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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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揪薮螅�却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从商周到东汉，中国经历了一个从贵族治国，再到武夫治国，最后到文士治国的历史沿革。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东汉帝国却面临着空前的尴尬局面。汉桓帝承梁冀乱政和汉羌百年战争的余弊，为了加强自身权力和重新发动边疆战争，不肯扩大外朝，将更多知识分子纳入政府，又不肯禁止自由言论，于是陷入自我矛盾的泥潭。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汉桓帝时代与以往的时代有所不同呢？主要是教育。东汉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教育普及时代，因为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本人就曾是太学生。通过历代东汉执政者对教育的大力支持，儒家思想前所未有地深入民心，也就是正统儒家学者司马光曾经高度赞扬的“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但是，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太多的知识分子其实是灾难，明清时期90％多的文盲率才是完美的，因为文盲更容易被统治。梁家兄妹在本初元年颁布的《学而优则仕诏》，为汉桓帝制造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包袱——他得给3万多名受过正统儒家思想教育的太学生找工作，而儒家教育是教人做官的，不是教人务农、经商的。这些太学生不屑于从事农、牧、工、商、医、兵等当时被视为下贱的行业，一心要做官，而帝国政府内压根就没有这么多职务，过高的官民比例也会令国库入不敷出，并且会造成官僚主义恶性发展。
知识分子没有官做，必然会批评政府，特别是批评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东汉中后期，居然连一位“好皇帝”都没有。谁要是以为这就是历史的真相，他就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所有的史书都是由知识分子撰写，也是为知识分子辩护的。当史书作者看到与自己的地位和经历相似的人受到打击或排挤时，便不免会兔死狐悲，不由自主地要为之辩护了。
如果汉桓帝顺从知识分子的意见，抑制中朝，重用李膺、陈蕃、杜密等“正直的党人”，历史将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只有一种：改朝换代。王莽的鬼魂在东汉时期始终挥之不去，历代东汉君主很清楚，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原的知识分子，在骨子里是“保中国不保大汉”的。假若顺其自由发展，下一个皇帝恐怕就不再姓刘，也许姓李，也许姓陈，也许姓杜，也许姓袁——对了，这些姓氏不都是属土德，崇尚黄色吗？知识分子们也一直在说：汉朝都满365年了，黄龙不断出现，灾异齐备……这里的潜台词是：姓刘的，你们的时候早到了，赶紧自觉地下台吧。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孝献帝赞》里说的那样：“天厌汉德久矣！”但是，“天何言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已！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了尽量加强自身权力，并延长东汉皇朝的寿命，汉桓帝不得不频繁地更换政府成员，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有官作，也不至于提高官民比例。每隔几年，他就会打击一次当朝势力，有时是外朝的党人，有时是中朝的宦官。但这对于帝国机器的高效运转来说，实在是非常有害的。秦、汉、魏、晋一脉相承的“中华第一帝国”之衰落，祸根其实在东汉初期，甚至西汉后期便已经埋下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普及，唤醒了民众参政议政的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的奴性，对倡导独裁专政的帝国制度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青年袁绍也参予到了时髦的“党人崇拜”活动中去了吗？史无明文，但是可能性很大。按照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的教导，年满15虚岁的青年男子，特别是出身达官贵族家庭的名门子弟都可入东汉太学。公元160年，袁绍已经年满15虚岁，有了进太学的资格，这时也正处于“党人崇拜”运动开始步入高潮的时间段，他不可能不受影响。后来与袁绍关系密切的党人有：陈蕃、李膺、荀爽、王允、韩融、伍琼、陈纪、张邈、刘表、胡母班等人及其家族成员，数量可谓相当大。若非经常出入于太学，袁绍很难结识这么多党人。
上太学期间，袁绍还有一件大事要办，就是结婚。与袁绍联姻的家族当然不会是无名之辈，但所有史籍都没有记载他的首任妻子姓名，所以我们不妨暂且放到后文中分析。
结婚几年以后，袁绍终于到了要毕业的时候。按规矩，成绩好的太学毕业生可以担任“郎”的官职。在太学里，袁绍肯定选修了他的家学《孟氏易》，所以成绩也不会差。《汉末英雄记》说袁绍“幼使为郎”，也就是不足20虚岁，尚未举行成年冠礼的时候便从太学毕业，担任“郎”。“郎”分好几种，有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议郎”，有负责礼仪事务的“治礼郎”，也有负责在宫殿内外站岗值勤的“郎中”、“中郎”、“侍郎”，等等。“郎”官的俸禄相差很多，可达两倍以上。大体说来，议郎的工作最轻松，不用值班，没有重体力工作。但实际上，议郎也最危险，因为他必须经常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容易招来杀身之祸。
当了几年“郎”以后，袁绍终于迎来了自己的20虚岁生日，也举行了自己的成年冠礼。那应该是在公元165年。
和安静简朴的婚礼相比，汉代中国人的冠礼过程要热闹许多，也复杂许多。
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行将举行冠礼的青年人可以分为三类，即嫡子、孤子和庶子。正妻生的儿子叫嫡子，妾和婢生的儿子叫庶子，父亲已经去世的嫡子叫孤子。袁绍本来是庶子，但因为过继给伯父袁成，所以一跃而为嫡子；因为袁成早已去世，所以他又变成了孤子，得按照孤子的规矩举办冠礼。
冠礼开始前，还得先占卜，看哪个日子举办冠礼比较吉利。随后，袁绍就应委托自己的一位叔父（很可能是他的亲生父亲袁逢）邀请袁氏家族的亲朋好友、同事故吏们来参加自己的冠礼，人数越多越好。在来宾之中，又要通过占卜，挑选出一位主宾，他将是冠礼上最忙碌的人。
此外，袁家还必须准备好三套衣冠：爵弁、皮弁、进贤冠。这三种冠都是先秦古冠，汉朝时已经发展出了好几十种新式冠，但在冠礼上还是以这三种古冠为主。在20虚岁之前，未成年男子没有资格穿戴这三种社交场上的正式衣冠。
爵弁又称冕，是在普通的冠上装一块长木板，但是与帝王和高官贵族戴的冕旒不同，没有用玉珠串做成的旒，地位比其它种类的冠尊贵；皮弁即诸葛亮在图画、戏剧和影视作品中常戴的冠，用鹿皮做成，地位较爵弁低一等；进贤冠即先秦的缁布冠，用缁布做成，前高后矮，形制最为简单，地位也最低。这三种衣冠又各有各的用处：爵弁最华丽，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皮弁最结实，用于军事狩猎活动；进贤冠最简便，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古代中国人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高于军事，军事又高于政治、法律、经济等日常工作。同时代的印度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等许多民族也都有这种思想。
古代中国人讲究“衣冠一体”，每一种冠都要配相应的服饰：爵弁配爵弁服，皮弁配缁麻衣，进贤冠配玄端服，不能混用，否则就是“非礼”。现代阿拉伯男子在戴包头时必穿长袍，穿西装时则不能戴包头，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
在冠礼那天，孤子袁绍按照主人的规矩在门口迎接来宾，并陪同他们进屋。袁家全体男性成员也都要在场，大家一律穿着黑色的玄端服，头戴进贤冠。只有袁绍还不能戴冠，作为未成年人，他头上只是简单地束着左右两根辫子，叫做“两髦”，也称“总角”。
冠礼在袁绍家中父庙里举行，庙内的正堂就是袁绍的T形台。经过一系列程序，主宾解开袁绍头上的两髦，扎成一个发髻，随后依次把进贤冠、皮弁、爵弁戴在袁绍的头上。每次戴冠的时候，主宾都要对袁绍说些祝福的套话。每换一种冠，袁绍就要进侧房去换上相应的服饰，再出来向宾朋们展示自己的新形象。最后，袁绍戴上最尊贵的爵弁，与宾朋们饮酒并祭祀。冠礼至此只完成了一半，他还得带着祭祀用的干肉去见自己的母亲，然后回到主宾面前接受更加重要的“字”。
“字”是由主宾在大庭广众中向袁绍宣布的。他应该这么说：“现在，三次加冠的仪式都已经完成，又正逢良月吉日，我现在要清楚地宣布你的‘字’。这个字非常美好，正与你这样的帅哥般配。字取得适宜就是福分，你要接受并永远保有它。你的字就叫‘本初’。”
冠礼至此结束，宾朋们现在可以尽情地大吃大喝，并在饭桌上讨论袁绍的未来了。与婚礼晚宴上新婚夫妇吃的大鱼大肉相比，这顿饭荤素搭配，营养更加丰富，就餐者还能够品尝到像蜗牛这样很受欢迎的风味小吃。
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是谁给袁绍起了“本初”这么一个字。从先秦古籍看来，“字”虽然由主宾宣布，却和“名”一样，由父亲选定，并在事先通知他的儿子。主宾只是个传声筒，他不会更改早已确定的“字”。袁成死后，袁家的嫡子变成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本初”这个字或许就是由他选定的。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性：袁绍的祖父袁汤此时如果依然健在的话，肯定也会干涉此事。
既然如此，那么袁汤或袁逢给袁绍起“本初”这样一个字，用意究竟何在？本初元年既是袁绍的生年，又是袁成的亡年，还是袁汤当上“三公”的年份。对于袁绍来说，这个“字”象征着命运，象征着权欲，也象征着仇恨。只要袁绍不忘记自己的字，他就不可能忘记血腥的宫廷政治，忘记不了对禁卫军的控制，忘记不了对皇帝的废立，忘记不了袁家是怎样获得三公与侯爵头衔的，更忘不了追求中华帝国的最高权力。此外，本初元年又是东汉帝国政府颁布《学而优则仕诏》的年份，是太学剧烈扩招的年份，也是“党人”开始形成的年份。袁绍既然决定以“本初”为字，就不可能再与太学和党人脱离关系。
在冠礼上，刚刚成年的袁绍很可能通过与贵宾高朋们的交流，确定了自己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当时，官场上的升迁总是需要显贵大员们的介绍信，而这恰好是袁绍冠礼上最好的贺礼，聪明人绝不会放过这个巴结袁家的天赐良机。不久以后，年方“弱冠”的袁绍就辞去了那个打杂的“郎”官，到濮阳当县令去了。
当代的濮阳只是省级贫困县，但在东汉时期，濮阳县令可不是七品芝麻官。东汉帝国分为13郡，即司隶校尉部、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兖州分为6郡2国，其中总人口排在第4位的是东郡，而濮阳就是东郡的首府。它雄踞黄河南岸，位于黄河中游和下游的结合部，交通便利，商业繁华，土地肥沃，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秦汉制度，人口超过1万的大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令”；人口不足1万的小县，其行政机关首脑叫“县长”。东汉濮阳县的城乡居民总数接近10万人，相当于一个小郡，濮阳县令的政治地位至少相当于现代的开封市委书记兼市长。在出任这一要职时，袁绍不过20岁出头，又从未立过什么功劳，袁家在官场上的崇高地位和深厚关系由此可见。沮授后来说袁绍“弱冠登朝，播名海内”，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从洛阳前往濮阳上任的路上，袁绍不可避免地得经过偃师、成皋、荥阳、阳武、白马等5县。在阳武县西郊渡过著名的运河“鸿沟”时，他很可能要使用一个当时名气还不大的渡口——官渡。但在30多年之后，这个小渡口将因为袁绍的失败而名垂千古。
在濮阳为官期间，袁绍给自己积攒下了不错的社会口碑。《三国志》说他“有清名”，也就是两袖清风，不曾贪赃枉法。是啊，一个20岁的亿万富翁还需要贪污吗？
从出生到就任濮阳县令期间，袁绍的表现近乎无可挑剔。还在襁褓时，他便为继父袁成之死痛哭流涕，正所谓“仁孝之心，发于天性”。完成太学的学业，步入官场之后，他在就职期间廉洁奉公。把这两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联系到一起，便很容易得出结论：袁绍是“孝廉”的典范。东汉人非常重视道德操守，最重要的一项选拔官吏制度就是“举孝廉”。之所以要同时考虑“孝”与“廉”，是因为这两种道德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只有既“孝”又“廉”的人才最适合当官。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孝顺，在当官之后，把公家的财物拿去孝敬父母，此人显然孝而不廉，不适合当官。而一个廉而不孝的人容易犯上作乱，对朝廷的忠诚值得怀疑。汉武帝在公元前134年诏命天下郡县“举孝廉”，正可见他的雄才大略。袁绍未必被官府举为孝廉，但他通过自己有意识的行动，成功地得到了官民的一致拥戴，由此“播名海内”。
在道德标兵袁绍举办冠礼，并且出任濮阳县令的公元165年，中国还发生了许多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桓帝渐渐发现自己新提拔的这些官员根本不够用，于是从消灭梁冀集团的兴奋中平静下来，开始重新起用梁冀的“故吏”们。胡广、韩縯、周景等人因为在倒梁运动中态度模糊被革职，但没过一年就都被召回了朝廷：胡广任太中大夫，韩縯任司隶校尉，周景任尚书令。
这位韩縯的祖父韩棱曾任司空，所以韩家也是个典型的公族。韩棱是袁安的好友，当年都以反窦宪闻名；后来与袁绍关系极深的“袁氏故吏”韩馥与韩縯同乡（豫州颍川郡），又同姓韩，恐怕也是他的亲戚。
周景也是个有趣的人物。他是袁安“故吏”周荣之孙，又是周瑜的从祖父。梁冀当政初期，他忠实地追随梁、袁两家，曾任豫州刺史，发现并起用了陈蕃、李膺、杜密等著名党人。所以，袁、韩、周三家与党人的关系早就非比寻常。《后汉书》把他们三家列入同一篇传记中，大有深意。
梁氏“故吏”们的复兴，再加上士人的联合抵~制，宦官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朝廷每年都会收到大批检举他们横行不法的奏折。虽然如此，只要汉桓帝不肯答应，宦官们就还无须为自己的命运担心。但在公元165年，随着汉桓帝的私生活发生变化，政治形势突然有了180度的大转折。
和自己的列祖列宗一样，汉桓帝为人好色，宫女据说多达6千人，而且喜新厌旧。梁冀倒台后，他对皇后梁猛的宠爱依旧，只是让她改姓为“薄”，不久后又恢复邓姓。邓猛在当了6年皇后之后，年长色衰，渐渐失宠，而桓帝则与郭贵人和采女田圣陷入热恋。这样一来，邓皇后、郭贵人和田采女之间便不可避免地经常发生纠纷。
公元165年二月己酉日，洛阳皇宫内的千秋万岁殿发生火灾，而南宫内又发现了黄龙。按照五行学说，这两件事都预示着东汉的火行已经走到了尽头，将要被崇尚黄色的新皇朝取而代之。汉桓帝对这两件事感到非常烦躁，于是决心办一些大事，首先就是要废掉邓皇后。但是邓家是老牌贵族，在宫里宫外都关系深厚，很多宦官为邓皇后说情。汉桓帝觉得这些奴才太不象话，该好好教训一下。正赶上太尉杨秉、司空周景、司隶校尉韩縯等人又联名上奏，报告说中常侍左悺、侯览的亲戚贪赃枉法，汉桓帝于是破天荒地下令严查到底。袁绍的生父袁逢时任京兆尹，参予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结果，侯参、左悺及左悺的哥哥左称相继自杀，徐璜、侯览和具瑗的哥哥具恭都被革职逮捕。因在倒梁运动中立功而受封万户的“五侯”及其继承人也全部降为乡侯，剥夺大部分封地，这批宦官的6年统治就此戛然而止。
打倒了宦官集团之后，桓帝就迫不及待地废掉了邓皇后，将她软禁起来。没过几天，邓皇后暴死，她的两个哥哥也都被处决。东汉的首席开国元勋邓禹一家在三起三落之后，至此终于彻底倒台，再也不能复兴。
如今，汉桓帝总算可以策立他的新欢田圣作皇后了。但是反对的声音依然不少，特别是与旧贵族集团关系密切的党人。太尉陈蕃坚持认为田氏卑微，不可立为皇后，而推荐扶风平陵人窦武之女窦妙。桓帝勉强让步，召窦妙入宫，拜为贵人，又封窦武为郎。经过三个月试婚，公元165年十月，桓帝终于立窦贵人为皇后，并拜窦武为越骑校尉，封槐里侯，后来又改封为城门校尉。
“窦”这个姓看上去好生面善。不错，窦武正是窦宪的堂侄。在窦宪倒台73年之后，窦家居然咸鱼翻身，再次当上了外戚。窦武与窦宪之间的亲戚关系如下：
扶风平陵窦氏家族简化谱系
窦融
↓
窦穆
↙↘
窦勋窦嘉
↙↘↓
窦宪汉章帝皇后窦奉
↓
窦武
↙↓↓↘
窦绍窦机窦恪窦妙（汉桓帝皇后）
备受汉桓帝宠爱的田圣之所以无法当皇后，其实并不是因为田氏家族的社会地位低微，而又是因为“五德终始”理论。和袁氏一样，田氏也是陈氏的分支。按照传统说法，他们都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具备取代东汉的前提条件。按照王莽亲自撰写的《自本》，他的“王”姓也出自田氏。所以，终东汉一朝，虞、陈、田、袁、王、李、项、许等被认为出自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姓氏都不得出皇后，当然也就没法成为外戚了。这也就是袁家后来虽然权倾天下，却不曾与东汉皇室联姻的原因——他们必须避王莽之嫌。
其实，袁家成员拥有非常优秀的基因。所有史籍都一致记载，袁家男子个个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而且相当长寿。袁汤病逝时已经86虚岁，袁隗被董卓处死时也不下70虚岁。长寿是东汉人能够出任三公的必要条件之一，50虚岁以下的人几乎没有出任三公的。袁家女子的各方面条件应当也相当优秀，是社会名流竞相追求的对象。《后汉纪》和《后汉书》都记载，名士黄允年已40多岁，听说袁隗对别人讲：“找女婿，像黄允这样的就足够了”，便立即和妻子离婚，等着当袁隗的女婿。结果，黄允被前妻夏侯氏在大庭广众之下痛骂，而袁隗也没有如愿把女儿或侄女嫁给他，赔了夫人又丢脸，竹篮打水一场空。若非有五行理论在其中阻碍，袁家可能早就成了外戚。如果是那样，袁氏成员的职位肯定也就不仅限于三公，而是将会升至东汉帝国的实际执政者——大将军。但是这样一来，他们迟早也会像窦宪、梁冀那样倒台，不可能连续五代居官显赫了。
第四节党锢风云：袁绍的早期仕途
“黄河清，天下平”，公元166年的老百姓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结果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汉桓帝是个成功的帝王，领土不断扩大，人口平稳增长，遥远的罗马也来进贡，俨然有中兴之相。可这些却堵不住知识分子的嘴。于是，在军队的坚决支持下，桓帝终于发怒了。
袁绍母亲的“及时”去世，让他躲过了一场浩劫，可这个家伙居然一连服了六年的丧。他真的那么孝顺吗？
公元166年初，全中国人都在谈论一件怪事：一年以来，黄河水竟然变得清澈见底了。自古以来，因为流经黄土高原的原因，河套以下的黄河河水都夹带大量泥沙，浑浊不堪。可是在公元165年四月到166年四月之间，不光是黄河上游，从中游直到入海口，整条黄河居然都变清了。那么多泥沙到那里去了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这时候，最受东汉知识分子崇拜的圣书《易经》就必须出来救急了。按照从袁氏家学《孟氏易》发展而来的《京氏易》（又称《京房易传》）的解释，“河水清，天下平。”这正是民间谚语“黄河清，圣人出”的典故来源。后来，“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在其代表作《登楼赋》里说：“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表达的也是这种思想。
看着空前清澈的黄河水，汉桓帝不知会作何感想。或许他挺高兴：天下将要太平了，自己也成了圣人。但他同样可能很忧虑：“圣人出”的意思或许是说，在今年，会有一个神圣的婴儿降生，他将取代东汉，建立新的皇朝，那个朝代属土德，崇尚黄色……抱有这种想法的一些帝王将会毫不犹豫地下令，处死当年出生的所有婴儿，例如《圣经》里的犹太王希律。所幸，汉桓帝还不像希律王那么残忍。
老天爷实在是太幽默了。东汉的老百姓在看到黄河水变清之后，就满怀希望地等啊等，等了一年多，结果却既没等来“天下平”，也没等来“圣人出”。最终，他们等来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运动：党锢。
在黄河水开始变清之前不过几十天，也就是公元165年三月，汉桓帝曾经宣布大赦天下。没想到，就是这次大赦引发了党锢大狱。当时，河内郡有个叫张成的人擅长预测，推算出皇帝即将大赦天下，便指使自己的儿子杀人。当时担任司隶校尉的李膺，将张成逮捕归案，判处死刑。正待行刑，突然大赦令下。李膺一怒之下，违旨把张成处死。
其实，张成能够提前算出汉桓帝即将大赦天下，实在不算神奇。首先，汉桓帝是一个酷爱大赦的皇帝，在公元165年之前，他在位18年，已经大赦12次，从未连续2年不大赦。公元164年没有大赦，所以公元165年一定会大赦。其次，汉桓帝喜欢在政局变动之后大赦，以往在杀李固、梁冀等人后都宣布大赦，所以在公元165年二月废掉邓皇后之后，也一定会大赦。更何况，张成与宫中有不少联系，许多宦官找他算过命，就连桓帝都向他咨询过，所以此人对宫中的消息比像李膺这样的外朝官员灵通，一点都不奇怪。
张成之死要赶上一般时期，未必能掀起什么波澜，但正好赶上陈蕃等人逼迫汉桓帝立窦皇后，皇帝对士大夫心怀不满，再加上张俭案起，往日积怨便突然爆发了。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的这首《狱中题壁诗》尽管有众多版本，但都说明，东汉的张俭与杜根是谭嗣同生前想到的最后两位历史人物。清末经学盛行，而经学的根源在于两汉，所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对汉朝典故特别熟悉。通过这首诗，谭嗣同清楚地表示，不愿意像张俭那样，为了自己逃命而连累亲朋好友。张俭在他心目中的地位，由此不难想见。
作为党锢运动的导火索，张俭一案非常复杂奇异。较早成书的《后汉纪》和较晚成书的《后汉书》对此案情的描述截然不同，而《资治通鉴》偏取《后汉书》的说法，“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颇为明显。以当时情况而言，《后汉纪》所载远比自相矛盾的《后汉书》真实可靠。
对于张俭案的起因，各种资料的说法倒很一致。中常侍侯览是因在倒梁冀运动中立功，而被封侯的13名宦官之一。他祖籍兖州山阳郡，有一个同乡叫张俭，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督邮相当于太守的助理，通常每郡设立东、南、西、北、中五部督邮，代表太守调查民情，督察下级官吏，整顿治安。受山阳郡太守翟超委托，张俭调查侯览，发现他行为不法，于是上书朝廷，请求将他治罪。但这封奏折落入侯览之手，被扣压不奏，侯览又在桓帝面前说翟超的坏话，罗织罪名将他逮捕，侯、张两人从此结仇。
这段故事有两个疑问。第一，山阳郡人侯览犯法，当由山阳郡太守翟超上书朝廷报告，不应由督邮张俭直接上奏。如果各地案件事务都由督邮、县令越级直接上书朝廷，那要太守干什么？如果说翟超不敢得罪侯览，又与所有史料记载都不符。第二，侯览家住山阳郡防东县，此县位于山阳郡的西南部，张俭身为东部督邮，根本不该经手此事。如果全郡的事务都由一个督邮来管，那要其他4位督邮干什么？总之，按照东汉制度，像这种情况，应该由山阳太守责成西部或南部督邮调查，尔后太守将调查结果写成公文，上奏朝廷才对。
翟超被捕以后，太尉陈蕃多次向汉桓帝为他说情。这位陈蕃是袁汤的故吏周景的故吏，所以其实也可以算作袁氏故吏。而袁绍的生父——京兆尹袁逢曾负责调查侯览的哥哥侯参一案，并导致了侯参的自杀，所以侯览与袁家的关系必定也相当恶劣。当时袁赦仍是中常侍，所以袁家并非与阉党水火不容，而只是与侯览等少数宦官有矛盾。但大多数党人却不这么想，他们一心希望彻底铲除宦官，掌握全部政权，由此便产生了大量地方官与宦官的纠纷。汉桓帝夹在两派中间，努力保持平衡。往年，宦官张让的弟弟犯法，河南尹李膺将其处死。汉桓帝调查明白后，责备张让，而升李膺为司隶校尉。济北相滕延见侯览、段珪等宦官的宾客欺压百姓，便命衙役当场斩杀数十人。侯览、段珪等人向桓帝哭诉，桓帝反而将滕延提升为京兆尹。这些例子说明，汉桓帝并非一味袒护宦官，而侯览如果只是因为被没收了部分财产，就要置对方于死地，那他根本忙不过来，也不可能成功。其实，张俭的上司翟超也只是被判剃掉头发，罚作苦役而已。张俭如果只是受翟超之命，参予没收了侯览的财产，恐怕侯览不会特别在意他。
张俭案的影响之所以会如此广泛而深远，原因是张俭不仅破坏侯览的财产，而且还杀了侯览的家人，情节比滕延案还要严重。《后汉书•；党锢列传》只是简单地提及“山阳张俭杀常侍侯览母”，而《后汉纪•；桓帝纪》对此案的记载比较详细，情节大致如下：
张俭在街道上遇到侯览的母亲一行，对方不肯让路。张俭大怒，带人将侯览的母亲及其家眷、仆役百余口人当场杀死，又捣毁了侯览在山阳郡防东县的房舍，随后只身潜逃。汉桓帝闻报后便下达诏书，传唤张俭到廷尉府接受调查。但此时张俭已经逃走，还有很多对朝廷不满的官员和百姓暗中保护，官府根本抓不到。在庇护张俭的人中，最年轻、也最著名的一位，就是时年16虚岁的孔融。后来，张俭在孔融等人的帮助下，翻越长城，投奔鲜卑人去了。
如果张俭案的真相确如《后汉纪》所说，那么党锢案的来龙去脉就容易解释了。本来，如果张俭像滕延一样去廷尉接受质询，那么他罪止一身，甚至可能会像滕延那样被赦免，而绝不会引发党锢大案，株连他人。但是他一逃，事情便说不清楚了。汉桓帝的为人向来始乱终弃，就连徐璜、具瑗、左悺等老资格的宦官都难以避祸，侯览也曾受过严惩，不可能被特别袒护。汉桓帝所担心或气愤的，肯定不是张俭擅杀侯览的家人，而是张俭逃走后一直不能被抓住，最后居然还让这个通缉犯长驱上千里，渡过黄河，穿过众多城镇和要塞，翻越长城去投奔敌国。无疑，这反映了地方当局和民间团体是多么激烈地反对东汉政权，乃至于整个帝国制度。因此，桓帝才感到有必要发动一场旨在清理官僚队伍的政治运动，而这次运动的名字就叫“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