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犯焉识_严歌苓-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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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是人们的热门话题。

陆教授还因为别的原因做了人们的热门话题。除了在学生里蛊惑自由主义，民主主义，陆教授还不按照教育部审定的教案教学，而是按照自己脑子带来的课本上课。学校的秘密特务把焉识举报了上去。

1942年2月，阴历年之后，几个人来到学校，把焉识叫到刚返青的蔬菜农场田垄上。客气还是客气的，甚至马屁哄哄，说陆教授非凡人之才，据说把四国语言都讲得像家乡话。焉识还是他那个随和的一贯形象，“哪里哪里、过奖过奖”地作答。对方接下来问，不知道陆教授有没有很清楚的概念，抗日期间，教育中政治理想非常重要。本人不教政治，本人是教美国文学、法语和德语的。那么，教育部陈立夫部长规定的教案审查制度，陆教授有什么高见？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敢有高见。

几个人跟焉识的谈话进行得极其窝囊，跟重庆的春天一样，不干不湿，不阴不阳。最后那个领头的人警告了焉识，所有教员的教案必须报批，不经批准的教案是犯规教学。大学学生的思想本来就极不卫生，一有自由、民主的蛊惑马上感染成病。所以陆教授最好把教案上报审批。

焉识告诉他们，他没有教案，连教科书也没有；他是根据自己记忆里的教科书来授课的。那教科书呢？丢了。1937年就丢了，跟学校许多书籍、教具一块丢在从上海内迁的途中了。1937年的大迁徙从上海开始，逆江而上，又因武汉临危而再次迁徙。许多内迁的工厂和学校在途中就冲突起来，兵工厂的人抄出了枪支炸弹。没有人肯让步，没有人肯牺牲、割舍，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携带看成是绝对必须。甚至破旧的窗框门框也比教授们的教课书籍更必须。几百名纤夫拉着每个强势者的“必须”，扔下的都是文弱者的身家性命，从狭窄的江水逆流而上，相当壮观。那样的壮观情景也是充满无耻，人必须有赖无耻以在船上多占一点位置，多抢一口水，多吞一口干粮。到了重庆，每一艘船上都抬出若干具尸体，那都是生前不够强壮也不够无耻的。对不起，诸位，扯远了。不过，这就是对无教科书授课的说明。

几个特务走了。临走仍然客客气气：慢走，不送。陆教授请留步。焉识想，冲突不过如此：人们本来分散在全国各地，现在几乎都集中到西南，因此政治是浓缩的政治，政治恐怖也提炼了浓度，神经质不可避免。他回到寝室，趁念痕在忙晚饭，就写起文章来。他的文字一向诙谐带刺，越是刺越是诙谐，被刺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一切人。他戏说了迁徙内地的大混乱大无耻，造成“最不重要”的教科书的丢失。又说他作为一个教授，怎样无书而授课，然而却被教育部的人叫到散发着熟粪味的菜田里谈话，警告为“犯规教学”。他把文章寄到一家左翼小报。

是念痕拿着报纸从邮差那里一路奔回的。他在写作，叫她只管拆开信封去读。她从信封里拿出报纸，靠着门框开始阅读。读完她不说一句话，扭头看着门外渐渐到来的黄昏。他问她是不是认为文章不好。她说写得好不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样写就闯祸了。那几个人都不是好来头，跟陆教授客套地警告一场，陆教授还把他们写到文章里，当白鼻子小丑写，他们肯定不会再客气的。从政府搬迁到重庆念痕就开始在教育部里做事，衙门的事情她比焉识懂，什么样的话会惹官员们翻脸，她一看就知道。焉识的话也许已经惹翻了他们。焉识笑了，说惹翻了好，教授的境遇已经坏到了底，再坏就好了。

就在当天夜里，焉识的房门被人撞开。五个带枪的男人把他的床围住，五个枪口对准哆哆嗦嗦开始穿衣服的焉识。焉识从来没有在那么多眼睛的瞪视下穿衣，慢说还被他们毫无必要地吼叫：“快点！老实点！……”因此他一会找不着袜子，一会失落了皮带。他想，勇敢不屈的滋味一点也不好受；他的体面尊严在十多分钟里丢得非常干净。他一面跟着五个人往门口走，一面回想傍晚时念痕的话。女人的直觉总比男人好。

到了门外，他发现不止进到门里的五个特务，门口还有两个，过一会，又从房子后面跑过来两个。他一个教书匠，让他们这样认真打伏击，看来确实惹翻了大人物。他不知道该怎样通知念痕。有关这类夜里突袭式的捕人学校传闻很多，被捕走的人从来就是秘密失踪，失踪者身后所有的问询都不被理睬。那么念痕就不会知道他去了哪里。念痕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会怎样？

他们走到一所房子的拐弯处，碰到从一扇门里出来的人。是中文系的一个教授。他出来是打算在墙角解小手，但一看到焉识一行愣了一下，马上缩了回去。焉识希望他看清了自己，并且会多嘴多舌，把夜里看到的都告诉念痕。最好一早就告诉她，不然她早上来给他做早餐时就会急死。

焉识被关押的地方念痕在一个礼拜后就找到了。念痕想找的门路她怎么都会找到。她带来了换洗衣服和刮脸刀，几本跟政治无关的英文小说。他看她举重若轻地说说这谈谈那，从她又大了一圈的眼睛看出她心里有多焦虑。焉识逗她，说关在里面反而好了，吃饭不愁了，还有足够的时间睡觉。而且监狱是半地牢，有利于防空。她伸手摸摸他的脸，像个大姐感激懂事的弟弟。她临走轻声说她会想法子的。

第二次念痕来的时候，焉识请她带一封信到外面去寄。信是写给上海家里的。焉识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是每月给家里一封信。信要走怎样漫长曲折的路途才能到婉喻和恩娘手里，或者是否能到达，他从来不去想。

“她们收不到我的信，会瞎猜的。”

这是他和念痕头一次共同面对他的现实：他是个上有老下有小的男人。念痕看了看那信的纸张，一个烟盒的内壳。

“她们收到你这样的信，”她拿起那张正反面都写得密密麻麻的烟壳，“还用猜呀？一看就知道你已经出事了。”

“只有这个。还是跟看守好不容易要来的。”

念痕从自己包里拿出一个笔记本，是她用来记课堂笔记的。她撕了两张纸给他，让他以最快的速度再写一封信。不必写那么详细，就写“一切都好，温饱无虑，请勿挂念”的意思就行了。焉识照办了。念痕接过草草写下的信文，随便地折叠一下，看着他。他懂得她的意思：这有多荒诞啊，她念痕充当起焉识和妻子之间的信使来了。

所有从监狱里寄出的信都要经过审查。纸张要被横看竖看，对着光亮看，拆开字句看。所以每次让念痕带出去寄给婉喻的信也无法写什么，连飞涨的物价都不能提，都是对当局不满的宣传。写来写去，无非说说自己的身体状况，痔疮犯了，好了，又犯了；右边肋下有点隐痛，但愿只是肋间神经问题，而不是胆囊或肝脏；重庆太潮湿，因此脚气是普遍的毛病。

念痕为焉识寄这样的家书寄了两年，眼看着念痕的活泼一点点褪去，脸色的光泽一点点钝然。眼睛还是那么大，只是脏东西看多了似的不再清亮。她修了三年的大学课程，拿到了商学院的结业证书，但人的朝气和志趣早已磨灭。1944年11月，日本军队的“一号作战”逼向重庆，重庆又成了失守前的南京。念痕趁机打通了关节，让焉识获释。焉识在半地牢里染上肺病，咳嗽咳了半年，胸腔咳空了，空了的胸部凹进去，又从背后凸出来，身高于是被这一凹一凸弄缩了。

在接焉识的上午，并没有他想象的皆大欢喜。念痕的穿戴比他入狱前华贵多了，走私网络已经被压制，逮到黑市上的投机分子戴笠会枪毙他们。但念痕还是有法子买到各种稀罕物品。营救焉识就是靠黑市上买来的南美葡萄酒，雪茄烟，俄国鱼子酱，日本鳗鱼罐头。接他的时候，念痕找了一部雪佛兰汽车。她在车上拿出一个领带夹，告诉他上面的蓝宝石成色非常好，但她只用三袋奶粉就换来了。

雪佛兰把焉识和念痕送到一个相当豪华的饭店。念痕先请焉识足吃一顿，然后带他上楼，进了一间豪华而脂粉气的房间，茶几上放了一瓶俄国伏特加。他们的夜晚从下午三点开始，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夜里两人起来，一人喝了两杯伏特加。是真货的伏特加。焉识身体给两年的半地牢生活毁了，两杯酒就撂倒了他，醉得如同大病。天快亮的时候，他让念痕给他挤一点广柑汁，用它再调一点伏特加，作为“扶头酒”喝下去。他告诉念痕，“扶头酒”是古人在卯时喝的，一夜病酒，喝了“扶头酒”反而就醒了。在以往，焉识随意流露的杂学都会让念痕非常兴奋，但这次焉识发现她心不在焉。

念痕从学校请了三天假，为的就是能跟焉识日夜颠倒地厮混。焉识身体非常虚弱，多半时间就是他和念痕相拥而卧，一份沉默伴着另一份沉默。

第三天念痕说她要走了。走了？去哪里？去美国。可是，太平洋战争打起来去美国的航路就封锁了。先到澳门，再坐船想办法从南美绕道。去美国做什么呢？去了就知道了，无非读书，要么嫁人。

焉识从枕头上撑起上半身，看着念痕。她二十七岁，做她刚才说的那两件事都有点嫌晚。念痕也看着他。他不应该为她在美国的出路发愁，还是要脸蛋有脸蛋，要身体有身体的一个女人。

“我本来早就想走了。不过你不出来我是不会走的。”

焉识轻轻摸了摸她的肩膀，表示非常感谢。她的激情不在了，不再是没他不可的念痕了。

在他们就要离开饭店时念痕告诉他，从焉识在两年里给妻子写的信中，她所有的妄想都打消了。焉识的信说明了他对妻子、继母、孩子的责任心有多重。他在意他们，对他们守时，守信用。这样的男人是不会跟他的家庭分开的。他默默地承认她是对的。战争是一件混账事，战争让他混账了一场，战争打完，最终他还要言归正传地生活，去和妻子、孩子、继母把命定的日子过下去。战争不也让念痕出入黑市，投机走私品，打开了她在和平时期不会发掘的才能？念痕又说，本来她还寄希望于战争，希望它一直打个不停，打到她和焉识都老了终止，让沦亡的国土成全两个天涯沦落人。但是战争把人都打坏了。人心越来越坏，越来越不如禽兽，衙门里没有不贪污不腐败的人，无耻成了一种正常品行。她对战争厌恶透了；她宁可把焉识还给他的妻子也不要战争了。

“我到了美国，会找一个像你一样的男人。”她曾经的劲头又出来了，那种妩媚的攻击性。这话的意思是，别以为天下就一个你，外面世界大着呢，还会找到一个你的。

“你要是去读书的话，我可以给你写推荐信。就推荐你到我的学校。有我的推荐信学校会重视的。”

“我要是去嫁人你也写推荐信吧？”她脱口而出，笑出一种报复来。她在给他寄那些信时，不好受了两年，现在让他也受一受。

他伤心地笑笑。她马上靠过来，似乎后悔自己俏皮过头了。她把头贴着他的胸口，似乎要给他衣服下皮肉下的心舔舔伤。他想，这女人心眼真好，这几年明明是他对不住她，一直拿她做没有名分的妻子，现在反而成了她在抛弃他，让她反过来顾念他的伤痛。

出了狱的焉识成了无业游民，因为教育部不准他的大学再接受他回去“灌输危险思想”。民族危难，要统一思想，最不需要的就是个人的自由，慢说自由主义这样的西方垃圾。焉识只有暂时靠念痕接济，一面化名写文章投稿，挣点碎银。他笔头很勤，也很快，各种报纸对他稿子的需求量很快就涨上去。一个高中竟然通过报纸来找他去演讲，一次演讲衍生出无数次演讲，最终导致一所国立高中聘请他出任教务长。焉识不久发现，教务长的薪水加上夜里写小品文的稿费，收入反而比原先的教授工资高很多。

1945年春天，念痕要走了。焉识的一切上了轨道，她可以放心走了。现在轮到焉识不放心她，每天一有空就给她讲一堂美国生活和文化课，或者告诉她，东部的火车怎么乘，火车票怎样买，进了餐馆怎样点菜，碰到歧视华人的警察怎么对付。他突然觉得她走得太仓促了，他应该这样给她预习一年。念痕找了门路搭车走滇缅公路，到河内再转去澳门的船。她的心情很好，没有太多的不舍。他想，她比自己坚强，从一场无望的恋爱里已经活出来了。在英文中“爱上”是“Fall　in　Love”，即“陷入爱情”，而不再爱了，用英文来说就是“Fall　out　of　Love”，“落出爱情”，或者“退出爱情”，总之是有个“出”的意思，从一种状态里解脱了，从一段情缘中开释了。没有想到，他俩之间，念痕是先解脱的那个。

第十七节　自首之后

我祖父在西宁自首的时候，其实还是没有他预料的那么洒脱。人再洒脱都会在最后一刻做孬种。当人民警察们朝着他上来时，手枪、手铐刹那间就绪，他差不多后悔了。

就像从1942年到1944年，他在重庆被关押的时候，半地牢里腐烂的稻草和腐烂的生命的气味，长着青黑毛发的地砖，出着冷汗的墙壁，都使他后悔不迭。他满可以钝拙一点，藏起锋芒，少耍点俏皮，良知昧去一些，不管那些管不过来的闲事。他满可以跟韩念痕多过两年没有名分却十分甜腻的生活。

一个礼拜以后，人民警察们把他拉出拘留室，不跟他透露任何处置决议，只把他往一辆警车上拉，他发现自己一点种都没有，身体跟梁葫芦一模一样地向后赖，脚先上了车，脊梁还想在车外多待哪怕一秒钟。他想这次不会再有误会了，一定是直接押上刑场。梁葫芦就是那样被押上刑场的。他背对着警车的门，双膝着地，屁股坐在自己的脚跟上。他的眼睛的余光里，一边一双人民警察的脚，穿着西北的翻毛皮鞋。就在这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的警车地板上，他的记忆明确无误地把梁葫芦当时的脸孔回映给他看：非常奇怪的一张脸，从额头到鼻子都是青白色，剩余的地方还是污垢和日晒造成的乌紫，似乎青白的皮肉是先死了。眼睛也是先死亡的部分。梁葫芦的眼睛最后一定是谁也不认识的，老几跟着他后面，想来个草草的送行，但梁葫芦看不见他，他眼睛已经死了。

警车向前颠簸着，把又成了老几的他往最终的下场载去。

我祖父的膝盖骨磕碰在警车地板上，疼痛得跟碎了一样。他是习惯这种疼痛的，继续在两双翻毛皮鞋之间看自己的记忆播映梁葫芦的下场，因为那是他最新的参照。梁葫芦被枪毙之前，监狱的领导通知了他的弟弟。他最大的弟弟已经十六岁了，刚刚应征。因为梁葫芦即将被处死，公社反而照顾了他弟弟一个招兵名额，并替他改大两岁。弟弟来了后，被安排住在家属区的一间客房里，说好只待两天就回东北继续新兵训练。梁葫芦这时还在做好汉，对邓指说，有啥见的？老子还不是为了给他们争一个白面馍丢老命的？邓指知道梁葫芦比较听老几的话，把正在播种土豆的老几从田里叫回来，说：“老陆啊，组织上给买一张火车票让葫芦弟弟来跟他告个别，都两天了他就是不肯见面。你说说他去吧。”

老几两手的泥巴进了那个单间号子。这间号子一多半在地下，没有窗子，只有个出气孔。一般是惹了大祸的犯人给关在里面，什么也看不见，骂人叫喊都尽管叫，反正谁也听不见。即将处决的梁葫芦一动手脚都叮当响，给他上了最沉的脚镣手铐。老几于是便对着那叮当响的方位说起话来。他没有结巴。一个将死的男孩子配见识一个口才卓越的老几。对着完全看不见的梁葫芦，他说假如他是葫芦的话，绝不会错过跟亲人见面的最后机会。葫芦一声不吭，唯一的响动来自他的镣铐，或者屁股下的芨芨草。过了一会儿，老几又说，谁都为他可惜，不过这是没办法的事。老几还说，梁葫芦这三年对他的好，值得他老几在剩下不长的余生里怀念。

又过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几分钟，葫芦说：“狗日的老几，你他奶奶的不结巴呀？”

老几不置可否。反正梁葫芦就是顾得上揭发他，也来不及了。老几接下去还是尽自己的努力苦口婆心：葫芦弟弟在东北当兵，路上走那么多天，要他老几是梁葫芦，就冲这一点也会去见一面的。

“那你个老狗日的，你是假装的结巴？装了这么多年？”梁葫芦的口气几乎是崇拜的。“你为啥要装结巴？”

……

“为啥？”

“结巴好，嘴慢了，脑子就快了。”

老几想，梁葫芦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反正他的生命所剩的钟点全加起来，已经不到三位数了。

老几钻出那间伸手不见五指的号子的时候，正是晚饭时间。邓指在操场上等着，问老几谈的成效如何。老几摇摇头。邓指对老几摆摆手，让他掉头回去，问问梁葫芦，他弟弟明天一早走了，不见的话有没有什么临终遗言，或者遗物。老几只好再钻回去。临终遗言被老几说成“给你刚当兵的弟弟两句祝福吧”。至于遗物，老几尚未开口，梁葫芦就在芨芨草褥子上打点起来，铁镣响成一片。然后他和老几摸索着交接了东西，老几接过东西，抓住葫芦被冻疮疤痕弄变形的手，他把这只手用力握了握。

梁葫芦给他弟弟和妹妹们留下的是三套棉衣棉裤，已经破旧，是他在监狱两礼拜一次的交易市场以物易物换来的。他的刑期逼近，他每天都少吃一口，用一个馒头或者一碗小米饭换一个帽子或一双袜子，再把手套帽子集中起来，换成一件单外衣，再把单外衣搭上一支钢笔或一双旧球鞋换成棉衣。就这样一截一截地交换，最后给所有弟妹们都换上了棉衣棉裤。他在棉衣棉裤里包了他用沙柳树枝削的弹弓，那是给他最小的弟弟的；用牛骨头磨了个烟斗，说是给大队老支书的，支书照顾了他的弟妹。他还给他妹妹换了一对紫红色的毛线手套。准备这些东西用了他半年时间，现在终于都准备齐了。他唯独没有留下东西给这个当了兵的弟弟。他狠狠地对老几说：“他会稀罕这些？人家升官发财了！”

邓指拿着梁葫芦的遗物，掂量一会，还是决定让老几把事情做完。

“老陆，你最后听了梁葫芦说的话，也别跟我转告了；你就去跟他弟弟转告一下，把他送走就完事。就算组织上掏钱让他来西北玩一趟，啊。”

梁葫芦的弟弟比梁葫芦高出大半个头来，但不像哥哥那么有力量有血性。弟弟读了高小，十四岁就开始给大队记账。他看了看哥哥留下的遗物，眼圈红了。老几瞎编了几句梁葫芦对弟弟的祝福，弟弟听着听着，用涂了油漆一般僵硬闪光的新军装袖口抹开了眼泪。葫芦弟弟的两个口角也发白，跟葫芦一样，从小到大生口疮，不知军队伙食里的营养是否能根治他。

梁葫芦是第二天一早给拉上警车的。据说还要先去西宁，在那里跟一帮被处决的人一块参加个公审大会。梁葫芦给拉出黑号子的时候，所有犯人刚跑出号子准备早点名。本来计划是在早点名之前拉葫芦走的，但他在那黑号子里争拗了十多分钟，一个人有十个人的力气。

老几看着梁葫芦被拉着从犯人队伍前面过去，手和脚给拽到前面，脊梁和屁股往后，腿弓成骑马蹲裆式，脚镣和手铐响得跟铁匠铺搬家似的。所有犯人都半张开嘴，为梁葫芦行注目礼。一个犯人叫道：“葫芦一路走好！”

梁葫芦就在这当口上回过头，老几看到了他已经进入死亡的那部分脸。小凶犯在最后褪尽所有凶残，常年红烂的眼睛此刻是羔羊的。犯人们解散之后，早餐开始了，梁葫芦还没有给拽进警车，一滴滴尿从他棉裤管里漏出来。警察也不硬来，似乎对死囚的垂死挣扎充满理解和同情。人们捧着大盆的青稞糊糊聚向门口，见老几过来，都给他让路。老几看着对开的车门在梁葫芦被塞进去之后关上了，一切挣扎最终归于无济于事。

现在我祖父的背后也是这两扇对开的门，门外，遮天蔽日的一大团西北尘雾。已经进入大荒草漠了，从到处漏风的警车钻进草地和沙尘的气味。在他右边的翻毛皮鞋踢了踢他，问他要不要解手。

车停在一个道班房前，两个警察一边一个架着他的胳膊，等于把他从车上抬下来。只要他不再逃走，他们宁可伺候他。他们替他解开裆间纽扣，扯脱内裤。对此老几也习惯了，不像多年前在重庆被捕时脸皮那么薄，当着几个夜袭者他窘得穿不上裤子。

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警察说，还是个大知识分子呢！在美国留过学，得了博士学位。另一个警察年轻一些，问道：啥叫博士学位？可能得了就是大知识分子，不得就是小知识分子。这下老几窘了：给他们看的不再是犯人老几撒尿，而是陆焉识博士撒尿。

梁葫芦被拖走之后的第三天，邓指把老几带到田边。当时老几在一块田里施化肥，看见邓指的头顶一蹦一蹦地从远处一大蓬骆驼刺后面走来。邓指这样一蹦一蹦地走路不是有急事就是在发火。结果是急事加上发火。他带着老几往田边走，走到犯人们听不见他们讲话的地方。一开口邓指就说：“老几，到底是梁葫芦瞎咬你，还是你就是个狡猾的老狐狸，一直在装蒜？”

他一听见邓指不再叫他“老陆”就明白大事不好。

老几呆呆地看着邓指，然后开了口。

“什、什、什……么？”他心里数着嘴里重复的字眼，看着邓指的脸色，给自己争取时间拿出对策：假如这个政工干部相信了梁葫芦，他该怎么办。

“梁葫芦被处决之前，揭发了一件事，他说你根本就不结巴。你是假装结巴装了这么多年的！”邓指五短的手指从露着棉絮的军大衣袖口里伸出来。

老几问，为什么要假装呢？邓指说他正要问他呢！老几觉得自己的脸还是绷得住的，对自己扮出的懵懂面孔还是比较自信的。当囚犯这么多年，他可以对着指控的人目光笃定，不会像多年前在重庆那样，人家一拍桌子说“没讲实话”他就灵魂溃散。邓指逼不出进一步的结果，便说给他一天时间考虑，如果像梁葫芦说的那样，老几一直是在假装结巴，捉弄政府和领导，他主动交代了，可以从轻处理；假如梁葫芦诬陷了他，那是另一回事。是否争取宽大，看老几自己的表现。他结巴着表达了谢意，感谢邓指给的一天时间，但他还是把它退还给邓指，因为他不需要一天来考虑本来就不必考虑的事实：他真的是个结巴；从陪绑杀场那次就落下了这个孬种毛病。这也不是什么光彩毛病，落下它是没办法的事。

邓指放他回去干活去了。太阳特别大，完全无风，尿素给蒸发起来，在田野上飘着一层奇臭的云烟。他就在让人睁不开眼喘不了气的尿素烟云中，思考梁葫芦最后的一刻是怎么了。

梁葫芦在被绑上粗大的绳索，背上插了打着红叉的名签时，想到一个或许可以自救的办法。犯人揭发其他犯人是可以受到减刑嘉奖的。他就把死里逃生的所有希望都押在这一句揭发上了。第二天就是公审大会，还有八小时他就要登台做最后亮相了，他一边手淫一边想着自己短短的一生：吃没吃穿没穿，连女人都没有过，就只有这个“右手情侣”，所有温柔、乐子都是来自它。他叫来了看守，说自己有一件大案要揭发。看守问他什么大案，他说看守不够级别。看守害怕耽误了国家办大案，连夜叫来侦讯科长。梁葫芦问侦讯科长，假如他揭发了大案，会不会得到减刑的奖励。侦讯科长说当然。谁担保？我担保。你拿啥担保？我拿啥都能担保。讨价还价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侦讯科长烦了，说：“啰嗦个啥呢？没啥揭发明天公审大会见吧！”梁葫芦这才事关重大地告诉了侦讯科长，七大队六中队的那个姓陆的大反革命是假装的结巴；看看，那老家伙隐藏得多严密啊，这么多年都没暴露。第二天一早，梁葫芦还是跟侦讯科长在公审大会上见了。梁葫芦太失望了，问科长的担保咋跟放了个屁似的，屁还臭一阵呢！

老几一面施尿素一面想象着。枪口对准梁葫芦白白无毛的后脑勺时，他会不会觉得特别上当，觉得鸡飞蛋打、赔了夫人又折兵，把老几检举了而自己青白色的脑勺最终还是成了射击的靶心。老几完全能理解梁葫芦的揭发。十八岁一条命快没了，什么都拉扯来保命，这有什么不好理解？他揭发了老几，把老几的麻烦招来了，可命也没保住，这就让老几替他黯然神伤了。老几在入狱的头几年就明白什么都可能给其他犯人拿去保命或立功，所以他用自己的沉默和结巴筑起一圈隐形城堡，谁也别想让他打开城堡的大门。梁葫芦刚来的时候十六岁，把老几孝敬成了自己大爷，老几城堡的墙被他打出一个洞，现在是堵这个洞的时候了。他知道邓指接下去会紧密观察他，会布置犯人或者加工队员监视他，所以他既不多话也不少话，用尽力气地保持轻松。心理学他是懂一点的，人在内心压力大的时候往往话多或吃得多，说话和咀嚼都是减压的。因此他按照自己准确的记忆，沿顺他一贯的语言习惯。大概在三个月以后，他感到自己恢复了邓指心目中可靠的老几形象。因为他再次找老几到他家去帮着修理那只欧米茄。

此刻在警车上跪着的老几听见一个警察对另一个说：老家伙够呛吧？他的同志同意一对老膝盖这样跪一路的确够呛。所以他们共同决定让老家伙坐下来，就地坐在车子的地板上。其实对老几来说，此刻坐着和跪着已经没有什么区别，疼痛早变成了麻木。他坐了半小时膝盖的疼痛才追上来，等膝盖的疼痛减缓，屁股的疼痛开始了。

警车是午饭后不久到达劳改农场场部的。两个警察和保卫科长以及两个保卫干事把老几作为重大差事接过来。交接手续在保卫科办公室办理，老几给关在保卫科隔壁的一间空屋里，屋子的功用就是暂时禁闭或拘留犯人。他能听见隔壁嗡嗡嗡的说话声。老几知道自己的命运正在被嗡嗡嗡地决定。或者说部分地决定。因为根据他逃跑的恶劣性质，他的命运应该在他自首前就部分地被决定了。他还能为婉喻和孩子做点什么？也许写一张离婚协议书？

老几听见隔壁嗡嗡嗡的声音静下去，保卫科长和干事们跟两个西宁警察走出了办公室。走廊上，大家一边告别一边谦虚，强调自己的不是。保卫科长说他们警惕性不强，管理干部的素质训练松懈，造成老家伙的逃亡。警察们说他们警惕性也不强，老家伙混进市里都没有及时抓获他。说着他们就走到了关押老几的这个屋子。警察们打开了老几的手铐，换上了场部的手铐。警察的手铐式样新多了，功能也多得多，外松内紧，越挣扎越吃苦头。场部的手铐比较粗笨，看起来恐怖，戴上去轻松。老几刚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