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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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堋⒕帕吐榈仄涨煜吩撼轮椤⑼嗤謇杼ù砝Ａ⒌人娜斯餐鸩莩饰模缴昵肽信ㄑ莩鲈辆纭Ｋ脑褐鞯那朐感牛苫舜砺扌窈汀⒉苌圃饺肆仕透鄱奖磋础�11月15日，贝璐批准了戏院东主请愿书，准许男女同台粤剧在香港的戏院演出。
马师曾、谭兰卿担纲的太平剧团，薛觉先、苏州丽领导的觉先声剧团，1933年11月15日分别在太平戏院、高升戏院响锣，成为香港男女同台演出粤剧最早的两个戏班。
分楼层交差饷
所谓“差饷”，原是香港的一种居住税。早期包括清洁道路、清理垃圾、警察费用、建设街道市面和公园、水费等各项在内，是一种很复杂的综合性税项。由于差饷的征收对象是房屋，最初征收差饷时，与房屋观念有关，以一幢楼宇为单位。从前买卖楼宇，也以一幢一幢计算。
贝璐上任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蔓延，香港经济也十分不景气，房地产业一度萧条，往往一幢楼宇有数层空置。例如，一幢大楼共有四层，楼下和二楼有人租用，但三层、四层则空着，楼主却必须缴交全幢楼的差饷，自然感到不合理。如果四层楼只租出一层，则该层楼的租金可能还不够交差饷的。对此，楼主非常有意见，希望降低差饷。但是香港政府认为，差饷税已经很低，无法再减收。
为了差饷，业主同港府之间矛盾日益加剧，最后相持不下，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旭和在立法局会议上提出香港楼宇分层缴纳差饷的提案。他说，解决差饷争执的最好办法，是将政府所定的差饷额，依照征收差饷的楼宇的层数，分开来征收，已经租出的楼宇，可照租值缴差饷，未租出的楼宇，可以不必缴交差饷。
对于罗旭和的提案，民间业主表示欢迎，香港政府又无更好的解决办法，所以，立法局很快通过了楼宇分层征收差饷的提案。香港至今还沿用罗旭和的这个办法征收楼宇差饷。这个提案对后来香港的房地产业影响很大，1931年之后，香港兴建了许多大厦，就与分层交纳差饷的实事求是政策有很大关系。由分层征收差饷的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发展出香港的分层出售楼宇的制度，如果没有贝璐时期的分楼层征收差饷的立法，分层出售楼宇的办法也就不会产生得那样顺利。分层出售楼宇，对于以后的房产业发展，又起到推动作用。
罗旭和是1923年，第十六任总督史塔士时期被选为香港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
第十九任 郝德杰AndrEw CaldEcott
1935年12月12日，郝德杰就任第十九任香港总督，1937年离港，在职1年4个月，是任职时间最短的港督之一。
郝德杰（1884～1951），英国人，1884年10月26日生于英格兰。1907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爱塞特学院。曾在马来亚任行政长官28年，是一个有殖民地统治经验的行政官员。1930年4月16日，郝德杰离任，由辅政司骆克任署理港督。郝德杰离港后调任锡兰（斯里兰卡）当总督。受封爵士。1951年去世。
因为长期在马来亚工作，对马来亚有极深感情。他曾回忆说，在香港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想念着马来亚的一切，总想找个机会回去看一看，调查一下我曾经安排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好像我仍然是马来亚的行政专员，只是临时外出而已。我相信女王只是让我暂时代行这里的总督职权，我不日将回到马来亚去。在港期间，我甚至同我在马来亚的朋友保持着在外人看来很不寻常的联系。
郝德杰任职期间，与中国内地交往较多，1936年9月17日，郝德杰访问广州，拜会广东军政大员。这时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设宴招待郝督。9月18日，郝德杰在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宴请蒋介石委员长一行。19日，离穗返港。11月4日，广东省政府主席黄慕松、广州市市长曾养甫至港答拜，11月6日，黄、曾返回广州。1937年4月12日，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官式访问香港。
1936年郝德杰正式发布新规定，凡港府公务员职位空缺，都要在报章上公开刊登消息，优先由本地人士报名应聘，除非本地没有合格人士申请，否则不能在英国招聘。
第十九任郝德杰港英政府长期歧视华人，政府雇员绝大多数都是英国人和欧洲人。贝璐在任时，为了解决政府经济困局，开始考虑改革雇员传统。因为雇用欧洲人薪水高，费用大，而香港当地华人和其它亚洲国家人员，工资水平低。所以，贝璐解聘了许多欧洲雇员，改用当地华人或其它亚洲国家居民。郝德杰认为，贝璐的这一计划很好，应该继续实施。他说，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提议，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以节省财政支出，更重要的是可以缩小华人与政府之间的距离，可以减少华人对英国统治权的抵触。
郝德杰的这一项新命令，受到当地居民的欢迎。
由上一任总督提出的建议成立香港市政局，经过反复酝酿，于郝德杰上任第二年，1936年1月1日，洁净局扩组为市政局。市政局设13名议员，其中5名议员为官守议员，由卫生局长、医务总监、工务局长、华民政务司、警察司担任。8名非官守议员，其中6名由港府委任，2名民选产生，所谓民选也并非由市民选举产生，因为民选议员的资格有严格规定，一定要是法院陪审团名单中列名的。
郝德杰任职的1935年至1937年，香港居民多灾多难，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一方面由于港府长期疏于市政管理，不关心居民的公共福利，所以房屋供不应求，居住十分拥挤，公共卫生条件极差，各种传染病流行。1937年8月，天气酷热，九龙城区首先发现霍乱，随后蔓延到旺角、深水、油麻地等区，不少居民迁居香港避难，露宿街头者甚多，疫症蔓延到港岛区。当时封建迷信盛行，有人借机散布谣言，弄得人心惶惶。直至秋天，才得以控制。市民死亡共达一千多人；9月，台风袭击香港，风速每小时167哩。帆船、货艇等1361艘翻沉，六百多艘受创，狂风中2569人丧生。台风带来大暴雨，造成山洪暴发，斜坡滑落，房屋倒塌。总计水陆居民死伤10900人以上，财产损失超过二千万元。
郝德杰任职前后，正置世界经济危机。世界经济不景气危及香港，香港的火车轮船竞相减价，港澳船大舱收费二毫兼送叉烧饭，九广铁路双程车票仅收1。8元。百业萧条，市井苍凉，居民难以为生。
港币首次与英镑挂钩
在郝德杰的政绩中，值得一书的，是他正式发行货币代替银币，为以后香港经济的发展铺了路。
1935年，世界经济萧条，银价暴涨，导致金本位的崩溃。美、日、法、英等国相继宣布放弃金本位制。中国白银大量流出国外，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放弃银本位，采用管理通货制，将白银收归国有，发行纸币。香港与中国内地相连，金融、商业与中国内地有密切关系，中国放弃了银本位，香港如果不改变币制，金融市场必然出现紊乱状态。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严重局面，郝德杰向英国政府请示放弃银本位，英国政府批准同意。于是，1935年11月9日，港府召开立法局特别会议，通过“外汇基金条例”，宣布废除香港货币的银本位制，转而正式与英镑挂钩。
建于1911年的旧邮政总局
据刘蜀永所著《香港历史杂谈》一书记载，新币制案的主要内容是：一、由1935年11月9日正午12时起，除辅政司、库务司外，任何人均不能将英国银元、香港银元、墨西哥银元、银砖、银条及香港一毫、五仙辅币等，由香港输运出口。二、库务司发行新一元纸币，以代替香港市面流通之银元。三、库务司设1法币保证金。将收回的各种银币储在一个或一个以上银行，作为保证金。但库务司可以随时提回。四、库务司发行两种镍币，以代替香港市面流通的1毫及5仙的银币。1毫的镍币每枚重2。591克，5仙的镍币每枚重1。295克。1935年香港共发行一毫镍币1000万枚，五仙镍币100万枚。
香港政府宣布，除以每安士纯银合港币1。28元的价格收买市面银块外，凡拥有英国、墨西哥、香港银元或香港银质辅币而面值超过十元者，必须在1935年11月9日起一个月内兑换成港币。
从郝德杰任职开始，港币才开始与英镑挂钩。1935年12月6日，港府正式颁布“外汇基金条例”，香港收回的银币，已全部换成英镑而作为保证基金。香港政府禁止运出的银元，结果全部送到了祖家英伦的银库。
以后港府又通过《银行钞票发行条例》规定，由英资汇丰、渣打及有利等3家银行发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偿货币。发钞银行须以等值英镑向外汇基金换取负债证明书，作为港币发行准备。香港政府印就一种叫做“负债证书”的表格，由财政司签字，填上应发行港币的数目。得到授权发行钞票的银行，就照证书上所列的货币数目加以发行，由财政司支配。如果财政司认为要收缩通货，即可将黄金或外汇，或从税收中得回港币，向银行赎回“负债证书”。假使财政司通货膨胀未够水准，可由财政司再签发“负债证书”，增加发行钞票量。
从郝德杰开始，一直到60年代后期，港币都是与英镑挂钩。香港的币制也沿用下来，没有大的变化，不同之处仅在于后来有了面额为1000元的港币，当时的最大面额为500元，下边有100元、50元、10元、5元与1元。现在的1元纸币已被1元硬币代替，又发行了2元及2毫的硬币。
广开航线
郝德杰时期，重视发展商业航空交通。先后开辟了从香港至旧金山、槟榔屿、伦敦、上海、广州等地的航线。
1935年秋天，香港帝国航空公司开始派出飞机从香港出发作一连串试飞。利用吉隆坡作中途站，逐渐把范围扩大到伦敦和澳大利亚。经过多次试飞，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936年3月24日，帝国航空公司派出飞机作首次商业飞行，第一班飞机从吉隆坡降落启德机场。由于帝国航空公司历史性的飞行，大大地鼓励了商业航空公司在香港开辟更多航线。不久，来往香港、广州及上海的航线先后开航。
1930年至1935年期间，启德机场归英国驻港空军使用。为了发展商业航空事业，1936年港府把启德机场改为民用机场。1936年3月24日，第一架定期班机“帝国航空公司”的“多拉多号”降落启德机场，受到郝德杰总督的欢迎。
1936年10月23日，泛美航空公司“菲律宾飞翦号”飞机从美国出发，经过檀香山、中途岛、关岛、马尼拉，历时五天，降落九龙湾。1937年，泛美航空公司将它自香港至马尼拉航线伸展到旧金山。欧亚航空公司也将它从北京到广州的航线延伸到香港。从此，香港民航事业走上了有系统的发展阶段。这为香港逐渐成为远东地区的新的航运中心创造了条件。
为了改善医疗条件，郝德杰时期兴建了玛丽医院，玛丽是英皇乔治五世的皇后。1937年建成启用，院址位于薄扶林道102号，是政府医院，当时规模较小，科目不全，但为后来发展打下基础。后来港府实施医疗服务分区化计划，玛丽医院成为一所设于港岛区的区域性中央医院。到20世纪80年代，已有病床一千三百多张，医生四百多名。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教学医院。其设备和医学水平在东南亚有一定地位。院内设有急症室、内科、外科、矫形及创伤科（骨科）、产科、妇科、儿科、精神病科、麻醉科、放射诊断、病理科、耳鼻喉科、眼科、牙科、皮肤科、物理治疗、职业治疗、肿瘤科及放射治疗。设于玛丽医院的港大儿科学系新开办的儿科深切治疗，其规模为东南亚最大。
城门水塘落成
史塔士总督时期开始动工的城门水塘蓄水工程，经过香港人民13年的辛勤劳动。到了1936年郝德杰时期建成启用，储水量为1363。8万立方米，缓解了香港市民的供水困难。
城门水塘，位于荃湾东北面山腰，在城门郊野公园范围内，是荃湾新兴的旅游地。城门水塘分上下两个，上塘为城门水塘，又称银禧水塘，为纪念英王乔治五世登基25周年得名；下塘称下城门水塘。本来用于储水的城门水塘，逐渐发展成为风景公园。据香港报刊介绍，是香港各个郊野公园中康乐设施最为完善的一个。游览范围多集中在上塘周围，不仅林木青翠，湖光山色，更有烧烤、野餐场地，有三色郊野步行径、缓跑径、自然教育径及老少皆宜的家乐径。
城门水塘借城门河而建。城门河是新界南部重要河流。发源于香港最高峰大帽山正东。先由几条溪涧汇合，通过一段深谷，向南即流入城门水塘。在水塘南端经水坝直角向东，切过一段深谷，形成曲流，注入下城门水塘，然后再经水坝向东北偏东流至泛滥平原。此后河道经取直通过香粉寮、谷寮、白石等地南面，在美林村以北转向东南，经大围，东折流过李屋村、沙田，最后出沥源湾，全长仅5公里。原来每遇水涨，下游常泛滥成灾，经过水塘工程并取直河道，以及修筑堤防，情况大为改善。
第二十任 罗富国GEoFFry ortHcotE
1937年12月28日，罗富国抵港就任香港第二十任总督，1941年6月宣布退休离港，在任3年7个月。
罗富国（1881～1948），英国人。曾在罗得西亚、黄金海岸等英国殖民地工作多年，有殖民行政工作经验。他从圭亚那总督职位调到香港。
罗富国上任时，他所面临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也已经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攻击目标之中，他如何处理战前的各项事务，是一场考验。
中立中有合作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香港对中国的抗战具有更不同寻常的重要地位。怎样利用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把它变成进口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是中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日本侵略者为了侵华战争的顺利进行，想方设法采取措施切断中国军用物资的供给。1937年底，中国沿海已经被日军封锁，只有澳门、香港和广州未被阻断。这时，中国与外界的联系只剩下了为数寥寥的几条通路：（1）经由新疆地区通往苏联的西北公路；（2）华南的香港；（3）法属印度支那。然而，在日本的外交压力和军事威胁之下，1937年10月开始，法国政府做出决议，对中国急需的武器弹药、飞机及航空材料，均禁止过境。面对种种不利因素，中国不得不进一步倚重香港通道。
第二十任罗富国广州及其西面广州湾的一些小港口是国外货物经过香港运进中国内地的重要入口。香港和广州之间的货物运输，主要依靠广九铁路和香港至广州的公路。1937年10月，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英华两段货物联运合约正式生效。为数甚巨的军用民需物资经过广九铁路和粤汉铁路源源不断运往中国内地。与此同时，香港至广州的公路开通，为香港的物资转运提供了又一便利条件。
日军力图切断香港至广州的运输线。从1937年10月中旬开始，日军对广九铁路华段大肆轰炸。一度造成车辆毁坏，交通中断。1938年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轰炸广九铁路，但广九铁路仍然奇迹般地从未停止运输。铁路和公路并驾齐驱，成为中国抗战时期最重要的补给线之一。英国方面认为，“保持该线路开放对中国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面对中日双方对香港通道截然不同的要求，港英政府每每在中日之间苦苦周旋。从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年12月香港陷落，英国对香港转运中国抗战物资所采取的政策以1938年10月广州陷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英国政府坚持香港的开放地位，并保持其运输孔道作用。在后一个阶段，则迫于日本人的压力，步步退让，抑制香港对华战略物资出口。
1937年9月，日方不断就香港转运抗战物资一事向英国政府提出警告。面对来自日本方面咄咄逼人的威胁与压力，英国政府经过再三斟酌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政府不应该与中国人作对，除非是因为日本人的行动而被迫这样做。这就确立了英国在香港转运物资问题上的总原则。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罗富国坚持了这一原则。
1937年10月14日日军开始轰炸广九铁路以后，中国提出在香港新界和广州之间修建公路，英方立即表示全力支持。英国外交部指出，英国政府希望在适当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支持中国人，使他们能够抵御侵略。香港政府应设法赢得中国人的友谊。在港英方面配合下，1938年初，香港至广州公路顺利开通投入使用。
1937年11月，中国购自英国的9架飞机运抵香港。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鉴于日方对此极度敏感，建议拖延飞机对华出口以避免刺激日本人的反英情绪。这项提议被英国政府断然否定。英国外交部指出，从英国或香港出口武器到日本是不受禁止的，从香港出口武器到中国也不应受到禁止。根据国联的决定，国联成员国不应该采取任何可能削弱中国抵抗能力的行动。因此，不能实行有差别的封锁令。随后，港府协助把这批飞机如期运进中国内地。
同月，在港英政府和日方的接触中，罗富国政府明确表示，经香港向中国运送军火是合法的。
1938年6月，日本外相在约见克莱琪时说，一个时期以来，香港成为蒋介石政府当然的军火供给地，这在日本激起了强烈的反英情绪，希望英方多加注意。克莱琪则表示，任何国家向任何一方提供军火，都是绝对合法的。关闭香港的军火运输线显然是违反中立原则的。
从总体上来看，广州陷落以前，英国政府、罗富国当局对中国经香港的物资转运采取积极配合的态度，这一作法是从属于其对华政策的，即“在保证大英帝国——包括香港整体安全的前提下支持中国，同时避免卷入对日战争”。日本侵华战争严重危害了英国传统的在华利益以及英国在远东的地位，英日矛盾大大加深。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在远东的根本利益，是与中国的利益一致的。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也考虑到香港的利益。香港与中国大陆唇齿相依，香港民众与大陆人民血脉相连，香港的长期利益最终取决于能否与中国大陆保持正常关系。为谋求此种友好关系。香港应在中国大陆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因此，英国能够在向日本大量出口军火的同时，满足中国方面的某些需求，向中国提供有限援助，香港通道因之得以保持开放。中国政府对英方的合作也表示满意。中国广州当局也不断就香港政府的密切合作表示感激。
与此同时，英国政策中的另一种倾向也表露得相当充分。英国政府认为，由于香港接近战区，欧洲的政治局势也很严峻。基于这种考虑，英国政府在一些问题上尽量避开日本人的锋芒。1937年8月，中方请求在新界建立飞机组装厂，用于接收和装配中国空军定购的飞机；1938年初，一家香港公司请求在香港为广州当局建造两艘炮艇。这两项要求先后被英国政府拒绝。香港政府曾经就日舰侵犯香港领海主权的野蛮行为写出调查报告，英国政府则以报告内容也许不利于英日关系为由不予发表。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中国军舰有权使用大鹏湾和后海湾。然而，1938年1月3日，英国外交部指示罗富国，如果中国军舰试图在香港水域寻求永久或半永久庇护，抑或把香港水域作为活动或补给基地，那么，应给予适当警告，不许它们调动，因为其行为妨碍了香港的安全。
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日军占领广州，大军压境，决意切断香港的军用物资供给，其态度空前强硬。英方更加担忧在香港转运物资问题上举措失当激化英日矛盾，因此对日政策越来越软弱无力。同时英国陷入日趋恶化的欧洲局势之中，无力自拔。英国力图曲意迎合日本，以至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以满足侵略者的贪欲。
1938年10月底，日方在和港督罗富国的会谈中表示，日军占领广州的目的是：第一，切断对华军火供给；第二，打击蒋介石政府的声望。1938年12月，英国政府向日方的威胁作出让步。英国殖民地部指示香港总督罗富国说：“目前允许用卡车或沿海商船出口军火给广东南部的中国军队有悖于香港的利益。”于是，从1939年1月起，香港政府宣布禁止经香港陆路边界对华出口武器和弹药。
1939年12月底，中方请求在香港组装由一家美国公司提供给中国政府的四架商用运输机。1940年4月飞机运抵香港时，为了不得罪日本，港英政府最终拒绝了中方的请求。
尽管英国政府一再妥协退让，日本的进逼却有增无减。1940年6月24日日方向英国政府提出，关闭滇缅公路和香港边界，英方无意抵制日本人的要求，邱吉尔、张伯伦、劳埃德（殖民大臣）均赞同退让，中国政府十分担心外援路线被截，加紧外交活动，力图阻止英国接受日本的蛮横要求。不幸的是，英国政府仍于1940年7月17日与日本签订了缅甸公路协议，停止向中国运送武器、弹药、卡车、铁路物资和石油。
缅甸公路协议签订后，港英政府采取措施执行有关条款，稽查物资走私。香港政府沿粤港边界重新安排缉私人员，在新界某些可能从海路向中国走私货物的地点也布置缉私人员。1940年10月14日，缅甸公路协议期满之前，英国政府又作出决定：不改变香港现有的出口限制。英国殖民大臣劳埃德指示香港总督罗富国：“在目前情况下，如果取消1940年7月份的禁令对英国或中国无益，我认为没有必要取消禁令。但是，港督有权在协议期满后酌情放松有关限制。”
1941年5月初，港督罗富国建议英国政府，取消对华汽车、石油出口禁令以摆脱困境，而英国政府认为，目前不宜改变香港的出口禁令。7月底，罗富国请求英国政府重新考虑他的建议。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完全站在港督一边，他认为“这是香港直接援助中国的最佳方式，在中国，每一加仑汽油都极其珍贵”。然而，英国政府仍然坚持原来的立场，认为收回对日本的承诺是不合时宜的。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国政府的政策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被逼备战
香港是东西方各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交通要道，又是南太平洋的重要港口。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后，日军占领香港已是时间问题。香港在太平洋战争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英国在远东的海军基地之一，又是英国在远东的经济中心。日军占有香港就可以作为日军继续南进的中转站，从日本本岛经冲绳、台湾到香港，再从香港延伸到菲律宾、新加坡、印尼以至南太平洋群岛、澳大利亚，把这些地区连成一片，保证兵源、物资的连续供应。日本占据香港又可以与台湾和海南岛形成对中国大陆的包围圈，以海陆两方面互相呼应对中国加以严密封锁，并切断从香港向中国大陆的一切海上供应。因此，中日战争爆发以后，日军便经常用飞机轰炸珠江以及深圳一带，日军攻占广州以后，更加严密封锁河流、铁路，千方百计要将中国大陆与香港隔离开来。
面对日军的侵略，罗富国考虑的是如何保住和扩大英国在中国的利益，对于抵抗日军进攻香港却极少准备。而日军对于香港英军的防卫力量估计得相当高，以为攻占香港必有一场硬仗要打，因此，他们将力量准备和攻占计划考虑得十分周到，而且事先在香港的情报工作也作了严密的布置。
以罗富国为首的香港当局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于日军存有很大的幻想。诚然，这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当局绥靖主义的慕尼黑妥协方针有着很必然的联系。英国对于日本一直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企望能继续保持他们在亚洲的利益，因此，港府严格检查中文报纸，限制和禁止抗日的言论，而对于日侨以及日军第五纵队的活动放任自流，根本不加干涉，使日军在攻占香港前就已掌握了香港的军队及布防详细资料。
面对日军的逼进，罗富国不得不做备战。1938年2月3日，日舰集中粤海窥探，虎门被封锁，省港澳轮船全部停航。2月28日全港举行灯火管制大演习。3月19日，海陆空三军实施军事大演习。之后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广州、深圳相继沦陷。日军已经到了香港的门口。香港当局开始挖防空洞；试行过几次灯火管制的演习；海防线修筑了一些机关枪堡垒；驻港英军在维多利亚港入口的东西两面，加设多门重炮，以防日舰突然侵入；沿新界公路的桥梁有些也埋放过炸药设施，但是从总的方面看，没有积极布置应战的准备措施，更没有在居民中做充分思想动员。香港照样过着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日子。他们抱有传统“大英帝国不可侵犯”的傲气，几乎没有人肯去相信日本会侵占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更没有感到战争将要临头的气氛。
1939年2月21日，罗湖被日机轰炸。死12人，伤18人。
6月，日军攻占深圳，逼近香港边境，21日，香港学生举行反日大示威。
7月，港英政府通过一项《战斗人员义务法令》，指令年龄在18岁～41岁之间的男性英籍人士必须服兵役。8月，宣布《战时征集条例》，征召适龄壮男入义勇军或入香港海军防卫队作后备兵。
8月23日，英军下令封锁上水─沙头角公路，同时，封锁鲤鱼门海港。
9月，英法对德宣战。港英当局随即将德侨62人拘禁于九龙喇沙书院集中营。
1940年4月10日，欧战局势急剧发展，港英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扣留挪威、丹麦船只14艘。
5月，罗富国命令，将超过55岁的外籍人组织起来，由退休军人休斯指挥，当时，人们称它为“休斯兵团”。准备应付紧急情况。
6月，日军再度集结深圳，英军拆毁连接深圳的桥梁。日军要求港英方面断绝对中国出口军火。本月起，港英当局开始在港九各地兴建防空洞。
6月11日，港英政府宣布香港已进入非常时期，征集英人入伍，街道要冲堆置沙包。同时，当局拘禁意大利侨民，封闭了意大利领事馆，查封了意大利邮船及意侨商行。港英政府开始发行公债600万元。23日，罗富国下令征用民间物资，规定所有水陆交通工具和设备，如飞机、船只、车辆、仓库以及一般物资，总督随时有权征用。港府还限制本港男子离港，以保证战时服务人员。
1935年，驻港英军部队与装备。
6月，罗富国委派一名撤退主管，负责撤退在港的英籍老弱妇孺。6月底，第一批英籍公务员的家眷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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