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三次公开审判-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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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感到　自豪。”　（15）冷冰冰，一本正经，好像毫无感情的莫洛托夫一丝不苟地执　行斯大林的任何命令和指示，他　“总是在斯大林的口授下起草决议”。（16）　1930—1931年，莫洛托夫积极推行强制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1932年，　莫洛托夫曾到乌克兰南部省份领导征粮工作。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强制征粮行　动，它在强制集体化的基础上进一步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重了农民　本已严重的负担。不久，乌克兰发生严重饥荒，几百万人被饿死。　　　　　　莫洛托夫之所以能讨得斯大林的欢心，不仅由于他对上司的忠心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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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的愚忠，而且还因为他的个子矮小，因为身材魁梧、高大美貌的男　子汉总是让矮个而又面有麻点的斯大林感到忿怒。诗人曼杰尔施坦写过一篇　关于斯大林的著名诗作，后来诗人因此而丧了命。诗中有这样的话：　　　　　　　“他的身边是一群细脖子的败类领袖他耍弄的是这些半人半妖者的殷　勤”　　　　　　据曼杰尔施坦的遗孀后来回忆，奥西普发现莫洛托夫的　“脖子很细”，　　“它从领子里露出来，上面顶着一个脑袋”。（17）　　　　　　从莫洛托夫　30　年代上半期的政治表现看，他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对要消灭　老布尔什维克的作法有犹豫和保留，或者是不想介入。1932年，在讨论处理　老布尔什维克柳金的案件时，他不完全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不主张对柳金处　以极刑。在对　“托—季阴谋中心”的被告们秘密审讯时朋，常常陪同斯大林　与被告们谈话的是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而不是莫洛托夫。从　1936年5　月到　8　月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莫洛托夫似乎已被打入另册。他整天都在　胆颤心惊中熬日子。内务部甚至有人认为，他一从休假的避暑胜地回来就会　被送进内务部的卢比扬卡监狱。　　　　　　后来，当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结束后，莫洛托夫回到了莫斯科，安然　无恙地坐到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办公室里。而在以后的公开审判中，他的名　字出现在要被谋害的领导人的名单中。显然，莫洛托夫完全屈服并得到了斯　大林的宽容。莫洛托夫因畏惧而不是因信念而屈服后，重新获得他应有的待　遇。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抛却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最珍视的坚持真理的　原则，从而不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成为一个镇压老一代革命家和无辜　群众的帮凶。注释：①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　第89—90　页。②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22—123页。③　《斯大林肃反秘　史》，第　134—135页。④　（苏）尼·谢·赫鲁晓夫、（意）维·维达利：《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苏共　“二十大”日记》，北京1989年，第　26　页。⑤　《关　于所谓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0　页。　　　　　　⑥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146页。　　　　　　⑦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6年　7　月29　日的秘密信的全文》，载　《苏　共中央公报》1989年第8　期，第　100—115页。　　　　　　⑧德·安·沃尔科戈诺夫：《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载（苏）　　《十月》杂志1988年第　12期，第　107页。　　　　　　⑨⑩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1　页。　　（11）克·帕·丘季诺娃：　《在那艰难的岁月》，载　《苏共历史问题》1989　年第　12期，第　116页。　　　　　　　（12）　《关于所谓“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2　页。　　　　　　　（13）　《关于所谓“托格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第92—　93　页。　　　　　　　（14）　《斯大林肃反秘史》，第　163页。　　　　　　　（15）罗·麦德维杰夫：　《斯大林周围的人》，北京1989年，第　7　页。　　（16）尼·谢·赫鲁晓夫回忆录》，载　（苏）《历史问题》1990　年第　6　期，　第77　页。　　　　　　　（17）　《斯大林周围的人》，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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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莫斯科第一次公开审判　　　　　　在我临死之前，我想对他们说：无论我将得到什么　　　　　　判决，我现在都认为它是公正的。孩子们，请不要朝后　　　　　　看。要向前进，同苏联人民一道跟着斯大林向前走！　　　　　　　　　　　　　　　　　　　　　　　　　　　　　　　　　　　　　　　　　　　　　　　　　　　　　　　　　　　　　　　　——加米涅夫　　　　　　1936年8　月19　日中午12　时10　分。莫斯科联盟宫十月大厅。苏联最高　法院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审判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　　　　　　如果说　“托—季联合中心”的制作是一个政治骗局，那么其公开审判就　是一场政治闹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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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次扩大的秘密审判　　　　　　从形式上说，这是一场公开审判；但只要稍加分析便可看出，　“公开”　的意思是就其宣传和新闻报道的意义上说的，从实质上讲，这不过是一次扩　大了的秘密审讯。　　　　　　以前的公开审判一般在联盟宫圆柱大厅进行，那里可以容纳几千人。可　是这次却选择了比较小的十月礼堂，这里总共只有350　个座位。为选择合适　的公开场所，曾召开专门的会议，雅哥达曾提出好几个地点供选择，最后斯　大林确定了最小的一处。十月革命前，这里是王公贵族们聚会的舞厅。厅里　开阔畅亮，四壁呈柔和清爽的淡蓝色，墙边排列着希腊科林斯式的圆柱。整　个大厅到处是　19世纪俄罗斯的艺术装饰。　　　　　　就是这么个小礼堂也并非全部用作公开审判。厅中只安排了　190来个听　众席，其中　150多个座位供苏联人使用。这　150多个中，只有几十个事先挑　选的　“社会各界的代表”，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另有30　多个座位供外国的记者和外交官使用。应该说，允许一定数量的外国人参加　确实表明了苏联审判的公开性。但是，外国记者无法深入了解被告，也无法　从怀有戒备的苏联公民那里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被作为客人请来，看到和　听到并自觉不自觉地予以接受的是一场精心炮制的戏。这场戏中的绝大多数　演员都众口一词地承认自己的滔天大罪。结果正好是审判组织者所希望的：　既可以表明苏联审判的公开性，又可以借这些外国人的口和手去欺骗世界舆　论。他们亲临审判现场，他们的报道自然有助于消除世界上可能出现的不好　反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场精心设计的震惊世界的审判闹剧，确实达到　了或者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设计者的目的。不但大多数进入十月大厅的外国　人受了蒙蔽，对托—季阴谋集团及其活动的存在信以为真，而且世界上的许　多人包括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也受了骗，甚至认为斯大林消灭了　法西斯在苏联的第5　纵队。可以说，审判组织者通过允许外国人旁听审判，　非常巧妙地展示了他们精心掩蔽起来的东西，即秘密审讯的产物。　　　　　　在苏联本国的听众中，除了经过挑选的　“社会各界代表”外，主要是换　上便衣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干部和职工，其中许多人是内务部的档案员、秘　书、打字员、译电员等。他们之所以被选中，据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政治，　而且具有保密的职业习惯。但即使是这样的人，其听众资格也是有限的，他　们得到的入场证有效期只有半天。这就是说，连他们也不可能了解审判的全　貌。中央和莫斯科的经常参加各种重要会议的党政要员，这次都被谢绝，借　口是审判厅座位有限。被告的亲友不准入场。内务部还特意在听众中安排了　这样的听众，据说，他们的阶级觉悟比较高，组织纪律性比较强，对人民的　敌人怀有朴素的阶级仇恨。他们被专门吩咐过，如果被告不老实，胡说八道，　大家就要齐声呐喊予以斥责，打断被告的讲话。法庭主持人如有警告被告的　表示，大家也要对罪犯表现出群情激愤，以免被告在会场上放毒或转移审判　的方向。这就是审判会的听众。不能说他们之中没有心怀正义感的人，因为　事后传出的审判实情正是他们之中的人传出的。但是，从审判组织者的本意　和当时审判会的气氛看，多数听众只是充当了审判者的群众代表的角色。那　么，审判官呢？　　　　　　法庭警卫长穿着内务部的军官服来到大厅前面庄重地宣布：　“开庭！起　立！”大家站起来。法官就位。在审判台正中就位的是审判长乌尔里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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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契卡的反间谍部的成员。他身躯肥胖，两颊松弛，眼　睛细长，脑袋剃得溜光，身穿直领制服，说起话来柔和滑腻。他的右侧是审　理政治案件的专家审判员马图列维奇。1934　年　12　月对列宁格勒所谓的白卫　分子进行审判时，他担任过法庭审判长。由他审理的　“白卫分子”统统枪毙　了。另一名审判员是尼基琴科，是一名军事法官。10年以后，他登上了纽伦　堡国际法庭，与英国、美国和法国有名的法官一起，主持了对重大战犯的审　判。　　　　　　几位法官都熟知法律条文，有审理案件的丰富经验。他们的责任是根据　苏联的刑事法典判定被告是否有罪，量罪定刑，作法律的公正代表和裁决人。　他们既是法官，又是党员；既是包括被告在内的公民在法律上的裁决人，又　是党领导下的苏维埃执法机构的官员。本来，党的原则与党领导下制定的法　律是一致的，他们只要严格地依法办事就是在履行党交给他们的职责。可是，　当他们接过　“托—季反苏联合中心”案，却不能也不必为这个案件的定性、　量罪和定刑多操心，因为上级已经预先决定了案件的性质、被告的罪行和判　决。他们只要用法律的语言对案件予以适当的说明，最后以法院的名义宣读　一下判决书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不问党和人民的法律是否得到真正的执行，　但他们必须服从党的领导和党的纪律，确切地说，必须服从以党的名义发号　施令的人。不然，他们将被立即取消审判员的资格，连官职、党籍直至生命　都保不住。他们的作用已经降到了一个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的地步，任何一　个懂得基本法律知识的普通法官都可以完成他们所要完成的任务。当然，为　什么选择他们而不是别人作公开审判的法官，这就是因为他们对上边的　“忠　诚”了。于是，在当时苏联党的制度和国家的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　法律成为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而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法官则成了活的法律工　具。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　“因为有内务人民委员部准备的名单，名　单上的人的案件是由军事委员会审理的，而且这些人的判决都是事先准备好　的，这种罪恶的做法便未加追究。叶若夫会亲自把这些名单送给斯大林，让　他批准拟定的刑罚。”①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等人附和斯大林，从来没有　反对过斯大林的作法。苏斯洛夫在　1964年2　月14　日苏共中央全会上说，当　犯人的名单经过莫洛托夫的关口时，他常常改变判决，　“在许多案例上”加　重刑罚。有一个这样的例子，有一次他在一个名单的边上随便批上　“极刑”　两个字，便使一个　“人民的敌人”的妻子由监禁改为枪决。②　　　　　　由此可见，第一次莫斯科公开审判的法官们根本不是法律的代言人和裁　决人，而是上司意志的执行者，是内务部秘密审讯中侦查员的继任人。　　　　　　审判会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被告。让我们看看被告与他们被秘密审　讯时是否有什么区别。　　　　　　内务部的3　个高大健壮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把被告带进法庭，　安置在大厅右墙边低矮的木头栏杆后面的　4　排椅子上。然后，3　个士兵放下　枪，成立正姿态站在被告旁边。公开审判开始前，被告们得到了充足的睡眠，　伙食也有改善，他们的体重也有所增加。但是许多人看上去仍然苍白疲惫，　无精打采，忧郁不安，那土黄的脸色和发青的眼圈，表示出他们所受过的折　磨。按照最初的计划，至少要有50　名被告出庭。可是，侦讯的结果，能够出　庭的人数并不多。许多人拒绝按吩咐的条件出庭。最后，合格和基本合格的　被告只剩下　16名。这　16人情况不同，个别人准备在公开审判的会议上当众　直言；大部分人准备重复在秘密审讯中的供词。奥利别尔格、弗里茨·达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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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贝尔曼—尤林、赖因霍尔德和皮克尔已被内务部治服并被培养成罪犯中　的　“积极分子”，他们准备帮助法庭把这场审判闹剧演好。这几个人红光满　面，举止随便。赖因霍尔德有一张保养良好的肥脸，一身质地考究轮廓分明　的西装，看上去像个演员，眼睛盯着公诉人听候吩咐。奥利别尔格刚好坐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个大人物之间，大约是由于敬畏吧，因此不那么神　气。达维德和别尔曼—尤林始终翻看着笔记本，随时准备回答问题，履行自　己的“党员义务”。皮克尔大约因为再次坐到自己的老上司旁边有些不安吧，　因此精神沮丧。季诺维也夫显得最虚弱，疲惫不堪。他面无人色，满脸浮肿，　眼睛下垂着两团肿块，一副病态。他身患哮喘病，不时地张大嘴喘气。他和　加米涅夫的目光中都充满了惊讶和疑虑，因为他们看到如此重大公审的听众　席上竟没有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们对莫斯科的所有要人都是熟悉的，　只要瞟上一眼，就能马上认出来。　　　　　　被告是已经经受过内务部的“考验”的被告，保持了秘密审讯后期的“最　佳状态”：不但熟记自己的罪行，而且随时准备再重复一遍。对他们之中某　些人包括　“优待”和“不杀”的不同许诺没有收回。不仅如此，在法庭开庭　前夕，雅哥达和叶若夫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巴卡耶夫、　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等还开了个会。叶若夫重申斯大林的许　诺，即保全他们的性命，但他同时警告说，任何人　“背离”的企图都将被看　作整个集团的阴谋。　　　　　　最后，在被告座位的安排上，内务部也动了脑筋。他们把秘密审讯中态　度好的被告均衡地安排在主要被告之间，把他们分隔开，使他们不能当堂串　供，临时变卦。　　　　　　检察长是始终与内务部配合和合作的维辛斯基。他当然不会也不敢否决　内务部秘密审讯的战果。他对着被告，端坐在大厅前左方墙边一张小桌子后　面。他的小胡子和斑白的头发进行过认真的修剪，显得很漂亮。他身上穿着　做工精细的黑色西装，硬领衬衫，打着领带。如果把他作为一个生物学上的　人来观察，那他浑身上下简直没有任何瑕疵。但是，当他偶尔抬起头来，向　被告看去，听众们会看到他戴一架镜框雅致的眼镜，从镜片后面射出的是一　种锐利的、恶毒的和审视的目光。大厅里的听众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被告席上　的主要被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叶甫多基莫夫、斯米尔诺夫、穆拉奇科　夫斯基等人，他们曾作为列宁的战友和学生，代表党中央发表过多少次热情　洋溢的革命演说，使听众们激动不已，使工人、士兵们在欢呼的声浪中，跃　跃欲试。但是，大厅里的听众以前很少有人知道新冒出来的苏联总检察长维　辛斯基。十月革命胜利还不到20　年，按照常理，苏维埃政府中维护社会主义　法律尊严的机构的最高代表，不是无产阶级领袖般的人物，至少也应该是历　史清白的诚实的和有学识的苏维埃公民。可这个维辛斯基是什么人呢？他凭　什么被安排为苏维埃国家法律的代表呢？　　　　　　维辛斯基毕业于基辅大学法律系，在学校教授过法律。1951年出版的《苏　联大百科全书》中写道，维辛斯基积极参加了　1902年的革命运动，似乎他是　一个老革命。其实，他是一个孟什维克，直到　1920年，当谁胜谁负的问题已　经完全明朗以后，他才加入了布尔什维克。此外，他还隐瞒了自己的严重的　政治历史问题。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作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个显要的官　员，以第—雅基曼区参议会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关于在他管辖的区域内无条　件执行政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命令。命令的内容是：搜查、逮捕并审判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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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　（列宁）。③也许就是因为他的不光　彩的和罪恶的历史，他无时无刻不是在战战兢兢中过日子。他的把柄被人牢　牢地攥在手里。为了保护自己，他必须死心蹋地充当权势者的工具。他在大　学法律系学到的知识，以及他特有的善于以革命词藻掩饰的狡辩术，他的博　闻强记，而最主要的，他的良心的泯灭，使得他成为最高权势者求之不得的　人选。这正好应了当时斯大林爱讲的一个俄国谚语：　“下流坯也能被变成公　侯。”维辛斯基确实很快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候”。1925—1931　年，　他一直在莫斯科大学当教师。不久，因形势需要，1933年他就晋升为苏联副　总检察长，1935年升任总检察长。　　　　　　应当如何看待历史中出现的这种　“维辛斯基现象”呢？这不但是一个实　际的历史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苏联现在有许多人已开始研究诸　如　“叶若夫现象”、“贝利亚现象”和“维辛斯基现象”的问题。维辛斯基　作为一个在革命时期站在与布尔什维克对立立场上的孟什维克，在革命胜利　后投机革命，爬到了如此的高位，甚至可以说，他是前孟什维克中现任职位　最高的人。假定列宁死后有知，有人对列宁说，1936年8　月的莫斯科审判的　主要被告是他的遗嘱中提到的6位党的领导人中的两位，另外还有斯米尔诺　夫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而且要把他们判处死刑；而国家公诉人竟是　曾效命临时政府的孟什维克维辛斯基，那么列宁会怎么评价这样的事件呢？　列宁时代的人会怎么评价呢？　“对于这种假定的状况，1923年的人们只会作　出一种解释：这就是说，反革命胜利了。”④　　　　　　没有律师出席，像被告被秘密审讯时一样。这一怪现象之所以出现，是　因为开庭前全部被告被迫作出了拒绝请律师的保证，还作了决不为自己辩护　的保证。　　　　　　最后，我们看到，秘密审讯的主持人雅哥达严密地监视着公开审判。被　告席后面一个小便门内是一条狭窄的走廊，这里有一间屋子是雅哥达的工作　室，里面摆着精美可口的冷盘和清凉饮料。从这里，雅哥达和几名助手通过　扬声器，监听着被告的供诉。在休庭时，维辛斯基在走廊的另外的小屋里会　见被告，发布指示，也让被告休息和吃东西。　　　　　　不难看出，这是一次扩大了范围的秘密审讯会。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　夫惊讶地发现听众席上竟没有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时，他们肯定也是这样想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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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场露出破绽的木偶闹剧　　　　　　正式的审判会不过是一场精心安排和组织的木偶闹剧。　　　　　　审判长乌尔里赫首先例行公事地验明被告人的正式身份，逐一询问被告　的履历，最后询问被告对法庭组成人员有什么异议，被告是否要请辩护律师。　被告们一致回答说，对法庭没有异议，不请辩护律师。接着，法庭书记员宣　读起诉书。起诉书的内容前已叙述。起诉书引证了　1935年　1月审判的材料，　指控季诺维也夫及其同伙在那次审判中隐瞒了对基洛夫被害的直接责任。因　为后来调查的结果表明，季诺维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早已从事恐怖活　动，到　1932年底他们就共同组成了一个恐怖犯罪集团。这个集团似乎还充实　了洛米纳泽集团，并通过专门的特务，接受身居国外的托洛茨基的指示。按　照托洛茨基的指示，被告们组织了恐怖小组和集团，筹划了许多实际措施，　以谋害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　夫、柯秀尔、波斯蒂舍夫等人。其中，一个恐怖小组成功地杀害了基洛夫。　按照起诉书，这些十月革命的显赫的领导人，后来被打成反对派头目的政治　家，居然在自己的政治活动中没有提出任何政治纲领，而仅仅是以暗杀现在　当政的领导人为目标的恐怖集团。　　　　　　按照起诉书的说法，托洛茨基将他关于对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恐怖行动　的书面指示交给了德赖采尔，后者转交穆拉奇科夫斯基。此外，托洛茨基和　他的儿子谢多夫先后将奥利别尔格等5　人和霍尔茨曼派到国内协助执行恐怖　行动。奥利别尔格还与德国的盖世太保保持联系。除斯米尔诺夫外，所有被　告都承认了被起诉的罪行。斯米尔诺夫作了部分认罪，承认　1933年被捕前与　托洛茨基有联系，属于　“托—季联合中心”，1932年曾得到托洛茨基关于恐　怖活动的指示，但他否认自己参加过恐怖活动。不过他的罪行已由其他被告　的供词证实。　　　　　　起诉书最后列举了一些人名，说他们的案子将另案处理，因为他们的案　子还在侦查过程中。这些人有格尔季克、格林贝格、加文、卡列夫、库兹明、　康斯坦特、马托林、帕维尔·奥利别尔格、拉金、萨福诺娃、法伊维洛维奇、　德·施密特和埃斯特曼。在审判过程中，又一次提到季诺维也夫的秘书马托　林，说他正在受到侦查，以后将另案处理。但是，上述这些人再也没有出现　在公开法庭上，也不知其命运如何。很显然，他们是秘密审判的牺牲品。　　　　　　宣读起诉书以后，被告们一个个表示服罪，只有斯米尔诺夫和霍尔茨曼　例外。他们二人承认得到和传送过托洛茨基关于恐怖行动的指示，但否认参　与恐怖活动。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在法庭上　　　　　　经过长期的秘密审讯以及正式审判前的排练以后，正式审讯不过是检察　长和审判长对每个被告的讯问以及被告们机械的和枯燥无味的回答。被告们　的态度大致分三种：大部分被告顺从地重复着预审时的供词；几个认罪态度　好的被告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与法庭合作；只有斯米尔诺夫蔑视　法庭，从容直言，他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霍尔茨曼。对被告的审判从　8　月19　日至21　日共进行了三天。　　　　　　第一个被点名站起来接受审讯的是穆拉奇科夫斯基。他在回答公诉人的　问题时，叙述了　“托—季联合中心”中托洛茨基阴谋中心的形成和恐怖行动　的准备。他说，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的指示是由德赖采尔转来的，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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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指示使用了密写墨水。托洛茨基集团的领导人是斯米尔诺夫，领导成员　有穆拉奇科夫斯基和捷尔—瓦加尼扬，参加人还有斯米尔诺夫的前妻萨福诺　娃。洛米纳泽也参加了阴谋集团，他一年前自杀身亡。军队中有一个以师长　德米特里·施密特为首的恐怖小组。后来的事实证明，交待施密特和军队的　恐怖组织是上边用心险恶的精心安排。1937年，军队中揪出了以图哈切夫斯　基为首的所谓元帅将军阴谋集团。　　　　　　继穆拉奇科夫斯基之后受审的是叶甫多基莫夫。他首先声明他　1935年　1　月欺骗了法庭，然后交待了他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巴卡耶夫谋害基洛　夫的前后经过。他说，按照计划，他们要同时刺杀斯大林和基洛夫。巴卡耶　夫通知尼古拉耶夫及其同伙，他们要等待季诺维也夫的信号，在莫斯科和基　辅同时开枪。叶甫多基莫夫在供词中提到了老布尔什维克、曾任政治局候补　委员的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几个月以后，他成为莫斯科第二次公开审　判的重要被告。　　　　　　晚上受审的是德赖采尔。他交待了与托洛茨基的儿子谢多夫的联系，供　认自己组织了两个恐怖小组，分别刺杀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他把斯米尔诺　夫称为托洛茨基在苏联的副手。　　　　　　下一个受审的是赖因霍尔德。他又有新的立功表现。他供认，阴谋中心　曾与李可夫、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进行过谈判。他还点出了由右翼反对派分子　斯列普科夫和艾斯蒙特领导的两个恐怖小组。他还供认说，季诺维也夫和加　米涅夫计划掌权后让巴卡耶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让他消灭内务部所有干　部，因为这些人掌握阴谋的线索。赖因霍尔德积极　“揭发”、“检举”重要　人物的态度受到维辛斯基露骨的纵容和满意的夸奖。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被告　的身份，在攻击其他被告方面表现出过分的热情和不同寻常的记忆力。有时　别的被告在交待时与预先准备的台词有出入，他便会噌地站起来做一番纠　正。甚至公诉人说话偶有差错，他也会坐立不安，跃跃欲试地请求对公诉人　的话做一点补充。维辛斯基嘴角挂着宽容而善意的微笑，欣赏着这种奴才式　的谄媚。　　　　　　巴卡耶夫接着受审。他承认策划了对基洛夫的谋杀，承认曾计划谋杀斯　大林，但都垮台了。但巴卡耶夫说，他没有去列宁格勒会见尼古拉耶夫小组　的成员列文，也没有与他讨论过恐怖行动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否定了他组织　谋杀基洛夫的行动。但是，检察长和审判长都佯作不理，因为他们所需要的　是一般的认罪。　　　　　　皮克尔受审时、承认自己同意参加对斯大林的谋杀。皮克尔重复了赖因　霍尔德对主要被告的揭发。不过，他讲话时显得冷漠，缺乏赖因霍尔德那样　的义愤和热情。维辛斯基在法庭上对此评价说：　“审判员同志们，你们一定　不难发现，赖因霍尔德和度克尔的认罪是真心诚意的。在这个法庭上，他们　曾一次又一次地揭露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叶甫多基莫夫这几个十恶不赦　的罪犯。”⑤　　　　　　8　月20　日上午，加米涅夫受审。在检察长的逼问下，加米涅夫承认了起　诉书加给他的一切罪过。他还谴责了斯米尔诺夫的顽固态度，并且按预审中　的供词端出了所谓托洛茨基的后备中心和以布哈林为首的所谓右派阴谋集　团。　　　　　　加米涅夫：　　在阴谋集团的领导人中可以再举出一个人来，他实际上是　领导人之一，但是由于我们对他的工作有特别的计划，所以他没有参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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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我说的是索科利尼科夫。　　　　　　维辛斯基：你是说他是　“中心”的成员，但其作用严格保密吗？　　　　　　加米涅夫：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会被揭露，因此我们任命了一个不大的　小组继续我们的恐怖活动。为此，我们挑出了索科利尼科夫。我们当时觉得，　托洛茨基分子方面能够成功地完成这种任务的是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拉狄克。　⑥　　　　　　关于右倾反对派，加米涅夫说：“在1932、1933、1934年，我个人与托　姆斯基和布哈林保持了联系，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们是同情的。　当我问到托姆斯基关于李可夫的思想倾向时，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