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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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焉识无法坚持，跟他出去了。就在铁门外，他腿一软，差点跪倒。等他出去，他的狱友小声说，不正常啊，一般会点名字的，也会给你时间换衣服的，怎么就是一个“你起来”呢？

看守见陆焉识的下肢成了漏了锯末的布娃娃的腿，滴溜当啷的，几乎走不了路，便叫他好好走，工厂里还等着他。

陆焉识说：“工厂里？”

看守告诉这个待毙的死刑犯，这所监狱有两个工厂，一个是袜子厂，做的袜子出口呢。另一个是铁器厂，做出的活络扳手也是全中国名牌。

“你上一次到袜子厂去做生活，讲你有什么短命的革新计划。你讲过没有啊？”

陆焉识说他讲过的。那是他第一次被判十五年刑之后。他在袜子厂工作了一个月，发现厂里出产的彩袜浸染工序太多，费时费力。他想了几天，想出了一个革新方案，可以省略一道浸染工序。但因为江帆事件，他被加刑，没有机会来验证他的革新。

到了车间，陆焉识被摘了脚镣手铐，但他一个人就占住一个看守。他从当夜十点左右一直干到第三天中午，实验基本成功了。他回到重监号里，发现少了两个老狱友，添出四个新狱友，夜里翻身喊“报告”的次数更多了，睡眠和苏醒相互夹杂，不分彼此。

将近新年的夜里，一个狱友半夜站起身，在监号里绕圈子溜达。不久，另外两个人也起来，以一模一样的水底走路的步子，跟着第一个狱友在两排铺位之间狭长空地上遛弯。再过一会儿，这个梦游人的队伍迅速成长，八个成员加盟进去。他们准确地从铁门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在碰壁之前准确地拐弯，谁也不绊在谁的脚镣上。等到打瞌睡的看守听到脚镣的声响，跑到这个监号门口，所有死刑和死缓犯人都走着水底步伐，不急不徐地行进，似乎在进行一种史前的神秘仪式。

看守吓坏了，对他们喊：“站住！……”

奇怪的是，进行仪式的人很服从地站住了。

“马上回到你们自己的铺位上去！”

这是仪式里没有的规定动作，所以他们不动。

“回去！”

仪式又恢复了，绕着那道神秘的规定轨迹继续行进。

我的祖父也加入了梦游者仪式。他在看守叫喊时其实已经醒了，但他摆脱不了梦魇，有种灵魂出窍的感觉：灵魂看着自己的肉体自行其是，无法去控制它。经历了巨大心理恐惧的人以这种方式逃避恐惧。那暂时失去灵魂的肉体是自由的，可以不顾约束和禁锢，连铁镣都失去了重量。所以他估计其他狱友也跟他一样，是半醒的，只是无法控制自己肉体的行为。

看守跑到第46号监房，取出长柄笤帚（我祖父的记忆力惊人，连哪间号子存放大扫除清洁工具都记得清清楚楚）。看守将长柄扫帚挥舞成某种原始武器，对着继续梦游的犯人们叫喊：“回去！回去！”

“回去”在没有魂魄的人这里，得到的读解是不同的，他们的服从就是一直走，似乎就是在走回去。场面越来越鬼魅荒诞。看守用扫帚柄敲打着铁簸箕，一面继续叫喊：“回到铺位上去！”

梦游者们的理解力和语言似乎跟看守隔着许多生物代，都不懂他叫喊的是什么，仍然以他们失重的步子走他们的老路。我祖父在回忆录里说，那史前人的示威或送葬的队伍，与看守隔着一层抽象的时空，无法穿越。

梦游队伍自发地解散，就像它被组织起来一样自发。他们一个个回到自己的铺位上，躺下，接着剩余的睡眠睡去。那一夜剩余的睡眠不多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三个多小时他们睡得很沉，没有人喊“报告”翻身。

第二天在同样的时间，另一个看守看到了同一个场面。如此场面一连发生五天，惊动了监狱领导。领导们派干部调查这件事是谁起的头，但犯人们全部否认自己在夜里发生过任何异常行为。根据干部们的直觉和经验，他们觉得犯人们不像在撒谎。下一天夜里，梦游者们的示威或送葬再次发生。监狱干部便挑选了两个犯人，把他们双臂反剪，两手和监号粗大、位置较高的铁门闩铐在一起，让他们弓腰驼背地被自己的手拎起，脚尖几乎被拎得离开地面，活像一对过油的大虾。接下去每人都做了一回大虾，但“过油”之后仍然想不起聚众梦游这回事。一个礼拜过去，监狱干部布置犯人们就梦游事件反省，要么自首，要么揭发其他狱友。反省了几天，没人反省出结果来，更没有自首者和揭发者。这期间又有两个狱友被拉出去接受公审和枪决。反省的规定不断更新，最后落定在这几条上：反省的死刑犯不参加晚间往五楼的搬迁，只留在底层监号里；反省的坐姿是双盘腿，犹如入定，换腿要请求看守批准；低头垂目，不准东张西望；一般情况下不准说话，除非被指定发言，一旦被指定发言，就必须发言。

一场反省把一个冬天坐过去了。人们的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变得柔弱黄细，如同病女人，连汗毛都退落一净。所有的腿因为毫无活动而萎缩退化了，皮松垮下来，耷拉在骨头上，肌肉似乎被腿自己消化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反省未果，暂时留下这个号子的死刑犯不毙，还是因为有比他们更重要的罪犯必须插队到他们前面，提前毙掉，总之陆焉识这个号子的狱友都活着见到了1955年的新年和春节。

陆焉识比其他犯人幸运的是，他的妻子在一个月一次的探视中从不失约。

终于有个人受够了反省。正月十五那天，在陆焉识被押出号子去见妻子的时候，这个人向看守申请揭发。他揭发夜里的无声抗议活动是陆焉识发起的。陆焉识回到监狱，就有人对他耳语，把刚刚发生的“揭发”告诉了他。

当夜，所有同监号的狱友都搬迁到五楼去了，只留下了陆焉识。先是那个蹲点调查的监狱干部单独提审他，问那天夜里闹示威的领头人物是不是他陆焉识。他回答不是的。那么是谁？不知道。怎么可能不知道？真不知道，梦游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还用草纸和粥做钉子，黏在自己床头挂衣服？”

陆焉识说因为重刑犯的东西都放在监号外的走廊上，监号内的温度上升和下降要靠自己增减衣服，但人住得太挤，没地方放东西，就想出这个点子来。每天粘在碗边上的粥没有用，用草纸擦下来，粘在墙上，每天粘一点，渐渐就像钟乳石一样堆积起很牢固的一块，可以挂一件毛衣。

“点子倒不少！”干部说。

陆焉识想，这也值得狱友揭发。

还有一项揭发：陆焉识用一根很大的鱼刺磨了根缝衣针，所有狱友都跟他学，因此每人都藏有一根可以当自杀武器的鱼骨针。

“这个你承认不承认？”干部问道。

“承认。”

“哪里来的大鱼刺？”

“从大鱼身上来的。”

“你跟我废话吗？”干部拍一下桌子，“大鱼哪里来的？！”

陆焉识眨眨眼，一五一十交代。那次英国工党代表团来参观这所模范监狱，参观了犯人吃饭，所以犯人改善伙食吃鱼，每个犯人分到的鱼肉有四五两，看起来是从几十斤重的大鱼身上切下来的。他磨那根针首先因为毛衣脱线，需要修补。其次他想磨自己的耐心。别人都跟他学着磨针，这不能怪他；他们磨了针去缝衣服还是去刺自己的喉咙，就更加是他们的个人选择了。

我祖父在1955年还跟人一口一个“个人选择”。这话到了他的回忆录的后半部就不见了，他已经明白了五十年代初的自己有多么可笑。1955年那个春天的夜晚，他正毫无选择地在走向天明，走向江湾体育场的万人公审大会。

其他狱友搬迁到五楼去之后，留下的就是陆焉识一个人。果然，他在晚上九点钟被押到一间监号。在往走廊里走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的皮箱，还是从美国带回来的那个皮箱。明天，枪声响过之后，狱友们从楼上搬迁回来，也会看到这个皮箱，它将被放在他的被褥卷旁边，并且别着一张纸条：“陆焉识，××××号，刑于1955年3月4日”。

一排长桌上摊着表格。表格上端竖着一个充满自我正义感的戴警帽的头颅，帽檐遮去天花板上投下的灯光，因此眼睛和阴影不分彼此，可以说眼睛有阴影那么大，或者说阴影像眼睛一样会打量人。

表格的一个个栏目都被填满，他向后退了一步，朝坐在桌子后面的人微微鞠了一躬。没办法，这是他的教养给他的习惯，让他尊重任何一种劳动和付出：不管怎样的冤案，人家为你也忙了累了这么久。

1955年3月3日的陆焉识就像1976年11月初一样，决定把自己最后的夜晚用来给自己的妻子写一封信。

他向看守要来了纸和笔，把纸铺在冰冷潮湿的水泥地面上，尽量不让笔尖戳破纸。1955年的陆焉识跟1976年一样，也是要写得太多，反而写不出一个字。不同的是，那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一生最爱的人就是妻子冯婉喻；婉喻是他寡味的开端，却是他完美的归宿。1955年3月3日夜里，陆焉识只是打算写一封寻常的别离妻子儿女家园的信，像遗言又像托孤的那种信。但他怎样都写不出来。他害怕极了。死是那么可怕的事啊。何况又是那么一种死法。他恐惧死的程度可以杀死他一百次；不，他每一分钟被杀死一小部分，到了天亮，他竟然完全死了一样昏沉沉睡去，守着两张空白的信纸。

他是被脚步声惊醒的。一刹那间他后悔不迭，那封信没有时间写了。等两个警察向他走来时，他看看那两张白纸――他的不辞而别。警车鸣笛开道，他回过头就能看到他熟悉的街道旁边站着看热闹的人群。他从来没有看过此类热闹；没有那种胃口和情趣。到了体育场，组织来参加公审会的人一圈圈坐上去，座无虚席，有那么几个缺乏理性的人被押进场时虚张声势地喊口号，声音是撕出嗓子眼的。他们无非是觉得太没面子了，体面了半辈子最后落个这样的死法，让上万的人当作斗兽场的牺牲来看。所以他们就是喊几声给自己挣回点面子。

五六十个死刑犯从上海的各个监狱集中到这里，秩序很乱。三月天出了个五月的太阳，早早到来并等了一个上午的群众们无法如厕，就在附近的背静处解决；犯人们忍禁不住的粪便顺腿而下，挂在裤子上，随着他们移动；人民和敌人的排泄物一同让太阳蒸发，万人体育馆出来了万人大厕所的气味。

大会往下进行，一个个代表发言，犯人们的身高渐渐缩短，越来越矮，最后比地面高不了多少。押车的士兵都成了搬运工，提起那些快要化成一滩的死囚，往卡车上装。没有化成一滩的人也不少，那些喊口号的有的嘴被堵上了毛巾，有的冷冷地拒绝解放军士兵的帮助。陆焉识听见他前面一个风度翩翩的老者说：“请不要碰我。我自己可以走。”

于是陆焉识受到了鼓舞，当两只粗大黝黑的手从他身边伸过来时，他说：“谢谢，不过让我自己来。”

那个1955年3月4日走在陆焉识前面的老者活灵活现地进入了陆焉识的记忆，让他在1976年11月2日的清晨继续激励自己。老者当时一定想，活到自己的寿数，死也算个正当事物了，发生就发生吧。1976年的陆焉识正是这样想的，可以了，不错了，就是寻常人家的老人，活到七十来岁，也不该有什么不甘了。1955年的陆焉识在卡车上站到了老者旁边，站得玉树临风，上海迎面而来，碰到他的脸分开，又在他的两侧退去。街道两边的梧桐树叶还小，绿色非常年轻，在车速加快后成了两道绿流，把许许多多的人脸以及商店、楼房也流动了进去。

人脸里不会有婉喻的，她也不具备那种胃口和情趣。

我祖父陆焉识在听到枪声之后――也就是第一批死囚倒下之后被推到一边。推他的人气喘吁吁，问道：“叫你半天，怎么不答应？！”

陆焉识连看他的兴趣都没了。

“你是叫陆焉识吗？！”

“是、是我。”

“跟我走吧。”那人把他推出队列，“你的减刑批准了。文件在机关给耽搁了。”

老者抬起头，灰色的脸上浮起一个诡异的笑容。似乎是说：你逃过今天这一劫了，明天呢？也可能说：我俩还不一定谁更幸运呢。

第二十八节　万人大会

1976年11月3日，老几和二十多个老囚犯被带到很大一片开阔地，一端搭了个露天舞台，舞台两边各挂一个大喇叭。二十多个老囚们相互看看，都想从别人眼睛里看到谜底，但看到的都是彻底的糊涂。舞台下已经坐满了犯人，新旧不一的囚服上纽扣一律扣到领口，人模人样的。

老囚们蹲成一排，一个人掏出一根烟来，借了警卫战士的火，点着之后，挨个往下传。传的时候顺便说了一下自己的案由，哪一年的案犯。一半是1951年“镇反”的“老无期”，另一半是1954年“肃反”的“老无期”。

就在总场许政委让犯人们鼓掌欢迎省劳改局的领导时，天空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以为是云把太阳遮住了，手搭凉棚一看，遮住太阳的不是云，而是一大群个头很大的鸟。没人见过这种鸟，黑背白胸，翅膀像雁。这是新来青海湖鸟岛落户的鸟，现在它们成了最后一批离开青海湖飞往南方的禽类。成千上万只鸟一块掀动翅膀，一块翱翔，一块大叫，就在人们目迎它们近来，听着它们的叫声越来越响亮时，舞台上的宣传科女干事冲着麦克风叫喊：“请大家注意！”一面向刚开始讲话的劳改局领导抱歉地嗲笑。台下没人理她，都觉得目睹了一个千年难逢的景观。当大鸟们飞到了头顶，风向都变了，零星的羽毛像零星雪花一样扬洒。人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感到的震慑，连正要发言的劳改局领导、行政十三级的高干都向大鸟们行注目礼。空气里有了一股生命的味道，非腥非臭，暖融融的，接着，暗色的物体从鸟阵里降落，砸在人们的脸上头手背上还是热乎乎的，如同刚降了一场热冰雹。人们不知道鸟把什么降落下来，相互看着，人们终于惊呼：“鸟屎！”

鸟岛的新移民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这个地点集体如厕，太深奥了，超出了所有人的知识和智力范围。也许它们觉得飞过一片黑鸦鸦的人群时，感受到了粪土的气息。连老几都忘了自己的处境，被壮观的排便现象震蒙了。他在青海湖边生活十几年，鸟岛上的居民族类基本都认识，从来没有遇到这种奇观。鸟们方便完了，呱呱呱地唱着远去，东北风和劳改局长的报告又回来了。

老几还在看远去的鸟阵――它们现在像一片灰黑的飞翔的巨大房顶，从他们头上掀掉，刹那间已经到了天的那一头。当他还在玩味这是什么象征的时候，他渐渐听到其他老犯人的纷纷议论。

“……今天？！”

“今天就释放！”

“那……住哪儿呢？！”

“就是啊！谁给我们开饭呢？！”

老几的注意力完全回来了。台上的领导在用这些老犯人的例子给所有犯人上课，说这是中央领导的关怀，特赦从现在开始，头一批得到赦免的是这二十多个“镇反”和“肃反”进来的老先生。老几想“老先生”是什么社会面目？人民中的成员？好人民还是坏人民？

带队来的叶干事轻声喊着操令，带着老先生们（不再是老犯人了）排两列队伍走上舞台。老几走在第一排中间，“立定”之后他发现自己两侧都是比自己矮的人，他成了金字塔的塔尖。老几感到很不自在，甚至羞辱。劳改农场的场长给每个人发了纪念品，一条新得发硬、带染料气味的花毛巾，一个新的大花脸盆，一套新衣服。据说新衣服是市面上老人家都爱穿但穿不起的涤纶料子做的。老几不由地想到了裹在晴纶衣裤里烧成火球的知青小邢。

老几回到招待所，室友们不是去别的屋串门就是招人到自己屋来串门。他似乎挺碍别人的事，便一个人走到草地上。他要想想该拿自己怎么办。他以为自己是爱自由的，现在才知道自己怕自由。一有了自由，他就要考虑，婉喻还会不会接受自己，凭什么还要接受自己，自己的价值在哪里。

他没有目的地乱走，一会他发现自己走到了自己曾经的病房――那个“暖房”。就是说他走到医院来了。他迎面看到的第一个招牌是牙科。应该让婉喻看到一个有牙的焉识。他走进去，牙医和护士在给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上刑”，男孩在牙科的老虎凳上扭作一团，自己的父亲按都按不住，一头汗地说：“谁让你不刷牙？！以后还刷牙不？！”

不管老几是被毙了还是被赦了，这地方的人还是继续受牙病折磨。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等待。一个女牙医过来，问他怎么了。他说想装一副假牙。女牙医把他带进另一间屋子，拿出几种样品，要他挑一种。他挑了一种最便宜的，女牙医告诉他，最便宜的货紧俏，场里人都要最便宜的，要的话就得等。等多久？等两三个月。老几犹豫了一下，觉得自己是需要这两三个月的；他需要这段时间来恢复体力，调整心态，矫正结巴，清理虱子，等待牙齿。

“请、请……请问费用……？”

他想自己怎么回事，见个女牙医紧张什么？结巴又严重起来。

女牙医请他明天来医院挂号，再来牙科量尺寸，做模子。

这天晚饭时间，叶干事给每个老释放犯带来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钱；在押期间被扣的工资会补发一部分，这是从那笔补发工资里支出的一小部分，主要考虑到每个人刚释放都会有各种用项，所以提前给他们预支了。

老几很高兴能有这笔钱去付假牙的费用。拿了钱的老释放犯们都在商量如何花销。“你最需要买的是什么？”一个用橡皮筋做眼镜腿的老先生以粉红的牙花咬着字眼，把“什么”说成“协么”。

当老几告诉他们是假牙时，另外三个室友都乐了。他们的意思是，都到这岁数了，牙花都磨成牙了，还费那个事？说不定假牙还没有牙花好使呢！牙花嚼不烂的东西，肠胃能嚼烂，吃这么多年的油菜秸、青稞粒、七七芽，肠胃里都长了牙。老几没什么可说的。都这个岁数了，为了一个女人的眼睛不受罪而装假牙，他若把这个理由告诉他们，他们更会乐不可支。

第二天老几换了那身涤纶的新衣服，刚要抚摸一下，手掌就把料子沾起来了。再一抹，料子“啪搭”一下打了他的指尖。裤腿在他的脚踝上部飘荡，看上去他像江南的插秧农夫。不管怎样，这身衣服官方地正式地替代了他的囚服。他去了医院牙科，打好模子，走出来，迎面推来的担架车旁跟着的是颖花儿妈，虽然她围着红白黑三色长毛围巾，老几很远就把她认了出来。颖花儿妈看见老几眼圈就红了。老几立刻明白躺着的人是邓指，当然，跟他记忆里的邓指不是一个模样了。老几反身一面跟着担架车往住院部方向走，一面问安徽女人邓指怎么了。回答说刚刚做了手术，麻醉着呢。什么手术？开膛破肚的手术。女人抽泣起来。老几不再问下去，因为他知道这是个说不出名堂来的女人。一看就知道她不明白丈夫到底哪里出了毛病。

到了住院部，老几轻声向一个护士打听了邓指的手术，回答又干脆又简短：肝癌。老几又拉住一个中年医生，问邓指的手术成功率多大。医生说死马当活马医。医生护士说完都忙自己的去了，把老几一人留在正午的太阳下。老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应该回到邓指的病房去，回去又能干什么。他走到场部小卖部，买了四瓶糖水菠萝――那是小卖部的贵族食品，送到了邓指的病房，什么也没有说，匆匆告别了。

一个礼拜后，他回到牙科去再次打模子，因为上次打的模子碎了一块。离开时他想起了邓指。他几乎把他作为一个患难之交想起的。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见这个患难之交了。作为患难之交，他有义务告诉邓指，自己获释了，要回到妻子婉喻那里去了。

邓指靠在床头，手里拿了本杂志，场部图书馆借来的《人民文学》。他像个瘦黄的孩子，两眼却还是不服输的。一般得绝症的人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病情的，在邓指的案例中，颖花儿妈可能是倒数第二个知道邓指病情的。所以两口子都为老几的到来、老几的获释、老几的一身可笑的新装欢天喜地。

“操，老陆拽上涤纶了？”他伸手上来。

老几正要告诉他这种鬼料子会走火，邓指的手指头已经给火星崩着了，“哎哟”了一声。于是又是一轮笑。颖花儿妈给老几倒了一杯开水，放了一勺红糖，催促老几趁热喝。同屋的病人见这边这么热闹，躲到外面晒太阳去了。邓指对颖花儿妈说，去买个午餐肉罐头来，中午宴请老陆。颖花儿妈欣然答应，裹上围脖走了。女人一走，邓指问老几，跟老婆通上信没有。老几说还没写信，怕婉喻一接到他的信会催他立刻回去，假牙就来不及装了。

“别跟她说你那些浪荡事，知道不？”邓指说，做了个鬼脸。

老几笑笑。七十多岁的人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他对婉喻的爱一定要从他的浪荡说起。

“给，这个还还给你。”邓指把一样东西放在老几手上。

那块欧米茄。老几告诉他，这是他送给他的礼物，退礼物等于打人脸。

“这块表捣蛋。”邓指指着表笑道，“没有它我一辈子都给女人蒙在鼓里。我宁愿一辈子给蒙在鼓里。所以我得把它还给你。就算我借来用了十多年，测量了一下女人的心。你要回你老婆那儿去了，戴着它回去，本来就是老婆给你买的。”

老几没有问，邓指在降级之后，到了牧业中队，是否和牧业中队长对质或决斗了。他没有这种胃口和情趣来打听这种事。

“别搞那么清楚。一个男人一辈子就一个老婆。到了这岁数更明白了，能和你说说话的就是你老婆。我家小三儿出去上大学了，找了个相好，嘿，也是咱这儿出去的，跟他妈一样的女人！你回到上海，跟你老婆好好过。没剩他妈的几天了。”

邓指有点累了，脑袋在枕头上开始往下出溜，老几帮着他躺平。等到颖花儿妈提着一个装着罐头和苹果的网兜回来，邓指已经昏睡过去。

老几告辞出来，迎着正南边的太阳站了一会，泪水花了他的眼。

两个礼拜后，老几的假牙到货了，婉喻的信还没有来。在牙医的指导下，他把假牙装到嘴里，有一点松，但女牙医说松一点好，舒服，不磨牙肉，好比大一点的鞋子不磨脚一个道理。

这套跟大鞋子一样舒适的假牙使老几马上尊严起来，也漂亮起来。可以算个看得过去的老先生。老几在招待所的食堂搭伙，时常看见邓指的媳妇在那里帮厨。她一见老几就笑得眼睛弯弯的，让老几把新涤纶裤子脱了，她给他放出一个边来，否则他那么冷的天穿着长裤衩似的。老几谢了她的心意，回到招待所找了针线，把裤子改长了。犯人的生活真锻炼人，现在他可以做女人的活，更会做男人的活，七十多岁的人，肌肉还是五十岁的。他一边飞针走线，一边想到邓指媳妇的可怜，当时他一句真话出来，邓指的手枪可能就要了她的命。她一直记着老几的救命之恩呢。

到了大雪封山，通往大荒草漠外的公路交通都断了，邓指的媳妇问老几，为什么还不回家；其他“特赦”的老无期都走了。老几说他在等妻子的来信；妻子一定要做一番安排才能迎接他回去。

邓指在年底的时候病危了。第一次抢救过来之后，他还是很精神。脸色已经不是人的脸色，原本很小的眼睛现在肿成了两条线，露出来的是曾经的邓指那副逼人的目光。

“老陆，家里来信了吗？”

老几摇摇头，笑笑。他一点不担忧，婉喻从不失约。

“你睡觉睡着了吗？”

这两个问题烦了邓指十多年。

老几只是笑笑，没有摇头。他该体谅他，不想让他烦到最后一口气。

他的眼睛从两道线里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媳妇出去了。他又看看老几，老几上去拉起他干巴了的手，上面可好看了，乌紫一块，青黄一块，还有橡皮膏揭了贴、贴了揭留的黑色印痕。

“你媳妇不会来信了。”邓指有点幸灾乐祸地说。

老几还是毫不担心地笑笑。

“你干的浪荡事儿，别以为女人不知道。女人心里明白着呢！”邓指说。

老几叫他别累着，说多了耗人，此刻邓指只能补，不能耗。邓指听进去了，闭上眼睛，但闭了半分钟又睁开，眼睛似乎没那么肿了，曾经的神采通了电一样放射出来。

“老陆，你是个好人。宁可让我枪毙了你，都不肯说出实话来害颖花儿她妈。你知道那时候要毙了你有多容易？上级对你宽大多少人不服，随便找个由头就把你毙了。你知道吧？”邓指说。

老几不动声色。看看，一直以来他的提心吊胆不是没有根据的。

“邓、邓、邓政委，……”虽然邓指的政委早就给撸了，老几还是按他一生中最大的官衔称呼他。“我、我……”他想说颖花儿她妈真的没有去过五千米海拔的高坡，但邓指打断他。

“行了，”邓指无力地一笑。“你跟我还用装结巴吗？我不是早就知道你伶牙俐齿了吗？”

老几愣了。他并没有存心装结巴；他一急，一激动，一高兴或一不高兴，特别想说话或者特别不想说话，他都是这样，天然自然地口吃，二十多年前那个讲台前用语言征服一颗颗心的陆焉识似乎不在了。

邓指说：“难为你了，好好一个人，把自己活活整成残废。”

老几没有在意邓指的怜惜和同情，他的心思跑远了，跑到婉喻那儿去了。他见到婉喻会不会找回原来那口温雅淡定，有标有点，落到纸上即成文章的话语呢？这时他突然被邓指的话吸引回来。

“颖花儿她妈是个好女人。我不配人家。我凭啥把人家带到这鬼地方来？再也出不去了。……将来她有啥难处，你帮帮她，就算帮我。”歇一口气，他又说，“你看，你这‘无期’到头了，要走了，我成‘无期’了，哪儿也去不了。”

老几在邓指昏迷的三天里天天去看他。老几从邓指的昏迷感到安慰：永别世界原来是有过渡的，昏迷便是这段过渡。昏迷使你不知不觉撒开了你不舍的一切，在沉入昏迷的前一刻也许还抱着希望，生还的希望，与亲人重逢的希望，甚至康复的希望。邓指在沉入昏迷的刹那一定希望过，希望这不是最终结局，希望他和颖花儿她妈能结束他们的“无期”，一块走出这里。

邓指去世很多天之后，他才回顾邓指说的话：假如颖花儿她妈有什么难处，请代为照顾她。颖花儿她妈是邓指带不走的心头肉，可邓指为什么要他这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照顾她，老几想不明白。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77年的4月底，高原的公路通车了，邮车带来了积存了一冬的信件邮件，其中没有一封信从婉喻那儿来。

老几每天独自到草原上练习说话，他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