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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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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刑罚大省”。
文景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1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七国之乱很快地被平定了。天下又恢复平稳安定局面。汉景帝依旧推行减赋税轻徭役的安民政策，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国家出现一派富裕景象。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春，景帝病逝，享年47岁，在位16年。
景帝死后，皇太子刘彻即位。便是我国历史上被称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这时的汉朝最为繁荣和昌盛。政府里的存钱和储粮的仓库都装得满满的。钱库里积累的钱多得数不清，串钱的绳子都烂了。粮仓里的粮食，一年一年往上堆积，都露到了外面来，有些已经霉烂了。
武帝即位时年刚16岁。别看他年纪轻轻，一登上帝位，就不安于守业，要立志做一番事业。他下诏各郡县，举荐贤良方正，直言进谏的人，其中最着名的是董仲舒。
董仲舒是广川在今河北省枣庄县境内人，是个精通儒家学说的大学问家，在景帝时做过博士官。他看到汉朝建立以来几次王国谋反的事件，认为应当宣传大一统的思想，巩固皇帝中央集权的地位。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政治上的需要，改造了由孔子创立经孟子发展的儒家学说，并且把各家学说和阴阳五行等迷信思想融合在一起，使儒家学说变成了一种为封建政治制度服务的理论。他在汉武帝下诏举荐“贤良之士”的时候，向汉武帝提出了“天人三策”的建议。意思是说，天是有意志的，人世间的事物，是按天意存在和变化的。皇帝是天皇的代表，皇帝的权力是天皇授予的，人服从皇帝，就是服从天道。在天道之下，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必须严格遵守上下尊卑的礼节，绝对不允许违反这种礼节。他还说：“诸子百家的学说妨碍皇帝的绝对权威，只有儒家学说才能保持思想上的统一。”。
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建议很适合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想重用董仲舒。可是，他的祖母窦太后崇信“黄老学说”，极力主张清心寡欲，无为而治。武帝不敢得罪祖母，只好让董仲舒去做江都相。后来他又改任窦婴为丞相，拜田汀荆庹早何反蠓颍馊鋈硕际侨寮业闹С终摺�
小小年纪的汉武帝，登基不久便搜罗了这么多人才，早已为他的祖母窦氏所不满，便加紧了对朝廷政事的控制，并声言朝中之事，无论大小，她都要过问。御史大夫却对武帝说：“太皇太后，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不宜再多管朝中之事。”不料这话被窦太后知道了。于是便大发雷霆，立即逮捕了赵绾和王臧。二人被迫自杀。并罢免了丞相窦婴和大尉田汀墓僦埃鸨肝涞畚笥梅巳耍恍ⅲ涞坜植还婺福壅稣龅乜醋乓话啻蟪荚獾奖岢夂蜕甭荆匆参藜瓶墒Ｖ缓玫却被偻己蠹啤＝ㄔ旯�135年，窦太后死了，21岁的汉武帝开始独立处理政事。他先后把窦太后安排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都罢免了。再任田汀┫唷Ｏ铝钤谡锷柚米糯谌寮已档奈寰┦浚谖寰┦肯旅嫔柚昧�50名弟子。这些弟子只在五经博士的指导下攻读儒家经书，规定每年进行一次考试，五经中能学通一经的就可以做官，成绩优良的还可以做大官。后来，博士弟子的人数增加到3000人。这样一来，学习儒家的经书便成了做官的主要途径，其他诸子百家的学说便逐渐被排斥了。依靠儒家学说做了官的人，自然会按董仲舒那一套理论，来帮助汉武帝治理天下，用儒家学说来教育后代。从那时候起，中央集权的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说几乎完全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的思想文化领域。这便是历史上所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当时来说，对于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治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它把君权神化了，把战国以来诸子百家自由宣传学术思想和政治主张的权利剥夺了，这就起到了禁锢人们头脑的负面作用。后来，各个王朝的统治者又不断对儒家学说作了补充和发展，使他更适合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中国封建社会所以长期停滞不前，长达两千年之久，同汉武帝提倡“独尊儒术”是分不开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学说越来越落后于时代，成为一种顽固保守的学说。
14。汉武帝抗击匈奴
卫青、霍去病都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抗击匈奴贵族侵扰的重要军事将领。
卫青字仲卿，河东平阳人。他的母亲是平阳公主家的女奴。
卫青少年时在家里放羊，受尽了欺侮。20岁左右，在平阳公主家做骑奴。公元前139年建元二年，卫青的同母异父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召入宫，立为夫人，后又立为皇后。卫青因是贵戚，先被拜为太中大夫，又因抗击匈奴有功，很快官至大司马大将军。
霍去病是卫青的姐姐卫少儿之子。他18岁时被武帝任命为侍中。后来也因抗击匈奴建立殊勋，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
卫青、霍去病登上政治舞台，正是西汉政府对匈奴政策的重大转变时刻。
西汉王朝经过刘邦、枫、景几代，到了汉武帝时，专制集权空前强化，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军事力量也得到加强。这时，政府拥有的马匹已达到几十万匹。汉武帝就在这个基础上组织训练了一支强大的骑兵，不但足以防御匈奴侵扰，而且能够深入塞北，主动进行反击。但与此同时，匈奴“数为边害”，仍然不断扰边。汉武帝便决定改变和亲政策，“兴师遣将”，开始发动全面反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卫青和霍去病，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着名战将。
公元前133年，汉武帝派遣马邑人聂一以献马邑城为名，引诱匈奴单于率领10万骑兵深入要塞。汉军30多万人则预先埋伏在附近山谷里，准备一举围歼匈奴主力。匈奴单于亲自率军深入后，发觉了汉朝的诱兵之计，急忙引兵退回。汉朝的“马邑之谋”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大规模反击匈奴战争的序幕，却从此拉开了。
汉与匈奴战争，共有三次重大战役。
大战之前，年轻的卫青初试身手，便显露锋芒，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公元前129年，匈奴骑兵南侵上谷郡。汉武帝派遣四路军马同时出击。其他三路或败或散，无功而返。只有卫青一路，率军万骑，直捣龙城匈奴祭祀祖先的地方，首战成功，深得武帝赏识，从此受到重用。
公元前127年，第一次大战役爆发。这一年，匈奴集结大量兵力，进攻汉朝上谷、渔阳，杀辽西太守，掳去2000余人。汉武帝决定避实就虚，派卫青率大军进攻久为匈奴盘踞的河南地。卫青等人引军北上，发动突袭，击败了匈奴的白羊王和楼烦王，收复了秦时蒙恬所辟的河南地，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和九原郡，建筑了朔方城，又从关东移民十多万，到此屯田戍边。从此，不但解除了匈奴骑兵对长安的直接威胁，也建立起进一步反击匈奴的前进基地。
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又派卫青率领骑兵3万，配合其他几路大军，深入塞北六七百里，掩袭匈奴右贤王王庭。右贤王措手不及，仅带几百随从，仓皇北逃。这次战斗，俘匈奴男女1。5万余人，裨王小王十多人，进一步打击了匈奴的军事力量。为此，汉武帝特意遣派使者，拿着大将军印，前往边塞迎接卫青，就军中拜卫青为大将军，让他统帅所有抗击匈奴的汉军。
公元前121年，第二次大战役开始，斗争焦点是争夺河西地区。霍去病在这次战役中，勇敢善战，是首功之将。霍去病18岁时便已初露头角，曾在卫青部下，以八百精选骑兵，奔袭几百里，杀死匈奴单于的叔祖父。因此，这时汉武帝便大胆提拔他为骠骑将军，委以领导进军河西的重任。霍去病率精兵万骑，奔驰千多里，连败匈奴骑兵，杀伤俘获过万，得匈奴休屠王的祭天金人。不久后，他又指挥几路精骑“出陇西、北地两千里，过居延，攻祁山”，取得了更大胜利。这次战役，使汉朝控制了河西地区，切断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打开了通往西域的通道，进一步发展了第一次大战役的战果。霍去病也因之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和重用，其地位几乎可与大将军卫青相比了。
经过第二次战役，匈奴贵族受到严重挫折，在汉军压力之下，其内部日益不稳。匈奴单于要把负有失去河西之责的浑邪王等人治罪，浑邪王等决意投归汉朝。汉武帝便命霍去病派兵接降，击杀不肯归顺的一部分匈奴将卒，保护浑邪王到达长安。
第三次战役，开始于公元前119年。这是规模最大，征途最远，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汉武帝的目的是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汉军的主力部队，由卫青与霍去病分别统帅，各有5万骑兵。另外组织了随军马匹14万匹，步兵和驮夫几十万人，一起配合行动。这时，匈奴单于听从降将赵信的计谋，移军漠北，严阵以待，准备乘汉军疲敝，一鼓全歼。双方都摆出了决战的态势。
霍去病率东路汉军出代郡，深入1000多里，与匈奴左贤王接战。霍去病的骑兵，奋勇冲杀，连续作战，歼灭了左贤王的精锐，俘获了匈奴三个小王以及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
左贤王和手下一部分将官，败逃而去。霍去病率军追歼，直抵狼居胥山，才胜利回师。
卫青率西路汉军发于定襄，出塞1000多里，与匈奴单于主力相遇。卫青立即将战车“自环为营”，并指挥5000骑兵向匈奴战阵冲锋。匈奴的1万骑兵也立即猛扑过来。双方鏖战到黄昏，大风骤起，飞沙扑面，两军阵容错杂，不辨彼此，继续拼杀搏斗。
这时，卫青派出两支轻骑，分左右两翼，迂回包抄匈奴单于。匈奴单于急忙率几百骑兵，冲出汉军包围，飞驰逃走。匈奴军队，全军溃散。卫青派轻骑连夜追赶匈奴单于，没有赶上。卫青的主力部队也乘胜追杀，到达颜山的赵信城，屯留一天，烧光匈奴储粮后奏凯。经过这三次大战役，尤其是第三次的漠北之战，打垮了匈奴的主力，使匈奴元气大损。从此，“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单于政权。”匈奴贵族很难再牧马中原，“匈奴自卫霍度幕沙漠以来，希复为寇，远徙北方”，汉朝基本上解除了匈奴的军事威胁。
15。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一词，最早见于《汉书·西域传》，是和张骞的名字分不开的。
西汉时期，狭义的西域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喀什湖东、南和新疆的广大地区。广义的西域还包括葱岭以西的中亚和西亚、南亚的一部分，以及东欧和北非的个别地方，是中国当时就地理知识所及对“西”方地区的泛称。
那时候，在塔里木盆地周围散布着“三十六国”：南缘有楼兰、女若羌、且末、于阗、莎车等，习称“南道诸国”，北缘有姑师后分前、后车师，在今吐鲁番、尉犁、焉耆、龟兹、温宿、姑墨，疏勒等，习称“北道诸国”。此外，天山北麓有前、后蒲额和东、西且弥等。它们面积不大，多数是沙漠绿洲，也有山谷或盆地。人口不多，一般两三万人，最大的龟兹是8万人，小的只有一二千人。它们多数从事农业，少数以游牧为生，在邻国有“寄田”。这些地方出产五谷，盛产葡萄等水果和最好的饲草首蓓。在张骞通西域前，这里受匈奴贵族役属，在焉耆等国设有僮仆都尉，“赋税诸国，取畜给焉”，对这些小国进行奴役和剥削。
但是，正在伊犁河流域游牧的大月氏，是一个着名的“行国”，40万人口。他们曾居住在敦煌和祁连山之间，被匈奴一再打败后，刚迁到这里不久。匈奴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
因此，大月氏与匈奴是“世敌”。
这时，汉朝日趋强盛，正在计划积极地消除匈奴贵族对北方的威胁。武帝听到有关大月氏的传言，就想与大月氏建立联合关系，又考虑西行的必经道路——河西走廊还处在匈奴的控制下，于是公开征募能担当出使重任的人才。
建元三年，即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应募，使月氏”。
“郎”，是皇帝的侍从官，没有固定职务，又随时可能被选授重任。
张骞，汉中成固人，性格坚毅，办事灵活而又信实。他出使中途即被匈奴截留下来，在匈奴十多年，始终保持着汉朝的特使符节，匈奴单于硬叫他娶当地人做妻，且生了儿子，也没有动摇他一定要完成任务的决心。他住在匈奴的西境，等候机会。
一天，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他们向西急行几十天，路上遇不到人烟时，就打鸟兽充饥，越过葱岭，到了大宛。
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才找到了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这个“行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在伊犁河畔受到乌孙的攻击，又一次向西远徙。乌孙，63万人，也是个“行国”，曾在敦煌一带游牧，受过月氏的攻击。后来匈奴支持乌孙远袭大月氏，大月氏被迫迁至阿姆河畔，而乌孙却在伊犁河留住下来。自从大月氏到了阿姆河，不仅用武力臣服了大夏，还由于这里土地肥沃，逐渐由游牧生活，改向农业定居，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前后13年，只剩下他和堂邑父两个人回来。
张骞回来以后，向武帝报告了西域的情况。这就是《汉书·西域传》资料的最初来源。之后，由于张骞随卫青出征立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这时，汉朝业已控制了河西走廊，积极进行武帝时对匈奴最大规模的一次战役，正是决战的关键时刻。几年来汉武帝多次向张赛询问大夏等地情况，张骞着重谈了乌孙到伊犁河畔后，已经与匈奴发生矛盾的具体情况，建议招乌孙东返敦煌一带，跟汉共同抵抗匈奴。这就是“断匈奴右臂”的着名战略。同时，张赛也着重提出应该与西域各族加强友好往来。这些意见都得到汉武帝的支持。
张赛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到了乌孙，说乌孙王东返，又未成功，乃分遣副使持节到了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不宜、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汉朝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2万人的盛大欢迎。安息等国的使者也不断来长安访问和贸易。从此，汉与西域的交通建立起来。
张骞通西域后，汉族和西域各族间的经济文化关系日趋密切。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苜蓿等十几种植物，逐渐在中原栽培。龟兹的乐曲和胡琴等乐器，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汉军在鄯善、车师等地屯田时使用地下相通的穿井术，习称“坎儿井”，在当地逐渐推广。此外，大宛的汗血马在汉代非常着名，名曰“天马”，“使者相望于道以求之”。那时大宛以西到安息国，都不产丝，也不懂得铸铁器，后来汉的使臣和散兵把这些技术传了过去。中国蚕丝和冶铁术的西传，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贡献。
16。赵过创立“代田法”。
赵过是西汉武帝末年人，做过“搜粟都尉”，是我国古代着名的农业科学家。武帝时推行赵过创造的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技术，使我国农业获得了重大的进步。
赵过创立的新耕作法，叫“代田法”。“代田法”是一种适于北方旱地作物的耕作方法。推行“代田法”以前，实行的耕作方法，是翻地之后，即在地上散布五谷，不分行列，叫做“缦田法”。“缦田法”是原始的耕作方法，地力用尽，必需休耕，上田一年，下田要三年。这种落后方法，阻碍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代田法”是在地上开沟培垄，作物种在沟内。随着作物的生长，在中耕的同时，将垄上的土培到苗的根部。最后，沟变成垄，垄变成沟。来年沟垄再互相轮换。这种耕作方法，能够经常保持地力，并且有利于抗旱保墒，防止庄稼倒伏，也节约了人力。显然，“代田法”较之“缦田法”，是一次耕作技术上的重大革新。
赵过在创立“代田法”的同时，还改进了农具。根据史书的记载，我国自春秋以来，就实行牛耕，但很不普及。赵过改进旧的耕作方法，创制耦犁，推行牛耕。据说，二牛三人，每年可种田5顷。由于当时一般农户无力养牛，赵过提倡用人力犁，最多一天能耕30亩。赵过又在过去一脚耧和二脚耧的基础上，改进成三脚耧。一人牵牛，一人扶耧，一天可以播种一顷。
由于实行了“代田法”和改进农具，史书上说，每亩每年可增产一石以上，好的甚至可以加倍。
在赵过的建议下，大司农增设由赵过主持的手工作坊，选取有技巧的手工业工人专门生产新农具，又令全国郡守派遣县令、力田地方小农官和乡村老农到长安学习新农具和新的耕作方法。
赵过的“代田法”，曾在皇帝的离宫内，由宫卒进行试验，打的谷子一般比其他的田地多出一石以上。于是，汉朝廷又命令在关中“公田”和边郡居延等地，进行试验推广。以后，又把“代田法”推广到河东、弘农等地普遍实行。史书上说，这些地方的农民都称赞“代田法”好，“用力少而得谷多”。
根据汉昭帝时桓宽《盐铁论》上记载，推行“代田法”，主要在关中地区。贫户缺少牛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有“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是得到了增产的。赵过在我国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作出了杰出贡献的。
17。盐铁会议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大将军霍光以昭帝名义，命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60余人，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政策讨论会。这次会议，是要“总论政治得失”，对汉武帝时期的各项政策，特别是盐铁专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辩论。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盐铁会议”。
汉武帝在位时期，重用大理财家桑弘羊，实行盐铁专卖，收回铸钱大权，同时设立“平准”、“均输”制度，加上“算缗”，“告缗”办法，使朝廷增加了巨大收入，削弱和打击了大工商业主和封国诸侯的经济势力，加强了中央政权的经济基础。汉武帝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内削诸侯王，北击匈奴，西通西域，大大巩固了中央集权，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但同时也因负担过重，导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不断爆发小规模起义，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汉武帝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决定在基本方针不变的前提之下，适当调整一些政策。
公元前89年，桑弘羊等上书汉武帝，要求在今新疆轮台一带，实行军事屯田，“以威西国”。汉武帝深知力所不及，为此下了一道“轮台诏令”，不同意再加重百姓口赋，拒绝在轮台再兴办屯田，并明确表示：“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同时，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个政策，对巩固前一时期加强统一集权的成果很有必要。但汉武帝来不及全面贯彻“轮台诏令”的方针，便在公元前87年死去。临死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并确定以他为首，与上官莱、桑弘羊等一起，共同辅佐即将继位、年仅8岁的汉昭帝。
霍光主持朝政时，“无所改作”，坚持汉武帝加强集权的各项主要政策，同时能够“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注意贯彻汉武帝“轮台诏令”的精神。公元前81年，朝廷下令，征求地方贤良文学对“民间疾苦”的意见，一致回答：“愿罢盐、铁、酒榷”，桑弘羊不同意。因此，霍光便组织了“盐铁会议”。
会上，霍光没有出面，由丞相田千秋主持会议。桑弘羊是代表朝廷答辩的主要发言人。从各地请来的贤良、文人，则利用这次机会，对汉武帝的各项政策进行了论辩，主要矛头指向桑弘羊，纷纷要求有所更改。于是，会上以贤良、文学为一方，桑弘羊为另一方，展开了激烈地辩论。他们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
第一，要不要继续实行盐铁专卖、统一铸钱、榷酤、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贤良、文人认为政府垄断这些事业，是“与民争利”，主张加以废止。桑弘羊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说：“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打击分裂势力，禁淫侈，绝兼并之路也”。桑弘羊指出，汉初不禁私利，吴王刘濞铸铁煮盐，结果力量一大，就造起反来。另外，大规模抗击匈奴的战争，“车甲之贵，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事实说明，实行盐铁专卖，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抵抗匈奴贵族的侵扰，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司马迁对此曾说过“民不宜赋，而国用饶”，加以肯定。汉武帝时，“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的桑弘羊，为此立功。所以，在会上，桑弘羊坚持继续执行盐铁专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
贤良、文人反对盐铁专卖，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不合历史实际，但却反映了封建官僚制度控制下的盐铁专卖，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官吏管理不善，假公济私，所造铁器质量低劣，“割草不痛”，价钱又贵，农民不愿用，出现了“木耕手”的现象。制出的盐，也有苦味，人民只好淡食。桑弘羊也承认这些事实，致使“民烦苦之”。
第二，对匈奴和战问题。匈奴贵族长期扰边，汉武帝发动大规模反击战争，这在当时还是必要的。不过，连年征战，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史书记载，武帝晚年，“海内虚耗，户口减半”，“东方盗贼滋起”，封建统治呈现不稳。贤良、文人以此为口实，全面否定抗匈斗争。他们认为，早就不应该轻启战端，只要用仁义加以感化，匈奴贵族自然就不来骚扰，“以仁义导之，则北乘无寇虏之优”。会议上，他们主张“罢关梁，除障塞”，撤除边防要塞，“偃兵休士，厚币结和”，认为这样自能安定和平。
这些议论，不切实际，非常迂腐可笑。桑弘羊摆出汉朝与匈奴关系的历史，说明匈奴贵族贪婪好战，即使“重质厚赂”，照样“暴害滋甚”。所以，他认为对于匈奴贵族“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仁义感化不可能收效。
第三，实行“法治”，还是实行“德治”。桑弘羊坚持汉武帝长期实行的“法治”政策。他认为，“令严而民谨慎，法设而奸禁”，实行严刑峻法，则“民不逾矩”，才能巩固封建统治。
来自地方的贤良、文人，直接感受农民反抗的威胁，指出，“疲马不畏鞭，疲民不畏刑法”，单靠酷刑镇压，“不可久也”，汉朝政权有可能步秦后尘，迅速垮台。贤良、文人主张实行“德治”，是要求汉朝廷变换统治手法，加强对人民的思想统治，先“礼”后“法”，“礼用敬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
儒法之争，是指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儒法两个学派之间的斗争，有它的特定含义。尔后，随着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发展，产生儒法斗争的社会历史条件发生变化，儒法逐渐走上了合流。盐铁会议正是在儒法日趋合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盐铁会议是汉朝政府讨论国策的一次会议。会议留下了记录。宣帝时的桓宽利用这些记录材料，写成了几万言的《盐铁论》一书。《盐铁论》保存了当时辩论双方代表人物的原来风貌，为后人提供了西汉盐铁专卖和盐铁会议的重要情况。
18。司马迁写《史记》
苏武在荒凉严寒的北海牧羊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京城长安受了屈辱的腐刑，正在发愤写一部历史书。这个人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写的这部书后来被题名为《史记》，《史记》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系统的历史着作。
司马迁是龙门今陕西省韩城县人。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政府中担任太史令的官职。司马谈希望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事业，所以对司马迁从小就进行十分严格的培养。司马迁10岁的时候，诵读《左传》、《国语》、《尚书》等古代流传下来的历史书，在历史和文学两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司马迁读书，遇到疑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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