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三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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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甚至做出一些对梁冀不利的判决。公元153年夏季，冀州爆发严重的蝗灾和水灾，造成数十万户流民，饥民纷纷聚集起来当土匪，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袁汤就是以此为理由被罢免太尉职务的。为了赈灾，梁冀委任自己的部下朱穆为冀州刺史。朱家也是世代为官的“公族”，其成员的脾气都很倔。朱穆的爷爷朱晖曾经与袁安共同反对窦宪讨伐北匈奴，朱穆本人的性格则有点像牛顿和居里，一思考起学问来，就对周围的环境丧失了感应能力，经常出现散步时落入土坑或河沟的情况。朱穆也是个很热心的人。当年栾巴在“阳气通畅”之后，被赶出皇宫，又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家待业，朱穆便写介绍信，推荐他入朝当官。
朱穆到冀州上任以后，一方面围剿土匪，一方面严查冀州官吏的不法行为。当时有个叫赵忠的太监，在父亲的墓中随葬了一些逾礼的物件。朱穆一向讨厌宦官，听说后就派人去挖墓，又逮捕赵忠的家属。赵忠向汉桓帝哭诉，汉桓帝于是下令逮捕朱穆，罚作刑徒。
在这件事上，梁冀和朱穆其实是在办好事，却惹恼了宦官，结果遭到打击报复。消息传入太学，引发了东汉第一场太学生上书运动。学生领袖刘陶带着数千太学生聚集在宫门，联名上书为朱穆说情，要求代替朱穆去作刑徒。这类事情在西汉也发生过，皇帝往往一笑置之，甚至反而加重处罚力度。但在东汉皇权向民间团体低头让步的时代背景下，汉桓帝读过刘陶等人的奏折，还真的就下令赦免了朱穆，刘陶因此声名大振。
冀州的局势虽然暂时平定了下来，但周边的青州、幽州和并州却日益动荡。长期以来，兖州泰山地区的郭窦、公孙举等人啸聚山林，甚至进入南方的徐州打游击，官军屡攻不克。公元156年，时任议郎的段颎被拜为中郎将，东征泰山。几个月后，郭窦、公孙举等人的首级便被送至洛阳。段颎吸取滕抚的教训，给宦官们送去了许多礼物，于是被封为列侯，儿子也得到了郎中的官职。
与段颎的捷报传来同时，鲜卑、疏勒、龟兹等国联合进攻云中郡，北方局势危急。桓帝听说颍川人李膺很有能力，于是封他为度辽将军，北上援助云中郡。李膺到郡后，首先击退鲜卑主力的入侵，其它敌人便不敢再犯界。李膺又对来往的外国人晓以利害，整顿边疆贸易，恩威并施。不过一年，各国纷纷将先前抢走的中国百姓交还，与汉朝恢复了友好关系。按理说，李膺既然立功，便当封赏，但他与宦官关系不好，所以长期无法升迁。作为名士和“党人”的领袖，李膺虽然自命清高，却也无法免俗：多年之后，他将会和马融一样，与袁家联姻。
自从为朱穆请愿成功以后，刘陶便开始更加放心大胆地针砭时弊。永寿年间（公元155～158年），他见外戚和宦官专权日益严重，朱穆、李膺等人又始终不能入京为官，于是再次上书朝廷，公然指责起汉桓帝本人来了。其文辞之激烈，比起千年之后海瑞批判嘉靖皇帝的那封著名奏折来，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奏折中，刘陶义正词严地批判道：
“臣以为，陛下的江山得来太容易了。和高祖皇帝从平民开始，奋斗了几十年，终于拨乱反正相比，您从来没有见过亡国的苦难，从来没有体会过战场的艰险，忘记了高皇帝勤勉节俭的圣训，没有能力增加大汉的荣耀。既然一切荣华富贵都是白拣的，所以陛下就不知道珍惜，随随便便地把重大的职责交付给一些邪恶的小人，让他们像虎豹豺狼一样毒害国家，剥削百姓……陛下您又放任身边的权贵，允许他们把各地行政大员的官职授予自己的亲戚朋友，肆无忌惮地结党营私，像野猪和蟒蛇一样吞噬着帝国的财富。天灾无法使陛下的龙体感受到痛苦，地震也不影响您的吃喝玩乐……您名为天子，却不害怕上天的警示；您名为万民的君父，却不关怀他们的生计。更有甚者，您不断制造冤假错案，以妖言惑众为由，屠杀品行高尚的学者；又以图谋不轨为由，陷害开国元勋的后裔，导致死去的鬼魂在坟墓里哀号，活着的人在朝野上流泪。”最后，刘陶强烈要求，立即召朱穆和李膺进京，领导朝廷的工作。
表章呈上以后，刘陶就备好棺材，坐在家里等着宣判自己死刑的诏书。可是他白等了。一个月过去了，汉桓帝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和袁著相比，刘陶真是幸运。他心中明白：不惩罚就是鼓励。他在奏折里攻击的对象，名义上是汉桓帝，实际上是梁冀一党。汉桓帝虽然挨了痛骂，却反而保护刘陶，说明政治风向已经变了。此时，桓帝对老子所说的：“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谓天下王”，大概有了前所未有的深刻体会。
汉桓帝不仅不打算惩罚刘陶，而且也痛感民生问题的确有必要尽快解决。不久后有人建议，东汉通行的五铢钱重量太轻，面额太小，导致物价高昂，百姓贫困，所以应该改铸大钱。汉桓帝对此很感兴趣，让“四府”的幕僚和太学生们讨论这个经济改革方案。刘陶立即上表反对，桓帝就放弃了铸大钱的计划，又封刘陶为南阳郡顺阳县的县长。
刘陶无疑是东汉官场里的一个异类。他的几封奏折，生动地描述了东汉帝国在梁冀的统治之下，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土地撂荒日益普遍，帝国政府和大批平民走向破产的危急状况。如果东汉政府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马勉、公孙举这样的暴~动者只会越杀越多，而滕抚、段颎这样的镇压者却会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历时百余年的汉羌战争也必须尽快结束。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东汉帝国政权，汉桓帝需要更好的人才，更大的权力，以及更多的金钱。除了拿自己的大舅子梁冀开刀之外，他已别无选择。
仿佛是嫌自己倒台的过程还不够快，在永兴、永寿年间（公元153～157年），梁冀一伙表现得更加多疑和凶残。荆州刺史吴树、辽东太守侯猛、羽林中郎将耿承等大臣都因为公事得罪了梁冀，相继死于非命。刘陶能够逃脱梁冀的毒手，实在不可思议。除了汉桓帝的袒护以外，恐怕再无其它的解释。
延熹元年五月甲戌日（儒略历公元158年7月13日），东亚地区观测到日全食。传统上，中国人认为日食是重大天灾，有阴暗之物遮蔽太阳，通常说明君主被坏人蒙蔽了。日食发生时，全体朝廷官员都要戴着红色的头巾奔入皇宫，期待日食的尽快结束。日食之后，朝廷首要官员通常必须引咎辞职，皇帝还应当下大赦令。太史令陈授与小黄门徐璜于是联名上奏说，发生日食的责任只能由执政的大将军梁冀来负，他应该引咎辞职。梁冀听说后，便派人逮捕陈授，后者很快不明不白地死在监狱里。擅自杀害史官，注定了梁冀在史籍中遗臭万年的结局，汉桓帝闻报后更是勃然大怒，从此坚定了要严惩梁冀一伙的决心。
第二节梁家跌倒，袁家吃饱：官场失意的高额补偿
最狠莫过妇人心，为了长久把持朝政，梁冀的老婆孙寿居然鼓动老公刺杀皇帝的岳母、自己的舅妈！于是，自宫的袁赦派上了用场。梁冀终于倒在几个在厕所里密谋的太监手里。
汉桓帝开始论功行赏，奇怪的是，在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堤内损失堤外补，倍感失望的袁家开始打梁冀家产的主意，于是，100亿钱的资产只拍卖出了30亿。从此，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只能仰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东汉时期的洛阳是一座壮观的大都市，城墙内地表面积约9。5平方公里，可谓广阔。但是，其中大部分的地皮都被皇宫与达官显贵的豪宅占据着，再加上鳞次栉比的公共建筑，并没有给百姓留下多少生活的空间。洛阳所属的河南尹辖区在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共有居民101万，分为21县，洛阳是其中之一，而郊区人口又明显多于城区人口。也就是说，在这辉煌的东汉帝国首都里，城墙内的常住人口大概从未超过10万。当然，这些幸运的人大都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及其家属仆人。
毋庸置疑，洛阳城内的生活是相当昂贵的，而其中最贵的莫过于房地产。当时中国的货币经济还不发达，特别在经历过王莽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之后，东汉社会对金属货币的信任度很低，真正为民众看重的财产是粮食、布匹与不动产，粮食是最常使用的硬通货，可以称为“粮本位经济”。与其它城市一样，洛阳各地区的房价也大不相同，城墙内交通便捷、环境优雅的不动产增值速度很快，“求田问舍”是人们最热衷的话题之一。当然，这些富人的常住区域也是洛阳城内地价最贵的区域。
“延熹里”就是洛阳城内这样一块上风上水、寸土寸金的富人区。它的名字很特别，因为“延熹”正是汉桓帝的年号，共持续了10年（公元158～167年）。因为在延熹元年以前，没有文献提到过“延熹里”这个名字，所以它很可能是在延熹元年新建的居民小区，这也是汉朝人取名字无需避皇帝年号之讳的显例之一。而在延熹二年（公元159年），延熹里爆发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案，使这个小区千古留名。
在首批入住延熹里的业主之中，太监袁赦显得十分特别。作为袁汤安插在宫中的内线，他这些年来工作很卖力，颇受汉桓帝信赖，所以在短短几年内就晋升为中常侍。
袁赦的女邻居更加有趣。史书没有记载她的姓氏，只说她的名字叫“宣”。我们就叫她“宣女士”好了。宣女士结过两次婚，她的前夫邓香是东汉头号开国元勋邓禹的曾孙，但和袁赦一样，也是宦官。在被阉割之前，邓香与宣女士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议郎邴尊，幼女邓猛尚未出嫁，邓香就死了。此后，宣女士改嫁给孙寿的舅舅梁纪，所以他们一家便成了梁冀的亲戚，邓猛也就随继父之姓，改称“梁猛”。
多年以来，梁冀的妹妹梁皇后因为一直没有生育，渐渐失去了汉桓帝的宠爱，令梁冀、孙寿夫妇非常焦虑。为了巩固自身的地位，他们急于再嫁一个梁家女孩给汉桓帝，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在此时，宣女士带着小女儿梁猛到梁冀家玩，孙寿见梁猛生得标致，就把她带进宫中，介绍给汉桓帝。经过试婚，汉桓帝很满意，封梁猛为贵人。公元159年七月，梁皇后去世，汉桓帝决意立梁猛为皇后。这时，梁猛的姐夫议郎邴尊却上奏朝廷，追究历史，希望恢复梁猛的本姓“邓”。
邴尊的出身虽不可考，但他的姓“邴”却世间罕有，可以提供许多线索。“邴”字通“丙”，汉代文物上一般写作“邴”。西汉中叶，有个叫邴吉的官员参予拥立汉武帝的曾孙刘病已登上西汉皇位，是为汉宣帝。邴吉因功升任丞相，政绩备受世人好评，与萧何、曹参、魏相并称为“萧、曹、魏、邴”四大西汉贤相。西汉后期所有皇帝都是宣帝的后裔，邴家成员也常在朝廷为官，直至东汉不绝。如果邴尊是邴吉的后代，那么他倾向于邓家的立场也就不难理解了，更何况他本人就是邓家的女婿。
当朝皇后应该姓“梁”还是姓“邓”，关系着许多人的利益。邴尊的奏折还未传到桓帝手中，倒被梁冀先睹为快了。他和孙寿一商量，决心干脆将邴尊和宣女士一家灭口，铲除梁猛原姓“邓”的所有证据。东汉后期，随着中央皇权的动荡衰微，司法和治安机构显得日益无能，于是黑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许多达官显贵都私养刺客（又称“死士”，因为这一职业非常危险），以备不时之需。班固《汉书》所载西汉时期的刺杀案件不过10起，而范晔《后汉书》所载东汉时期的刺杀案件却不下30起，其中有4起都是梁家指使的。早在东汉初年，梁冀的高祖父梁统就曾经派刺客刺杀过辩士张玄。梁冀比起乃祖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邴尊就不幸成了梁家刺客剑下的最~后一个受~害者。
干掉邴尊之后，刺客又来到延熹里，打算刺杀宣女士。但这个小区规划独特，刺客要直接进宣女士家不易，只得从她的邻居——袁赦家的房顶上翻过去，结果不慎发出响声，被袁赦发觉。袁赦便跑到院子里击鼓，又召集家丁呐喊，宣女士有所察觉，刺杀行动失败。在袁赦的鼓动下，宣女士立即进宫，向汉桓帝哭诉。此案的过程显得有些诡异，真相显然只有报案人袁赦最清楚。但无论怎样，桓帝听信了岳母宣女士之言，决定立即对梁冀下手。
八月的一天，汉桓帝在厕所里召集几个太监开会。这种事在汉代的皇宫里并不罕见，汉武帝就喜欢在厕所里和大将军卫青讨论军政要事，因为那里不仅安静，而且便于保密。梁冀听说此事后做贼心虚，指使一个信得过的太监前去偷听，结果反被当场抓住。汉桓帝以此为由，宣布梁冀派人入宫行刺，意欲谋反，召集全体宦官、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官吏，命光禄勋袁盱调集麾下的禁卫军，与尚书令尹勋、司隶校尉张彪、黄门令具瑗等人去突袭梁冀的大将军府。汉桓帝自己则坐在宫中，一面盯着显示时间的沙漏，一面紧张地等待着政变进展的消息。
本来，梁冀也掌握着相当数量的禁卫军。他的亲戚梁淑担任卫尉，洛阳城外最精锐的“北军五校”之中，梁冀的亲戚占了三名校尉，如果能够及时动员起来，完全足以与袁盱的军队抗衡。然而事出突然，梁淑等人措手不及，全部束手就擒。北军将士和卫尉的部下见状，也都调转了矛头。天还没亮，光禄勋的军队便控制了全城。袁盱率部包围大将军府，然后宣读圣旨：革除梁冀的大将军职务，改封他为比景都乡侯，限即日去封地上任。比景县位于今越南中部的亚热带丛林地区，属交州管辖，当时被公认为东汉帝国境内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梁冀心中明白，只要一出府门，便不会再有好下场，就立即与妻子孙寿自杀身亡。
袁赦和袁盱都已经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现在该轮到洛阳令袁腾出场了。他的工作最安全，最轻松，也最有油水——抄家。袁腾抄梁家所得的地券、宝物等一律上市拍卖，共得30余亿钱，相当于东汉帝国政府的半年税收，桓帝为此免除了全国百姓下半年的税收。
其实，相对于梁氏家族执掌20余年朝政，一贯压榨豪强、盘剥百姓的历史来说，总家产只有30余亿钱，实在不能算多。西汉哀帝时，佞臣董贤受宠不过3年，倒台后政府拍卖其家产，共得43亿钱。就拿梁家前后出了3位皇后，6位贵人来说，仅她们的聘礼一项，依礼就至少应得8万4千斤黄金，约合8。4亿钱，加上彩礼肯定超过10亿钱；梁氏一门，公、卿、守、将等俸禄达“二千石”以上级别高官多达40余人，包括4位万户候，3位县侯，7位命妇，仅每年的合法收入就超过3亿钱。以梁冀的妻子孙寿为例，她每年至少从封地收入5千万钱。再加上历年的朝廷赏赐，无论如何低估，梁家的总资产都理应在50亿钱以上。如果再算上各项灰色收入，梁家的总资产恐怕不下100亿钱。可是到了袁腾手里，却只卖出了30余亿。看来，在这次拍卖过程中，袁家肯定当仁不让，贱卖贱买梁家资产，上下其手，大发了一笔横财。从此以后，像马融这样的旧贵族就得羡慕袁家的雄厚财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内，梁家和孙家的主要成员都被公开处死。包括太尉胡广、司徒韩縯、司空孙朗“三公”在内，在这次政变过程中态度不坚定的数百名官员或被免职，或被逮捕，整个东汉朝廷为之一空。空出来的位置总得有人填补，于是汉桓帝开始大肆封赏。八月壬午日圣旨下，立邓猛为皇后，封邓猛的4位兄弟为县侯，封单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等5名宦官为万户侯，尹勋为宜阳乡侯，仆射霍谞、尚书张敬等6名官员为亭侯，后来又加封侯览等8名宦官为乡侯。以往曾被梁党迫害、排挤的官员们如果还健在的话，大都很快得到了升迁：黄琼升太尉，祝恬升司徒，盛允升司空，陈蕃升大鸿胪，朱穆升尚书，杨秉升太常，李膺升河南尹，段颎升护羌校尉。
奇怪的是，在这一长串赏赐名单中，并没有任何袁家成员的名字。袁赦、袁盱、袁腾等人虽然在倒梁过程中立下大功，却既没有升官，也没有封侯。同样，司隶校尉张彪早在桓帝尚未登基之前，便对桓帝“有旧恩”，此次立下大功，不仅没有得到封赏，反而降职为南阳太守。这些看似奇怪的人事调动其实有规律可循，因为汉桓帝与其他东汉皇帝不同，吸取外戚梁冀专权的教训，重“义”轻“仁”，倾向于提拔没有家族背景、工作能力较强的基层官吏，而不是重用那些熟悉官场规矩的世家大族子弟。自梁冀垮台之后，终桓帝之世，“四姓小侯”与袁、杨、张等世官世禄的东汉政坛豪门都将与三公绝缘；反之，黄、祝、盛、虞、种、许等名不见经传的政坛小姓氏却相继登上了三公高位，这无疑也有助于桓帝加强自己的皇权。
新任公卿到京赴任后，桓帝一一接见，并请他们引荐贤才。陈蕃于是上疏，推举袁闳等人。袁闳乃袁彭之孙，就是袁汤和袁盱的侄孙，亦即袁成、袁逢、袁隗兄弟的堂侄，或袁绍、袁术兄弟的从兄。当年陈蕃之所以能够步入官场，与袁闳的推荐有很大关系。此次他向朝廷推荐袁闳，可算是投桃报李。桓帝征袁闳入朝，他却不肯来，也不再理睬陈蕃，甚至不和袁逢、袁隗兄弟等亲友来往，从此隐居遁世。
在消灭梁冀以后，汉桓帝对外朝官吏显然更加忌惮。从此之后，他就不再设置大将军一职，以便自己独掌朝政。为了同样的目的，他不仅重赏宦官，而且嫌尚书台和御史台的实力不够强，所以在公元159年又创建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秘书监，以便加强中朝。这样一来，外朝官员的权力比以往还要小，他们感到处处受制于人，难以施展抱负，自然会调转舆论的方向，把批评的炮火轰向曾经的盟友、现在的权力竞争者——宦官。
汉桓帝的确赋予了宦官空前的权力。经过八月壬午日的大封，5名宦官共得属民7万6千户，接近梁家鼎盛时的属民总和，几乎等于当时东汉帝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一夜飞入五侯家”，天下震动，称之为“五侯”。不久后，汉桓帝又封单超为车骑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和太尉的最高武职，过去从未授予过宦官。立即就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白马县令李云仿效刘陶，上书猛烈抨击说：
“自从高祖皇帝受天命建立汉朝以来，至今已经364年了，即将满一周365年之数，恐怕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包括：陈、项、虞、田、许，臣认为不应该让这五姓的人担任太傅、太尉等掌管兵权的重要官职。梁冀虽然持权专擅，毒害天下，但陛下杀他，就如同杀个家奴一般简单。而如今却为此赏赐谋臣上万户，高祖皇帝在天有灵，会作何感想？西北列将与羌胡苦战了几十年，却未受任何封赏，听到这样的消息，他们会不会起二心？如今官位错乱，小人得势，财货公行，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
这封信非常有趣。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五姓，没有提及袁姓，因为袁姓是陈姓的分支。原来，先秦中国古人的“姓氏”是分开的，一个“姓”包括好几个“氏”，表示该人祖先的出身。在社交场合，通常女子称“姓”，男子称“氏”。例如管仲的姓是“姬”，氏是“管”，所以称“管仲”，而不是“姬仲”。“袁”本是春秋时期陈国贵族的一个“氏”，陈国是虞舜之后，姓姚（或妫），其君主以“陈”为氏。袁氏既然是从陈氏分离出来的旁系，因此也就属于姚姓，随虞舜属土德、崇尚黄色。秦灭六国以后，礼崩乐坏，中国人的“姓”和“氏”从此不分，原来的“氏”全部被提高为“姓”。
李云指责汉桓帝滥封政变功臣上万户，也有他的道理。要知道，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后，只封了2位万户侯，就是曹参和张良。以萧何、陈平、周勃、灌婴、樊哙等人之大功，都只不过封了数千户而已。汉桓帝大封宦官，目的无非是加强中朝的力量，并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封赏之威权。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自然难以容忍。
按照古代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建议即便再有道理，如果说话的人身份不合适，照样会被视为胡言乱语，不可能被采纳，正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李云的这篇上书，就没有考虑到他自己的李姓在五行系统中的位置。按照《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姓属土德、崇尚黄色。而李云列举属土德、崇尚黄色的诸姓，故意没有提及李姓，还说什么“属土德、崇尚黄色的妖人会很快出现，对大汉不利”，在汉桓帝看来，居心叵测。同样的话，如果由火德诸姓，例如姓刘的来说，是忠心耿耿；而若由土德诸姓，例如姓李的来说，就很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更何况，李云最后还说：“陛下是否不想当皇帝了？”更是犯了大忌，这是他与刘陶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
于是，汉桓帝便下令将李云逮捕，让中常侍管霸审问。对于此后发生的事件，有二种截然不同的版本：《三国志•；钟繇华歆王朗传》说李云最终得到了赦免，此事轰动一时，后来魏明帝还曾就此向大臣王肃请教李云可以不死的原因，后者回答说：“李云的言论中确实缺乏逆顺的礼节，但从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尽心报国。皇帝的威权超过雷霆，处死一个匹夫，和杀一只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桓帝宽宥李云，可以显示自己能够接受切直的谏言，把自己的大度与高尚品德传布于天下。”《三国志•；文帝纪》又记载，公元220年，当曹丕篡汉时，太史丞许芝引前白马县令李云上事书说：“许昌气见于当涂高，当涂高者当昌于许。”看来这位李云一直活到了汉献帝在位时期，甚至连汉朝在公元196年迁都许昌都知道。而《后汉书》与《后汉纪》却记载，管霸虽然同情李云，但桓帝还是判处李云死刑。听说此事后，大鸿胪陈蕃、太常杨秉等大臣还联名上书，为李云说情。桓帝干脆就将这几名官员一并革职，但在几天后又把他们召了回来。最后，李云便悲惨地死在了监狱里。
在上述两种相互矛盾的记载之中，究竟何者可信，何者不可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有一件事可以肯定：自从孔子删《诗》、《书》，削《春秋》以来，绝大多数中国历史著作都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历史作家的笔下，美化或丑化一个人（即便他贵为皇帝），实在是太容易了。区区几百字，就可以把汉文帝和曹操扶上神坛，而把秦始皇和汉桓帝扔入地狱。




梦断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2）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操、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也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窃大郎所发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操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操最忌惮的人；曹操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奸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操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