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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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家中老妈子照料，每天无所事事，喝酒泡茶，迟迟不走。

　　　　“我他妈急什么。我这种人于家于党国本就可有可无。”他说。

　　　　他有难言之隐，大哥心知肚明。

　　　　按上峰要求，此刻颜俊杰应当在台北了。他一拖再拖，不急着走，心不在焉。大哥今天来得正好，颜俊杰早想一起聚聚，老人家，阿凤澳妹，一起吃个饭吧。他告诉大哥，前些天他在码头上意外见了金凤一面，时间很短，没说上几句话。这两天应酬多，还没抽时间上门去看看，就趁大哥回厦门一起聚聚。

　　　　大哥咬牙切齿：“没有了。”

　　　　他把大姐死讯告诉颜俊杰，颜俊杰失声叫唤：“不可能！”

　　　　“可以乱说吗？”大哥大喝。

　　　　颜俊杰呆若木鸡，张着嘴说不出话，突然“哇”一下哭出声来。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你帮忙。”大哥说。

　　　　他们一起离开鼓浪屿，过海料理后事。大姐被葬在山间一处幽静之地，颜俊杰的父亲早年曾在这里买有一块墓地，老人家几年前死于印尼雅加达，留葬南洋，厦门这块墓地没有用上，此刻给了大姐。

　　　　颜俊杰在大姐遗体前难以自持。

　　　　大哥一向果断，当天将大姐下葬，送葬的只有他和颜俊杰两人，以及他带来的副官和卫兵。按照本地习俗请了“土公”，下葬仪式从简。母亲还寄寓泉州，大哥不接她到场，担心刺激太大，老人家受不了。大姐的丈夫与孩子此刻不知去向，澳妹另有麻烦无法前来，死者则宜尽快入土为安。

　　　　“我是大哥我做主，先这么办。”大哥说，“需要的功课以后另补。”

　　　　大姐墓地附近有一座尼姑庵，他们请庵里的尼姑为大姐做道场。庵主一听死者才三十岁，她念阿弥陀佛，说：“可怜。”

　　　　颜俊杰又是泪流满面。

　　　　大哥问颜俊杰漳州军警界有没有熟人。颜俊杰称认识那里一位保安副司令，是他岳父的门生，前天还到厦门找过他。

　　　　大哥说：“走，跟我去一趟。”

　　　　颜俊杰一听澳妹钱玉凤此刻陷在那里，即大骂：“他妈的，谁干的！”

　　　　大哥说：“先把人弄出来再说。”

　　　　他们直扑漳州城。

　　　　颜俊杰找了保安副司令，那人不敢怠慢，只问需要怎么帮忙。大哥没多劳驾，只让他写个手谕，派个得力人员随他们一起去处置就可。而后大哥、颜俊杰一行赶到位于城西的一个看守所。所长一看有来头，不敢马虎，十分合作。

　　　　大哥查问澳妹钱玉凤，所长找出记录。钱玉凤身份是厦门女大学生，因涉嫌共党地下活动，被保密局一个行动组于漳州捕获，押于本处，按行动组要求单独关押，作为特殊犯人，待遇从优，但是禁止与审讯人员以外的任何人接触，谨防共党分子渗透。

　　　　“我这个共党分子能不能见？”大哥问。

　　　　所长尴尬道：“听长官命令。”

　　　　大哥不让所长为难，说既然可以审，不能见，那么不妨审一审。钱勇这个共党自家来审只怕别家认定有私，因此不妨会审。

　　　　“哪个特务管她？”

　　　　“是刘组长。”

　　　　“刘树木？矮胖个儿？”

　　　　“是他。”

　　　　刘组长的行动组近期驻于城西杨公馆，距此不远。大哥让所长立刻派人去请，就说本所发现共党嫌疑试图与钱玉凤联络，怀疑是其同党，请速来协同处置。

　　　　几分钟后刘树木带着一个人匆匆走进所长办公室。一见大哥和颜俊杰，还有一屋子副官、卫兵，刘树木并未表现出惊讶。

　　　　“是钱长官。”他还记得大哥。

　　　　大哥没有理他，只让所长提审犯人。

　　　　“钱长官能否稍待片刻？”刘树木请求。

　　　　为什么要等？刘树木解释说，保密局行动处一位长官莅临，在九龙旅社召集各情报部门负责人开会，柯子炎特派员去面见上司。已经通知他赶过来。

　　　　“他来干什么？”

　　　　柯子炎曾预先交代，钱长官这两天会来提犯人，到时候他要来会会钱长官。

　　　　“听说柯特派员冷酷，不知道他还能掐会算。”钱勇冷笑，“让他见他的长官，咱们先不劳驾，后会有期。”

　　　　澳妹被押到所长办公室。她穿着囚衣，身上却收拾得很整齐，不像通常囚犯蓬头垢面。一见大哥和颜俊杰，她先是一愣，继而放声大哭。

　　　　大哥呵斥：“不要哭。”

　　　　刘树木说：“钱长官，能否容我先报告？”

　　　　“说。”

　　　　刘树木称他们已经查实，钱金凤伪造上司手谕，劫走共党要犯钱世康，被击毙于厦门万石岩一带。事前钱金凤出差到漳州，怎么会知道其三弟被捕？是其妹钱玉凤从厦门专程跑到漳州告知的。钱玉凤从哪里得知消息？谁策动她来找大姐？毫无疑问，其身后操纵者为共党地下组织。因此认定钱玉凤涉嫌参与共党活动，将其拘捕。

　　　　大哥问澳妹：“这个事你跟他怎么说？”

　　　　澳妹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她不是共产党，没参加过共产党活动，也不认识谁是共产党。她到漳州玩，听说大姐也来了，跑到旅馆找大姐，当晚跟大姐睡在一张床上，大姐给她吃了安眠药，她睡得昏昏沉沉，直到第二天被特务从床上抓起来。她不知道大姐什么时候离开，去了哪里。

　　　　刘树木声明：“她没讲实话。”

　　　　大哥喝道：“我知道谁假。”

　　　　大哥当堂分析：如果澳妹是共党或受共党策动，那般紧急时刻，想必不会躺在旅馆床上无所事事，等刘组长的便衣来抓。刘组长未能捕到共党，倒把无辜女孩抓来充数，这是玩忽职守。澳妹为厦大学生，无端关押于狱，摧残身心，耽误学业，很不应该。她在家里最小，上有母亲，哥哥姐姐，全家大小，谁都要她一心读书，不想让她卷入是非。刘组长滥抓无辜，只怕逼得大家都要去投共党，别说这么个小女孩。

　　　　刘树木不服：“即便不是共党，知情不报须以通共论罪。”

　　　　大哥问：“我拿什么罪论你？”

　　　　“通共大案，钱长官徇私不得。”

　　　　“论你嘴硬罪。”大哥决定。

　　　　他宣称上峰有令，要他把自家事情收拾清楚，所以他亲自带人前来核查情况，以便据实禀报。澳妹钱玉凤这件事看起来大体清楚，应立刻据实处置。

　　　　忽然门口传来一声：“钱长官认为该如何处置？”

　　　　柯子炎声到人至，出现在所长办公室门口，身后跟着两个便衣。人未进门，他就把大哥的话接了过去。

　　　　大哥问：“这个人是谁？什么东西？”

　　　　大哥是装腔。他记得刘组长，怎么会把柯特派员忘记？

　　　　刘树木硬着头皮介绍：“是柯特派员长官。”

　　　　“杀我大妹，抓我母亲，追我三弟，拘我澳妹，就是他吗？”大哥大声问。

　　　　柯子炎说：“钱长官有所不知。”

　　　　柯子炎称自己奉上峰之命率行动组人员执行任务，从一开始就严令一条：无论如何，要活的不要死的。他本人号称“血手”，办案从不留情，该杀谁下手就杀，绝不犹豫。但是这一次他需要活口，死人于他无用，因此只抓不杀。钱金凤拒捕，被宪兵射杀，事出意外，不是他能控制。钱家人痛惜不已，他也感同身受，极度懊恼，只怕对上峰无法交代。钱母被抓属于保护性应急措施，本来就是准备问一问放人，没打算跟老人过不去。钱家小妹钱玉凤从厦门赶到漳州报信，导致事态恶化，背后肯定有共党地下人员策动，本该深究。念及她年幼无知，救兄心切，上当受骗，他们也没亏待她，囚禁期间甚为优待。坦率说，之所以还把钱玉凤扣在这里，就是要等钱长官驾到。既然钱长官来了，愿意奉送一份见面礼，相信有助消除误会，以后才好见面共事。

　　　　他当场签批一张条子，解除拘禁，释放澳妹钱玉凤。

　　　　“这样可以吧？钱长官？”他问。

　　　　大哥冷笑：“我该说什么？谢谢柯同志？”

　　　　柯子炎回答：“彼此。钱长官不必取笑。”

　　　　柯子炎称自己与大哥有缘，接下来只怕还会叨扰。大哥说柯特派员已经把钱家翻个底朝天，全家老小抓个遍，只剩他一个没抓，所以还要叨扰？柯子炎请大哥包涵，任务在身，有所冒犯也是不得已。他不是跟谁过不去，如果只为抓一个钱世康，或者闽南山沟沟里“土共”游击队区区一部电台，不需要他从台湾过海跑到这里。

　　　　“那么柯特派员要干什么？”

　　　　他让大哥不妨把他视为帮助，或能彼此相得也未可知。

　　　　大哥不跟他多说，匆匆离开，与颜俊杰一起把澳妹带出看守所，上车动身。

　　　　颜俊杰提醒说：“这个姓柯的相当诡异，看来没完，来者不善。”

　　　　大哥不怕，说世间人多的是小聪明小胆大，罕见大智大勇，他钱勇自认为可算一个，所谓“钱勇钱勇，大智大勇”。他这个人号称“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经历如此惨烈，一个柯特派员又能如何？

　　　　颜俊杰忙制止：“别乱说！”

　　　　大哥不笑：“自己人无妨。”

　　　　颜俊杰返回厦门，大哥带着澳妹回到泉州驻地。

　　　　他不问谁策动澳妹去漳州找大姐，让澳妹也别把应付特务的那些话搬来应付他。不管澳妹参与了什么活动，赶紧住手，不要再干了。家里刚刚死了一个人，不要有人再去送死，否则母亲哪里承受得起。

　　　　澳妹“哇”一下哭出声来。

　　　　到了泉州，大哥让卫生队的女兵给澳妹理发，把她两条辫子剪掉，修成短发，找了件合身的军服让她穿，军服上钉了一副上尉军衔。

　　　　澳妹抗议：“我不穿这个。”

　　　　“你大姐可以，为什么你不行？”大哥训斥。

　　　　他让澳妹擦去眼泪，收拾清楚，领她去见母亲。母亲老眼昏花，见到澳妹时大吃一惊，一时误以为大姐还魂，好一阵瞠目结舌。

　　　　“金凤，是你吗？”她问。

　　　　澳妹大哭：“我是玉凤。”

　　　　母女俩拥在一起，抱头痛哭。大哥立于一旁，恨恨不已。

　　　　第二章　生死相约

　　　　大哥。33岁。国民党某师副师长兼团长，上校军官。

　　　　战火情深

　　　　我大哥钱勇不像大姐，他的身份从未让我困惑。我知道大哥是什么人，我不知道的只是他要做些什么。

　　　　大哥生性自信，流于刚愎，他这种性格直接得自父亲的遗传，有如大姐的急性子直接出自母亲。我听说我们的父亲也是非常自信的，他什么都有理，任何时候都是对的，对自己坚信不疑，大哥跟他一模一样。如同大姐与母亲间持续紧张，大哥对父亲的怨恨久已存之，这种怨恨由于其自信而显得异常坚固。

　　　　听母亲说，父亲最后一次回家时，我才一岁多，父亲常要大哥抱着我站在我们家门外巷子边五脚距管门。我特别会哭，让心事重重的大哥烦透了，满腹是火。那时他大约十三四岁，已经是巷子里的孩子头，让他抱一个小女娃，百无聊赖站在家门口，当然很不情愿很不痛快。母亲对大儿子一向偏心，她认为抱小孩本是大姐的事，生大姐就是要让她带弟妹，因此母亲总要大姐从大哥那里接管抱小孩这件尴尬工作。父亲会呵斥母亲，逼着大哥抱我，因为父亲自有安排：他在家里跟一些来去匆匆的人说话，商量事情，大哥抱着我在门口望风。一旦动静异常，大哥会用力捏我胳膊，让我痛哭，用这种办法给父亲他们报信。

　　　　所以我还在幼婴之际就和大哥一起客串了父亲的秘密活动。细究起来，我只能算是客串，大哥却属参与，他还未成人，却已懂事。父亲不让大姐望风而倚重大哥，可能因为大哥略大几岁，比较警觉，胆子也大。当时我还太小，印象不深，不记得大哥抱着我在家门口晃来晃去的情景。大哥因为这些事受父亲牵累，差一点被警察用皮鞭打死的往事我也懵然不记，长大后才从家人那里知晓。

　　　　那件事发生在父亲逃离厦门当天黄昏，一队警察突然搜查我们家，追捕父亲。警察在家中翻箱倒柜之际，大哥从外头回家，几个警察把他按在大门边，给他上了手铐，拿脚踢他。大哥当时还只是个半大孩子，居然张嘴敢骂：“干你姆黑裳仔！”土话“黑裳仔”本义是“黑衣服”，街巷小孩拿这话骂穿黑制服的警察。

　　　　警察打了大哥一个卫光，追问：“钱以未去哪里？”

　　　　大哥说：“去你家吃饭。”

　　　　他又挨了卫光，被警察拖出门逮走。母亲抓着大哥不放，骂警察不得好死，小孩也不放过。警察把母亲推到一边，说共党要犯钱以未的匪崽，生来就不是好东西。钱以未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在就抓小子。

　　　　大哥给关进牢子。警察抓他这个小孩也不是无缘无故，他们知道所查钱以未潜藏厦门家中期间，不时召集共产党地下人员秘密开会，钱以未的大儿子钱勇常在巷口望风，替老爹把门。钱以未逃离厦门，也是当儿子的用自行车把老爹送到码头。以这两项论罪，钱勇年纪不大，已经参与秘密活动，算个小共匪了。大哥被逮走当晚就过了堂，警察用绳子把他吊在屋梁上，轮流拿皮鞭抽他，要他招供父亲下落，大哥被打得遍体鳞伤，死去活来，却始终嘴硬，自始至终就是那句话：“去黑裳仔家吃饭。”

　　　　警察不得不服，说这个臭小子不打死，迟早是党国祸害，跟他老爸一个样。但是那一次他们没把他打死，因为小孩毕竟是小孩，嘴巴硬知情少，往死里打终究也打不出个屁。大哥被放出来时已经走不动路，被人用担架抬出看守所，他在担架上居然还嘴硬，一边呻吟一边不住骂娘：“干你姆黑裳仔！”

　　　　三年后，我四岁那年，大哥离开了厦门。家无父亲，大哥本应坚守岗位，承担起父亲留下的职责，让母亲有一个帮手，让我们弟妹有一个依靠，体验所谓“长兄如父”是怎么说的，但是他自行离家出走。时为1932年，大哥十七岁，在我家附近自行车铺当徒工，学修车。这一年春天闽南很不平静，因为“闹红”，本地人称“红军反”，即红军造反。时有大批红军部队出闽西而下，声势浩大，攻占漳州等大片区域，据说接着将进攻厦门。当局调兵遣将紧张应对，英国军舰驶入厦门湾，声称保护鼓浪屿租界，有钱人则四散而逃以避风险。

　　　　大哥悄悄离家之前跟母亲透了点风声，说师傅让他出岛办货，时间可能会长一点，母亲不要牵挂。他给母亲留了四块大洋，说是补贴家用，让弟妹读书。母亲非常吃惊，因为大哥当时还是徒工，不到有工资可拿的时候。后来母亲总是心里不安，认为大哥是为了帮她养家，拿了人家的钱，不得不偷偷溜走。师傅不是让他出岛办货吗？也许是让他办货的款？他看到家中艰难就把它留下了？母亲总是从小处着眼，注重相关细节，她不明白大哥出走实为大事。

　　　　大哥跑到漳州去做什么？他在那里参加了红军。

　　　　日后大哥私下里自诩为“老共”，当过红匪，杀过白狗，说的尽为实情。大哥提起这段往事时还会牵扯父亲：“就是因为他。”这般归咎于父亲似乎有失公允，他跑到漳州投红军完全是他自己的主意，其时我们的父亲早已不知去向。但是大哥坚持把这笔账算到父亲头上，因为父亲让他早早介入他们的秘密活动，有意无意把他带上了一条路，让他小小年纪惨遭横祸，差点死于警察鞭下。“黑裳仔”预言大哥如父亲一样，迟早是党国祸害。有了这么些故事和仇恨，大哥不投红军还去干啥？

　　　　红军占领漳州一个来月，而后撤回闽西。撤退前抽调一批骨干，把几个地方游击队合编为一支部队，留在闽南打游击，大哥被编在这支部队里。红军大部队走后，这支小队伍遭数倍之敌围剿，接连几场恶仗，伤亡惨重，队伍几近毁灭，却又顽强重起，始终没给打散，坚持数年。直到中央红军撤出闽西赣南，长征去了陕北，这支部队还在自己一块地方游击，苦斗不休。

　　　　大哥走遍了闽南山地，经历了所在部队几乎所有大的战事，从战士一直当到副连长。战斗中他曾几次负伤，最严重的一次几乎丧命：突围中一颗迫击炮弹在他身后爆炸，他的脊背被炸花了，一块弹片从左后背打进胸部，卡在一根肋骨上，肋骨断了，只差一点就伤及心脏。受伤后他浑身是血，人事不省，只剩一口气，几个战士抬着他跑，躲避追兵。跑着跑着他醒过来了，头脑冷静，言辞坚决，命令战士把他放下，不要再抬着跑，因为根本跑不动，白军追上来大家都死，即使跑得脱，只怕没到安全地方，他已经给颠死了。他让战士把他放进路边山沟一个土坑，拿点枯枝树叶丢在身上，让他们赶紧先跑。危急中没有更好的办法，战士只能听从，给他留了一匣子弹，匆匆离开，准备待敌军撤走后再来接应。分手时几个战士都掉了泪，觉得回过身要做的恐怕只是为大哥挖坑埋尸了。

　　　　这几个战士撤离中遭遇伏击，全部被打死于山下。敌军还放火烧山，山间能动善跑的山麂野兔被烧死无数，如大哥这样的重伤员，哪还可能逃脱，却不料他居然没死。第二天上午，有好心山民经过那条山沟，听到有人呻吟，发现血肉模糊躺在沟里的大哥，把他背下山送至附近一个乡村土医生家里。土医生一看伤情，知道是给炮炸的，肯定是共产党游击队的人。他没吭声，用普通的剪刀和钳子为伤员取出弹片，拿青草药敷遍全身。两天后大哥醒来，才知道自己一脚踏进鬼门关，居然又抽身转回了人间。

　　　　他承认自己可能得益于父亲。父亲当年曾被人暗杀于漳州，谁都认为他已经死了，他却奇迹般死而复生。父亲的求生意识和生命力超乎常人，儿子看来不差。

　　　　这次负伤让大哥遇到了一个女人。

　　　　闽南乡村有一种竹编用具，名叫畚箕。该用具前部敞口，后有背挡，两侧编有耳朵，多用来装运土石、垃圾和猪牛粪，可用双手提畚箕了耳朵搬东西，也可以在畚箕上串绳子，用扁担挑。大哥遇到的女人姓朱，叫畚箕，与这种农家用具同名，是乡村土医生家的女儿。土医生有二儿一女，两个儿子一聋一瘸，都不成才，女儿是父亲主要帮手，上山采草，洗锅煎药，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碰上需要接骨正骨的病号，也是她帮着压头按脚，给父亲当下手。土医生给大哥治伤时她在一旁忙碌，把剪刀、钳子放在炭火上消毒，按紧伤员的身子让父亲钳弹片。等大哥清醒过来，给他喂饭喂药也是她，她比大哥小两岁，这年刚满十九。

　　　　她偷偷问大哥：“你是红军？”

　　　　“你怕吗？”

　　　　她不怕。当医生谁都治，不管红的白的，治得好积一分德，治不好只能怪命。

　　　　大哥不愿待在土医生家中，让他们设法送他走。白军还在这一带“清剿”，来来去去，一旦听到风声，进村搜查，他活不成，连累医生一家也脱不了干系。

　　　　朱畚箕问：“你想死啊？”

　　　　大哥伤成那样，能往哪里送？红的跑得不见影子，难道送到白的那里去？朱畚箕年纪不大，却有主意，她跟父亲商量，让自己的聋子弟弟帮忙，用一架竹椅把大哥抬走，于半夜无人之际悄悄送到村子后山藏起来。后山是村人祖宗的墓地，山坡上有一些老墓塌了，墓洞里空空荡荡，可以藏得下人，足以挡风避雨。大哥在山地打游击，什么样的宿营地都住过，钻墓洞却是头一回。

　　　　说来也险，大哥藏进后山墓洞的第二天，一支保安队进驻村子，封山进剿，朱畚箕家住了一个班的士兵。保安队在村里一共驻扎五天，五天里，朱畚箕每天都找个机会悄悄出门，到后山给大哥换药，送吃送喝。她告诉大哥自己挺害怕，白军把村里人看得很紧，她出门就像做贼似的，感觉好多眼睛盯着她。

　　　　大哥怕不安全，交代她不要再来了。

　　　　“你怎么办？”她问。

　　　　“你不要管。”

　　　　第二天她又悄悄到了后山。她在家里坐立不安，总觉得墓洞里的人伤口在化脓，肚子饿扁了，人快不行了。咬咬牙还是冒险偷偷跑来。

　　　　有天送饭时，住在家里的一个兵起了疑心，在后边尾随。朱畚箕在后山墓地里兜圈子，把大兵转迷糊了，这才钻进大哥躲藏的墓洞。大哥一看她满脸惊吓，心知不好，两个人挤在狭窄的墓洞里，大气都不敢出，一声不吭，静悄悄一直坐到天黑。听听四下里没有动静，除了乌鸦叫，鬼都不出声，朱畚箕这才起身，偷偷回家。

　　　　次日一早保安队突然开拔，离开了村子。

　　　　朱畚箕跑到后山，对大哥说：“昨天真把我吓死了。”

　　　　她跟大哥非亲非故，本可不必多管，但是心里实在放不下。从大哥血淋淋抬进家门那天，她就非常不忍。她父亲眼神不好，大哥背上的弹片还是她从骨头缝里硬拽出来的，她看到大哥大汗淋漓，陷于昏迷，知道他一定疼死了，但是不叫一声。她没见过这么硬的汉子，没见过伤成这样的人还能活转过来。

　　　　大哥说：“不是我命大，是我碰上你了。”

　　　　他告诉朱畚箕，如果命不该死，活下来了，他要娶她。他俩心惊胆战躲在墓洞里，只怕被外头的大兵发现那时候，他听到她的心在怦怦跳，他忽然认定了。

　　　　她笑：“我愿意吗？”

　　　　“你愿意。”

　　　　“你拿什么娶我？这个死人洞？”

　　　　大哥给抬进他们家时，满头满身是伤，只有两只脚光溜溜不带血迹。大哥的脚板大，脚皮厚，赤裸裸露着十个脚指头，让她一下子记住了。闽南乡下人劳作水田，加上贫穷，农人很少穿鞋，来来去去都打赤脚，有如山间猴子。红军游击队看来也差不多，弄双草鞋穿都难。

　　　　大哥说总有一天他们不必再打赤脚，也不必在墓洞里躲藏，他们会取得胜利，那时候他们会有鞋子、房子，有地，有牛，什么都会有，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他们受伤牺牲就是为了这个。

　　　　大哥在墓洞里藏了近一个月，身体稍微恢复就离开，重返红军游击队。他让朱畚箕等着，他一定会回来娶她。

　　　　1936年底西安事变爆发，其后国共两党开始谈判，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隔年初夏，由于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系，大哥那支游击队的领导与围剿他们的国民党部队谈判，达成停火协议，游击队先就地改编为抗日义勇军，待联络到上级后再定去向。几天后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大哥他们奉当局之命，穿上人家提供的军装，离开游击区来到山下一座县城集中，驻扎于城中大庙里。次日清晨部队到大操场集合，号称点名发饷，却不料被预先埋伏好的国民党部队团团围困。

　　　　大操场周边十几挺机枪虎视眈眈，杀气腾腾，由于寡不敌众，力量悬殊，打起来将全军覆没，游击队领导命令大家不要抵抗，等候上级交涉解决，全队被人家缴械。

　　　　这个事件轰动一时，大哥的命运为之改变。

　　　　事件当天，大哥他们两手空空被押回大庙。当晚部分游击队员在连排干部带领下，利用对方看管的疏漏和地形、天气之便分批徒手逃离。大哥带着十几个人趁夜潜出大庙，跑到县城边，脱离了险境，但是他没有继续逃走，他安排带出来的战士先行上山寻找队伍，自己掉头，大步流星返回县城。

　　　　大哥再入险地，因为朱畚箕陷在县城里。

　　　　大哥曾发话要娶朱畚箕，但是伤愈归队后一直远遁内山与敌军周旋，无从相见。红军游击队与宿敌停战，下山前往县城之前，集结于游击区边缘，离朱家所在村庄不远。当时大哥连队有个战士夜行军中一脚踏空掉下山涧，摔断了手骨。游击队条件很差，缺医少药，伤者没能得到有效救治，伤情越发严重。大哥为之焦虑，借部队驻扎之便，带上人跑到朱畚箕家，上门拜见救命恩人，也为受伤战士求医。不凑巧朱畚箕的父亲自己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他问了情况后说：“这个事畚箕可以。”

　　　　朱畚箕跟着大哥到了游击队驻地，为伤者看了病，开了药。当晚她留在游击队驻地照料伤员，次日游击队出发前往县城，她也跟着走，去县城为父亲抓药，到县城后跟游击队机关几个女干部住在县城另一地点。次日清晨游击队集中大操场时被包围缴械，大哥在现场没见到她，怕她遭逢意外，放心不下，不惜再返险境。

　　　　还没找到朱畚箕，大哥就撞到对方巡逻队，被五花大绑关进了牢房。

　　　　审讯中大哥臭骂对方，说游击队受骗遭遇包围，没有拼死抵抗，不是怕死，是因为大敌当前，日寇威逼，不该再打内战。这些游击队员都是枪林弹雨中出来的，国难当头，打日本最用得上，不应当受到迫害。

　　　　审讯者追问大哥是否打算重新“上山为匪”？大哥说如果想跑他早就在山上了，轮不到让他们来审问他。

　　　　“为什么跑回来？谁要你回来？什么任务？”

　　　　大哥说是老天爷派他回来，任务是当囚犯，候审听判。

　　　　大哥被关了一个月，而后与没能逃脱的战友一起被编入一个“补充营”，押送泉州一带，在严密监视下修工事，做苦工。大哥在游击队里是副连长，在“补充营”也被他们指定为副连长，因为这批前游击队员不好管，大哥才指挥得动。在此期间，经上级与当局抗议、交涉，游击队被缴枪支终被送还，闽南游击队集结编入新四军，离开福建前往安徽。从大庙逃脱回到游击队的人员大都进入新四军北上抗日去了，大哥这一批没有逃脱的人却被封锁消息，始终扣在“补充营”，阴错阳差留在国民党部队里。

　　　　大哥回山找到了朱畚箕。

　　　　游击队被围那天，朱畚箕没到大操场集中，她去县城的药铺抓药，在那里听说游击队出了事情。她在县城躲了两天，满耳朵都是游击队员被杀被关的消息，却没有大哥的音信，无奈独自回山。回家后她哪里都不去，一心等着大哥，认定大哥不会死，一定会来找她，没想到真的等到了。

　　　　大哥说：“我娶你，说到做到。”

　　　　朱畚箕成了我们的大嫂。

　　　　大哥十七岁离家出走当红军，五六年时间音讯全无，突然间穿着军官制服从天上落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女人，我们一家人的惊讶可想而知。母亲见到大哥时骂不绝口，一句一个“打枪的”，也就是“挨枪子的”“该杀的”那个意思。大哥流了泪，要母亲谅其不孝，母亲泣不成声。

　　　　这年我满十岁，已经懂事。我知道母亲骂归骂，心疼归心疼，她哪里舍得让自己的大儿子去让人毙掉。这个大儿子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