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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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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者根据 “平行中心”成员的特色所设计的罪名。“托—季反革命集团”的 主要人物被捕前或者被关在监狱里，或者被流放，或者从事一般的文化工作 等，他们没有参加经济建设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因此，他们可以被加上进行 阴谋恐怖活动的罪名，但无法把他们与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的活动联系起来。 “平行中心”的成员则不然，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担任经济部门尤其是工业建 设部门的领导工作。既然他们有这样的特色，那么完全可以把当时加速实现 工业化计划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作为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强加到他们身上。而这 样的问题，比如矿山爆炸事故、工程事故、日用商品的严重短缺、牲畜倒毙 等因国家的经济政策失误而出现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于是，破坏经济建 设成为 “平行中心”的一项主要罪行，也是“平行中心”案的一个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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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真正的政治集团都不会把刑事破坏活动当作政治斗争的武器。如果 一个政治集团以夺取政权、复辟资本主义为目的，它是决不会把本集团的大 量精力花费在诸如往矿井里埋炸药、往饲料中投毒这样的破坏活动上去的。 另外，一个反党夺权的政治阴谋组织也是不可能通过经济破坏活动达到自己 的政治目的的。实际情况正相反，政治阴谋组织一般竭力避免因具体的破坏 行动而暴露自己。但是，苏联公开审判的组织者根本不理会这个常理，他们 硬是要把属于刑事犯罪集团的活动强加到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治集团身 上，以为这样做，再加上大规模的舆论宣传，就可以把谬误变成真理，把谎 言变成事实，把 “平行中心”的人打成十恶不赦的人，欺骗本国人民和世界 舆论。 正是出于这样的政治需要，公开审判的组织者制造出了前面所说的三个 政治破坏集团。让我们举例说明它们的炮制过程。 在西伯利亚有一个距莫斯科三千多公里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里安置了 一些恢复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工厂企业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工 人们凭着革命的觉悟和良心忘我地工作着。当地领导由于生产任务重和资金 缺乏，对生产的安全注意不够，重大事故时常发生。1936年 9 月 23 日，正 当内务部需要重大破坏案件以便将它们与阴谋集团联系起来时，库兹巴斯的 卡麦罗沃矿的中心矿井发生爆炸。矿长诺斯科夫和几个下属干部立即被捕。9 月30 日逮捕了诺斯科夫的上司诺尔金。诺尔金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与在该 地区工作的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德罗布尼斯的关系，而后者又与托洛茨基反 对派重要成员穆拉洛夫有联系。最后，内务部将他们与皮达可夫联系起来。 内务部经过对一干人犯以重压和讹诈为手段的 “加工”和“培养”，制造出 西西伯利亚的 “托洛茨基的巢穴”，并把这个案件加以渲染，招摇过市地公 诸于世。1936年 11月 19 日至22 日，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新西伯利亚市召 开了一个大型的公开审判会，审判会由乌尔里赫主持。诺斯科夫等人其中包 括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受到审讯，其主要罪行是与德国情报机构相勾结和 在库兹巴斯进行破坏活动。中心矿爆炸使 10人死亡，14人重伤。法庭判处9 名工程技术干部死刑。起初，这一案件的被告中有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 斯特罗伊洛夫，但在结束侦讯以前他们被安排为另案处理，他们本人被安排 为这次审判的证人。后来事情明白了，原来德罗布尼斯、舍斯托夫和斯特罗 伊洛夫列入了 “平行中心”的被告之中，而整个卡麦罗沃一案案犯的罪行也 都算到了 “平行中心”的帐上。 与以往的案件的审判不同，这次除了犯人的口供还有物证，即罪犯似乎 建立了一个地下印刷所。在法庭宣布的所址的地下室里确实有一个印刷所。 不过它是由犯人在内务部的安排下在案发后布置的，完全是伪证。而罪犯们 散发成千上万张传单的罪行更是凭空捏造，因为卡麦罗沃的居民根本没捡到 过什么传单，也没有听到过任何人因散发传单而被捕的事件。唯一没有被判 处死刑的被告德国工程师施蒂克林格后来蹲了盖世太保的监狱。他说他在卡 麦罗沃的供词完全是假供，内务部当时利用他私生活中的隐私对他进行了讹 诈。后来流亡到西方的克拉夫琴科写了 《我选择了自由》一书。他在书中说， 1939年他被委任为卡麦罗沃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人。那时， “破坏分子”虽 然被枪毙了，但重大事故仍然继续发生。另外，在事故发生前，被处决的人 就向上级有关部门打报告，对事实提出了预警。事实证明，卡麦罗沃爆炸完 全是因为安全设施缺乏所致，卡麦罗沃政治破坏案完全是内务部一手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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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案。 在调查卡麦罗沃中心矿事件的同时，内务部还收罗了卡麦罗沃各个企业 的重大事故材料，邻近的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矿井火灾事故材料 （这样的火 灾在 1935年底以前就发生了60 次）。所有这些材料被加工后，都被算作“平 行中心”的破坏活动。一贯伙同内务部制造冤案假案，至少可以称为助纣为 虐者的维辛斯基；在罗织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罪方面不甘落后。1936年 11 月 29 日，维辛斯基向全国各检察机构下达了一个指示，要求它们在一个 月内整理一下涉及放火、制造车祸、生产劣质产品等的全部重大案件，以便 弄清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内幕及犯罪分子的重大责任。于是，刑事案件和重大 事故与反革命阴谋活动结合起来了。 维辛斯基在他起草的公诉书中说，阴谋集团的破坏和捣乱活动表现在化 学工业、采煤工业、铁路运输等方面，其表现形式是破坏生产计划、阻碍铁 路运输、延缓新企业的建设并降低其建筑质量、让工人处于有害的和危险的 生产环境、破坏铁路路基、路轨和列车、制造爆炸和颠覆事故等。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苏联政府有关部门对托洛茨基阴谋集团的破坏案的调查表明， 上述各个部门所出现的种种事故确实存在。但是，这些事故当时就已由有关 机构和专门的委员会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论是，这些事故发生的原因并非 有意破坏，而是违反生产纪律、工艺技术规程和工作质量低下的结果。但是， 内务部却不顾事实和结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事故和事件说成是 “托洛茨基 平行中心”的破坏活动。 以1934—1935年戈尔洛夫卡氮肥联合公司的事故为例。当时，事故发生 后，进行过严密的调查。1935 年 11 月，制氮车间空气分解装置发生爆炸。 中央向戈尔洛夫卡派出了两个调查委员会，一个是政府派出的，一个是总工 会派出的。这两个委员会没有所属关系，各自独立工作，他们经过调查后得 出的结论是相同的：爆炸发生的原因是严重违反安全规章，玩忽职守和工程 技术人员调度能力差。但是到 1936—1937年，制氮车间的爆炸事故却被定为 破坏活动。联合公司的主任普申在事故发生整整一年以后，因为政治需要而 于 1936年 11月22 日被捕了。他被捕后，作出了内务部要他作出的交待，其 中交待出了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化工总局局长拉泰恰克。在预审中，对制氮车 间的事故进行实地调查的技术鉴定委员会无法拿出自己的客观结论，这样的 结论根本就没有作为案件的证据被提出来。1956年，技术鉴定委员会主任卡 利别林教授被问及当时的情况时，作出了如下答复： “ 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工作人员向我们宣布说，蓄意制造爆炸事件的问题是毫无疑义的，因为被 捕者本人都承认是他们犯下的罪行。我们被着重告知说，爆炸事件的故意犯 罪性已被证明 （他们向我们展示了审问记录），因此我们只需要给予这些爆 炸事件以技术上的认定。鉴于这一指示，根据向我们展示的犯人审问记录， 注意到进行此类爆炸的技术可能性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干部关于我们必须回答 所有被问及的问题的指示，于是，我们就签署了技术鉴定委员会的证明书。” （36） 再看拉泰恰克的供词。他在预审中交待说，沃斯克列先斯克化工联合企 业和涅瓦的一个工厂的破坏活动，也是按照他的指示进行的。后来，他在法 庭上也是这样交代的。但是，根本没有对他交待的情况进行任何的实际调查， 有关旁证材料也没有。 再如上文说的 “平行中心”在库兹巴斯的所谓破坏活动。公诉书在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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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时使用了被告的供词和上述所谓 “卡麦罗沃审判”的材料。50—60 年 代和 80 年代的调查表明，库兹巴斯破坏案的技术鉴定是地地道道的无视法律 之举。当时，调查委员会整天呆在卡麦罗沃市内务处，没有与一个被告和企 业负责人见过面。技术鉴定的材料按照需要进行了挑选。根据所选材料作出 的结论又多次根据内务部干部的要求进行了修改，最后强加上破坏活动的结 论。1958年2 月，“卡麦罗沃案件”因所有被告缺乏犯罪证据被作为假案取 消。 同样，经过调查证明，原交通人民委员谢列布里亚科夫、西伯利亚机器 制造联合公司主任博古斯拉夫斯基、副交通人民委员利夫希茨、交通部运输 局局长克尼亚泽夫和斯维尔德洛夫铁路局副局长图罗克制造的铁路运输中的 颠覆事件，也是内务部门杜撰和伪造的。被告根本没有在化工工业、采煤工 业、铁路运输等部门进行过任何破坏活动。 工业部门后来事故增加、生产受到影响的实际情况，也证明工业部门的 大量事故并不是由于敌人破坏， “平行中心”的破坏案完全是无中生有的假 案。 按照审判组织者的设计，把工业交通等部门出现的大量事故上升为内外 阶级敌人的破坏，不但能够把中央政策的失误的责任加到别人身上，消除政 治上的异己势力，而且能够制造一种普遍的恐怖气氛，使人们 “不敢”再发 生事故，达到以 “革命”促进生产的目的。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以基 础工业黑色冶金工业为例，第 2 个五年计划期间，黑色冶金工业的基本建设 计划虽然没有完成，但生产计划仍完成了。这主要是由于充分利用了设备的 能力。“但是，到1937年，情况发生剧变”。冶炼设备大量停工，事故率不 断提高。究其原因，是 “由于生产混乱所致，而生产混乱是1937年开始的对 工业领导干部的大规模的和没有根据的镇压造成的”。虽然工业各部门包括 黑色冶金工业一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问题，但 “对黑色冶金工业干部的镇压 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不但造成了该工业部门增长速度的降低，而且造成了 金属生产的下降”。因为大量干部和技术人员被镇压后，新上来的人缺乏经 验，又害怕自己被镇压，根本不敢也无法大胆工作。1937 年 10 月在克里姆 林宫召开的黑色冶金工业干部会议被迫承认了生产降低的状况。 （37）另外 以煤炭工业为例，俄罗斯中央工业区图拉州和中央州党组织的档案中，保存 着关于 1936—1938年情况的文件。当时，斯大林提出了把图拉变成坚不可摧 的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任务，于是，掀起了揭露 “人民的敌人”、“破坏分 子”的狂潮。 “结果，成百上千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杰出干 部，受到诽谤，成为没有根据的镇压的牺牲品”，给苏联的煤炭生产带来重 大损失。 （38） “平行中心”的主要罪行之一是间谍活动。按照公诉书，皮达可夫、拉 狄克、索科利尼科夫、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利夫希茨、德罗布尼斯 等主要被告，都参加了效命于德国和日本的间谍活动。公诉书中说，遵照“平 行中心”领导核心的指示，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托夫、斯特罗伊 洛夫、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和图罗克，与德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保持着罪恶 的联系。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德、日代表有过接触，进行过谈判，以图 在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得到这些国家的援助。 但是，案件中列举的关于索科利尼科夫和拉狄克与外国人谈话的材料，根本 无法作为罪证。比如，当时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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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 4 月 13 日的谈话。谈话内容是关于日本在萨哈林的石油、捕鱼和采 煤租让企业的问题。在预审中，索科利尼科夫在承认谈话本身的事实的同时 交待说，谈话后与日本大使又进行了一次简短的谈话，内容是关于托洛茨基 向日本政府的建议。1936年 12月12 日的审问记录如下： “索科利尼科夫： 当太田和大使馆秘书要离开的时候，太田稍微延宕 了一下。此时，两个译员已走出办公室。当时我正送他出去，太田利用这个 机会，与我交谈了几句话。 问：请您尽量照原话谈一下您与太田的谈话。 答：太田对我说： ‘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先生向我国政府所作的一些建 议？’我回答说： ‘是的，我已知悉。’太田问道：‘您是如何看待这些建 议的呢？’我回答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非常严重。’这时太田问我：‘这 仅仅是您个人的意见吗？’我回答说： ‘不，这也是我的朋友们的意见。’ 我们的谈话到此结束。 问：后来，太田在与您的谈话中有没有再次谈到你们的集团与日本政府 的接触问题？ 答：没有，上述与太田的谈话发生在我和他会谈的最后时刻。在这之后， 我不久就离开了我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因此再没有与太田见过面。” （39） 很明显，即使太田与索科利尼科夫有过这样的谈话，那也根本不能说明 索科利尼科夫与日本情报机构有什么秘密的关系。作为外交人民委员部的负 责人，他被问及有关托洛茨基的问题并对此作出回答，都是正常的现象。可 是，一个外交官的正常外交活动竟被说成间谍活动。而在整个案件的材料中， 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仅此而已。 关于拉狄克和皮达可夫的所谓间谍活动也是如此。拉狄克供认，在 1934 年或 1935年，他在一个外交场合，与德国使馆武官克斯特林将军和新闻专员 鲍姆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他们用一种审慎的形式让他知道了托洛茨基与德 国政府的关系。在侦讯时，皮达可夫谈到这个问题时，只是说他似乎记得拉 狄克说过与德国人谈过话。这种在外交场所司空见惯的询问、暗示和试探， 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以此定间谍罪，那么一个外国使馆可把驻在国的任 何人变成间谍。 除上述材料或者说可称之为材料的东西外，案件的卷宗里再没有什么有 关拉狄克和索科利尼科夫里通外国的谈话。拉泰恰克、普申、格拉舍、舍斯 托夫、斯特罗伊洛夫与德国情报机构的联系，利夫希茨、克尼亚泽夫、图罗 克与日本情报机构的联系，也是人为地加给被告的。他们的有关供认是笼统 的，前后矛盾的，没有旁证材料，没有证据。 当内务部的侦查员们接受了上级的任务，按照上边定下的调子，对被告 进行秘密审讯时，他们是两手空空，尤如无米下锅的婆娘。除了让刑具发挥 自己的效力外，只好捕风捉影地收集一些可以作为罪证的东西。原反对派成 员吗？那么他们肯定对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肯定有谋害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阴谋，于是朋友的会面、小型会议和家庭聚会以及通信等，便成了阴 谋策划刺杀领导人的活动。经济界的领导干部嘛？那么他们就是制造各种事 故、生产下降、计划告吹的罪魁。外交官或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人吗？那么 他们肯定是间谍。他们肯定与外国人谈过话，鬼知道他们到底谈了什么。说 他们这是从事间谍活动，任何人都拿不出说明他们不是间谍的反证。除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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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逮捕他们时，比如在逮捕斯特罗伊洛夫、克尼亚泽夫、舍斯托夫等人 时，没收了他们私人的和业务的信件、笔记以及与外国专家打交道的记录。 虽然这些材料中没有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证，但只要罗列一下他们与外国人通 信和打交道的次数，就能给人一种可疑的感觉。当然，法庭和报纸根本不会 公开这些东西，普通的公民也根本无权查阅这些东西，而这样凑巧就加重了 可疑的程度。 “平行中心”主要罪行之一是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恐怖活动罪。按照 公开审判策划者的指示精神， “平行中心”在这方面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 它遵从托洛茨基的旨意，在莫斯科和外省建立了不少恐怖小组，企图寻机谋 害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 柯秀尔、埃赫、波斯蒂舍夫、叶若夫和贝利亚。在预审中，被告皮达可夫、 索科利尼科夫、拉狄克、谢列布里亚科夫、穆拉洛夫、德罗布尼斯、博古斯 拉夫斯基、舍斯托夫、图罗克和阿尔诺里德，在强大的压力下，承认从事恐 怖活动罪。利夫希茨也承认他知道恐怖活动计划，但他没有参与其事。克尼 亚泽夫、拉泰恰克、诺尔金、格拉舍和普申没有承认恐怖活动罪。斯特罗伊 洛夫没有受到类似指控。我们只要把被告关于其恐怖活动罪的供词列举出 来，不加分析，就可看出，这种罪状是多么地牵强。皮达可夫供认说，在他 的指示下，恐怖小组在莫斯科、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建立起来，但 他不知道这些小组的成员，他们也不受他领导，他未给他们下达任何任务， 也没有参与制定罪恶的恐怖行动计划。 “平行中心”的其他领导人，也各自 按照自己的想象，交待了得知托洛茨基关于进行恐怖活动的指示的时间、地 点和有关人，关于自己参与恐怖活动的情况，他们交待和编造的故事自然是 五花八门， “百花齐放”，一个人一个版本。他们的交待有一点是共同的， 即独创性。按照皮达可夫和拉狄克等人的交待， “平行中心”在苏联的许多 城市中建立了恐怖组织，吸收的人数是大量的，但是这一点是与阴谋集团“后 备”的和绝对保密的性质相违背的，也是与秘密工作通常的活动规则相违背 的。一个多少带有群众性的组织，不管其多么保密，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秘密 的活动的。这样一个人数众多的阴谋恐怖组织，居然没有进行一件像样的或 成功的恐怖行动，甚至没有什么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卡冈诺维奇本是交通人 民委员，他在交通部的好几个同事都是阴谋集团的成员，比如利夫希茨、谢 列布里亚科夫和克尼亚泽夫，他们都被指控参与了恐怖组织和活动。可是， 他们却未能组织哪怕一次对卡冈诺维奇的行动，这不是过分地违反常理了 吗？内务部的侦讯人员找不到基洛夫被刺以外的其它恐怖行动，便制造出一 种说法并强迫被告承认，即散布各地的阴谋恐怖分子随时伺机对可能到来的 党和国家领导人采取行动。至于某位领导人是否会到某市某厂某矿去视察， 那就看阴谋恐怖分子的幸运了。阴谋恐怖集团把自己的事业放在上帝才会知 道的侥幸的机会上，正像拉狄克后来在法庭上所表述的那样： “几十个四处 游荡的恐怖小组，等待着侥幸的机会，以杀死一个党的领导人。” （40）而 这样的恐怖小组仅在法庭上就供出了 14个。内务部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居然 找到并逮捕了不少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可是，这些散布各地的恐怖小组却 没有组织过一次谋杀行动，不管是己遂的和未遂的。1936—1937年，Ю·科 秋宾斯基、B ·洛吉诺夫、A ·尤林、M ·扎里科夫、H ·戈卢边科、A ·季维利、 N ·霍多罗则、N ·布尔拉科夫、H ·米赫特科、r ·比特克尔、A ·普里戈任等 人，被作为积极活动的恐怖分子判处枪决。半个世纪以后，这些辜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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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被平反昭雪。 所谓莫洛托夫 1934 年遇害案，可以作为内务部制造假案的典型例证。 1934 年 11 月，莫洛托夫到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去视察。在火车站下车后，他 和随行人员乘上了阿诺尔德驾驶的汽车。在行进途中，汽车的左轮驶到了路 边的沟坡上。汽车停了下来，任何人都没有受伤。当时，谁也没有把这件事 当作什么严重事件。阿诺尔德因疏忽受到了市党委会给予的警告处分。1935 年2 月27 日，处分撤销。1939年 10月，普罗科皮耶夫斯克市党委书记A ·库 尔干诺夫，因涉及某案在法庭上受审时，谈到了莫洛托夫车祸事件，他说： “莫洛托夫和我乘坐的汽车的司机，是由市内务处安排阿诺尔德担任 的，因为当时我被告知，联共 （布）市委会的司机未经审查，不能让他开车。 很明显，我本人在这件事中是没有任何恶意的。阿诺尔德因这一事故受到警 告处分。阿诺尔德将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将这封信转给 了边区党委，边区党委则把它寄给我们，并指出必须重新审查他的事情，因 为莫洛托夫认为给予警告处分是不对的。阿诺尔德事件经重新审查后，给他 的警告处分撤销了。” （41） 很显然，莫洛托夫只不过遇到了一件算不上车祸的小小的事故，对于坐 车和开车的人来说，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1936 年阿诺尔德被捕了。 不久，内务部从他和被捕的舍斯托夫的口中得到了关于试图谋害莫洛托夫的 供词，谋害的行动就是上述的小车祸，情节也基本上没有变。这一次，莫洛 托夫没有发出什么指示。这就是莫洛托夫遇害案的逻辑。第一次莫斯科公开 审判时，莫洛托夫未被列入被谋害的名单，当然不需要对季诺维也夫、加米 涅夫提出类似的指控。第二次审判时，莫洛托夫被列入了被谋害的名单，于 是，实施谋害的人就出现了，小小的车祸就被发现并被升级了。 最使人费解、最不合乎常理、最没有说服力的，是皮达可夫等要谋杀的 名单中还有奥尔忠尼启则。皮达可夫和奥尔忠尼启则在共同献身于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中，建立了超出常人间的友谊，这是当时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和社会 上许多人都知道的。然而内务部却硬要安排朋友、同志相残的故事。奥尔忠 尼启则探望狱中的皮达可夫以及他在后者被处决后的极度悲愤，都说明了内 务部制造的说法是多么离奇。 在内务部的刑堂中，被告们被加工到适宜的程度，他们顽固对抗的嚣张 气焰被打下去了，一个个基本上变得服服贴贴，交待出了大量的罪行。下一 步该是检察院的复审了。复审的情况如何呢？当时苏联检察院特别重大案件 的侦查员A ·舍伊宁和M ·拉金斯基，曾和检察长维辛斯基一道参加了对“平 行中心”被告的审问。60 年代初，舍伊宁和拉金斯基向有关机构回顾了当时 的情况。他们说，维辛斯基对被告的所谓 “复审”纯粹是走形式。他只向复 审人员提供审讯记录，而不让复审人员审阅按法律规定应审阅的整个案件的 材料。在审讯时，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擅自修正审议的结论。 在复审时，检察院有权与被告见面调查问题。维辛斯基根本无视法律规 定、社会主义法制和检察院的职责，他常常利用与被告见面的机会，继续对 被告施加压力，继续 “加工”。当时与维辛斯基一块工作过的人提供了这方 面的见证。比如，在公开审判开始以前，维辛斯基曾和拉狄克进行了会见。 在会见时，拉狄克向维辛斯基宣读了他写的 《一个被告的最终陈述》的草稿。 根据见证人的叙述，维辛斯基听完后的反应如下： “‘怎么，就这些吗？’维辛斯基严厉地问道，‘不行，要重写，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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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写！您要尽心地承认这件事那件事，供认这件事和那件事，批判这件事那 件事，如此等等。’ “于是，拉狄克执行了维辛斯基的要求。”（42） 这件事说明，直到公开审判开始的时候，审判的组织者还在为炮制一个 能骗人的案件而努力工作着。注释： ①②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苏联检察院、苏共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院、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载《苏共 中央公报》1989年 第9 期，第 35 页。③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5 页。④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⑤⑥N ·安费尔 季耶夫： 《索科利尼科夫回来了》，载 （苏）《红星报》，1988 年 6 月 18 日。⑦《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6 页。⑧ 《关于所谓“托 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7 页。⑨ 《索菲亚·拉狄克谈父亲和自己》， （苏）《星火》周刊1988年第52 期。⑩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 心”》，第39 页。另见 （法）布兰科·拉齐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事件始 末》，上海 1988年版，第 73 页。 （11） 《人与象征》——《共青团真理报》 记者P ·侯赛因诺夫与尤·鲍里索夫教授的谈话，载《共青团真理报》，1988 年4 月2 日。 （12） 《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第175页。 （13） 《人与象 征》。 （14）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137页。 （15） （16） （17） 《关于 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39 页。 （18） 《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 182页；另见 《斯大林的杰作》，第59 页。 （19） 《列宁全集》第43 卷， 人民出版社 1987年第2 版，第339—340 页。 （20） 《斯大林肃反秘史》， 第 186页。 （21）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207 页。 （22） （23） 《关于所 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9、39 页。 （24） 《尼·谢·赫鲁晓夫 回忆录》，见 （苏）《历史问题》杂志1990年第6期，第 69 页。 （25）《斯 大林肃反秘史》，第209 页。 （26） 《赫鲁晓夫回忆录》，第776—777 页。 （27）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1 页。 （28）曹特金： 《拉狄克重返历史》，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90年第3 期，第 53 页。（29） 《大恐怖》，第157页。 （30）《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90页。 （31）《斯 大林文集》上卷，第 119页。 （32）莫洛托夫： 《关于日本、德国和托洛茨 基爪牙进行破坏、捣乱和间谍活动的教训》，莫斯科 1937年版；转引自 《关 于所谓 “托洛茨基反苏平行中心”》，第46 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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