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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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早已被杀。为什么柯子炎嘴下留情？因为吴春河除了教书识字，对柯还有大恩。当年柯家贫困，吴曾屡次接济，柯母死亡时的一口薄棺，也是吴春河给买的。吴春河已经去了新四军，不在本地活动，不为特务关心，因此柯子炎留了一手。

　　　　柯子炎后来被收入军统，送到一个班次受训，当了特务。抗战胜利后柯子炎被派往台湾，他不知道吴春河也去了台湾。直到此次来大陆执行任务，与钱家人相逢，他才发现吴春河成了钱金凤的丈夫。从心里说，他很不愿意与吴春河相会于抓捕，如果吴春河不改初衷，依然是个共党，最好由别人去对付，不要让他碰上。

　　　　“你杀了我们多少同志？”大哥问，“还会不好意思？”

　　　　“冷酷未必无情。”

　　　　无论要算“我们”还是“他们”，如果今晚吴春河从家里被搜查出来，柯特派员是不是准备放他一马？柯子炎称自己在吴宅门口抽烟时也这么自问。

　　　　“准备手下留情了？”大哥追问。

　　　　“也未可知。”

　　　　“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柯子炎否认。他清楚局势不好，斗胆预言一句，如果没有大的转机，只怕要不了多久，共党就要革命成功，党国江山不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年柯子炎为什么参加共党？因为社会黑暗，国家衰败，生灵涂炭，腐败、贫穷、不公。他当了特务，竭力捕杀，为什么共党分子总是雨后春笋般长出来，抓不完杀不光？因为黑暗、衰败依旧，共党让民众看到光明，寄予民族、国家新生之希望，谁胜谁败不言而喻。但是柯子炎不会因为大厦将倾就放过眼前的共党，为自己留后路，被他抓捕杀害的共党足够多了，加一个减一个对他已经没有特别意义，共党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他死心塌地坐在党国这条船上，这条船陷在大陆，他跟着死在大陆，这条船沉在海里，他跟着沉海，如果这条船万幸还能开走，他也会跟着去。

　　　　“我猜钱长官的心情也一样。”他说。

　　　　大哥不跟他说这个，只要吴春河。看起来吴春河早年是共党，现在依然可疑。今晚劳而无功，不能就此作罢，明天继续查。

　　　　“钱长官为什么跟他过不去？还真有些不解。”

　　　　“不明白？‘剿共’不是你我的任务？”

　　　　“钱长官这个任务于我太沉重。”

　　　　大哥恨恨道：“这种任务他妈的让我轻松吗？”

　　　　柯子炎不再多嘴，看表情不以为然。大哥警告他，无论出于什么缘故，柯子炎不要在吴春河这件事上暗中徇私。吴春河是共产党，电台的事也脱不了干系，这部电台从台湾偷运到厦门，当时吴春河在台湾，是不是他安排送的？是不是他让妻子钱金凤介入的？都得弄明白。电台就是联络，利用电波，通过天空，最先进最便捷最高效的联络，所以不能放过，一定要掌握住。

　　　　几天后，大哥抽个时间，匆匆赶到厦门鼓浪屿，再找颜俊杰。颜俊杰在自家小洋楼里，什么事都没干，桌上一瓶酒，一个酒杯，没有下酒菜。那是中午时分，颜俊杰光着膀子，从早晨醒来开始喝，一直独自喝到现在，情绪颓然。

　　　　大哥问他：“为什么？”

　　　　地上扔着一张当日报纸，头条新闻是《济南危急》。

　　　　大哥说：“到处危急，天天都有，不稀罕。”

　　　　颜俊杰说不危急的更危急。近日东北战场稍显平静，其实酝酿大战，共军置被围长春守军于不顾，重兵南下义县、锦州一带。这是干什么？那一带是东北门户，要是被解放军占领，东北国军从陆路撤离的通道就被有效切断，数十万大军尽入囊中。

　　　　“如此看东北我军胜券在握。”大哥说。

　　　　“是共军，他们。”

　　　　大哥自嘲：“我不是老共吗？”

　　　　颜俊杰悲伤道：“东北一完，华北只怕不保。”

　　　　大哥安慰他：“东北华北都远。那里天气转凉了，你这里还打赤膊。”

　　　　“不会太久了，党国完了。”颜俊杰忽然掉下眼泪，“阿凤已经死了。”

　　　　大哥问他到底哭谁？哭党国，还是哭阿凤？二者是一回事吗？颜俊杰咬定是一回事，人到伤心时，不能不落泪。这些天他足不出户，窝在小楼里，哪里都不想去，除了喝酒，什么都不想做。两眼茫茫，悲痛无边。

　　　　“海军总部不管你了？”大哥问。

　　　　当然不是。近来几天一个电报，让他尽快到台北报到。厦门要塞司令还奉颜俊杰岳父之命，亲自上门查看，催促颜俊杰尽快前去台湾。颜俊杰称病，迟迟不愿动身。上一次大哥到鼓浪屿找他一起为大姐治丧，他已经在收拾东西，但是至今未走。

　　　　“你还是去吧，这样不行。”大哥说。

　　　　大哥劝慰颜俊杰，说天下大势，非人力所能为，想开一点就是了。金凤不幸遇难，他当大哥的心情无比悲痛，但是该放下还得放下，不能陷进去出不来。以酒浇愁，心灰意冷，不如挺身面对。

　　　　“让你去台湾就赶紧去吧。”大哥说，“我有要事拜托。”

　　　　大哥拜托颜俊杰两件事，都是找人。找一个死人，一个活人，死的是他父亲钱以未，活的是他妹夫吴春河，死的活的都跟台湾相关。颜俊杰调台湾任职，加上他岳父在台湾政军界关系多，可以帮上忙。

　　　　颜俊杰是老友，知道钱家故事，这两件事让他感觉奇怪：“钱勇你这是做什么？”

　　　　“时候到了，该找就找。”大哥说。

　　　　他拿了一个档案袋交给颜俊杰，里边装有相关资料，可以提供若干线索。

　　　　“你断定父亲已亡？”颜俊杰问。

　　　　大哥说：“当然。”

　　　　“死人还找什么？”

　　　　“死要有尸。”

　　　　大哥给颜俊杰的资料里，有一张1930年的上海报纸，内有一条消息提及父亲钱以未。那年初秋，钱以未于上海英租界被巡捕逮捕，一同被捕的有七人，他们在那里开秘密会议，事泄落网。租界当局发觉所捕几人均为共党要员，准备移送给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处置，法官判定移送之际，钱以未突然自我暴露，提出他是台湾人，因日本当局通缉逃归大陆。巡捕房立刻与日本领事馆核对，果然不错，此人确在通缉人员名单中。因为这个来历，英租界当局把他移交给日本人，押回了台湾。

　　　　“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大哥说。

　　　　“他为什么暴露底细？说漏嘴了？”颜俊杰不解。

　　　　不是失言，应当是一种求生策略。以当时的情况，如果他被英租界移送给国民党上海当局，则已经死在龙华刑场了。移送台湾情况有别，以日本占领当局通缉他的罪名，无法判他死罪，日本人也很难以他在大陆参加的共产党活动给他加罪，因此被移送台湾可望死里逃生。

　　　　“就此而言，我这个父亲也是大智大勇。”大哥自嘲，“是为钱家家传。”

　　　　报纸上这条消息登载的半年多前，父亲藏匿在厦门家中，每日里让大儿子抱着小女儿在门口为他望风，自己在家与人秘密开会。一日有人急报警察要来抓人，父亲匆匆跑到码头，乘渔船逃离。是大哥借了辆自行车把父亲送走的，事后大哥被警察捕去，吊起来鞭打，查问父亲行踪，大哥咬定“去黑裳仔家吃饭”，那是在戏弄警察。大哥知道父亲去上海，因为分手时父亲提到了，当时父亲有个异常动作：抬手在他头上摸了一下，说了句话：“到上海我给你们写信。”

　　　　这是父亲与家人的最后告别。他没有写信，但是确实去了上海，半年多后他在那里被捕，引渡台湾日本占领当局，后来在台湾销声匿迹。

　　　　“为什么忽然想要找他？”颜俊杰问。

　　　　是因为柯子炎特派员，这个特务被派到大哥那里“协同剿共”，有意无意会提起一些旧事，档案袋里的资料也是他提供的。柯子炎自称刻过字，与钱以未是篆刻神交，邂逅钱家后人，愿意提供所知情况，大哥感觉没那么简单。根据大哥了解，柯子炎及其行动组直接听命于保密局行动处，所办案子相当隐秘，从一些迹象上看，似乎与父亲钱以未有关，一定是柯的保密局上司怀疑钱的家人知道其中秘密，所以派柯追踪钱家儿女。父亲失踪已经多年，他那样性情的人如果还在人世，总会有所消息，久无音信应当是已经死亡，一个死老头值得如此跨海追踪？

　　　　其中必有缘故。大哥与柯子炎周旋，拿父亲“死而复生”说事，打探虚实，同时也要请颜俊杰相助，帮助在台湾找一找，以求了解其中究竟。

　　　　“我不相信他会消失得全无踪迹。”大哥说，“我要找他的最后归宿，死在何时，葬在哪里，墓碑上是什么名字。”

　　　　“找到了干什么？清明扫一扫？”

　　　　不必等候来年清明，找到了大哥会尽快前去处置。他考虑要把父亲的坟平了，墓碑砸毁，墓中尸骨刨出，烧成灰弃于海，让它不再有丝毫痕迹留世。这当然是气话。也许还有其他办法，例如请和尚到坟前做道场，像《白蛇传》里的法海，设法将父亲不散的阴魂镇住，让它不要再出来招引特务，为害家人。

　　　　颜俊杰赫然大惊：“为什么！”

　　　　“也算是告慰金凤吧。”

　　　　颜俊杰不禁满眼泪花。

　　　　大哥寻找吴春河出于同样的理由：金凤之死需要追究。大哥请颜俊杰帮助打听情况，没要求颜俊杰直接找人，因为吴春河与颜俊杰也是故人，彼此间有些故事，不便直接接触。大哥只让颜俊杰有消息通知即可。

　　　　“我到惠安洛阳吴宅搜查过，不在这边，柯子炎那些特务还在继续找。”大哥说，“请你到台湾也找找，总是雁过留声。”

　　　　颜俊杰答应了。

　　　　他问大哥：“澳妹怎么样？”

　　　　“回校上课了，还好。”

　　　　颜俊杰提出想见一见澳妹，他不能单独去，只怕自己控制不住，想请大哥一起去。

　　　　大哥看了他好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他们一起离开鼓浪屿，过轮渡后直接到厦大。澳妹刚下课，他们带着她到校门外一家小饭馆一起吃晚饭，澳妹只要简单的，一碗沙茶面，一碗肉汤。他们在那里陪她吃面喝汤，大哥的卫兵分散在四周，大哥让他们尽量不让澳妹察觉。

　　　　“颜哥还没去台湾？”澳妹问颜俊杰。

　　　　颜俊杰的两手不住发抖，说澳妹跟当年的阿凤简直一模一样。

　　　　当晚大哥回到泉州。柯子炎在师部会议室里抽烟，等着，有事报告。

　　　　“找到吴春河了？”大哥问。

　　　　没发现人，但是发现了电台。特务在他们的技术侦察中查获了电台信号，它已经送到了山上游击队手中。

　　　　“谁把它送上去的？”

　　　　他们分析有可能是钱世康。也许钱金凤被宪兵枪杀前把电台下落交代给他了。

　　　　“要是钱世康知道下落，电台早就上山了，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大哥怀疑。

　　　　柯子炎无语。

　　　　“找到吴春河。”大哥说，“他会知道。”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特殊使命

　　　　特务进门时，我看到母亲两个眼睛里全是怒火。

　　　　她张嘴就骂。母亲骂人有技巧，特务穿着黄色军服，不像上次是黑衣便装，母亲就骂太阳从西边出来，乌鸦换了毛，涂一身大粪还是乌鸦，变不了喜鹊。

　　　　特务组长刘树木管母亲叫“阿婶”，他满脸带笑：“阿婶，有话好说。”

　　　　母亲破口大骂：“死无埋的！你还我阿凤！”

　　　　刘树木分辩，钱金凤之死是宪兵开的枪，不是他们。

　　　　母亲不听，转骂为詈，这时候不需要技巧，往死里骂就行。母亲说老天有眼，打枪的该死的老虎咬恶狗啃油锅炸雷公劈千刀万剐开膛破肚，挺尸去吧。

　　　　刘树木对母亲的詈骂充耳不闻，待她骂够了才说明用意：“我们来请钱玉凤小姐。”

　　　　“你敢！”

　　　　我把母亲拉住，问刘树木：“凭什么抓我？”

　　　　刘树木让我不要误会，他们不抓我，有件事请我相帮。在这里不好说，让我跟他们去，他们的车在巷子口等着。

　　　　“自己去死！”母亲骂，“我们不去。”

　　　　特务说不劳烦老人，就请钱小姐一个。老人家放心，他们保证钱小姐安全。

　　　　母亲抓起门后的扫帚，高举在手里驱赶特务，对方不马上滚开，她就扫帚沾屎，当头痛击，打鬼出门。

　　　　刘树木说：“阿婶不要急，长官手令在这里。”

　　　　“死你长官。”

　　　　“是你儿子。”

　　　　他们真的带有一张字条，是大哥写给母亲的亲笔信，说明让刘树木组长到厦门家中问安，请命澳妹由刘组长护送来泉，有要事相商。明日由他们再将澳妹护送回厦。

　　　　我把大哥的字条读给母亲听，解释了信中的意思。母亲不信：“可是你大哥的字？”

　　　　我看了签名，还有日期，不会错，是大哥今天写的。

　　　　“我们不去。”母亲拒绝。

　　　　特务再三说明，钱长官交代的事不能有误。以往如有不周请多包涵，眼下还宜速速动身，钱长官在那边等着呢，不要让他们为难。

　　　　我感觉奇怪，大哥突然派特务来接我，这是为什么？我在大哥的眼里总没长大，怎么忽然会拿要事跟我相商？大哥要做什么呢？我非常困惑。

　　　　我决定跟刘树木走，因为不能不走。我让特务先出去，在门外等候，不要待在家里让母亲不快活，待我跟母亲说好，就跟他们一块走。

　　　　母亲说：“咱们不管他们。”

　　　　我说：“阿姆别担心，没事。”

　　　　大哥让他们来，事情没办成他们不会走，让他们蚊子似的在这里嗡嗡，多烦人。大哥相请去就去吧。也许大哥那里有姐夫或者亚明的消息？

　　　　母亲被我说服了。

　　　　我上了特务的车，跟着他们到了泉州。一路上他们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不问，到泉州后直接把我送到大哥那里。

　　　　大哥说：“来了好。”

　　　　大哥要干什么呢？他不直接说。时间已是中午，他要我先吃饭。勤务兵给我们打来饭菜，大哥让他们走开，只有我们兄妹俩在办公室吃饭。吃饭时大哥什么都没说，饭后他让勤务兵进屋来。

　　　　“去搞几根台湾仔。”大哥下令。

　　　　勤务兵一会儿就回来了，用麻草扎着一捆甘蔗，每根都有一尺来长，大半截甘蔗皮已经拿刀削光，留下了一小截皮不削，供手握，这就是大哥所说的“台湾仔”。我们这里有两种甘蔗，一种果蔗比较软，好用牙啃；另一种甘蔗比较硬，不好啃，但是更甜，主要用来榨糖，原产台湾，蔗农从台湾引到闽南种植，本地人简称“台湾仔”，即台湾品种甘蔗。大哥知道我爱啃甘蔗，我的牙好，从不怕甘蔗硬。

　　　　我们兄妹一边啃甘蔗一边说话，没说几句我就啃不下了：大哥可不是没事请我吃甘蔗，他是办案子呢，办的是大姐出事之案，他要知道底细。

　　　　“金凤在漳州跟你说过那个皮箱没有？”大哥问。

　　　　我没留意大姐的皮箱，她自己一字未提，直到那天早晨特务闯进旅馆客房把我弄醒，打开皮箱查什么电台，我才发现里边全是我的旧课本。

　　　　大哥说大姐留了个心眼，把跟踪的特务糊弄了。电台让她藏了起来，特务遍地搜查，无处寻找，也不知道大姐是怎么藏怎么安排的。现在这部电台已经给送上山，送到地下党游击队手里了。

　　　　这些事我统统不知道，大姐从不告诉我她的秘密，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

　　　　“她保护你，知道越少对你越好。”大哥说。

　　　　大哥还问姐夫，当天大姐跟我提起过姐夫没有？那种时候大姐应当会交代一些事，丈夫啊，儿子啊，什么都没说吗？

　　　　我记得她提到了亚明，说到要好好活下去。但是没提到姐夫。大姐还跟我讲起父亲，她特地去找大舅问了父亲的一些旧事。

　　　　“不只说这些吧？”

　　　　大哥问大姐是不是交代我，如果出事，无论谁问，只答不知道，什么都不要说？

　　　　“大哥问这些做什么？”

　　　　他认为大姐是对的。出事后我被特务抓去关，受审讯，确实什么都不能说。但是对大哥不能隐瞒，大哥问我这些是为了把事情弄明白，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他，说得越清楚，才会越安全。大哥想知道是谁给大姐报的信，大姐从漳州跑回厦门救三哥，肯定有个人给大姐报了信，这个人就是澳妹，对不对？

　　　　我不吭声。

　　　　特务怀疑是我给大姐报信，我始终不承认，如果我承认，那么是谁把消息告诉我？谁让我来通知大姐？我怎么回答？尽管我不承认，特务还是认定我是信使，大哥显然也不相信我纯属无辜。大哥把我从特务手里救出来时什么都不问，现在忽然亲自要来追查这个，跟那些特务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答应过金凤，保证什么都不说，是吗？”大哥问。

　　　　“大姐没让我答应什么。”我说。

　　　　大哥说人应当信守承诺，如果答应过什么，那就应当做到。所谓一诺千金，有的诺言确是生死相约，无论生死都不能违背。

　　　　“大哥生死相约过什么？”

　　　　“我问你呢。”

　　　　“大哥不能光逼我。”

　　　　他不逼了，让我吃甘蔗，也说说他自己。他身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完成任务。军令非儿戏，军人的任务往往就是赴死，死了一笔勾销，活着就得完成任务。

　　　　“大哥现在有什么任务呢？”

　　　　他要保护我。他告诉我守信与说实话其实不矛盾，主要看面对谁。对特务不能说，对大哥应该说，因为大哥是自家人，了解情况是为了保护我。大姐已经过世了，他只剩下我一个妹妹，失去了大妹，不能再失去澳妹。

　　　　“大哥不要逼我。”我求他。

　　　　他说不是逼，是保护。大姐这件事跟我肯定有关，傻瓜都骗不了，别说骗那些特务。这件事还没完，我太年轻，缺乏经验，自己对付不了，只有他可以帮我解决。我要是瞒着他，一旦有麻烦只怕措手不及，甚至不可收拾。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你就实说。”

　　　　他穷追不舍，究竟是谁让我去找大姐？这个人跟老三阿康是同伙，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我的熟人，二是我认识的人，三是陌生人。他推测最大可能是陌生人，对方安排一个我熟悉的、我认识的人来找我并不难，但是让陌生人找我，对双方最安全。

　　　　“我说得对吧？”他问。

　　　　我终于点了头。很勉强，无可奈何。

　　　　“很好，不相信自己的大哥，你还相信谁？”他鼓励我，“吃。”

　　　　他让我吃甘蔗，同时把情况一点一点从我嘴里问出来。我真不是大哥的对手，他非常自信，胸有成竹，总是能让我说话。我心里很矛盾，如果不是大哥，我可能还被关在牢房里，我亲眼目睹他为大姐之死愤怒不已，对特务痛加收拾，所以我应当相信他。但是他又穿着上校军服，嘴上自称“老共”，实际却跟柯子炎这些特务伙在一起“剿共”，特务逼着我说的东西，他也要我说，特务没能让我招供，他却办到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办了件蠢事，只能庆幸自己确实所知甚少。

　　　　我对大哥讲了教学大楼外把我叫住的陌生人，以及他跟我说的话。

　　　　大哥再次问起姐夫：“陌生人提到吴春河吗？”

　　　　“没有。只讲三哥。”

　　　　大哥总是忘不了查核姐夫。姐夫和大姐是一对，与大姐有关，通常也与姐夫相关，这个道理不错，但是大哥对姐夫的警觉似乎不仅于此。

　　　　大哥问陌生人长什么样子？什么口音？我摇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感觉特别意外，脑子里很乱，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年轻人，模样像学生。

　　　　“后来你是不是又见过他？”

　　　　“没有。”

　　　　“假如再让你遇到，想得起来吗？”

　　　　“应当会。”

　　　　大哥示意我起身，跟他走。我握着啃了一半的甘蔗跟他走到办公室的后窗边，他推开玻璃窗，把我手中的甘蔗接走，塞了一架望远镜给我。大哥这座楼的后窗下是操场，操场围有砖墙，有辆军车停在对面操场边，车下有一群人。大哥让我用望远镜看，我在望远镜里认出矮胖子特务组长刘树木，他站在车下，指挥特务把几个人推下军车，拖到操场边砖墙下站成一排。有一队士兵站在侧面，手持步枪，监控操场。

　　　　我大吃一惊：“大哥这是什么！”

　　　　“没事。”

　　　　这哪里没事！被推下军车的那几个人都是囚犯，都用绳索捆着双臂。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人，都很年轻，有几个头上身上还带着伤。大哥给我的军用望远镜非常清晰，那四个人在我眼前一一晃过，我几乎可以看清他们脸上的毛孔。

　　　　大哥问：“有那个人吗？”

　　　　我非常意外，当即把望远镜放下不看，同时抗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别管大哥做什么，澳妹说实话。”他说。

　　　　操场对面那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很特别。

　　　　十几天前，有一个中年人从台湾高雄坐轮船来到厦门，在厦门一座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晚上，而后离开厦门去了同安。同安县城外二十里地有一所乡村中学，位置比较偏僻，中年人搭乘一辆载客自行车去了那所中学，当晚留宿在学校里。

　　　　那天午夜，有七八个偷袭者悄悄越墙而入，从外头跳进学校，摸进中年人所住客房，却不料中年人非常警觉，听到动静立刻从床上翻起，从房间后窗跳窗逃出。偷袭方早有准备，在后窗下埋伏了两个人，中年人一落地就被两个设伏者按在地上。

　　　　中年人极强壮，趁着月光拳打脚踢，竟然反过来把两个对手打趴于地。其他偷袭者听到后窗打斗动静，迅速赶过来，中年人转身往围墙边跑，几个偷袭者在后头紧追。那围墙有个缺口，袭击者怕中年人越墙逃出，一起举枪射击，中年人身中数弹，被打死于围墙下。

　　　　当晚的偷袭者是柯子炎手下特务，由刘树木带领行动。被特务打死的中年人从高雄上船后就被跟踪，从厦门到同安，一直跟到那所中学。追踪中刘树木发觉中年人行动忽然有些异常，可能对跟踪有所察觉。担心他寻机逃跑，便于当晚发起偷袭，想捉个活口，不料意外生变。中年人被打死后，特务迅速转移尸体，消除痕迹，周边居民都听到当夜学校响枪，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务悄悄着手调查，发觉这所中学为马来亚华侨捐建，捐建者于三十年代初出国，时为左倾分子，怀疑为共党地下人员，出洋躲避追捕，在外经商获利后回乡捐建中学。该校存有许多疑点，从一些迹象看，很可能是此间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特务密捕了学校门房，严刑拷打，门房否认自己与地下党有涉，却提供了一些情况，包括从几张照片中指认出钱家老三钱世康，称老三曾经到过这里。特务不动声色布下大网，守株待兔，紧密监视那所中学，期望有所收获。几天后有四个年轻人来到该校，被特务密捕，就是操场围墙边站的那四个。四个年轻人都自称来自厦门大学，其中有学社会学的，学国文的，到乡下搞田野调查。特务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认为可疑。

　　　　“让你来认一认。”大哥对我说。

　　　　现在我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了，是要寻找让我当信使去漳州找大姐的陌生人。我是厦大学生，这个人很可能也在厦大，有利方便行事。厦大地下党员不会少，跟我谈话的陌生人混在这四个被捕同学里的概率并不高，让我来认有如瞎猫找死老鼠，但是柯子炎认为不妨一试，大哥赞同。

　　　　我拒绝认人。我不是特务，我不能对同学干这种事。

　　　　“大哥自己说过，让我好好读书，别管其他。”我说。

　　　　大哥并不愿意我掺和，但是事实上我已经掺和了。他让我放心，今天这样安排，我可以看清楚他们那几个人，他们谁也不会看到我。

　　　　“其实你是救了这位同学，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说？特务已经在那所中学里杀掉一个中年人，被逮住的这四个下场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没有从中认出谁来，他们都会被严刑拷问，柯子炎一伙对他们不会客气。如果问不出什么，四个人会被押回厦门，交当地警察局进一步审讯，警察局里可能有他们以往参加共党活动的案底。警察会把他们往死里打，哪怕屈打成招，不弄成共党不会罢手。他们会是什么下场？秘密枪决。非常时期不需要法庭和律师，拉出去站成一排，像现在这样靠在墙边，行刑队举枪射击，这就了了。如果我在他们中认出哪一个人，大哥会把他留下不送，如果这个人愿意合作，可以保他不死。

　　　　“你这是救命。”大哥说。

　　　　“让他当叛徒！”

　　　　“是合作。”

　　　　“大哥怎么可以让我干这种事！”

　　　　“我不能让你大姐白死。”

　　　　我拒绝听从，不再拿起望远镜。

　　　　“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认出谁了？”

　　　　我拒绝回答。

　　　　大哥注意到刚才我很紧张，望远镜抓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他认为这四个人恐怕并非跟我完全不相干，无论认出哪一个，无论是不是让我当信使的人，尽管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四人里确有一个我认识，不是让我报信的陌生人，是高我两级的一位男生，他不一定认识我，我却知道他。去年冬天，有一次学生集会，他在操场上撒传单，很可能确是学生地下党员。但是此刻我可以一边啃甘蔗，一边指认他吗？我不知道能相信大哥多少，认出他，会不会反是引特务注意，把他送上死路？如果我不认，会不会真如大哥所说，几位同学都将被送回厦门，死路一条？

　　　　我没有办法，我把望远镜一扔，放声大哭。

　　　　“澳妹！”

　　　　“我要回家。”

　　　　“这是正经事！”

　　　　“我要阿姆。”

　　　　我不再合作，不认人，不否认，甘蔗也不要了，一味胡搅蛮缠，要求大哥立刻送我回厦门。我不愿意卷到这种事情里，我害怕。

　　　　大哥生气：“你不能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在他的办公室又哭又闹，折腾不休。我胡闹起来，大哥就不再胸有成竹，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气得要命，最终一摆手把我送走。

　　　　回程与柯子炎同行，柯特派员去厦门有事，他亲自送我回家。

　　　　“毕竟是钱家人啊。”柯子炎说，“小的不输大的。”

　　　　他当然不是由衷夸奖。

　　　　他在路上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