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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了-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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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离北京太近，鲁省绅商大抵惟旅京大佬马首是瞻（这也是为什么夏溥斋会当选联合会长的重要原因），山东独立之后，旅京山东同乡“非常震惊怨恨”，认为山东根本没有独立的资格，通电反对之余，还要求清廷速派重兵，戡定大乱。北京同乡的反应，影响山东人心不小，当反对独立的“山东全体维持会”成立后，联合会连夜开会商讨应对之策，意见却大相分歧。革命党人主张按独立时的公告，参加民国军政府，就地组织武装暴动，原谘议局成员却主张北上晋见袁世凯，请这位前巡抚向朝廷进言，平息山东乱局。意见南辕北辙，联合会就此解体，各行其是。
【外人插手了】
济南取消独立了，可是烟台还独立着呢。
革命党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在胶东，又分为两块：一是以烟台为中心的登州、黄县、文登、荣成、威海等沿海地区；一是以诸城为中心的青州、高密、即墨、胶县等胶济沿线地区。
胶济沿线的革命受到了在山东势力最强的德国的抑制。清末革命党在青岛这个德占自由港活动，较之内地方便，但一旦进入政权争夺阶段，德国人的态度马上鲜明起来。青岛的震旦公学是同盟会中心据点，清政府一直无法下手摧毁，却于12月14日被德国胶澳总督下令强行关闭。1912年1月28日，即墨被革命党攻占，宣布独立，青岛德国当局立即派出130多人的骑兵队来即墨，声称根据条约，租界外百里内驻军，快枪不得超过510枝，民军也不能违反此约。
官司一直打到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回电，要求即墨民军“照约暂行退出，候本部与德国商定再行办理”，这一来等于绑住了胶济线革命的手脚。而德国当局明守中立，暗里却知会新任山东巡抚张广建，请清廷派兵收复失地。当袁世凯派北洋军入鲁时，德国控制的胶济铁路向他们完全开放。在清兵猛攻之下，即墨、诸城得而复失，诸城知县吴勋更是连城都没出，躲在德国神甫顾思德的天主教堂中。民军为恐引起外交事件，明知教堂匿藏清吏，也无可奈何。
德国人对清政府的维护收到了回报，清廷退位之后，青岛租界成为遗老们首选的逋逃薮。恭亲王溥伟、军机大臣那桐、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直隶总督陈夔龙、两江总督周馥、云贵总督李经羲，除了没皇帝，青岛租界几乎可以建立一个流亡政府。
相比之下，烟台举事较早（比山东宣布独立还早一天），那正是袁世凯晦藏不出、整个北方风声鹤唳的当口。参与烟台起义的人里，除了几名外地来的革命党人，有警卫队管带、海防营管带的内弟、英国领事馆秘书、《渤海日报》主笔、尚志学校校长，还有太古船行的几名职员。他们向上海报告独立消息时，自称“十八豪杰”，就是这么十八个人夺取了海滨重镇烟台。
说来可怜，十八豪杰的军火，拢共只有一把十三太保枪（美国雷鸣登公司生产的转轮卡宾枪，共可装弹十三发，故名）和五把手枪。别的人怎么办呢？有拿手枪的，有拿炸弹的，反正人人都有手帕，手帕包着小条帚，就是手枪；炸弹更容易，烟台产什么？大苹果！拿手帕包上，一手一个。
他们扑向海防营，海防营有内应（就是那位管带的内弟）放火。一见火光，豪杰们就在火油桶里点燃两万头的爆竹，一边拎着一面大喊“革命大军来了”，只听噼啪作响，烟尘弥漫，吓得警卫纷纷逃遁。革命豪杰攻占了烟台大清银行，发现了库里一堆钞票和现银，于是又到处大喊“各军警发饷一个月”，这下更没人抵抗啦。烟台道台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逃进了海关税务司英国人安文的公馆。
烟台如此轻易地陷落，让安文大为恼火。他在11月22日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里说：“现在已经知道，此地的革命政变完全是由十八个本地的冒险家利用时机和人民激动而恐惧的心情搞出来的。他们不是革命党员，也不是决死队，他们没有接受任何人的命令，革命党首领也不认识他们。他们全是无能的废物。”
安文的信息来自王传炯，新任烟台临时军政府总司令。王传炯本是兵舰舞凤舰舰长，有人说他是应道台徐世光之召，从天津赶来增援，王则自称是带兵舰来烟台过冬而已。不想到了烟台，正赶上了独立大会。十八豪杰都没什么领导才能，发现王传炯一表人才，还会用中英双语发表演说（他在英国海军受过五年训练），一致拥戴他当领袖。
王传炯向安文抱怨十八豪杰不断向他“要地位、要薪水，使他经常感到受威胁和为难”。而革命党人也对王传炯不满，说他排挤有功之臣，而且与孙宝琦暗通款曲，在革命问题上首鼠两端，“见起义军打败仗，就挂出龙旗；及闻有一省宣布独立，则赶换白旗”。他们致电上海，希望正在那儿的徐镜心回烟台主持革命。
徐镜心回烟台后，发现胶东的局势变得非常危急。山东取消独立后，南京方面非常重视依然独立的烟台，因为“全省唯有烟台一隅尚全在吾民军之手”。孙中山与陈其美先派出刘基炎率兵三千，组成北伐先锋队赴烟台，又从福建调军接续增援。东北陆军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被任命为关外大都督，自上海率海琛、海容、南琛三艘军舰赴烟台。南方政府明显要力保革命党在北方的唯一飞地，为此动用了所有可动用的力量。
袁世凯当然也难以容忍这根肉中刺的存在，他派张树元为胶东兵备道，带一旅北洋军进驻莱州，派叶长盛为登、莱、青三府镇守使。南北双方在此摆明车马，大战在即。
不夸张地说，烟台此时吸引着世界列强的目光。烟台独立前后，英国、日本、美国、俄国都将军舰驶至烟台海面。英国军舰替清军运送弹药，俄国与美国都向清政府提出了“登岸”的要求。列强的态度非常明朗：他们的利益不容侵犯。而要保障他们在山东的利益，一个已经证明相当听话的清政府，总胜于一个充满未知的新政权。
这期间最大的交涉事件，是1月18日民军赶走文登知县岳宝树后，又派人前往威海卫逮捕了巡检赵定宇，可能是要逼问他一些机密。赵定宇与英国威海卫总督平日交情不错，总督一听说赵被抓，立即带着一名警官和一小队警察，冲入威海城，把赵定宇救了出来。
事后威海卫总督“用一份冗长的函件向殖民部汇报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这份报告自然令伦敦方面震惊不已，不可想象一位英国官员带领一支武装护卫队进入中国领地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但总督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倒因为反应之快速得到了表扬，伦敦方面只是担心大英帝国子民的安全受到威胁。
这位受到表彰的总督，便是日后的“帝师”、钦赐头品顶戴庄士敦。他的传记作者评论说：“庄士敦显然还没有觉察到他是如此轻易地挑起了一场国际事端，但就算他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也不一定就会改变行动。”（《回望庄士敦》）
双方对峙，列国围观。东海一隅，密布着战云。正如孙丹林分析的那样，民军要想站稳脚跟，进图山东，必须打通与海上的联系，与南方保持通畅的交通，同时就地筹款募兵。因此，必须夺取并保住登州！
【黄县保卫战】
1912年1月13日午后，华提士药房掌柜柳仲乘，收到孙丹林从大连发来的密电，只有五个字：“翰，全眷到，孙”。
“翰”是韵目代日，指代“十五日”，起义敢死队将于1912年1月15日到达；“全眷到”意味着来人数目超过一千；“孙”不只是指发报人姓孙，它是百家姓排序第三位，表明到达时间是寅时，即凌晨三点到四点。
孙丹林带来的部队有在东北招募的死士，也有一支叫“广东北伐十字军”的部队，队员都是青年学生。队伍中甚至有好些日本人，如《芝罘日报》的记者仓谷箕藏，还有桥本、北大、石井、粟田等，大都是徐镜心在日本时结交的好友。
孙丹林包下了日本商轮“永田丸”，声称直航烟台。仓谷箕藏是日本黑龙会成员，他出面买通了大连的宪兵、警察与永田丸的船长，让武器弹药可以顺利运上船。船至中途，孙丹林拔出手枪，逼令船长改道开赴登州。
果然如孙丹林的计划，15日凌晨四时，五人敢死组冒险登陆，突袭水城。水营统领王步青还在睡梦中，已被俘虏。紧接着柳仲乘打开登州北门，民军大部队进城，满街加贴四言告示，登州光复。
按计划，紧接着就是攻打黄县，新任都督连承基亲自领队，徐镜心也同往。刚出登州，前哨来报：黄县知县听说登州失陷，已弃城而逃。连承基哈哈大笑：“我以东北健儿攻打清兵易如反掌，你们静听好音罢。”他是营口大商人，也是东北绿林巨擘，此次出资在旅顺购快枪700支，被众人推为山东都督。
掖县大商人邱丕振劝他：“清兵有个标统玉振，在日本士官学校与我同学，擅长炮术，素为良弼所倚重，我民军只有七百余支枪，请都督不要轻敌！”邱丕振与宋教仁在日本结为好友，此次毁家举义，还亲身参加了敢死队。但连承基根本不采纳他的话。
在黄县成立了新政府，连承基立即命民军向西进发。果如邱丕振所料，在城西三十里的北马，迎头碰上了玉振！更没料到的是，玉振带的不是一标（营）人马，而是整整一个混成协（旅）！有大炮、机枪，而民军只有步枪、手枪与自制炸弹。连承基与徐镜心只好急退回黄县县城。
连承基急电南京陆军总长黄兴求助，南京电令驻在烟台的沪军司令刘基炎率军二千往援。1月24日沪军抵达，25日沪鲁两军联手出击，在北马痛击清军，黄县之围遂解。
接下来却是革命军内部一连串的龃龉。先是在北马作战时，沪军抓到了两个行人，怀疑是敌探，送到都督府羁押。连承基大言在先，突遭新败，心情郁闷之极，一听说“敌探”，审都未审，就将两个行人枪决，并公告示众。沪军返城后听说此事，刘基炎大发雷霆，说如此滥杀，简直是有意破坏北伐沪军的军誉。
连承基的“东北健儿”很多是大连的绿林好汉或浮浪子弟，军纪确是远比不上有正规训练的沪军，但刘基炎也有些借题发挥。只因黄县之围初解时，全城感戴，连承基曾放话说要将山东都督让给刘基炎。后来这事却不提了。刘基炎觉得连承基出尔反尔，不免怀恨。
两人越闹越僵，刘基炎索性让沪军撤回了登州。清军复攻黄县，在守城问题上连承基与徐镜心又发生了争吵，两人命令互相抵触，部下无所适从，疲于奔命，闹了两三天，许多士兵竟在守城时睡着了。清军乘夜登城，黄县陷落。
这一仗中，仓谷手下的桥本战死于黄县北门。又一个为中国的革命牺牲的日本人（还记得天津起义中被炸死的谷村吗？）。
黄县城破前，副成政长王叔鹤写了一封急电，通报全国，堪称泣血之作。电文中说，黄县自江日（1月21日）以来，“无日不在战争状态”。连承基说部队刚从大连来，兵少械单，于是在城内筹款两次——前面说了，黄县素称富庶，为救危难，筹集款项应该不在小数。这些钱交专人往大连购买枪械，不料超过一个月，“枪不至而人亦杳然”，最近才听说去的人逍遥大连，纵情烟花。这是城破的原因之一。
刘基炎率军来援，黄县父老感激涕零，供给备至。原以为同是革命军，理应同仇敌忾，谁料刘连二人，大生分歧，刘军竟就此班师。“以三军之司令，等群儿之抛惰，掷全城之生灵，睹二人之闲气！”王叔鹤走笔至此，其悲愤为何如？
更有第三桩可恨之事。蓝天蔚率领三艘军舰抵烟台，登州军政府电请支援。舰队回复说需要犒赏费三万元。海琛舰已经到了龙口湾，因为犒赏费一时凑不齐，舰队并不登陆。徐镜心曾乘舢板出海，希望能说明原由，因为风大无法靠近军舰，写了信想射上舰去，又被风吹到海里。等到六七天后，款项筹足，风平浪静，海琛舰已经悄然驶回烟台。
后来苦守黄县的军官张静斋遇见了蓝天蔚的参谋张明远，问他当初何以海琛舰如此小器？张明远说：“蓝都督胆小如鼠，海琛停泊龙口，难道莱州清兵叶长盛还能给劫去不成！”又叹道：“蓝都督就是这样！和滦州已期会好了，只要陆地再发动，海军即立即驰援，而滦州发动了，蓝偏迟迟不行，牺牲了好多同志！”蓝天蔚与吴禄贞、张绍曾并称“士官三杰”，成就最微，跟他的这种性格不无关系。
王叔鹤的电文最后说，黄县被围已经三日，“飞电告急，而云霓无望”，他作为司民官，已经做好了与城共存亡的准备，只是“殊不意我革命中人，其贪婪突梯，亦犹吾大夫崔子，一何可叹！”“犹吾大夫崔子”出自《论语·公冶长第五》，崔杼弑齐君，齐大夫陈文子弃车乘而去，至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王叔鹤的意思：什么革命党，贪财任气，还不是跟满清官吏一个鸟样！
2月11日，黄县在困守廿二日后，终于全面陷落。连承基与徐镜心候援不至，被迫退走。打得红了眼睛的清军开始洗劫这座城市，而它最后的守护者王叔鹤，被绑在城西圩子门外一棵松树上，凌迟脔割、剖心剐胆而死，横尸街头数日。
大家都知道，就在第二天，宣统发布了退位诏书，大清帝国终结。烟台的沪军复又向黄县挺进，清军弃城而逃，临走前将俘虏的民军廿八名官兵，尽行处死。又过了几天，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派来了新的山东都督周自齐。烟台军政府撤销。围观的列强也各自散去。
清军进城时，王叔鹤避往“西悦来”丁家花园，被丁家一个小伙计看见了。王叔鹤给了他一块大洋，叫他不要声张。晚上，小伙计回家，父亲发现他身上有大洋，逼问出实情，不敢隐瞒，报告家主。丁家也不敢隐瞒，报告了清军。
南北统一后，由一些革命党人出面，责成丁家出一笔钱，作为给王叔鹤的抚恤金。王家不要这笔钱，捐给了菜园泊学堂，盖了座小楼。这座小楼，到1950年代，还在。
大清了，民国了
【新的新年】
1912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文向各省都督发出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决议，由本总统颁行。”
几乎所有省份在独立后，都立即改用了黄帝纪元，不过，历法还是阴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力主废阴历，用阳历。改元正朔，本是改朝换代的惯例。不过改用“西历”，还是引起了很大争议。表面上的理由，大抵是夏历已用了二千年，何必轻改？反驳者则说西历“进于世界大同”，而且更符合轩辕黄帝“以冬至为岁首”的原则云云。
私下的说法就多了。有说孙中山本人是基督徒，又在西方受教育，所以坚持用洋历法；还有人怀疑，“黄帝纪年”是章炳麟核定的，孙黄系竭力反对，会不会要跟光复会别苗头？
不管怎么说，孙中山声称，如果不用新历法，他就留在上海，不去南京就职。这种时候自然就有人出来斡旋。不过中国人一向讲名正言顺，历法并非小事。僵局始终没有打破，直到1911年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各省代表联合会议开会讨论历法，据吴铁城回忆，“至深宵才算决定，即连夜电复总理”。孙中山接电后，立即启程，不过他的专车“沿途城市都有地方官吏军队迎送”，开得很慢，一行人赶到南京时，“天色已黑”，总以为就职典礼至少要明天了。临时总统秘书任鸿隽吃过晚饭，倒头便睡，次日清早起来，才知道大总统就职典礼已经举行过了。（《记南京临时政府及其他》）
孙中山显然刻意要在1月1日这天就职，以完成民国改元的象征意义。因此尽管已经入夜，尽管路途疲惫，他仍然坚持立即举行就职典礼。等到各省代表聚齐，已是夜里十点。典礼时间当然不可能太长。最遗憾的是，南京一时间找不到镁光灯，典礼竟未能留下一张照片。
抛开历法之争，手创民国这样的大事，还是足以让当事者兴奋莫名。夜深人静，也没有足够的车辆，“各代表在半夜里由总统府步行回三牌楼旧谘议局”，那夜的月亮很大，有人说，这样惊天动地的大喜事，不可以毫无动静，于是有人带头高喊口号，众人欢呼雀跃，有些代表干脆大声唱起歌来，沿途居民被吓醒的不少，纷纷隔着门缝往外张望，还以为南京又闹兵变哩。
就职典礼这事各省都不知道，不过改元倒是早传出去了。1月1日上午，苏州草桥中学学生叶圣陶正准备上课，有同学告诉他已改用阳历，大家都不相信（政府还没公布嘛），推出一个人去打电话问苏州军政府，那边答话说：“是的，今天就是元旦。”这个消息让这些十八九岁的中学生非常兴奋，叶圣陶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今日乃吾国改用阳历之第一日，而吾之日记，亦于今日始改用阳历矣。”这时，孙中山的就职典礼还没举行呢。
叶圣陶是新政府的热烈拥护者。1月5日，他亲自动手，为父亲剪去了发辫。1月8日，苏州公立中学监督袁希洛自南京回苏，袁是各省代表联合会议里的江苏代表，也是阳历的铁杆拥趸，“阳历更符合黄帝历”的说法就是他提出来的。师生见面，分外高兴，1月9日，叶圣陶与同学们与袁先生摄影留念，大家都穿上西装，以示“咸与维新”。叶圣陶对新政府的热爱明显受到了袁希洛的影响，照完相，叶在照相馆就手买了孙中山的小像，“印工纸料皆非常精美”。
元旦没得及庆贺，真是个遗憾，叶圣陶与同学们决定庆祝“第一元宵”。经过几天筹备，到了1月15日那日，学校里彩灯遍挂，旗杆高竖，“悬五色国旗及校旗焉，更悬小灯十，其色一如国旗。校门以内则遍经五色灯及万国旗，门前杨树一带亦经绳而悬以灯”。不仅是草桥中学，苏州城这天也遍燃灯火，“恍入不夜城矣”，学生们循例提灯出巡后，在校门前燃放花炮，观者如堵，鞭炮声夹杂着“民国万岁”的欢呼声，“乐不可支之狂笑声拍手声，声声相应”，归途望去，家家门首，尚红灯闪闪。
民国元年的正月，于叶圣陶而言，可谓喜事连连。1月28日，叶圣陶正式从草桥中学毕业，成为一名社会人。本来他还颇为就业担心，但经袁希洛郑重介绍，苏州教育课长吴讷士聘叶圣陶为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教员。叶圣陶家境不宽裕，有这份教职，家困可以纾解不少。
同时，叶圣陶也与顾颉刚等朋友一起，加入了中国社会党。这个由江亢虎创建的政党发展迅猛，苏州支部1月14日成立，2月初已经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中国社会党主张“社会主义”，党纲声明“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普及平民教育”等等，叶圣陶他们却认为自己信奉的是“无政府主义”。
叶圣陶与顾颉刚、王伯祥等友人一同“研究社会主义”，在参加王伯祥一位朋友婚礼时，叶圣陶送的一幅贺字，被当场一位女士相中，找人介绍，把自己的侄女胡墨林许配给了叶圣陶。这可真是革命带来的又一件好事。
【44天：交织的时光】
与春风得意的叶圣陶相比，同是十八岁的年轻人，吴宓的日子可不太好过。他从北京辗转逃来上海，已经有两个月了。清华复学无望，而且随着局势的发展，好像是越来越无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赔款还会继续投往北京的海淀镇吗？
回归清华既然希望渺茫，学业总要继续。吴宓思量再三，终于决定与几位同乡一道，报考设在上海梵王渡的圣约翰学堂。这是教会办的学校，比较稳当，学的课程与清华也较易对接。
1月29日，吴宓与同乡到黄浦滩游逛，下午回寓时落了大雪，絮飞片片，南方的阴冷让北方青年吴宓很不习惯。当夜三点，对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烧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吴宓冒着雪后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观火。“当火之时，居人号呼，警吏奔驰。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红色辉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烧或倒落，复时作劈拍震击之声”，吴宓不禁在日记感慨：冯国璋攻入汉口时那场大火，自己虽然未能目睹，看看这场小火，也能想象当时的惨状啊。
第二日清晨，吴宓又到火场看视，火烧后的余烬，雪化后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户外，守着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丧。听说，这些住客大都是避联军攻城之乱，从南京迁来的……
吴宓的故乡陕西，此时也在水深火热之中。甘肃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东攻伐，《时事新报》甚至报道说西安已被攻陷。陕西多番告急。旅沪的陕西商人，连日在一品香等处聚会，策划成立救援队与运输队。民立报的于右任伯伯，吴宓的生父吴建寅都参与其中。
这些事轮不到吴宓管。他的头等大事是应考，2月5日，四点即起，六点半出发，八点钟入考场。出乎吴同学的意外，英汉考题都相当浅易。在考场还碰到三位清华同学——看来大家对清华前途都很悲观。可惜吴宓太紧张，竟然忘了问他们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联络联络，抱团取暖。
两天后，圣约翰学堂的录取名单登在《民立报》上，吴宓与清华的两位同学都取中了。接下来是陪未考中圣约翰的表哥胡仲侯报考麦伦书院，忽忽又过了五六天，中间几次去民立报馆看望父亲，多见不着，只听说有“同乡败类”集会反对于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吴建寅去南京向于伯伯说明情况，以谋对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终于见着了父亲。吴建寅告诉吴宓，圣约翰的学费不必担心，陕西商号汇款。吴宓希望能跟父亲长谈一次，但吴建寅忙着送“豫晋秦陇红十字会”乘船往西北战场，只能向吴宓点点头：“改日吧，改日咱们谈谈。”
2月13日，上海大雨。几天来都觉得身体不适的吴宓“枯坐楼中，寂寥实甚，无术消遣”，终于病倒了。吃了几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实在过不惯，吴宓口角冻裂，张不了嘴，吃饭说话都很辛苦，“诸种交至，益觉怅怅”。这“怅怅”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逊位，今天孙中山的辞职。
密切关注政权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许“清国遗老”的郑孝胥。他的日记自然坚持不用阳历，但人在上海，对新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郑孝胥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乃西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阳历，宜以今日宣布，闻项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争，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郑孝胥看来，“前日朝廷所颁信誓十九条，大权全在国会，政治改革之事已无可争。今革党欲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实则王室已成虚号，所争者乃对于王室之恩怨，固与改革政治毫无关涉者也。若争此而战，则所谓自乱自亡而已。”
郑孝胥觉得，南北议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国会，决定政体，企图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还自以为得计，实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国会，决定君主政体，亦行颁布，则如之何？”而且，“此次选举总统，止十七人，孙文得十六票，黄兴得一票，遂自称全国公举，真可笑杀人也”。
1月14日，郑孝胥在日记里怀念起故人端方来。当日端方两次来电，求郑孝胥同往四川，郑孝胥坚决不允。如果阴阳异途，总不免会想：倘若当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头想来，有两条路：一，未从武昌出发，先请入都，声称要密奏方略，电报发出马上启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设法拖延，那时武昌事变或许已起，或许被平，连四川或许都不必再去，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后驻兵重庆，武昌新军不稳，让他们直接赴成都平乱，自己再从陕西、贵州调兵来护，即使来不及，重庆的新军也靠不住，至少兵变时可以逃进某国领事署，也不至于被害。郑孝胥盘算了半晌，觉得端方号称满臣能员，智不足以自救，难怪清室倾覆在即……
这些话都只是在日记里说说，对外，无论是南京来人联络，还是上海领事会要反对陈其美，郑孝胥都不参与，表示“久无动静，真守中立”。
从1月1日到2月12日，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两套历法，同时也处于“战”与“和”的十字路口。这一段交织的时光，在每个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郑孝胥希望南北议和成功，但国会必须在北京召开，否则“南方人民惧革党之恫喝，终不能抱定主见”，所谓主见，便是君主立宪。郑孝胥引《大陆报》上的评论说：美国虽号共和，却接近立宪专制，总统的职权很像从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国，“虽曰君主立宪，实最有共和之精神”。
吴宓也支持南北议和，因为他的家乡陕西，正在承受着新旧两个阵营的拉锯战，只有南北实现和平，陕事才能平复。即使回不去清华，也能在上海好好念书。
叶圣陶则最激进。他赞同《天铎报》发起国事纠正会的举动，认为连“优待清室条件”都大可不必：“民国之中固人人平等，无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逊位，则只居于齐民之列；既齐民矣，何以曰优待？优待即不平等也。”“进而言之，是谁之位而乃曰‘逊’？必待其逊，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见机而自去，则为至善；如不自去，则北伐军队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记）不肯让位，那就打呗！
我们印象中主持语文改革、写童话的白胡子老先生，那时真是年轻啊。
【1643～1912】
侍卫武官唐在礼于宣统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接到内阁秘书处通知：明日清晨，护卫各国务大臣前往乾清宫参加接奉皇帝退位诏书的仪式。
十一月廿五日，也就是阳历2月12日，天刚亮，唐在礼与其余三名侍卫武官一道，进东华门，奔乾清宫。只见东华门外戒备森严，“像是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的样子”。后来听说是各大臣很担心，怕闯出几个宗社党来拼命，“宗社党”在北京传得很厉害，说是连袁宫保都没把握制住他们。
到了乾清宫宫门内东南角的长廊上，国务大臣们都已经到齐，袁世凯自从1月16日遇炸，便称病不朝，内阁交胡惟德代领。十名国务大臣中，满人有度支大臣绍英、工农商大臣熙彦、理藩大臣达寿，汉人有外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陆军大臣王士珍、海军大臣谭学衡、学部大臣唐景崇、司法大臣沈家本，邮传大臣梁士诒。养心殿里，就这么十位袍帽顶戴的大臣，四名军装军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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