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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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连长先后去了县城师部驻地。

　　　　三哥说：“还得抓住症结下力气。”

　　　　所谓的“症结”就是师部政训室主任王鹏。王鹏有特务背景，其管辖的政训室负责政治审查，包括防范共产党渗透。前任李师长在时，已经基本同意给涂营发装备，但是王鹏说涂营里边的人比较杂，先搞清楚吧，装备就此搁置。查逃兵事件之后，王鹏对涂营更加另眼相看，因此得想办法攻他。

　　　　涂万冈去师部，直接找王鹏，请求王长官亲临工兵营视察，帮助下属解决困难。王鹏没推辞，一请就到，次日带着一伙军官驾临海边。

　　　　“我看看你们工兵营都藏着些啥。”他说。

　　　　涂万冈说：“再没有逃兵了，全营官兵都是良民。”

　　　　涂万冈领着王鹏视察营房，看士兵训练，汇报部队政训进展，请长官训示。

　　　　涂万冈给长官递送一个档案袋，内有本营花名册和官兵审核材料。王鹏打开来看看，立刻收进他的大皮包，称回去后要仔细研究。

　　　　这袋子里装有一条美国烟，还有一根金条。

　　　　当晚涂万冈在食堂设宴招待长官。操办这顿饭的是下士阿康，他一早带个车子跑到镇上采买，肉鱼蛋菜香烟威士忌以及金条都是他搞来的。为了让王鹏吃出味道，三哥自己下厨，亲自抄锅铲，果然王鹏感觉大异，发现涂营里藏龙卧虎，起码火夫强于他人。王鹏一快活想把火夫带走，三哥急中生智，浑身发抖，当面抓烧裤裆，像是身患性病，奇脏无比，这一招起了作用。

　　　　王鹏走后，涂万冈松了口气，对三哥说：“哎呀，我的脚都抖。”

　　　　三哥笑道：“保证鸟主任从此不来涂营吃菜。”

　　　　他要涂万冈趁热打铁，第二天再去师部找王鹏要枪，把两个连长一起叫上，坐在那里，非要到不可。

　　　　涂万冈依计行事，第二天早早动身去了师部。当天下午，几个军官押着两大卡车装备，兴高采烈回到了兵营。

　　　　三哥很高兴，因为向胜利前进了一步。

　　　　当晚他们秘密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枪已经到手了，可以考虑把队伍拉回去，加强游击队力量，也动摇敌人军心。根据涂万冈听到的消息，为应对解放军迅速南进，本兵团近日可能重新部署兵力。他们可以在调防中寻机把部队拉走。

　　　　三哥说：“我还有一件事要办。”

　　　　第二天上午，两个逃兵回到了涂营。

　　　　这是所谓“开小差”七人中的两个。两人报称他们并不是想开小差，只因为班里同乡鼓动，想家了，不告而别。回黄狮坑后看过家人，几天就待不下去，因为家中一贫如洗，只能吃糠咽菜度日，想一想还是当兵有饭吃。一起回去的另几人家境比他们好，日子过得下去，因此留在村里，只他俩返回了部队。

　　　　一连长下令将这两人关禁闭，安排可靠亲信看守，自己即动身，直接跑到师部向王鹏报告。王鹏立刻给远在厦门的柯特派员打电话报信，同时命特务连派人随一连长赶到涂营，把这两个逃兵带到师部来。

　　　　“两个小子可能是‘土共’。”王鹏说，“没枪就跑，一听说发枪就回来了。”

　　　　特务连的人赶到涂营，却不料两个逃兵已经趁看守疏忽再次逃跑。一连禁闭室后边的窗子不结实，两个人把窗子里的一根铁条卸掉，越窗而去。未发现有谁协助他们逃跑，这两个人在本连当过兵，对驻地环境包括禁闭室结构都非常熟悉。

　　　　当天黄昏，柯特派员带着行动组人员赶到了晋江县城。

　　　　王鹏非常懊恼，责怪一连长太笨。如果先设法稳住逃兵，不急于关他们禁闭，两个逃兵可能不会感觉到危险，不会这么快就拔腿再逃。

　　　　柯子炎说：“抓紧搜查，他们跑不远。”

　　　　当晚特务连在涂营驻地附近村镇行动，四处搜捕。王鹏则在县城请柯特派员一行吃饭，等待消息。这顿饭一直吃到半夜才散，特务连的搜捕一无所获。

　　　　柯子炎说：“再找吧。”

　　　　柯特派员和行动组人员下榻于师部客房，师部住址在县城外围，征用了当地一所学校，学校周边一些民居被用为营房，其中一个老宅作为临时客房，旁边就是特务连驻地，有哨兵警戒。客房本是民居，宅内没有厕所，大小便得出门到外头茅房。此间乡村民居茅房非常简单，多直接建在大粪坑边，茅房地上横有两条木踏板做蹲位，四边用石块垒三堵矮墙，留一面空墙供如厕者进出茅房，空墙边钩一支细竹竿，竿上挂一块麻布为遮拦物，设施堪称简陋。

　　　　行动组当晚暂住于临时客房。由于饭吃得晚，天气又热，喝酒喝汤较多，晚间免不了要起身解手，凌晨时分柯特派员出门去茅房，解完手返回房间时意外遭到暗算：有两个人埋伏在近旁，没留神间突然一跃而起，当头将人击昏，用一条麻袋整个套住，抬上一辆板车，拉着就走。

　　　　这是三哥他们干的，所谓“逃兵归队”为三哥一手策划。三哥说过，柯子炎在涂营等他，他也可以在那里恭候。柯子炎试图通过抓这几个逃兵追踪抓捕三哥，三哥就通过他们回敬，把柯特派员套进了麻袋。

　　　　一捆麻袋神不知鬼不觉拉出营区，送到附近村里，解开来一看不对，麻袋里套装的这个人个头矮胖，却是刘树木，行动组刘组长。

　　　　“柯子炎呢！”

　　　　柯子炎有事，饭后连夜离开晋江县城赶回厦门，刘树木留下来，准备第二天带人继续查索两个逃兵，他住进安排给柯特派员的客房，代替上司成为三哥的俘虏。

　　　　三哥感叹：“柯特派员不好抓，跟我有一比啊。”

　　　　刘树木供出了一些内情，听来非同寻常

　　　　被柯子炎这伙特务在同安那所乡下中学杀死的中年人大不一般。中年人来自台湾云林，是个乡村木匠，日据时期曾被征召入伍，以日本兵的身份驻扎印度尼西亚，战后回家重操旧业，是个非常平凡的草根人物。一如无数乡间百姓，其生平经历没有特别显眼之处，包括被迫入伍参战，都是当年许多台湾人所经历的。这样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台湾人怎么会不吭不声突然扔掉他的锯子和凿子，坐着轮船跑到对岸一所中学去跟闽南地下党接头？因为他接到了一个指令，一句暗语。事实上该木匠早在日据时期就是地下反日人员，后来奉命停止活动。当年他得到一个暗语，一旦暗语传来就恢复活动。将近二十年时间里，木匠始终像在睡觉，直到暗语忽然传来，他带着久藏身边的一枚“觉醒”印章到海峡对岸那所中学去接头。整个传递过程为预先设计，其中有若干环节，每个节点上的人只须向预定方向传递消息，不需要知道其上下线是谁，也不知道所传暗语代表什么内容。如此隐秘的联络为何被特务发现？云林县这位木匠的上线是台东县一个会计，同样休眠了近二十年。接到恢复活动指令后，会计把上线传来的暗语下传，同时报告了特务。这会计早已变节，为特务控制。

　　　　按照特务掌握的情况，这些人员当年暂停活动，是因为台湾地下抗日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日本人加紧镇压，为保存力量以备东山再起而暂行隐蔽。隐蔽指令是从上海传递过来的，在上海作具体应变安排的是钱以未。钱以未落入日本人手里后，日本人千方百计想从他嘴里把情况弄出来，钱始终不说，这批地下人员得以保存。

　　　　三哥觉得不可思议：“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安排还有用？”

　　　　情况确实大有变化，所以中年木匠“觉醒”而联络失败。但是钱以未还有第二手、第三手安排，总有一条可能联系上。刘树木供称保密局对这一部分隐蔽于岛内的旧日抗日地下人员非常警惕，因为与共产党相关，而且尽是台湾本地人，多在民间草根，埋藏很深，时间很长，基础厚实，有号召力。如果他们逐一“觉醒”，并且与大陆恢复联系，会成为很大威胁，为此必须深挖，切断这条连线。

　　　　“除了这个木匠，你们还发现其它‘觉醒’者吗？”

　　　　“目前还没发现。”刘树木说。

　　　　如此看来，找到大舅家的台南那位客人躲过了特务。

　　　　还有不少疑点需要了解追查，但是三哥没有时间了——赵尚义派人送来紧急情报：涂营奉命准备调防，情况异常，清阿康速归。

　　　　刘树木被捆成一粒粽子，塞回麻袋秘密押送游击区。三哥赶回涂营。

　　　　涂营平静如常，不显异样，实际上无比紧张，营部大门紧闭，里边乱哄哄的，都在擦枪支收行李，烧纸张弃杂物，电话铃一遍又一遍响个不停。

　　　　一见三哥回来，涂万冈赵尚义两人松了口气。

　　　　“阎王怎么下符？”三哥问。

　　　　师部命令涂营明日开拔，出发的具体时间等候命令。

　　　　“去哪里？”

　　　　不知道。只是命令所有人员集中留待原地，不得离开营区。

　　　　附近几处驻军并没有接到调防命令，奉命准备开拔的只有工兵营。涂万冈担心命令里有陷阱：是不是逃兵归队事件出了破绽，或者本营有谁于不慎中忽然暴露，敌人准备下手？接到命令后，涂万冈和赵尚义两人紧急商量对策，觉得即便确属正常调防，也得提防。如果给调到陌生地点，不能得到游击队接应，很难独立支撑，如果敌人强化控制，甚至拆散涂营，结果难以料想，因此不如果断行动。涂、赵二人已经秘密安排各连排骨干做好准备，到时候一声令下，就解决对手，控制部队，把队伍拉走。目前还要等待正式调防命令，如果命令未下而本营开始动作，敌人发现异常就会群起攻之。

　　　　三哥说：“咱们需要有几套方案。”

　　　　三哥派人悄悄前去涂营驻地附近小镇，把老伙计和陈中搬到营部应急。

　　　　老伙计不是人，是电台，由孙力澳妹等人护送上山，为游击队与南下解放大军联络立下功劳的电台。这部电台跨过海峡，下过水井，与钱家人结有不解之缘，因而被三哥叫做老伙计。游击队已经有了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带来的新电台，领导让三哥带老伙计下山，潜藏在涂营附近小镇地下交通站，以便及时联系，迅速报告情况并接受上级指示。联络员陈中就是早先厦门警备司令部军需处的司机小陈，随三哥上山后改行当了电台报务员，因为山上不通公路，游击队暂时没有汽车可开。

　　　　次日开拔命令未曾下达，涂营官兵守在营房待命，白天连着黑夜，直到凌晨。涂万冈打电话询问究竟，师参谋长重复原命令，让工兵营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这他妈搞什么鬼？”涂万冈发牢骚。

　　　　三哥说：“沉住气，看他们搞。”

　　　　第三天上午有了新情况：工兵营开拔命令没有下达，周边几支部队却接到了命令，相继离开各自驻地，集结到涂营所在小镇。运兵卡车轰隆轰隆开来，荷枪实弹的敌军进驻涂营附近的所有山头，涂营被团团包围，置于数倍于己的枪口之下。

　　　　涂万冈和赵尚义非常不安。

　　　　三哥开玩笑：“把咱们当肉包馅啊。”

　　　　敌军调动异常，部队集结周围，肯定有其原因。会不会因为捉了刘树木，惊扰了敌人，涂营底细为敌所知，要用优势兵力包围解决？三哥认为不太可能，捉刘树木的计划十分周密，柯子炎确知是三哥所为，但是并无理由怀疑涂营。眼下涂营周围阵地尽被对方占领，却没有发动进攻的迹象。因此自己不要轻举妄动。

　　　　下午，师部的命令终于下达。不是命令涂营缴械投降，是命令立刻出发，与集结到小镇周边的其它部队一起开拔，下海。时海面上开来了几艘军舰。

　　　　三哥与涂、赵面面相觑。

　　　　涂营驻地临海，离开这里的道路分别向北、向西和向南，向东是大海，无路可走，因此他们预测的调防和撤退都通过道路。小镇靠海，有一处小渔港，却没有可供大型船只停靠的码头，所以他们没有考虑可能从海上调防。

　　　　此刻无法拒绝离开，海边到处是敌兵，工兵营这一两百号人势单力薄，打起来必被消灭。服从命令则将陷入困境，丧失了利用调防拉走队伍的机会。事发突然，已经没有时间向上级请示，只能自己拿主意，走一步看一步。

　　　　赵尚义很紧张：“想把我们拉到哪里？会不会去台湾？”

　　　　这不是没有可能。

　　　　三哥下了决心：“上船。”

　　　　他让联络员陈中乔装离开驻地，迅速返回游击队汇报情况，他自己留在涂营。此刻涂营面临局面非常复杂，不能丢给涂万冈和赵尚义，他必须在这里指挥应对，完成任务，他的任务是胜利。

　　　　由于大船无法靠岸，小镇周边这些部队必须乘坐渔船出港，到军舰停泊处靠舰，于海中通过舷梯登上军舰。渔船数量不足，工兵营人员分数批次登船，直到黄昏才全部上了军舰。军舰鸣笛出发。涂万冈和赵尚义透过舷窗眺望渐渐远去的陆地，直到大海和陆地被夜色笼罩，他们的表情都极其凝重。

　　　　三哥让两位不要紧张，有一句老话叫“车到山前必有路”，哪怕一万座山冈，也有一万条路。现在到了海上，除了海水没有路，怎么办呢？有一个办法，小时候母亲教他的，很简单，就是哭爹叫娘：“阿姆啊！”

　　　　他当然是开玩笑。

　　　　第五章　绝境穿梭

　　　　老三。25岁。中共赣南地下游击队敌工队长，国民党某工兵营火夫。

　　　　三哥从天而降

　　　　我总想三哥阿康靠什么呢？他这个人有本事，总能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他靠什么？肯定不是靠哭爹叫娘，或者好运气。

　　　　我们家四个孩子里，三哥阿康最为特别。特务柯子炎曾经用“鹧鸪鸽子混一窝”表示过怀疑，他真是看出些区别，这里边的确别有缘故。

　　　　我一直记着三哥给我的第一印象：一头乱糟糟的黑发一根根竖起来，每一根头发似乎都在滴汗，湿漉漉满头是水，一对眼睛在眼眶里骨碌碌转，眼神很特别，很警惕很提防，还显出无助与紧张。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记住这个，初见二哥时他九岁，我才五岁，那个年龄的孩子很难记住什么，但是我留下了印象。

　　　　那天上午，大约九点来钟，有人打我们家门，大姐去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人，年纪不大，渔民打扮。大姐问来人找谁，来人问这家人姓钱吗？大姐点头。来人又问主人是钱周氏吗？娘家叫周菊花。大姐说那是我们母亲。来人点点头：“这就对了。”

　　　　“你是谁？”大姐问他。

　　　　那人没回答，转身走到一旁，拉出躲在柱子后的一个小男孩。

　　　　大姐跑到屋里，把母亲喊到厅里见客。母亲看到来人和小孩，心知情形异常，顿时沉下了一张脸。

　　　　来人是台湾渔民，他给我们带来的小孩也来自台湾。几天前这年轻渔民的渔船从台北起航厦门，有一个熟人带着这小孩跑到港口找他，给了点钱和一张字条，请他帮助把孩子带到厦门交给母亲。

　　　　年轻人拿出那张纸条。大姐拿着纸条左看右看，她已经读中学了，纸条上的字竟然一个也认不出来。母亲见了着急，喊道：“是你阿爸！反看！”

　　　　大姐醒悟，赶紧把纸条反过来，对着天窗透进厅里的光，从纸条背面读。这一看就明白了，纸条写的是我们家住址，母亲的姓名，还有小孩的名字，他叫做钱世康。

　　　　母亲知道这是父亲写的，父亲会刻字，印章上的字必须反着刻，印到纸上才是正的。父亲让人带一张反写纸条，不是存心不让大姐看懂，是告诉母亲纸条出自他手。

　　　　“这是谁家小孩？”母亲问来人。

　　　　“你们家的啊。”

　　　　“瞎说！”

　　　　年轻人茫然，称自己受人之托帮助捎带小孩，其它事情并不清楚，听说小孩的父亲吃官司，给日本人关在监牢里，小孩的母亲得了重病，前些时候死了。小孩的父亲从监牢里交代这个地址，吩咐把小孩送到厦门这边。

　　　　“阿康，过来认一认。”年轻人招呼小孩。

　　　　小孩不过来。从进门起，他就蹲在厅边一根木柱脚下，低着头不吭声，无论怎么招呼都一动不动，聋了一般。

　　　　年轻渔民说这小孩脾气倔，不像其它小孩乖巧听话。从台湾带过来让他费好大劲。小孩会咬人，像小狗，在渔船上闹腾过，他被小孩咬过一口。

　　　　母亲打断他：“小孩的阿爸是谁？”

　　　　“叫钱以未。”

　　　　母亲当即大骂：“死鬼！死鬼！”

　　　　年轻渔民吃了一惊，忙不迭起身，连声道别都没有，匆匆出门离开。

　　　　小孩给丢在我们家里。

　　　　那时候三哥钱世康个头瘦小，不像通常八九岁小孩。他死死蹲坐在我们家厅边木头柱子旁，一声不吭低头听大人说话，偶尔抬起眼，骨碌碌转着眼睛看屋里大人的表情，我们家和家里的人于他都很陌生，遇到陌生人他显得紧张。大人说的话他不一定都能听懂，对自己的处境却很清楚：他给丢到这个木头房子里了，这里的人让他感觉异样，他也让这里的人很不安。

　　　　年轻渔民走后，母亲在屋里抹眼泪，大声哭泣，口口声声痛骂：“死鬼！”骂的当然不是把小孩丢到我家，自己逃也似的跑掉的年轻渔民，她骂我们的父亲，在母亲的语汇里，“死鬼”多为我父亲独自享有。

　　　　三哥阿康进家门时，我们的父亲已经离家三年多了。三年多前大哥用自行车送父亲去码头，帮他逃往上海，大哥为此被警察抓去，吊起来差点打死，父亲则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一晃三年多过去，父亲居然用这种方式对我们显露踪迹，让我们知道他在台湾，被关进日本人监狱。他居然还给母亲送来一个台湾小男孩，这小男孩居然已经有九岁大，是他跟别的女人生的。

　　　　这件事对母亲刺激极大。日后她不许我们在家里提及父亲，似乎我们家从来就没有父亲的存在，其情绪之强烈，持续时间之长，与父亲的另一个女人，也就是三哥钱世康的生身母亲有莫大关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人究竟怎么回事，只知道她确实曾经存在，所以才会有三哥钱世康，才会有青年渔民的那张纸条。

　　　　所谓鹧鸪不是鸽子，三哥的长相跟我们家的其它孩子确实不太一样。但是他有一个高颧骨，与我们如出一辙，仅此颧骨，母亲认定他是父亲骨肉。时间上也吻合：我早夭的二哥钱海宁在广州出生当年，我们的祖父在台湾过世，父亲从广州匆匆回台湾奔丧，在台北被日本占领当局抓住，追究往昔的“叛逆”罪。后来他被放出来，一年多后才逃出台湾回到厦门。显然他在这段时间里在海峡那边有了另一个女人，以及三哥。父亲已有家室，出于什么原因还要在台湾另立家庭？他对母亲从不提起，讳莫如深。那些年他在各地奔波，出现在厦门家中的时间屈指可数，出于职业习惯和生存需要，他一向守口如瓶，母亲对他的许多事情懵懵懂懂，无法知晓，这使母亲一再为他所连累，也一再因为确不知情而逃脱灭顶大灾。无论他向母亲隐瞒多少自己的危险事项，母亲都能容忍，隐瞒另一个女人和孩子却让母亲无法接受。

　　　　现在他从日本人的监狱里托交这个孩子，不惜对母亲和家人暴露自己的这一隐秘。估计他已经没有其它办法，只能这么办，否则这孩子将寄人篱下，流落街头，甚至死于非命。他在交代把孩子送到大陆时，肯定想到了母亲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三哥进家门的第一天，一直蹲在厅旁柱子边，在那里静静目睹母亲的伤心哭泣与气愤詈骂，感受自己给这个家带来的突然震撼。那一天二哥钱海宁不在家，我这个五岁小女孩傻傻地站在小男孩面前，好奇地看着这个蹲在地上，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陌生人，看他头上短短的黑头发。天气闷热，小男孩会出汗，他的汗水悄无声息地从头发里冒出，顺着脸颊流淌下来。大哥已在此前一年离家投红军，大姐十五岁，早就有了大姐头风范，知道在母亲因为种种特殊情况无法履行职责的时候，充当母亲的替补。此刻母亲无所事事，只顾坐在一旁垂泪，骂死鬼，大姐适时掌握起局面。

　　　　“饿不？”她跟小男孩打招呼。

　　　　小男孩看着她不说话。

　　　　大姐去厨房抓了块蒸地瓜。看到小男孩两只手十个爪子脏兮兮的，大姐拿了块湿毛巾给他擦手，然后让他吃地瓜。

　　　　母亲伤心够了，起身去做中饭，没答理小男孩。饭做好了，母亲招呼大家吃饭，大姐问：“那个呢？”母亲不吭声。大姐便自己做主，跑到厅里喊小男孩，让他洗洗手到厨房吃饭。小男孩不响应，既不回答，也不起身，死蹲在柱子下边不动。

　　　　母亲说：“不管他。”

　　　　大姐装了一碗饭，夹两块咸菜头，放到小男孩面前。过一会儿再去看看，地上丢着一个空碗，小男孩把那碗饭吃光了，碗沿不剩一粒米，舔得干干净净。

　　　　大姐很惊讶，说这小孩真是小狗？小狗也会汪汪啊。

　　　　直到黄昏那会儿，母亲才终于缓过劲来，放下了对父亲的种种不满与委屈，注意起已经在厅里蹲坐了一天的不速之客。母亲到厅里看小男孩，眉头顿时皱紧。

　　　　“这么臭。”她很不满。

　　　　小男孩坐渔船从台湾来，渔船上腥味大，加上淡水少，洗不了澡，身上衣服上的气味可想而知。我们家的木屋潮气重，巷子里通风不好，又是闷热夏季，小男孩一进门就出汗，满头满脸湿漉漉，身上哪会不臭。

　　　　母亲喊小男孩去洗澡。小男孩不吭声，蹲在那里一动不动。

　　　　母亲骂了他：“要死啊，去洗。”

　　　　小孩就是不去。母亲生气了，伸手去拉，小男孩居然在她指头上咬了一口。

　　　　“臭孩子！”母亲大怒，“不信没你办法！”

　　　　她把大姐喊来帮忙，一起制伏臭孩子。大姐劝告母亲算了，小男孩臭就臭点，也不碍事，何必逼他？母亲生气道：“懂个屁！会生病的！”

　　　　她们俩合作，把臭孩子从地板上拖起来，抬出前厅，拉到厨房后边的天井。小男孩拼命挣扎，伸手踢脚，不肯就范。过厨房门时他紧紧抓住门框，大姐掰开他的指头，把他弄过厨房门。出天井时他又抓着厨房后门不放，母亲把他揪开，他滚在地上，两手紧紧抓住井边洗衣石盆不放。

　　　　母亲没再揪他。洗衣盆边放着我们家的水桶，水桶里恰有一桶水，母亲把水桶提起来，将满满一桶水全部浇到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连衣服带人被浇个精湿。

　　　　一桶凉水下去，也许因为舒服了，小男孩忽然松开手，放弃了抵抗。

　　　　母亲吩咐大姐：“把臭衣服给他扒了。”

　　　　大姐帮着母亲给小男孩脱衣服。脱到小裤衩时她害羞了，下不了手。母亲大声骂她：“怕什么，是你弟弟。”

　　　　她们把他脱光，洗了个凉水澡。洗澡前他是个臭孩子，洗过澡他就成了我三哥。

　　　　后来三哥告诉我，那天母亲和大姐把他拖出前厅时，他满地打滚，又踢又咬，跟他死死蹲在柱边一样，都因为害怕，怕她们把他从家里赶走，丢到大街上去。

　　　　三哥成了我们家的孩子。他是父亲的儿子，却不是我母亲生的，因此他在我们家属于另类，从母亲那里得到的待遇跟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家的孩子哪一个都是在母亲的责骂中长大，早就习以为常，只有三哥例外，母亲对他网开一面，初进家门时为了洗澡，她骂过他臭孩子，而后几乎从不骂他。

　　　　三哥在厦门上了学，他的脾气倔强，不太合群，加上刚从台湾回来，说话口音不同，常遭其它孩子耻笑。三哥因此不断跟人打架，拳打脚踢加上牙咬，有时打得人家哭爹叫娘，有时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种事要是放在我们身上，早让母亲骂死了，但是母亲不骂三哥，她骂死鬼。有一次三哥被打得鼻青脸肿不敢回家，母亲闻讯带着我去小学校找，没找着，再到渔港各条巷子里搜，最后在海湾边一个货仓外找到他。母亲没说他半句，拉着胳膊把他带回家，拿毛巾擦掉他脸上的污垢，用红药水给他抹伤口，一边料理一边掉泪。

　　　　“死鬼啊，死鬼啊，看看你儿子吧。”母亲咒骂。

　　　　三哥哭了，承认自己不该打架，但是他受不得欺负。

　　　　母亲说：“我没怪你，我怪死鬼。”

　　　　三哥伤成那样，母亲非常伤心。只怕三哥这种脾气会吃大亏，头破血流不要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日后死鬼责怪，她拿什么交代？她劝告三哥心里有气应当忍住，不要只想动手动牙齿，实在忍不住可以喊“阿姆啊”，她会听得到的。

　　　　我认为这一招对三哥不管用。女孩可能不一样，例如我，我不用母亲教，生来就会，一旦遇到委屈，一哭就喊阿姆，绝无半点扭捏。男孩子怎么可以？哭爹喊娘只会让人笑话，三哥脾气倔强，他是不会喊的。

　　　　但是他已经把母亲记在心里。

　　　　三哥初进家门时咬过母亲一口，很快却成了我们家最孝顺的孩子。他到来的第二年，我二哥钱海宁跟人下海捞鱼虾，不幸死于大潮，我们家另外两个男子汉都不在家，父亲在台湾监狱，大哥在红军里，三哥迅速从天上掉下来的臭孩子变成了钱家硕果仅存的男子汉，其主要标志就是孝顺母亲。小小年纪，他懂得每天早起，跑到天井那边，从井里替母亲打洗衣水，让偌大一个洗衣石盆满装井水。这个活原本归大姐做，大姐是大姐头，要帮母亲生火做饭洗晾衣物，事情多照料不过来，三哥就成了打水帮手。当时他个头还小，力气也小，从井里打桶水气喘吁吁，母亲看不过去，责骂大姐说：“让你弟当小长工要死人。不累死他，死鬼也把我骂死！”

　　　　可是三哥死活就是要当小长工，有如初进家门时死活要蹲坐前厅柱子下。三哥这种人想干什么，最好都顺着他，很少人有他的办法。渐渐地我们都习以为常，三哥果真成了我们家的小长工。

　　　　母亲感叹：“自己生了四个，不如别人生的一个。”

　　　　三哥是我们家最称职的男子汉，他孝顺母亲，听从大姐，对我这个澳妹爱护有加。他不嫌弃我，无论他去哪里，只要我想跟，总会带上我，不管别人会不会笑他带个拖油瓶。天上掉下一个三哥，我得益最大。

　　　　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个小男孩欺负我，在巷子口拽我的辫子，喊我“臭妹”。三哥看了大怒，也不多说话，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得小男孩大叫。这小男孩不好惹，家里有五个兄弟，都是街面上的混混，小男孩一叫，几个兄弟一起围过来。三哥以一当五跟那几个混混打，我在一旁吓坏了，大哭，喊叫：“阿姆啊！”有街坊跑去家里报信