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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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民申请购买计划内房屋，分别先填写两种表格，一般市民填写白表申请。公屋住户、临时居屋区和临时安置所的住户，经审核有资格申请公屋的住户，可填写绿表。绿表优先照顾。
　　从1977年起，房屋委员会作为政府的代理人，负责从设计、兴建、销售，直到管理房屋。1978年2月即推出第一期“居屋”，建设进展较快，水准比以前房屋也有提高。有关资料表明，到90年代初，房屋委员会先后出售房屋近二十万个单位给予合格的家庭，其中2/3是港府出资兴建的，1/3属私人机构参与兴建的，到1993年约有三百万人住进286个公共屋村和居屋苑。
　　随着鳞次栉比、排列整齐的公共屋村在市区和新市镇的出现，也引来了社会对自负盈亏的房屋政策的批评和不断的拆迁纠纷。
　　在1972年港督宣布十年建屋计划，并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的同时，1973年成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订立了公共房屋租金政策，这以后租金经常增加，因此不断引起各界人士大大小小的争论和居民的不满与抗议，结果房屋署职员和市民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公屋居民“逢加必反”。
　　1976年以前，以港府出资建屋为主，1977年以后，采取以房委会建屋为主，与私人机构参与居屋计划相结合的方式，这样做优点是建设速度加快，但价格也随着经济发展而不断提高。对于公屋房租，港府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方针。
　　港大第一任华人校长
　　香港大学创办六十一年之后的1972年，麦理浩作总监，破天荒委任第一位华人校长黄丽松，引起香港各界人士的关注。任命公布后，香港大学学生会出版的“学苑”马上发号外，介绍黄丽松生平事迹及祝贺文章，其中陆文强的一篇文章说：“黄丽松教授是我们第一位华人校长，且让我们期待一位真正从中国人本位来办事的校长。”
　　香港大学聘请黄丽松到任，按照黄丽松该年6月11日在马来西亚槟城的说法，主要是因为“港大同学希望有一个懂得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黄丽松1941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马来西亚大学理科博士、牛津大学理科博士、香港大学荣誉理科博士四个博士头衔，“是个地地道道的在大学‘扎了根’的成功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马来西亚大学化学系主任及理学院长，一度出任马来西亚大学代副校长，1969年出任南洋大学校长，具有丰富的大学行政经验。香港人士认为，他实在是港大校长最合适的人选。
　　黄丽松所说，港大同学希望由懂中文的华人出任校长，是事实。熟悉情况的人都知道，在香港大学，由一位英籍校长高高在上治理香港大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自该校学生1972年12月间组团回内地“旅行学习”以来，“学苑”一直非常积极地“谈政治说中国”，除了主张“回归”，更呼吁以“革命的改良主义”去展开大学的改革，他们喊得最响亮的一个口号是“使香港大学成为一个中国人的大学”。
　　香港人士认为，前任校长乐品淳在办学中但求无过的作风，实在创下“开倒车”的最可怕例子。据1972年9月1日“学苑”阿虫的短文说，在港大两年，未曾亲眼见过乐品淳校长一面，更谈不上与他友善一番。香港政府眼见学生运动越来越激烈，再不好好的处理，这间“帝国大学”很可能不久就变成“反帝国大学”了。同时又知道，即使再从英国搬十个乐品淳来，保管也都是两年不和学生见一面的货色。于是改弦易辙想到请华人出任校长的绝招。
　　麦理浩选中黄丽松做校长，不是没有自己的标准。香港一位人士分析说，以英国人的成熟和机智，当然不会请陈独秀、李大钊式的人来出掌港大，就连蔡元培、傅斯年这样的人也要敬而远之。凡是获得英国政府信任的，必须和英国有相当的渊源，最好没有民族意识，最好是有其他国籍的华人。黄丽松最合条件，毕业于港大、牛津，是新加坡公民。港大由他出任校长，在学生看来，他至少是懂中文的，可满足学生初步要求，至于黄氏能否“从中国人的本位办事”，能否把港大变成激进学生期望的“一间中国人的大学”，则是另外的问题。
　　港大到1972年已有61年的历史，是东南亚最古老的大学之一。据1972年统计，它拥有3300多名学生，已发展成一间全科大学，教职员达四百多人，教职员对学生的比例是一对八，这个数字港人认为非常理想。到了70年代，港大的本质起了急剧的变化。
　　1970年以后，由于中国形势的急剧变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开始觉察到他们以前的短视。
　　于是“学苑”提出“为中国而立”的口号。在港大是一间帝国大学的时期，“为中国而立”的含义是“捍卫英国的在华利益”。“学苑”现在提出的“为中国而立”，它的含义是：香港的前途是最终回归中国，所以港大的教育要注重认识中国，课程要结合中国的需要。
　　在平静的港大校园内，正有一种精神弥漫，它就是中华民族的自觉！不少港大学生都感到做假洋鬼子做得太久了，所以要走出那个买办制造所，打破“象牙之塔”，要校方训练他们“站在中国立场说话”，要与工人和小贩忧戚与共，而他们希望的校长，则是一个“敢看前一步，深入思考”，且能“诚心诚意为中国人造就人材”的人。黄丽松上任后，虽然港大不会大幅度修改课程，配合“回归”，但校内开办国语课程，常常举办一些中国问题的讲座等，他至少表现了一些诚意。在他的行政权力范围以内，他希望能本着“中国人的本位办事”，虽然他本人早已入籍新加坡。
　　据一位有机会与黄丽松晤谈的基金会负责人的观察，踏进港大新办公大楼，即能感到往昔的“殖民地气味”已减少了很多。他说：“进了办公大楼的电梯，按电钮升上顶楼，你知道你要见到的是一位华人校长，那种感觉，和过去是有很大分别的。”
　　当局聘请黄丽松出任港大，无疑是一步上上招。黄皮肤、黑眼珠、身材瘦削的新校长，在校园里出现的时候，先已赢得其他黄皮肤的亲切感。他的读书人的风度和不摆架子，使人觉得易于和他接近。经过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即使黄丽松没有四个博士头衔，不是化学家，他也可以成为港大的一位好校长。
　　1982年5月8日，65岁的麦理浩告老还乡，结束了10年又6个月的港督生涯。在他离别前夕，香港各大报纸纷纷赞扬他在任期内所取得的成绩。《文汇报》发表文章指出，麦理浩爵士在港施政10年多，可以说是获得市民大众普遍欢迎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王匡在新华社大厦设宴为麦理浩饯行，称赞他具有远见卓识。王匡在致词中说，香港和内地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良好，这样令人充满信心。麦理浩爵士对促进双方经济和其他方面的合作所表现出的热忱，得到各方面的良好评价，充分体现了麦理浩爵士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麦理浩退休后被英国女王授予终身贵族，并加入英国上议院。后来，他对香港问题的态度，也是令人赞赏的。他对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的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中英协议包括了所有重要的问题，是一个详细的、庄严的和有约束力的好协议。他还强调，在过渡时期内，英国必须同中国政府保持合作，使香港在政治、经济和心理上处于良好状况，以便政权能够顺利交接。他逢人便说，香港的存在和繁荣，并不是英国政策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的政策所致。中国政府本来可以随时收回香港，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如果中国政府决定提前收回香港，英国政府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他相信香港的未来是光明的。
　　第二十六任　尤德Edward　YoudE
　　1982年5月13日尤德抵港，5月20日宣誓就任第二十六任香港总督。1986年12月4日，尤德在英国驻华大使馆邸睡眠中逝世。在任4年7个月。是一位卒于任内的香港总督。
　　尤德（1924～1986），英国人，1924年6月19日生于威尔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东方及非洲研究学院，1943年入英国皇家海军自愿后备军服役。1947年到英国外交部工作，开始任英国外交部中国事务司三等秘书，同中国有密切的联系。曾四次任职于英国驻华使馆。
　　尤德1956年任英国驻华盛顿领事馆二等秘书。1965年，任英国驻联合国办事处参赞，1969年任威尔逊首相负责海外事务的私人秘书，1970年进帝国国际学院进修。1974年～1978年任英国驻华大使，熟悉中国情况，通晓中国语言文字。人称“中国通”。
　　尤德接任香港总督，是英廷1981年12月下旬宣布的，据香港《华侨日报》出版的1982年《香港年鉴》介绍说：“尤德爵士为外交长才，……曾出任英驻中国大使，被认为是一位熟悉中国问题的专家，由他继任港督，相信对英、港、中三方面俱有贡献。”
　　英廷公布任命尤德继任港督后，香港新闻界长途电话访问尤德。尤德回答记者时强调，他熟悉香港状况，对继续现行政策，信心极强。他还表示，他对深圳经济特区以及香港与该区和广东省间的发展关系非常熟悉。他又说，他本人欣赏香港现有的制度，而本人的目标将会是尽力确保这种制度继续成功。
　　前任总督麦理浩对尤德继任港督表示甚感欣悦。麦理浩认为，“尤德爵士有超卓之资历。”而尤德则称：“麦理浩爵士乃一位杰出的总督。虽然要步其后尘将会十分艰巨，但这正是他的意愿，今后朝着继续促进香港繁荣，谋取市民福利的前途迈进。”
　　第二十六任尤德尤德在任时，正值中英会谈香港前途问题，所以香港舆论界说：“随着中英开始了漫长的香港前途问题谈判，尤德夙夜忧勤，斡旋于中英港三方面。”
　　尤德上任期间，香港舆论界表示，一般市民相信，“尤德爵士履新后，香港与中国仍将保持良好关系，而对深圳经济特区有关的几个问题亦将获得解决。”“尤德爵士继任港督后，香港人所殷切期望者不外14个字：”民之所好者好之，民之所恶者恶之。‘“
　　铁娘子自讨没趣
　　在中英谈判初期，香港曾出现数次波动，这与英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侵占香港，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按照国际法精神，以非正义的战争手段非法侵占别国领土，或用武力威胁而缔结的条约都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中国政府的观点一直十分鲜明；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98％以上的居民是中国同胞，香港、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待条件成熟时，用适当的方式和方法，收归中国。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世人共知。
　　70年代末期，距离1997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新界的期限，虽然还有20年时间，但是英国的有关人士便开始叫嚷香港的前途问题。他们的理由是，新界土地的批期问题，土地新契的期限不好解决；银行贷款期限，最长只能贷到1997年，影响到香港工商业的发展。1979年初，当任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英国前外长卡灵顿和前掌玺大臣阿特金也接着来北京访问，其目的都是想摸清中国政府的底细，以便制定对策。而中国政府并不着急，一再重复过去已经表达的立场，在时机成熟时，采取适当方式解决。同时又申明，希望香港投资者放心，中国将会保护中外投资者的利益。
　　1982年3月15日，英国国会议员代表团应邀正式访问中国。外电报道，他们在北京会见了姚依林副总理，彭冲副委员长。议员代表团促请中国尽早讨论香港前途问题。中国方面表示，已经注意到他们的意见，但这问题不急。中国领导人同时表示，香港应该保持一个自由港及继续繁荣。
　　1982年4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公布，总纲中有一条当时并不为人所注意的规定：“国家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法律规定。”1982年6月香港地区的一批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相继前来北京访问，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分别会见了他们。虽然没有公开发表邓小平在谈话中涉及香港问题的具体意见，但是社会上已经传出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收回香港，稳定繁荣。在具体做法上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港人治港”等等。
　　1982年7月1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在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谈到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时指出：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展望未来。
　　中国领导人这一系列的活动，聪明的香港人已经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对于解决香港问题方案的轮廓，四出摸底的英国人也应该了解到中国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9月初，港督尤德返英，同行的有行政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5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见他们一行后表示，当她同中国领导人会谈时，会充分反映并代表香港500万居民的意愿及利益。香港评论界对此发表看法说，“长久以来，香港政府都强调英国人继续留在香港，有助于中国的外汇收入及经济发展，到了撒切尔夫人访华前会见两局的非官守议员代表，更是刻意渲染港人意愿论调。”这就是所谓的“民意牌”。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展开了第一阶段的谈判。撒切尔夫人由于与阿根廷在争夺马尔维纳斯群岛中获胜，所以幻想继续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她直截了当地提出，三个条约仍然有效，只能通过协商修订，不可以单方面废除。然而，中国不是阿根廷，香港也不是马尔维纳斯群岛，撒切尔夫人找错了对象。中国的态度十分坚定和明确，主权问题根本就不能谈判，要谈判的是如何稳定香港，保持繁荣。
　　据参与中英谈判的周南回忆：
　　9月24日，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全面阐述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这次会谈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谈判，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定调子”。
　　撒切尔夫人一开始就要求在1997年后继续维持英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管辖不变，并以威胁的口气说：“要保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由英国来管治。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和后果。”
　　小平同志立刻针锋相对地顶了回去。他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他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不迟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
　　当撒切尔夫人提出有人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有可能发生波动时，小平同志指出：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中国政府在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他严肃地指出：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
　　这次会谈打下了撒切尔夫人的气焰，但她当时并没有接受中国的明确立场。她在北京和香港多次对记者谈话表示，“管理香港的条约，至今仍为国际法所公认，在双方未同意作出其他安排之前，英国将依条约处理香港问题。”中国对撒切尔夫人的谈话，很快做出反应：主权问题不能谈判，要谈判的是如何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
　　撒切尔夫人发表了一系列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的谈话，香港的舆论为之哗然。各报纷纷刊登批驳撒切尔夫人坚持英国侵略中国条约有效的理论。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指责她把一百多年前使中国人民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今天的中国人民。香港中文大学、理工学院和柏立基教育学院等学校的多个学生团体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撒切尔夫人坚持侵略条约的顽固立场。9月27日，各校代表向撒切尔夫人递交了抗议信。他们拉起“侵华条约，不容肯定”的大字横幅，代表胸前挂着写有同样的口号的字幅，在香港布政司署门外进行抗议示威。中文大学和理工学院学生还发表联合声明说：我们不能接受英国首相修改条约的建议，这样等于忍让这些条约，无疑令我们的民族尊严再次受损。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时事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都是不平等条约，应予废除。香港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收回香港是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
　　《大公报》、《信报》、《财经日报》、《东方日报》等都发表文章，驳斥撒切尔夫人的言论。
　　由于英国政府坚持不平等条约的立场，中英双方第一阶段会谈没有任何结果。香港市面出现了股市猛降现象，不到两周时间，恒生指数以1117点下泻至820点；美元兑港元则以6。1上升到6。7。10月27日，港币汇率指数跌至79。7，为空前低点，香港外汇市场每100美元兑港币694元，创下战后以来的最高记录。股市波动的结果是导致了香港物价上涨，工商业经营出现困难。香港有些居心不良人士，兴高彩烈，以为香港离开了英国统治以后就会完蛋。
　　香港经济评论家指出，港元对外汇价走势疲弱，而今每况愈下，主要是英资财团从中操纵，企图借此影响中国对解决香港问题的原则立场。中国政府并没有被这些人为现象所动摇，坚持一贯立场：收回香港，稳定繁荣。对港英有关人士玩弄这种经济手段的阴谋，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表示，如果香港出现动乱，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性。廖承志的话是警告这些玩火者，不要把造成香港不稳定做为对中国施加的压力。
　　香港不稳定，中国人固然会有损失，但英国财团也同样要蒙受损失；香港局势不稳定，港府税收也会减少；英资财团们要考虑1997年前后，他们在香港的利益。而事实上英国坚持不平等条约有效论，在国际上只有丧失威信，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和支持。这些利害关系不得不使英国有关当局重新考虑和确定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对策。撒切尔夫人终于将中英谈判权力退交给外交部去处理，给自己找了个可下的台阶。
　　以主权换治权
　　1982年至1984年，是历史性的两年，是中国人民，特别是香港人民关键性的两年，一百五十年的一块心病，要在这二年里决定它的消除。所以，笔者不惜笔墨，不厌其详地介绍这一消除的历程。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至1984年9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22轮会谈。
　　1982年5月尤德上任后，于11月初，专门任命港府原保安司戴宏志为司级官员，协助港督及布政司处理“由于香港前途问题会谈而带来的额外工作”。并设立处理香港谈判事宜的常务司。12月，英国外交部次官鲍斯达访港，提出“让香港作为一方参与谈判，发挥独立作用”。
　　1983年，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立场，积极为解决香港问题在完善立法、制定治港方案等方面做准备。英国获悉中国已有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建议案，并准备提交人大审议。柯利达和尤德立即返英，说服撒切尔夫人做出“妥协性”安排。3月9日英国首相府会议接受了柯利达的建议。会后，撒切尔致函中国政府，表示英国不反对以其对香港主权的立场进入谈判，只要双方能就“确保香港未来繁荣与稳定所作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并能为英国议会、香港人民和中国政府所接受，她愿向议会建议：整个香港的主权应交回中国”。中国政府作出善意的回应，表示同意尽快举行正式会谈。5月底，中英双方就谈判议程问题达成协议。议程安排先从1997年后怎么办谈起，避开主权问题的障碍，转入实质性谈判，让英国人“不失面子”，“给英国人下台阶”。
　　1983年4月1日，香港大学、理工学院三校部分教师组成参观团访问内地。在北京期间先后与侨办、港澳办负责人座谈香港前途问题。他们返港后对新闻界透露，侨办主任廖承志表示，（一）考虑将港人治港定出一个明显的期限；（二）计划草拟一套不违背宪法原则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小宪法”，以保障香港的利益；（三）只要承认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港人治港，居住香港7年以上，便可算做香港人；（四）香港法制基本不变，但上诉庭将设在香港（以前一直在伦敦）。
　　5月，以港府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李鹏飞为团长，张鉴泉为副团长的专业人士代表团访问北京。6月7日，该团送给中央的《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意见书》附本交由香港报纸公开发表，其中心内容是陈述港人治港方案难以维持香港繁荣。6月11日，中文大学学生会举行记者招待会，评论李鹏飞等专业人士代表团的《意见书》的观点，学生会人士认为：“现在就说港人治港不可行，未免言之过早。”
　　6月22日，英国女王在国会年会上谈到香港问题时说，“英国政府将会继续就香港前途与中国进行会谈，以期达成一项为本议会、中国及香港居民都能接纳的解决办法。”
　　6月23日，香港报纸披露，邓小平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时表示，中英会谈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即将公开宣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6月30日，港督尤德返英与英政府磋商香港问题。7月4日，英国首相发表声明，重申英国政府对香港的承担及寻找英中双方均可接受的安排。
　　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报，宣布香港前途问题第二阶段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7月7日，港督尤德自伦敦返港，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他以总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中英第二阶段会谈，引起记者的质疑。有记者问他：“你是代表英国，还是代表谁？”在记者的追问下，尤德回答说：“我以总督身分代表香港市民参加会谈。”他说，第二阶段会谈的不同，是有他参加；他重复英国外交部上月底的声明说，关于英国放弃香港主权的报道，纯属猜测。
　　针对尤德的言论，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尤德作为英国代表团成员参加会谈只代表英国政府。中英谈判是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对等谈判，香港政府只是从属于英国政府的地方政府，从来不是独立的政治实体，不能与中英两国政府处同等地位；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中国人，港督无权也不可能代表他们。9日，中国外交部通知港英政府，拒绝以“港督私人新闻主任”身份赴京的曹广荣的入境申请，因为曹广荣不在英国政府代表团名单之列。
　　7月12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第二阶段第一轮会谈在北京举行，13日结束。双方同意发表的新闻公报说，这次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此后，7月25日、26日，举行了第二阶段的第二轮会谈；8月2日、3日，举行了第3轮会谈；9月22日、23日，举行了第四轮会谈。
　　香港评论家指出，英国此时的立场是要以主权换治权，坚持1997年后继续管理香港，会谈因而陷入僵局。第四轮会谈结束时只定下下一轮会谈日期。
　　黑色星期六
　　1983年8月4日，港督尤德参加了第二阶段第三轮会谈后回港，立即召集行政局会议，报告会谈经过。
　　9月10日，英国前首相希思访华。邓小平会见他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并要在座的英国驻华使馆人员转告撒切尔夫人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希思由北京抵港，对记者表示，中英谈判是合理的，相信可以达成两国政府满意的解决办法。结果，在出席港英政府为他举办的招待会上遭到非官守议员的讥骂，指责他是中国的代言人。希思气得中途退席。
　　9月16日，港元兑美元汇价狂跌，破八算。
　　港府财政司彭励治推说，中国对香港谈判所作的言论及作法直接影响了港币的表现。除非中国在谈判中有明确的表示，否则，港元的弱势将会持续。企图借以蒙骗香港群众，对中国施加压力。
　　9月23日，撒切尔夫人在伦敦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声称，香港由于前途不明，正面临重大的金融和政治动荡，英方谈判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英国未从香港拿走一个便士。香港若非地位特殊和有个新界的租约问题，应早已独立成为另一个和新加坡差不多的地区。
　　铁娘子这段话真是令人瞠目结舌。英国到底从中国拿走多少便士，以前的暂且不说，后来的首相梅杰讲了真话：“英国在香港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其直接投资在900亿至100亿英镑之间。”
　　9月25日，香港市政局民选议员叶锡恩给英国国会部分议员与新闻界写的一封信，指出了撒切尔夫人政府所说的代表香港人利益的真正含义，信中说，“目前，一些主要英国保守党议员蜂拥来港，收集市民意见，但显而易见，他们所吸收的是一些高贵而富有的中国人的意见，这些高贵的人自然希望香港继续在英国的管治下，以期保留他们家族的特权……但是那些仅够糊口的工人，却没有人注视他们的困境。”
　　谈判桌上没有进展，铁娘子又发高论，以致香港再次掀起一股所谓“九月黑风”。1983年9月23日，第二阶段第四轮会谈刚结束，香港市面就出现了抛售港元的风潮。23、24两天内，美元兑换港元从8。12猛涨到9。7，个别银行一度叫价到10元大关。恒生指数也跌至700点。金价暴涨，金融市场一片混乱。香港的一般市民看到港元大幅度贬值，害怕生活受到影响，也马上将手上仅有的一点港元，到街上去抢购食米、花生油，甚至罐头、饼干、卫生纸也抢购一空。市面正常贸易出现了混乱，有些行业已宣告封盘，商店货物不敢出手，市场更加紧张。有人形容这次风潮是“黑色的星期六”。（9月24日是最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