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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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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雅雨还说，汪兆铭在京，定期谒见袁世凯，每次都是一个人，每次是暮夜，有时汪兆铭不去，袁世凯“必使人召之”。有一次他带在法国加入同盟会的外交部主事魏宸组去见袁世凯。出来后魏宸组怪汪兆铭：你想让我助袁世凯杀革命同志吗？汪辩解说：不是，我是想让你在外交部刺杀袁世凯，所以让你先熟悉他的样子。魏宸组推辞说：暗杀事不是我熟习的勾当。汪兆铭反驳道：不能暗杀，何言革命？——汪兆铭注目于暗杀，是无疑的了，而暗杀，无非也是制造恐怖气氛，帮袁世凯夺权而已。
雅雨，你这些消息也是从姓周的文案那里听来的吗？
不是，老袁的秘书张一麐告诉赵秉钧，赵又告诉华世奎，华告诉许朗轩，我是听朗轩说的。
怎么都是通过赵秉钧？
胡鄂公绝不怀疑白雅雨，他们一起在保定发起共和会，白雅雨对革命的热情与忠诚有口皆碑。不过，他对袁汪交往了解得如此清楚，消息又都是通过袁的警察总监赵秉钧传出来的，会不会这也是一种离间呢？
胡鄂公有此疑虑，只好安抚众人说：“老袁肯定是想借兆铭来杀革命同志，但兆铭是老革命党，我不相信兆铭会甘心为老袁利用。”白雅雨见如此说，也道：“我也不想兆铭甘心被老袁利用。不过事实……我们姑且这么说，再看看罢。”
十月十一日晚九时，汪兆铭突然召集在京同志，声明要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这次因为比较怀疑汪兆铭的白雅雨等人是共和会领袖，刚加入同盟会不久，不便阻拦，遂由众人推举汪兆铭为支部长。会后，胡鄂公等人归寓，汪兆铭却留下了一些人，说另有要事商议。
路上，孙谏声很不解：“同盟会支部已经成立，还有什么要事？”白雅雨冷笑道：“他肯定要成立暗杀团体，才好向老袁回报啊！”
过了一阵，被汪留下的人里有回来的，一问，果然，汪兆铭找了七个人，成立暗杀队，名额以二十人为限，他自己当队长。
有人非常气愤，认为汪兆铭是在分裂革命，提议另组共和会总部，与汪各行其是。胡鄂公劝他们说：同盟会创自孙中山先生，希望国人知革命先知团结，凡革命者，皆得为同盟会会员，这个组织不是汪兆铭一人能私有的。现在共和会、铁血会都已加入同盟会，大家还是统一名义为上。
话虽如此说，见解不同终究无法合作。汪兆铭再来过问这边的举动，胡鄂公等人也是敷衍而已，后来终于另行成立了天津暗杀团。京、津两个暗杀团各自为战。刺张怀芝、刺袁世凯、刺良弼，一系列的暗杀，确实很长革命党志气，但也让清廷更依赖袁世凯了。
【结拜】
12月14日，北方革命协会在天津成立，胡鄂公任会长。这个革命协会整合了同盟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京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京共和团、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十多个团体。北方革命协会的成立，用胡鄂公的话说，正是鉴于革命团体日益增多，“以汪兆铭任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部长故，咸不欲参加同盟会，然又不可不使之以尽其用也”。
会章第六条规定：“本协会一切经费，概由鄂军政府或其他军政府接济。”显然，胡鄂公能当选会长，跟他是鄂军代表不无关系。
可是他带来的一万元已经用完，买枪支还找人借了七千元。屡次去电武昌，也不见有回音。滦州起义官兵，自然不用发动费，但这关内外的会党可不能白手革命。
比如，振武社的丁开嶂表示，他们关内外有廿八路领袖，可以号令有枪会员上千人前往滦州，接应起义。那都是些绿林豪杰，旅费安家费总是要的，胡鄂公问丁开嶂，每人要多少钱？
至少得一百吧。
那么，总数就是十万。哪儿来钱？
胡鄂公叹口气。那就分期分批吧，每次来五十人，先把一二两期的款子凑出来。
现在只要一万元，但也不那么易筹。再加上汪兆铭到处宣扬，说南北议和期间，如果革命党举事，就算背盟，不仅道义上有亏，也于革命事业不利。按汪兆铭的意见，议和是当前惟此惟大之事，袁世凯之利，即革命党之利，因此切不可起义举事，阻挠和议者，倒是可以暗杀对待之。这段时间，汪兆铭来往京沪之间，调停折冲，风光得很。
北方革命党人，无兵无饷，加上心态动摇，12月18日，直隶任丘五百人起义，北京、天津、保定、通州、石家庄无一响应，坐视任丘举事失败。
南京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决定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纪元。胡鄂公虽在天津，也看到了这个消息，他马上决定，从民国元年元旦开始，所有纪事、通告、文牍都改用阳历，不再用大清朝的旧历法。
12月27日晚上，胡鄂公都睡下了，被两位北京来的同志叫醒。事情不好了！
据他们说，孙中山于12月25日抵上海，袁世凯顿觉唐绍仪在上海的谈判难以胜任，打算派汪兆铭南下周旋，于是派长子克定去找汪兆铭。
他们描述的场面非常戏剧化：
“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预设盛筵以俟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四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向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兆铭与克定结拜异姓兄弟？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昨晚。
怎么知道得这么快？
嗯……是程克听赵秉钧说的。（又是赵秉钧？）
正说着，白雅雨来了，他报告说：汪兆铭今天已经出发往上海了，你说，这还不是谄附老袁，破坏革命？
众人连夜计议，汪兆铭南下，肯定会宣扬北方同志均遵守和议约定，可是现在孙中山先生已经归国，正应放弃议和，实现“南响北应”的既定策略，我们北方同志的意见，可不能由汪兆铭代表！
次日，北方革命协会在英租界小白楼开会。与会众人痛切陈述近日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迫害，个个义愤填膺，尤其以王钟声之死，最让全场震恸。
王钟声是清末名闻天下的新剧家，利用新剧宣传革命，报章屡屡报道，他所到之处，观众为之疯魔。年初王钟声在北京被捕，由京师警察厅递解回浙江上虞原籍看管。武昌事变后，他从家乡逃到上海，参加攻打制造局，上海独立后出任都督府参谋长。11月，王钟声又潜入熟门熟路的天津策划举事。12月2日，被直隶总督陈夔龙派警察逮捕。12月3日，天津镇总兵张怀芝将王钟声枪决。此事一出，津门哗然。直隶总督衙门告示称王钟声系“不安分之匪棍”，可是并无犯罪事迹，而且为什么被捕后不交审判厅，而由公认最黑暗的营务处枪决？据说王钟声曾质问军法官：九月九日上谕，大开党禁，非犯法不得擅自逮捕，我是革命党，你们又能把我怎么样？总督陈夔龙也感为难，直接请示朝廷办法。袁世凯为首的内阁批了“尽法惩治”四个字，王钟声遂死。
胡鄂公对众人说，王钟声死后，他也曾责问汪兆铭：停战期间，擅捕擅杀党人，难道不是袁世凯背信弃约？汪兆铭居然回答：王钟声吗？他不过是一名无行的伶人，或者是因为干犯租界法令被捕，与革命何干？
又有人说，王钟声被捕之日，汪兆铭由天津早车赴北京，据云是应袁世凯之召，难保他跟王钟声之事无关。
越说越激动，越说越生气，暗杀团团长孙谏声带头大哭，全场哭声一片。在哭声中，拟好了致南京孙文先生的电报，请他“制止各省代表与袁世凯中途议和，领导各省军民同志，扫平伪满，肃清官僚，建立真正共和政体，以贯彻全国彻底革命初旨”。
电报交出拍发的第二天，丁开嶂从滦州来津。他说，关内外带枪同志前两期一百人已经抵达滦州。他同时带来了王、张、施三位滦州军营长的快电，邀请天津革命同志往滦州指导革命。
那我去吧。白雅雨决然地说。
就在这一天，滦州全体官兵通电主张共和。辛亥年北方最惨烈、最震撼的一场起义，就在眼前。
“完成革命”
【拿破仑的字典】
这一天，有三种算法。
在那些北京或天津卫的本分商民口里，帐簿中，皇历上，今天还是“宣统三年辛亥十一月十二日”；那些剪掉了辫子的留学生，那些潜伏在租界里的革命党，他们更喜欢将今天写成“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不过，他们应该也收听到了南方的决定，这是西历的1910年12月31日，是中华民国成立的前一天，是满清入主中国的最后一日。
凌晨。天津。小白楼。
天一亮，白雅雨便将登上老龙头开始的火车，奔赴滦州。起义日期订在后天。
南北双方已经达成协议，择日召开国民会议。江苏、安徽、湖北、江西、湖南、山西、陕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的代表，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直隶、山东、河南、东三省、甘肃、新疆，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这大致是双方的控制范围。
眼看一个联合立宪国家即将诞生，但在清政府控制的腹地，一群人还孜孜不倦地谋划着暴动。
白雅雨眼睛紧盯着胡鄂公：“你看，滦州一旦独立，战守之势如何？”
胡鄂公沉吟了半晌，答说：“很难说啊……滦州南邻京奉铁路，一马平川，并无山河关隘可以固守，北京、天津、辽宁、奉天之敌，朝发而夕至。到时四面受敌，说战，无可战之地，说守，又无可守之资。这是一可虑。
“施、王、张三营，可战之士，不过千把人，尤其上两次你们从滦州回来，都说张建功心存观望，并未倾心革命。一旦大敌来犯，再有内叛，必然战守两难。这是二可虑。
“滦州新军不稳，朝廷和袁世凯又不是不知道，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协统蓝天蔚被罢免，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刺杀，说明他们一直防备滦州新军倒戈，之所以迟迟没有讨伐，只是因为朝廷已经将滦州新军分割驻守，又有岳兆麟、王怀庆等人牵制，他们认为滦州已不成气候。敌人防备在先，这是三可虑。有此三虑，所以，很难说啊。”
“那么，还有什么办法吗？”
“唔……只有避实就虚……”
“说说看！”
“滦州不可战，我惟有在独立之前，将昌黎、雷庄一带的铁路掘断，将滦河上的桥毁掉，阻止敌军来犯。滦州不可守，我唯有在独立之后，引军北撤，直到长城，利用长城的有利地势与敌军迂回作战，等待北京、天津、通州的形势变化，再作策应。这就是避实就虚的法子。”
白雅雨笑了：“也就是说，独立完就撤，躲着清军，以待时变……鄂公，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可以，而且算是上策。要是我这么做，旁人将笑我滦州义军为无胆无勇之辈……北方的革命力量本来就薄弱，这一来，还能唤起民众投身革命吗？”
白雅雨虽然笑着，两眼却炯炯放光。胡鄂公知道他已经下了决心。武昌事变后，他俩一起在津倡议成立共和会，众人都说京津革命党人少力薄，响应武昌颇有难度，白雅雨毅然说“拿破仑字典里无难字，吾人不可不起任北方之责”。共和会成立之后，白雅雨立即打发妻儿南归（他是江苏南通人），他独自一人留在北方奔走革命。
胡鄂公说的那些可虑，白雅雨岂能不知？滦州新军自吴禄贞死、张绍曾走之后，势力薄弱，内外忧困，单独起事前途堪忧。共和会一直在联络曹州的会党，已经召集了数百人，又百计筹集了一千多元发饷，再加上静海同志发起的民团，三方同时发难。
依白雅雨的计划，滦州新军有铁路优势，举义后直赴天津，与曹州会党、静海民团联合举事，占领天津。天津有租界，有洋人，清廷投鼠忌器，比弹丸之地的滦州更易坚守，同时通知南军速由海路北上，攻占山海关，拦住京奉线，瓮中捉鳖——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早已替革命党证明：津沽一失，北京无险可据。
而天津，革命党人经营已久，早在张绍曾上奏十二条之时，革命党人王葆真等人就与天津的日本、美国领事达成协议，不干涉革命军的行动，顺直谘议局议长阎凤阁等人也很支持天津独立，并承诺若张绍曾率部在天津组织政府，顺直谘议局将完全担任筹拨军饷，按时供应。
张绍曾去职后，情况当然变化很大。但白雅雨认为按步骤行事，未尝不可以一搏。未料突然接到通知，滦州新军自行确定十一月十二日举事，反而令白雅雨措手不及。不过事已至此，白雅雨决定往滦州，与新军兄弟共存亡。
谁也劝不住他，因为“拿破仑字典中无难字”。
【喋血滦州】
1911年1月1日清晨，胡鄂公送另两位同志孙谏声、陈涛去滦州。昨夜，他们欢饮达旦，载歌载舞，既为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在即，也为去滦州的同志壮行——今日的滦州已成死地，肯去的人并不多。
临行之时，胡鄂公还是把他对白雅雨说过的话，又对孙谏声他们说了一遍。他的意思很明白：滦州不能战亦不能守，不如避清军锋锐而守时待变。“大局如斯，滦州之事，无关革命之得失。”他希望他们能劝服白雅雨，保留义军的有生力量。
1月2日，他听到了滦州独立的消息。三个营长的职务分别是：王金铭滦军都督，张建功副都督，施从云为滦军总司令。白雅雨是参谋部长兼外交部长，孙谏声则是军务部长兼理财部长。
同时，他也听到了不好的消息，驻扎良王庄的李国靖营接到命令，十个小时内全营开拔，调防马厂——那里是清军驻防重地，无法起事。
1月3日，胡鄂公带了两位同志自天津赴秦皇岛联络。但他放心不下滦州，打算中途在滦州下车待一天，再好好与滦军首领与白雅雨计议一下，不可逞血气之勇，还是避至长城，做长期打算。
这几天都是通宵达旦，胡鄂公实在是太困了。他一上车就睡着了，但没忘了吩咐随行同志：到滦州叫我一起下车啊。
醒来却听见“呜……”汽笛响，觉得不对，睁开眼一看，火车正在缓缓离开滦州车站。他横眼看另外两个人：“不是在滦州一起下吗？”
那两人迷迷糊糊，如梦方醒：啊？这是滦州吗？我们，我们头一次坐津奉车，这里就是滦州啊？
算了算了，秦皇岛离滦州也很近，明天我们再坐车回来。
明天，到秦皇岛车站买往滦州的票，售票员说，运兵繁忙，全路今天起停止卖客票。听了这个消息，胡鄂公心里亦喜亦忧。滦州是去不了，但如果滦州那边能用己之计，毁路拆桥，或许可以拖延敌军于一时。
可是站里人说，沿路各站电报电话，都报告照常通行。
完了，滦州不行了。
胡鄂公在秦皇岛车站跌足长叹之时，滦州义军正在滦州车站誓师西进，打算进逼天津。都督王金铭正要下令各营登车，车站掩护队押来了一个农民。王金铭定睛一看，这不是第三营督队官李得胜么？可是，他怎么穿着一身破棉袄，脸上还抹了煤黑？
李得胜的布袋有撕碎的信纸，一看就知道，写的都是滦州的军情，收信人，是通永镇总兵王怀庆。
奸细！王金铭不屑地说。李得胜是第三营张建功手下的人，王金铭不便擅自处分，吩咐将他送给张副都督处治。
李得胜一送过去，张建功就叛了。
张建功头天就做了准备，他借口义军驻扎的北关师范学校地方不够，第三营移入滦州城内驻营，第二天再会合西进。一接到李得胜被捕的消息，张建功立即下令：关闭城门，向一二营开火！
城内城外，乒乒乓乓打了三个多钟点。王金铭、施从云与白雅雨商量，这样自相残杀下去徒误时机，不如集合余部照计划进击天津。于是剩下的七百余人登车出发。
开行一个多钟点后，车停了，铁路被拆断，墨黑的夜里，两翼埋伏的敌军蜂涌而出。这里是雷庄东八里的地方，滦军主力覆灭于斯。
滦州城内，张建功连夜大搜党人，留守军政府的军务部长孙谏声于1月5日晨被杀。叛军挖出了他的心肝，将尸体丢在城门下示众。
白雅雨从雷庄战场逃了出去，打算潜回天津再谋举事。第二天，他在一座古庙被王怀庆的淮军捕获。
四十四岁的白雅雨，公开身份是天津北洋法政学堂兼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地理学教授。他被捕后，北洋法政学堂监督急请直隶总督陈夔龙营救，称白雅雨是往滦州考察地理。但白雅雨面对王怀庆，坦承了他是革命军参谋长。
临刑之时，刽子手踢他的膝弯，要他跪下，他不肯跪。行刑军士已经红了眼，他们切下了他的一条腿。
白雅雨倒在地上，大声呼喊：“同胞！共和殊大好！不然，吾岂失心者？若男又当如此！”雅雨是他的字，他本名叫白毓昆，同志敌人中，认得“毓”字的不多，很多时候都写成“白玉昆”，连杀头的纸令箭上，也是写着“白玉昆”。
1912年4月，北洋法政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两校举行白雅雨先生追悼会，有人把流传的白雅雨绝命诗谱成了曲，几百条年轻的喉咙唱了起来：“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革命当流血，成功总在天。身同草木朽，魂随日月旋。耿耿此心志，仰望白云间……”
1913年，北洋法政学堂学生创办《言治》杂志，第一期就刊登了《白烈士雅雨先生传略》。四年后，《言治》编辑部一位副主任乘火车经过雷庄，在日记中写道：“余推窗北望，但见邱山起伏，晓雾迷蒙，山田叠翠，状若缀锦，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他日崇德纪功，应于此处建一祠宇或数铜像以表彰之。然国人素性，但知趋附生存之伟人，不欲崇礼死去之英雄，斯等事又何敢望哉！”
滦州起义，发生在南北议和开谈之后，发生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白雅雨遇难之日，孙中山咨复参议院，拟组织六路军北伐，会师北京。反对的人很多。南北统一之后，滦州起义就更少人提及了，也许在许多人心中，那是无效的暴力。数年之后，大概也只有白雅雨的学生，才会经过滦州时想起他们吧？
这位记得白雅雨的学生，名叫李钊。我们现在习惯叫他李大钊。
【天津的时差】
隔壁院子的钟突然当当地敲了起来，一、二、三、四……十二下！
木厂里偃卧的两个人，已经快冻僵了，刚过完中国的腊八节，北方深夜的寒风吹得人从肉冷到骨头里。他们在这里已经呆了有快两个钟头了。
一个人伸手拍拍另一人的肩头，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另一个人挣扎着从怀里掏出一只夜光怀表，看了看，也用日语说：“时间到了！”
他们用身体互相挡着寒风，划着了火柴，点燃两根引线，那是两颗信号炸弹，钢壳，一颗六磅，一颗十二磅。
轰地一声！一具人体飞到了半空！
又是轰地一声！火光耀亮了天津的夜空。
天津起义失败。
为什么要派一位日本同志去施放信号弹？是因为外国人万一碰到宵禁查验容易脱身？是谷村自告奋勇？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
总之是定了由谷村去放信号弹，民国元年元月29日夜十二点。一声炮响，埋伏好的九路义军，以进攻直隶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同时攻占巡警道署、督练公所及电报电话等通讯机关、桥梁、铁路道口等，一部分清军及巡警经过策动在起义后可以响应；在攻占督署之后，立即宣布成立津军都督府。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胡鄂公希望有一位通日语的同志与谷村一道去，便于沟通，互相照应。派得出的人手里一时没有这样的人才。参谋部长、代理津军都督白逾桓推荐《国风日报》的日文翻译王一民。
胡鄂公说：此事关系重大，不是沉着审慎的人可办不了……
没事，他是我的学生，我很熟。
现在这个伏在桌上哀哀痛哭的人，不就是老师非常信得过的学生吗？
29日的夜晚是那么的寒冷，愁云惨淡，欲雪未雪。谷村说：我们先去喝一杯吧，反正宵禁了，在路上走很危险。于是我们就喝了……很多杯，谷村说，一会儿要在雪地里趴着，多喝些酒，可以御寒……
后来觉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一起去了三岔口的那间木厂，趴在木架下等。天真是太冷了，我裹在棉袄里，迷迷糊糊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快睡着了，谷村把我推醒，说不能睡，会冻僵的。
后来隔壁院子的钟响了……谷村来不及跑开，被炸飞了，我就看着他分成了几块，洒在木厂的雪地上……
我听到钟响，谷村看了表，可是我们都弄错了，才十点……我们提前了两个钟点放炮……
白逾桓冲过去。一个耳光，又一个耳光……你是把诸位同志的性命当做儿戏吗？提前两个钟头，能犯这样的错误吗？混蛋！
王一民根本不敢躲，一边挨耳光，一边哭。白逾桓一边打他，一边哭。
半个多月前，1月11日，胡鄂公去沪军都督府见了陈其美。陈其美告诉他：南北议和停滞，孙大总统正在筹划北伐，需要北方的响应。滦州失败，北方革命还能继起推动吗？
我们在京津保通一带联络的军队官兵，多于滦州十倍，只是……没有发动费，很难举事。
大约需要多少？
二十万足够了。
这点小数目，不难办。你到南京，请大总统拨给你。此前武汉黎都督汇了三万元到上海，指名给你。我不知道你在天津的地址，寄给汪兆铭代转了。
两天后，胡鄂公在南京见到了孙文。大总统果然直接让陆军部拨付了二十万元，并叮嘱说：北方革命运动，固重于目前一切也。
1月15日，胡鄂公登上了北上的轮船，就在这天，发生了通州之变。
【谁杀了蔡德辰？】
辛亥年，北六省中，通州也是革命党争取的重点。那里有一个华北协和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由华北美国公理会、长老会和英国伦敦会三个教会联合设立，主要招收三个教会在直隶、山东、山西各城乡村镇的小学堂毕业生。学校管理者都来自教会，对于学生的排满思想，不奖励，也不禁止。
他们的学长，如费起鹤、孔祥熙，都参加了南方的革命，后来加入了南京临时政府。北京、天津的革命党人，对学校的影响也很大。除了旗人学生，大部分学生都同情革命。
新军张绍曾、吴禄贞兵变事败，协和书院的师生认为最大原因是他们的驻军分别在滦州和石家庄，离北京太远，不能一举成事，坐失良机。于是他们打算去运动驻通州的毅军。通州离北京只有四十里，有人说，“简直可以唱一出《温酒斩华雄》”！
毅军驻地距协和书院只有四里地，双方平日颇有交谊。协和书院的四川籍学生杨学羔回忆，毅军头领，古北口提督兼武卫左军总统姜桂题“年逾七十，对于学生的一切活动，尤其是体育技术竞赛，颇感兴趣。书院每年举行春秋两季运动会，或圣诞节等其它典礼（有各项节目）时，都必邀请姜桂题及他部下官兵到场参观。书院准备茶点，师生亲自招待。他们也携带奖品等，亲自发给成绩优良的学生。姜营无论举行任何庆祝典礼，如有节目表演，也必邀请书院师生前往参观……有一次姜桂题赠送书院师生安庆胡家酱园酱小菜，先生每人两小篓，学生每人一小篓。某营统领持赠著名土产，用红丝线扎成菊花朵式的黄山云雾茶，先生每人四朵，学生每人两朵。”（《华北协和书院师生的革命运动》）
有这种军民鱼水情的关系，运动起义确也不是异想天开的事。协和书院师生在总代表蔡德辰带领下，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居然将毅军七个营中的四个营说动了，其中还包括姜桂题的亲侄儿和亲外甥。起义计划是：十月初一（11月21日），四个营发动事变，逼迫姜桂题起义，然后进军北京，威逼清廷逊位。
毅军四营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先发两个月饷。协和书院方面致电武昌军政府，军政府回电答允，称九月底一定将饷发到。
谁知道九月武昌战事吃紧，根本筹不出饷来，而且全国那么多地方求援，哪能顾得到小小的通州？协和书院派出了代表往武昌催款，仍拿不到钱。只好跟毅军打商量，延期到十月初七，还是没有，再商量再延，十月十五日总行吧。
还是没有。毅军有些军官不干了：“俗话说：事不过三，三次改期，姥姥！简直是个骗局，逗我们玩呢？”就有人向姜桂题告密。姜桂题立即派兵搜查，协和书院总代表蔡德辰、四位营统领，还有姜桂题的侄子与外甥都被逮捕。
姜桂题都快气疯了。他平时见到协和书院院长美国人高厚德，不仅是客气，甚或有些畏惧，现下也顾不得了，把高厚德找来劈头盖脸一顿大骂：
“我以为你洋人来中国传教是劝导中国人民为善，安分守己的；办学是为中国培养维新人才的。因此，我对你们洋人，一向恭敬，殊不知你们不识抬举，反而教人民仗势欺人，为非作歹，教学生闹革命造反，叛逆皇上，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情！你们书院的师生运动我的部下造反，要推倒朝廷，闹得我的脑袋快保不住了，真的可恶！你要负责任，请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高厚德也吓坏了，好半天才说：“军门大人，我实在负不起这个责任。”姜桂题说：“那么我们分别负责。军队的事情我来办理。你的学生，如果交给你，你能保证他们不再闹革命吗？”高厚德要求先看姜桂题捕人时搜到的名单。
姜桂题又火了：“你要看名单？看了名单，你的书院还办不办？我的军队还带不带？这名单我都不敢看，你敢看吗？”取出名单，打开洋火炉的门，竟丢进去烧掉了。
高厚德默然无语。姜桂题又问他能不能保证学生不再闹革命。高厚德表示不能保证。于是，姜桂题要求他三日后解散书院，将学生派遣回籍交家长严加管束。
当夜，姜桂题枪杀蔡德辰，同时被杀的还有他的侄子、外甥及一名营统领。但是，这件事姜桂题始终没有报告朝廷。协和书院草草为蔡德辰办了丧事，就于阴历十月二十一日（1911年12月11日）解散了。
以上是书院学生杨学羔的回忆。
可是，在北方革命领导人胡鄂公笔下，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滦州起义前三天，也就是1911年12月30日，北方革命协会天津总部派出同志到通州联络。这时候，共和会通州支部部长蔡德辰不仅还活着，而且仍在联系通州毅军。他们计划于1月12日发难，于午夜发动毅军向北京进攻，与南苑的另一支毅军会合于永定门，再直趋东城外交部以包围内阁官署。而西直门外禁卫军第四标则由西直门攻向西华门，那里会有“车夫千人”与他们共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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