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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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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匪埂』礁龀赡甑亩用坠炼臀硕啾蝗嗣媸扌牡囊度舴蛳铝钋咕隽恕Ｍ心贰∷够钠拮颖慌行獭�10 年，1956 年死于西伯利亚。尤里·托姆斯基是家庭唯 一的幸存者，但他也在集中营和流放地呆了 19年。 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托姆斯基 （叶夫列莫夫）1880年出生于彼得堡 省科尔皮诺的一个工人家庭。俄罗斯人。初小毕业。1904年入党。 托姆斯基 12 岁就进厂做工，积极参加罢工运动，多次被捕。在 1905— 1907年革命期间，任雷瓦尔 （塔林的旧称）工人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布尔什维克的 《无产者》报的编辑和党的五 大代表。大革命失败后任莫斯科党委委员。1909 年 12 月被捕后判处苦役。 1917年，他参加了伊尔库茨克的二月革命运动。接着返回彼得堡，担任市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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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执委会委员。同年 7 月到莫斯科领导工人运动，参加了莫斯科十月起义。 1918年 1月担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二年担任主席。1920年当选为 红色工会国际的总书记。列宁曾多次对托姆斯基的工作给予肯定的评价。从 1919 年至 1934 年，托姆斯基担任联共 （布）历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1922 —1930年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1934年十七大期间被选为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5 月，因被打成 右倾反对派领袖之一而被解除领导职务。从 1932年至 1936年8 月去世前任 国家联合出版公司经理。 应当指出的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的年代和2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斯大 林和托姆斯基一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26年，斯大林将自己的照片送给托 姆斯基时还亲自签字：“给我的朋友米什卡·托姆斯基。约·斯大林。”（16） 1927—1928年，托姆斯基一家是斯大林在索契的普查诺夫卡别墅的常客。李 可夫、布哈林也住在那里。有一天众人给某人过生日时，托姆斯基的妻子与 斯大林一块制作了烤羊肉。大家一块唱着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还走到海 边去散步。几年后，托姆斯基又一次见到了斯大林时，向他谈到了受到的迫 害和无法进行工作的情况，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说： “那么，你要向我告谁 呢？接着，他向托姆斯基讲了一个普通的寓言故事，不怀好意地笑着说：“蝎 子乞求青蛙背着它过河，可是还没渡过河，蝎子便忍不住把青蛙给咬死了。 你怎么了，想让我当一个傻瓜青蛙吗？” （17） 布哈林和李可夫没有像托姆斯基那样悲观，也没有他那样的预见。他们 对恶意的指控进行了坚决的抗争。 1936年8 月初，布哈林获准休假，告别妻子，到远离莫斯科的帕米尔深 山打猎去了。在这丛山密林之地，既无邮政又无电话。8 月19 日，报上公布 了预审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材料，其中载有关于布哈林的供词。布哈林的妻子 安娜如坐针毡。布哈林对此一无所知。当他乘飞机离开塔什于回莫斯科的路 上，偶然得知这一信息。他担心自己一下飞机就会被捕。下飞机后，他一见 到妻子就大喊道：“假如我能预见到这类事情，我会让你免遭大炮轰击的。” “到哪里去？沮丧的司机问道。布哈林心里很烦躁，他想从机场给斯大林挂 电话，最后决定听其自然，回到了克里姆林宫。值班警卫若无其事地向这位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敬了礼。 “也许他没有看报？”布哈林想。 布哈林回到莫斯科后，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立即决定给斯大林打电话， 问清情况，澄清事实。但是，斯大林故意避开了第一次公开审判，到外地休 养去了。布哈林一连几天给斯大林打电话，得到的回答都是：约瑟夫·维萨 里昂诺维奇去索契了。只有 《消息报》编委拉狄克从报社给他打过一次电话， 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布哈林严肃地回答说： “只要报纸不公布驳斥恶毒诽 谤的消息，我的双腿就不会迈进编辑部的大门。” （18） 布哈林和李可夫堂堂正正地面对现实，主动提出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对质，试图趁他二人没有被处决以前，当面澄清事实，驳斥诬蔑不实之词。 但审判的组织者一再推诿，结果，当对质还没有实现时，季诺维也夫和加米 涅夫就被灭口。显然，审判组织者要故意造成死无对证的结局，使布哈林和 李可夫将来有口难辩。 在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坚持下，内务部安排了他们与索科利尼科夫的对 质。布哈林和李可夫利用这次对质，驳斥了他们所受的诽谤和诬蔑，取得了 一个胜利。对质于 1936年9 月8 日举行，由卡冈诺维奇、叶若夫和维辛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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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地点是中央委员会驻地。索科利尼科夫重述了他被迫作出的关于右派 分子与 “托一季中心”相勾结的供词。但当他被问到他是否掌握李可夫和布 哈林参加托—季集团的确凿事实时，他无言以对，只好承认并未掌握。索科 利尼科夫只能再次重复他被秘密审讯时的口供，而这种口供的真伪是显而易 见的： “加米涅夫说，还在1932年的时候，他 （加米涅夫）就把组织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集团一事告诉了李可夫和布哈林。当时，加米涅夫寻求右派的 支持，竭力争取他们参加集团。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加米涅夫给我谈过 他与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会见，会见的动因是谈判加入集团的问题。” （19） 这种缺乏具体时间、地点，根本没有见证人和证据的供词，是根本经不 起考证的。李可夫对索科利尼科夫的招供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说，他当时 根本未与加米涅夫见过面。他虽与托姆斯基个人关系良好，但他们在一起时， 根本没有进行过任何敌视或不忠诚于中央的谈话。布哈林在据理批驳索科利 尼科夫的供词时，把它称为 “恶毒的杜撰”。 8 月21 日，维辛斯基宣布对布哈林、李可夫开始进行侦查的命令予以公 布。按照惯例，他们将很快被捕。可是，布哈林、李可夫等大部分原右倾反 对派成员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没有失去自由。不仅如此，报纸于9 月10 日发表 了苏联检察院的通报，宣布停止对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侦查。通报说：“侦 查结果没有从法律方面证明应向尼·伊·布哈林和阿·伊·李可夫追究法律 责任，因此本案宣布停止审查。” （20）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案子是个大案， 可是从宣布开始侦查到宣布停止审查不到20 天。内务部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 对一个大案作出相反的决定，是不符合法律侦查程序的一般规律的。究其原 因，除了在第七章中提到的奥尔忠尼启则等人对恐怖政策的抵制外，还有其 他多方面的原因。1936年秋天，苏联全国进行了新宪法的大讨论，宪法中明 确规定了公民有人身不受侵犯等许多民主权利。而且谁都知道，布哈林是这 部宪法的主要起草人。安全机构进行了大调整，需要进行必要的准备。一个 重要的原因是，列宁去世后的党内头号理论家布哈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 夫，虽然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打击，但在党内和群众中还享有相当的威望。这 样的威望不是政治上的打击所能够完全消除得掉的。在党内、政府内，尤其 是军内的老一代革命家还没有消除以前，就匆忙作出清除他们的举动，很可 能是当时党内、政府内和军内所无法接受的，从而可能激化矛盾，引起事变， 打乱乃至葬送整个计划。而在消除了皮达可夫等所谓托洛茨基派别的残余， 消除了奥尔忠尼启则、波斯蒂舍夫等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反对和阻碍恐怖政 策的力量，尤其是消除了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乌鲍列维奇等老一代军队 领导人之后，对于消除布哈林和李可夫等可能引起动荡的忧虑则可以完全解 除了。另外，我们看到，1936年雅哥达掌权时的内务部还没有叶若夫当权后 内务部在1937年获得和形成的无限权力。在苏联各个地区和加盟共和国，党 的地方委员会还一定程度地控制着生杀大权，从而限制了内务部门的权力。 在中央一级，要逮捕党中央委员或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不仅需要经过斯大 林和一、二名他的亲密同事的批准，而且要经过整个中央委员会或中央执行 委员会的批准。只是到了叶若夫当权以后，经过 1937年2—3 月中央全会， 尤其是 1937年6 月中央全会，内务部才逐渐地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获得了 随意排斥异己、滥杀无辜的权力。也是到了这时，大清洗才在政治、组织和 思想上变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狂热的血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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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右派阴谋集团”案的初步炮制 宣布停止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审查，不过是审判组织者根据形势作出的 公开政治姿态，是一种表面的暂时的举动，一种策略表示。实际上，对布哈 林、李可夫等人的审查根本没有停止。他们的所谓罪行处在不断的酝酿中。 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党的高层领导中，议论和讨论他们罪行的事根本不是什 么秘密。他们被诬指为企图夺取政权，推翻斯大林，让托姆斯基担任联共（布） 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让布哈林的信徒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而实现这一计 划的途径之一似乎是通过B ·普里马科夫和B ·普特纳为首的“军事组织”实 行政变。布哈林和李可夫似乎还制定了第二套方案：使西伯利亚独立，建立 独立政府。他们还被诬指为与托—季反对派一起共同拼凑了一个反革命中 心，制订了一个联合所有反对派势力的行动纲领。 对于审判组织者这种阴一套阳一套的两面派作法，布哈林是清楚的。因 此，尽管宣布停止侦查，布哈林仍坚持要求中央对他的问题表明态度。他在 斯大林迟迟不归的时候，接连给政治局以及伏罗希洛夫、维辛斯基个人写信。 在给伏罗希洛夫的信中，他写道： “请您诚恳地把问题摆出来。如果我不真 诚，那么需要立即将我逮捕并予以消灭，因为这样的恶棍是不能容忍的。如 果您认为我 ‘不真诚’，而您仍旧让我逍遥法外，那么您就是不值得尊敬的 懦夫。”这封信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宣读时，莫洛托夫认为布哈林的 “懦夫” 的说法是对中央的攻击。1936年 9 月 30 日，伏罗希洛夫在回信中称布哈林 的信是 “对党的领导的卑鄙的攻击”。（21） 伏罗希洛夫的回信说明中央决策人的态度根本没有变。布哈林把自己的 苦恼、彷徨和愤懑倾诉在另一封信中。这是他 1936年 10月19 日写给奥尔忠 尼启则的信。他了解并热爱、尊敬奥尔忠尼启则。信的开头用了亲昵的称呼： “亲爱的、令人热爱的谢尔戈！”这种完全不同于对伏罗希洛夫的称呼，从 侧面反映出中央领导人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布哈林在信中叙述了他的境遇和 心情： “诽谤者想把我吞掉。就是现在也还有人在折磨我，糟贱我。”也许 他已经看到了奥尔忠尼启则在党中央的困难处境，因此他在信中根本没有请 求奥尔忠尼启则帮忙，但却把他个人和党的未来的希望寄托在后者身上。“当 我给您写信时，我的整个心在颤抖。愿你健康，强壮，精神饱满。愿你长寿， 愿你像过去那样卓越地活下去，不愧为一个光荣卓绝的战士和一个纯洁无瑕 的巨人。” （22） 当时，斯大林依然向布哈林表示出领袖的宽厚，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36 年 11月7 日，布哈林决定去红场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他没有像过去那样走 向列宁墓，而是拿着 《消息报》主编的通行证和妻子一块登上了旁边的观礼 台。斯大林从上面看到了布哈林。布哈林的妻子安娜突然看到一名卫兵穿过 密集的人群向布哈林走来。她以为那人是来赶他们走。卫兵走近前来敬了个 礼后说： “布哈林同志，斯大林同志请我转告您，您站错了位置。请您上列 宁墓，好吗？” （23） 实际上，审判组织者几乎在制造 “平行中心”的同时，就在炮制所谓右 派阴谋集团案。内务部一直没有停止对右倾反对派成员的逮捕和审讯，并让 他们作出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交待。 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叶若夫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说： “ 根据犯人的最近的供词，右派分子的作用看起来不同以往。看过以往审查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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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 （乌格拉诺夫、柳金、艾斯蒙德、斯列普科夫等）的材料后，我想， 我们那时没有搞彻底。因此，我吩咐将去年逮捕的某个右派分子召来。他们 把库利科夫 （已因涅夫斯基一案判罪）和卢戈沃伊叫了来。对他们的预审正 在提供有关右派分子活动的非常有趣的材料。 “记录近日将呈送给您。无论如何，现在有充分的根据预料，我们将会 揭发许多新的东西，而右派分子将会呈现一种新的面貌，其中包括李可夫、 布哈林、乌格拉诺夫、施密特等人 ” （24） 经过一段时间对库利科夫的秘密审讯，叶若夫得到了他的口供。1936年 12月7 日，叶若夫将他的口供材料即审问记录呈送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卡 冈诺维奇。在材料的附信中说，犯人是右派的反革命组织的一名参加者库利 科夫。库利科夫供认，1932年他本人得到布哈林关于必须将斯大林杀害的指 示。 检察长维辛斯基在伪造、积累和整理右倾反对派首领的所谓犯罪材料 中，一直是内务部一位得力的同谋。1936年 9 月 23 日，维辛斯基将索科利 尼科夫与布哈林同李可夫对质和他们被询问的记录进行了整理，使它从为布 哈林和李可夫辩护的材料变成了诬陷他们的材料。维辛斯基也把材料送斯大 林审阅批示。 1936年 9 月 29 日由卡冈诺维奇起草经政治局通过的 《关于对待反革命 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不仅加强了对托—季反对派 的镇压，而且祸及 “布哈林学派”的人。这个学派的许多年轻能干的党政干 部和知识分子早已被罢官、监禁或流放。但布哈林和李可夫当时还未被开除 出党，而且还是中央候补委员，是当时还在积极活动并享有广泛声誉的政治 家。因此，在把他们当作刑事犯罪集团的头目抓起来以前，除了编织必要的 罪名和材料外，尚须在政治上败坏他们的声誉，尚须必要的社会舆论的准备。 政治局关于对待托—季分子的态度的决定下达后，一些报刊立即充当了诽 谤、攻击右倾反对派的舆论工具。它们采用伪造历史事实和断章取义的手法 对布哈林和李可夫进行诬蔑。比如，1936年 10月28 日的 《真理报》社论就 诬指李可夫充当孟什维克的走狗，说什么李可夫曾主张列宁出席临时政府的 法庭。李可夫立即于 11月4 日致信斯大林对此提出抗议。《真理报》还有一 篇文章在谈到科学院的工作时诽谤作为科学院院士的布哈林。布哈林于 1936 年 12月2 日致信斯大林，要求接见他并向他作出解释：为什么将他当作敌人 看待。但是，这些信件都杳无回音。叶若夫在 1935年写的并得到斯大林认可 的小册子 《从派别活动到公开的反革命》虽然没有出版，但其中的内容明确 透露出当局的意图。书中直接提出了一种说法，即托—季集团与右派中心（托 姆斯基、布哈林和李可夫）是有勾结的。而且按照作者的想法，此书应成为 消灭一切反对派和不同政见者的纲领性文件。 与舆论工作准备的同时，内务部采取了恫吓、讹许、劝说、许诺、欺骗 直至肉刑的各种非法手段，力求从在押犯人身上榨取有关布哈林和李可夫等 人的罪证材料。1936年9 月，尚未被撤职的内务人民委员雅哥达向斯大林呈 送了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利文施泰因的审问记录，其中有关于托姆斯基、 李可夫和布哈林的交待。雅哥达在附信中说，库利科夫关于右派反革命组织 的恐怖活动的供词特别有趣。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提到的人中，马特雅 耶夫已被逮捕，扎波利斯基和雅科夫列夫即将逮捕。 “请允许逮捕皮革销售联合公司经理雅·罗温斯基和中央工会理事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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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社会保险局副局长科托夫。 “乌格拉诺夫于鄂木斯克被捕后已押解莫斯科，我们正对其审讯。 “库利科夫和卢戈沃伊供词中提到的所有其他反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我 们正拟逮捕。” （25） 替代雅哥达就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叶若夫，于 1936年 10月7 日呈送对托 姆斯基的前秘书 M ·斯坦金的审问记录时，向斯大林报告说，斯坦金供认自 己属于并积极参加了右派的恐怖组织 斯坦金供称，斯拉温斯基的恐怖战斗 队的成员中除了他以外还有卡申和沃伊诺夫（二人均为托姆斯基的前秘书）， 该战斗队拟于 1936年 11月6 日在大剧院举行庆祝会的那一天对斯大林同志 实施恐怖行动。斯坦金还供认，他从托姆斯基的话中得知有一个右派的反革 命组织中心，其成员有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乌格拉诺夫、施密特和 瑟尔佐夫 内务部还从其他犯人口中得到关于右倾反对派领导人的供词，并且同样 地呈送斯大林审阅。从 1936年9 月到1937年2 月布哈林和李可夫被捕，类 似上述前右派分子的审讯记录就有 60份呈送斯大林。 1932年因制订和散发 “柳金纲领”而被判处重刑的柳金，被重新加工以 制造诬蔑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材料时，坚贞不屈，拒不认罪和 “揭发”。1936 年 11月，他向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一个声明。从他的声明中可 以看出内务部为获取假口供而采取的非法手段。声明说： “现在，当我差不 多已经服了我的 10年监禁中的5 年刑期之后，我又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我 下述问题的刑事责任的追究：第一，当时我在非法 ‘文件’中所写的个别词 句和用语现在被侦查的负责人说成是实行恐怖手段的号召；第二，似乎根据 这些文件在某地成立了右派的恐怖团体并且已被发现 “ 根据以上所述，我坚信自己在现在被指控的事情上是无罪的，并且 我认为这一指控是绝对非法、专断和不公平的，它完全是由对我的仇恨和这 一次要对我进行血腥的制裁的新欲望所决定的 “除了以上所述，最后我认为有必要补充的是，对我所使用的侦讯方法 本身也同样是完全非法的和不能容许的。我每次受审时都受到威胁，他们对 我就像对牲畜一样地喊叫，对我进行污辱，最后他们甚至不让我书面说明我 拒绝招供的理由 ” （26） 1936年 11月23 日，前列宁图书馆馆长B ·涅夫斯基受审时作出口供说， 右派的非法中心站在恐怖主义的立场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是右派 反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但是，1937 年 2—3 月中央全会前一个月，他推翻 了这一口供。在这一年的5 月25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他 声明说，他是在内务部干部的压力下签署上述口供记录的。内务部干部对他 说，为了党的利益和制裁布哈林和李可夫，他必须做出这样的口供。 1937年 5 月 26 日，叶若夫将阿·别洛博罗多夫关于一些持有托洛茨基 观点的人的供词副本寄给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别洛博罗多夫的供词不满，在 报告的附信上写道： “叶若夫，可以认为，监狱对于别洛博罗多夫来说，是 发言和声明的场所，不过是有关各类人等的，却不是有关他本人的。难道现 在不是这样的时候，即对这位先生施加压力，迫使他交待自己的肮脏勾当？ 现在他呆在哪里，是监狱还是饭店？约·斯。” （27） B ·阿斯特罗夫是布哈林的主要“揭发者”之一，他后来被查明是内务部 的秘密工作人员，被派来担任揭发右派首领和制造右派案件的角色。19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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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 日，他在政治局与布哈林对质时，态度狂妄而嚣张。为了达到揭发布 哈林的目的，他非常热心地进行自我揭露。他声明他1933年被捕时向党隐瞒 了大量情况，现己向党交待了所谓的右派代表会议包括在会上讨论了恐怖活 动的情况，由于他的功劳，斯大林于1937年 7 月9 日指示将他释放并撤销他 的刑事案件。叶若夫在案件卷宗上批示：释放。留莫斯科。分配其一套住房 和一项历史学工作。1943 年 12 月，阿斯特罗夫在致贝利亚的信中，请求后 者考虑他在揭露布哈林、李可夫等右派中的特殊功绩，使他恢复党籍。1957 年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审查他的党籍问题时，他说， “右派分子”根本没 有策划什么政变，而只有零星的反斯大林的言论。后来在60 年代他又说，1937 年他关于布哈林的供词是臆造的和在内务部指使下作的。 1961 年阿斯特罗夫详细地叙述了他作出假供的经过。他说，他 1933 年 被捕后，国家安全总局的人就竭力从他身上打开缺口，把右倾错误加工成反 苏罪行。虽然他表示已与右倾思想彻底决裂，但国家安全总局的人说，右倾 分子是反革命分子，并以党的名义要他承认罪行。当时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也 要求他这样做。国家安全总局和监察委员会的说法解除了他的思想武装。于 是，他就在 “右派组织”具有反革命性质的供词上签了字。为此他被判处3 年监禁。而1936年他被重新侦查时，政治局势尖锐化了，他的问题也升级了。 “在这样的条件下，侦讯机关把右派的恐怖主义作为不容置疑的行动基 点。关于这一点，人民委员叶若夫本人 （他还是党中央书记，如果我没有记 错的话，他还是当时中央监委主席）曾亲口向我本人肯定地说过。这一肯定 的说法打消了我对抗侦查的思想动机。党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成员千方百计地 防止钻进党内的恐怖分子对其生命的谋害，这一点开始被我认为是必须绝对 服从的东西，于是我作出了关于右派组织具有恐怖性质的供词，我自己也包 括在这些右派分子中间 “既然说出了‘一’，我也就必须说‘二’。他们让我与布哈林对质： 我肯定了右派的恐怖主义，布哈林否认。 “后来，我的命运突然发生了神奇的转折：我被通知说，按照斯大林本 人的指示，我将被释放，这事很快就到来了 ” （28） 根据内务部内部监狱事故的记载，当时从劳改营提出来审讯的 “右派分 子”，常以绝食和自杀抗议当局的暴虐。比如，斯列普科夫和柳金曾多次绝 食，其中前者多次自杀未遂，后者也曾把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A ·沙什金在 致斯大林的信中说，侦查员以所谓党的利益需要的名义强迫作出关于恐怖活 动的假供。 为了完成中央 1936年9 月29 日的指示，一些地方的内务部在执行中央 指示时惧怕犯下右倾错误，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态度，在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方 面走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比如，吉尔吉斯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为了胜利 地完成粉碎右派托洛茨基和其他反苏组织的任务，在内务部安全局各处之间 开展了 “社会主义的”竞赛，并对在逮捕和破获敌人阴谋方面达到较高数字 的处室进行了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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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中央全会与布哈林 在内务部通过各种手段得到了关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新的罪行材料后， 他们的问题被提到了 1936年 12月4—7 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是中央决策 人通过党的组织程序打击布哈林和李可夫的第一次行动。布哈林和李可夫在 会上作了坚决的抗争。 当时，第一次公开审判造成的恐怖气氛越来越浓重，斯大林9 月电报中 关于清洗工作落后了4 年的论断仍在人们脑际萦绕，中央和各地内务部门广 泛的侦查工作也是大家所了解的。因此，中央全会上的气氛相当紧张。斯大 林及中央最高领导中掌握实权的人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把清洗推向深入的意 图。在中央错误方针的指导下，在会上发言的每一个人都要求把布哈林和李 可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清除出党。对于前反对派领导人布哈林和李可夫来 说，开除就意味着清洗的接踵而至。最恶毒的攻击出自叶若夫之口，他在会 上作了题为 《关于托洛茨基和右派的反苏组织》的报告。他引用了得自犯人 A ·索斯诺夫斯基、库利科夫、雅科夫列夫、科托夫等人之口的伪供，力图证 明 “右派分子还没有放下武器，他们有一个‘地下组织’，其领导就是布哈 林和李可夫”。 （29）叶若夫还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与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 维也夫分子相勾结而且了解后者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叶若夫瞒天过海、颠倒 是非的诬蔑极大地刺伤了布哈林的尊严，他忍无可忍地大喊着要叶若夫 “住 嘴”。与会者都扭过头去看他，但没有人敢站出来说话。斯大林貌似公允地 说，不要急于作结论，应当继续调查，布哈林走到斯大林跟前对他说： “应 当审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难道可以相信这些诽谤吗？”斯大林回答说， 谁也没有抹杀布哈林过去的功劳。说完，他立即向另一边走去，不愿继续同 布哈林说话了。 （30） 轮到布哈林发言了。他批驳了对他的所有指控。他说： “在所有的于 此处发表的针对我的指控中，没有一句是真实的。我唯一的一次对质是与索 科利尼科夫的对质 须知我是当时就请求记录在案的，即他与我没有进行 过任何有关政治事务的谈话，他是根据托姆斯基的话说的，就是那个当时已 不在人间的托姆斯基 “同志们，现在谈一谈索斯诺夫斯基。我曾经书面提出几次：为什么你 们不安排我与我的指责者对质呢？我与索斯诺夫斯基连一次有关一般政治问 题的谈话也没有进行过，也没有谈过什么柳金纲领。我本人没有看过柳金纲 领。因为唯一的一次是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将它出示给我看的。我没有见 到过这个纲领，在此之前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个纲领 “我任何时候都没有否认过，我在 1928—1929年进行过反对党的反对派 斗争。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使你们相信这样一点，即在此之后我绝对没 有过任何这样的一般方针，任何纲领，任何 ‘中心’，绝对没有，连一个思 想细胞也没有 “据说有一个什么右派的中心。我发誓，我已经有几年没有见到过乌格 拉诺夫，现在也不知道乌格拉诺夫是否还在，他在哪里，我也根本想象不出 乌格拉诺夫现在在地球的哪个地方。 “我向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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