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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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群众，向英国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戴麟趾妥善处理。当天晚上，戴麟趾发表声明说，中国的抗议是向英国政府提出的，因此必须由英国政府答复。戴麟趾重申了“有关维持和平和秩序方面”的“保证”。说港英当局的政策“是为了全体的利益，尽量的公正，不偏不倚的方式维护法律”，“在劳资纠纷中不偏袒任何一方”。5月17日，英国政府发表文告表示，全力支持港英当局的政策。
　　5月16日，香港各界成立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5月22日，一批工人、学生、群众前往港府静坐并游行示威，表示抗议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镇压群众的政策。当局出动警察阻止并殴打群众，结果有二百多人受伤，多人被捕。港府宣布“紧急法令”，使事态进一步扩大。
　　进入6月份，罢工、罢市规模越来越大。6月10日，港府机关及英资企业一万多名工人联合举行大罢工。6月24日，港九海运、水陆交通、公共事业、船坞仓库及纺织工人大罢工，港英当局则用停职、解雇、关厂等办法，对付罢工工人和机关职员。
　　8月，戴麟趾政府颁布了一连串的镇压法令，封闭工会、学校，拘捕和毒打无辜群众。港府的这些镇压举措，并没有解决劳资关系。
　　据元邦建所著《香港史略》一书介绍，经过1967年几个月的工人运动，使港英当局逐渐意识到对付工人的罢工斗争，并非武力镇压就可以解决问题，而只能从解决工人的工资福利，合理解决劳资纠纷方面找出路。1966年以前长久被漠视的劳工处，戴麟趾不得不迅速扩大其规模，并开设新的总办事处和分办事处，加强了对劳资关系的处理。1968年2月14日，劳工处处长宣布了一系列新的劳工法规。在《就业条例》中规定，劳工每年有6天假日，规定一些病假津贴，还特别规定对女工和年轻工人逐步采用每天8小时或每周48小时工作制。劳资关系科也在这时成立。
　　1967年的事件，也促使港英当局对于劳工福利从法制上加以保证。1967年的法令已经有改变：工时大大缩短，雇主们不得不给予有薪假日；对妇女和青年的保护增加了，禁止雇用童工扩大到非工业部门；疾病津贴的范围扩大三倍，津贴的款额提高到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水平；对遣散剩余工人首次提出赔偿的权利，后来有所扩大；对学徒的地位作了规定，工业训练计划付诸实施；工资受到保护，对建筑工人的尖锐问题给予特别注意；颁布了一系列安全立法，加强了工厂督察员；对工人的赔偿制度作了很大改变“。1967年事件也引起社会上公众对劳工问题日益关怀，由”漠不关心到满怀热情的觉醒“，这就促使政府着手制定劳工立法计划。劳工处对劳工立法作了许多宣传，而重要社团、教会和学生组织提供给工人的援助和支持都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
　　1967年事件也促使香港一些工厂、企业的雇主们，主动听取工人的意见，定期磋商，及时解决工人的要求和问题，以免等到双方矛盾尖锐激烈化，造成更大的损失。到1972年3月，已有49家企业采用了联合磋商的某种形式，涉及四万五千多个雇员问题。有81个企业建立了54个正式的和35个非正式的磋商委员会。这些双方磋商的委员会，在不同程度上及时反映了工人的意见，争取了雇主满足工人合理的要求，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
　　1971年第二十五任香港总督麦理浩就职以后，在立法局会议的第一次致词中就宣布，他有三件事要优先办理——房屋、教育和社会福利。他改组了行政机构，命令政府各重要部门制定五年计划和十年计划。其中，特别给新成立的房屋司署一项为150万人建筑公共房屋的任务，以此缓和香港政府与香港居民之间的矛盾。
　　1967年的事件也使戴麟趾认识到，政府与基层市民之间矛盾很尖锐，隔阂很深，这个问题不能漠然视之，所以，必须积极推行所谓社区建设，搞社会服务，改善市民生活条件，从根本上解决下层市民的经济利益问题。1969年2月，港英当局将华民政务司正式改名为民政司，推出一套民政署计划。该计划将港九分为十多个民政区，与新界的5个理民府平行，成为各行政区枢纽。民政区署的职权和工作不单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还要负责区内各部门的协调，了解区内民意、社会、政治情况。
　　三局六中心与经济超升
　　戴麟趾为香港经济的发展找到了合适的发展途径，经济上摆正了政府和企业的位置。在政治上他尽量减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摩擦，为吸引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戴麟趾任职的60年代中期，成立了三个对香港基层企业发展有着重要支持作用的半官方工商机构，一是香港贸易发展局，二是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三是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同时成立了六个技术中心，即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工业设计中心、包装中心等。这些机构的设立，使香港工业发展从环境、生产技术和设计、品质检定到包装出口等各方面，都获得较及时有效的指导和信息。这些组织机构的设立，无疑对发展香港工业生产和金融贸易业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66年成立的半官方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在促进、协调与扩展香港对外贸易方面，成为香港与海外出口商之间的桥梁。贸易发展局的主席由戴麟趾亲自委任，其他成员则是各主要工商机构的代表、工商界的领袖人物，和两名政府高级行政官员。该局在海外有关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设有办事处，负责处理有关贸易方面的查询、协助贸易、促进贸易计划以及进行市场调查等推动贸易的各项活动。成立后的十年中，贸易发展局共组织了大约六百项贸易拓展活动，为一万二千八百多家制造商和出口商服务，处理了一百多万家进出口咨询事务，向海外厂家定期寄出超过九百万本介绍香港产品的刊物。
　　1967年成立的香港生产力发展局，理事会主席委员二十余名，全由戴麟趾委任。下设17个部门，计有电脑服务部、电子服务部、工程服务部、企业组织及系统部、电脑辅助设计中心、化学及冶金部、制造工程技术部、纺织制衣部、顾问服务部、训练部、资料服务部、环境管理部、人力资源发展部、公共关系组、市场拓展组等。职员具有广泛的专业和技术知识。该局的职责是扶助香港工业，促进香港工业生产力的发展。为工业界提供各种类工业与管理顾问服务，技术辅助服务及人才培训等。
　　这些机构的工作，促使香港本地工业和外资企业迅速增加。据统计，在香港注册的外地和外国公司，1955年仅有328家，到了1970年就已经达到655家，增加了一倍，其中美国公司占172家，英国公司占94家，日本公司占66家。外国投资者在纺织业，以及比较尖端的科技工业里，如电气产品、金属产品、塑料和电子产品等领域，比起香港本地来，具有更为优越的技术条件。1964年11月24日，戴麟趾批准中华电力公司和美国标准石油公司共同组建发电公司计划。这是美国资本第一次渗入香港公用事业，也是继兴建希尔顿酒店后又一项庞大的投资项目。新电力公司于1966年开始供电。原中华电力公司在1965年的总发电量为66。25万千瓦，而新发电厂发电量达到114。25万千瓦。外资企业的增加，加速了香港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据国际棉花与纺织业同盟1965年对亚太地区11个国家和地区所拥有的纺织机装备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只有香港和菲律宾百分之百是自动织布机，而香港每台织布机平均使用的时间最长，达8160个小时。香港所拥有的织布机总数仅次于日本、印尼和巴基斯坦，达2。4万台。纺纱业、织布业和成衣业的增长速度很快。纺纱业1960年仅有工人1。6万人，装设有49万个纱锭，纱线产量一亿五千多万磅。到了1970年，就有工人近三万人，装设纱锭约九十万个，纱线产量达到近四亿磅。织布业1960年只有工人2。46万人，装设织机1。7万台，布匹产量4。28亿百万平方码，到了1970年，就已经有工人3。46万人，装设织机2。3万台，布匹产量达7。7亿百万平方码。制衣业的增长更加显著。1960年只有工厂689家，工人有4。22万人，到了1970年就已经有工厂2100家，工人达到十万多人。塑料和电子玩具等行业也迅速发展。
　　戴麟趾上任的1964年开始生产电视机，1965年香港出口第一批电视机，到了60年代末，香港不仅生产硅晶体管和晶体管收音机，还生产扩音机、磁带录放机、计算机部件。电子行业已经成为香港的重要行业之一。
　　到1970年，香港的生产总值达到192。1亿万港元，比1960年生产总值58。9亿万港元，增加133亿万港元，增长了2倍。每人平均值从1960年的1917元，增加到1970年的4853元，增加了2936元。发展速度之快是惊人的。
　　60年代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造成的。首先是中英关系好转，中国政府实行对香港稳定的政策，使很多投资者对香港的发展具有信心。而戴麟趾善于抓住这种时机，采取适合于香港实际情况的策略。
　　紧紧抓住机遇
　　香港弹丸之地，资源缺乏，市场狭小，适于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发展模式，而港府又遇到了发展这种模式的大好时机。50年代初，内地大量资金、技术、人才流入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工业国家尚处于恢复时期，国际市场工业品普遍缺乏，西方国家普遍主张贸易自由；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工业模式还未确定；东南亚一些国家政局混乱，军事冲突频繁。香港当局看准了这一时机抓住不放，采取了适当的政策，把世界各地投资者的经营中心吸引到香港。这是香港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这一时期的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位总督，对香港经济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占香港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的勤劳和智慧促成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正如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英国人杨森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工业发展是香港得以摆脱40年代后期经济衰落的推动力，但又是什么使工业发展成为可能呢？从根本上讲，是华人的功劳。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中，很多是居住在香港的华人，或居住在中国大陆、台湾省、新加坡和东南亚其它地区的华人创造的。”
　　葛量洪、柏立基、戴麟趾三位总督在任期间，香港实现了由转口贸易港转变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国际制造中心。制造业在香港生产总值和就业总数中的比例连续上升，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城市。这个工业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952年至1954年是酝酿阶段。当时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和朝鲜半岛的战争，使香港转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迫使香港厂商利用从内地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人力，重点发展本地的纺织、成衣等制造业。1954年对外贸易总值从1951年的93。03亿元降至58。52亿元，但制造业的工厂和雇员分别从1951年的1720家和8。61万人增至1954年的2201家和9。82万人。1955年至1962年是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工厂和雇员分别增加1。8倍和2。6倍，本地制造成品的出口值平均以年率8％增长。1959年本地产品出口超过转口，1962年本地产品出口值33。17亿元，为转口值的3倍多。1963年至1970年是香港工业起飞阶段。其间，纺织、成衣、塑料、假发、金属制品以及新兴的电子、钟表、玩具业都迅速发展，生产和出口规模都急剧扩大。
　　1970年工厂达16507家，雇员达54。92万人。制造业产值为59。13亿元，出口值123。47亿元，雇员占香港就业总数的40％多，产值在香港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30。9％，港产品出口值比转口值28。92亿元多3。27倍。制造业在本地生产总值及就业总数中的份额远远超过贸易、金融等行业，成为香港最大的产业部门。这标志着香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
　　中文运动和保钓风潮
　　戴麟趾时期，香港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参与”的愿望越来越高，爱国情绪蓬勃发展。
　　香港一直以英文作为法定语言，中文一向受歧视。1967年11月1日，香港大学学生会主办的《学苑》发表文章，提出中文应与英文并列为官方语言的主张。1968年1月12日，崇基书院学生会举办座谈会，研讨中文列为官方语言的问题。1970年3月，香港一些学生团体组成中文运动联席会。7月12日至16日，香港17个学生团体和文化组织举办了“公开论坛”，讨论中文列为官方语言问题。10月19日，香港大学学生会评议会通过决定，成立中文运动工作委员会，发动万人签名运动。于是，中文列为官方语言运动成为战后香港的第一个大规模的学生运动。
　　1969年2月，港大学生会《学苑》刊出文章，对香港大学体制提出批评与建议，经过学生会全体会员大会讨论，通过几项决议提交学校，港大校方采纳了建议中的部分内容，其中包括让学生代表出席校务会议等。这是香港学生对现实制度主动地关心、批判、建议的第一次，而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一切。
　　6月，香港《大学生活》月刊刊登一篇批评珠海书院压制学生思想的文章。珠海学院当局怀疑这篇文章是该校12名学生所撰写，于是，宣布开除这些学生。因为当时已近暑假，所以开除之事没有在学生中引起反响。到9月第二学期开始，被开除的学生以及支持他们的学生数十人，在9月13、14日两天在学校门前静坐示威，要求学校当局撤销开除学生的决定。这是香港学生用实际行动来抗议学校有关当局措施的第一次。
　　1970年港府大学拨款委员会决定，削减中文大学4年发展计划的财政预算达23％。对此，中文大学师生极为愤慨。4月23日，中文大学的三个书院联合举行罢课，以示抗议。这是战后香港大学学生罢课的第一次。
　　随后，香港浸会书院决定增加学费，引起学生不满，5月27日，为反对院方的决定，三百多名学生在校园内静坐，表示抗议。
　　到了1970年，学生要求把中文列为法定语文，英文居同等地位，逐渐发展成一股浪潮，并且受到广大香港市民的支持。一系列的学生浪潮，使港府不得不采取行动。1970年，戴麟趾决定成立一个中文问题研究委员会，进行探讨。3月1日，委员会公布了第一份报告书，建议立法、市政两局的公开会议，应采用即时传译法，并建议开始时只限用英语、粤语，然后，扩展到汉语。再进一步，则可任命一位谙悉英语人士为政府各种公务委员会之委员。
　　在中文运动同期，香港还有另一个学生爱国行动，即“保钓运动”。
　　钓鱼岛一向是中国的领土，但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声称其有占有权。70年代，钓鱼岛一带海域发现储有丰富的石油，因此有关钓鱼岛主权的争端，变得更加激烈。1971年开始，由于爱国情绪的激发，一些爱国的中国留学生首先发动“保卫钓鱼岛运动”，并迅速在世界各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
　　香港学生也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开展了保钓运动。1971年2月14日，香港学生成立“香港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18日，向日本驻港领事馆递交抗议书。2月20日、4月10日，两次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日本侵略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后一次示威，竟然遭到港英警察镇压，拘捕示威学生21名。4月17日，香港大学学生会在荷花池畔举行和平示威，抗议日本侵略行动，参加的学生约一千人。7月7日，香港学生数千人就钓鱼岛事件再一次举行大示威，反对美日勾结侵占中国领土钓鱼岛列岛。
　　港英当局出动大批警察进行镇压，借口香港“专上学联”未向官方注册，不是合法团体，制造分裂，挑起冲突，香港大学学会退出这次示威活动。但是，香港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学运并未因此而消沉下来。1972年5月13日，香港爱国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保钓联合阵线”，二百多人同香港“专上学联”的保钓运动成员汇合一起约千余人，列队到日本驻港领事馆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递交了抗议书。
　　从“中文列为官方语文运动”开始，经历“保卫钓鱼岛”行动之后，不仅香港学生本身、而且影响到广大青年更多关心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香港当地的政制、社会诸问题的探讨。
　　现代航运中心的装卸工人
　　香港是世界上装卸货物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很多人以为香港装卸货物迅速，主要是发展货柜码头，能用货柜起重机迅速装卸货物。其实，货柜码头只装卸远洋轮船货物的44％，其余56％是靠香港装卸货物的工友们完成装卸的。
　　高效率装卸货物，全靠装卸货物工人的辛苦工作，他们的辛苦勤劳是外人所不知道的。香港的货物装卸的情形，从前远洋货船运输货物，是将货物用箱或袋装好，然后搬进船舱，当运抵目的港口时，便要由工人从船内将一袋袋或一箱箱的货物搬出来，船上的起重机把货物吊到船边的驳船上，驳船上装卸货物的工友再从起重机上把货物有秩序的放到驳船上。这种远洋船叫散装货船。
　　香港的劳工操作时间是8小时工作制，但允许加班，于是负责装卸货物的工人和承包装卸货物的公司协商，采用一种崭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叫作“三工三不”。
　　所谓“三工”是乘驳船到停泊于港内的远洋货船上处理货物时的工资制度。由上午8时开始工作计算，到中午12时为4小时，12时午饭及休息1小时，由下午1时工作至5时为一工，共8小时。5时吃饭后休息1小时，下午6时继续开工，这加班的工资是5小时作一工计，做至晚上11时吃宵夜，12时又继续工作，至凌晨5时，便共成“三工”，即3份工资。就是说，工作共18小时，可得3天工资。
　　至于“三不”，则是更加加强货物的吞吐量的方法。按照规定，中午12时吃饭，休息1小时才开工的。但吃完饭在海面的驳船上闲泡，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吃完饭立即开工，不休息，午饭吃完不休息，这是“一不”。晚饭后不休息，继续工作，这是“二不”，宵夜后不休息，这是“三不”，3次不休息，共计3小时的工资给工人。一位装卸货物的工人所得的“三工三不”的工资，一般在600元左右。
　　由于他们从早上8时工作至深夜5时，故第二天便要回家全日休息，又由第二批工友开工。他们是隔日开工1天，一个月只做15天“三工三不”。不过，并不是天天都做“三工三不”的，有时货物装卸不多，或做“两工两不”，有时做“一工一不”，由货物的多少以及货船的要求而定，是颇为弹性的。
　　在装卸货物的工人当中，也有女工工作，这也是很少人知道的。女工的工作不在于出卖体力劳动，她们带着针线和胶纸到货船上工作。一般散装货船在装卸货物时，最少也要请两位女工工作。她们的工作有个名词，叫做“补包”。若发现袋子和箱子有损坏，便将这些损坏的袋子箱子拖在一旁，由女工进行修补。布袋则用针线缝补；纸箱破了则用胶纸将它贴密。
　　香港几座货柜码头一般都处于饱和状态，货柜船要轮候泊码头，有些货柜船必须依时前往另一个港口，于是也要靠装卸工人协助，利用驳船将货柜卸下，运往货物起卸湾去，由收货人来领取。
　　香港二千多艘驳船，驳船有铁船和木船两种。铁船的载重量大，船上有起重机，木船载重量小，也有简单的起重设备。但是铁制驳船是没有发动机的，要靠拖曳力强的汽艇交索拖行，通常一艘汽艇可拖两艘驳船。
　　因此一般远洋货船的两边船舷，经常泊满了驳船，在左边的船舷上停泊的驳船，是从货船上卸下货物的，等到船上的货物卸下，右边的驳船就装货上货船。一装一卸，都是节奏紧凑的。如果没有辛勤的装卸工人肯以“三工三不”的劳动制度来工作，香港港口的货物吞吐量就不会那么大，香港也不会成为世界三大吞吐量最高的商港了。
　　第二十五任　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
　　1971年11月19日至1982年5月8日，麦理浩任第二十五任香港总督。其间英国女王两度批准麦理浩任职延期，任期11年，是二十八任总督中任期最长的一位。
　　麦理浩（1917～2000），英国人。曾入牛津大学修读历史。1939年进殖民地部作文职工作，后派驻马来亚为官学生，再被派往中国福建厦门学习语言。后入英国皇家海军志愿后备团任上尉。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派来中国工作，在汉口、福州历任署理领事，署理总领事。1947年调回英国外交部工作，1950年至1954年被派驻捷克布拉格任商务秘书及领事。1954年后，历任英国驻惠灵顿高级专员，驻巴黎商务秘书、参赞等。1963年任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1967年任英国驻越南大使。1969年出任英国驻丹麦大使。
　　麦理浩出任港督，打破了英国旧有传统。在此之前，被任命为港督的人选，不外两个来源：一是出身军部的将领；一是资深的殖民地部官员。尤其是20世纪以来，港督职位一直是殖民地部官员晋升阶梯的最高位置之一。麦理浩则属外交系统的官员。紧接他的两任总督尤德和卫奕信也都是外交官出身。这种变化标志着英国的治港方针的重要变化。由此开始，英国力图改变旧的统治香港方式，借以缝合统治者与民众之间由于长期殖民压迫和种族歧视形成的鸿沟，争取港人支持。70年代以前，港府很少关心民生问题，引起民众极大不满，经常导致社会动乱。
　　按照张月爱的说法，麦理浩所接手的是一个正在“风雨飘摇”的政府。经过戴麟趾时代1964年中文运动，1965年华资银行挤提，1967年的暴动，1970年的港币贬值，青年学生运动，反贪污运动。他刚一到任，面对的是，1973年股市在狂热后突然暴跌，国际石油禁运所带来的全面经济衰退，因股市暴跌而破产的市民，家徒四壁的工人，游手好闲的年青人，贪污成习的官僚政府，环境恶劣的安置区，严重的通货膨胀，不景气带来种种社会不安。报纸舆论越来越多的批评政府，……。面对这样的形势，麦理浩不能再用传统的殖民地统治手法应付这个日益复杂的香港社会。
　　第二十五任麦理浩在长达十年多的任期内，麦理浩成立了廉政公署，兴建了地铁和电气化铁路，访问了北京，实施新市镇计划和公务员本地化，推行九年免费教育，推行“居者有其屋”计划，发展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采用新运输交通措施。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殖民统治的色彩，尤德和卫奕信也继承了麦理浩的治港方针。香港舆论界认为，麦理浩处处显示出过人的魄力。在他任职期间，1981年出口总值达到800亿港元。香港媒体把繁荣与麦理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称为“麦理浩时代”。
　　与内地关系至为满意
　　麦理浩上任之后，遇到许多有利条件。首先是中英关系改善，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到麦理浩上台时，全世界138个国家中，已有76个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到中国访问。2月27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心抛弃对中国的错误的两面政策，与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对于英国政府愿意建立正常关系表示欢迎。但是中英关系中有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就是香港问题，必须首先加以明确。过去，毛泽东、周恩来在同英方人士和外宾谈到香港问题时，都一再申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一贯立场。1963年3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美国共产党声明＞》一文中表达了这一立场：“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1972年3月8日，在中英关于互换大使联合公报发表前夕，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特别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再次申明对于港澳问题的立场。黄华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1972年11月8日，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批准了该特委会的报告。
　　1972年3月13日，中国与英国在北京达成两国互换大使的协议，该协议并于1972年3月14日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公开发表。此公报使中英关系正常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中英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也就得到进一步发展。这种历史大背景，为麦理浩在香港施展其才华，创造了条件。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先后到广州、北京进行友好访问，提出“经济合作，双方受益”的主张。受到中国政府领导人邓小平的接见。4月6日，麦理浩在中国内地访问结束返港时，在拱北行六楼新闻处放映室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了这次访问情况，回答了记者提问，并转达了邓小平“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的话，表示今后香港与中国内地在经济等方面将会更好地合作。
　　麦理浩说，这是一次亲善访问。以往，有一种屏障，阻隔着香港官方机构与在香港、广州及北京的中国官员。随着双方关系的改善，这种屏障便日渐消失，如今已经没有了。这次访问的主要意义，标志着更为正常及坦诚的关系，显示大家认识到这种关系对双方都有好处。
　　麦理浩还特别强调说，“我们各人受到良好的接待，许多地方可称得上是非常的礼待。在广州时，我们得到丰富的资料；在北京时，得到邓小平、廖承志、黄华及这次作为主人相邀之李强及其他高层人士所接待。我们之娱乐及行程安排均显得有条不紊，旅途舒适畅快……这并非是我们数人之光荣，我认为这份光荣应归于整个香港。”
　　麦理浩这次访问以后，中国内地与香港在人员的往来，经济方面的合作有了更进一步发展。
　　麦理浩的另一个有利环境是，70年代末，中国内地推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使香港经济的受益不亚于内地。
　　麦理浩离任前几个月，还访问深圳，希望加强同深圳的合作。据1982年《香港年鉴》记载：“1981年底，麦理浩在政务司钟逸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