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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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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再也没有提出 杀害基洛夫一案曾是两次审判审理的问题。出庭的有 该事件的直接参加者，也有该事件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我不记得当时提到过 我的名字。”然后，李可夫对法庭审理的失当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他把对 他参与恐怖案的起诉与 20 年前所谓谋害列宁一案的审理作了对比。他说，在 审理谋害列宁一案时，起诉人提出了证人，进行了对质，听取了犯人在法庭 上的供词。接着，李可夫质问说，为什么对所谓他参与杀害上述5位要人的 案件就可以根据间接罪证而做出结论呢？李可夫认为这样做是不正确的。“在 任何情况下，我都否认我参与这 5 人被害案的罪行。”（28）李可夫还指出他 在被捕前一直认为高尔基是自然死亡；直到走上法庭他才知道伊万诺夫这样 的人属于他领导的反革命组织。不过，李可夫最后仍在原则上承认了自己的 罪过，认为自己的罪责当然是具体事实上的失真所不可比拟的。他还呼吁没 有被捕的右派分子尽快地放下武器。李可夫的最后的话实际上否定了他的罪 行中的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他的论据是非常有力的，但是法庭对此根本不予 理会，因为法庭根本不是按照被告的供词和说明定罪的。 拉科夫斯基没有像李可夫那样在绝望之中也要作出绝望的说明，他直言 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并且表示他愿意容忍这种绝望。他说，他是在法 庭上才知道反革命集团的罪行的，并且他是在法庭上才认识一些被告的，但 是即使他说明这个事实又有什么意义呢？他觉得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此他 承认了对他的全部指控，并对托洛茨基进行了抨击。 罗森戈尔茨还在儿童时代就为党组织保存过秘密材料。他在最后陈述 中，情不自禁地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谈起了他在十月革命和内战时期所 做的事情。正是他，首先在莫斯科鼓动起一支军队起而反对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在内战的炮火连天的岁月，他曾亲临最艰苦的地区完成党交给他的最复 杂的任务。可是，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依据莫须有的罪名，竟然要求判处这样 一个革命干部死刑。历史的逻辑有时竟是这样地被扭曲：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的鹰犬竟然能够在名曰人民法庭的讲坛上摇唇鼓舌，来谴责和起诉他这样的 革命者。像他这样忠诚不渝的革命战士，却被迫在自己用鲜血造就的革命政 权面前，承认犯下了滔天大罪，要被他视为是混进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而被 判处死刑。可以想见，他这时的心情该是何等地痛苦。这是一个革命家面对 沙皇、白卫匪帮时所怀有的壮怀激烈的感情所无法比拟的。但是，面前的法 庭毕竟是以人民的和革命的法庭的面貌出现的。他从来没有想到也根本不可 能去想，他在什么时候对抗人民的意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尤其不能这样做。 他必须谴责自己，把自己咒骂为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他必须忍受他根本不 该忍受的最大屈辱。于是，罗森戈尔茨在最后陈述中声明，他不要求减轻对 他的严厉的判决，他认为那是他不配得到的。他在面临死亡时竟然还必须把 自己打成反革命，并说这是罪有应得，而不能向党和人民说上一句真诚的话， 披露真情，公正地申明他根本不是人民的敌人。这时，他的纯洁的心灵该是 受到了何等的煎熬！他说： “这并不意味着我离开美丽的苏维埃国土而不感 到痛苦。现在我们已经有了美丽的新蓓蕾，有了布尔什维克培育的新一代。 在我们苏联兴起了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的建设高潮。由于我们社会主 义建设已经硕果累累，离开祖国的痛苦就更加深了。我们现在第一次有了一 种生活，一种充满活力、绚丽多彩的生活 ”随后，使大厅里每一个人都感到 惊奇的是，罗森戈尔茨讲完了这些话便唱起了歌。他唱的是杜那耶夫斯基和 列别杰夫—库马奇作的一首著名歌曲。这首歌无论是词意和曲调以及它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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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中普及的程度都像中国的歌曲 《歌唱祖国》。这支歌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 她有无数的森林、田园和河流。 我们从没有见过别的国家， 人们可以这样自由地呼吸。”（29） 在场的大部分人，保安人员以及旁听的公众都跳了起来，不知所措。怎 么能允许一个即将被宣判死刑的反革命罪犯唱革命歌曲呢？罪大恶极的反动 透顶的人又怎么能情不自禁地唱起歌颂祖国、人民和社会主义的歌曲呢？可 是，罗森戈尔茨无法把歌词唱完，他唱不下去了，他已泣不成声，跌坐在长 凳上。 罗森戈尔茨的血泪歌声肯定激起了在场不少人的共鸣和悲愤。那些被选 派来的听众们不可能都是当局的奴隶和应声虫，不可能都把一些人的私利和 权欲看得重于革命和人民的利益。当然，这种感情的自然迸发是得不到视个 人和小集团至高无上的人的任何同情的，而只能引起他们更大的厌恶。因为， 罪犯的经历、功勋和威信只能说明他背叛的程度。 后来，斯大林在向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到反革命 阴谋集团时，特别加重了罗森戈尔茨的作用和地位，把他的名字排在布哈林 和李可夫之前，把他作为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要人物。（30） 雅哥达作最后陈述时声音细弱而沮丧。他这样的一个人，居然也没有忘 记谈到他的革命经历。他说他从 14岁起就参加了党的工作。他当然没有忘记 表白他在内务部工作期间的 “功绩”。可是，无论哪一种类型的听众，无论 是审判的组织者，还是被告和大厅中的一般听众，对他的所谓功绩的评价却 非常地一致，即他的 “功绩”，他作为内务部的首脑时的“功绩”是阴谋活 动。不过，他有一点是说得对的，即他坚决否认自己是外国间谍。他说，假 如他是间谍的话，那么几十个国家的情报机构就会关闭。实际上，内务部和 法庭也没有拿出证明他是间谍的事实来，在这一点上，他是被冤枉的。他的 最后陈述如同他的供词一样，给人的明显的印象是真假混杂、似是而非和藏 头露尾。他承认了要他承认的许多重大罪行。但他否认自己属于“阴谋集团” 的中央控制小组，也否认了参与组织谋杀基洛夫的活动。这个往日的大清洗 的主谋者之一，双手已经沾满革命家鲜血的家伙，当然是当时被告中的最大 的知情人。他明白事情的原委，明白审判组织者和 “反革命阴谋集团”双方 的企图。但是，他不能道明真情。他必须把自己的屠杀和迫害革命干部和群 众的真正的罪犯面目掩盖起来，而去充当受他迫害的革命干部的同谋。因此， 他不可能也不敢将基洛夫被谋杀的真相坦白出来，也不可能说清楚季诺维也 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罪行的来龙去脉。他对 “医药谋害”活 动的供述也是似是而非，使古比雪夫、高尔基、明仁斯基和佩什科夫的死依 然神秘莫测。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他扮演的角色决定的。这是一个可怜和可 恶的角色，一个被抛弃的走狗的角色。他注定要被灭口，因为这是政治上的 需要。当然，雅哥达不是一个糊涂人，他懂得，即使他被当作布哈林的同谋 犯被处死，也不会在日后得到人民的同情。他的狠毒和他的奴性使他在最后 的时刻，对着扩音器以颤抖的声音大声求饶： “斯大林同志，保卫机关的同 志们，你们饶恕我吧！”（31） 医生们、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古比雪夫的秘书马克西莫夫—季科 夫斯基，在最后陈述中再次谈到了雅哥达对他们的威胁。这是被告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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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自己的 “罪行”时一种开脱和减轻“罪行”的办法。高尔基、古比雪夫 和明仁斯基之死到底是自然死亡呢还是被谋害的呢？假如是后者，那么到底 是雅哥达通过医药手段和医生将他们谋害的呢，还是雅哥达通过别人或别的 手段，抑或不是雅哥达而是别的人将他们谋害的，从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 的庭讯中，无法得出结论。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苏联政府已对除雅哥达以外 的所有其他人进行了平反。这说明，他们是无罪的。而需要弄清的问题是高 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的死因和所牵涉到的人和事，雅哥达在其中的作 用。在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中，把 “医药谋害案”的受害者的最亲近的秘 书和最接近的医生作为罪犯，从审判组织者的角度看是非常合适的。这样做， 可以增强案件的可信性，说明右派—托洛茨基的狠毒，还可以消灭知情人， 最后还可以起到为公开审判的合理性辩护的作用：反革命阴谋集团不只杀害 了一个基洛夫，他们还杀害了人民所敬爱的高尔基、古比雪夫和明仁斯基！ 莱温由于疏忽，在最后陈述中谈到了自己对高尔基的极其崇敬的感情，被当 场指责为是对高尔基的侮辱。普列特尼奥夫谈到了自己的医学活动。他说， 他在受到侦讯的时候，仍在写自己的专著，对于什么集团的事情他根本一无 所知。 这些完全被治服的医生和秘书，仍利用最后的机会吐露了部分真情。比 如，莱温的最终陈述实际上否定了对他的指控： “法官公民们！在我的最终陈述中，我想再次确认自己的罪行 “不过，我对这一切感受特别沉重的时刻，仅仅是最近的时候，当我呆 在监狱里，即审判开始前的一些日子里。那时，我才第一次得以知悉公诉书， 第一次从这个公诉书中得知我从来不知道的，没有想过的，不可能设想到的， 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我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所有这些可怕的故事，这些由活生生的人在 这里说出的故事，倾听着关于各种将军、小集团，关于托洛茨基、日本人、 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的故事，人们不断把秘密情报供给他们，把我国最 富饶的州和加盟共和国出卖给他们，去换取某种未来的好处。我还倾听着关 于往奶油中投放玻璃、毁掉牲畜、毁掉人民最最需要的食物，关于他们要挑 起未来战争及要造成战争失败的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倾听着这一切令人恐惧 的事情，感到所有这些就像是某种撒旦的魔舞 “就我本人单独地说， 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奇怪的、荒诞不经的、可怕 的念头，即给某位党和政府领导人造成某种最最轻微的损害的念头，我本人 有幸认识这些领导人之中的大部分人。我的心中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给谁造 成某种危害的如此奇怪、如此可怕的念头。这不仅是说阿历克谢·马克西莫 维奇·高尔基之死，谁都知道，我热爱他，与他关系亲近，我对他评价很高， 把他作为我国和全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乌尔里赫：可否注意在最终陈述中不要亵渎伟人。 莱温：请原谅。（32） 布拉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批评了自己的同伴。他说，他们直到现在还在欺 骗党。从他的批评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被告被迫正式低头认罪， 但却没有承认根本不存在的具体犯罪事实。而法庭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即 在被告没有承认具体犯罪事实而公诉人又没有摆出具体犯罪事实的基础上， 确认他们的罪行的。不难看出，究竟是谁在欺骗党。而如果说被告们在欺骗 党的话，那么他们也是在被迫欺骗党，而审判的组织者们却是在自觉地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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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最后，轮到了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的首犯，右派—托洛茨基反革命阴 谋集团的总头子布哈林发言了。布哈林即使到审判的终了，仍然信守自己的 既定方针，即对自己的所谓罪行采取抽象肯定和具体否认的态度。我们看到， 他的战友李可夫同样一直采取这样的方针。不过，在实行这一方针时，布哈 林比之李可夫，态度要庄重些，语言要雄辩得多，逻辑也要严谨得多。他笼 统地表示承认自己的罪行之后，实际上是这样说明他是无罪的，所有其他人 也是无罪的。布哈林说： “我们被告坐在栅栏的外边，这个栅栏把我们同你们法官公民们分开。 我们不知怎样落到万恶反革命的队伍里，成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叛徒。 “但是，我认为自己有权推翻一些指控 ”（33） “我曾经说过，现在我再说一遍：在反革命的事务中我是一个领导人， 而不是一个螺丝钉。由此可见，正如每个人都明了的那样，有许多具体事情 我不可能知道，不过这并不能抹去我的责任。 “我承认，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失败主义的方针负有责任，因为在 ‘右派—托派集团’中失败主义的方针的确占统治地位，不过我要肯定地说 明： （1）我本人并不持这样的立场； （2）关于开放战线的话不是我说的。 “但是我认为，我对于一起反对社会主义祖国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严 重的、骇人听闻的罪行负有责任。我还认为，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对破坏 活动负有责任，尽管我个人并不记得曾发出过搞破坏活动的指示。我没有谈 过这件事。 甚至在我的供词中我也提到过，我曾对拉狄克说，我认为这种 斗争方法并非上策 （‘并非上策’这几个字的俄文原词词意是‘不大适应的’ ——作者注）。然而，国家检察长公民却硬说我是破坏活动的一个领导人。 ”（34） 国家公诉人维辛斯基局促不安地坐在公诉人席上，他试图用心不在焉的 呵欠掩饰内心的紧张和空虚。须知布哈林一开始讲话就在实际上完全否定了 给他定罪的根据。布哈林虽然承担了集团活动的政治责任，但他明确地否定 他是这个集团的领导人并参加过这个集团的破坏活动。实际上他否定了反革 命集团的存在。 “检察长公民在其起诉词中阐述说，强盗集团的成员可能在不同的地方 抢劫，但他们终究要互相负责。这后一句话是正确的，但是强盗集团的成员 应该是相互认识的，以便他们成其为集团并相互处于一种或多或少的密切关 系中。然而，我是从公诉书中第一次得知沙兰戈维奇这个人并且是第一次在 法庭上看到他的。我是第一次得知有马克西莫夫这个人。我从来不认识普列 特尼奥夫，从来不认识卡扎科夫，我从来没有与拉科夫斯基谈过反对革命的 事情，也从来没有与罗森戈尔茨谈过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与泽连斯基谈过 此事，根本没有同布拉诺夫谈过话，如此等等。随便说一下，就是检察长也 没有询问过我一句关于这些人的事情 可见，坐在被告席上的人并非是什么 集团。”（35） 对于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进行间谍活动的罪 行，布哈林也给予有力的驳斥。公诉书中说，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成立于 1928 年，即希特勒上台前5 年。布哈林针对这一点，一针见血地发问道：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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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说，这个集团是按照法西斯情报机构的旨意组织的呢？”（36）布哈林就 这样一语戳穿了检察长伪造的罪名。不仅如此，他还具体地分析了这种罪行 的虚假性。 “检察长公民断言，我和李可夫一样，是间谍活动的主要组织者 之一。有什么证据呢？沙兰戈维奇的口供吗？我在读到公诉书以前，对于其 人的存在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37）布哈林说，公诉书举出沙兰戈维奇与 霍贾耶夫见过面并进行过政治性谈话的情况，并以此为根据认为间谍活动和 间谍联系已被证实，可是政治性谈话与间谍联系二者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必 然的逻辑关系。他还指出： “霍贾耶夫硬说，我曾经叫他与英国的坐探取得 联系；伊克拉莫夫则说，我曾经告诉他，对于英国来说土耳其斯坦乃是一块 肥肉。实际上，这与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我曾经告诉霍贾耶夫说要利 用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38） 布哈林还以同样的雄辩驳斥了对他进行恐怖活动的指控，证明了他根本 没有参与所谓的对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佩什科夫的谋害。 “我坚决否认我参与过杀害基洛夫、明仁斯基、古比雪夫、高尔基、马克西 姆·佩什科夫。雅哥达供认，基洛夫是根据 ‘右派—托派集团’的决定而被 杀害的，对此我毫无所知 ”（39） 布哈林坚决否认他参与了 1918年对列宁的恐怖暗害活动。“对于肉体消 灭的意图这一点，我坚决予以否认。在这里，国家公诉人公民所说的那种逻 辑，即强行逮捕就意味着肉体消灭的逻辑，是根本没有用的。立宪会议成员 被捕了，但那里的任何人肉体上都没有受害。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被我们逮 捕了，但他们没有一个人肉体上受害。捷尔任斯基曾被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逮 捕，但他肉体上并没有受到损害。”（40） 布哈林严正地指出，法庭在这里施行的被告认罪的原则是中世纪的司法 原则。当他这么说的时候，维辛斯基满面通红。 布哈林的最后陈述，实际上完全驳倒了对他和所谓右派—托洛茨基集团 的全部指控，使莫斯科第三次公开审判藉以成立的主要根据化为空中楼阁。 由于法律程序的规定，法庭没有阻止他，甚至没有给予反驳。没有进行反驳 的缘由，是因为检察长除了谩骂以外拿不出任何事实来驳斥他，当然主要是 因为他们用不着去反驳，决定被告命运的并不是被告的有力的辩护，而是政 治权力。最后陈述不过是给予被告的一个最后表白的形式，它对于被告的命 运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从策略方面考虑，布哈林在总体上仍旧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已经蜕 变为社会主义的敌人，反革命的阴谋分子。他还在法庭上再次拒绝了西方的 社会主义者可能给予的辩护。因为在当时，当任何真正的名符其实的辩护都 被法庭和苏联公众舆论认为是敌人的蛊惑手段的时候，他如果表示接受辩 护，就只能损害自己的形象，损害他的自我辩护所具有的力量。有些西方评 论家认为被告的承认不是出于自愿，布哈林对他们进行了抨击。与他前面对 指控他的罪行予以逐项否定的说法相反，他笼统地承认自己犯下了进行叛变 活动、组织富农暴动和图谋实行恐怖行动的罪行。除了他坚决否认有谋害列 宁的罪行外，他对什么样的指控都承认了，就像他对所有的指控都否定了一 样。他有一个明显的用意，就是让后代人去判断其真伪之所在。而当我们抛 开他的供述中的笼统的、空洞的词句之后，是不难了解它的真意的。 最后，布哈林希望对于他的判决将成为那些仍然对是否维护苏联及其领 导人持犹豫不决态度的人的最后一个惨痛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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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布哈林在法庭上的形象， 《纽约时报》的记者哈罗德·邓尼当时公 正地写道： “布哈林先生在他最后的讲话中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他完全料到自 己会被枪毙的。然而，只有他具有男子气概，感到自豪，而且几乎是蔑视一 切。在最后三次关于叛国罪的公审中出庭受审的54 个人中，他是第一个在审 讯的最后时刻没有降低自己身份的人。 “在布哈林先生的通篇讲话中，丝毫没有言过其实和粗暴刻毒的语言， 也没有使用廉价的演讲术。这是一篇杰作，是心平气和地说出来的，他使人 极为信服。他是在世界舞台上作最后露面和最后的发言，过去他曾多次在这 个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他好像仅仅是个认真而诚实的人，完全不感到害怕， 而只想在全世界面前把自己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说清楚。”（41） 哈罗德·邓尼的评价有失偏颇的一点是，他没有充分看到在54 名被告中 还有一个异常突出的刚直不阿的革命家，他敢于公开向暴政提出抗议，敢于 公开谴责历史的不公正，他就是列宁在世时的政治局委员克列斯廷斯基。他 虽然缺乏布哈林的文采和策略，没有像布哈林那样具有缜密的思维和深沉的 风度，但他具有同样坚贞的革命家的气质。虽然他在法庭上公开露面和表明 自己态度的时间很短，但他铿锵的话语，就像阴霾天空的一道闪电，作为历 史的见证，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现在，我们可以对布哈林在法庭上的表现进行一个较为详细的分析了。 显然，布哈林对于指控他的罪行的笼统和抽象的承认的态度，是为了挽救他 的妻子和儿子，尤其是他的妻子还负有向未来党的领导人说明历史真相的使 命，她必须活下去。但是，这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第一位的原因。作 为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他懂得自己在面临死亡的威胁时必须作出痛苦的 选择：要么是在残酷的镇压机器面前不作任何妥协，那么他就会被不经审判 地秘密处死，而被不明不白地加上各种各样的罪名；要么是作一定的妥协， 虽然这样做会使自己的名誉沾上某种污垢，但却可以赢得一个最后的机会， 公开向党和人民说明真相，哪怕是使用隐晦的伊索式的语言，使一般具有政 治和法律常识的人懂得，整个案件是虚假的、捏造的，整个集团和他的罪行 都是不存在的。即使法庭和法庭所依靠的权势不允许他把法庭变成抨击暴政 和暴政辩护者的讲坛，但只要他能够讲话，他就能够至少给人们一个曾经是 老一代布尔什维克的引人思索的形象，一个与审判的组织者所希望的大相径 庭的形象。这一点，布哈林非常完好地做到了。 但是，我们看到，布哈林还有更深的考虑。当时仍是世界上唯一的社会 主义国家的苏联，正面临着法西斯的严重威胁，它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统一、 稳定和团结。在这时候，党和国家即使是在错误的领导人领导下忍受着苦难， 但党和人民还相信或者说迷信他的时候，一个党和祖国忠实的儿子就要避免 做出有损于稳定和团结的事情，而寄希望于未来。这种把自己与祖国、党和 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考虑的思想，与逆来顺受的宿命论思想毫无共同之处。在 列宁去世后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布哈林是最早看到法西斯的崛起及其威 胁的。在 30 年代初以及后来他担任 《消息报》主编期间；他一直在严肃地考 虑这个问题。直到他被捕以后，他仍在考虑撰写有关法西斯的文章，关心着 当时世界和苏联面临或即将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他的阔如大海的思想境 界，与当时一心清除异己保住权势而置国家前途命运于不顾的人，该是有着 天壤之别！当有人因一星半点的怀疑和私愤而不惜杀掉成百上千人的时候， 布哈林却认为，一个革命者，即使是一个杰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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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与党和祖国的前途命运比起来也是微不足道的。相比之下，前者是何等地 渺小，而后者是何等地伟大。在法庭上，在不能畅所欲言、尽情表达自己内 心郁结的法庭上，布哈林曲折地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对他为什么承担 “右派 —托洛茨基集团”的罪责的作法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他说： “我曾经三个月拒绝说任何话。后来我开始提供口供。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被监禁时对自己的整个过去作了重新评价。因为当你问自己 ‘如果说你 一定会死去，那么你为什么而死？’的时候——一片绝对黑暗的空虚就突然 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你的面前。相反地，正在苏联发出光辉的每件积极的事 情，都要求一个人应具有新的宽阔胸怀。归根结蒂，就是这一点使我彻底解 除了武装，使我向党和国家屈下了我的双膝。 “我的滔天罪行数不胜数，特别是在苏联的新的斗争阶段上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认识等待判决，事关重要的不是一个悔改的敌人的 个人感情，而是苏联欣欣向荣的发展及其国际意义。”（42） 布哈林，这位列宁的战友，这位受到列宁称赞的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家，以他超出常人的坚定意志和对正义的信念，怀着历史的遗憾，讲完了他 最后的话，冷静地等待着自己末日的到来。虽然他面前的听众是那些已经主 持过多次公开和秘密审判的可憎的法官、检察官和内务部的刽子手，还有由 内务部挑选的为数仅数百人的一般听众，虽然他的正义的声音无法唤醒他们 之中的许多人的起码的良知，也无法刺破审判大厅的坚固的墙壁，但是，尤 如被上帝赋予无限权力的宗教法庭无法禁锢和毁灭真理一样，布哈林的最后 的话终将为广大人民所知晓，所理解，发出自己应有的光彩。 1938年 3 月 12 日晚上9 时，法庭听取了被告们的最后陈述后休庭。法 官们会同有关人员就判决事宜磋商了6个小时。3 月13 日凌晨4 时法庭复庭。 莫斯科初春的夜晚寒气袭人。联盟宫外面空旷无人，冷冷清清，困倦的听众、 卫兵和被告们相继进入会场。审判长用了大约半个小时宣读判决书。每个被 告都站着听候宣判。在不算长的但难耐的罪行部分念完之后，终于念到了量 刑部分。被告中有 18人，包括布哈林、李可夫、克列斯廷斯基、雅哥达、罗 森戈尔茨、伊万诺夫、切尔诺夫、格林科、泽连斯基、伊克拉莫夫和霍贾耶 夫等判处 “极刑——处以枪决并没收他们的全部个人财产”。普列特尼奥夫、 拉科夫斯基和别索诺夫分别被判处25 年、20 年和 15年有期徒刑。普列特尼 奥夫已年近古稀，25 年徒刑对他来讲等于终身监禁。后来，他和其他未被判 处死刑的人都在监禁地死于非命。第三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被告没有一个获 得自由和自然地活下来。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罗森戈尔茨、切尔诺夫等是苏维埃政权的 死敌，1932—1933年，他们按照敌视苏联的外国情报机构的指使，组织了称 为 “右派—托洛茨基集团”的阴谋集团。这个集团纠集了由托洛茨基分子、 社会革命党人、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亚 各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所组成的秘密反苏团体。 “右派托洛茨基 集团”的目的是推翻苏联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在苏联复辟资 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权，其手段是使用破坏捣乱、恐怖、间谍和叛卖的活动， 破坏苏联的经济和国防力量，在分裂和使苏联失败的行动中协助外国侵略 者。 判决书说，布哈林、李可夫知悉罗森戈尔茨、拉科夫斯基、切尔诺夫、 克列斯廷斯基、沙兰戈维奇、格林科充当外国间谍，但却竭力支持他们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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