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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的弹子球-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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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必备品经费买来的两个文件柜置于桌子两例，左侧放未译的，右侧放译毕的。
译件的种类也罢委托人也罢委实多种多样。有《美国科学》上刊载的关于滚珠轴承耐压性的报告，有1972年度全美（又鸟）尾酒专刊，有威廉·斯坦劳的小品文，有安全刮须刀说明书。凡此种种，一律贴上期限日期标签堆在桌子左侧，经过一段时间后移到右侧。每译完一份，都要喝掉大拇指那么宽的威士忌。
搞我们这个档次的翻译的好处，就是无须加进什么想法。左手拿硬币，啪一声放到右手，左手腾空，右手留下硬币，如此而已。
10点上班，4时离开。星期六三人走去附近一家迪斯科舞厅，边喝J&B边和着冒牌桑塔纳乐队跳舞。‘
收入不赖。从收入中扣除事务所租金，一点点必需的经费、女孩工资、临时工酬金及税款，剩下的分成十份，一份作为事务所存款，五份他拿，我拿四份。分法诚然原始，但在桌面上等额排开现金确是令人开心的活计。令人想起《辛辛那提年轻人》里的斯蒂文·马克苗和爱德华·G·罗宾逊玩扑克牌的镜头。
他五我四这一配额，我想是十分妥当的。因为实质性经营推给了他，而且我喝威士忌喝过量他也默默忍耐，毫无怨言。再说他还要负担体弱多病的妻和三岁的儿子和一辆水箱转眼就出毛病的“大众”。即使这样也还是入不敷出，总有什么让他部郁寡欢。
“我也要养一对双胞胎女孩的哟2”一天我这样说道。他当然不肯信，依旧他拿五份，我拿四份。
如此这般，我二十五六岁的季节就流逝过去。午后阳光一般温阳平和的日子。
“大凡人写的东西，”我们那三色印刷的宣传册上有这么一句光彩夺目富有益惑性的广告词，“不存在人所不能理解的。”
每到半年转来一次的闲得发慌的时候，我们三人便站在涩谷站前散发这小册子打发无聊。
也不知时间流过了多少，总之我在横无际摄的沉默中行走不止。下班我返回宿舍，一面喝双胞胎斟的美味咖啡，一面读《纯粹理性批判》，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时候，昨天的事恍若去年的，而去年的事恍若昨天的。严重的时候，居然觉得明年的事仿佛昨天的。在翻译1971年9月号《埃斯加亚》刊载的肯涅斯·泰纳写的《波兰斯基论》的时间里，脑袋一直在琢磨滚珠轴承。
好几个月好几年，我一个人持续坐在深水游泳他的底部。温暖的水，柔和的水，以及沉默、沉默·……“
识别双胞胎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看她们身上的运动衫。完全褪色的海军蓝运动衫上，胸口印有白色数字。一件印“208”，一件印“209”。“2”在右例乳16之上，“8”或“9”位于左侧乳蜂的上端。“0”被孤单单夹在二者之间。
头一天我就问这号码意味什么。什么也不意味，她们说。
“像是机器的出厂编号。”
“具体说来？”一个问。
“就是说，和你们同样的人有好几对，就用No。208和No。209区分开来。”
“不至于吧。”209说。
“生来就一对。”208道：“再说这衫是领来的。”
“在哪儿？”我问。
“超级市场的开业庆典上，白送给先到的人的。”
“我是第209个顾客。”209说。
“我是第208个顾客。”208说。
“两人买了三包纸巾。”
“OK，这样好了，”我说，“你叫208，你是209。这就区别开了。”我依序指着两人。
“行不通的。”—人说。
“为什么？”
两人默默脱下运动衫，交换套进头去。
“我208。”209说。
“我209。”208道。
我喟叹一声。
尽管如此，在必须区分两人时，还是不得不靠编号。因为此外实在找不出识别办法。
除了这运动衫，两人几乎没别的衣服。看情形，就像散步路上闯入他人房间直接住了下来。实际怕也差不多。每周初我都给两人一点钱，叫她们买自己需要的东西。但两人除了保证吃饭，只买咖啡奶油饼干。
“没衣服不好办吧？”我试着问。
“没什么不好办。”208回答。
“对衣服没有兴趣。”209说。
每周两人在浴室不胜怜爱地洗一次衫。我在床上看《纯粹理性批判》，时而抬眼，便瞧见两人赤裸裸并坐在瓷砖上洗衫的身姿。这种时候，我真真切切感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远方。原因我不明了。自从去年在游泳池跳水台下失去一颗假牙，屡屡有如此感觉。
下斑回来，常常看见208、209号衫在南面窗口摇来晃去，这时我甚至涌出泪水。
至于两人为何住进我的房间，打算住到何时，至少是何人物，年龄几何，生于何地……我都一概没问。她们也没提起。
我们三人或喝咖啡，或找丢失的高尔夫球，或傍晚在高尔夫球场散步，或在床上嬉闹，如此一天天过去。主要节目是新闻解说，每天我用一个小时给两人解说新闻。两人无知得出奇。连缅甸和澳大利亚都混为一谈。让她们明白越南正分两部分打仗花了三天，解释尼克松轰炸河内的原因接着耗掉四天。
“你声援那边？”208问。
“哪边？”
“南边和北边呀。”209说。
“这——怎么说呢，说不清。”
“为什么7”208问。
“我又没住在越南。”
两人都对我的解释感到费解。我也费解。
“想法不同才打仗的吧？”208紧迫不舍。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有两种相对立的想法哎？”208问。
“是的。不过，世上两相对立的想法不下一百二十万。不，说不定更多。”
“就是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209道。
“可能。”我说，“差不多跟谁都成不了朋友。”
这就是我七十年代的生活方式。陀思妥耶夫斯基预言，我付诸实施。
2
1973年秋天总好像暗藏一种居心不良的什么。鼠清清楚楚地觉察到了，就像觉察鞋里的石子。
那年短暂的夏天如被9月初不稳定的气流吞噬一般消失之后，鼠的心仍留在夏日若有若无的余韵中。旧T恤、乞丐牛仔裤、沙滩拖鞋——便是以这副一如往日的打扮出入“爵土酒吧”，坐在吧台前和调酒师杰没完没了地喝有些凉过头的啤酒。又开始吸烟——五年没吸了——每隔十五分看一次表。
对鼠来说，时间就好像在哪里被一下子切断了。何以至此，鼠也弄不明白，甚至哪里断的都找不到。他手拉救不了生的救生缆，在秋日幽幽的昏暗中往来彷徨。他穿过草地，跨过河流，推开若干扇门。但救不了生的救生缆不可能将他带往任何地方。他像被扯掉翅膀的冬蝇，又如面临大海的河流，有气无力，孤孤单单，感觉上似乎哪里有恶风吹来，而将原来包笼鼠的温情脉脉的空气一古脑儿吹去地球背后。
一个季节开门离去，另一季节从另一门口进来。人们有时慌慌张张地打开门，叫道喂等等有句话忘说了。然而那里一个人也没有。关门。房间里另一季节已在椅子坐下，擦火柴点燃香烟。如果有话忘说了，他开口道，我来听好了，碰巧也可能把话捎过去。不不可以了，人们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惟独风声涌满四周。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一个季节死去而已。
从大学退学的这个富有青年同孤独的中国调酒师，俨然一对老年夫妇肩靠肩度过秋冬这个冷飕飕的季节，年年如此。
秋季总不讨人喜欢。夏日回乡休假的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不等9月来临便留下三两句告别话返回遥远的属于他们自身的场所。当夏天的阳光宛如越过肉眼看不见的分水岭而微微改变色调的时候，如天使玉环般极其短暂地包笼鼠的某种闪耀也消失了。温馨梦境的残片恰似一缕河水渗入秋天的沙地，完全无迹可寻了。
另一方面，对杰来说，秋天也绝非令人欢欣鼓舞的季节。9月一过半，店里的顾客便明显减少了。其实那年秋天的萧索也不无堪可欣赏之处——一如往年——但杰也好鼠也好都不明所以。到了关门时间，都还有用来炸薯片的半桶剥皮马铃薯剩下来。
“马上要忙了。”鼠安慰杰，“这回又该发牢骚说忙得晕头转向了哟！”
“会不会呢………”
杰一屁股坐在吧台里的小凳上，一边疑惑地说着，一边用破冰锥弄掉面包烤箱上沾的黄油。
往后如何谁都无从知晓。
鼠悄悄翻动书页，杰一面擦酒瓶子，一面用粗糙的手指夹起不带过滤嘴的香烟吸着。
对鼠来说，时间的流逝渐渐失去均衡是大约三年前的事，从大学退学那年春天。
鼠离开大学自然有若干理由。其若干理由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当达到一定温度时，砰一声保险丝断了。有的剩下，有的弹飞，有的死了。
他没向任何人解释不再上大学的理由。一五一十解释起来怕要五个钟头。如向一个人解释，说不定其他人都要听，而不久就要落到向全世界解释的地步。于是他打心眼厌烦起来。
“不中意正院草坪的修剪方式。”横竖要解释一两句时，他便这样说道。
事实上还真有女孩跑去看学校正院的草坪，并说也不那么糟啊，倒是多少扔着点儿纸屑……鼠回答说属于口味问题。
“互相喜欢不来，我也好学校也好。”心情多少开朗时鼠这样说道。但也仅此一句，往下再不开口。
已是三年前的事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已过去，以快得几乎难以置信的速度。一段时间在他心里剧烈喘息的几种感情也很快偃旗息鼓，蜕化为无谓的古梦。
鼠上大学那年离开家，住进父亲一度当书房使用的公寓套间。父母也没反对。一来买的时候就是为将来给儿子，一来认为眼下叫他体验单身生活的辛劳亦非坏事。
不过，无论谁怎么看那都算不上什么辛劳。如同香瓜看上去不是蔬菜。两个房间带厨房兼餐室，设计得宽宽敞敞，有空调有电话，有17英寸彩电，有带淋浴的浴室，有趴着Triumph①＇ ① Triumph：英产小轿车商标名，原义为“胜利”＇的地下车库。还有正适合做日光浴的别具一格的阳台。从东南角最上层窗口可以眺望市容和海。敞开两侧窗扇，树木浓郁的清香和野鸟的鸣啭便随风而来。
风和日丽的午后，鼠每每在藤椅上度过。迷迷糊糊闭起眼睛，时间恍若缓缓流动的河水穿过自己的身体。鼠便是这样打发时光——好几小时，好几天，好几星期。
时而，几道不大的感情浪头突如其来地拍打他的胸际。这时鼠便合起眼睛，紧紧关闭心扉，静等浪头退去。往往是在薄暮时分若明若暗的一刻。浪头退去后，寻常的静谧与安稳重新降临，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3
除了报纸推销员，基本没什么人敲我房间的门。所以用不着开门，甚至应声都不曾有过。
不料那个周日早上的来访者连续敲了三十五次。无奈，我半闭眼睛从床上爬起，靠在门上似的打开门。只见一个身穿灰工作服的四十光景的男子，俨然怀抱小狗崽似的手拿安全帽伫立在走廊。
“电信局的。”男子说，“更换配电盘。”
我点头。来人肤色极黑，胡须怕是怎么刮都刮不干净，甚至眼窝都长了胡须。自知有点儿过意不去，可我就是因得不行。昨晚同双胞胎玩西式双六棋来着，玩到凌晨4点。
“下午不可以吗？”
“非现在不可。”
“为什么？”
来人从大腿外袋宏寇串宰模出一本手册，给我看：“一日的工作量已经定下了，这地段完了马上去别的地段，喏！”
我从对面细瞧那手册。果不其然，这地段剩下的只这座宿舍楼了。
“怎么一种操办？”
“简单。取下配电盘，割线，接上新的，就行了。十分钟完事。”
我略一沉吟，仍摇头道：
“现有的没什么不妥。”
“现有的是老式的。”
“老式的无所谓。”
“喂，我跟你说，”来人思索片刻，“不是那类问题。大家非常麻烦的。”
“如何麻烦？”
“配电盘全都同本公司庞大的电子计算机相连。单单你家的发出不同信号，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懂么？”
“懂。硬件和软件统一的问题嘛。”
“懂就让我进去，好吗？”
我不再坚持，开门让他进来。
“不过配电盘在我房间么？”我试着问，“不在管理员房间或别的什么地方？”
“一般情况下。”来人边说边仔细查看厨房墙壁，搜寻配电盘，“不过么，大家都十分讨厌配电盘。平时不用，又占地方。”
我点头。来人只穿袜子登上厨房餐椅查看天花板，还是找不见。
“简直像找宝。大家都把配电盘塞到想象不到的地方去了，可怜的配电盘。可是又在房间里放傻大傻大的钢琴，放偶人玻璃箱，不可思议。”
我无异议。他不再搜寻厨房，摇着头打开里面房间门。
“就说上次去的那座公寓吧，配电盘真够可怜的了。你猜到底塞到什么地方去了？就连我都……”
说到这里，来人屏住呼吸：房间一角放着一张特大的床，双胞胎依然在中间空出我的位置从毛巾被并排探出脑袋。电工目瞪口呆，15秒没说出话来。双胞胎也一声不响。只好由我打破沉默。
“喂，这位是电信局的。”
“请关照。”右侧说。
“辛苦了。”左侧说。
“啊——哪里。”电工开口了。
“换配电盘来了。”我说。
“配电盘？”
“什么，那是？”
“就是司掌电话线路的器具。”
“不明白。”两人说。于是电工接过我的下文：
“唔……就是，电话线有许多条集中在这里，怎么说呢，就像一只狗妈妈，下面有好几只小狗。喏，明白了吧？”
“？”
“不明白啊。”
“呃——这么着，狗妈妈要养小狗们…。·狗妈妈死了，小狗就活不成。所以，假如妈妈快死了，就得换上新妈妈。”
“妙。”
“棒。”
我也心悦诚服。
“这样，今天我就来了。正睡觉的时候，实在不好意思。”
“不碍事儿。”
“可得好好看看。”
来人放松下来，拿毛巾擦汗，环视房间：“好了，得找配电盘了。”
“找什么找。”右侧说。
“就在壁橱里嘛。面板已经掉了。”
我大吃一惊：“喂喂，你们怎么知道？我都不知道1”
“不就是配电盘么？”
“名品嘛。”
“得得。”电工道。
配电盘十来分钟就换完了。这时间是双胞胎额头对着额头边嘀咕什么边吃吃笑，笑得电工配线配错了好几次。配完，双胞胎在床上鼓鼓捣捣穿上运动衫和蓝牛仔裤，去厨房给大家冲咖啡。
我劝电工吃我们剩下的馅饼等糕点。他乐不可支地接过，和咖啡一起送进肚里。
“对不起呃。早上到现在还什么都没吃。”
“没有太太？”208问。
“有，有的。问题是，星期天早上不给你起来。”
“可怜。”209道。
“我也不乐意星期天还出工的。”
“不吃煮（又鸟）蛋？”我也有些不忍，遂问道。
“啊可以了。再白吃下去就更对不住了。”
“不坏的哟。”我说，“反正都要煮的。”
“那就不客气了。中等软硬度的……”
来人边剥（又鸟）蛋皮边继续说道：
“二十一年里我转过的人家各种各样，可这样的还是头一道。”
“什么头一道？”我问。
“就是，这……跟孪生姐妹睡觉的啊。我说，当丈夫的不容易是吧？”
“倒也不是。”我吸着咖啡说。
“真的？”
“真的。”
“他嘛，厉害着哩！”208说。
“一头兽。”209道。
“得得。”电工说。
真够得上“得得”了——这不，他把旧配电盘忘下了。或是早餐回报也未可知。总之，双胞胎同这配电盘整整耍了一天。一个当狗妈妈，另一个当狗女儿，互相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
我不理睬二人，下午一直闷头翻译带回来的资料。翻译初稿的打工学生正值考试阶段，致使我的工作堆积如山。进展本来不坏，不料过了3点竟如电池缺电似的减慢速度。及至4点彻底死火，一行也译不下去了。
我不再勉强，双臂拄在桌面玻璃板上，对着天花板喷云吐雾。烟在静静的午后光照中宛如ECToPLASM①＇① ECl0PLASM：心灵科学术语，设想由灵媒体释放的一种物质。外层灵质。＇缓缓游移。玻璃板下压着银行派送的小月历卡。1973年9月……恍若梦境。1973年，我从未认为真正存在那样的年头。这么想着，不由觉得滑稽透顶。
“怎么了？”208问。
“像是累了。不喝咖啡什么的？”
两人点头去厨房，一个咔哧咔哧碾豆，一个烧水烫杯。我们在窗前地板坐成一排，喝着热咖啡。
“不顺手？”209问。
“像是。”我说。
“伤脑筋。”208说。
“什么？”
“配电盘阿。”
“狗妈妈。”
我从胸底叹了口气：“真那么想？”
两人点头。
“快死了。”
“是啊。”
“你们看怎么办？”
两人摇头：
“不晓得。”
我默默吸烟：“不去高尔夫球场散散步？今天星期天，丢失球可能多些。”
我们玩了一个小时西式双六棋，之后翻过球场铁丝网，在傍晚空无一人的高尔夫球场走动。我用口哨吹了两遍弥尔德列德的《乡间每一个人都那么平静》。好曲子，两人夸奖说。可丢失球一个也没拾到。这样的日子也是有的。想必整个东京城让十分的选手全都集中起来了吧？或者球场开始养专找丢失球的英国猎兔犬亦未可知。我们灰心丧气地折回宿舍。
4
无人灯塔孤零零矗立在七拐八弯的长长的防波堤的端头。高约3米，不很大。在海水开始污染鱼从岸边彻底消失之前，渔船利用这灯塔来着。倒也算不上有港口。海滩铺有钢轨样的简单木框，渔夫用绞盘缆绳把渔船拖上海滩。海滩附近有三户渔民。防波堤内侧有木箱，箱里装满早上捕来的小鱼，晾在那里。
鱼已无影无踪，加之居民没完没了地申诉说住宅城市不宜有渔村存在，以及他们在海滩盖的小房属非法侵占市有地——渔民们由于这三个原因离开了这里。这是1962年的事。至于他们去了哪里，则无由知晓。三座小房两三下就拆除了，朽了的渔船既无用途又无处可扔，弃在海边树林里成了儿童们做游戏的地方。
渔船消失后，利用灯塔的船只，不外乎沿岸窜来窜去的游艇，或为躲避浓雾台风停在港外的货轮。其作用也降到有胜于无那个程度。
灯塔敦实实黑乎乎的。形状恰似整个倒扣的钟，又像沉思男人的背影。当夕阳西下迷离的夕辉中有藏蓝色融进时，钟抓手那里便放出橙色的光，开始缓缓旋转。灯塔总是捕捉暮色变化那一恰到好处的临界点——光与暗开始交错而暗却将超过光的那一瞬之间。
少年时代，鼠不知多少次在暮色中来海滩看那一瞬间。浪头不高的下午。他边走边数点防波堤上的石板，一直走到灯塔。甚至可以从意外清澈的海面窥见初秋成群的小鱼。它们像寻找什么似的在堤旁画出几个圈，然后朝海湾那边游去。
终于走到灯塔后，他在防波堤端头坐下，慢慢打量四周。天空飘移着如毛刷勾勒的几缕纤细的云絮，目力所及，无不是不折不扣的湛蓝，那湛蓝不知深有几许，竟深得使少年不由双腿发颤，一种类似惧怵引起的颤抖。无论海潮的清香还是风的色调，大凡一切都鲜明得触目惊心。他花时间让自己的心一点点适应周遭景致，而后缓慢回过头去。这回他望的是彻底被深海隔绝开来的他自身的世界。白沙滩，防波堤，绿松林。绿松林被压瘪一般低低地横亘着，苍翠的山峦在它身后清晰地列成一排，指向天空。
远处，左边有庞大的海港。可以望见好几架起重机、游船坞、盒状仓库、货轮、高层建筑，等等等等。右边，沿着朝内例弯曲的海岸线，静静的住宅街、游艇专用码头、酿酒厂的旧仓库接连排开。其空缺处，闪出一列工业地带的球形油罐和高耸的烟囱，白烟依稀遮掩天空。对10岁的鼠来说，这也是他的世界尽头。
整个少年时代的春季和初秋，鼠都一次次往灯塔跑。浪高的日子浪花冲洗他的脚，风在头顶呼啸，生苔的石板不止一次滑倒他细小的腿。尽管如此，那条通往灯塔的路对于他仍比什么都可亲。他坐在堤头侧耳倾听涛声，眼望空中的云和一群群小竹英鱼，把装满衣袋的石子掷往海湾。
暮色四合时分，他顺着同一条路返回他自身的世界。归途中，无可名状的伤感时常罩住他的心。他觉得前头等待他的世界那般辽阔，那般雄浑，完全没有他潜入的余地。
女子的家位于防波堤附近。鼠每次路过那里都能记起少年时代那朦胧的情思和黄昏的气息。他在海滨大道停下车，穿过沙滩上疏疏落落的防沙松林，沙在脚下发出干涩的声响。
宿舍建在以前渔民小屋所在的地方。下挖几米，就有红褐色海水上来。宿舍的前院栽的美人蕉像被人践踏过似的无精打采。女子房间在二楼，风强之日有细沙啪啦啪啦打在窗玻璃上。宿舍朝南，够得上漂亮。但总好像荡漾着忧郁的氛围。海的关系，她说，离海太近了，潮水味儿、风、涛声、鱼味儿……一切一切。
鱼可没有味的，鼠说。
有的，她说。说罢啪一声拉绳合上百叶窗。一住你就知道的。
细沙击窗。1973年的弹子球
5
学生时代我住的宿舍谁也没有电话。就连有没有一块橡皮都可怀疑。管理员室前面有一张附近小学处理的矮桌，桌面放一部粉红色电话，是整栋宿舍拥有的唯一电话。所以，没一个人留意什么配电盘之类。和平年月的和平世界。
管理员室里从未有过管理员。因此每次电话铃响，便由宿舍里的某个人拿起听筒，跑去叫人。当然情绪上不来时（尤其半夜两点）谁也不去接电话。电话便如预感死之将至的象一样，狂嚎乱叫若干次（我数的最多一回为32次），之后死掉。“死掉”——这一字眼一如其本身所示，死掉就是死掉。电话铃的最后一声穿过宿舍长长的走廊被夜幕吞噬后，突然的沉寂压向四周。沉寂得委实令人心休。人人都在被窝中屏息敛气，回想彻底死掉的电话。
深更半夜的电话总是内容灰暗的电话。有人拿起听筒，开始低声讲话。
“那事别再说了……不对，不是那样……可已没有办法了，是吧？…”·不骗你。干嘛骗你？…。·啊，只是累了………·当然我心里也过意不去。……所以嘛……明白了，我都说明白了，让我考虑一下好么？“…·电话里说不清的……”
看来任何人都有一大堆烦恼。烦恼事如雨从空中降下，我们忘我地将其拾在一起揣进衣袋。何苦如此，我至今也不明白。想必错当成别的什么了。
也有电报来。凌晨4时摩托开到宿舍楼门停下，肆元忌惮的脚步声响彻走廊。谁的房间被拳头砸开。那声音总使我联想死神的到来。略、略。好几个人奄奄一息，神经错乱，把自己的心埋进时间的淤泥，为不着边际的念头痛苦不堪，相互嫁祸于人。1970年，如此这般的一年。倘若人果真生来即是辩证地自我升华的生物，则那一年同样是充满教训的一年。
我住管理员室的隔壁，那个长发少女住二楼阶梯旁边。以打来电话次数而论，她堪称全宿舍的冠军，我因之遭遇了几千次上下光溜溜的15阶楼梯的惨境。找她的电话实在五花八门。语声有郑重的，有事务性的，有悲戚的，有傲慢的，每种声音都向我告以她的名字。那名字早已忘了，只记得是个平庸得令人沉痛的名字。
她总是对着听筒用低沉而疲惫至极的声音述说什么。说什么听不清，唧唧咕咕的。脸形也还漂亮。但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感。偶尔在路上撩肩而过，可从未打过招呼。她走路的神情，俨然骑一头白象在深山老林的小径上行进。
她在宿舍大致住了半年，初秋到冬末。
‘我抄起听筒，跑上楼梯，敲她房间门，叫道“电话！”少顷，她应一声“谢谢”。除了“谢谢”没听她说过别的。当然，作为我也除“电话”别无他话。
对于我也是个孤独的季节。回到宿舍每次脱衣服，都觉得浑身的骨头像要捅破皮肤蹦出来似的。大概我体内存在一种来路不明的活力，而那力正朝错误方向推进不止，要把我带去别的什么世界。
电话响了，我这样想道，有谁要对谁诉说什么。找我本身的电话几乎没有。想向我诉说什么的人一个也没有，至少我希望别人诉说的无人向我诉说。
或多或少，任何人都已开始按自己的模式活着。别人的若与自己的差别太大，未免气恼；而若一模一样，又不由悲哀。如此而已。
最后一次为她接电话，已是冬末了。3月初，一个晴空万里的周六早上。说是早上，其实已快10点了。小房间每个角落都塞满冬日透明的阳光。我一边在脑袋里半听不听地听着铃声，一边从床头窗口俯视甘蓝田。黑乎乎的田地上，残存的积雪如水洼一般到处闪着白亮亮的光；最后的寒流留下的最后的雪。
铃响十多遍也没人接，便不再响了。五分钟后再次响起。我以很无奈的心情在睡衣外披上对襟毛衣，开门拿起听筒。
“请问……在吗？”男人的语声。语声平板板、飘忽忽的。
我含糊应了一声，慢慢上楼，敲她的门。
“电话！”
“——谢谢！”
我折回房间，在床上摊开四肢望天花板。响起她下楼的声音，随即传来一如往常的唧唧咕咕。就她来说，电话非常之短，也就十五六秒吧。放听筒声响过后，沉默笼罩四周。脚步声也没听到。
间隔一会儿，迟缓的脚步声朝我房间临近，并响起敲门声。响两次，之间隔有一次深呼吸所需要的时间。
打开门，身穿白色厚毛衣和蓝牛仔裤的她站在那里。一瞬间我还以为传错了电话。她一言不发，只管把双臂牢牢抱在胸前，瑟瑟发抖地看着我，眼神就像从救生艇上注视下沉的轮船。不，或者相反亦末可知。
“可以进去么？冷得要死。”
我不明所以地放她进来，关上门。她坐在煤气炉前，边烤手边环顾房间。
“房间一无所有啊2”
我点头。的确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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