广州都督府。香港地区属东莞县。
　　971年（北宋开宝四年）
　　在九龙湾西北设官富场，置盐官管理，是广东所属十三大盐场之一。
　　1102～1106年（北宋崇宁元年至五年）
　　江西吉水人邓符协，崇宁年间进士，授阳春县令。卸职后迁居锦田，建围村而居，为新界邓族定居之始。邓族与其后相继迁入的彭氏、文氏、廖氏、侯氏，并称新界五大族。
　　北宋末年
　　彭氏先祖迁居东莞，后居新界。侯氏先祖从番禺迁居东莞，继入居新界上水。
　　1164年（南宋隆兴二年）
　　官富场因盐产减少而被裁撤，盐务拨归叠福场（今沙头角以北处）经营。
　　1197年（南宋庆元三年）
　　大屿山盐民起义，直逼广州城下，后遭官军武力镇压而失败。
　　1200年（南宋庆元六年）
　　广东派水军300人戍守官富场。宋代在佛堂门西北佛头洲设税关。佛堂门古石刻“碇齿湾古有税关，今废，基址犹存”即指此。
　　1227年（南宋景炎二年）
　　南宋端宗赵在元兵追逼下，退至广东。四月进驻官富场，建立宋末海上行朝。9月移至荃湾，11月逃往虎门。
　　1228年（南宋景炎三年）
　　宋帝赵病逝大屿山，卫王赵继位。
　　南宋末年
　　文氏先祖文天瑞迁居东莞。明初迁入新界屯门，继迁屏山、大埔泰亨。陶氏先祖从广西迁居宝安县，后居屯门。
　　元代末年
　　廖氏先祖廖仲杰从福建迁居东莞，初居屯门，后迁福田、双鱼境内。其子孙先后在上水乡、樟木头、富溪沙等地定居。
　　1370年（明洪武三年）
　　改屯门巡检司为官富巡检司，衙署设官富寨，管辖范围包括香港地区及深圳市部分地区。
　　1381年（明洪武十四年）
　　广东指挥花茂奏设东莞、大鹏两守御千户所，归南海卫管辖。大鹏守御所设镇兵于南头寨，辖六门，其中佛堂门、龙船湾和大澳均在香港地区内。
　　1394年（明洪武二十七年）
　　广东左卫千户张斌筑大鹏新城，城上有大炮两尊，设防守千总一员，兵300名，为新安县东北之重要海防。
　　1444年（明正统九年）
　　位于新界新田蕃田村内的裕堂建成，为新界文氏宗族最早的祠堂。
　　1514年（明正德九年）
　　葡萄牙人入侵香港屯门，设立营寨，勘察地形，搜集情报。
　　1517年（正德十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比利·安刺德率舰船8艘擅入屯门，武力侵占该地及南头，安营设寨。翌年，其弟又入侵屯门葵涌一带。
　　1520年（正德十五年）
　　御史邱道隆、何鳌上奏朝廷，主张用武力将葡萄牙人及其船舶驱逐。
　　1522年（明嘉靖元年）
　　广东海道副使汪亲督师船，与来犯葡舰交战于大屿山一带，夺回屯门。设水营参将驻守南头城，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
　　1523年（嘉靖二年）
　　葡萄牙殖民者哥丁霍率舰船5艘进犯屯门，守将柯荣率兵抵御，毙敌35人，俘42人。
　　1573年（明万历元年）
　　从东莞县分置新安县，属广州府，县治设于南头，香港地区属新安县所辖。
　　1586年（万历十四年）
　　南头另设寨，置总兵，仍辖佛堂门、龙船湾等6汛。翌年广东总兵刘凤翔带兵一营移镇于此，裁撤参将一职，添设把总一员。1590年又复设参将，置分总4员。
　　1623年（明天启三年）
　　荷兰舰船从佛堂门入侵新安县，知县陶学修率兵击退荷舰。
　　1637年（明崇祯十年）
　　8月6日，英商可甸联合会派威代尔率武装商船5艘擅闯珠江，炮轰并占领虎门炮台，强行到广州进行贸易。
　　1647年（清顺治四年）
　　张家玉、陈文豹、李万荣等人起兵反清，攻占东莞、新安县城。后张、陈相继战死，李万荣率部据守大鹏湾，1656年为清兵所降。
　　1661年（顺治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