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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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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倭寇大股部队侵犯浙江台州一带，而此时戚继光率军正在宁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激动，心想终于有机会能和倭寇决战并消灭其大部队了。他立即上马，手持令旗坚定地向前一挥，说道：“全军启程，向台州急行前进，违令者斩。”军令如山倒，这支部队昼夜行进，当军队赶到台州城时，围城的倭寇头目还洋洋得意地想这次避开了戚继光，台州唾手可得呢。
拂晓时分，台州城城门悄悄地打开了，一支几千人的军队悄无声息地从城中出来，此时城外的倭寇大营还在睡梦之中。
突然，一杆绣着斗大“戚”字的大旗在队伍中醒目地树起，随即一个声音响彻全军：“布好鸳鸯阵，向敌人进攻。”。
从天而降的戚家军将倭寇吓呆了，等他们稍清醒时，鸳鸯阵已经攻到了大营。由于敌军的惊慌，也由于平时戚家军训练有素，倭寇被包围在大阵中逃不出去了。
此时戚继光亲自在阵后擂鼓助威，“咚咚”的战鼓声更使戚家军力量倍增，每一个小鸳鸯阵进退自如，队长在前指挥开路，藤牌兵掩护全队，狼筅兵横冲直撞锐不可当，长枪兵短刀兵配合默契，倭寇被打得“哇哇”怪叫，四处逃窜。戚家军紧追不放，直杀到澄江江边。这次战斗共打死倭寇几百人，还有许多倭寇被烧死、淹死。
台州大捷后，倭寇的气焰被打消许多，同时“戚家军”的名声响彻整个浙江，倭寇一听“戚家军”这三个字就十分害怕。这次战斗后戚家军由3000人发展到6000人，战斗力更强了。
第二年秋，倭寇又想侵扰我东南沿海。但他们知道浙江有戚继光不好对付，于是在福建沿海骚扰，攻占了宁德城。这一来嘉靖皇帝又着急了，赶忙把戚继光又从浙江调到福建。
戚继光对倭寇的不断骚扰也十分费心思，他想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倭寇来了打，一打他就走，总是击不中要害。就像打蛇要打它的七寸，要消灭倭寇也要消灭他的巢穴，这样才能永保东南沿海平安无事。戚继光到福建后就向各方面打听，不论男女老幼，不管是做什么的，只要有消息就听取并且给报信人奖赏，终于戚继光知道了倭寇的巢穴是在宁德城外数十里的横屿岛。这个岛是海上一座孤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倭寇在岛上积放财物，也将这个岛当作根据地养精蓄锐。
戚继光这一日察看了横屿岛地形后，深深感到的确不好攻打。晚上他召集所有将领、参谋在大帐内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气氛很热烈，但是只有打胜仗的信心却没有什么实际有效的办法。
这一夜戚继光苦思冥想，逐渐地一个想法在他脑中形成。虽说横屿岛在海中，四面环水，但在退潮时就是一片淤泥与陆地相连，倭寇也经常在退潮时攻上岸，在涨潮时退回岛。那我们可不可以利用退潮时攻入横屿岛呢？想到这儿，戚继光十分兴奋，索性不躺了，披上衣服在桌前坐下继续思考。
用什么方法可以迅速通过淤泥攻上岛呢？而且一定要保证迅速消灭敌人，才不会在涨潮时被切断退路。
“有了，可以用稻草铺路，再搭上木板……”戚继光忽然灵机一动有了主意，喜不自禁叫出声来。此时天已蒙蒙亮了，一夜未睡但他仍是精神百倍，随即他披挂整齐升帐点兵。
当戚继光把他的主意给部将说明后，顿时众将发出一片赞美声，都说还是大将军有办法，对此戚继光只是微微一笑，随即正色传令。他将戚家军分为两路进攻横屿岛，一路由侧面进攻争取在岛中放起大火扰乱敌人，另一路由他亲自率领从正面进攻。每个士兵都准备稻草和木板，只等当天一退潮露出淤泥，立刻铺上稻草，在稻草上再放木板，这样大军就可通过木板顺利地攻上横屿岛。
这一天退潮后，士兵在岸上已能清楚地看到横屿岛，马上开始铺稻草木板。岛上的倭寇发现了这条大蛇似的木板路，十分害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戚家军攻上岛，几千个倭寇立刻和冲上来的戚家军顽固拼杀，战斗十分激烈。戚继光此时又为战士助威，岛上喊杀声、兵器相憧声、战鼓声响成一片，打得难分难解。
这时，另一路戚家军却已悄悄地上了横屿岛。倭寇以为只有一支戚家军攻上岛，因此只在正面抵抗，忽视了侧面的防守。等到岛上放起大火，那一路戚家军从后面杀上来时，倭寇们可傻了眼，再也无心抵抗了，岛上到处是倭寇的尸体。这一仗戚家军大获全胜，完全捣毁了倭寇的巢穴。
自此以后，倭寇可是吓破了胆，他们也被分隔开来，无法再联合，对百姓的侵扰减轻了。但是威继光仍不满足，他恨倭寇危害我国人民，他要将倭寇消灭干净，永远消除这个祸害。
这时在浙江、福建还有一支俞大猷率领的抗倭军队，于是戚家军和俞大猷军联合起来，共同打击倭寇。经过三年时间，戚家军和俞家军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将倭寇不是消灭就是将他们赶回老家。到这个时候，东南沿海的人民又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人民也永远记着戚继光的功绩，称颂他是一位抗倭名将。
55。一条鞭法改革
一条鞭法，产生在明朝的嘉靖年间。1581年万历9年通行全国，从此成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项主要赋役制度。
在一条鞭法实施以前，明朝传统的赋役制度是将赋和役分开征调的。赋以田为对象，分成夏税和秋粮，向田主征收；役的对象是人丁，官府需要力役时，按户出丁，轮流应役。官府分别把每户的田地和户口，记录在鱼鳞图册和黄册上，作为征调赋役的依据。随着土地兼并的扩展，户丁逃亡，田地隐匿，使得这两个文册的记载十分混乱和失真。那些善于隐产瞒丁的富户，和享有优免权的权贵，“地连阡陌，而欺隐无税”，贫苦农民往往产去而税存，弊端百出。统治者在田赋以外加派的贡品，对户丁的任意役使更是数不胜数。这样苛重的剥削和混乱不堪的赋税制度，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迫使农民“甘愿抛荒田产，避役四方”，或者“逃亡山林，转为盗贼”，使得阶级矛盾日益加剧，国家税源枯竭，人丁短缺。到嘉靖、隆庆年间，可收租赋的田地日渐减少。1571年隆庆5年的征赋地比1393年洪武26年减少近一半，户丁的流亡也相当严重，这对封建政权来说，是个很大的危机。
为了稳定统治，减少财政损失，必须重新清查土地、户口，改革赋役制度。
1539年嘉靖18年，应天巡抚欧阳铎和苏州知府王仪，提出“以田为母，以户为子”的办法办理赋役。后来相继有人提出“纲银”和“一串铃”的办法。按照《明史·食货志》的说法，纲银就是把民间应役岁费，丁四粮六总征，易知而不繁，就像网之有纲一样。一串铃则是一种伙收分解的办法。这都是一条鞭法的先导。嘉靖末年，经海瑞、庞尚鹏在江南地区大力推行，才逐渐推广开来。1581年万历9年在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主持之下，在全国实行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的具体内容是，通计一个州县的赋役，量地计丁，丁粮全部交官；一年中所需的力役，由官府全募，付给工食费用；其他杂税土贡等也与税粮合为一条，计亩征银，由官府折办。
一条鞭法现在看来简单，但在当时却是一项重大改革。力役从按户丁签派，改为赋役合一，一律按亩征收银两，户丁只要出钱就可以免除力役。这无异于从实际上取消了力役，从而削弱了人身依附的关系，开始有了一定限度的人身自由，有利于商人、农民、雇工的谋生活动。由于银两可以用来代替实物，缴纳赋税，这就改变了征收实物税的旧制，扩大了银两的流通范围。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刺激的作用。同时，在一条鞭法实行的初期，把一切苛捐杂税归并成一种，简化了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官吏从中舞弊的机会，改变了某些赋役不均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所以一条鞭法的实施，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56。百年之争
明朝末年，以皇帝、太监、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腐朽最反动的集团。另一部分中下级官员、中小地主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受到排斥，他们看到当时政治腐败，将要导致明朝的灭亡。为了改革弊政，缓和矛盾，也形成一股政治力量，和大地主集团进行了斗争。这个大地主集团，后来被称为阉党，反对阉党的人被称为“东林党”。
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因和神宗意见相忤，被革职，回到家乡江苏无锡，和原任行人高攀龙、御史钱一本、太仆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顾宪成认为士大夫要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他们在讲学中，往往议论朝政，抨击一些失职的大官僚和为非作歹的太监等，因此得到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和商人等的拥护，也得到朝中一些正直官员如吏部郎中赵南星等人的支持。他们互通声气，志同道合，使东林书院成为一个社会舆论的中心。东林党就是由于东林书院而得名的。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主要是通过个人的活动而表现出来的，综括起来看，大致有以下几点：
1。主张拥立朱常洛为太子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是长子。按照儒家礼法，“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应立常洛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许多朝臣争请立常洛为太子，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国本”。
之争。围绕这个问题，又产生了所谓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等。拥立常洛为帝的朝臣最后虽然胜利，但光宗即位后不久就病死了，使他们又失去了靠山。后来阉党把由于拥立常洛而产生的这些斗争，算作“东林党”的一项罪名。
2。主张重用李三才李三才，顺天通州人，从户部主事，历官至户部尚书。在他任右金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府期间，主张改革弊政，停征商税，反对矿监、税使，并且惩治了税使陈增部下的程守训。
他还修治河道，发放赈粮，是一个有才能、得民心的官员。顾宪成等和他友好，曾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推荐李三才为人廉直，应入阁为相。但忌妒他的人很多，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攻击他曾私用皇木、营建私第，因此落职为民。“东林党”人想任用贤能，澄清吏治的主张也破产了。
3。反对横征暴敛东林党主张减轻人民负担，主张“惠商”，简化征税手续，减少滥征滥派，减轻江南织造的供应，减轻人民负担最重的“解役”等。其目的是为了维持农民的最低生活生产条件，以便保障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收入。但是，就是这样的建议也没有被皇室大地主集团所接受。
4。反对太监为非作歹熹宗天启时公元1621～1627，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愈来愈激烈了。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反对“东林党”的人暂时销声匿迹。他们幻想能够依靠皇帝和几个贤能的官员，对为非作歹的太监加以约束，就能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决定了他们必须继续进行勾结，保持他们的腐朽统治。太监魏忠贤纠合了“东林党”以外的浙、齐、楚等党派中的一些大官僚，互相勾结，对“东林党”人进行迫害。他们编制了东林《同志录》、《点将录》等，把他们想要打击的人编入册内，又将东林党人加以《水浒》中为他们所蔑视的农民起义领袖的绰号，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时雨叶向高、大刀杨涟、智多星缪昌期、神机军师顾大章等，制造压制他们的舆论。
1624年天启四年4月，阉党给事中傅堪开始向东林党人开刀，奏劾和逮捕了与东林党人关系较密的汪文言。阉党叫汪文言诬陷左光斗、魏大中等人，汪文言不屈，被击毙狱中。
同年6月，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其中有：1。自行拟旨，擅权乱政；2。斥逐直臣，重用私党；3。亲属滥加恩荫，甚至小孩子也做了高官；4。利用东厂特务机关，陷害好人；5。穷奢极侈，生活腐化等。左金都御史左光斗也写成了奏劾魏忠贤的奏疏，魏忠贤听说了，不等他奏上，就把他削籍为民。
给事中魏大中也与同官奏劾魏忠贤擅权结党，孤立皇帝。接着上疏弹劾魏忠贤的还有黄尊素、袁化中、李应升、周宗建、万燝等70余人。
这一年，又发生了两淮巡盐御史崔呈秀贪污受贿的事。左都御史高攀龙揭发此事，吏部尚书赵南星奏请将崔呈秀遣戍。崔呈秀连夜跑到魏忠贤的家中，叩头哀告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人，如果不去掉他们，我辈不知死到哪里？”。
崔呈秀还请魏忠贤收留自己为养子。专权的太监和无耻的官僚进一步结合起来，对他们所憎恨的官员开始下毒手了。他们用廷杖打死万燝，指使阉党奏幼并罢免了高攀龙、赵南星、杨涟、左光斗、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魏大中等人。接着，又派锦衣卫堤骑到他们家中去逮捕。顾大章因受刑不过自缢身死，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五人都被阉党使用各种酷刑致死。死后还诬陷他们贪赃，株连家室亲朋。周宗建、李应升、黄尊素等也相继惨死狱中。高攀龙被迫在家中投池自杀。赵南星死于戍所。曾经在东北抵御满族入侵的熊廷弼也被杀害。凡是他们认为是东林党人或和东林党人关系较近的人都被免官、放逐或杀戮。李三才由于已在1623年天启三年病死，只好把他削籍为民，夺去朝廷给他的封浩。1625年8月，御史张纳奏请拆毁天下所有的书院，停止讲学，以压制在野官员和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当锦衣卫堤骑特务人员在苏州逮捕周顺昌时，苏州人民纷起反对，当场打死缇骑一人，其他缇骑受伤逃跑，周顺昌自投监狱后被打死。巡抚毛一鹭逮捕了居民颜佩韦等五人，并把他们杀死。苏州人民为了纪念他们，把他们葬于虎丘，题墓碑为“五人之墓”。前往浙江逮捕黄尊素的缇骑，行至苏州，也被人民打散。
经过这次教训，缇骑再也不敢到外地去任意捕人了。这说明“东林党”人反对阉党的斗争是正义的行动，他们的某些主张是得到人民的拥护的。
魏忠贤等阉党在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以后，更肆无忌惮地专权腐化，和人民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
1627年天启七年8月，熹宗病死，崇祯帝朱由检继位，才把魏忠贤等人除掉，为“东林党”的官员恢复名誉。但是，一些阉党残余分子继续为恶，在东北抵御满族入侵的袁崇焕也被他们害死。这样的斗争一直继续到明朝灭亡。
57。李自成起义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阶级无休止地对人民横征暴敛，仅“辽饷”、“剿饷”、“练饷”等加派，一年就达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几倍。再加上天灾频繁，使广大劳苦大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特别是土地贫瘠的陕西北部，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农民吃糠、草树皮而不可得，只好吃石粉，不几天就腹胀而死。摆在广大农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不从斗争中求生，就只有坐等死亡。
1627年天启七年，白水县农民王二，率众反抗澄县知县的苛征暴敛，很快就得到府谷、汉南等地群众的响应。起义军以饥饿的流民为基本队伍，以失业的驿卒和反抗军官压迫而逃亡哗变的“变兵”为骨干。他们由陕西进入山西，再由山西到河南。经过几年的反复斗争和锻炼，起义军中闯王高迎祥的声望地位逐渐提高。在他部下作“闯将”的李自成，也逐渐成长起来。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人，从小给地主放过羊，当过驿卒。因无钱偿还恶霸地主艾举人的高利贷，被县官抓去严刑拷打。出狱后，他杀死艾举人，参加了起义军。他先在王左挂和张存孟部下，王、张叛变投降，他便投奔了高迎祥。他谋略过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这时天启帝已经死去，由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农民军继续发展。
1636年崇祯九年，高迎祥牺牲，余众共推李自成为闯王，领导农民军继续斗争。他们突破敌人的围攻，在陕西、四川、甘肃等地与明军周旋。由于力量悬殊，未能摆脱被动局面。特别在张献忠等起义军重要将领接受明朝招抚，李自成部下的祁总管等叛变投敌后，起义军益形孤立。在这革命低潮中，李自成毫不气馁，积极组织群众，准备反攻。
1639年崇祯十二年五月，李自成得到张献忠在谷城再次举兵反明的消息后，率众冲出商雒山，突入河南。河南饥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起义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几十万人。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组织和动员群众推翻明王朝的封建统治，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除了在军事上打击统治者外，还针对当时河南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均田免粮”、“割富济贫”、“平买平卖”等斗争口号，赢得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中原地区广泛流传着“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等歌谣。
1641年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占了洛阳。洛阳是河南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远义军活捉了福王朱常洵，当众历数了他的罪状后，将他杀死。起义军又打开官府粮仓、金库，将几万石粮食、数十万金钱和大量衣物分给贫民。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00多万人。从此，起义军由弱转强，由被动变为主动，开始了大规模歼灭明军主力的运动战。
农民军在河南痛击明军取得胜利后，又南下攻占了湖北重镇襄樊及周围各县，很快地控制了南至澧州、常德，北到黄河沿岸，东起麻城、黄州，西到光化、均州的广大地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1643年崇祯十六年三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筹建政权。起义军拥戴李自成为新顺王，设上相、左辅、右弼组成内阁，下辖更、户、礼、兵、刑、工六政府，地方上设府尹、州牧、县令等官员。不久，李自成率军北征。十月，占领西安，农民革命政权的中心由襄阳移到西安。
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他改西安为西京，调整并加强了政权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添设了六政部尚书，建立了军功爵位，铸大顺钱币，造甲申历，废除八股文取士，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天下官吏等，并进一步贯彻打击官僚豪绅的政策。一面免除劳动人民的赋税，发放银钱粮米贩济，招抚安置流民；一面勒令官僚富户交出钱财粮米，充作军需，并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地主南企仲、南居益等人。
1644年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占领太原，然后分兵两路，直捣北京。一路由刘宗敏率领，经固关、真定、保定北上，一路由李自成统率，经大同、宣化入居庸关。三月十七日，南北两路大军在北京城下会师，包围了北京。
三月十九日，农民军攻破内城，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大顺军进京以后，采取措施，释放明朝政府关押的犯人，将勋戚贵族和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关押追赃。同时，李自成还派遣农民军去镇守各要镇重地，扫荡明朝残余势力，并在一些地方建立政权机构。
这时，长江以南还有50万明朝军队图谋报“君父之仇”，山海关还在拥有重兵的吴三桂手中，关外的满族贵族正在虎视眈眈地想入侵中原。农民军占领区的地主阶级，有的公开组织地主武装，有的暗中捣乱破坏。在新的考验面前，农民军的一部分将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大、和平麻痹思想。有的人甚至追求生活安逸，丧失了农民军的本色。李自成又在战略和策略上犯了错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向山海关进军。这时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已投降清朝，与满族贵族勾结，联合向农民军进攻。李自成军遭到阿济格、多铎的率军突袭，作战失利。4月26日，撤回北京。29日，李自成即皇帝位，30日，撤离北京，向陕西方面败退。
李自成退出北京后，由于没有巩固的根据地立足安身，常常是仓促应战，战败即退，军事上极其被动。这时清军分两路追击，李自成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从陕西退到湖北。在农民军节节失利的情况下，牛金星等人无耻降清，各地地主武装也纷纷蠢动，大顺军处境极其困难。1645年顺治二年闰六月，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9岁。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军余部在李自成妻子高氏和李过、高一功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直到1664年康熙三年才告失败。
58。清朝的建立
满族的前身是女真族，长期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以及黑龙江一带。早在11世纪时，女真族的完颜部就曾建立过政权。元时一部分女真人迁入中原，另一部分仍留在东北。明初女真形成建州、海西、野人三部，生产渐渐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作为满族主体的建州女真定居于赫图阿拉今辽宁一带，接受明政府的有效管辖，定期交纳贡赋。努尔哈赤做建州女真首领时，因戍边从征有功，被明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是明初建州左卫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代，姓爱新觉罗，是辽东总兵李成梁养子，受汉文化影响很深。
明对女真实行“以夷治夷”、分而治之的政策。万历年间，女真各部间相互争夺十分激烈，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带领下历经40年奋斗，统一了女真各部。在此过程中，努尔哈赤命人创制了满文，并创建八旗制，将分散的女真各部有效地统一组织起来。八旗制保证了战斗力，有利于生产，推动了女真社会的进步。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脱明独立，称汗建国，建元天命，史称后金。随着后金的崛起，明朝渐感威胁，就采取措施进行限制。努尔哈赤一心图谋大业，开始与明抗衡。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大举侵明，攻占并烧毁抚顺城。明调大将杨镐为辽东经略，镇守沈阳，出兵四路，反击金兵。由于中路首领轻敌，在萨尔浒遇伏，全军覆没。其他各路也因军队素质低劣、将帅不和，被后金部各个击破。萨尔浒一役巩固了努尔哈赤在东北的地位，是后金发展中的关键性战役，从此以后明朝在军事上陷入了被功防御的地位，后金则转向战略进攻。
萨尔浒之后，明王朝改任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构筑辽河防线，防备森严，与后金相持了很久，后因阉党陷害被革职，辽东边界开始松弛。努尔哈赤乘机率兵攻克辽阳、沈阳，占领70多个城池，并随着战线的南移，于1621年迁都沈阳。明政府又重新起用熊廷弼，同时任用王化贞为巡抚。王化贞独断专行，掌握着实权，处处牵制熊廷弼。1623年后金军渡过辽河后，王化贞弃城而逃，熊廷弼被迫退守山海关，被阉党害死。其后继者孙承宗继续他的战略，并采纳老将袁崇焕的建议，构筑了以宁远、锦州为重点的锦宁防线，但他也被阉党排挤去职，锦州等地尽失，只有袁崇焕拼死守宁远一城，金兵受阻，努尔哈赤阵前受伤，1626年死去，他的儿子皇太极即位，继续发动侵明的战争。
皇太极知道袁崇焕是他进军的最大障碍，就利用阉党与袁的矛盾，离间明朝君臣。崇祯帝以为袁崇焕与皇太极密约通敌，将袁崇焕下狱处死。1641年，皇太极重兵围攻锦州，洪承畴率兵求援，被困于松山城内弹尽粮绝，被俘投降。不久，固守锦州的祖大寿也被迫降清，明廷关外的战略据点被金兵彻底扫清，为清军入关进京打下基础。
对明作战的同时，皇太极统一了黑龙江流域的女真各部，绥服蒙古，完成对明的新月形包围战略。皇太极在定鼎北京前，先后5次率兵突入长城，进入中原地带，大肆掠劫，因人民的反抗未能驻足内地。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皇帝，定族名为“满族”，改国号为“大清”。皇太极就是清太宗，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权的国家机器基本确立。
59。吴三桂降清
崇祯末年，正当李自成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北京进军之际，清摄政王多尔衮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的建议，及时调整战略，为进取中原、统一全国加紧准备。农民军占领西安后，满洲贵族曾致书招降，遭到李自成拒绝。不久，李自成率军进入北京。
1644年3月18日，崇祯帝在煤山（现北京景山）自缢，明朝灭亡。
满洲贵族乘机大举入关。
在此之前，皇太极就多次想在关内立足，但终因受阻于山海关而未能成功。于是他就采取先取关外锦州、宁远诸城，次取山海关，步步为营的战略。皇太极逝世后，其子福临继位后来的顺治帝，由亲王多尔衮摄政。这时驻守宁远至山海关一线的是宁远总兵吴三桂，他是辽东名将祖大寿的外甥，拥有精兵四万和地方武装八九万，实力强大，是镇守北方的劲旅，为明政府、清军、农民军三方面所关注，在当时形势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吴三桂多次成功抵抗清军进攻，被封为平西伯。崇祯帝命他弃守宁远，入京勤王，吴三桂于是率军民50余万人撤进关内，准备进京。三月崇祯帝吊死，他便停止进军，孤军立于两强之间，前有李自成的大顺军，后有清军部队虎视眈眈。
李自成进京后，派人招降吴三桂。吴三桂审时度势，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抵抗农民军，再加上父亲吴襄及家人都在北京，于是决定率领军队进京见李自成，领受新命。三月下旬，大军行至玉田时，吴三桂听说父亲吴襄被农民夹打，索银20万，爱妾陈圆圆被李自成部将刘宗敏掠去，勃然大怒，便率兵折回山海关，发誓与农民军势不两立。陈圆圆原是扬州名妓，貌美温娴，十分受宠于吴三桂。吴三桂势单力孤，仅据山海关一隅，根本无力与农民军对抗，便想到与清兵联手对抗农民军，于是派信使去见多尔衮。
这时，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正计划由蓟州、密云地区破城墙而入，行军至翁后遇到了吴三桂的使者，便改变行军路线，直接向山海关进发。当时，李自成已亲率大军进逼山海关，准备与吴三桂展开激战。多尔衮4月21日到达山海关，屯驻于欢喜岭，蓄锐不发，按兵观望。4月22日吴三桂亲自出关，面见多尔衮，提出条件，正式降清。吴三桂与多尔衮约定，清兵帮助吴三桂打败了李自成后，黄河以北归清，以南归明，并封吴三桂为王。当日，多尔衮就率军进入山海关，不费一兵一卒便实现了多年夙愿。此时，吴三桂军与农民军已激战多时，双方都筋疲力尽。养精蓄锐的清军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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