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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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所有人的意料，10月22日清晨，湖南新军与武昌的新军兄弟一样，觉得等下去反正也是死，不如搏一搏。他们每人只分得两颗子弹，一鼓作气地冲进城去，居然就将长沙光复了。

听说新军进城的消息，焦达峰带着陈作新等同盟会人马，冲进了谘议局。在立宪党人的叙述中，因为时间太早，又没有预先通知，本来预定光复后召开的军商学绅各界大会，根本无人到场。偌大的谘议局，只有同盟会湖南分会的会员二十余人。焦达峰开口便说：“我是孙文派来的，孙文把湖南的事情交给了我。”

于是同盟会员们讨论，认为焦达峰在湖南搞革命，最先也最久，宜当都督；这次举义，全凭新军奋勇，巡防营不抵抗，陈作新居间联络，功劳最大，宜为副都督。计议已定，拿红纸写好贴在谘议局墙上，焦达峰就穿上清军协统的制服，开始处决公事了。

革命党人推选都督的理由，也可以说得过去。但是莫要忘了湖南绅权之重，久在人心。焦达峰署名的文告一贴上街，长沙市民个个都像黎元洪那样，惊诧莫名。随后赶到的绅士们更是怒火中烧，绅士代表常治当着革命党人的面高喊：“这个都督是临时的！”陆军小学校校长夏国桢，更是直接带领全校学生前往谘议局抗议质问，甚至刚刚反正的新军中，也传出了哗变的流言。

谭延辏�平息了这场争议。他说：眼下只有一二省举义，民军才刚刚萌芽，“此非争都督之时”。有此一说，立宪党人才不再闹了。不过，祸苗已经种下，总是会发出来的。

【乱象与密谋】

10月28日，长沙光复后第七天，新军第九镇马标队官戴凤翔接到刚从益阳调来长沙接防的五十标营长梅馨、统带余钦翼的请帖，请他次日下午五时到徐长兴饭馆吃饭。

戴凤翔次日下午到地方一看，在座的有八九人，除了戴凤翔自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的之外，余人都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当时的风气，留学生趾高气扬，自成群体，看内地学生不起，戴凤翔在座，估计跟他在马标任职有关——在座的人都是营长以上的职务，但没有马标的军官。

席间，自然就说起光复后的长沙局势，有人便大骂焦达峰、陈作新两位都督乱用人，乱用钱，说亲眼得见，一个青年人跑去找焦达峰要官，焦达峰问他：你会做什么，他说“我会写字”，焦达峰就说“你去当书记吧！”青年人走出去，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大捆空白带子，他就拿了一条，自己写上“三等书记官”，挂在身上，招摇过市，不过很快他便发现，其他人的带子上都写着“一等书记官”、“二等书记官”，不禁后悔自己胆子太小了。

又有人说，湘乡人吴连宾，曾在家乡发动会党，此时跑到都督府对焦、陈说：“我这回是有大功的呀！我要招一标人。”焦达峰也没敢跟他还价，给了他一条白带子，上面写了“某标标统”，又批了两万元给他。谁知道吴连宾第二日又跑去领钱。军需官只好说：“标统，你昨天刚领几万块钱去，今天又来了，你也要有个细账才行。”吴就拍着桌子大喊：“我大人做大事，有个什么细账嘞！”

其他笑话就更多啦。任何一名士兵，不管你是新军、巡防营还是会党，只要你参加了长沙光复，跑去都督府一说，立刻就能得一条连长、排长的白带子。有了白带子，人人都自觉是军官了，跑到藩城堤荒货店去买指挥刀，把荒货店的库存抢购一空。而今满街都是指挥刀，铿锵作响。

三年后长沙《公言》杂志刊出一部小说叫《潭州梦》，即写衡阳人潘五到长沙考中学未被录取，适逢光复，于是冒充新党混入抚台衙门，交游日广，居然混成一稽查，然后借禁烟为名四处勒索。小说写到当时省城各色人等混杂，“他们到底是革命党还是匪呢，这个界说就很难说了”。1924年出版的《辛壬春秋》中也有记载：

〖时都督印信未刊，辄取草纸一方，上书都督焦令某为某官，下钤四正小印。四正者罡字，洪江会暗号也。日委署十数人，凡城内庙宇、公廨、旅邸，皆高悬旗帜招兵。流氓、乞丐、车轿担役均入伍。无军械戎装，胸前拖长带，高髻绒球，谓是汉官威仪。〗

这些江湖作派，正应了黄澹�等绅士对焦达峰之流的第一印象“不伦不类”。如此一来，长沙市民对革命党的印象，只有比谘议局那帮立宪党人更坏。（当然那时没人会想到，焦达峰下令大招兵，招来的列兵中有一位毛润之，拿着每月七块大洋的津贴，每天给其他士兵讲报上的新闻与道理，被同袍们称为“报癖”。）

绅士们对焦达峰最大的用人不满，在于他任命冯廉直为南路统领。冯是洪江会头目，1906年参加浏醴暴动被捕，在狱中待三年，出狱后，招三百人，任标统，驻湘潭。在同盟会方面看，冯廉直是矢志革命的功臣，但在士绅集团眼里，他只是一名“积盗”，而今得了势，在湘潭招兵买马，追杀宿仇，湘潭的县知事联合绅士向长沙求救。谭延辏�拿着求救电报去指责焦达峰，焦达峰根本不承认这些指控。于是又有流言，说焦都督也是冯廉直一伙的，本名叫“姜旦宅”，冒充革命党人来长沙夺权。

众军官越说越激动，都说这样下去，湖南会糟蹋在焦、陈手里，要想个办法才好。梅馨脱口而出：“杀了这王八蛋不就得了！”据说梅馨到长沙后，去见过焦达峰，要求升为旅长，被拒。

戴凤翔不同意这么干，他说：焦、陈只是资望不太够，一个是会党，一个是排长（他认为如果焦、陈是留日士官生或军校出身，就不会遭到军官们反对），当时举他们为都督，就有人说是临时的，是个“烂斗笠”（下雨时临时戴戴的），现在干得不好，叫他们走就是，不必杀人。

话没说完，梅馨一个巴掌拍在桌上：“你真是妇人之仁，若叫他走，反倒留个后患，以后枝节横生！”旁边人也说“杀了倒爽快”。

戴凤翔知道自己挽回不了这个决定，就暗自打算，想给焦、陈报个信，劝他们走路。陈作新被新军开除后，曾在罗汉庄体育学堂教过一年书，戴凤翔正好在那里念书，冲着师生之谊，也应该尽尽人事。

10月30日早饭后，戴凤翔跑去都督府，陈作新已经外出，问几时回来，答“不晓得”，又去找焦都督，只见大清早的，室内围绕着三四十人，要官的，要钱的，办事的，诉冤的，喧闹不堪。戴凤翔根本挤不进去，他只好叹一口气，知道事已无救。

梅馨等人敢策划杀焦陈二都督，也是因为戴凤翔接到邀请的28日，湖南独立第一协第二、第四两营出发援鄂，新军同盟会系的士兵几乎全体在内。而接防的五十标中，正有不少人是头颅还悬在城楼上的黄忠浩的拥护者与同情者，公仇私恨，一齐来了。

【一日杀二烈士】

10月31日，焦达峰在谘议局召开军政商学各界大会，宣布了《都督府组织法》。谭延辏У毕�辞参议院、军政部各职，拂袖而去。

10月22日焦达峰就任都督，绅士们虽然没有明争，但10月23日，他们便在谘议局的基础上，成立参议院，以谭延辏�为院长。参议院的宗旨是“模仿英国立宪精神，而防专制独裁之弊”，中心规则是军政府都督的命令，如募兵、给饷，任免官吏将校，要经参议院“许可盖印”方能生效。

这一举措当然令同盟会员大为不满。同盟会自孙文以下，都是主张首领集权的，怎么容得英国式的议院横插一杠子？刚从上海归来的谭人凤，本来就顾忌湖南绅权特重，见此情形，不免高呼：“参议院要夺都督的权，不行，不行！他们胡作乱为，应即先行取消参议院。”更有人主张，不仅要撤消参议院，还应当对参议院及在职人员“大兴杀戮”，他们提出了一个名单，上面有二三十人，要焦达峰即刻动手。

焦达峰这个人，江湖气很重，血性冲动，然而耳根子又颇软。辛亥之前，他曾因为力主在湖南用会党形式发动革命，与谭人凤大吵一架；长沙光复，他又提出过杀尽满人，没收满人资产以供革命之需，经人劝解始息；光复有人提议从藩库或银行中提取巨款以酬功臣，焦达峰初时坚决不同意，党人会议后，又从银行提出数万两，贻人乱用钱之讥。

而今有人提出杀尽参议院职员，焦达峰一开始也非常愤怒，有实行之意。后经人劝解，称“我辈革命，必须网罗人才，共策进行，今单上所列，皆为湖南知名之士，若被杀戮，何以收服人心”？焦达峰亦觉有理，放弃了该计划。

虽然不必杀人，但反击是必须的。军政府在谭人凤主持下通过了这部《都督府组织法》，要将军事、行政、理财、司法收归都督执掌总之。不言而喻，这道法案几乎是在逼立宪党人摊牌。

翻盘或引退，机会都已错失。死神正在向都督府逼进。

10月31日的上午，逼走了谭延辏В�同盟会认为自己方面取得了胜利，簇拥着焦、陈回都督府商议第二批军队援鄂事宜。

突然有人来报，长沙北门外和丰火柴公司发生挤兑风潮，要求都督府前往弹压。陈作新闻讯，立刻单骑出府，往北门驰去。

陈作新离去未久，砰地一声，都督府大门被推开，一队兵士一拥而入，口里喊着：发饷！发饷！见都督！见都督！

他们一路冲了进来。都督府的防卫起初并非如此松懈，也是有人建议焦达峰：革命初成，宜多与各方同志保持密切接触，切不可警卫森严，阻断言路。焦达峰也听从了这一建议。

同盟会员曾杰突然冲进办公室：“都督！陈都督在北门中伏，已经殉难！您赶紧避一避吧！”

据国民党人后来著的《焦达峰传》说，焦都督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大义凛然地说道：“往哪儿避？我为种族革命，凡我族类而附义者，不问其曾为官僚，抑为绅士，我皆能容之。现在谘议局这帮绅董，煽动黄忠浩的残部造反，已经杀了副都督，又要来杀我。悔不用谭石屏（谭人凤）之言，先除掉他们！今日之难，我一身受之，莫让他们残害湘民，革命终当成功！”说着昂然走向大堂，两旁签押房枪声齐响，焦达峰就倒在照墙的石狮子下，临死，还一直目注着大堂前的民国旗帜（应该是铁血十八星旗）。

此刻，离长沙光复才刚刚十天。

陈作新的头被砍下来，悬街示众。当晚，有人看见谭延辏А吧泶├恫汲ど溃�面色惨白，神志惊慌地被人用藤椅从后门抬进了督军府”。谭延辏Х锤瓷昝魉�不愿当都督，但是梅馨等人派士兵在长沙城中各处，高举“焦陈正副都督伏诛，公举谭延辏�为湖南都督”的高脚木牌，而且贴出布告，声明“所有都督重任，谭绅组安施为。居民毋得惊恐，照常公共图维”。

梅馨等人的行动，有没有得到谭延辏У氖谝猓扛鞣秸�论不已。谭人凤认为即使谭延辏�事前不知，当上都督后却不惩处凶手，反而提升梅馨为第二协协统，即与杀人凶手无异。章太炎甚至在所撰《焦达峰传》里讲了个故事：十多年后，梅馨辞职居于上海，身患乳痈将死。一个朋友问他：是不是焦公来索命？梅馨恨恨地叹道：当时直为人作猎狗耳！

谭延辏�事前是否知情已不可考，但他半推半就接任都督后，确实顺水推舟，在全省范围内清除同盟会势力。11月3日，焦达峰的战友杨任在常德考棚举行焦、陈二都督追悼会。追悼会进行到下午，当地巡防营统领陈斌升突率军驰来，将杨任等人抓住杀害。这些官兵杀完人，立即在原址举行另一个追悼会，将杨任等人剖心致祭，紧接着处决了几十名同盟会员。

这次，灵堂上高悬的，是前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的照片。

杀人的循环完成了。士绅集团没能保住黄忠浩的人头，同样，同盟会也保不住焦达峰、陈作新、杨任的人头。绅士与会党的冲突，在湖南以一种异常惨烈的形式呈现出来。

让人想起鲁迅那段绕口令式的杂感：“革命，反革命，不革命。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做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做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做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而已集·小杂感》）

娘子关

光绪末年，两位朋友在北京重遇。他们相识于东京，都非常赞同革命，也都是同盟会员。

当时东京留学生时兴以省籍为单位，办革命杂志，如《河南》、《浙江潮》、《洞庭波》等等。两位朋友，一个姓井，叫勿幕，长得很好看，是革命党中的花样男，人送外号“周郎”。他是陕西人，主办了一份杂志叫《夏声》。另一个姓景，号梅九，山西人，也主持了一份杂志叫《晋乘》。

东京同盟会里，南方同志很多，北方人里，以陕西、山西两省比较活跃。北方老乡聚会时，不免聊起史事。景梅九提了个问题：当年的太平天国，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曾左李这帮汉奸坏事呗。

不然，曾左李固然可恨，但以大势而论，洪杨虽然几乎占据了一半天下，然而北方诸省，没有一个响应的。清廷的根本未伤，所以可以缓缓地用北方的财力、兵力，去平灭他。所以我们的第一要务，要从“南响北应”上下工夫，南方一旦起事，北方省份要能跟上。

搞不好，还能“北响南应”呢！虽然中山先生最看重长江流域……

可是，长江离北京多远！我们山西，一出娘子关，就是直隶省境，杀奔北京，都不消一天！又或者从张家口进兵，切断满人的退路……

越说越兴奋。当时在东京的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四省的同盟会员，成立“四省协会”，相约在北方同时发动起义。景梅九与井勿幕还私下约定，西北革命一起，共同成立“秦晋联军”，直捣京师。

而今在北京相遇，景梅九便约井勿幕，一起游历山西，为今后的秦晋联军作一计划。

他们从北京乘火车到石家庄，改乘正太路火车往太原。真是近哪，一会子工夫，就望见娘子关的隘口，过此便是山西境了。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据天下之险，人称“天下第九关”。相传为唐太宗李世民胞妹平阳公主，曾亲率娘子军驻此守关设防，因此得名。

井勿幕久久地望着娘子关。“此真天险！可惜已经通了火车，不那么容易拒敌，但如果有能人统军，也能守住！”

景梅九表示同意。“不错！庚子年，八国联军占领京师后，继续西犯，清军曾据此击退德军。关上书四个大字‘京畿藩屏’，可以想见它对京师的重要性！”

火车很快，娘子关一忽儿就看不见了。两位朋友良久无语，都在想着将来的某一天，秦晋联军开进这座“天下第九关”的情景。

【国风日报】

太原的光复，要从宣统三年的新年说起。

就在陕西少年吴宓初尝繁华、资深翰林恽毓鼎大骂新政、候补布政使郑孝胥交游权贵的同时，初六的香厂，聚集着一班年轻人，大碗喝酒，意兴遄飞。

这里面就有景梅九。他刚从日本归国，打算到北京搞“中央革命”。遇到了一班友好，尤其是化名吴友石的白逾桓，一见面就约景梅九同办一张叫《岁华旬记》的小报。

这《岁华旬记》实际上是打时间差，因为北京的报纸，总是跟衙门过年封印一样，年前五日停刊，年后初六才复刊。中间有十天的时间，北京市民没有报纸可看。白逾桓在宣统二年的新年办过一回，销路还可以，现在遇到景梅九，就拉着他再来一回。

这张小报，也没什么编辑费，编辑自己写论说，抄抄上海报纸的新闻，印刷费一共只需三十元。卖报也不要什么京报房、发行所，就是办报的人自己拿到香厂等繁华闹市售卖。

这日卖了不少报，一伙人就在香厂路边茶棚喝酒，席间说起小报毕竟销路不广，影响不大，如果办一张日报该多好！这个心思一动，就不可收拾，这些人天天一道喝酒，总把这事挂在口头。

先说经费。白逾桓有积蓄三百元，可以拿来当开办费。关键是新办报纸，到警厅立案，例须保押费二百元，那还搞什么搞？

好在有报界的熟朋友出主意。他说：自从彭翼仲在北京办《京话日报》，这些年北京的白话报，出了很多。一来是因为白话报深入人心，易于销行；二来，也是因为清廷提倡通俗教育，白话报免押金。我们不妨以白话报的名义申报，到时候报纸出来，有文言有白话，再跟警厅通融不迟。

次说报名。有人提议说：梁启超办了份杂志叫《国风报》，很多人爱看，我们何不叫《国风日报》，一来可以借势，二来也不显革命报纸的形迹。

此言一出，大家都转头看景梅九，因为他们留日的同盟会员在东京的时候，由张继带头，去锦辉楼踢政闻社梁启超演讲的场子，朝梁启超扔草鞋，拿文明杖到处乱打，吓得梁任公逃之夭夭。现在要借《国风报》的势，只怕第一个不肯的就是这位景同志。

谁知景梅九大声说：“国风是历史上的公名，不是一派人所能私有！何况他们提倡邪说，辱没了‘国风’二字，我们主持公义，才称得上真正的国风！”报名遂定。

《国风日报》开始发行，三百元转眼即空。景梅九跑回太原去，找相熟的新军标统阎锡山要了三百元。紧接着，《国风日报》发起了一场“拔丁运动”，所谓“丁”，即山西巡抚丁宝铨，此人在山西官声很差，抓捕革命党人倒是起劲。景梅九自己说，“拔丁”带有为友复仇的意味。

于是《国风日报》上天天登丁宝铨的丑闻，什么五姨太太卖缺呀，什么干女儿跟丁巡抚搞暧昧啊，捕风捉影也无妨，反正造谣也是革命的手段。

一来二去，风声居然传到了军机大臣领班庆亲王的耳朵里，估计老庆看丁宝铨也不太顺眼，遂在政务会议上提出要换山西巡抚。丁宝铨在朝中又没什么过硬的后台，这颗“钉子”居然就被轻易地拔掉了。

拔掉丁宝铨，换上的山西巡抚叫陆钟琦。这一点看上去跟革命无关，其实很重要，待到武昌事变时，陆钟琦到任才不过半年，称得上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自己的势力，太原的光复才会水到渠成。

〔议论：〕

【革命与造谣】

近来微博上总在讨论造谣与辟谣。我想“求真”是人类的本能之一，似乎谁都希望能接受准确无误的信息，所以总有人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然而谣言就像蚊虫，从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谣言也有谣言的社会功能。

美国心理学者奥尔波特将谣言定义为“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群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注意，它只是“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并不见得最终不可实现——谣言的另一个特质是“在人群中传播”，能够传播，说明什么？传播之后，造成什么？另一位美国学者桑斯坦在《谣言》一书中指出：“谣言想要发生迅速的传播并产生破坏力，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听到谣言的人要生活在困境与不安中”，“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前既有的想法”。

1910年（宣统二年），革命党人景梅九在西安教书。有一日党人聚会，半夜才散，他与一位叫杜仲伏的同志步行回家，在归途中遇到一个卖浆的，就停下来喝浆——“引车卖浆者流”，是不是很有古意？

一边喝着，杜仲伏抬头仰望星空，发现东西方都有彗星闪耀，灵机一动，随口诌了两句：“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景梅九配合得非常默契，赶紧接口：“这句童谣传了好久，不知道什么意思？”

杜仲伏无非说出了革命党人内心的祈望，他们正筹划着各地的起义，当然希望一呼百应，清廷垮台。但这句押韵的话被景梅九说成“童谣”，立刻就有了一种神秘的谶纬色彩。

没想到那卖浆的居然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大清朝快完了！大明朝不过二百几十年，清朝也二百多年了，还不亡吗？”说这话的时候，旁边还站着一名巡警，听到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不但不禁止，居然也“说了两句赞叹的话”。

说完也就散了。谁知道过了两天，景杜二人就不断听到有人提起：“外边流传一种谣言，很利害！什么‘彗星东西现，宣统二年半’，看来大清要完！”这句话居然传开了，从陕西传到山西、直隶，又传到京师。后来景梅九到北京，听到的版本，已经变成了“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这足以说明，这是一则与大清朝民众“既有心理”相吻合的谣言。

而这种无事实因素的谣言，在北方比在南方更盛行，跟所谓“开民智”的程度有关，也跟舆论的开放程度有关。

待得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武昌一声枪响，在有电报的时代，事变消息次日便传到了北京，具体内容肯定不清楚，只知道革命党占了武昌，再加上“宣统二年半”的心理暗示作用，遂引发北京市面大慌乱，八旗官民，九门军警，相互惊扰惶惧，听说有时半夜听见叫卖声，都吓得弃枪而逃，高喊“革命军进城了”！亲贵大吏，率先逃往津沪租界，银行爆发挤兑风潮，有人说亲眼看到邮传部准备了二十挂火车，皇上与皇太后马上就逃往密云，或者热河，再不就是奉天。全然没有外患的首都重地，居然自我扰攘，一片乱象。

这里面当然也有革命党的推手。景梅九当时正在北京办《国风日报》，上街到大栅栏，正好碰见许多人仰首在看天空，他也跟着抬头，似乎天上确实有一颗星，听得旁边人纷纷议论说“是不是太白星？”景梅九想起彗星谣言，就叫了一声：“太白昼见，天下大乱！”哄的一声，这句话一天之内，传遍北京九城，有学问的官吏文士也纷纷以自己“夜观天象”的结果，来印证这句谣言，于是乱象纷起，风声鹤唳，一发不可收拾。

谣言本来就是革命的手段之一。这种时候革命党的报纸才不会管什么新闻真实不真实武昌刚一事变，革命党报纸如《国风日报》马上声称得到武汉电报：“黄克强亲到湖北，运动革命，起义爆发后一点钟，已占据武昌城，清帅瑞澂败走！”不管《国风日报》是否真的得到了电报，消息本身也是张大其辞。与其同时，从广东到甘肃，传的消息却是“北京陷落，宣统驾崩”。

而清政府的对付手段，可称相当拙劣，一是宣布戒严，二是干涉报馆，不准刊登任何有关武昌事变的消息。于是《国风日报》将报纸头版全部空白，只写了一行二号字：“本报从各方面得到消息甚多，因警察干涉，一律削去，阅者恕之！”这下传言更甚，纷纷说：一定是革命军大获全胜！各省都响应革命了！不然何须禁止报纸登载消息呢？如此一来政府更乱了手脚，只得朝令夕改，又允许各报登载武昌消息，但一来一往，政府威信已至堕地，谣言有了更大的空间。

谣言并不仅仅为革命党人服务。11月27日，冯国璋的清军攻占汉阳。消息传到北方，又一次引发流言遍地，有说黎元洪已经躲进大别山自杀的，也有说黄兴带着黎元洪坐上兵舰顺长江逃往上海的，一时之间，连北方的革命党人都莫衷一是。反过来，南方仍在传说着“宣统死了”、“袁世凯死了”、“禁卫军与新军交战，在京旗人大部分被杀，国库被焚抢一空”。

就这样，在纷攘不休的谣言战之中，一个旧王朝砉然倒塌，说到底，还是“既有的想法”占了上风。时光倒推到1911年5月12日，局势似乎还很平和，长沙海关税务司伟克非写信给总税务司安格联说：“有人预言秋天要发生骚乱，大家也都相信这种预言。”

关键，还在于“大家也都相信”。

【燕晋联军】

最妙的是，巡抚陆钟琦有个儿子叫陆光熙，正在日本留学，颇具革命思想。陆光熙听见武昌的消息，想到自家老子是山西巡抚，又一向顽固守旧，他自家儿子在日本留学，却跟底下人讲；在学校的人都是革命党。万一太原也发生革命，估计他老人家接受不了，岂不是一害革命，二害自身？陆光熙忙急急地从日本赶回太原，想要规劝他家大人顺从潮流。

陆公子抵达太原，已是九月初七（10月28日）的夜晚，匆匆放下行李，立即便与巡抚父亲开谈判，纵论天下大势。陆巡抚心里正没好气，这小子突然自日本返国，已是让他大吃一惊，现在又来讲什么革命潮流不可逆，真是混账！当下将陆公子痛斥了一顿，说他去国后不好好读书，却去受邪说污染，有何面目回国见父兄？

话说陆钟琦上任之后，就很不放心山西的新军。他的策略跟其他省份的大吏相似，打算将省里的巡防军调进太原驻守，再招募二十一旗巡防军分驻全省，将新军打乱分调到晋南晋北，防止他们合议谋变。

这个措施还没来得及实行，武昌即已发生事变，又过了十二天，西安也树起了独立旗帜。那里是邻省，比不得湖北尚远，陆钟琦有些手忙脚乱，他平日觉得新军里八十六标标统阎锡山态度尚好，不甚激进，此刻病急乱投医，只得寻他商量。

阎锡山在整出辛亥大戏中，态度颇为暧昧。他跟景梅九等革命党人关系不错，甚至有传言说他也加入了同盟会。但同时他很能敷衍陆钟琦，与朝中几位大佬也有往来。此时西安举义，人心浮动不安，他却喜形于色，连呼：“好机会来了！”陆钟琦当然奇怪，难道这厮是在说眼下是山西起义的好机会吗？

却听阎锡山献策道：“太原新军中，只有八十五标姚维藩的第二营不稳，晋南靠近西安，也是姚的老家，莫如派遣他们去晋南防守，多给一点钱粮，姚必喜去，太原可保无事。”说得众人都称“妙”，于是由陆钟琦下令：姚维藩历充各营管带，教练有方，现所部为模范营，兹因时局不稳，派赴晋南沿河一带防守。

阎锡山这道计策，很难说是在为谁考虑。分新军驻守南北，保证太原安定，是陆钟琦的既定方略，此计固然正中下怀。然而一说到开拔，就给了新军一个“要子弹”的借口，抚台衙门说“随后补充”，姚维藩根本不答应，说“世界各国，尚未闻有队伍出征不带一颗子弹者”。僵持了两天，阎锡山又献一计，说子弹可以发一点，但子弹发下之日，即须出发。

结果初七晚十点，子弹才送出城去，要求姚部初八出发。而姚维藩子弹一到手，立即切断兵营通城内的电话线，以免泄漏消息，各营官长秘密会议，决定拂晓进攻太原。

有人担心太原城内驻有阎锡山八十六标三个营，会阻止攻城，然而姚维藩说“三营皆我旧部，决不与我战”，于是凌晨进攻太原新南门。阎锡山部三个营果然加入助战，巡防队与满城尚在睡梦中，太原一鼓而下。

陆光熙本来盘算着慢慢劝服老头子，谁知一觉未完，突然被一阵来自前院的枪声吵醒，心知不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