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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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渭佑⒐恢У巧蕉樱陡爸泄陆实呛０胃叨�7700多米的公格尔山。他的技术和成绩比专业登山队员表现并不差。
卫奕信平时衣着随和，喜欢穿运动鞋四处跑步。有一次，脚上的运动鞋破了，露出脚趾，到商店购买新鞋时被一名售货员误认为乞丐而拒之门外。
卫奕倍在跑步和远足时曾发生多次意外。有一次，在北京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开会期间，他和往常一样，习惯地在会议间隙，在大使馆附近跑步，因为跑得太入神，结果误坠入一个约6尺深的地坑里。还有一次，在1991年2月初，他在新界八仙岭远足时，被一块石头绊倒，右面部颊骨受伤，被送进玛丽医院接受2小时的颊骨矫正手术。
卫奕信还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听音乐，用以洗涤一天工作的疲劳。他特别喜爱舒伯特的音乐。
不管是在伦敦还是在香港，凡有空闲时间，卫奕信经常逛中文书店，翻阅及购买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及期刊，大多数是中文的政治及经济方面的书籍。在他的家中，藏有相当数量的中文书籍。离任返英时，也曾携带不少中文书籍回英国去。
卫奕信性格开朗幽默。在逗笑方面颇有一手。在英国参加舞会时，他喜欢把一只玩具熊放在肩膀上跳舞，引得众人大笑。
60年代初期来香港学习中文时，卫奕信随身带来滑雪装束，朋友问他为什么到香港来还带雪装，他说，那些滑雪装束是准备在黎巴嫩的山区作“沙漠滑雪”用的。他以为自己是奉派到中东黎巴嫩学习阿拉伯语，所以把雪装也带来了。结果成为朋友间的闲谈笑料。70年代做港督政治顾问时，有一次在朋友的怂恿下，他身穿苏格兰裙，外披雨衣，露出两条大腿，碰巧被总督麦理浩看到，问他为何裸着身体做“雨褛怪客”。逗得众人捧腹大笑。
备受争议的事件
1987年9月和12月，卫奕信上任以后不久便两度访京，讨论有关香港政制发展问题。由于与中方意见分歧，访京返港后宣布，1988年暂时不在立法局内进行直选，并决定1991年只有少量直选议席，而1997年前则增至25％。为此，被人指责：为维护中、英、港良好的关系，而漠视香港五百多万市民的意愿。
1987年10月，全球股灾，香港联合交易所宣布停市4天，港府宣布以20亿外汇贮备来挽救期货市场。当时卫奕信正在美国访问，有的议员事后批评他没有即时返港“助阵”，解决股市问题。还批评他平时疏于监管股票市场，临时用20亿元救市是为豪赌中输过了头的投机者提供免费赌注。
1988年11月，卫奕信第三次访问北京，与中方官员达成“直通车”协议。中方初步同意九七年前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任期可跨越九七。（以后这一“直通车”方案又被正式写入1990年4月4日的全国人大的决定中）虽然会谈成果丰富，但却被一些人批评为中英谈判，忽略了港人意见，咨询民意虚假，等等。
1989年10月，在任第三份施政报告中详细列出以一千二百多亿港元建设玫瑰园计划，其中包括在赤角兴建新机场。这一计划，卫奕信声言是为了增强港人信心，但是，费用庞大，中方认为，这是“英方请客，我方出钱”。中方官员批评港英政府有意使九七后的特区政府储备空虚，负债累累。
1990年4月，港府宣称，为了挽救港人信心危机，及人才流失问题，公布了5万个家庭、22。5万个名额的港人居英权计划，当局估计有30万人申请，结果只收到65000份申请书，表明港府有些人对港人的信心估计过低。结果，该计划受到许多知名人士的批评，他们认为，港英当局搞所谓居英权方案是为港府鹰派人士所铺的下台阶，是搞政治小动作，令中英关系僵持良久。针对港英当局的动作，中方在《基本法》中有关立法会议员资格上作出了国籍限制的相应措施。
1991年6月，港府立法局通过“人权法”。香港许多人士认为，这是港英政府又一小动作，企图以“人权法”驾空《基本法》，并借此在港散布不信任中国的情绪。中方不得不重申，保留特区政府修改“人权法”的权利。
1991年9月，英国首相梅杰访华，签署中、英双方关于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因此，有人批评卫奕信及港府，在1990年错失跟中方磋商机场问题的良机，使中英关于机场问题的会谈陷于僵局，问题扰攘多日，最后不得不要首相梅杰和外交顾问柯利达出面解决。
一项突如其来的宣布
香港《明报》1992年1月1日发表评论文章，文章说，除夕凌晨的消息，英国首相府正式宣布，港督卫奕信爵士明年退休，并受勋为终身贵族。所谓终身贵族，并不值钱，不过是可以在上议院发表演说而已，但自港督之位退下来，却是实在得不可以再实在了。
《明报》的消息说，为什么首相府突然有此宣布？早几个月，不是言之凿凿，说是对卫奕信信心十足，港督职位“没有空缺”的吗？现在下任人选还没法决定，因为先要知道英国大选结果，如此急不可待地要宣布此人退休，给人的感觉，就是对现任港督不满，无论如何要撤换。这个讯息之强烈，是任何言辞或封衔都难以掩盖的。
《明报》认为，“卫奕信与香港人共度了5个艰辛的年头，若论功过，恐怕受人批评的地方很多，有人批评他对中国官员太软弱，也有人批评他不识时务，以致中英关系数度恶化，但究竟导致他被撤换的，看来不是这类批评。若说他对中方迁就，外交部不是比他更迁就？赫德也尝试过强硬，不也是不得要领？
“向来老板对下属不满，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他办事不力，为老板带来麻烦，如果带来很大麻烦，那就对他大大不满，非把他调离，要他退下不可了。”
卫奕信提前下台的真正原因何在，舆论一般认为，卫奕信至少有三件事令英国政府尴尬麻烦，第一是居英权，既令首相付出给予五万家庭护照，这个代价在前，又使英政府因这轮慷慨受港人冷落而尴尬于后，一轮扰攘居英权证实效用成疑；第二是新机场问题，与中方弄僵，连累梅杰亲自出马；第三是终审法院协议，中英联络小组的英方承担落空。三件事都可以怪卫奕信身为港督，没能把握住形势，甚至没能准确预测香港人的反应，以致使英国政府处于被动地位。
香港舆论人士认为，“或许末代统治烦恼多，总要个有足够权力的人来大刀阔斧，威风凛凛地掌舵，卫奕信受外交部诸多限制，在中、英、港三方做人难，不如归去了。”“私底下，卫奕信是个君子，看重责任，约束感情，待人诚恳而说话直接。称他为学者并不正确，但他是个读书人，了解原则多于了解权势。说他与本港财团走得不近，他们不喜欢他，大概是真的。”“大概末世读书人治理不了，他们估量要来个真正懂得用手段的人吧。”
虽然换督的传闻在港时有所闻，在英国首相府作出宣布的前几天，英国报章也涌现一片换督的舆论。但对于大部分香港市民而言，换督的宣布是来得很突然的，大家均料想不到九一年将尽之际，还会出现一宗应列为年内香港十大新闻之首的大新闻来。
不单对于香港市民，是一项突然的宣布，从一些蛛丝马迹看，这项宣布对港府高层而言也来得很突然。首先是掌管政府资讯的两位要员，在原来的度岁计划中均没有预备要应付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件。
请看香港政府高层听到换督前后的活动情况。首先是记者于1991年12月30日晚接近十一时，获悉英国首相府将于翌晨公布换督决定。记者的第一个反应自然是向港府查询，不过，资讯统筹处长韩新正在放大假，身不在港；随后记者致电政府新闻处处长邱李赐恩家中，也没有找到。接电话的家人说，她去听演唱会了，听罢会在外吃宵夜后才返家。当然，邱太当晚并没有去听演唱会，而是在港督府开会，研究突然由伦敦飞来的信息。
据可靠的消息说，港督的顾问——行政局议员们也是在当日下午才获悉换督的消息。至于英国首相府为何决定这个时候作出宣布，以及为何又拖着不同时公布下任港督人选，则连行政局议员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记者接触过不同背景的立法局议员，虽然他们对于卫奕信出任港督这五年的功过，有褒有贬；对于下任港督在处理中英关系问题上，态度应如何也有不同意见，但他们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对于英国这次既宣布换督，却又不同时公布下任人选感到不满。他们认为，英国此举只图自己方便，不理事情的安排是否对香港有利。未来几个月下任港督是谁的揣测不断，固然对香港无好处，但到底这样的安排对英国执政保守党而言，是损人（香港）利己，还是损人而不利己，还要拭目以待。
1992年1月1日早晨，卫奕信接受了记者访问。有记者提出，换督是否是一个突然的决定，有否征询你的意见，你何时才得悉这个决定。
卫奕信回答称，“我早已意识到。在92年我首5年任期完结后会否更换人选这个问题，我亦已意识到这件事已酝酿一段时间。决定现时作出公布的决定，是最近的事，但我早已意识到这件事。”可以看出，英国政府的换督决定，没有征询卫奕信个人意见，他也是突然接到通知的。
与中国的合作
英伦之所以决定在香港的关键时刻突然换督，不是偶然的决定，只要回顾卫奕信在港期间的表现，就理解了英国的用心。据巴图所著《别了，港督》一书介绍。卫奕信在任期间，他给香港居民和中国人民留下的好印象比其他总督要多一些。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他表现了一定的远见和政治家的胸怀。
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是他所遇到的最大考验。
当时，香港极少数人配合国际反华逆流，挑唆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主张利用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由英国单方面废除中英《联合声明》，与中国政府重新就香港的前途问题进行谈判。
他们希望利用国际国内对中国不利的时机要挟中国就范，使英国在中国得到更多的利益，改变香港在九七年以后的地位。
这一阶段，由于英国政府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作出了不应该有的“热情”反应，因此中英的双边关系也陷入了低潮。
这一局面无疑使卫奕信感到被动，一方面他不能不在大的方面秉承英国政府的意志办事，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从现实政治出发，他太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政府的决心了，一个日趋强大的中国是任何一种政治势力都不能制裁得了的。在这一事件之后，有关传媒认为，卫奕信基本保持了“十分难得的异乎寻常的冷静”。他一方面认为中国国内政治风波可能影响到香港人对香港前途的信心，但另一方面，他顶住了来自某方面的压力，坚决反对由英国单方面放弃“中英《联合声明》”和取消已经达成的政权交接协议。
在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上，他明确表示：“《联合声明》本身是一个好的协议，重要的是要将它贯彻执行，而中国政府迄今未做出任何违反《联合声明》的事情。因此，要求废除或重新谈判‘联合声明’是没有道理的。”
当年10月卫奕信赴美国访问时，曾经有人问他：“是否应要求北京对‘中英联合声明’的执行作出额外保证？”他的回答很干脆：“国家的信誉是对国际协议的重要保证。中国在履行国际协议方面享有极好的声誉，这便是对中英联合声明最重要的保证”，“‘一国两制’是中国领导人具有长远眼光的和丰富想象力的一个构想，其深远意义是不会受最近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的。”
在当时特殊国际政治环境中，卫奕信能够有如此的政治判断是非常难得的，他的这些言论也不是一点风险都没有的。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卫奕信与中国政府的合作也比较默契。由于香港现有机场已经很难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1989年10月11日，他在其第三份施政报告中提出在香港新建一个大型国际机场。这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建设项目，由于投资规模浩大，而且跨越1997年，因此方案一经公布，就受到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各方的关注。
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相当的配合，从香港人民的实际利益考虑，认为这一项目是可以立项的，但应本着“低成本，高效益”的原则兴建，以免给香港居民和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留下过多的经济负担。
卫奕信对中国政府这种态度表示完全可以理解，他愿意就一些具体问题与中国方面密切协商，他是这么说的，也基本上是这么做的，他不希望因此而影响香港的和平过渡进程。
1990年1月10日，他前往北京，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具体协商新机场建设的有关问题。此后，在卫奕信的积极配合下，中英双方本着合作的精神，经过多次谈判，终于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1991年6月30日，双方草签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备忘录》，同年9月3日，卫奕信陪同英国首相梅杰来华，正式签署了这一备忘录。
卫奕信的继任者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政府出现了严重对抗，就印证了英伦换督的原因。
换督传出的信息
英国首相府在1991年最后一天宣布卫奕信将退休，继任人选待定。香港舆论界，各政治团体，行政局、立法局议员等，对于英国此刻宣布这一消息的动机，卫奕信在任期间的功过，及下任港督的人选条件等，议论纷纷。从1992年1月1日至10日港报报道的各种看法，可以了解当时香港民情对卫奕信功过是非的评价，以及换督的猜测。
《信报》：卫奕信被“炒”，表明英国对港政策的转向：港督卫奕信，是被首相梅杰“炒鱿鱼”的。在大除夕，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这个决定更确切地说是首相作出的，而不是我自己作出的”：“我老早已公开阐明，如果我继续留任，我就会这样做。”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他是愿意继续留任的，但梅杰作出相反的决定，这不是“炒鱿鱼”还算什么呢？
这个讯息，反映了英国政府对香港以至中国政策的转向——由妥协转为强硬。因此可以预料新任港督未必对中国有很深的了解和交往，不需要像前任港督这样的中国通，也不必要隐藏为英国利益服务的私心，而是能够坚决地执行英国政策，为英国工商业争取最大的好处。
转向的主要原因有四：
一、有必要扭转“跛脚鸭”的形象，以维护九七年之前的有效统治。二、从多年与中方谈判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英国虽然委曲求存，但未能令中方心软，所能取得的利益让步很有限，使英商不满，而且在国际上遭人嘲笑为“叩头”。对中国采取较强硬的态度，为英商争取利益，可以为梅杰赢得较多选票。三、配合亲密盟友美国的对华政策，因为难得有美国撑腰，不必对中国这么客气。四、此长彼消的谈判筹码。当初英国政府在谈判桌上的忍让，可以理解为英商在香港仍有不少投资利益，如果即时与中方闹翻，恐怕血本无归。自1982年至今10年期间，英商已做好了撤退准备，大幅减低了在港的投资风险。现在英国政府已少了投鼠忌器的顾虑。另一方面近年中国在香港大量增加投资，反而有所顾忌，不敢随便与英商闹僵而打击香港的稳定。因此谈判形势对英方有利。
《快报》：卫督任用非人，被迫做牺牲品：
平情而论，英国当局此时换督，并非明智之举。本港后过渡期的事务繁复，处境险恶，可能风大浪大，故末任港督难做，必须熟悉香港事务，善于处理中、英、港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对一直以来中英谈判的来龙去脉了然于胸，能维护港人利益，以及保证令英国从香港光荣撤退。以卫奕信爵士而言，他在任时的功过如何评定大可商榷，但他与中方“过招”所得到的宝贵经验应是无人可以替代。
可叹的是，卫督尽管称职，但任用非人。中英关系处理不善，代议政制推行不力，与布政司霍德的施政作风有莫大关系。像青马大桥的风波，具见霍德的固执横蛮，不顾实际，不懂圆滑；而在对内方面，前财政司翟克诚的经济政策，则是进退失据，大失预算，导致通货高企，民间怨声载道。卫督加布政司及财政司本是连结为三头马车的核心领导，但三头马车的其中两头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令卫督这头马车孤立无援。卫督并非政治强人，是学者型的政治领袖，极需要有政治专长及经济专才为其辅助，可惜其左右手多是庸才，而一切处理失当的事例尽皆诿过于卫督，由他来承担责任，迫使他做了牺牲品和替死鬼。
再者，卫奕信爵士继前港督尤德爵士之后，很快被香港社会特质所吸引，受到香港人的勤奋、进取和富应变力所感动，认同了香港的成功要素，期望把这个独特的成功社会在回归中国后能享有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所赋予的各项制度50年不变。按照英国外交部的术语，卫奕信爵士犯了一项职业外交官的致命伤，就是变成“土人”了（英国外交部通称那些同情殖民地及抵制英廷利益的外派官员为“变成土人”）。
《明报》：卫奕信，真诚爱护香港的好官：
港内人民最有资格对行政长官作出品评，因为他治绩的好坏，当地人民亲身感受，知道得最清楚。根据不到一个月之前的民意调查，香港人大约有2／3对卫奕信有极大好感或相当好感，不满意的只有28％；而对于香港政府整体，表示赞扬的比例却小得多，不满意的比例大得多。可见除了政绩之外，卫奕信的品德和为人，在香港得到相当高的评价。用中国人传统的一句话来说：“卫奕信爵士是个好人，是位好官。”
1990年的港督府
“有人批评他过去近5年的港督任内政绩平平，那是很不公平的。必须想到这5年香港的环境多么困难，有各种各样、内内外外的政治大波涛，经济大变动。如果主政者处理不善，极可能港人已经信心大失，百业萧条，整个社会一片混乱。
“今后5年，香港人希望什么？我们只希望，今后5年直到1997年，社会的稳定、繁荣、发展和进步的程度，就象过去5年一模一样，不必更好，就已经够了。这个期望本身，就是对卫奕信爵士5年政绩的总评价。
“我们期望新接任的港督是怎么一位人物？他或者是政治活动家，或者是行政官，或者是外交家，那都无关宏旨。必要的条件是：第一，他必须爱护香港；第二，他在这5年的任期内必须确保香港的稳定、繁荣，同时使香港继续保持发展和进步。就像卫奕信爵士那样。”
1992年7月3日，目睹一位港督卸任返英，香港《新报》社评称，回想上一次这样的情景已是10年前的事情（指麦理浩离任）。卫奕信在这多变的10年里（包括作麦理浩政治顾问），以不同角色服务香港，尽心竭力，最终却因得罪英伦而免职，使人不无感慨。犹幸离别之际，港人得以借种种形式表达怀念之情，使离愁别绪中注入温馨，卫督在其中当可获精神上的补偿。
“大体而言，卫督任内确尽力为港人利益做事，诚意可以肯定，在商业利益问题上亦能秉公办理，不偏袒英资，应受赞扬。其关注香港之深情，在离任前的多番告别言辞中表露无遗，对于重人情的香港人而言，这是弥足珍贵的情操，港人将不会忘记这位来自苏格兰，但满身中国书卷气，温文儒雅的港督。”
一位社团人士以“心有余而力不足”来形容卫奕信任内在为港人争取利益的表现。他说，港督不是软弱，并且确实为港人利益着想，惟港督是英国女皇任命，作为一个殖民官，英政府当然要他事事先为英国的利益着想，在这种受英国牵制的政治环境下，卫奕信又如何能超越这种障碍而可以为港人争取到利益呢！
饮水思源
英国公布换督消息后7个月，1992年7月，卫奕信访京。
香港《新报》曾经用“四年同窗”形容卫奕信与鲁平的关系。《新报》文章说，卫奕信任内，“中英因为新机场财务和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等问题，双方互有争议，但也许是港督卫奕信勋爵这次官方访问北京乃最后一次，正是临别秋波，访问活动的性质看来相当温和，即使是昨天（7日）与港澳办主任鲁平会面后向记者发表的谈话，也是非常温和及客套。卫督在首日访问活动中的表现，可以说与他作为一个‘告别者’的身分与角色，极为配合。
“事实上，卫督昨午甫抵北京，鲁平在机场迎接，双方先后发表谈话，卫奕信勋爵强调这次访京的其中一项工作是向在京的朋友说再见，同时总结在任5年来的一些经验，并就本港发生的多个问题与中方商讨。卫督这段谈话极为淡然，而那边厢的鲁平的语气则较卫奕信更为轻松。他说，在港督离开香港之前邀请他访京，是希望叙叙旧。他说，以前都是公事公办，希望今次谈话比较轻松。
“在晚上鲁平送别港督的宴会上，气氛更是平和了，鲁平送了两份礼物给港督，一件是一枚发行于1924年的香港壹仙钱币；另一件则是一个光绪通宝。
“基于鲁平与卫督这次分别扮演的‘送别者’和‘告别者’的角色，双方谈话时均相当客套。鲁平表示在这里接待港督感到很高兴，因为大家是老朋友。他说，卫督与他在香港事务上的合作已经有4年，如果说香港是个世界之窗，那么，他们已是‘四年同窗’了。
“他又说，对于卫奕信勋爵即将离开香港感到非常关心。他认为，卫奕信回到英国之后，会继续为香港的前途作出贡献。
“而卫奕信勋爵则用普通话说出‘饮水思源’四个字，来形容中国乃香港繁荣稳定的源头。他强调，香港的繁荣有赖于与中国建立合理、务实和有成果的关系。
“鲁平赞扬卫奕信勋爵了解中国、熟悉香港，而卫奕信则指出，他所认识的三任港澳办主任，包括鲁平，素质非常高。”
“四年同窗”，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应该是双方的善于协商与合作。卫奕信一到任，面临的是中英双方关于1988年是否开始香港立法局部分议员直选的争议。英方主张1988年立法局部分议员直接选举产生，并在港误导“民意”支持直选。中国政府则认为，“直选”是香港政制的重大改革，牵涉到立法局的性质与整体结构，必须考虑到与尚在制定中的特区《基本法》的衔接，否则，必将影响到香港的繁荣和平稳过渡。对此，香港舆论也发生激烈论争。1987年9月，卫奕信访问北京，同中方交换意见，达成了互相谅解。为中英双方在香港政制发展与衔接问题上达成共识，卫奕信做到了他应有的一份努力，并取得了成效。
1988年4月，香港特区《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公布，中英双方在香港最后一届立法局与首届特区立法机构的组成上展开磋商。英方提出保持立法机关的连续性，“九七”后原有的立法局议员不变。为此，卫奕信11月初访问北京，提出“直通车”的建议。中方则提出，如果英方同意《基本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成立香港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机关两条原则，中方愿意考虑对征求意见稿的附件三的规定作某些改动，但对“直通车”不能做出承诺。经过协商和共同努力，双方在特区第一届政府和立法会的产生应体现国家主权和有利于平稳过渡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喜爱文物
香港还有一个特殊的殖民地象征，就是当每位港督离任时都要用他的名字为一条街道、一个学府、一个基金会，甚至一个码头等命名。
以街道命名最为常见，从首任港督璞鼎查起便有砵甸乍街，此后又有般咸道、罗便臣道、麦当奴道、坚尼地道、轩尼诗道、宝云道、德辅道、弥敦道、卢押道、梅道、司徒拔道、卑利街（港督贝璐另译名）及麦理浩径等。
至于以学府命名的有罗富国、葛量洪及柏立基教育学院和金文泰中学；以医院或诊所命名的则有贝夫人健康院、戴麟趾诊所、尤德夫人医院。此外尚有尤德爵士纪念基金，麦理浩爵士基金、戴麟趾康乐基金、葛量洪奖学金、尤德观鸟园、卜公码头等。
卫奕信离任前港府决定，依照惯例，成立基金会，并修建山道，以作纪念。卫奕信接受了这两项决定。
香港消息说，港督卫奕信勋爵同意用他的名字，成立一个以促进香港文物保护为宗旨的基金会“卫奕信勋爵文物基金”。该基金会预计在1992年底前正式成立，当局希望基金成立时可筹得5000万～8000万元港币捐款。
基金特别委员会主席兼行政局首席议员邓莲如在记者会上表示，港督同意以他本人的名字为基金命名，一方面是他个人对文物保护甚感兴趣，另方面是他希望香港市民也关注文物保护的问题。
邓莲如表示，基金的运用有以下三方面：（一）修葺古迹；（二）资助为学童而设的文物教育活动；（三）资助考古工作。
文康广播司苏耀祖表示，港府曾就以港督之名成立基金一事，向卫督提出多个建议，最后卫督选择了文物基金。可见卫奕信对古董的喜好。
政务司孙明扬表示，港府希望基金会成立可筹集5000万～8000万元，因为这个水平才可令基金会通过投资和存款赚取足够的收入，应付日后各项活动的开支。现时，基金已获多间大机构和个人认捐2200万元，其中1000万元来自鸟会。邓莲如和两位司级官员呼吁市民对基金会热烈支持。
港督卫奕信在任期间，曾批准20处地方列为古迹，加以保护。
卫奕信离任不久，布政司霍德和邓莲如在一个由他们所设的晚宴上，对六十多位共认捐或已捐款总数达4300万元给卫奕信文物基金会的捐款人致送感谢状，表示感谢他们对该基金会所作的支持。
卫奕信山道
卫奕信5年前履新时曾说，攀山是我最喜欢的户外活动。所以在他离任之际，港府以他为名，连接一条纵贯港九新界，南起赤柱、北迄鹿颈的行山径。经过修善工程，香港被横贯东西100公里的麦理浩径和纵走南北60公里的卫奕信径连贯在一起。
这条卫奕信行山径基本上是把原有的行山小径连接起来，并加以适当的路标，把不太适宜攀爬的山路加装设施，使之更宜步行。
但即使这样，这条卫奕信径也还不是一条易走的路，因为它将连贯14个山头，包括港岛区的孖岗山、紫萝兰山和毕拿山，九龙区的照镜环山、五桂山、枕田山、大老山、慈云山、狮子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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